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元：楚漢相爭，項羽何以不敵劉邦
李開元澎湃新聞：勞幹先生說，在戰國七雄中，楚國和其他六國不同，它曾長期獨立在周天子之外。（《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華書局版，第74頁）楚國的這種獨立性，跟後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是否存在某種關聯？ 李開元：我看不出有什麼直接的關聯。相反，從所謂中原華夏正統的各國來看，秦是西戎，楚是南蠻，根據我最近的研究，秦楚之間有長達四百年，多達二十一代的聯姻結盟關係。秦昭王以來，楚國外戚集團更長期掌控秦國政權，秦楚兩國之間複雜而密切的關係，遠遠超出我們固有的認識。正是因為有這種關係，楚懷王才會輕信進入秦國被拘留，昌平君才會活躍於秦楚兩國政權的中樞，先作秦的丞相，後來反秦成為末代楚王。想來，也正是因為這種關係，才會有「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遺憾的是，因為史料的欠缺和認識的限制，諸多斷裂歷史之間的缺環，我們至今尚不能連接，不少疑難懸案之間的關聯，我們至今尚不能破解，只能留待將來。澎湃新聞：那麼，秦朝為什麼會滅亡？有學者認為，秦始皇實行完全的郡縣制，可能是一種急政，超越了當時的時代。這是秦二世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開元：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問題，本質上是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君主獨裁和貴族共政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千年中華帝國歷史和制度的一個死結，始終沒有在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領袖個人和領導體制之間找到有效的平衡點，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兩千年來的中國政治思想，也始終沒有明確地將這些問題提出來研討，這種狀況，反映了傳統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局限，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課題。秦始皇徹底地廢除封建實行完全的郡縣制，既是急政，也是致亂之政。這個政策，不但超越了時代，加劇了帝國內秦本土和六國舊地之間的緊張，而且破壞了秦國奉行多年行之有效的「親賢並用」（親族和賢人並用）的傳統，將穩定國政的基本力量——秦國貴族驅逐出政治舞台，種下了內部崩潰的禍根。這個政策，李斯要負很大的責任，他是政策的提出者、鼓吹者和執行者，是毀滅秦帝國的禍首之一。無視歷史傳統和地域差異，廢除封建，破壞「親賢並用」的政治傳統，激進而強硬地推行全面郡縣制，肯定是秦二世而亡的最重大原因。關於這個問題，我在《秦崩》中提供了兩個觀察點：一、秦末之亂的本質是戰國復國，以六國復國為基本動力，以秦國秦人與六國六國人的對立為基本特點。二、在秦國政權內部，以李斯、趙高為代表的「賢人」主政破壞了內部的穩定，慘烈的內鬥使秦國軍民無法如同戰國時代一樣，在危機時刻團結一致，依據本土作長久而有效的防衛，結果是章邯所統領的秦軍主力內外交困，投降聯軍導致秦二世而亡。
秦始皇陵兵馬俑澎湃新聞：秦亡之後，項羽分封，建立西楚霸王體制。但是面對強大的楚國，齊國田榮反叛，漢王劉邦進攻關中，成為兩大憂患。而劉邦早就被視為爭奪天下的最有力競爭者，為什麼項羽不先對付西邊的漢國？或者說，項羽為什麼會覺得齊國比漢國的威脅更大？您說楚國先齊後漢、北攻西守的戰略是穩妥的正確決策（《楚亡》第84頁），有何根據？ 李開元：對於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打開地圖，從戰略地理的角度看。西楚的首都在彭城（今徐州），離齊國非常近。從齊國的城陽郡邊境（今山東臨沂一帶）到彭城，直線距離不過200多里。田榮攻佔齊國以後，馬上對彭城構成直接的威脅。更為嚴重的是，田榮稱齊王后，指使彭越主動對楚國展開了進攻。根據我的最新的研究，漢元年七月，彭越攻入楚國的東郡，一直打到距離彭城不過一百多里的蕭縣附近，田榮也親自統領的齊軍主力進入東郡城陽（今山東菏澤）一帶。在這種情況下，敵對的齊國勢力已經成為楚國的心腹之患，首先解決齊國的問題，對楚國來說，既是被動的，也是迫在眉睫，幾乎沒有選擇的餘地。相對於此，漢國遠在蜀漢地區，與楚國之間的直線距離在2000里以上，中間隔了三秦、韓國、殷國。劉邦的問題，對於項羽來說，是手足之患，是遠憂，可以放在第二步解決，所以採取了依靠盟國層層加以堵截和防禦的策略。其次，田榮與項羽長期對立，首先起兵反楚，挑戰楚國主導的天下秩序。在楚國看來，田榮有三個不可饒恕之處：一、攻滅了項羽所分封的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膠東王田市，私自稱齊王，大亂齊國。二、攻佔齊國後，支援陳余攻佔了趙國地區，驅逐了項羽所分封的常山王張耳，迎回趙王趙歇，大亂天下。三、以彭越為先鋒，以齊軍主力為後援，率先攻入楚國，逼近首都彭城，直接威脅到楚國的安危。在這種形勢下，對楚國來說，田榮不但是宿敵（拒絕與項梁、項羽合作，不參加楚國主導的合縱攻秦），而且是眼下最危險的敵人，平定齊國，消滅田榮，不但是維持楚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安定天下的大事，也是解除外敵侵入楚國，威脅首都安全的大事。相對於此，劉邦反攻三秦，並未公開打出反楚的旗號，而是通過張良帶信給項羽，聲稱劉邦只是想取得關中，按照懷王之約作秦王，沒有更大的野心。也就是說，在楚國看來，此時的劉邦，從行動上看，沒有直接威脅到楚國本土，從公開的言論上看，也沒有直接挑戰楚國。在這種形勢下，楚國將解決劉邦的問題放在第二步，應當是正確的決策。
西楚霸王分封諸侯形勢圖（采自《秦崩》）澎湃新聞：劉邦進入漢中建立漢王國後，為什麼要廢除自己熟悉的楚制，改用秦制？您說漢承秦制是劉邦戰勝項羽的根本原因和制度保證（《楚亡》第36頁），那麼秦制在哪些方面比楚制強？畢竟，劉邦和項羽就是用楚制打敗強大的秦國的啊。 李開元：首先需要說明的是，關於楚制的詳情，至今是不清楚的。秦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隨著佔領地的擴大，一步一步地推行秦制，相當徹底，也比較清楚。秦的郡縣制和軍功爵制，是最有效的軍事動員體制，是秦軍戰勝六國軍，秦國最終統一天下的先進位度。秦末之亂爆發時，秦帝國已經建立了十二年，各地起兵，都是在秦的郡縣制體制下發生的，其軍事組織和制度，已經脫離不開秦制。另一方面，各地起兵，紛紛打出六國的旗號，政治理念是推翻統一的秦帝國，回復六國並立的戰國時代。這就造成了一個我們曾經總結過的矛盾現象，理念上想要回到戰國，現實上繞不開秦帝國，於是出現了一個混合戰國和秦帝國歷史特點的新時代——後戰國時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秦末之亂中，各地的武裝集團，雖然在名義上打著六國的旗號，恢復了一些六國時期的制度名號，秦制所決定的基本框架，是脫離不了的。以劉邦沛縣起兵為例，是以秦制的一個完整的沛縣政府組織為單位起兵的，相當於秦的一個大縣軍團。這個軍團的主要成員，就是秦沛縣的中下級官吏，比如蕭何、曹參和劉邦，他們熟悉秦制，對於楚制比較生疏，因為不曾在楚制下出仕過。當然，為了響應張楚，他們用了楚國的旗號，將沛縣的長官按照楚國的制度改稱沛公，不過是秦制的身體戴了一頂楚制的帽子而已。項梁項羽起兵江東，是以秦制的一個完整的會稽郡政府組織為單位起兵的，相當於秦的一個郡軍團。同劉邦集團一樣，這個軍團的基本成員，是按照秦制的動員體系就地徵召的。當然，與劉邦軍團不同的是，項梁非常熟悉楚國的制度，他在會稽整軍備戰的時間也比較長，項梁軍團中楚制的成分應當更多，復興楚國的意願更強，但也不能完全回到戰國時代。我們在對早期劉邦集團的研究中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秦制和楚制混合在一起，不能作制度上的明確劃分。統一為秦制，是在劉邦到漢中建立漢國以後，我們稱之為漢中改制。改制的理由嘛，簡單說來有以下幾點：一是重申懷王之約的有效，依據懷王之約，劉邦應當據有舊秦國作秦王，這是劉邦反攻關中的法理依據。二是通過改制，向舊秦國地區的軍民發出明確的信號，漢就是秦，外來的劉邦集團將與本土的秦人融為一體，共建新的國家。第三點嘛，漢中改制的主要推動者有兩個人，一個是韓信，從軍制上著手，這點我在《楚亡》中已經寫了。另一個人是蕭何，從法制上著手，將會放在《漢興》中寫。蕭何和韓信，是漢朝基本制度的奠基者。秦制，是當時最先進有效的制度，要想戰勝項羽，必須結束制度上的混亂，在繼承秦制的基礎上作適合新形勢的改進，是蕭何與韓信的共同認識。身處困境中的劉邦，完全接受了他們所建議的改制主張，由此奠定了劉邦戰勝項羽，漢戰勝楚的制度基礎。補充一句，戰國時代，秦軍戰無不勝，最重要的因素，在於先進有效的制度。秦末之亂，六國地區的亂民都曾經是秦國的子民，他們所組成的叛軍都是按照全民皆兵的秦制編成的軍隊。從而，相對於戰國時代，秦軍已經沒有制度的優勢。換句話說，統一的秦帝國，用自己的先進位度武裝了舊六國，軍訓了六國舊民。從這種角度上看，秦末亂起，是此地的秦軍對彼地的秦軍的戰鬥，有地域、士氣、戰略、將略等種種差異，少了制度不同帶來的巨大落差，這應當是秦軍在兩個不同時代的不同表現的最主要原因。
垓下之戰圖（采自《楚亡》）澎湃新聞：在楚漢相爭的過程中，韓信功勞極大，後來漢帝國的江山有三分之二是他打下來的。韓信原本可能與項羽、劉邦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最終卻是漢王統一天下，除了韓信本人的原因外，還有什麼因素造成這種結果？ 李開元：這個問題，我放在《漢興》中了，不便劇透過多。只提供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就是韓信軍團的構成。韓信東征，部下兩員大將，曹參是步兵將領，灌嬰是騎兵將領，都是劉邦最信任的老部下，豐沛碭泗集團的核心成員。垓下之戰，韓信親自統領由齊國南下的三十萬大軍參戰，其左軍將領是孔聚，右軍將領是陳賀，也都是碭泗楚人集團的重要成員。以上這些人，在劉邦集團中的資歷都比韓信老，對於劉邦的忠誠高過對於韓信的服從。韓信想要與劉邦翻臉，這些人怕是不會跟從。曹參、灌嬰、孔聚、陳賀這些人，都是我所說的漢初軍功受益階層的核心成員，這個社會階層的戰鬥力和凝聚力，是漢統一天下和穩定天下的決定性因素和基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任何政治上的舉動，都必須考慮這個社會階層的利益、意願和動向。
韓信反攻關中圖（采自《楚亡》）澎湃新聞：秦楚漢之際，有過從帝業到王業再到帝業的反覆，劉邦先是封王，後來成就帝業。同樣作為皇帝，劉邦和秦始皇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李開元：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秦始皇所建立的皇權是絕對專制皇權，劉邦所建立的皇權是相對有限皇權。這種不同的產生，在於兩種皇權的來源不同。首先，秦的皇權是由世襲王權轉化而來的，在轉化過程中，徹底地否定了遠古以來的貴族分權政治，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皇帝一人。其次，秦的皇權，是由武力吞併其他王國的世襲王權而產生的，在消滅遠古以來的列國並立的基礎上，皇帝一人獨佔了天下的統治權。與此相對，劉邦的皇權不起源於血緣世襲而起源於功德，即軍功和恩德（公平分配既得利益）。這就決定了皇帝與軍功受益階層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其次，漢王國取得楚漢戰爭的勝利，出於各個諸侯王國的協力，劉邦即皇帝位，出於諸侯王們的推舉，這就決定了漢朝與諸侯王國分治天下的政治格局。這個問題，牽涉到一個更大更深的歷史背景，就是秦帝國崩潰以後，中國歷史的斷裂與轉型的問題。秦帝國在戰國復國運動中崩潰，歷史向戰國方向迴轉。但是，向戰國方向迴轉的歷史無法繞開秦帝國，於是出現了一個戰國和帝國兩個時代的歷史特點混合同在的新時代——後戰國時代。後戰國時代，從秦末之亂到漢武帝親政，大致持續了六十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獨特的時代。
漢高祖劉邦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後戰國時代有哪些特點？李開元：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今年6月由北京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維也納大學聯合召開的「斷裂與轉型：帝國之後的歐亞歷史與史學」上做了題為《後戰國時代的歷史、思想與史學——秦帝國崩潰後的斷裂與轉型》的報告，將後戰國時代的時代特點概括如下：一、天下局勢：聯合帝國。漢朝一強主持天下，與多個王國、眾多侯國並立共存。二、 政治體制：家天下有限皇權，宮廷與官僚政府分權共治，漢朝與諸侯國劃界分治，侯國自治。三、統治方式：郡縣制下的編戶齊民制與王國侯國制下之封建領主制混在，直接統治之人頭原理與間接統治之封建原理並存。四、經濟形態：a.與軍功爵制配合的授田制，基於核心家族的小農經濟。b.封建領主經濟與家內奴隸。五、文化思想：黃老思想主導下的諸子復興，百家融合。六、社會風尚：養士之風又來，遊俠再盛。 因為感到這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理論和實際的典型意義，我進而從歷史理念上對後戰國時代作了長時態的歸納：1.新貴族主義：功臣和親族的分封世襲。2.分權主義：分散權力和注意權力的平衡，統一法制下的分權自治。3.保守主義：不擾民亂民，政府儘可能少干預民間事務，儘可能減少民眾的負擔。4.調和主義：不作思想管制，不高掛理念理想，在調和和模糊中留下百家共存的寬容的思想環境。在傳統的意義上解讀這個時代，可以用「文景之治」的黃金時代來概括，在現代的意義上重新詮釋這個時代，可能是中華帝國兩千年王朝循環的歷史中，唯一一次在體制上出現了新的轉型之可能性的時代。這個新的轉型的方向，就是脫離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一帝國體制，逐步走向統一法制下的分權政治體制。澎湃新聞：《史記》中最精彩的三篇名文，「荊軻刺秦王」、「鴻門宴」和「項羽之死」，都是根據當事人的口述傳承寫成。其中，鴻門宴的口述來源是樊噲。您說，「鴻門宴的真正英雄，不是項羽，不是劉邦，也不是張良、范增、項莊和項伯，而是樊噲。」（《秦崩》，第343頁）口述者往往難以避免自我中心化，甚至可能把芝麻小事誇張放大（尤其在是缺乏其他口述來源比對的情況下），我們怎麼就相信樊噲的口述，並斷定他才是「鴻門宴的真正英雄」？ 李開元：鴻門宴的真正英雄是樊噲，是我少年時代讀《史記》時的一種感覺。鴻門宴的篇章讀完以後，留下了最深印象的人是樊噲，特別是他將生豬肩放在盾牌上「切而啖之」的場面，一直不能忘懷，有不可思議之感。到了日本以後，日本人吃生魚、生馬、甚至生牛，沒有聽說過有吃生豬肉的，加深了疑慮。後來讀到顧頡剛先生的文章，提到荊軻刺秦王與御醫夏無且的關係，注意到文章中寫到荊軻被秦始皇用劍砍傷，身上一共有八處創口，豈不正是醫生驗傷結果的講述？由此找到閱讀「荊軻刺秦王」的眼點——御醫夏無且，順藤摸瓜，解析出這篇千古名文的背後故事和編撰方法：1歷史事件（荊軻刺秦王）；2當事者（夏無且）；3口述者（夏無且）；4轉述者（董生和公孫季功）；5記錄者（司馬談）；6作品（《荊軻刺秦王》）。
「荊軻刺秦王」郵票解析出了《史記》的這個編撰方法以後，我將這個方法作為一種模式運用到同為千古名章的「鴻門宴」和「項羽之死」，一一排查文中的當事人，樊噲和楊喜是眼點的推想自然就出來了，當我找到到司馬遷與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有交往，楊喜的第五代孫楊敞是司馬遷的女婿時，這個推想就基本成立了。於是從當事者樊噲這個眼點再次閱讀鴻門宴，鴻門宴那種宛若戲劇的精彩，栩栩如生的人物，樊噲的英雄風貌，「切而啖之」吃生豬肉的不可思議的細節，就一一迎刃而解了。當然，正因為這段記事的底本是樊噲的口述，難免有自我吹噓，樊噲是鴻門宴真正英雄的印象，應當就是由此留下的。特別是他喝完酒吃完肉後那一長段說教，不像是一位沒有文化的狗屠莽漢的臨場表現，信用度就比較低了。澎湃新聞：先秦和秦漢留存的史料不多，常常是片言隻語，要「復活」那段歷史，需要推測和想像。您在撰寫《秦崩》《楚亡》等書時，希望「用合理的推測填補史書空白」，但所謂「合理的推測」，會不會存在這樣的風險：因為已知歷史的結果，反推歷史的前因，往往只強調一種歷史路徑，而削弱甚至抹殺了當初其實存在的各種各能性？您是如何克服這種困難的？李開元：非常好的問題。使用一種從現在到過去的逆向時間觀，是歷史學的基本特點。在這種時間觀之下，歷史學中的因果關係，本質上都是果因關係。從而，用已知的歷史結果反推歷史的前因，正是歷史學方法的根底。這一點以前不很清楚，現在我們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用合理的推想填補史書的空白，歷史研究，特別是歷史考證與偵探破案方法相通的認識論基礎，就在這裡。 「用合理的推測填補史書空白」這個提法有一個前提，就是我所作出的推測不是已經被證實的結論，而是可能被證實或者證偽的假說。也就是說，這種「合理的推測」，只是各種可能的推測當中的一種，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和目前所達到的認識水平而言，是較為合理的。我把這些材料和思路都告訴讀者，請讀者判斷和選擇，如果誰有更好的材料和思路，作出了更好的推測，我隨時準備修改和放棄自己的意見。當然，在新的更合理的推測出現之前，我的推測就作為填補歷史空白的合理推測暫時存在。連帶總結一句話，就學術學問的心路而言，質疑是入門的起點，立說是登堂的台階，證實和證偽是入室就坐，書寫歷史是賞心漫步於後花園。澎湃新聞：在既有的推測當中，您對自己哪個歷史推理最滿意？為什麼？李開元：我最滿意的推測是關於昌平君的，不僅是在內容上，而且在形式上。我將同一內容的學術表述寫成《末代楚王史跡鉤沉——補「史記」昌平君列傳》，歷史推理形式的表述寫入《秦迷：重新認識秦始皇》，歷史敘事的表述寫入了《楚王：從項羽到韓信》中了。更為重要的是，在關於昌平君的敘述推測和由此引發的理論思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學術傳統之繼承和發展的脈絡。我在北大歷史系讀書和工作時，鄧廣銘先生、周一良先生和田餘慶先生是坐鎮中國史的三位導師，蒙恩承教，耳提面命，深刻地影響了我。最先根據有限的史料作歷史推測，將昌平君這個歷史人物的後半生鉤沉出來的是田餘慶先生，我只是延伸了田先生的思路，找到一些新的史料，將昌平君的前半生鉤沉出來，進而提出了秦的外戚這個問題而已。歷史考證與推理小說的思路一致，都是基於形式邏輯的推理，是周一良先生最先提出來的，我只是在其基礎上加以深化，在有系統的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推測和假說都是歷史學的基本方法而已。不但研究歷史，也寫歷史，是鄧廣銘先生的治史特點，我只是嘗試將斷絕了的優良傳統重新連接，奔走呼號為歷史學收復失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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