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傅小平：廣義的政治，誰也逃脫不了

啟蒙並不是那麼高深莫測，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地對另一部分人說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腦子按常識思考。這需要不斷地拆穿謊言，探明真相。

談啟蒙：

啟蒙不能「定於一尊」

某些人自以為是權威，掌握了真理，就不容別人質疑，這樣又會進入新的蒙昧。

只要是基於事實真相，憑藉理性的獨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應該充分表達，互相交流，甚至爭論，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啟蒙時代」。

傅小平：當下社會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這在大部分知識群體中已經達成共識。當然在大的共識下，實際上隱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知識分子群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分化。這當中有一些始終以自己的真誠和良知守護精神家園，也有小部分還沒能在根本上從舊思維中轉換過來。

更不能忽視的現實是，還有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缺乏起碼的誠實，他們表面上附和的，心裡卻未必真正認同，其表達的更多是服從於自己的實際利益。而沒有身體力行，又談何肩負啟蒙的重任。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進而言之，啟蒙具體所指到底是什麼？該怎樣進行啟蒙？

資中筠：關於啟蒙，我已經說得夠多了。啟蒙的對立面是蒙昧。正因為我們經歷了一個蒙昧的時代，被剝奪了了解真相的權利——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在不同程度上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才需要啟蒙，恢復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的能力。

首先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啟蒙，也可以互相啟蒙。本人近年來讀到許多好文章對我很有啟發，這也是「啟蒙」的一部分。特別是現在網路發達，無法被完全控制，給群眾性的啟蒙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

傅小平：你說到了群眾性的啟蒙。實際上，啟蒙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眾的啟蒙。與城市化進程中民間社會團體的衰落、解體有關，當下社會的知識分子，普遍是脫離大眾的。

相比而言，在民國時期，乃至封建社會，通常有較高文化涵養的開明鄉紳這樣的人物，作為政府與民間交往的「介質」，客觀上起到文化開蒙和引導的作用。當下的社會現實是，鄉村日益衰頹，留守的都是老人、婦女和兒童。青年人進城當了農民工以後，未必能經常接觸網路等新媒體。

即使有所接觸，也可能找不到適當的途徑去領受新的思想衝擊，電視也許是一種途徑，但無關思想啟蒙。所以，對啟蒙如何面向大眾這個問題，我是感到疑惑的。你曾說過的，啟蒙要回到生活層面上來，是否包含了這樣的思考？

資中筠：我的意思是啟蒙並不是那麼高深莫測，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地對另一部分人說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腦子按常識思考。這需要不斷地拆穿謊言，探明真相。

傅小平：現在被視為啟蒙「先鋒」的，是一些活躍於網路的意見領袖。他們追隨者眾，備受推崇。但在我感覺里，諸如「意見」是怎樣被代表的、「領袖」是如何生成的等問題並不清晰。而且，此稱謂突出了它所代表的某一人群觀點的天然正當性，但其中是否已經預設了獨立、自由的價值立場，是大有可疑的。

你特彆強調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然而，在當下且不論面對政治時知識分子能否保持獨立，即使是涉及習見的學術論爭，也難見超越團體、社群的客觀冷靜的評析。

資中筠：我不太喜歡「意見領袖」的說法。當然，「聞道有先後」。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做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問題，有責任與大家分享，消除流傳的誤區，所謂知識分子的擔當和責任，大概就是指這個。

還有，啟蒙不能「定於一尊」，某些人自以為是權威，掌握了真理，就不容別人質疑，這樣又會進入新的蒙昧。

只要是基於事實真相，憑藉理性的獨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應該充分表達，互相交流，甚至爭論，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啟蒙時代」。不過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達的機會。目前這還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實現的。

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不會因國界民族而異。如果不帶偏見的話，把每一個民族精神的精華抽取出來，你就會發現其實同多於異。

傅小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誠信危機等，是當下面臨的頗為棘手的問題，已經引起有識之士的高度關注，有人甚至發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

資中筠：在一個誠實守信處處碰壁而坑蒙拐騙風險很小的制度下，道德滑坡是難以避免的。

傅小平：對於如何改變這一現狀，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識界人士認為要建立核心價值觀。但在是否有普世的核心價值觀，中國文化背景下的核心價值觀所指為何，以及如何真正達成等問題上有爭論有分歧，難以達成共識。

資中筠：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追求的，這就是普適性的價值觀。

它存在於各民族的宗教、哲學和社會公認的善惡標準之中。如果不帶偏見的話，把每一個民族精神的精華抽取出來，包括儒學的精華部分，你就會發現其實同多於異。越進入現代，人類共同的追求就越多。

你無論走到哪一個陌生的國家，就會發現其實一般的善、惡，好人、壞人的標準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會因國界民族而異，否則為什麼古今中外不約而同都把監獄（剝奪自由）作為懲罰？

那麼，沒有法律根據，無端侵犯或剝奪別人自由就是惡行。所以最高核心價值觀應該是普世的。

傅小平：的確如此。你說到的是非、善惡，包括自由、平等等價值觀念，我想都因其有普世性而被普遍認同、接受。但具體到特定的國家、民族，一般領導層都強調要從自己的國情出發。因此，普世的觀念在施行過程中會有很大差異，在一些情況下，就會變得有名無實。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約性，也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說法稱「文化無國界」。你怎麼理解？

資中筠：第二層的文化，例如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長的歷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滲透、影響，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趨同。當然有些陋習、惡俗是應該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樣。

每一個民族的倫理道德觀念有自己的特色，這是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也不可能一成不變，更不可能從上而下強行設計出一套來讓大家認同。

傅小平：我想這方面很難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所以要從傳統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資源。長期佔據我國思想正統的儒家文化，正在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依你的觀察，從中能否提煉出體現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又該是怎樣體現的？

資中筠：如果要發揚儒家的精神，那麼儒家首先應該提倡的是倡導道德價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則」，然後感化民眾（小人）。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就只能淪於偽善。其實歸根結底，現在強調「有特色」的價值觀，實際還是制度問題。說穿了，抵制所謂「西化」，實際上抵制的還是某種制度，只不過拿文化說事兒。

目前不宜誇大文人的作用。從歷史發展角度講，當前主要是制度問題，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導作用，更不能把制度和法律應該承擔的問題讓文化來承擔。

傅小平：從歐美國家發展的經驗看，在社會大變革時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導作用。比如眾所周知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在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可以拿來做此類比。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五四倡導的啟蒙精神，很快就在救亡的時代命題下失落了。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起初在政治的影響下，也產生過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等思潮，但之後很快就被邊緣化了。現在的情形是，在社會主流層面，甚至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學的影響。

資中筠：我寫過一篇文章講文化與制度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關係，那是從歷史發展角度來講的，當前主要是制度問題，不能指望文化起先導作用。現在還有一種誤區，就是把制度和法律應該承擔的問題讓文化來承擔。例如食品安全問題，大家對奸商深惡痛絕，但都只從道德層面來譴責，然後人心大壞。

但是如果不能用法律嚴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藥品中摻毒的商人和與之勾結的貪官得到嚴懲，那麼那些有道德、守規矩的同行只能因競爭不過而破產。無論文人寫多少文章和小說都沒有用，何況在與權勢結合的情況下，這些文章和文學作品大多會被禁止發表。所以目前不宜誇大文人的作用。

傅小平：但知識分子未必甘於這種邊緣地位，他們嚮往五四時期，還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界迸發出來的活力和激情。近讀幾位學界中人的文章，他們不約而同提到，我們當下討論的一些話題，實際上在五四時期就已經被一些學者討論過，而且相比而言當時的討論更為深入。在這感慨聲中，有欣慰也有頗多無奈。

資中筠：五四新文化運動固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那些言論之得以充分發表，也有賴於辛亥革命以後的民國所提供的言論空間。如果還在文字獄盛行的清朝，能出現這樣的運動嗎？我認為與其說是「救亡」壓倒了啟蒙，不如說是後來的革命壓倒了啟蒙。

傅小平：怎麼理解，能否展開談談？

資中筠：我認為啟蒙原來是與救亡一致的，而且啟蒙就是為了救亡。自鴉片戰爭之後，無數仁人志士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落後，才開始向外尋求強國之道。由槍炮到聲光化電，到政治制度，到立憲，然後到發現「民智之未開，何以共和為？」（嚴復語）於是以開啟民智為己任。這個思路是很清晰的。

即使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文化的建設也並沒有中斷。後來是由於以一種思想指導革命，再次「定於一尊」罷黜百家，而且即使那定於一尊的思想也只能由一個人解釋，所有的人，包括碩學大儒，都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力，或者乾脆喪失了這個能力，這才徹底壓倒了啟蒙，全民陷入蒙昧。

民族也又一次遇到了危機。所以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是與思想解放同時進行的，也就是重新啟蒙。這個過程還沒有完。

傅小平：你一直關注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問題，並為此憂心不已。前不久，北大教授錢理群在一次會議上稱，北大等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些人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

我想，他這麼說未必是危言聳聽，利己主義的思想泛濫，會侵蝕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根基，更不利於形成健康的公民社會。

資中筠：我基本上同意錢理群教授對當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的憂思。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青年人太多實用主義，太少理想主義的問題。當然，錢老師在大學多年，體會更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是一次思想解放、新啟蒙的時代，那時的大學生意氣風發，求知慾旺盛，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可望繼承五四傳統。

北大尤其是重鎮。可惜這種精神被扼殺了。九十年代經濟起飛而人文環境逆向而行，造成了物質生活改善而精神萎縮的現狀。關於現行教育制度，批評的意見已經很多，我不想多說了。總之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從各個方面把青年學子引向錢理群教授所說的那種精明、實用的取向。我有時也有點同情當代的學生。

還有留學生。過去的留學生學成回國，有一種普羅米修斯偷天火的精神，真心誠意地要用所學改造中國。現在多數留學生到國外只是尋求自己的發展，以求安身立命之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無可厚非。

如果還有人願意回來做些貢獻，當然很好，但是有些「海歸」不滿意在國外的地位，回來謀求個人的發展，不但不能推動社會前進，而且有意投權勢之所好，與潛規則同流合污。由於其特殊身份有更大的話語權，比錢理群教授所提到的那種中國大學生可能起到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作用還要嚴重。

談文章：

至少對歷史、對讀者是真誠的

我喜歡樸實一點的、「有話好好說」的文章。如果引經據典，也該是水到渠成，信手拈來。能把高深的道理說得明白曉暢，是真正的深入淺出。

傅小平：就我的閱讀感覺，你的作品可以說很好地詮釋了「在場」的理念。這一方面是因為，你談到的很多人和事，都是自己的親身經歷，然後以客觀冷靜的筆觸做了精確的再現。另一方面，即使是談到歷史，或某些並非自己親歷的事件，你也能非常清晰地還原到當時的情境，作出入情入理的解析，讓人讀之有一種生動的在場感。

資中筠自選集書影

聯繫到當下散文、隨筆寫作中比較常見的生編硬造，還有對史料的隨意生髮，這種在場的寫作尤顯可貴。這次，你五卷本自選集中的《不盡之思》獲在場主義散文獎。是否可以以此延伸開去，談談你對「在場」的理解？

資中筠：得到這樣一個獎，我實在很意外，因為我雖然大學專業是外國文學，但是從未從事文學創作，也沒想到自己這些文字就是散文。承蒙諸位文學界的專家評委賞識，我感到很榮幸。說起散文，我倒覺得我另一個集子《閑情記美》倒更像散文一些。至於「在場主義」，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還不很理解。

現在理解「在場」這個詞，大概就是指寫現實存在的、自己親身經歷的東西以及自己真實的感受，而不是虛無縹緲的情愫。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儘管如此，有些作家想像力豐富的幻想型文學作品也自有其價值。

傅小平：讀你的文章，比較強烈的感受是，平淡而有韻味。按散文寫作的一般理解，平淡是一種境界。但讀當下作家的很多散文，其行文淡則淡矣，但味同嚼蠟。有意思的是，儘管古詩詞在你的行文中起到了很好的點睛作用，但也不能說是「一字落下，境界全出」。所以我想這種韻味源於文章整體，而這並非完全指語言、結構之類的渾然一體，更在於能從中見出你不俗的風骨和氣質。

資中筠：我有所思、有所感，就信筆寫來。一部分是理論的思考，一部分是感性的、經驗的，或者是二者相結合的。我不是快手，一篇文章要改好幾遍。不過字斟句酌主要是力求準確地表達，或者刪去冗詞，都不是為修飾辭藻，大概這就是你所說的平淡。

傅小平：總體來看，當下散文強調的是寫作技藝，而且對於多數表達某種見解、立場的評論性文章，讀者更關心的是作者的姿態，而非表達得怎樣盡善盡美。

資中筠：我自問不是散文家，《不盡之思》所寫都是平生接觸到的人和事，在回憶往事中感到值得一寫。其中大部分是我個人獨特的經歷和視角，有些雖然是家喻戶曉的大名人，但是我在特定場合所見到的，別人未必見得到，或者未必有同樣的感受。

所以，如果說這些文章還有一定價值的話，就是其獨特性。只能是我寫的，別人不可能寫出同樣的內容。

如果還有生動的地方，那是因為其人其事本身就不同尋常。也許我在某些方面感覺比較敏銳，別人視而不見或認為平淡無奇的，我卻有所打動，或者從中看到某些更深的意義。另外，我覺得自己有些幽默感，常會看到事物微妙的諷刺性，就不知不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傅小平：在你眼裡，好的散文有什麼標準？

資中筠：我不敢提出什麼好的散文的標準，只能說我喜歡什麼樣的文章。一般說來，我喜歡樸實一點的、「有話好好說」的文章。我認為深入淺出是上乘，如果引經據典也能水到渠成，信手拈來，說明那些典故、引語、詩詞等等已經化為自己的一部分，它們不經意間自然而然地跳出來，是因為找不到比這更能表達自己意思的詞句，而不是刻意用來裝飾自己的文字以增加文采。

傅小平：非常贊同。在這方面，是否有前輩或同輩作家，對你的寫作產生了影響？

資中筠：我覺得這方面的典範之一是楊絳的白話文，自然而清麗。還有馮友蘭，他的白話文和文言文都是上乘，能把高深的道理說得明白曉暢，是真正的深入淺出。而幾篇著名的文言文（如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以古文寫當代事，用典之恰當，對仗之自然，令人叫絕。這才是大散文家（儘管他們二人都不以散文稱於世，文章只是表達的工具）。這當然與自幼的中國文史功底分不開。

至於我自己，差得遠。如果這本集子還有啥可看之處，就在於其內容，不是言之無物，也不是小題大做，更沒有自作多情，誇大自己與所寫人物的關係。總之沒有矯揉造作之處，至少對歷史、對讀者是真誠的。

談社會責任感：

廣義的政治，誰也逃脫不了

每個人對正義與非正義的敏感度不同，社會責任感也不同。但如果為惡政做幫凶，為各種腐敗和非正義現象找「理論根據」辯護，那就越過底線了。

傅小平：我想到在當下很受推崇的周作人的散文寫作。在《我國現代圖書館的先驅》一文中，你曾感慨，近年周的名字在文壇頗為熱鬧，其附逆並不妨礙他的文學成就得到肯定甚至宣揚。我們並不主張因人廢文，但畢竟為人與為文很難截然分開。

以什麼樣的態度看待一個作家，也關係到我們要給後世留下什麼樣的人格典範。近年，周作人曾淪為漢奸的不堪史實，確乎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相比而言，很多西方國家對待有爭議的歷史人物持更為複雜的態度。

資中筠：關於周作人，有時文章和人品是一致的，有時並非如此。古來就對某些著名人物有「文人無行」的評論。人無完人，所以還有大節小節、私德公義之分。許多文章漂亮、有思想、有見解的人，在私生活中表現不那麼完美，這不必苛求。但是在大節、公義方面，就不能不顧。這就是中國士大夫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氣節。

中國近代史繞不過去的一個環節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戰。這是幾代人的傷痛，在民族危亡之際，作為讀書人，不可能迴避。在那個時期，民族大義是底線。正如西方，對待法西斯暴行的態度，始終是繞不過去的歷史評判的底線。

若曾依附納粹，即使學術或藝術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蓋其污點，我覺得在這點上東西方沒有什麼區別。例如諾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終還是坦白了自己這一經歷，哪怕只是輕微不足道的身份。這不是「政見」的問題，而是眼睜睜看著國土淪喪、同胞被屠殺的情況下，自己的良心歸屬問題。

周作人是一個突出的例子，他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對新文化的貢獻與他後來的附逆形成鮮明反差。我認為他在文學史上是應該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後者全盤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為後者人品的欠缺辯護，否則的確會對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響。

傅小平：談到知識分子與政治或時局的關係，我們發現，在現代文學史上遠離政治的沈從文、張愛玲等作家，乃至錢鍾書、陳寅恪等學者，在一度被邊緣和遺忘後重新熱了起來，而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則越來越淡出。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於文化創造的作家或者說知識分子不要過度介入政治。

資中筠：關於政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事實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遠離政治的，而且希望學者、作家超脫於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過學者要保持獨立性，不必亟亟於做「智囊」，做「帝王師」。這個「政治」是指官場沉浮、權力鬥爭，還有不在其位無能為力的政治決策。即使是在民主國家，我也不喜歡那種黨派鬥爭。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國家，大概也不會從政。

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義感。對社會不公、民間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類命運的關心和憂慮是發自內心的。有些看似具體的、個別的事件卻牽扯到大的政策和體制背景，一不小心就會與政治沾邊，這是廣義的政治，誰也逃脫不了。當然人各有志，每個人對正義與非正義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會責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來難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來司空見慣。

傅小平：事實上，當下的作家大多有意無意與政治、時局保持距離，以至於其寫作更多局限於狹隘的個人空間，而無視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資中筠：其實當代文學中也有尖銳地批判現實，表現出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關懷的優秀作品，不過往往受到禁錮。相反，一些當紅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脫離時代，脫離現實，充滿自戀和無聊，一時之間卻能名利雙收。還有一些已經功成名就的讀書人、文人，衣食無憂，用俗話說，「活得很滋潤」，不必或不願關注身外之事，寧願埋頭做「注六經」的學問。

當然這都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圍。但是如果為惡政做幫凶，無視受害者的苦難，憑藉自己的話語權，為各種腐敗和非正義現象找「理論根據」辯護，甚至如魯迅所說，把潰爛處說成美如醴酪，那就越過底線了。這條底線在任何時代都是存在的，只是體現在不同的問題上而已。

我看問題常常超越國界，從全球看，從大歷史看。希望年輕人視野開闊一些、目光放遠一些。對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對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

傅小平：在我的感覺里，你是一位真正具有世界意識的專家、學者。讀你的文章，每每為你開闊的胸襟和視野折服。你不單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上做到推己及人、設身處地，在對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等關係的思考上，也同樣如此。

我想，這大概得益於你早年從事的外事工作，還有近年國外的遊歷生活。事實上，你也曾提到，我們應該把思維從「前全球化時代」，真正轉向全球化時代。

資中筠：我看問題常常超越國界，從全球看，從大歷史看。這可能和我的專業是研究國際問題有關，但是也與我從少年時期所受的教育有關。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介紹民國元年（1912）出版的小學國文和修身教科書。（編者註：即《民國老課本的"中國夢"》）

民國元年國文課本

那部教科書貫徹的宗旨就是培養「共和國民」，不但講現代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而且頗具世界眼光，內容涉及面極廣，包括世界歷史、地理，並且強調人類的博愛。我本人雖沒有趕上學那一套教科書，因為那還是在白話文運動之前，是文言文的，但是我從小學到中學所學的內容基本上也是這個思路。

再加上我上面說的，我們這代人成長過程就是民族危亡之秋，所以習慣思考超越個人和家庭的問題，較少關注和追求物質享受。我覺得現在的青年太實際、太實用，對社會、對世界、對暫時與個人利害無關的身外之事缺少好奇心，當然這與我們的教育制度把人變成考試機器也有關係，也與整個社會的拜金主義風氣有關。

但是，畢竟未來社會是需要青年去創造、去革新的。所以我特別希望年輕人儘可能地視野開闊一些、目光放遠一些，對他人多一些同情心，對世界和自然界多一些好奇心。

傅小平：和許多從特殊年代走過來的知識分子一樣，你也經歷了從獨立到迷信再到反思的心路歷程。你最後急流勇退，選擇從事學術研究和寫作，我想一定有像貝多芬之所以用生命譜寫樂曲那樣「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這理由是什麼？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又是什麼支撐著你經年累月、孜孜不倦地追問和探索？

資中筠：許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回答不上來。

我沒有改變現狀的能力和雄心，只能說是慣性和本能推動我去寫，欲罷不能。我還有一定的精力，不讀、不寫，那整天待著做什麼呢？有些是被動的。

例如現在是接受你的要求，在你的推動下，說了這麼多話。當然，既然我認為我現在的想法是對社會有益的，我也願意有機會與更多的人分享。與人交流也是我的興趣之一。特別是如我一再說過的，無論如何，希望在中年、青年。所以我的作品多一些青年讀者，我的話得到青年學生的傾聽，我會感到欣慰。

資中筠

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1930 年生於上海，祖籍湖南耒陽。1947年畢業於天津耀華中學，考入燕京大學，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從事民間外交與國際活動工作。

「文革」期間下放「五七」幹校勞動。七十年代末開始轉入學術研究。她參與創辦了《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曾任雜誌主編與美國學會常務理事，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第二屆會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

著有五卷本《資中筠自選集》《美國十講》《老生常談》《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等，並譯有《廊橋遺夢》《啊，拓荒者》等著作多種。

傅小平

1978年生，祖籍浙江磐安，現居上海。寫小說、評論、隨筆，做對話訪談，業餘開專欄。媒體從業十載，獲新聞類、文學類獎項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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