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中國人曾統治印度皮革廠

來自專欄看客

憑藉印度教徒最看不起的職業，一代華人奔了小康。

走進加爾各答老中國城的核心區，「魯迅大街」已經被換上了印度路名，孫逸仙路上的「寶興餐館」大門緊閉。而在一棟廢棄的紅磚小樓門口，2米左右高的垃圾堆散發著潮氣，那裡是傳奇的南京酒樓僅存的痕迹。只有看見幾家中餐館門口的紅燈籠，人們才能想起這兒還有個中國城。

近50年，印度本土華人社區人口減少了90%以上。印度中國城，成了一個「瀕臨滅絕」的社區。連中國菜市場上的粥鋪都被越來越多的孟加拉人承包，變成了不熟悉的味道。

今天的人們已經難以想像，就在一個世紀前，加爾各答還是中國新移民「印度夢」的實現之地，客家人一度統治了印度皮革業。

「20世紀初父親抵達加爾各答的時候，中國人過得像皇帝一樣」，移民後代喬治·林說。

走，到印度造皮革去

1930年，李先生為了躲避戰亂，坐上了從中國開往印尼的輪船。海上本來一切順利，誰知輪船拐錯了一個彎，目的地就這麼從「印尼」變成了「印度」。

到了中國城，街上耀眼的紅燈籠終於讓李先生覺得，生活有盼頭了。

像李先生這樣出來討生活的人不在少數。英屬印度時期，加爾各答作為首都，搖身一變成了國際化的聚寶盆。對底層民眾來說，到加爾各答就約等於到了英國，是發家致富的象徵。

那時的加爾各答中國城已是一片初具規模的小天地，洋氣的英式小樓裡布滿中國飯店、商鋪、賭場、鴉片館，再走兩步，還能看見熱鬧的同鄉會和掛著紅綢的關公廟。街上的中國人、印度人和英國人往來不絕，儼然一個國際化的商業區。

清末民初的底層移民很多沒帶家眷，有的在中國城發家之後，就順勢娶了二房。消息一經傳出，就成了促使國內親戚移民的「活廣告」。

1924年，中國城的南京飯店一開業就成了當地最高檔的館子，地位如同上世紀的北京莫斯科餐廳，去南京飯店吃飯才是「混得好」的證明。這家傳奇飯店成了寶萊塢明星的最愛。據稱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也曾在訪問印度期間前去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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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原本一窮二白的移民，繁華的代價是日復一日的勞作。那是一個各顯神通的時代，廣東人做木工，客家人造皮革，湖北人當牙醫，日本人開洗衣店。

印度宗教等級森嚴，服務業常常被看成低種姓才會做的職業。尤其是皮革製造業，由於印度教奉牛為神靈，造皮革也被視為最低賤的行業。

而這恰恰是客家人擅長的活計。一開始，新移民只能從穆斯林教徒那購買皮革，製成精美的皮鞋。後來，一些貧困的移民開始在城鄉結合部塔壩自己曬皮革。

本來是純手工作坊，一戰時期，許多印度皮革廠倒閉了，大家東拼西湊，用攢下來的積蓄買了機械設備，一下子升級成了皮革廠。

憑藉出色的工藝，「加爾各答製造」成了馳名商標，暢銷東南亞和歐洲。令皮革廠老闆自己驕傲的是，「前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也以穿加爾各答生產的皮靴為榮。」

1960年代，塔壩皮革廠已經有近300家。客家人做的皮革和皮鞋幾乎壟斷了加爾各答的市場。這個一開始被印度人拒絕的行業讓印度華人奔了小康，不僅有錢寄給國內的親戚，還反過來養活了一大批印度工人。

湖北牙科專家也憑本事贏得了尊敬。在印度，牙醫是個稀缺資源。湖北人每到一個地方，就花錢僱人沿街吆喝：「牙醫來了，牙醫來了！」人們就會像過節一樣爭先恐後來看牙。

飽暖思文化。有了錢的皮革廠老闆成了建設中國城的中堅力量。23家皮革廠花錢建起「培梅」中文學校，讓下一代接受傳統教育，最多的時候有1000多個學生。

1969年，華人還辦起了手工印刷的報紙。美國總統大選和社區新餐廳開張都會成為頭條。

像每個新移民聚居區一樣，黑幫鬥毆也時有發生。但是「野蠻生長」的混亂中，中國城讓一批批難民成功掘金，連在中國城賣炸蝦都能養活一家老小。

塔壩皮革廠倒閉了

繁榮景象在1962年戛然而止。那年中印戰爭爆發，印度華人一夜之間成為眾矢之的。

一切費盡心力建立起來的生活，突然脫軌並急速下墜。華人財產被凍結，工廠關門，數千人被當作間諜抓起來。

甚至有土生土長的印度人，僅僅因為名字聽著像中文，也被關到了沙漠中的收容所。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僅持續一個月，但很多人卻一直被關押到1967年才陸續被釋放。

富裕家庭買到離開印度的票，逃到了美國、加拿大、香港，而窮一些的家庭則不得不留下，眼睜睜地看著生活從小康返回赤貧。那是中國城社區人數第一次銳減到萬人以下。

生活還是得繼續。到90年代，隨著歐洲皮革訂單激增，塔壩中國城獲得喘息的機會，發展出200家皮革廠。

然而好景不長，好不容易恢復生機的華人造皮大業遭到了印度「產業升級」政策的會心一擊。為了整治城市污染，印度最高法院1996年發布指令，要求將所有製革廠從塔壩轉移到位於偏遠的郊區。

因為捨不得自己的皮革廠，一些華人一度當起了「釘子戶」，關起大門偷偷生產，門口還要有人放哨。然而即便如此，被發現的時候皮革廠還是難逃被「抄家」的命運。

只有四分之一的華人有條件搬遷，其他人因為難以承擔搬遷費用，大多選擇移民或者轉行。

曾經的皮革廠老闆李先生說：「我就是那時走投無路才幹起了餐館，當時一天能有三四家債主找上門，不改行就只能去當乞丐了。」

支柱產業一坍，中國城也像泄了氣似的，一天天蕭條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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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塔壩的華人製革廠大多已經關閉，只有中華美食還在頑強地延續，讓整個社區轉型成了「中國美食村」。

每天都有加爾各答的上等印度人駕車來到這裡，駛過年久失修的狹窄路面，只為享受經過改良的北京烤鴨或者回鍋肉。夜幕下，「北京飯店」、「熱鍋餐廳」、「碧寶思（Big Boss）」等中文霓虹招牌格外耀眼。

莫妮卡·劉是如今中國城的風雲人物，經營著六家餐廳。她擁有一處幾畝大的院子，用來養狗和開私人派對。

提起曾經的遭遇，她還是心有餘悸。1962年戰爭時，9歲的她和家人因為被懷疑成間諜，被關進沙漠中的收容所。

出來的時候家裡已經一無所有，全家7口人，而爸爸兜里只有24盧比，連一頓午餐都買不起。遠在中國老家的祖父也因為斷了經濟往來而被餓死。

爸爸媽媽做了一個月炸蝦，終於有錢租房子。而莫妮卡·劉也繼承了父母的職業，從賣炸蝦開始，擁有了一家有一家自己的餐廳。

75%的年輕人都決定移民

由於華人社區人口從6萬跌到3000，2010年，培梅學校因為缺少生源關停，學校變成社區活動中心。四層樓頂設有一座關帝廟，等待著逢年過節回來看看的老校友。而剩下的年輕人，至少有75%決定移民。

在高三學生傑弗瑞·李眼中，培梅學校只是一個和朋友打籃球的場所。他在加爾各答國際學校讀書，畢業後打算去加拿大上大學。

他說：「大部分華裔的男生都要離開印度，去國外生活，大部分人都選擇加拿大。我們在加拿大生活應該會比在印度的前景更好。」

聽到這話，莫妮卡·劉笑了笑說：「所有的年輕人都打算這麼做，到頭來，估計就剩我一個老太婆留在這了。」

隨著中國城的子民排著隊移民。印度華人家庭都變得像跨國組織，幾乎每家都有「加拿大-印度-華裔」親戚。

家族產業總要有個接班人，繼承家業幾乎成了年輕人留下來的唯一理由。

廖峰基是一名餐館「二代」，在台灣讀書後回到塔壩幫父親經營餐廳。他說：「現在我在加拿大的朋友比我在加爾各答的朋友還多。」

在他Facebook頁面上，最近一張照片是二十名印度華裔年輕人聚集在機場，他們正在向夥伴告別。他解釋說，只有那些有生意的人才會留下來，其他人遲早會離開。

今天，當印度開拓市場的中國企業員工去中國城吃炸蝦時，不知道他們是否會想起一百年前，先輩僅僅帶著一張船票，就赤手空拳在這片異土拼出了一塊屬於的飛地。

參考文獻

《走訪印度最大華人社區：印度為何留不住華人心？》環球時報，鄒松

《印度華人生活錄》，經濟管理文摘，孔曉紅

《印度的華人社會與唐人街 ——以加爾各答為中心 》，山下青海[日]

《印度僅存的中國城將煥發新生》，朱諾

《海外華人——印度加爾各答客家人》，印度之窗

《Reviving Chinatown in India: too little, too late》，CCTV，Shweta Bajaj

《Chinese Indians：Kings no more，A last-ditch effort to save a dying community》，The Economist

《The Last Of The Chinamen》，101 Traces紀錄片

《The Fading Chinatown of Kolkata》，101 Traces紀錄片

《India』s Chinatown gets a makeover》，GulfNews，Anuradha Sengupta

《Chinatown, Kolkata：The Disintegration Of An Ethnic Enclave》，Shreya Goenka

《Chinese immigrants：A shrinking community》，Manish Basu

《Missing from Chinatown》，Shreevatsa Nevatia

《Mumbai Chinatown and Bitter Memories of the Chinese-Indian》，Sameer Khan

編輯 /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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