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與西方對抗的歷史情愫

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地區危機已經持續了一年有餘。這似乎是一筆賠本買賣。經濟趨於衰退、盧布幾乎崩潰、被多個傳統友好國家疏離、被西方大國集體敵視、在國際道義上陷於孤立，區區一塊克里米亞半島彌補不了這一切。

但所有這些思考都只是理性的計算。俄羅斯歷史學者謝爾蓋·卡拉穆爾扎認為，俄羅斯文明厭惡冰冷生硬、不解決精神世界難題的理性。所以，這個民族處理問題時總有些過於浪漫、容易衝動、一條道跑到黑。理性計算往往無法概括這個民族的複雜內心。

眼下這波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已經遠不似歷史那樣要從更廣大的地緣、政治、外交背景中去找原因，這是一場俄羅斯跟自己較勁的危機。既然如此，原因仍要從俄羅斯自己這裡來尋找，從它的心靈中來尋找。

虛弱下的偏執

以防範、敵視西方為深層心理動機的這次力量伸張呈現出了非常滑稽的一幕：俄羅斯為了反擊西方，將與自己血脈相連的兄弟國家使勁折騰了一回，哪怕付出高昂代價也在所不惜，但西方卻是沒有任何損失的。這裡隱含的邏輯是，如果折騰烏克蘭，那麼口頭反對的也應該是烏克蘭，如果口頭反對的是西方，那麼折騰的對象也應該是西方。但俄羅斯卻來了個「指東打西」。再打個比方，俄羅斯好比一個丈夫，把自己的媳婦揍了一頓，作為對勾引自己媳婦的隔壁鄰居的懲罰。

簡單地講，俄羅斯在跟自己較勁，卻把這種較勁想像成對西方的復仇。

在俄羅斯與西方敵對的歷史上，這是很奇怪的一幕。可以對比一下加勒比海危機，當美國欲在土耳其部署導彈，蘇聯就針鋒相對地把導彈部署在了古巴——美國的後院。這一次，當俄羅斯再次聲稱自己受到了西方的安全威脅，卻只能收拾自己不聽話的小弟，而無力直接對西方「下刀」。這其實是一種相對的虛弱。蘇聯是有種的，敢跟西方真刀真槍的對著干。俄羅斯卻是沒種的，對付不了西方就只能拿自己不聽話的小兄弟出氣。

也就是因為這種虛弱，俄羅斯顯得格外偏執。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於俄羅斯這種將國際地位作為國家和民族成功的首要衡量標準的群體來說，越虛弱越表現出攻擊性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是，這樣一來，俄羅斯跟西方之間的死結就更加難以解開，一個民族的整體偏執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治癒的，更何況這種偏執還有著深刻的歷史肇因。

危機緣何偶然

這場危機其實非常偶然。說它偶然是因為當時的國際環境似乎並不足以導致俄羅斯掀起一場地區危機。這裡所說的國際環境指的是：奧巴馬上台後，美國已經終止了小布希時期的反導計劃和北約東擴計劃，而且美國祭出了「亞太再平衡」，已經不把俄羅斯作為發力重點。從安全形度來看，俄羅斯的境況其實大大好轉了。

而且單從烏克蘭的狀況來看，與其說是西方要從俄羅斯手中奪走烏克蘭，不如說是這個國家要死要活地加入西方。這個國家的人民用一場革命推翻了親俄的亞努科維奇政權，堅持加入西方的道路。所以，此事也無法解釋為西方對俄施壓。

這裡有一個鮮明的對比可以幫助思考。2004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革命戲碼與十年後的這次革命驚人的一致，都是親俄總統被推翻，烏克蘭選擇加入西方道路。但當時，同樣擔任總統的普京沒有發動任何力量伸張。

為何十年前什麼也不做十年後卻大動干戈？為何俄羅斯的安全環境大大緩解它卻要發動一場地區危機？

答案還得從俄國內尋找。十年前，俄羅斯經濟形勢良好，十年後發動烏克蘭危機時卻剛剛經歷了普京時代第二差的經濟增長年份。相應地，2004年普京個人支持率尚在高速上漲周期，烏克蘭危機前他的支持率卻正處於從頂峰極速跌落的時段。2013年年末，願意在大選中投普京一票的人只佔30％。這仍然是各政客中的第一支持率，但卻不是普京體系認為的可以保證其確保政治壟斷的「安全數值」，因為得票率如果不能超過一半，就得與第二名進行第二輪投票的雙人對決，這等於是為自己培養了一個可以團結所有反對派的政治敵手。

經濟疲軟，支持率不振，在這一背景下烏克蘭發生了革命，俄羅斯支持的總統被推翻了，普京選擇了強力伸張。在這裡，他及其權力體系的利益扮演著首要動機的角色。也正因此，在各種國際因素都不導向危機的背景下，烏克蘭危機爆發了。

愛國主義風潮

普京首先吞併了克里米亞，然後在烏克蘭東部二州發動危機。這讓普京支持率飆升至85％以上。尤其是前者，讓包括戈爾巴喬夫在內的許多曾經嚴厲抨擊普京反民主政策的個人和機構都開始倒轉立場，對普京大加讚揚。俄國內形成了愛國主義風潮，「國家叛徒」和「第五縱隊」成了愛國民眾給普京的反對者貼上的標籤，由此形成了一種排他性的輿論統一。

普京更是成為這場愛國運動的核心及標識，6月12日是俄羅斯的國慶節「俄羅斯日」，位於紅場東側的著名商場「古姆」開始銷售印有普京頭像的T恤衫。1200盧布（合人民幣200多元）一件，這個價格可不便宜，但銷售火爆，在開售之初顧客們要排上兩個小時隊才能買到一件，第一天便賣出5000多件。

多家媒體都對此事進行了報道，記者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位也穿著這款T恤的路邊攤大媽如何在做推銷。

很顯然，俄羅斯民眾像打了「雞血」一樣地在支持普京及其內外政策。但是，如果說在危機爆發之初俄民眾如此「雞血」還情有可原，那麼在普京所為招致西方制裁和國際孤立，並且制裁加上油價下跌導致國家經濟困頓、個人生活成本升高之後，這種對普京的支持依然「無條件」就顯得有些讓人無法理解。

但若仔細研究一下這個國家的傳統，卻又可以發現，這個國家的民眾對領袖的長期支持是有傳統的，不足為奇。

宗教色彩的沙皇情結

俄羅斯帝國國徽

普京在俄羅斯人心中到底受歡迎到什麼程度？僅通過一件T恤衫進行描述終究還是太模糊了。生於斯大林時代的物理學家尤里·馬加爾沙克時常就俄政治問題發聲，在他的記憶中，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曾經有在家庭聚會、婚禮等場合自發為最高領導人的健康舉杯祝酒的傳統，但那隻廣泛存在於斯大林時代，哪怕是在大清洗時期。而其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時代里，這種傳統大大淡化了。

但是，馬加爾沙克在最新一篇博文里指出，這一傳統在普京時代恢復了，知識分子們又開始自發地在聚會時為普京的健康喝上一杯。

向來挑剔、桀驁的俄羅斯知識群體可作為俄社會對一位政客接受程度的指針。馬加爾沙克認為，俄民眾對普京的愛已經可與愛斯大林的熱情相媲美。

這番描述倒讓人們想起去世前四個月還對美國駐俄大使威廉·伯恩斯盛讚普京的索爾仁尼琴。這位舉世景仰的作家一生與蘇聯體製做鬥爭，批判每一位蘇聯領導人，不買葉利欽的賬，卻獨獨格外喜歡普京。

索翁當然不會為斯大林的健康舉杯，但其對普京的厚愛倒是與那些搶購普京頭像T恤的人們的熱情非常相像。出於對蘇聯的反對，索翁在與普京見面時不忘提醒他勿重蹈蘇聯專制覆轍，卻毫不掩飾對他的讚譽。

歷史地看，俄羅斯人的政治文化觀念經歷了「神聖羅斯」「第三羅馬」「東正教、沙皇專制」「蘇維埃政權」這幾個大歷史時段，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其特徵是：對民族地位、特徵的彌賽亞式理解，而民族、國家、沙皇三位一體地反映著這一彌賽亞內核。其中，沙皇是這一彌賽亞使命心理的核心體現。

所謂彌賽亞的內涵是俄羅斯民族在整個世界的特殊地位，在理性主義浸潤之前它以宗教觀念體現為俄羅斯民族的救世使命。基輔羅斯第一任都主教伊拉里昂在1037~1050年間成書的《法與神賜說》中第一次道出了羅斯民族的使命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第一個接近上帝的是猶太人，最後一個則是羅斯人」「羅斯民族不是普通民族，是一個新的、神選的民族」「居住在這片大地上的民族最終會向世界道出自己神聖的『言說』」。

到了「第三羅馬」時代，這一救世使命逐漸政治化，「救世」成了具體的政治目標。既然俄羅斯民族的使命是對世界的「拯救」，這一政治目標便不可避免地要體現在該民族與世界的關係上。彼得大帝進行領土擴張時一直打著「世界使命」的旗號，葉卡捷琳娜二世則說：「很快就能證明，古斯拉夫民族能把法國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河流、山谷和地區冠上自己的名稱」。

這種領土擴張當然是侵略，但俄羅斯人卻對此感到歡欣鼓舞，知識界尤其如此。普希金的老師傑爾查文說：「我們為榮耀歡呼，要讓敵人看到，我們的雙手時刻準備伸向宇宙的邊際」。

沙皇專制的確立讓皇權取代了教權，而沙皇本人也成了俄羅斯民族及其彌賽亞使命的核心。17世紀頗具影響力的學者、作家西梅恩·波羅茨基認為，沙皇就是太陽，是天之驕子，是所有人的父親，沙皇代表著國家，國家就是沙皇。

這被認為是新時代的政治宣言，沙皇成為整個俄羅斯民族的核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精神上。俄羅斯的政治傳統就此形成：沙皇成為國家和民族的具體體現，而作為國家民族使命的「救世」也必須落在沙皇肩頭。「救世」成為一種要求，也成為一種衡量沙皇的標準，而沙皇們一直用領土擴張回應著這一要求。

1792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巧妙地與波蘭和立陶宛的權貴組成了塔戈維查聯盟，由後者以愛國為由請求俄軍「保衛自由」，實際上則是反對一系列限制權貴特權的制度和法律。葉卡捷琳娜二世「應邀」出兵波蘭，最終促成了對這個國家的第二次瓜分。這一切恰恰由二百多年後的普京在克里米亞和東部烏克蘭重演了。第二次瓜分波蘭後莫斯科朝野將新領土稱為「新俄羅斯」，而眼下俄輿論也如此稱呼宣布獨立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手腕和強力表現讓俄羅斯人的愛國熱情空前迸發，而眼下俄羅斯的愛國浪潮也如出一轍。

俄羅斯恢復沙皇時代閱兵式

雖然經歷了西方理性主義和政治文明的洗禮，但俄羅斯人的政治觀念仍是民族、國家、沙皇三位一體式的。雖然皇朝已成明日黃花，這種政治觀念卻頑強地保持到現在，且看不到實質性改變的契機。

雖然制度上已無沙皇，但俄羅斯人心理上仍留著那個位置，等待著一個眾望所歸之人來此「加冕」。

誰加冕「沙皇」？

莫斯科紅場邊的東正教教堂

正如馬加爾沙克的敘述所顯示的，斯大林在自己的時代是「沙皇」的理想人選。蘇聯的工業化在斯大林時代迅速實現，讓這個國家在西方面前揚眉吐氣，更讓它在二戰中擴張了領土，成為世界的拯救國之一，成為兩極之一。這些讓斯大林當仁不讓地成為了俄羅斯人心理上的「沙皇」，哪怕他曾殘酷地搞了大清洗。

因為俄羅斯人衡量沙皇的標準就是那個「救世」的彌賽亞。

此後歷任領導人沒有了這樣的資格。在精神世界裡推倒了斯大林神像的赫魯曉夫未能做出超越斯大林的功績，只能被唾棄；勃列日涅夫病怏怏的模樣只招來了大批諷刺他的政治笑話；總書記生涯短命的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什麼都沒來得及做；蘇聯累積幾十年的政治弊端爆發後的惡果則由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直承受著，多少有些無辜，做「沙皇」是絕無可能的。

但「救世」的歷史重擔由普京扛了起來。他之於俄羅斯的歷史功績，是在俄羅斯民族由於蘇聯體制幾十年的束縛導致的一次大崩潰後幫助它實現了國家穩定，並且讓國家單純依靠能源的經濟模式變得富裕，而且這種富裕加上蘇聯殘存的硬實力體現在了地緣和外交上，讓俄羅斯重拾大國形象，甚至有能力開疆拓土。

對於俄羅斯人來說，同歷任前任相比，普京這番功績幾乎僅次於斯大林。他在俄羅斯人的精神世界中已經加冕為「沙皇」。如果說一定要從普京當政將近15年的時間裡找到那個「加冕」的時間點，那麼我會選烏克蘭危機中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那個時刻。因為對於沙皇的要求就是讓俄羅斯卓越於世界民族的救世使命，從這個角度講，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喪失大片土地之後的首次開疆拓土自是這一使命的最好體現。

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普京支持率在吞併克里米亞之後的急劇飆升及民眾對其表現出的愛戴、崇敬。

當然，如果困窘一直持續，這種支持也會到頭的。1914年一戰爆發時，俄國民眾何嘗沒有像今日一樣滿懷愛國熱情地去支持沙皇，但一年以後不滿於生活困窘的民眾就走向了沙皇的對立面。

但這種「沙皇情結」仍是一以貫之、根深蒂固的。盤點俄羅斯的歷史，可以發現，民族、國家、沙皇三位一體的觀念根深蒂固地貫穿於所有俄羅斯歷史階段。這個民族未曾經歷宗教改革，其經歷的啟蒙運動是由葉卡捷琳娜二世控制的，其經歷的科學革命是由從彼得一世到蘇維埃政權控制的。

無論是啟蒙運動還是科學革命，在這個國家都不曾有像西方一樣的歷史性影響。如果說在西方這兩種運動讓人們擺脫了道德枷鎖、擺脫了蒙昧，那麼在俄羅斯這裡，這些效果都沒有充分體現。更何況作為這一切基礎的宗教革命在俄羅斯從未出現，這個國家仍不是一個充分的世俗國家，東正教在這裡不僅僅是個人信仰那麼簡單。

所有這些都解釋了為何俄民眾直至今日都在尋找那個可以在心理上加冕為「沙皇」的人，為什麼在諸多事情的處理上都遠離理性。

（本文轉自《中國經營報》，作者：方亮，原題為：《「帝國」歸來：俄羅斯與西方對抗的歷史情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