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當作整風文件看待——毛澤東讀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陳　晉在過短的時期之內獲得了過大的成功，這卻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劉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淪進了過分的陶醉里去了。進了北京以後，自成便進了皇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極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夾降官，搜括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僅僅派了幾千兵去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卻屯積在京城裡面享樂。儘管平時的軍令是怎樣嚴，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時候，竟弄得劉將軍「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了。而且把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綁了來，追求三桂的愛姬陳圓圓，「不得，拷掠酷甚」。就這樣在京城裡忙了足足一個月，到吳三桂已經降清，並誘引清兵入關之後，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親自出征，倉皇而去，倉皇而敗，倉皇而返。而在這期間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樣的生活呢？「大轎門棍，灑金扇上貼內閣字，玉帶藍袍圓領，往來拜客，遍請同鄉」，太平宰相的風度儼然矣。這無論怎麼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劇的主人，而從李岩方面來看，悲劇的意義尤其深刻。假使初進北京時，自成聽了李岩的話，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對於吳三桂等及早採取了牢籠政策，清人斷不至於那樣快的便入了關。……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260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摘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沫若兄：大示讀悉。獎飾過分，十分不敢當；但當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後，成天在工作堆里，沒有讀書鑽研機會，故對於你的成就，覺得羨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應該是成熟了的罷，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缺點，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來同志到後，此間近情當已獲悉，茲不一一。我們大家都想和你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謹祝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毛澤東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延安——毛澤東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241—242頁）《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甲申》）是郭沫若為紀念明末農民起義推翻明朝政權三百周年而寫的，連載於重慶《新華日報》1944年3月19日至22日副刊上，全文約1.9萬字。該文論證了明末的政治經濟形勢和明朝滅亡的歷史必然性，著重分析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幾起幾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最後又陷於失敗的過程和原因。《甲申》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上世紀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中，以郭沫若、呂振羽為代表的新史家，還只偏於對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怎樣科學地評價個人和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這一唯物史觀中極端重要的問題，在當時的史學界並未解決。到上世紀40年代初，在研究實踐中解決這一問題便顯得越發重要了。兩種歷史觀的爭論，焦點便集中在如何評價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特別是明末農民起義。當時重慶進步史學家零星發表過這方面的研究文章，而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甲申》。它推翻了明末清初以來特別是國民黨御用史學家大肆宣揚的「李自成萬年流寇，崇禎帝曠代明君」的觀點，歌頌李自成領導的是「規模宏大而經歷長久的農民革命」，開創性地闡述了農民革命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的唯物史觀。《甲申》的另一特色，是敘述了義軍攻入北京後若干首領腐化並發生宗派鬥爭的情形，總結了其功敗垂成的歷史教訓。《甲申》因其強烈的現實意義和戰鬥性，一問世，便引起了重慶思想文化界的廣泛關注，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新華日報》連載的第一天，便配合發表了署名「宗顧」的《三百年前》一文，對研究明末歷史的現實意義作了說明：「這段歷史雖是整三百年前的事，但特別因為現在我們正掙脫出一次新的亡國危機，回味起來，是更能感受到新鮮的意義的。何況至今，許多無恥的漢奸所乾的正是當年的洪承疇、吳三桂的勾當，而因為受了傳統歷史書的束縛，還有人把明末的農民起義視為寇賊，反把賣國求榮的洪承疇當做賢哲，那麼，把這段三百年前的歷史弄清楚就更是有意義的事了。」緊接著，《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又相繼發表一些文章，介紹明末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形勢的急劇變動，以為呼應。3月24日，《甲申》連載完的第二天，國民黨《中央日報》便發表由陶希聖執筆的社論《糾正一種思想》，說「鼓吹敗戰主義和亡國思想，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表示「不能姑息和放鬆這種反常的思想，聽其謬種流傳」。同時繼續歪曲明末歷史說：以李自成為首領的「流寇」，「於外患方亟之時，顛覆了明朝，其所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就是260年的亡國局面」。4月21日，葉青發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議》長文，直接攻擊道：「因為郭沫若的文章及隨之而有的文章，皆刊於《新華日報》。這個報是共產黨的機關報，其刊出許多文章，絕非偶然。它是由於共產黨的宣傳政策而來。共產黨是反對政府，奪取政權的。」這樣，對待《甲申》的不同態度，事實上演變為一場政治思想鬥爭。正如郭沫若在1947年將《甲申》收入論文集《歷史人物》交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寫的序言中所說：「《甲申三百年祭》是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的一篇文章。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同情了農民革命的領導者李自成，……這明明是帝王思想與人民思想的鬥爭。」在延安，對《甲申》的評價卻是另一番景象。毛澤東從《新華日報》上讀到該文，立即看出它關於李自成功敗垂成教訓的敘述，在歷史轉折關頭對全黨的教育意義。4月18日至19日，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了《甲申》，並在編者按語中稱它「科學地解說了歷史」，指出國民黨御用文人對《甲申》的「圍剿」，不過是「蚍蜉撼大樹」，只是「增加了郭先生文章的歷史價值而已」。5月，延安新華書店總店又出版了《甲申》單行本。5月20日，即《甲申》發表後兩個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央黨校第一部所作的講演中，明確把《甲申》列為學習材料。他說：「我黨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以為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聯合發出通知，號召黨員幹部認真學習《甲申》，要求黨員，「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的態度，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8月下旬，周恩來從延安托專人給重慶的郭沫若帶去《甲申》和《屈原》（郭著歷史劇）的單行本。郭沫若收到後當即給毛澤東、周恩來等一一致函，感謝他們的鼓勵和鞭策。本文開頭刊登的毛澤東論及《甲申》的信便是對郭沫若的回復。毛澤東高度評價《甲申》，具有強烈的現實考慮。《甲申》發表的1944年，正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處於勝利的前夕。在《學習與時局》一文中，毛澤東便提出了加強城市工作，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在即將到來的勝利面前，能否保持清醒的頭腦，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新的考驗。而經過7年抗戰，確實存在著一種潛在的希望早日獲得勝利以鬆一口氣的思想苗頭和厭戰情緒。《甲申》所述李自成起義軍進北京後，若干首領生活腐化，不注意鞏固邊防、不講究政策和策略、脫離群眾、忘記潛在的危險等等，對即將面臨進城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疑敲起了警鐘，起到了防患於未然的作用。當時時局急劇變化，形勢錯綜複雜，措置稍一失當，就會影響全局，所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說自己的心情是：「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正基於此，他說郭沫若的史論、史劇（如《屈原》）「有大益於中國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同時又提議郭沫若寫一篇太平軍的經驗，而洪秀全、楊秀清領導的太平軍在攻入南京建立天朝後，幾乎是犯了和李自成完全相同的錯誤：生活腐化、內部不和、脫離群眾。如何避免一勝利即驕傲從而吃虧的錯誤，並非是毛澤東偶爾考慮的問題，而是他一貫的思想。1949年3月5日，在奪取全國勝利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這個思想，他告誡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個時候，毛澤東頭腦中的鏡鑒，便是李自成。1949年3月6日在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時，毛澤東對其他中央領導人說：「今天是進京『趕考"。」周恩來說：「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當即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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