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蹤《附錄》

尋蹤中華始祖黃帝《附錄》附錄一 陝西黃帝陵存疑《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崩，葬橋山。」這是有關黃帝葬地的最原始記載，說明黃帝仙逝後葬於橋山。然而遺憾的是，太史公司馬遷雖然指出了黃帝葬於橋山，卻沒有說明此橋山的所在，而見諸史乘，最早給這個橋山定位的，是東漢的史官班固。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上郡）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莽曰上陵畤。」這裡把「有黃帝冢」的橋山定在了漢代的上郡陽周縣，即今陝西省北部的子長縣。班固《漢書》中還有兩處提到了橋山，其一見《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冬十月……（武帝）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於橋山，乃歸甘泉。」唐顏師古注引東漢應劭曰：「橋山，在上郡，陽周縣有黃帝冢。」其二見《漢書·王莽傳》：「（王莽）遣騎都尉囂等，分治黃帝園於上都橋畤。」顏師古註：「橋山之上，故曰橋畤也。」以上漢武帝祠黃帝以及王莽治黃帝園兩件大事，確實發生在陽周縣橋山，也就是《漢書·地理志》所說的「有黃帝冢」的橋山。於是自此而後，人們凡言黃帝陵必以陝西橋山稱之，此外無復它論。例如三國繆襲的《皇覽》云：「黃帝冢在上郡橋山。」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云：「（黃帝）葬於上郡陽周之橋山。」唐李泰的《括地誌》云：「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唐李吉甫的《元和郡縣誌》云：「真寧縣本漢陽周縣也，屬上郡。……子午山亦曰橋山，在縣東八十里，黃帝陵在山上。」以上文獻無不以黃帝陵在陝西的橋山，在它們的輾轉傳播下，此說遂成不刊之論。黃帝葬陝西橋山之說既然如此言之鑿鑿，寧容見疑？然而細審史乘的有關記載，卻讓人不能不疑。疑點之一是，在最早記述「黃帝崩，葬橋山」的《史記》里，司馬遷給後人留下了一個千古之謎，事見《史記·封禪書》：「（漢武帝）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遷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此文說漢武帝發兵十餘萬北伐匈奴，旗開得勝後專門到陝西橋山拜祭黃帝冢。祭奠之時，漢武帝突然發問說：「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皇帝如此祭祀大典，竟然搞不清楚所祭陵墓的真假虛實，此等欺君之罪怎生了得！無奈之下臣子只好據實稟告，說這只是黃帝群臣「葬其衣冠」的一座衣冠冢。明乎此，可見陝西黃帝陵並非真實的黃帝墳塋。對於上述事實今人或有不以為然者，特為之辯解說：「謂葬衣冠於此者，乃臣子不忍直言葬黃帝，故曰葬衣冠，猶稱君薨曰晏駕也。」即仍然一口咬定這是真實的黃帝陵，而強說臣子們之所以託言葬衣冠，蓋因諱言葬黃帝之故。然而，事實就是事實，這在歷代文獻中早有定評。《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亡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山崩，棺空，唯有劍舄在棺焉。」《元和郡縣誌》云：「子午山亦曰橋山，……黃帝陵在山上，即群臣葬衣冠處。」《大明一統志》稱：「真寧縣子午山在合水縣東五十里，一名橋山，……黃帝葬衣冠處。」《陝西省通志》載：「橋山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即黃帝葬衣冠之處。」以上記載都清清楚楚地說明，陝西橋山的黃帝陵就是一座空冢。疑點之二是，《漢書·地理志》明言黃帝陵在上郡陽周縣，地在今陝西子長縣，漢武帝祭黃帝和王莽治黃帝園均發生於此，然而如今的黃帝陵卻遠在其南的原中部縣（今黃陵縣），兩者相距多達數百里，豈非咄咄怪事！不僅如此，在一頭一尾兩個黃帝陵中，這個「黃帝陵」還一度翻山越嶺搬到了海拔近2000米的子午嶺以西，落腳到今甘肅省正寧縣附近。前引《括地誌》說「黃帝陵在寧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指的就是甘肅省正寧縣的黃帝陵。總之，正如學者所說，陝西的這個黃帝陵搬來搬去，「從漢陽周一遷至子午嶺西側，屬羅川縣，再遷至東側，屬中部縣，後者即今黃陵縣之地」。如此這般的飄忽不定，究竟是由怎樣的以訛傳訛造成的呢？箇中原因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這說明了它原本就不是一座真實的墓葬，於是也就可以憑想像隨意搬動了。疑點之三是，北魏年間，自稱為黃帝後裔的北魏皇帝屢屢到河北的涿鹿祭奠黃帝，而且指明了那裡也有一座「橋山」。如《魏書·太宗紀》載：「壬申，幸涿鹿，登橋山，觀溫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黃帝廟。至廣寧，登歷山，祭舜廟。」這是發生在魏太宗明元皇帝神瑞二年（公元415年）的事，太宗親往涿鹿，遣使登橋山祭黃帝。又如《魏書·太宗紀》載：「辛酉，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這是發生在魏太宗泰常6年（公元421年）的事，太宗再次前往涿鹿橋山，派使臣祠黃帝廟。再如《魏書·禮志十》載：「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這是發生在北魏文成皇帝年間的事，時在公元460年，文成帝到涿鹿橋山親祀黃帝。察北魏之時，不僅涿鹿橋山在北魏的版圖內，陝西橋山也在其版圖內。同在一國之內而魏帝只到涿鹿橋山祭拜黃帝，對陝西的橋山卻不聞不問，這不是一件很蹊蹺的事嗎？假如確像班固所說，真正的黃帝冢在陝西橋山，自稱黃帝後人的魏帝起碼也會派幾個使臣前去祭拜的。可事實上，當魏帝一趟接一趟地往涿鹿橋山跑的時候，卻連裝模作樣地派個使臣到陝西橋山祭奠一下也沒有。兩相比較，足見兩座橋山的真偽在魏帝那裡是涇渭分明的。那麼，按群臣「黃帝已遷上天」的說法，陝西橋山會不會是傳說中的黃帝仙逝之地呢？事實也並非如此。《史記·孝武本紀》載：「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珣，下迎黃帝。黃帝上騎……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這是有關黃帝升天傳說的較詳細記載，明言其地在鼎湖。關於這個鼎湖的所在，《水經注·河水四》云：「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於河。《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又《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湖水原出虢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以上兩文所言一地，皆以黃帝仙逝的鼎湖在今河南靈寶。據此可知，陽周也罷，羅川、中部也罷，這些地點都與黃帝升天之處了不相涉。儘管班固的橋山之說兩千年來流為丹青，但對陝西黃帝陵抱持懷疑態度的仍不乏其人，史學家呂思勉即其中之一。他在《先秦史》一書中說：「《史記》又云：『黃帝崩，葬橋山。』陝西亦非黃帝所能至。……《漢書·地理志》：『上郡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王莽自謂黃帝後，使治園於橋山，謂之橋畤。悠悠此說，遂成故史矣，史事之不實，可勝慨乎？」他還直斥陝西黃帝陵的說法「明明極不經之語，偏能引地理以實之，真俗所謂信口開河者也。」他甚至進而懷疑，黃帝陵在陝西橋山的「《史記》之文不知果為《史記》原文與否。」相信「黃帝崩，葬橋山」仍是《史記》的原文，而關鍵在於司馬遷所說的橋山顯然另有所指。《爾雅》釋云：「山銳而高曰橋也。」究其義，「橋山」無非是指有水穿山而過的若橋形的山，而這在神州大地並不鮮見。就各地的橋山而言，除陝西的橋山外，較著名的還有河北涿鹿的橋山、山西襄汾的橋山、雲南玉溪的橋山等，不一而足。而鑒於本章所論，黃帝的各項歷史大事既然都發生在涿鹿，有信史可考的黃帝城、軒轅台、蚩尤城、黃帝陵、軒轅廟等也都存在於涿鹿，以黃帝活動遺迹命名的諸多地點更是集中在涿鹿，再加上魏帝曾屢番前來此處祭拜黃帝，而且祭拜的重點就是涿鹿的橋山，難道「黃帝崩，葬橋山」的橋山就不會在涿鹿嗎？恐怕舍此別無它解。酈道元《水經注·濕水》引《魏土地記》云：「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雕檐華宇，被於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酈道元是北魏後期人，他說涿鹿的橋山下有「雕檐華宇」的祭堂，可見當時這裡確實有非同一般的祭祀場所，而這無疑就是魏帝祭拜黃帝陵之處。此外還有一個問題，既然黃帝卒於河南靈寶，可為什麼會葬於涿鹿橋山呢？首先要說明的是，黃帝在開創了文明大業後便從涿鹿移鼎河南新鄭，其晚年已以中原為活動中心，於是卒於靈寶順理成章。至於其陵寢之所以在涿鹿，蓋因上古時期有一個習俗，即人死後要歸葬部族的發祥地，而涿鹿不僅是黃帝集團的發祥地，更是黃帝本人的龍興之地，遷葬於此可謂天經地義。《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列仙傳》云：「軒轅自擇亡日與群臣辭，還葬橋山。」其中的一個「還」字，已然表明黃帝卒後歸葬到了原來的龍興之地。附錄二 黃帝地望疑雲關於黃帝的發源地，文獻中的原始記載十分匱乏，於先秦典籍中僅一見。《國語·晉語四》云：「昔少典娶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以上「黃帝以姬水成」一語，即對黃帝源起之地的最遠古記載。然而，正如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所說：「至於姬水，不知道是現在的哪一條水」，古姬水的地望早已失傳，至今無從查考。近人雖有認定它在齊魯某地或陝甘某地的，都不過是虛擬比附之辭，難以指實，終不免成鑿空之論。史上有關黃帝的出生地還有另外較晚出的兩說，見皇甫謐的《帝王世紀》：「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因以為姓。居軒轅之丘，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此文除引述前面談到的黃帝「長於姬水」外，又提到了黃帝的「生於壽丘」和「居軒轅之丘」。對於後兩說，酈道元的《水經注·渭水》辨之甚詳，其云：「渭水又東南合逕谷水，……又西北軒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雲生壽邱，邱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酈氏在這裡首先說明黃帝的「生於壽丘」指的是山東曲阜的壽邱，「居軒轅之丘」指的是甘肅天水的軒轅谷，然後筆鋒一轉，對這兩說一言蔽之以「未知孰是」。一個言之鑿鑿的說黃帝生於壽丘、長於姬水、居於軒轅之丘，把黃帝從小到大的身世羅列的清清楚楚，一個卻一本正經的不予認可，兩者究竟孰是孰非呢？從年代上說，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出自西晉，酈道元的《水經注》出自北魏，以前者的時間為早。但從學術價值上說，《水經注》廣徵博採，考證詳實，字字珠璣，自古即被譽為「不刊之珍典」。而《帝王世紀》卻採用了不少秦漢間巫師、方士編造的讖緯學說，多有不經之論。酈氏撰《水經注》時顯然已經參酌了皇甫謐的說法，但他仍然一口咬定「未知孰是」，足見皇甫謐的「壽丘」和「軒轅之丘」之說純屬渺茫無徵之論，也足見黃帝的生地和居地在酈道元那個時代已無從稽考。總之，由於文獻的闕失和語焉不詳，對黃帝的源起之地自古便歧見紛披。輾轉至今，學術界有謂黃帝出自西部陝甘的，有謂源自東方齊魯的，有謂來自南方長江流域的，有謂原本就是中原民族的，還有說是出自北方地區的，東、西、南、北、中一應俱全，幾乎處處皆是黃帝的故鄉。以上不同主張的紛然雜陳，已使黃帝地望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撲朔迷離的難解之謎。附錄三 黃帝集團源出紅山文化考在論證遠古時期北京地區的三大創世紀發展時，我們曾談到恰在公元前三千紀初葉，也就是正好在紅山文化結束時，黃帝集團從北京西北的涿鹿及延慶一帶崛起，接連奏響了戰炎帝、誅蚩尤、盟諸侯、建都邑等華彩樂章，還創建了一整套以王權、軍隊、官吏、刑罰為標誌的國家機器的雛形，開啟了煌煌五千年中華文明史。那麼，這個在北京西北一帶出現的黃帝集團，會不會和突然消失的紅山文化集團有關呢？對黃帝集團的前後居地，歷來的文獻記載往往一言蔽之以「無常處」。《呂氏春秋·季春紀·圜道》云：「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遷徙往來無常處。」《晉書·載記第三十》云：「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遼史·兵衛志上》云：「軒轅氏合符東海，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上記載皆以中華始祖黃帝居無常處。細審這個「無常處」的含義，一則無非是說黃帝集團好遷徙，「遷居無常二十餘年」；二則揭示了黃帝集團並非涿鹿的原住民，當有另外的來源；三則涿鹿之前的黃帝地望已無從查考，故一言蔽之以「無常處」。但在探明了紅山文化的性狀之後，我們有理由推測，公元前三千年前後在北京西北一帶如狂飆般崛起的黃帝集團，正是由位在燕山以北的紅山文化集團遷徙來的。理由之一是，黃帝族與炎帝族在今北京西北一帶展開的「阪泉之戰」，史稱是黃帝族的「南伐」，即黃帝集團原居阪泉以北。1972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了兩座西漢前期墓葬，發現了先秦時期的竹簡本《孫子兵法》。其中有《黃帝伐赤帝》一節，上載：「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於□□，戰於反山之原。」此文所言的赤帝即炎帝，「反山之原」即阪泉，其「黃帝南伐赤帝」一語則表明，黃、炎大戰前的黃帝族原居於阪泉以北。古阪泉在今北京延慶縣，說已詳第二章第三節。而由北京延慶向北搜索，在距今五千年前，唯一的強勢集團必非紅山文化集團而莫屬。見於《史記·五帝本紀》，黃帝的第一大史跡就是「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可見與炎帝的阪泉之戰，正是黃帝集團的出山之戰。理由之二是，上節已論，東北地區史前文化的重心不斷南移，到紅山文化晚期已南移到今內蒙古東南端，直逼燕山北麓。照此趨勢發展下去，紅山集團的翻越燕山進入冀北無疑是大勢所趨。理由之三是，按照文明演進的遞嬗關係，紅山文化集團的性狀恰與黃帝集團上下鏈接。前文已述，在紅山文化後期，以老哈河上游及大凌河中上游為中心的紅山集團已大步邁向國家文明的門檻。不難設想，當他們一旦脫離狹促崎嶇的山林地帶，進入更為廣闊的活動舞台後，積蓄的能量一定會很快爆發出來，迅速點燃絢麗的文明之光。而恰恰在位置與之毗鄰的河北涿鹿一帶，在時代緊承其後的公元前三千紀初葉，黃帝集團一舉開創了文明大業，這二者在發展關係上恰好薪火相傳。理由之四是，揆諸歷史，東北地區有不少黃帝族的後裔，表明那裡確實和黃帝集團有著與生俱來的天然聯繫（詳見附錄四）。理由之五是，史稱黃帝南征的主力部隊是由「熊、羆、貔、豹、虎」組成的，而這恰是北方山林部族的標記。《大戴禮記·五帝德》引孔子曰：「黃帝……教熊、羆、貔、豹、虎，以與赤帝戰於阪泉之野。」《史記·五帝本紀》亦云：「軒轅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由上可知，阪泉大戰中黃帝一方的主力部隊即「熊、羆、貔、貅、貙、虎」。單從字面上看，這都是北方山林常見的猛獸。其中熊即黑熊；羆為熊的一種，毛色黃白，《史記正義》說「羆如熊，黃白色」可證；貔屬虎類，《史記正義》引郭璞云：「貔，虎屬也」；貅同貔，也是虎類的一種，或曰雄性稱貔，雌性稱貅；貙，《爾雅·釋獸》云：「貙獌，似狸。」注曰：「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以上熊、羆、貔、貅、貙、虎，是一個比一個兇猛的山林野獸，事如唐柳宗元《柳先生集》十六所言：「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在燕山以北，現在有不少地方已退化成乾旱的山地丘陵，但在黃帝時代，那裡水草豐美，樹木蔥蘢，是百獸繁衍之地，更是上述猛獸成群出沒之所。《漢書·匈奴傳下》載：「北邊塞至遼東，……草木茂盛，多禽獸。」這就是對古代遼東一帶草木茂盛和「多禽獸」的描述。《詩經·大雅·韓奕》鄭玄注云：「貔，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羆。」這也說明貔、羆常出沒於遼東一帶。至於黃帝的「教熊、羆、貔、貅、貙、虎」，可能的解釋有三種：一種是指「此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即黃帝訓練這六種猛獸以供驅使；第二種是說「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即用猛獸的稱謂為猛士冠名，用以壯聲色、震敵手。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熊、羆、貔、貅、貙、虎」為部隊番號；第三種則是按當時的習俗，「熊、羆、貔、貅、貙、虎」可能是黃帝麾下各部族的圖騰徽號。從客觀情況分析，後兩種的可能性為大，尤以最後一種可能最為接近史實。但無論屬於哪種可能，這都反映了黃帝集團與這些猛獸群居的北方山林的天然聯繫。史稱黃帝「號有熊」，這也透露出黃帝集團與北方山林的聯繫。《世本·帝系》宋衷注云：黃帝「號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黃帝號有熊。」又引譙周曰：「黃帝，有熊國君。」皇甫謐《帝王世紀》云：黃帝「受國於有熊。」綜合此類記載，可知黃帝之國稱「有熊」。對於此國號的由來，歷來的解釋莫衷一是，最權威的解釋來自《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新鄭縣，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根據這個記載，古往今來的人們多以黃帝號有熊是因新鄭而起的，即以新鄭古稱有熊，黃帝居新鄭，故號有熊。然而早在這種說法見載於晉司馬彪撰著的《續漢書》之前，漢人宋衷注《世本》時就特彆強調，黃帝號有熊是因為「其本是有熊國君之子故也」，即明言有熊國早在黃帝之前便已存在，更在黃帝遷都新鄭之前便已存在。事實上，如果摒棄各種主觀臆測，不難看出破解「黃帝號有熊」密碼的鑰匙已經蘊含在黃、炎大戰的史實中。在敘述黃帝集團與炎帝大戰的六大部族時，《大戴禮記·五帝德》及《史記·五帝本紀》皆以「熊」為首，可見「熊」是黃帝戰陣的首要部分。這為首的部分必非黃帝自己的部族莫屬，由此說明熊是黃帝族的圖騰，這便是「黃帝號有熊」的由來。既然以熊為圖騰和國號，自然也透漏出黃帝族和燕山以北山地丘陵地帶的關係，因為那裡是群熊的集居地。將黃帝「號有熊」的相關因素串聯起來，其中的邏輯關係是：1，先有一個位在北部山林的方國，因那裡群熊出沒而以「熊」為圖騰，稱「有熊」；2，黃帝降生於有熊國並承嗣君位，故號「有熊」；3，黃帝率部南下涿鹿，再南下新鄭，並以新鄭為都；4，中國古代地名往往隨人一同搬遷，因此遷到河南新鄭之後的黃帝都邑仍稱「有熊」。總之，綜合事情的沿革與發展，應該是先有黃帝的有熊國，後有新鄭的號有熊，過去人們恰恰把這個因果關係搞顛倒了。理由之六是，在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往往把黃帝神格化為「北斗神」和「天黿」，這就把黃帝的出生地準確無誤地對號入座到了塞北之地。明輯錄本《竹書紀年》卷一云：「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緯書集成·河圖始開圖》云：「黃帝名軒轅，北斗神也。」以上或以黃帝因「大電繞北斗樞星」感孕而生，或以黃帝為「北斗神」。它們雖然是神話，但卻明顯反映出黃帝的降生與「北斗」所在的方位有關。《路史·前紀七·軒轅氏》云：「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路史》系南宋羅泌所撰，內容遠涉上古，引據浩繁。其稱軒轅氏出於「空桑之北」，也和黃帝的「北斗神」之說不謀而合。又《國語·周語下》云：「我姬氏出自天黿。」此姬氏是指開創了周朝的姬姓周人，而這裡的「天黿」，據郭沫若先生的考證，「天黿即軒轅也」，指的就是軒轅黃帝。周人的先祖為后稷，而「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知周之先祖亦為黃帝之後，故有「我姬氏出自天黿」之說。案天黿為龜屬大鼈，古人視為神物，傳說是北方太陰之神。於是，以黃帝為「天黿」，也無異於把黃帝歸位到了北方。理由之七是，在黃帝史跡中隨處可見北方民族的印記。《周易·繫辭下》云：「黃帝、堯、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馬。」宋衷註：「相土，黃帝臣。」《雲笈七籤·軒轅本紀》云：「（黃）帝始教人乘馬。」以上文獻皆把馬的馴化役使與黃帝聯在了一起。在中國古代，燕山南北是最早馴化和役使馬的地區之一。《左傳·昭公四年》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此文冀指冀州，是古九州之一，主要範圍包括「今山西全省，河北的西、北境及河南的北部，遼寧的西部」。而「冀之北土」，所言即冀州北部，主要指燕山地帶。由此可見，燕山地帶即「馬之所生」，而傳說中的黃帝「服牛乘馬」，恰好透露出黃帝族與燕山地帶的淵源關係。黃帝族的喜遷已見前述，這也深深烙下了北方民族居無定所的印記。理由之八是，細審黃帝稱謂的由來及某些黃帝故事，甚至可以和紅山文化聯繫起來。關於「黃帝」稱謂，自司馬遷以來多根據後起的「陰陽五行說」，解釋為「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即以「黃」寓意土色，而軒轅有土德之瑞，故此名之。《說文·黃部》云：「黃，地之色也，從田。」這裡亦以「黃」的本義為地之色。但查甲骨字形，黃「象人佩有玉璜之形」，台灣學人李孝定綜合甲文各家的解釋後也說：「黃實古玉佩之象也」，可見「黃」的初義是佩玉，「地之色」是後起義。《詩經·齊風·著》云：「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耳。」毛傳：「黃，黃玉。」此處的「黃」即指玉。黃帝的年代早於殷商甲文，故此「黃帝」之黃必當訓為「玉」，而非後起的「土色」。無獨有偶，恰如前文所述，紅山文化的玉文化非常繁榮，佩玉之風十分盛行，而這剛好和標榜崇尚玉、佩戴玉的「黃帝」稱謂相符，說明黃帝和紅山集團確實桴鼓相應。黃帝大戰蚩尤時留下了一段傳說，是說由於蚩尤部的頑強抵抗，黃帝族久戰不勝，最後因為得到了女神的天佑，才終於取得了勝利。《山海經·大荒北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太平御覽》卷十五引《黃帝問玄女戰法》云：「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戰萬勝。』遂得戰法焉。」《太平御覽》卷七八引《龍魚河圖》云：「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以上皆說黃帝戰蚩尤時得到了女魃或玄女的幫助，從而化險為夷，取得了最後勝利。這雖然是神話，但恰與紅山文化集團的女神崇拜如出一轍，而助黃帝的玄女，很可能就是紅山集團供奉的女神。在紅山文化中，出土了不少鳥紋圖案或鳥形器皿，如鳥獸圖尊形陶器、鳥形壺、玉鳥等，這也和神話中玄女的「人首鳥形」若合符節。理由之九是，考古工作已為紅山文化集團南下涿鹿提供了直接證據。最重要的考古證據即前引蘇秉琦先生關於南北兩大文化在涿鹿一帶會合的論述。這段論述明確指出，在距今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一南一北向外擴張，最終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特別是在距離涿鹿不遠的蔚縣四十里鋪和三關等地，發現了時代緊承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之後的紅山文化遺存，還出土了特徵明顯的紅山文化彩陶罐，都表明紅山文化確實來到了涿鹿一帶。這些資料的年代或許略早於黃帝時代，但這對後來黃帝集團的南下涿鹿仍不失為重要的佐證。因為一則紅山文化確曾南下，二則很可能正是由於紅山集團與中原集團在涿鹿一帶的接觸與碰撞，才刺激了紅山文化文明因素的生長，並最終導致了黃帝集團的南征。理由之十是，恰與黃帝集團南下涿鹿同時，在與涿鹿一衣帶水的北京地區，發現了和黃帝集團頗為相合的雪山一期文化，而雪山一期文化又和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同屬一個類型。如第二章第三節所論，北京雪山一期文化距今約5600～4900年，恰與黃帝的年代範圍相合。不僅如此，它還在諸多方面與黃帝集團的屬性相契，表明這就是黃帝集團的文化。於此之外，雪山一期文化還與燕山以北的小河沿文化具有鮮明的共性，特別是它們的典型器如夾砂筒形罐、雙耳小口高領罐等，簡直如出一范，以至有的學者認為小河沿文化就是「雪山一期文化的發源地和終結地」，也有的乾脆認為小河沿文化直接就是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性質及年代已如前述，它位於燕北紅山文化的中心地帶，是紅山文化中時代最晚的一支。既然雪山一期文化是黃帝集團的文化，那麼和它同屬一個類型的小河沿文化當然也就和黃帝集團有關了，這便為黃帝集團源起於燕山以北提供了又一個證據。以上十大理由齊備，當為黃帝部族源起於燕北紅山集團提供了確鑿的證據。關於黃帝的歷史發源地，歷來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具體情況已見第一、二兩章所述。相比之下，在黃帝出生地的歷來諸說中，能夠像紅山集團之說這樣獲得上述十大證據支持的，迄今絕無僅有。因此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黃帝集團源出於紅山文化之說，是黃帝族源諸說中迄今最為詳實也最可憑信的一說。附錄四 塞北的黃帝集團後裔揆諸歷史，東北地區有不少黃帝族的後裔，表明那裡確實和黃帝集團有著與生俱來的天然聯繫。《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北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路史》卷十四載：黃帝次妃嫫母「生蒼林、禺陽……蒼林姬姓，生始均，是居北狄。」以上所謂「北狄」，是對古代北方各部族的統稱，《禮記·王制》即明謂「北方曰狄」。《山海經》和《路史》說北狄之國是由黃帝之孫始均創建的，就是對東北地區有黃帝後人的明文載述。又《山海經·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犬戎是中國北方最古老的畜牧族之一，又稱獫狁。史載「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誅殺幽王並迫使周室東遷的就是這個犬戎。《舊唐書·宣宗本紀》云：「自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御奸，遂縱腥膻，不遠京邑。」可見直到唐代，犬戎還是北方游牧民族中十分強悍的一支。而據《山海經》上文，可知他們也是黃帝之子苗龍的後裔。東胡是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的北方強族，世居西遼河一帶，史載他們也是黃帝的子孫。《晉書·慕容廆載記》云：「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有熊氏即黃帝，這裡明言東胡是黃帝的苗裔。又《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邑於紫蒙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這裡說東胡是高辛氏少子之後，而高辛氏帝嚳乃「黃帝之曾孫也」，同樣說明東胡為黃帝的後裔。按照某些文獻的載述，匈奴族也是黃帝的苗裔。《史記·匈奴列傳》云：「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史記索隱》引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史記集解》引樂產《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眾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以上諸說，或以夏禹的後裔淳維為匈奴之祖，於殷商時逃往北邊；又或以夏桀的兒子獯粥在夏朝滅亡後裹挾他老爸的幾個妃子逃往北方，後來成了雄踞北地的匈奴祖先，總之皆以匈奴之祖為夏人苗裔。郭沫若亦主此說，他認為夏人原為河套一帶的戎族，後來有一支向北遷徙，逐漸流變為匈奴。既然是夏人的後裔，自然也就是黃帝族的苗裔，因為於史可徵，「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史載鮮卑族同樣是黃帝的苗裔。鮮卑是東胡的余脈，既然東胡是黃帝的苗裔，那麼鮮卑族當然也是黃帝的族裔。於是《晉書·慕容廆載記》在載述十六國時的慕容廆時，便明言他是「有熊氏之苗裔」。慕容廆是十六國時前燕國的開創者，此階段鮮卑人創建的小朝廷還有代、後燕、西燕、西秦、南涼、南燕等，足見黃帝餘緒在北國流布之廣。繼十六國而起的北魏拓跋氏也屬鮮卑族，同樣尊黃帝為始祖。《魏書·序記》云：「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黃帝）其裔始均，……積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諱毛立。」此文說，北魏皇族的「拓跋」姓氏便來自「以土德王」的黃帝。細審此義，鮮卑語的「托」即「土」，土為黃，而「跋」的含義是「後」，「後」為古之帝稱，於是「拓跋」即為「土後」，「土後」即為「黃帝」。頗為奇特的是，北魏拓跋氏不僅在姓氏中標明他們是黃帝族的後裔，還說由黃帝之孫始均開始，到北魏拓跋氏之祖為止，居然有「六十七世」的譜牒可循。此言確鑿與否已無從稽考，但足見鮮卑人對自己是黃帝後裔的深信不疑，並說明自始均以降確有黃帝後裔世居東北地區。創建了遼朝的契丹人也是鮮卑族的一支，他們依然堅稱自己是黃帝族的後裔。最明顯的例證是，遼寧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平安地鄉阿漢土村出土了一座遼墓，墓中隨葬了一方《永清公主墓誌》，志文即明言「蓋國家系軒轅皇帝之後」。這無異於給契丹人自認是黃帝後裔提供了一個確鑿的考古學證據，至於文獻的依據，主要見於遼朝大臣耶律儼編撰的《皇朝實錄》，其中直截了當地說「遼為軒轅後」，即以契丹為黃帝族的後裔。關於東北地區形形色色黃帝後裔的由來，《魏書·序記》給出的解釋是：「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即以這些黃帝後裔皆因黃帝子孫「受封北土」而來。同樣的解釋也見於《遼史·世表一》，其云：「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僸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這裡也說炎黃子孫是因「君四方」而來到北土的。豈不知在文明初興的黃帝時代，這種殖民式的異地分封既與當時的國情不符，也與黃帝集團的實力不符，是根本不可能的。縱觀整個中華文明史，由圍繞一個中心部族的「萬邦林立」，到西周時期的諸侯分封，再到秦漢以後郡縣制的建立，是國家政體不斷演進的三大步驟。黃帝所處的是第一階段，不可能在方外之地裂土分封。於是，黃帝後裔在東北地區的綿延不絕，只能出於那裡是黃帝集團祖地的緣故。附錄五 黃帝集團由涿鹿遷都河南新鄭於史可稽，黃帝在開創了文明大業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後，為了擴大文明戰果，很快又由涿鹿挺近到中原並定鼎中原。關於黃帝的遷都，以《魏書》記載最詳，事見《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傳》：「及高祖（案即北魏孝文帝元宏）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為未可。』……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於涿鹿，既定之後，亦遷於河南。』」此文明確指出黃帝曾由涿鹿遷都河南，但沒有說明這個新都在河南的何處。《水經注·洧水》載：「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續漢書·郡國志》云：「河南尹新鄭縣，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誌》云：「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以上記載揭示，黃帝所遷的新都名有熊，其地就在今河南新鄭。河南新鄭地處黃河中游膏腴之地，位於神州之中，故如《淮南子·天文訓》所云：「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黃帝又成了傳說中的「中央」神。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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