唐詩的詠史與觀政

「詩可以觀」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命題，由於受傳統的政教型文化制約，「觀」先被鄭玄釋為「觀風俗之盛衰」（《論語集解》引鄭語），後被朱熹解作「考見得失」（《四書集注》），被賦予了專門的「觀政」意義。「觀」風俗與「考」政事，所據當然是反映現實的詩歌，《詩經》的國風、小雅，漢樂府的民歌，多屬此類。唐詩為「一代之文學」，杜甫有「詩史」之譽，白居易作諷諭詩，前者廣涉政事，後者更是直接言政、觀政。此外，唐詩中還有大量的詠史詩，其中也不乏具有觀風俗、考得失價值者，在擴大了觀政詩的外延同時，又深化了「詩可以觀」的理論內涵。

一、見出知入，觀往知來

詩以「詠史」命名，始於班固，所詠為緹縈救父事。魏晉南北朝所作漸多，名篇有左·思《詠史》八首，陶淵明《詠荊柯》，顏延之《五君詠》等。因有一定的創作積累，到蕭統編《文選》時，已將「詠史」單列為一類。但是，這些作品或寫古人、古事，或借古詠懷，極少可見借古鑒今之意。

唐代建立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基礎上，唐太宗深知「載舟之水也覆舟」的道理，能從容納諫，造就出以清明政治為基礎的「貞觀之治」。由於唐代推行進士制，後又行詩賦取士，煥發出詩人的從政熱情，也使之在關注現實政治同時，又繫心歷史，因此，留意古代治亂興亡之道，樹立治世良吏能臣的榜樣，歌頌扶危濟困的人物，抒發懷才不遇之感，是詩中常見的內容，也使得詠史詩有很大的發展。

唐詩的歷史意識特彆強烈，懷古成為重要的創作題材，「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孟浩然《與諸子登峴山》），幾成一種「集體無意識」；與此同時，不是「萬事翻復如浮雲，古人空在今人口」（岑參《梁園歌送河南王說判官》），而是詠史以求鑒戒的創作漸興。《列子·說符》云：「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隨著唐人詠史詩的發展，也體現、發揮了觀往知來、借古鑒今的作用和意義。

唐人的詠史與懷古詩常有混稱，此處不辨。應注意的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班固《西都賦》），懷古、思古幽情通向歷史，是詠史的前奏，是必要的感情準備，而詠史則進而作「蓄念」的理性思索，因此，以史為鑒的目的出以借古言今、古今對照的形式，確是「詩可以觀」的涵義開拓和合理延伸。

雖初唐時期就不乏詠史詩，而以之負起觀政之責，卻是陳子昂，此後王維、李白、杜甫等大詩人都有此類作品。陳子昂《感遇》其四：「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孤獸猶不忍，況以奉君終。」此詩詠戰國歷史以刺現實：魏將樂羊受命攻中山，其子在該國，被殺死烹為肉羹，以送樂羊，為示忠於魏，樂羊忍痛食之，魏文侯賞其軍功，卻疑其殘忍，不予重用；中山君打獵得小鹿，交侍衛秦西巴帶回，母鹿悲鳴相從，秦不忍而放之，中山君以其善心可嘉，任之為太傅以教王子。之所以吟詠此段歷史，是緣於武則天因奪取政權，對李唐宗室、甚而太子、皇孫大行殺戮，而文武大臣也上行下效，表示效忠。其寫作宗旨正如陳沆所說：因朝中「是皆有食子之忠，無放麑之情」，故作以「刺武后寵用酷吏淫刑以逞也。」(1)103

李白《古風》多有以詠史而觀政、刺政之作。如其三（秦王掃六合），「亦刺明皇之詞。而有二意：一則太白樂府中所謂『窮兵黷武有如此，鼎湖飛龍安可乘』，二則人心苦不足，周穆、秦、漢同一轍也。」其四十三（周穆八荒意），「刺明皇荒淫怠廢政事」；其五十一（殷後亂天妃），「嘆明皇拒直諫之臣。張九齡、周子諒俱斥竄死也。」再如其五十三：「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鬥，晉為六卿分，奸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群。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箋者以為：「此即《遠別離》篇『權歸臣兮鼠變虎』之意。內倚權相，外寵驕將，卒之國忠、祿山兩虎相鬥，遂致漁陽之禍。」(1)（P132 －133）漢王符《潛夫論·實質》云：「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李白親歷開元、天寶，見玄宗從用賢興國到信佞見敗的歷史，其詠史以刺今之旨確非空論。

杜甫雖多以「即事名篇」指陳時政，但也有詠史以觀政論政之作。如《述古》三首的第二首，有「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谷為本，邪贏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因軍旅費用支出大，第五琦、劉晏、元載，皆以宰相領度支鹽鐵使，榷稅四齣，民不堪其困，故詩中申固本務農之旨，以商鞅令多擾民的歷史以警之。

中唐時期，方鎮跋扈，宦官專權，朝政日益腐敗。詩人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元稹等，雖政見、仕歷不同，但都是以進士登上仕途，都有士人從政之志，都希望改革時弊，以求政治清明。他們以強烈的政治意識創作詩歌，或如元白的以諷諭詩直接干政，或以詠史詩言事論政。

柳宗元《讀書》開頭云：「幽沉謝世事，俯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可見借鑒歷史以思考現實的讀書之旨，所作《詠史》、《詠荊柯》等詩，也透出以史為鑒之意。劉禹錫以懷古詩負盛名，人們又常視之為詠史詩，其實他的詠史之作有別於懷古，多是別具手眼，言簡意賅而餘味無窮。有的以詠古人寄託自己的情懷，如《韓信廟》：「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鐘室嘆良弓。遂令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韓信功高被殺，自己未功而逐，雖不同而又有其同，古今的聯想實出於自然。有的雖歷史而可聯繫現實，如《經檀道濟故壘》：「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符鳩。」不僅將檀道濟被王義康枉殺擬作長城之壞，將人民 300 年來的傷痛、懷念，表現得語短情長，而且能令人勾起王叔文被憲宗賜死之想。

晚唐政權逐漸走向衰落，詠史詩卻呈方興未艾之勢，大概在唐宣宗咸通（860 ～874）以後，詠史組詩更大量出現，且超越了一般的今昔之慨，兼有借古諷今和以史遣興之旨。杜牧、許渾、溫庭筠，均擅長詠史，尤其是李商隱，不僅以60 多首的數量遠過於他人，而且具有顯著的以史諷時特點，在藝術上也代表了詠史詩的最高成就。下面再論。

二、托古刺時，炯鑒以規

「細腰爭舞君沉醉，白日秦兵天上來」（許渾《楚宮怨二首》其一），被《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稱為「千古炯鑒」。的確，無論寫哪一朝代，詩人們借古為鑒，以古說法，讚美仁政、否定暴虐，都是希望統治者能行德政、重民心。韓愈的七絕《題楚昭王廟》：「丘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憶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與許渾的七絕《途經秦始皇墓》：「龍盤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是崩。一種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漢文陵。」所詠分在楚與秦，卻立意相近，論者以為前者「雖題美昭王，實規世主，當留德澤於民心也。」並認為與許詩「同有言外遠思」（《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引周珽語），規世主而期待德澤，美漢文而鄙棄暴秦，可謂深得詩人借古鑒今之旨。

詠史詩「觀往以知來」，目的在針砭現實，而所「觀」之「往」，則常與當今具有可比性。歷史上漢、唐並稱，皆為強盛的朝代，唐詩人也多以漢言唐，借漢鑒唐，表達觀政之旨。「長空澹澹孤島沒，萬古消沉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杜牧《登樂游原》）可涵括之，如清人李瑛《詩法易簡錄》所說：「寄慨深遠，借漢家說法，即殷鑒不遠之意」。如杜甫《述古》第三首：「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勛，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台。」詩從漢開國名臣蕭何、曹參寫起，而重在光武中興功臣寇恂、鄧禹、耿弇、賈復。因現實中郭子儀、李光弼功高被忌，肅宗使之受制於宦官魚朝恩，故浦起龍指出「首提漢光，意在收京諸將」，「結到『休運』，仍應『祚永』」，「諷切時事，俱關治要。」(2)（P107）因此，贊光武以諷肅宗，當是此詩之託意。

不僅是杜甫，以漢言唐之作其實甚多，茲舉中唐韓翃、戎昱二家以論之。韓翃《漢宮曲二首》，其一云：「駿馬綉障泥，紅塵撲四蹄。歸時何太晚，日照杏花西。」李攀龍《唐詩訓解》謂之「託言於漢，寄刺於時」，是借漢時韓嫣、董賢蘭等諸侯遊冶，出入宮掖，以刺時事。其七絕《寒食》後二句：「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沈德潛《唐詩別裁集》以為「或指王氏五侯，或指宦官滅梁冀之五侯」，其以漢刺唐之旨正如吳喬《圍爐詩話》卷一所說：「唐之亡國由於宦官握兵，實代宗授之以柄。此詩在德宗建中初，只『五侯』二 字 見 意，唐 詩 之 通 於《春 秋》者也。」(3)（P498）而戎昱的《詠史》更是借漢言唐的詠史佳作：「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雲溪友議》云：唐憲宗之時，北狄頻犯邊境，大臣多懼其強悍，提議行和親以求息兵，憲宗以此詩示朝臣，罷和戎之論，並以之「足稱詩人之興詠」。

中唐詠史的「託言於漢，寄刺於時」又見於劉、柳二家。柳宗元的《古東門行》，論者皆以是詠盜殺武元衡事，雖以聶政刺韓相俠累事相擬，但開頭的「漢家三十六將軍」是用周亞夫事，諸多事典亦出於漢。劉禹錫《詠史二首》其二：「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高位？」事實是衛綰在景帝時始拜相，詩人不拘史實，是藉此以諷唐憲宗信奸佞而逐賢臣。

「借漢家說法」以李商隱最為擅長。《漢宮》、《漢宮詞》、《茂陵》皆吟漢武，其實是對唐武宗信神仙、好女色的諷諭。《賈生》表面寫賈誼未得漢文帝重用，實際上宣室的夜召問鬼一事，真意在於諷刺唐代統治者。《四皓廟》就蕭何居功第一的異議，表其對晚唐諸帝多未能解決立儲問題，導致多生宮廷變亂的見解，箋者以為是特因李德裕而發，李雖有拔石雄、破回鶻、平澤潞之功，卻未能安儲定國，故作此詩。晚唐詠史尚有薛逢的《漢武宮辭》，以漢武帝求仙之謬，諷刺今朝皇帝。許渾《學仙》其二亦近之：「心期仙訣意無窮，采畫雲車起壽宮。聞有三山未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三認為此詩甚至高過李商隱：「義山譏漢武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意無關係，聰明語耳。許丁卯則云：『聞有三山未知處，茂陵松柏滿西風。』雋不傷雅，又足喚醒痴愚。」(4)（P574 －575）

借前朝「說法」，不限於漢，六朝及隋的歷史距唐更近，更有借鑒的意義、價值，所以詩人常以之入詩。尤其隋朝在本朝之前，隋煬帝又不同於梁、陳諸帝的「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曾很有作為，卻很快亡國，遂引起詩人的感慨並透出悲傷：「汴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闕已成塵。行人莫上長堤望，風起楊花愁殺人。」（李益《汴河曲》）。詠隋詩的一類主於懷古，如中唐鮑溶《隋宮》：「柳塘煙起日西斜，竹浦風回雁弄沙。煬帝春遊古城在，壞宮芳草滿人家。」表今昔盛衰之感，晚唐劉滄「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經煬帝行宮》）作了更為廣遠的概括。另一類則在懷古中諷今，如許渾《金陵懷古》感慨六代豪華不再，懷想與悲悼盛世，似劉禹錫的《西塞山懷古》，借古人以鑒誡現實；七律《汴河亭》前 6 句寫盡隋煬帝的窮奢極侈、煊赫無比，最後的「四海義師歸有道，迷樓還似景陽樓」，陡轉筆鋒，無情嘲諷其荒淫招致亡國，以隋煬帝事為亡陳之續，對於晚唐統治者的奢靡腐敗，無疑也是「炯鑒」。

三、開元之治，天寶覆轍

唐人詠史詩固多以漢言唐，或以前朝示鑒於今朝，但又有不避反思本朝歷史而直言者，其觀政之直切，使之尤具價值。

詩人多以詩憑弔前朝，而本朝舊事，也激起深深的哀情：「愁雲漠漠草離離，太乙句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里，殘花猶發萬年枝。」（竇庠《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二首》其二）洛中上陽宮為高宗晚年經常聽政之處，武則天傳位太子後也居此，昔日繁華已經不在，黍離之悲不是為易代而發，卻更令人傷感。相近的還有盧綸《過玉真公主影殿》：「夕照臨窗起暗塵，青松繞殿不知春。君看白髮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至如韓愈的《游太平公主山莊》：「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台榭壓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屬人。」則不止於感傷，對公主「占春」之舉，顯然持批評、否定態度，其詩足當婉而多諷之評。而趙嘏的《經汾陽舊宅》：「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輕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感慨郭子儀身後之寂寞，表達的是「『山河不改』，唐祚無恙，而汾陽第宅，『古槐疏冷』，德宗待功臣如此」（《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引唐汝詢語），當令統治者反省深思。

安史之亂既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又是封建社會整個行程的變化樞紐，因此，中唐以後詩人對玄宗一朝的政事及相關歷史，懷有很大的興趣，關於此朝的詠史詩尤多。韓愈《和李司勛過連昌宮》；「夾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韓集點勘》很正確地認為「詩意蓋謂昔年父老幸值元和中興，皆欣欣復見太平之盛，惟安樂而思終始，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之覆轍耳。」(5)（P1732）中唐以後，詩人對「天寶覆轍」尤多感慨。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中的《胡旋女》，開頭與結尾數句：「天寶欲末胡欲亂，胡人獻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覺迷，妖胡奄到長生殿。」「翠華南幸萬里橋，玄宗始悟坤維轉。寄言旋目與旋心，有國有家當共譴。」針對玄宗在天寶時的荒政誤國，批判甚力，以史觀政、鑒古知今的作意顯見。杜牧善作詠史七絕，《過勤政樓》：「千秋令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唯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通過對開元時勤政樓之荒廢，表達了對盛時的憑弔。薛逢的七律《開元後樂》僅八句，卻與白居易《長恨歌》有異曲同工之妙，詩以「莫奏開元舊樂章」開頭，在帝王追求享受的全盛時期，在玉笛、金車的繁華中，安史之亂髮生了，「一自犬戎生薊北」，筆法陡轉，戰亂至今未靖，難怪聞舊樂要斷腸了。若謂白居易對玄宗頗多同情，薛逢卻在感喟中將同情更多的給了平亂的功臣和遭亂的百姓，而開元舊樂對新貴來說，也應是有警戒和啟迪的。

華清宮在玄宗一朝具有特殊意義，可視作玄宗由明君而昏君的特定符號，因而詩人吟詠甚多。張祜《華清宮四首》，別饒懷古之意，如其三：「紅樹蕭蕭閣半開，上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其《雨淋鈴》：「雨淋鈴夜卻歸秦，猶見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除了上皇思妃之意外，還如《而庵說唐詩》所云，有「肅宗不得辭其責」，「其意不止悼妃子，於父子間有說不得處。」如此，則玄、肅父子關係可見，讀者亦能藉此一窺高牆內隱秘的宮廷史。杜牧《華清宮三十韻》，《竹坡詩話》雖批評其中「一千年際會，三萬里農桑」，「置在此詩中，如使伶優與嵇、阮輩並席而談，豈不敗人意哉」，但仍承認「其敘開元一事，意直而詞隱，瞱然有《騷》《雅》之風。」(6)（P350）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的第一首（長安回望綉成堆），《唐詩絕句類選》謂之「此賦當時女寵之盛，而今日凄涼之意於言外見之，太白『吳王美人』篇同意。」(5)（P2348）第二首（新豐綠樹起黃埃）詼諧中更見諷刺，歷史意識也很強烈。晚唐崔櫓，慕杜牧為詩，七絕《華清宮三首》其一的「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其三的「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今昔盛衰之感，的確是欲奪牧之、義山之席而自樹一幟。吳融也不止一次的寫及華清宮，如「四郊飛雪暗雲端，唯此宮中落旋干。綠樹碧檐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匆匆下此山。一曲羽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都能自出新意，語輕意重，發人深思。

馬嵬是楊貴妃的死地，也是唐玄宗的傷心地，詩人對這一題材也寫得甚多。李商隱《馬嵬二首》其二（海外徒聞更九州），《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以之是「譏明皇專事淫樂，不親國政，不唯不足以保四海，且不能庇一貴妃，用事用意皆深刻不浮。」羅隱《帝幸蜀》：「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對玄宗與僖宗的先後幸蜀，詩人所見已超越「女禍」之說，自有其歷史評判的眼光。唐末徐夤所作《馬嵬》：「二百年來事遠聞，從龍誰解盡如雲？張均兄弟皆何在？卻是楊妃死報君。」則系翻案妙筆。

唐玄宗曾勵精圖治，造就出貞觀之治以後的開元之治，杜甫《憶昔》很恰當地以之為「全盛日」，卻終因圖奢侈、貪享樂、遠賢人、用佞臣，導致安史之亂，轉為衰世，自此藩鎮割據、宦官擅權、黨爭迭起，雖有短暫的「中興」，終於走向沒落。因此，「克紹開元之治，免蹈天寶覆轍」，確實是詩人以史為鑒而熱衷於以玄宗朝為題的原因。

四、面貌不同，波瀾莫二

唐代不少詩，於詩人為觀世之作，於後人具觀史意義，都有觀政價值在。不僅杜甫有「詩史」之譽，其他不少詩人也能直擊現實，為後人提供了觀世、觀政且尤具觀史價值的詩歌，晚唐的這類作品長短不一，體式、風格有異，卻具有同樣的功用和價值。

杜牧的七絕最為人稱道，所作長詩，則頗多寫現實而給後人以觀史之用者。如《感懷詩一首》，寫滄州用兵事，《杜秋娘詩》寫憲宗時事，都可見當時歷史。雖《載酒園詩話又編》謂後者「真如暴漲奔川，略少渟泓澄澈……滔滔不絕，如此作詩，十紙難竟。」(3)（P370），但王士禛就曾考其始末，其詩史價值是可以肯定的。李商隱的《有感》、《重有感》，人多以為是為甘露事變而寫，《石園詩話》謂之「感憤激烈，不同於眾論」(5)（P2459），《唐詩三百首續選》則有「詞嚴義正，忠憤如見，可配少陵」(5)（P2460）之評。而《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義門讀書記》認為「此等傑作，可稱『詩史』，當與少陵《北征》並傳。」(5)（P2497）馮浩以之「樸拙盤郁，擬之杜公《北征》，面貌不同，波瀾莫二」（《玉谿生詩集箋注》）(5)（P2498）。羅隱屢試不第，曲江成了他進士「情結」的傷心地，但其七絕《偶興》云：「逐隊隨行二十春，曲江池畔避車塵，如今贏得將衰老，閑看人間得意人。」人以為「『贏得』二字殊有深意，想為白馬之禍殺名士作也。」（《唐詩絕句類選》）(5)（P2811）而對於後來的讀者而言，看到的不應是禍福相倚之想，而應有觀史之用。

歷來多稱賞杜甫的「即事名篇」，卻較少注意晚唐詩，尤其是「香奩」詩人的「詩史」之作。實際上，杜甫所寫是社會史，唐季韓偓所作則涉宮廷史。如《八月六日作四首》，原注「壬申年作」，《唐音戊簽》以為「此詩自記朱溫弒昭宗事，甲子年所作也。意溫於壬申年被弒，此詩方敢出，故附之『壬申』耳。」詩中雖多用典及隱語，仍可見所寫史實，如其一的頸聯：「左牽犬馬誠難測，右袒簪纓最負恩」，「『犬馬』指全忠，『簪纓』指附逆者，二語乃昭宗一朝定案」（《中晚唐詩叩彈集》杜詔按語）；其二是寫朱全忠弒逆而並劉季述之亂，此詩頷聯：「御衣空惜侍中血，國璽幾危皇后身」，「季述幽昭宗於少陽院，凡宮人左右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又脅帝內禪，何後恐賊加害，即取璽授之。『御衣』、『國璽』二語皆切指……」（《中晚唐詩叩彈集》）；其三：「簪裾皆是漢宮卿，盡作鋒鋩劍血腥。顯負舊恩歸亂主，難教新國用輕刑。穴中狡兔終須盡，井上嬰兒豈自寧。底事亦疑懲未了，更應書罪在泉扃。」《唐音戊簽》認為：「『用輕刑』，指蔣玄暉、朱友恭、叔琮輩。『穴中狡兔』指附逆諸臣。『井上嬰兒』，為哀宗危也。」(5)（P2878）《中晚唐詩叩彈集》杜詔按語云：「天祐二年，全忠與柳璨、李振謀殺宰相以下三十餘人於白馬驛，投屍黃河，『簪裾』、『劍血』謂此也……」(5)2879

吳融的《金橋感事》，人以之與韓偓並論，方回《瀛奎律髓》謂之「慨嘆兵戈之間，詩律精切，皆善用事」，高步瀛《唐宋詩舉要》更指出是「感李克用叛唐事」。杜荀鶴的《旅泊遇郡中叛亂示同志》：「握手相看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遍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拆為修寨木，荒墳開作甃城磚。郡侯逐出渾閑事，正是鑾輿幸蜀年。」雖論者以為粗直，卻寫出了因黃巢之亂而僖宗幸蜀的情況，可作史實來讀。韋莊的七律《咸通》：「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可觀「懿宗在位十四年，荒誕失德，臣下晏安寵祿，自是內盜迭興，南詔再亂，民逐其上而唐室大壞矣」（《中晚唐詩叩彈集》庭珠按語）(5)2930。其《辛丑年》亦可觀史：「九衢漂杵已成川，塞上黃雲戰馬閑。但有羸兵填渭水，更無奇士出商山。田園已沒紅塵里，弟妹相逢白刃間。西望翠華猶未返，淚痕空濕劍文斑」。名作《秦婦吟》，更是全幅展現了黃巢農民軍攻佔長安後的真實畫面。

吳融《禪月集序》肯定了盛中唐詩歌的「骨氣高舉，不失頌美諷刺之道」，批評「李長吉以降，皆以刻削峻拔、飛動文彩為第一流。有下筆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詭怪之間，則擲之不顧。」而上面這些詩，則能令人想起聞一多《唐詩雜論》對唐初宮體詩的「自贖」之評。的確，它們能上追杜甫的「詩史」，堪比杜詩的不僅是李商隱一人，「面貌不同，波瀾莫二」應有較大的覆蓋面。

五、案而不斷，意味無窮

詠史詩雖有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創作傳統，但在唐代以前，其題材既有限，藝術價值也不很高。唐人的詠史詩，非但作者甚眾，持續至久，且與唐詩的總體發展有別，呈現一路向上的態勢，到晚唐時期，無論在思想、藝術上都達到高峰。

初唐雖也有詠史詩，卻多借歷史來歌頌新朝，不具觀政意義。陳子昂《感遇》開始了言此意彼、以古刺今的創作。李白受其影響，不少作品在藝術上很有創造，如《古風》其十二（松柏本孤直），人以「氣體高妙」「不著議論」稱之，其五十一（殷後亂天紀），更以比興見長。王維《夷門歌》被吳汝綸評為「敘古事而別有寄託」，《息夫人》以歷史寫現實，怨而不怒，含蓄雋永。杜甫不僅首創《詠懷古迹》，懷古抒情，議論精警，《蜀相》、《禹廟》、《八陣圖》等作，將思古、議論、述懷融為一體，對後來的詠史詩影響較大。

中唐詠史詩有較大發展，其中以劉禹錫成就最高。劉禹錫以懷古詩著稱，所作詠史詩不似後來者之有特定刺時、諷政之意，常與懷古難作區別，而藝術上仍有顯著特色。由於多以詠懷古迹起興，故常是前幾句用地名，後作「一篇之斷案」，末句寓悲愴之情，總體上是借山川點化人事，感慨與諷刺托之於物，其懲前毖後之旨，常如《唐詩品彙》評其《金陵五題》所說，是「意在言外，寄有於無」，令人於言外思之，整體上以氣魄、格調、筆力見長。

晚唐的詠史詩在藝術上達到了最高水準，杜牧、李商隱、溫庭筠、許渾均長於此。杜牧素有大志，其《上李中丞書》自稱讀書關注「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對後者的見解常施於詩。七絕《赤壁》、《烏江亭》、《桃花夫人廟》等作，被《許彥周詩話》稱為「二十八字史論」，長於對歷史的假設、翻案，《泊秦淮》以陳亡之由，為現實示警。《題木蘭廟》：「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裡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木蘭與昭君所歷不同，而同可歸於戎昱《詠史》的「安危托婦人」，「明主」究竟是否能主導國家的命運，於此甚明。許渾詠史，《唐詩品彙·七律敘目》以之與劉滄、李商隱並論：「用晦之《凌歊台》、《洛陽城》、《驪山》、《金陵》諸篇，與乎蘊靈之《長洲》、《咸陽》、《鄴都》等作，其古今廢興，山河陳跡、凄涼感慨之意，讀之可為一唱而三嘆矣。三子者雖不足以鳴乎大雅之音，亦變風之得其正者矣。」

如《唐詩品彙》所指出：「元和後，律體屢變，其間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鳴所長。若李商隱之長於詠史詩……」李商隱的詠史詩不僅內容豐富厚實，可分為以古鑒今、借古喻今、借題托諷三類，而且藝術性也達到了高峰。方東樹《昭昧詹言》以其七律《南朝》「敘四代興亡，全不費力」，李瑛《詩法易簡錄》認為其《隋宮》「言外有無限感嘆，無限警醒」，七絕《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齊宮詞》（永壽兵來夜不扃）、《南朝》（地險悠悠天險長）、《漢宮》（通靈夜醮達清晨）等作，都是詠史而兼譏諷的佳作。《詩境淺說續編》云：「玉谿絕句，屬辭蘊藉，詠史諸作，則持正論，如詠《宮妓》及《涉洛川》、《龍池》、《北齊》與此詩（按，指《賈生》）皆是也。漢文、賈生，可謂明良遇合，乃召對青蒲，不求讜論，而涉想虛無，則孱主庸臣又何責耶？」(5)2476《龍池》：「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眾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寫楊妃事而十分微婉，論者皆謂得風人之旨。善於以議論使書卷，卻不乏神韻，是其詠史七絕的主要長處。《賈生》一詩，較之劉禹錫《詠史》的「賈生明王道」，更見含蓄雋永，不同之中自有高下之別。《北齊二首》：「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巧笑知堪敵萬幾，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重訂李義山集箋注》引程夢星語 曰：「以托北齊以慨武宗、王才人遊獵之荒淫也」(5)（P2418），其藝術性之高，確在於「案而不斷，意味無窮」。（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評》）(5)（P2418）

綜言之，義山詠史詩的主要藝術特色如《瀛奎律髓》所說，是「感事托諷，運意深曲」，《唐詩品彙》則謂之「造意幽深，律對精密，有出常情之外者。」之所以「深曲」或「幽深」，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上解釋得甚好：「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於諷喻。中多借題攄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進而指出，因閹人暴橫、黨禍蔓延，「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漫語之」。

唐末詠史，如皮日休《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造福與為禍的對照，可見對歷史的正確評價，較之前引韓愈《題楚昭王廟》、許渾《途經秦始皇墓》的正寫，此詩用假設、反諷，似更能發人深思。章碣《焚書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亂不生於讀書之輩，乃兆於焚書之時」（《唐詩選脈會通評林》引周珽語）(5)（P2823）的嚴肅題旨，出以揶揄口吻，將議論寄於諷刺，也不失為論史佳作。竊以為，若對晚唐詠史詩的藝術下一最簡單評語，似大致可取前引「案而不斷，意味無窮」一說，而《唐詩品彙》以李商隱詠史詩作為元和詩變後的晚唐代表，評價是很正確的。

由鄭玄到朱熹所釋，「詩可以觀」的政教意義更強，而朱熹此見應與歷史的積累，尤與唐詩（包括詠史詩）所體現的功能相關。後來黃宗羲《汪扶晨詩序》將「興觀群怨」作了較大的推衍，認為「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並以後出的弔古、詠史等作屬之。因此，詠史詩以史為鑒、考見得失的「論世」之旨，確是「詩可以觀」發展出的題內之義和必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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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劉學鍇．李商隱詩歌研究〔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作者簡介] 鄧喬彬（ 1943 －），男，廣東珠海市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詩詞、繪畫及相關理論研究。

陳建穰（1962 － ），男，廣東江門市人，廣東環保工程職業學院高級講師，暨南大學博士生，主要從事古代詩畫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