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道明：我是中國標價最高演員 三五年後或隱退

2010年07月30日00:32 南方周末 張英

陳道明。

南方周末7月30日報道 （記者 張英） 陳道明現在不看報紙，不看電視，平時在家裡上網看看新聞，大部分時間用來讀書、寫字、聽音樂。

對現實頗感悲哀的他說自己看到了問題，卻改變不了。所以他選擇遠離人群，讓自己邊緣化。

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陳道明在深圳碰到馮小剛。當時，馮正為該不該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經歷過唐山大地震的陳道明，給馮小剛談起了自己當年遭遇地震時看到的細節和場景，還出了不少主意。馮小剛就藉機問陳道明是否願意演一個當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軍幹部，陳道明沒看劇本就答應了。

在《一地雞毛》之後的十幾年裡，馮小剛和陳道明沒有再合作過。拍《夜宴》的時候，馮小剛想找陳道明演厲帝，當時陳道明剛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點黔驢技窮」，沒有答應。後來馮小剛找了葛優。「我覺得軍人有意思，在戰爭年代他們是在第一線，在地震、水災等大大小小的災難面前，或者是騷亂、帶有群體性的危險事件面前，基本上中國軍人都在第一線，同時軍人又是被紀律管制的一個群體，在今天的社會生活里，他們的自由程度是最低限的。」陳道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08年，陳道明在汶川地震現場看到，現場參與救援的軍人全部是年輕人，大部分都只有二十多歲，這喚醒了他對唐山地震的記憶。

1976年，在天津人藝工作的陳道明，地震發生時顧不上穿衣服，就一步四個台階往下跑，跑到宿舍樓中心的廣場上，才發現自己的腳崴了。過了一會兒，下起了雨，餘震頻發，樓還在晃，陳道明看到在場的女同事穿著短褲抱著肩膀躲在角落裡發抖，他和另外一位膽子比較大的同事又回到宿舍，為女同事取來了衣物。

天亮時，陳道明發現他們蘇式風格的宿舍樓沒什麼損壞，只有幾條裂縫。他打算回自己家看看，從單位所在的天津西郊往市中心走，越往城裡走越感到恐怖——林蔭道一側的樹沒了，被倒下來的建築壓斷了，另外一面的樹卻好好的。

「回到家，發現我們家住的那棟樓一面牆已經沒了，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就像在演一出話劇，但是樓沒倒，每間屋子裡的傢具、桌子、床什麼的還都在。」

此後，陳道明家和當時所有的天津人一樣，在街道兩側搭起帳篷，住了兩個月。「後來就開始用木板、鐵絲搭建臨時宿舍，一直住了兩三年。」

陳道明那個時候見到的救援軍人，大部分也是年輕人。他們除了救人，還幫助天津人蓋臨時住房。「有了這些經歷，我覺得不給軍人樹一筆，委實過不去。」馮小剛擔心他的片酬問題，陳道明回答：「這是一部很美好的電影，片酬你看著給。」

「現在很多電影都是條件先行，已經不是創作先行了。我對這個角色感興趣，錢就不那麼重要了。然後馮小剛把劇本給我，我跟他聊了兩次，就順當地拍了電影。」陳道明說。

陳道明在《唐山大地震》里的角色是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軍人，在唐山抗震救災中收養了「孤兒」方登，其後幾十年間，妻子患病去世，養女不知其蹤，直到有一天養女重新出現在他面前……

陳道明以「傲」著稱，被認為「向來不愛接受媒體採訪」。在《唐山大地震》北京新聞發布會上，馮小剛說：「這些年陳道明變得特別隨和了。」陳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獨家專訪時說：「不是的，其實我一直挺隨和的。」近年來，對電影或者電視劇完成後，製片方的宣傳需求，陳道明逐漸理解了，也參加了不少集體性的新聞發布會。「我的原則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問。」陳道明說。

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發戶，你的生活質量會很差

有些演員說我不好合作，而說這些話的人，我基本上都沒跟他合作過。你跟我合作過，才可能評價我。

南方周末：《唐山大地震》剪掉了你多少戲？

陳道明：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戲份，有七八場戲被馮小剛刪掉了。有一場戲是妻子癌症晚期住院後，我扮演的王德清回家給夫人整理衣物，看著這件衣服，他哭得稀里嘩啦的，那是哭得最厲害的一場戲，哭完了之後妻子就死了。

另外一場戲是養女方登回到家裡，王德清把妻子後事安頓好以後，留女兒方登一個人在家睡覺，妻子在世時一直比較嫉妒他和養女之間的感情。出於對前妻的尊重，他去辦公室睡了。還有一場戲是最後方登走了，一個孤零零的老頭站在門口……

如果這幾場戲能夠接起來，會很感人。目前的電影里，父親王德清和女兒方登這條線還是有點突然，有點硬。我後來跟小剛說，你回頭給我寫一份書面檢查，一共就這麼點戲，你給我剪掉七八場，我以後更不拍電影了。

但小剛也確實無奈，片長就這麼點，每個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盤鋪排下來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南方周末：你如何評價你在電視劇《手機》里扮演的費墨？

陳道明：《手機》是交了差、過得去。導演沈嚴給我電話，覺得收視率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有點失望，我就勸他說，不指責你為什麼要複製電影、根本是誤讀，不挨罵，已經算是最佳成績了。

南方周末：你的期望值為什麼那麼低？

陳道明：期望值不能影響自己的創作初衷，拍戲的時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觀眾怎麼評價，收視率如何，是創作人員左右不了的。

南方周末：媒體上描述的陳道明是難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說你是溫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個陳道明更接近真實？

陳道明：如果把這兩者視作我不同的人生狀態，我是能夠全部接受的。前幾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錢關和榮譽關，人在金錢面前往往容易走形，這是顯而易見的，要不怎麼會出這麼多貪官？榮譽關是無形的，但可能讓人變形得更大，當你突然間被別人的讚揚聲包圍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強？你還是你自己嗎？

我經歷過這樣一段時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陣子。好在我這種狀態持續時間比較短，沒過兩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這樣，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發戶，你的生活質量會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調整過來了。

至於狂妄，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優點。輕狂就不一樣了，屬於輕易地狂妄。至於外面傳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過，尤其這十來年，我覺得不是這樣的。那為什麼大家對我有那樣的印象？一是過去的某種延續，因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難磨滅的，大部分都是延續了這類傳說。

有些演員說我不好合作，而說這些話的人，我基本上都沒跟他合作過。你跟我合作過，才可能評價我，比如說陳瑾、江一燕、馮小剛、管虎這樣跟我合作過好幾部戲的人，如果他們說過我難合作，那我就必須得承認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員說，和你拍對手戲很緊張。

陳道明：你害怕我，說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麼事情。一個演員拍戲遲到、不認真、不做功課、現場擺譜，這叫不好合作。我拍戲從不遲到。不光是拍戲，如果沒有極為特殊的原因，我什麼事都不會遲到。我也沒有因為台詞不熟半天過不去的，戲的問題我可以不厭其煩地給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時說話不大注意，是不是會傷到別人？這次拍《手機》，別人問我王志文好合作嗎？我說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個規規矩矩做事的演員，我反問「幹嗎非得叫他哈著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後就有人說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錢再想明天的事」

我著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在退步。

南方周末：這些年對娛樂界的大環境有怎樣的觀感？

陳道明：娛樂界有相當一批人，出發點是為了名利，當然名利也不錯，但質量是根本呀！戲好，老百姓喜歡，才有長遠的名利。

大家現在都搞快餐，都覺得「花無百日紅」，抓住當前的機會，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錢再想明天的事。錢現在成為了惟一標準。有收視率、票房，賺到了錢，就成功了。綜觀我們現在的文化現象，不管什麼藝術、什麼行當，都在高喊著「金錢萬歲」、「向錢沖」，我們還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給真正的本土文化留點生存空間？

南方周末：你不喜歡商業化？

陳道明：關鍵是商業化要有一個度，文化變成金錢，金錢置換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藝術、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場，全部走江湖去賺錢。我在天津人藝工作過，現在許多文藝院團，走向市場後基本上都變成了江湖班子，說白了，耍玩藝誰耍得能吸引人，誰就能賺錢，最後賺錢成了惟一的標準。

難道所有存在價值的最高標準就是錢？那社會的德行到哪裡去了？可能這個問題不是我該問的了。把張藝謀都擠到只能拍「三槍」這樣的電影了，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還在嗎？過去我們文人還講點風度，還講點知識，哪怕是虛偽的也好。現在金錢變成主宰，都變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著急的就是人性、價值觀的墮落。在某些地方，我們在退步。我們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著不動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車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後退，可現在往後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監製電視劇《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電視台，他們說「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當時就說：「是不是我們的電視劇沒有殺人放火？我不賣了！」

南方周末：他們怕沒有收視率，沒有收視率就沒有廣告，沒有廣告就沒有錢。

陳道明：我就想問咱們的電視台，全國十幾億觀眾，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戲說、惡搞、槍戰？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靜的人不是觀眾嗎？電視台有文化的導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視率，不能眼裡就是錢。

我覺得現在沒意思，特別想念上世紀60年代的那種純樸、70年代的上進、80年代的創新和無畏。到了90年代，商業消費時代來了，發展到現在愈演愈烈，把文化當成商業。似乎什麼都是文化，到處都在談文化，但都把它當商業的外衣。

一個甚至一批不好的電視台會起什麼樣的作用，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沒人想、沒人問、沒人管，電視台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什麼收視率高就放什麼，怎麼能這麼縱容它們呢？

而且現在主宰電視台的收視率調查數字居然都是假的，調查的結果都是假的，調查標準也沒有。誰是標準？這些假收視率影響著廣告投放，影響著電視台播放什麼樣的電視劇，影響著幾億老百姓，但它的基點是假的。靠謊言賺的錢，是結構性的說謊，一個社會結構在講假話，但是沒有人處理它們。

南方周末：為什麼沒有人處理？

陳道明：因為我們的文化始終沒有立法，天天靠著通知、電話、打招呼，靠這些指導性的意見、政策辦事，這政策可能今年是這樣，明年又變了。

我們經常抽自己嘴巴，於是乎權威性越來越淡了、弱了。我記得很多年前，廣電總局明確說，主持人第一要說普通話，第二不許染頭髮，現在照樣又沒人管了。當一個社會結構沒有權威的時候，你仔細想想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無序，混亂，各自為政，想幹嘛就幹嘛。

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

拍戲不自在，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所以我經常拍完一部戲，歇一年到兩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從電影《今夜有暴風雪》走進影視圈的，為什麼電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電視劇代表作很多？

陳道明：我不太認同電影和電視劇有高尚和低級之分，我不覺得電視劇有多渺小，也不覺得電影有多偉大。

我不會因為電影是膠片、是大銀幕，就看低電視劇。其實電視劇從技術角度比電影難演，一部30集的電視劇天天在播，讓觀眾不煩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這個人在影視行業沒有太大的夢。因為演《我的1919》得華表獎，當時我上台發言時說了幾句話：當電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時候，我得了這個獎，我很慚愧，我希望有一天電影水漲船高的時候，我再能拿獎。其實我對獎也興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後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為什麼？

陳道明：演員是我的一個職業，我當時進這行，就是為了避免上山下鄉，有一個正經的城裡飯碗，這個飯碗跟文化沾邊。那時候都是大鍋飯，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幾部電影，電視劇則根本沒有。

起步階段我沒有經歷過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問題的方式跟現在的演員不同，他們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競爭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們經歷的那個年代沒有太多功利性。

實事求是地講，演好一場戲，它不會讓我很興奮，演不好也不會讓我多沮喪，我覺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沒有那種「有一天『花兒不再紅』怎麼辦」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個早熟的孩子嗎？我採訪過的陳冲、劉曉慶、潘虹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因為一部電影紅得發紫了。

陳道明：她們過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時候沒有什麼利。她們出名比較早，我是學話劇的，從群眾演員開始做，跑了很多年龍套，沒有太多出人頭地的願望，一是覺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覺得出名這事離我比較遙遠。

後來走紅，也屬於命好，我沒有積極地做過一件事情，一直處於消極和被動狀態。有人找我來了，合適我演就接。尤其是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麼好的電視劇，找我來一說、兩說，到第四說我就說好吧，拍吧。

我喜歡自由自在，在不妨礙和傷害別人的情況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戲是不自在的，要受各個方面的約束，所以我經常拍完一部戲，歇一年到兩年。我不接戲拍不是我要積蓄文化能量之類的，沒有那麼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說應該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謂生命最成熟的時候。

南方周末：是，我們都覺得你到了黃金季節，在有限的時間段里，你應該多留一些經典的形象。

陳道明：如果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幾部戲。《圍城》之後，我就是這樣拍兩部歇一部，拍一部歇兩年。去年拍完《手機》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誰找我拍戲都不接，不管誰來了都直接回絕。那些製片人問我為什麼，我說就是想給自己一點空間。

隨著年齡的變化，我的人生觀有一定的轉變。我讀了那麼多年的書，得出一個結論，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時，有多少時間屬於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這一輩子活得不管是窮或富，也不管是有名還是無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個時候叫拍電影，現在叫搶錢

我不認為中國有好電影，現在中國的電影最高質量只達到了85分。

南方周末：相比電視劇，是電影不給您機會嗎？

陳道明：不是。陳凱歌的《梅蘭芳》里的齊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趕上我不想拍戲，後來凱歌就找了孫紅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簽了，後來我給她發了個信息，說算了，我還是不拍了。後來周潤發接了孔子。

我對自己演的角色沒有完整的設計，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類的，我完全是隨性的。如果我想拍戲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戲，這時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電影劇本不好嗎？

陳道明：不是，有的劇本很好。我不認為中國有好電影，改革開放到現在為止，真沒有好電影。

南方周末：為什麼？你的好電影是什麼標準？

陳道明：好電影應該是講一個完美的故事，有文學性、社會性、哲學性，要有完美的表達，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引著觀眾往前走，有像水一樣自然流動的電影畫面，看不見任何刻意的造勢。按照這個標準衡量，我認為現在中國的電影最高質量只達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這個標準包括哪些電影？

陳道明：這樣的電影太多了，比如《目擊者》、《轎夫》，包括《畢業生》這種輕鬆的電影，也包括法國電影《蝴蝶》、美國老片《魂斷藍橋》。

中國電影從品種、類別一直到拍攝的質量，真的像中國足球一樣，連亞洲都沒衝出去。

南方周末：中國電影里哪些電影是你認為能得85分的？

陳道明：我不想說，得罪人。我覺得中國導演的好年代還沒有到，我們都是拉縴的縴夫。不光是電影，文學、美術、音樂也一樣，我們只有藝術家，沒有大師。

中國電影目前還是當成廣告和裝飾來拍的，它沒成體系，沒有產業鏈，沒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場和製作班底。包括我們的劇場設施，我們的欣賞習慣，都沒有形成。我們拍電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約，那些編劇和導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們的整體文化和電影設施都沒有達到一個舉國的文化，包括上面說要發展電影文化，只是流於一種渴望政策的寬鬆和釋放，電影的繁榮和熱鬧就是一些票房數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當長的過程。

這個時代還沒有來，我相信有一天它會來的。

南方周末：我們差在哪裡呢？

陳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職業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個和八個》的時候，為了晒黑皮膚，我們可以在廣西大龍山水庫什麼都不幹，光曬太陽曬一個月，一個小電影，拍四五個月的時間。那個時候叫拍電影，現在叫搶錢，完全是兩個時代。

那時候我們拍《圍城》，10集的電視劇，按現在的節奏，滿打滿算就一個月，但是我們整整拍了100天，那時還有創作可言，現在哪有這樣充裕的時間？我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我不適應現在這種兩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說你們這是幹嘛？已經不符合基本規律了，製片人不管導演怎麼拍，但你一天必須得消滅多少頁劇本！所以現在出現了一大堆爛玩意。

南方周末：這都是從西方學來的，製片人、監製通過導演控制進度和成本。

陳道明：但是美國用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內情景劇，都在一個屋子裡頭，電視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們把這套切換體制轉換到中國，不管是拍電視劇還是拍電影，都用這套拍攝方式。

過去的老電影比如《芙蓉鎮》、《老井》，可能有破綻，電影敘述得比較笨，敘述得不那麼智慧，但憨厚也是美，電影里的那種力量、勁道非常紮實。

過去是「佔一個便宜」就行了，現在是什麼便宜都要佔，華麗、假貴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屬於城鄉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為觀眾也和你一起蹲了下來。現在的電影人不純粹了，沒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拍電影的認真氛圍了。

電影是一門學問，如今的導演沒人做學問了

我演得不好的電視劇、電影，我永遠不會說是導演不好，也不會說是劇本不好，是我自己無能，自己沒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點恨鐵不成鋼。中國電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個很好的勢頭時，突然就一頭往下了。

陳道明：讓錢給沖沒了。中國的文人過去還有一點風骨、一點孤傲，還有一點竹節精神，現在全部被錢同化了。我說的這些人裡頭也涵蓋我——既然你風骨了半天，怎麼還是胳膊擰不過大腿？是的，我也擰不過。沒錯，我也為五斗米折腰。但我覺得可怕的是這樣的念頭都沒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虛榮上跳舞的人，還念及一份美好；現在更多的人是連這個美好都沒想過，我是不是比他們好一點？我慶幸自己是一個知道反省的人。中國電影進步的基礎不在於炫耀，而在於反省，可是中國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經常會有人問我：你對這個行業怎麼看？我說這個行業就八個大字：對年輕人是四個大字「寡廉鮮恥」；對歲數稍長的叫「為老不尊」，這就是這個行業的生存現象。年輕的演員沒有自我，整天勾心鬥角千方百計想著炒作自己，為出名掙錢不擇手段；什麼叫「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認識沒有任何關係的人，也要跳出來大罵。

我也虛榮過、輕狂過，現在讓我放下這份虛榮，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儘管我不斷在教化自己：你總說徹底放下，既然你看了這麼多，你幹嘛不放下？你覺得這行如此不盡如人意，你幹嘛不走呢？這就是虛榮，導致我還繼續在影視這條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電影，把它稱為「純真年代」，你怎麼看那個時期的電影？

陳道明：我不喜歡那個時期，因為那個時期有屬於它的電影形式和表達方法，不是好和壞的問題，就像我們看過去的《地雷戰》，不代表它作為電影有多麼好，電影也是隨時代進展的。要說懷念的話，我懷念那時候的文藝思想，是積極的，是上進的，還有一種刻苦勁。現在是糖和味精都進來了。

其實，我始終夢想的電影是不著急不著慌的、慢慢的、一點一點、講講究究地拍，不要這麼倉促、匆忙，從容一點對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驚世之作對我來講不重要，但這個過程會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麼看中國電影從藝術片轉向商業片的過渡時期？

陳道明：從上世紀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電視和錄像帶、光碟的衝擊下，電影都快成京劇了，屬於可有可無的藝術了。那個時候我總聽見導演說，拍電影拍給誰看？就是沒人看。

中國電影真正的好時期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年，最幸福的是在謝晉那個時代，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當時電視還沒有上來，趕上了一個幸運的時候。後來被張藝謀、陳凱歌第五代導演衝擊，又受到意識形態的局限，沒蹦達幾天又進入低潮，然後就開始電影院線改革，電影就走市場、走商業片的道路了。

那個時候電影廠紛紛倒閉，西影、長影、上影這些老牌廠，後來紛紛變成租賃單位，演員隊伍、導演隊伍也沒了，電影好像就完了。誰之罪？不知道。跟總體社會大環境有關係吧。直到現在，在藝術創作上，中國電影都沒有喘過氣來。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沒有好作品歸結於審查制度，但為什麼別人照樣能拍出好電影？

陳道明：還是我們的導演在思想和精神勁上沒達到，沒有動腦子，沒有用功或者沒有這個能力，於是用這個那個的原因，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我們的電影審查制度，不能說沒影響，肯定有一定影響，但每個國家的大眾傳播作品都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制約，不光是中國。是不是會產生本質性的影響？我不覺得。比如說馮小剛的電影很感人，沒有修剪，不照樣感人嗎？電影局不照樣通過了嗎？別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電視劇、電影，我永遠不會說是導演不好，也不會說是劇本不好，是我自己無能，你自己沒有演好。

美國的主流電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當幸福來敲門》有意識形態嗎？有嗎？《諾丁山》有意識形態嗎？無能就是無能，就像中國足球，開始時說因為伙食不好，後來又這個不好那個不好的。

電影是一門學問，如今的導演沒人做學問了，都在商業這棵樹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電影局現在就抓兩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業片導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陳道明：治標不治本。美國電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衛自己民族的尊嚴，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經把這個電影套到楊靖宇身上，對方是日本人，我們是中國人，也是被出賣，故事可以完全套過來，每個人物也都可以套。

我的政協提案是一種關心和表態

我們應該建立演員工會，對行業進行保護。現在是不設防，就有韓國演員來搶錢，人家還嫌你笨。

南方周末：按照你的地位和名聲，你完全可以找個投資商，找好導演和好編劇，找一個合適自己的角色，這對你來說不是任何問題。

陳道明：當然不是問題，而且做到這一點很輕鬆。很多老闆都要給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請我做導演，我不做。

一是我覺得累，我從疲勞變成更疲勞，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別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點，別看我說中國電影這問題那問題的，但我不覺得自己具備這樣的能力去改變它，也不想進行這樣的嘗試。

人家說一個上進的人，願意嘗試自己沒有做過的事情。對我來講，當導演：不行！

南方周末：但你已經做過《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和《魔方》兩個電視劇的監製了。

陳道明：監製和執行是兩回事，我當監製就是劇本把把關，在音樂上面幫著一塊做做，在拍攝現場把握一下導演拍攝的風格，就屬於背著手進去、背著手出來。

南方周末：還一度以為你是要幕後發展了。

陳道明：沒有。從目前來講，我還沒有放棄演員這個職業，我只能努力適應這個商業、消費時代，在可以適應的範疇之內尋找自己的舞台。這個過程很艱難，可選擇的餘地很小，在這當中盡量尋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藝和商業都可以並存的作品。純商業的東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兩者選其一，我當然還是選文藝。所以說，我無奈於年代，但我爭取也做到年代也無奈於我。

南方周末：作為文藝界的政協委員，你也提過一些提案，包括限制海外演員來內地搶錢，建議實行行業准入制度，保護內地演員的利益，這些提案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

陳道明：每個地區都自然要有行業保護，你到美國演電影試試？我現在反問一個問題，純港台片由大陸演員當主角的有幾部？

南方周末：很少，基本上是陪襯。

陳道明：憑什麼？這是正常的，要保護自己的市場，保護自己演員舞台的完整性，別人可以有這樣的制度，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有？

我們現在動不動讓外國人來演戲，我覺得是對中國演員的一種侮辱，那些角色完全可以用中國演員來演，因為是中國戲。我們沒有合適的演員嗎？非要找國外的演員來演？我不信，別找借口。這不是國際接軌，文化上，永遠國際接軌不了。

南方周末：你還提過什麼提案？

陳道明：像建立演員工會等問題，我們應該對自己的行業進行保護，像美國的演員工會，你在美國好萊塢拍片子，不入工會人家不讓你拍戲，憑什麼讓你拍？你哪兒來的？中國現在是不設防，隨便。然後就有韓國演員來搶錢，人家還嫌你笨。

南方周末：這些提案起到作用了嗎？

陳道明：沒有，我知道人微言輕，這些提案其實只是一種關心和表態，我知道改不了，因為牽扯到體制問題，我的提案只能說是一種呼籲，中國連文化法都沒有，怎麼能顧及這些問題？

三五年可能退出影視圈

我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視這個行業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我會徹底離開，決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動上也見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是中國價格最高的演員？

陳道明：應該說是標價最高，因為我不想接太多戲。我入這行這麼多年，直到近幾年，就一個攝製組給到790萬這麼多錢。

我上戲的原則是這樣的：製片人來跟我談上戲，我首先看你劇本怎麼樣，如果劇本不錯，我再和製片人見面談合作，問他戲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說是一般的戲，成本又不高，你給我多少錢我也不上。為什麼呢？你給我這麼高的價碼，其他演員你請什麼人呢？阿貓阿狗嗎？你靠著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會上的。

南方周末：挺有意思的。價格現在成了一個演員的價值和標準。

陳道明：我不認為我最好，我也不認為我最貴，我永遠是看片論酬，你給我再多的錢我不上就是不上。

每次拍戲之前我都要自我發動很久，進入充分的情感醞釀期，戲一開拍後我就進入了狀態。我每天都在倒計時，看這部戲還有多少，該如何分配精力，情感如何變化。我需要一個很長的創作過程，所以我從來不插戲，不會像別人同時演兩部戲。比如說《黑洞》、《一江春水向東流》，製片人跟我談的是20天把我的戲拍完，到了簽合同那天，按照這個戲的日程簽了3個月，最後我變成了補窟窿的人。今天這個活動早了，沒人拍了，陳道明的戲可以拍，因為我就一直在組裡待著；明天說那個人要去參加一個什麼宣傳，又讓我去補窟窿。20天的戲，我整整呆了3個月。我覺得這是職業道德，沒有多高尚，拿人錢財替人消災。

你要尊重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才能尊重你。我不想在這兒話完張三，到那兒再話李四，不是說這樣的人不好，我沒有這麼大的本事。

當我離開這個行業的那天，可能三年五年以後，我會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給自己放假，我退休了。我跟製片人朋友開玩笑，我陳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視這個行業一點關係都沒有了，我也不找你們的麻煩，你們也別來再找我的麻煩，我是徹底離開，決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動上也見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適應這個時代嗎？

陳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後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來，電影、電視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藝術，改變我們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亂了。

更悲哀的是，我們看到了，卻改變不了，所以我現在就遠離人群，我原來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現在讓自己邊緣化，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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