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師父」到「師傅」

在19世紀末西方教育文化傳入之前，中國人對「老師」的概念與現在有很大不同。當時的公共教育很不普及，老師的含義比現在更加私人化，包含的職業與情感內容也更豐富。在私塾里上集體課的「先生」地位最低，這些「教書匠」只負責學生的掃盲與寫作啟蒙教育，收取「工資」或「課時費」。當學生考取初級功名之後，如果打算繼續晉級，就需要投在某位知名學者（往往同時也是高級官員）的門下。為了門生的前途，老師不僅要有「傳道、授業、解惑」的造詣，還要有幫學生「上道兒、守業、解禍」的能力。老師不會為五斗米折腰，名義上是不收學費的，但可以接受各種名義的禮物，無償使用門生的勞動力和「科研」成果。老師最大的回報還是日後門生髮跡之後的「報恩」：可能是經濟上也可能是政治上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令人期待的報恩還是在「名份」上的：門徒在飛黃騰達之後能夠經常把這份師生之情掛在嘴邊，這就是對老師最大的尊重與回報。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你現在是大人物了，還依然認我這個「爸爸」，這份榮耀的確是令人很有成就感。

知識分子與官場上的師徒，沒有強制性的人身依附關係，「情同父子」畢竟還不是真父子。而手藝人和藝人行里的「學徒」與「師父」之間則是類似於「過繼」的關係，亦師亦父了：首先，拜師是像結婚一樣嚴重和複雜的儀式，學徒要簽訂生死文書給師父，理論上成為師父隨意驅使打罵的奴隸。之後的學習與實踐完全要按照師父的安排一絲不苟的進行，絕不可以越雷池半步，更不可以偷學別家師門的手藝。最嚴重的「醜聞」就是徒弟私自另拜別的師父，這和寡婦再嫁、臣子事二主一樣是最被古人唾棄的不義行為。如果一切順利，在師父認為合適的時候，會利用自己在行內的影響力，給徒弟一個獨立的身份，也就是「出師」：可以自立門戶自己當師父了。但是小師父必須繼續對老師父在業務方面言聽計從、在生活方面伺候孝敬，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忘恩負義、白眼狼等等。

我們會發現，相比起古代的「師父」，近、當代的「老師」要輕鬆的多了。儘管少了「終身為父」的榮耀，但也沒有了擔負學生將來出路的壓力，否則按照現在高中、大學一比數十的師生比例，以及現在的就業形勢，就為學生找工作這一項，當老師的就得愁死。不過這種傳統文化中的「師徒」關係，在今天也並沒有完全消失。比如一位已經非常著名的相聲演員，幾經努力終於拜在一位行內泰斗傳人的門下。儘管誰都知道他們之間幾乎沒有真正上過課，但這一拜不僅給了徒弟一個「名門正派」的身份、與自己知名度相稱的「輩分」以及廣收門徒的合理性，同時也給了師父更大的影響力和知名度——說的直白些：徒弟拜的不是師父的學問和藝術，而是師父在圈內的勢力；師父收的不是徒弟的才能與虔誠，而是未來的投資回報率。這種雙贏的拜師秀沒什麼不好，大家各取所需，合理合法也合情合理。但是這種「師徒」文化如果當真要發揚光大，就會出現很多負面效應：「師門」的概念會限制學生的眼界和發展，「從一而終」的道德觀更會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衝突與矛盾。「學手藝」確實需要在一定時間內對一位老師專註的學習，因為每位老師「循序漸進」的方式是不同的。這就像吃藥要吃滿一個療程，剛吃幾次覺得療效不顯著就急著換藥，不僅耽誤病情還容易留下更多的病根。因此剛入門的學生，需要與一位老師耐心的學習三至五年，才能有獨立判斷自身專業問題的能力，並打下堅實的技術功底。但就像沒有包治百病的葯一樣，世界上也沒有無所不能、樣樣精通的老師。如果一個學生一生只跟隨一位老師學習，那最好的情況就是比老師略差一點。令狐沖、楊過、張無忌當初不是自己師父的對手，都是在被逐出或逼出師門之後才成為絕頂高手。藝術界沒有哪位大藝術家是跟一位老師學出來的，只有博採眾長，才能出於藍而勝於藍。

歐洲中世紀也有「師傅」（master）的概念，但是熟悉舒伯特的聲樂套曲《美麗的模仿女》和瓦格納的歌劇《紐倫堡的名歌手》的朋友就會知道，那是一種相對平等、寬鬆的關係，徒弟未來能否成為「師傅」，更多的取決於所在行會的綜合考量，而非師傅的個人影響力。西方教育文化中「導師」(Hierophant)的概念與「師傅」近似，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他有負責學生學業、指導學生生活的義務，但沒有強迫學生服從和干涉學生合理個人選擇的權利。因此在當代各國的大學，研究生階段大多採用導師制，這樣不僅有利於因材施教，也使得學生能夠在真正步入社會之前，得到導師全方位、有針對性的指導。畢業之後，學生與導師留下的是亦師亦友的情誼而非沉重的道義負擔，這也更有利於專業學科保持活力與發展更新。

像愛自己孩子一樣愛自己的學生是一種美德，但這種美德一定是限於感情上的，而非是實質關係上的，這樣溫馨的情感才能長久。「師父」與「師傅」一字之差，顯示出的教育觀念時代的變遷，這不僅僅是教育工作者面臨的問題，也是全社會應該思考的：為什麼一提起孫悟空的「師父」大家都知道是唐僧，而教了孫猴兒真本事的菩提祖師卻沒幾個人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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