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為何走向反面

晚清：新政為何走向反面2011-10-16 09:06:04　來源: 法治周末(北京)　有1767人參與 手機看新聞 轉發到微博(6)

百年之後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圖謀和努力，不容忽視。清末，朝廷逐漸放棄專制，實施新政，意圖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這些努力讓中國漸有現代國家的形態。不過，皇族保守勢力的頑固斷送了政改，並被革命黨人發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裡一場規模不大的軍隊嘩變引起天翻地覆的巨變，不僅一個擁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王朝走進了歷史，而且順帶將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一併終結。經過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們對晚清的歷史已有許多不一樣的看法。我們不再認為晚清就是一味腐敗、一味賣國，晚清政府其實在政治變革上做了不少努力，君主立憲經過十幾年發展即將成功，何以到最後關頭功虧一簣呢？一個還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國何以在一夜之間頃刻瓦解呢？

清廷的覺醒

近代中國的所有問題都不由社會內部自發產生，而是由外部引發，是西方工業革命和大航路開闢之後的必然後果。由於中國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中國沒有在第一時間追蹤西方工業革命、實現社會轉型，待到1840年被英國打敗而走上近代化道路。這無論如何都具有一種被動的感覺或者不太舒服的彆扭，所以清廷在那之後半個多世紀里，雖然要學西方，但在內容上卻有很大保留，並不願意像稍後的日本那樣轉身向西、脫亞入歐，將中國變成一個徹底的近代國家。

中國有選擇地學習西方，並且在很短的時間裡取得不小實效。到1891年前後，中國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恢復到太平天國和幾次外部戰爭破壞之前的水準，在世界經濟總量中佔有很大比例。更重要的是，由於洋務新政的主旨是富國強兵，中國在那麼短的時間裡幾乎超越了一個時代，跨越先前比較原始的冷兵器時代，構建了一支比較現代的新型軍隊，尤其是北洋海軍，公認為亞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見「中體西用」在推動發展上不能說毫無功效。

問題在於，洋務新政30年的發展是畸形的，經不起考驗。1894年那場局部戰爭不僅使30年傾國之力創辦的北洋海軍毀於一旦，而且在精神層面摧毀了中國知識階層先前的自信或者說自負。甲午戰爭後，中國的知識階層和政治精英知恥而後勇，轉身向東，向先前的敵人學習，啟動了一場必將改變中國面貌的維新運動。所謂維新，其實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維新那樣進行一些政治體制方面的變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本位主義思想。這是中國人的一個重要覺醒，也是清廷統治者實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然而，中國的問題太複雜了，既有傳統與現代的糾葛，又有種族之間的貌合神離，再加上其他種種內外的複雜因素，中國在1898年秋天發生了政治大逆轉。第二年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層的派系衝突。保守的政治勢力為了私利，竟然煽動民粹主義，鼓動義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軀去挑戰列強的真槍實彈，終於引發列強軍事干預，最後以《辛丑條約》的恥辱而收場。

《辛丑條約》確實包含有巨額戰爭賠款，但這個條約最重要的共識是要保全中國的主權完整，我們過去說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就是這個意思。只是列強還要求清廷必須按照近代國家的標準進行政治革新，要引導國民的世界意識，不得煽動利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清廷在1901年開始的所謂新政，其實就是庚子國變之後的大徹大悟，也是國際環境變化的產物。

從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

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內容，也就只是短短兩三年的時間，新教育體系從上到下建構起來，盛行千年而越來越不合乎現實需要的科舉制度波瀾不驚地被終結；中國參照東西洋立憲各國重建了司法體系，行政官千百年來隨意斷案的習慣終於被專業的獨立司法機構所取代；近代警察體系創建了，城市管理的雛形也出現了。特別重要的是，隨著政治變革的進程，政府的職能許可權逐漸收縮，社會越來越大，自治的民間組織逐漸主導了社會發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帶來的新氣象。

新政帶給中國許多新的東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來究竟怎樣，其實又失去了方向。許多人將先前的發展看作是過去皇權專制主義的延續，以為憑藉皇權專制主義才能更有效地組織社會動員，更合理地配置國家資源。這顯然不對。根據梁啟超1901年的介紹，中國人那個時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著君主專制、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三種政治架構。民主立憲不必說了，在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這兩者之間，許多中國人其實是傾向於前者而不是後者，以為中國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過政治架構的改造，為至上皇權配置兩個重要助手，一個是擁有一定許可權的責任政府，另一個就是能夠凝聚民意的議會。

對於君主立憲的構想，清廷在初期不積極不反對，但內心深處無疑傾向於專制皇權，不太滿意於有一個責任政府，有一個民選議會。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戰爭，一個立憲的"小日本"戰勝一個不立憲的"大俄國"。這當然使朝廷驚醒，特別是這個"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時間，相繼戰勝中國和俄國這兩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從深層分析，其政治架構其立憲體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見賢思齊是中國古代聖賢的教誨。在家天下的時代，統治者無不希望自己的國家更強大，在國際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經歷了日俄戰爭的刺激後，在東三省治權從俄國人那裡轉到日本人手裡之後，朝野上下很受刺激，於是有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這些皇親國戚通過對東西洋立憲各國政治架構與實踐的考察，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即君主立憲無礙於皇權，反而有利於皇權永固，有利於消弭革命，有利於抵禦外患。君主立憲既然有這樣多的好處，又是皇親國戚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還有什麼好懷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鄭重宣布爭取用九年時間走完日本二十幾年走過的路，將君主專制改造成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

兩個致命失誤

清廷啟動九年預備立憲，意在消弭革命，所以當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東西洋各國考察憲政時，革命黨人吳樾在前門火車站用自殺性攻擊進行抗議。只是這個行動不僅沒有阻止五大臣的決心，反而將先前還有點兒猶豫的清廷一腳踢進了預備立憲的不歸路，因為清廷最高統治者意識到，君主立憲可能是個正確方向，否則革命黨為什麼阻止呢？

革命黨始終不願承認清廷立憲的誠意，在後來的幾年，革命黨一方面用武裝起義激勵追隨者，另一方面就是調動輿論批評清廷立憲的虛偽、欺騙及不可信。只是在百年之後公平地看，在涉及國家體制方面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開玩笑的，他們的立憲不是真誠與不真誠的問題，而是必須成功，必須將大清帶到現代民族國家，重構國家體制，前提當然是大清國還是愛新覺羅家族的大清國，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須改變，必須儘快使中國與世界各國處於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於這種視角，我們看到清廷在短短几年時間確實作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制，理順了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關係，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來越大，各地的發展、競爭和相互模仿，也就成為那時各地發展的常態，地方的活力與激情真的被激活了，國家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一樣了。到了1908年，清廷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將一個美好的未來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起來，這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確實意味著中國有可能脫胎換骨浴火重生。

《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中國的未來就是日本那樣的君主立憲國家，過去許多批評者由於不太明白清廷內部結構，以為這是年邁的慈禧太后使的損招，大意是慈禧太后同意用君主立憲限制皇權，是因為她自己已經年邁，用九年預備進行拖延，當憲法必須實施時，她個人已經不在。這個說法其實沒有道理。

實事求是地說，在光緒帝親政後，雖然發生過垂簾聽政，但皇權中心並沒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權力始終就在她們母子兩人手裡，那時的光緒帝年齡不過38歲，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經驗，光緒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他們存心不想將這個憲法付諸實踐，他們完全可以在這個時候坦然拒絕，大清國說到底是愛新覺羅家族的。

治國當然不是兒戲，走上君主立憲在朝野各界經過充分討論，所以清廷在啟動之後只能按照計劃繼續執行。只是計劃跟不上變化，《欽定憲法大綱》規定的是一個強勢的君主立憲狀態。在那個框架里，雖然有一個責任政府，有一個民選議會，但皇權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權至高無上，因為年輕的光緒帝雄心勃勃，他以明治天皇為榜樣，希望成為光緒大帝。

光緒帝沒有想到他在頒布了這個憲法大綱後不久卻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隨之歸天。清廷由此進入一個比較弱勢的權力架構，光緒帝的弟弟載灃被任命為攝政王監國，光緒帝的隆裕太后被尊為隆裕皇太后，享有重大決策的最後決定權特別是否決權，載灃年幼的長子溥儀被立為皇帝，領入宮中進行培養。

新的權力架構顯然沒有辦法與光緒帝及慈禧皇太后的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權為中心的憲法構架就顯得有點問題，一個弱勢的皇權如何保證國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連連失敗，東三省危機一波接著一波的情形下，這不能不引起憂慮。被預備立憲激發起來的各省立憲黨人對此憂慮重重，他們連續請願，希望朝廷遵從民意，調整先前九年預備立憲規劃，早日立憲，以一個民選的議會和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去協助皇權中心，維護國家利益。

經過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訂預備立憲規劃，將九年預備改為五年。也就是說，到1913年的時候，中國就將進入一個立憲國家，而在這種調整作出時已經是1910年，剩下的時間確實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憲黨人的情緒，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孫中山等人在策動黃花崗起義後流亡國外，或潛伏國內，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出現革命高潮。國人的情緒被立憲充分調動，都在靜等國家進入君主立憲新時代。

按照規劃，進入君主立憲時代的第一項宣布是組建一個責任政府，這標誌著國家進入君主立憲門檻。然後由這個政府負責國會選舉，等到國會正式召集時，就標誌著國家進入完全立憲狀態了。這是一個穩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責任內閣名單時出了差錯，一個責任內閣弄成了皇族內閣、親貴內閣，13個閣員竟然有9名來自皇室或皇族。更為離奇的是，新內閣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項新政策，宣布將各省民營鐵路幹線收歸國有，各省民營資本的股權由朝廷使用向四國銀行團貸來款項統一贖回。這兩項重要宣布無疑是兩個巨型炸彈，原本充滿希望的中國立馬陷入混亂。

從君主立憲到共和

按照攝政王后來的解釋，進入君主立憲之後，滿漢之間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滿漢不平等，哪裡還有什麼皇族內閣、親貴內閣呢？一個原本平常的內閣名單被說成是皇族內閣，是因為你們內心深處還存在著不平等的意識。

我們應該承認，攝政王的解釋從理論上說能夠成立，君憲體制下除了皇室，確實沒有一個享有政治特權的皇族。問題在於，大家剛從君主專制體制中走出來，皇族也是一個客觀存在，13個內閣成員中，假如顛倒一下比例，漢人9個，皇室、皇族4個，還會有人反對這個決定嗎？顯然不會。

至於鐵路幹線國有化，從政策的出發點來說，當然是對的，各省各自為政，修的鐵路五花八門，路軌不一、間距不一，將來難以聯網統一運營。而且，各省利用政策進行集資，甚至如四川在集資後既不能修鐵路，也沒有修路，純粹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錢莊、買股票，這巨大的金融風險，當然也應該及早引爆。這都是對的。但是，集資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損失的是每一個集資人，這顯然是不對的，集資者不答應，要求補償，也是對的。清廷對此不願正視，不願改正，雙方的僵持從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無法打破。直至四川總督府門前發生流血慘案，終於引發新軍將士的焦慮。所謂武昌起義，其實就是新軍將士要對僵持數月的政治局面表示態度，就是通過武裝嘩變，或者說兵諫向朝廷施壓。

如果說在這之前讓清廷自我糾正兩個致命失誤比較困難，其實武昌起義給清廷提供了一個契機，只是清廷沒有善待這個機會，反而以為湖北新軍的嘩變就是反政府就必須鎮壓，至於皇族內閣和鐵路國有，清廷更不願在這個時候讓步或調整。結果我們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軍相繼起義宣布光復，清廷依然採取鴕鳥政策，不願正面回應人們關注的實質問題，其內心深處其實在想著這些嘩變的各省新軍不過是地方軍隊，只要中央軍不出問題，一切都會照舊。

清廷的底線是不錯的，只是他們顯然低估了中央新軍的政治覺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義不到20天，駐紮在灤州(今河北省灤縣)的北洋新軍主力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將領向清廷發出通電，提出十二條政綱，要求朝廷立即撤銷皇族內閣，宣布皇族永遠不得介入政治，儘快組成真正的責任內閣，立即召集國會，實行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

第二十鎮是中央軍的主力，灤州兵諫終於使朝廷驚醒。第二天，攝政王以小皇帝的名義下詔罪己，很快撤銷了皇族內閣，選舉袁世凱組織責任內閣，開放黨禁，宣布《重大憲法信條十九條》，這一系列舉動為清廷君憲主義贏得了新的機會，南北之間的緊張略有緩解。然而到了召集國會時，新問題又出現了，那個先前把持著政治權力的皇族又不願放棄權力，他們在南北和談過程中一再刁難，終於引發新軍將領段祺瑞等人的不滿，段祺瑞等人遂於1912年1月26日聯名通電，要求清廷明降諭旨，宣誓中外，立定共和政體。

清末憲改啟示錄

段祺瑞為代理湖廣總督和武昌前線北洋新軍第一軍總統官，和北洋將領的共和通電一錘定音，宣布君主立憲政體成為過去，中國未來只有一條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膠著幾個月的混亂局面終於理出了頭緒，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盡量尊嚴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當時已成為唯一選擇，但在走向共和的時候是否還應該像孫中山十七年來所要求的那樣"驅逐韃虜"，將滿洲人趕回東三省呢？我們看到，革命黨人在稍後的談判中有堅持有妥協，堅持了共和原則，放棄了驅逐韃虜。這個讓步不僅表現出革命黨人的高風亮節，以民族大義為重，而且由此驟然生髮"五族共和"的政治概念，這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對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政治發展影響深遠。

從清廷的立場看，原本為大清尋找出路的政治變革得出這樣的結果，確實難堪，但正如嚴復所說，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絕境，是滿洲貴族太不知妥協、不知退讓。按他的說法，當清廷宣布十九信條的時候還有走上君主立憲的機會，只是皇族中的強硬派還對君主專制寄予希望，結果煮熟的鴨子飛了。

當然，就革命黨人特別是孫中山的立場說，辛亥革命的直接後果並沒有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帝制終止了，民國建立了，然而這個民國與他的構想毫無關係。五權憲法沒有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階段構想沒有了，用魯迅的話說，民國除了一副空招牌外，什麼都沒有變。過去許多年，人們將這歸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言下之意，革命黨應該不妥協、不懈怠，宜將剩勇追窮寇，戰鬥到底。

歷史沒有辦法假設，走過的路就是歷史。重新建構的中華民國確實沒有遵從孫中山的設計，而是沿著晚清十年君主立憲的路往前走，各省咨議局改為省議會，各省都督改稱省長；中央資政院改為國會。中國實際上在實行沒有君主的立憲政治。從這個意義上說，辛亥革命並沒有失敗，中國畢竟因為這場革命打開了通往現代社會的大門。

(本文來源：法治周末)

責任編輯：NN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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