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解讀古代文學】蔣寅：黃宗羲與浙派詩學的史學傾向

06-23

　　一

　　自上世紀末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出版以來，學術界對浙派詩歌的研究愈益重視，浙派在清詩史上的位置也越來越清楚。近年甚至有學者認為浙派是清初詩壇影響最大的詩派①，這一方面說明清詩研究的眼界正在擴大，但同時也顯示出某種歷史感的欠缺。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晚期，文化權力愈益由政治地位決定。浙派詩人中很少達官，雖有不少才子名士，影響終究不能與江南、山東相提並論。更主要的是，浙派詩學不像江南，能順應時尚而變化，它始終堅持著自己的藝術觀念。在時人眼中，「浙東風尚，各以孤峭之質，傳幽渺之音，自辟町畦，不隨時好」②，這固然不能說是缺點，但總與時風齟齬不合，便難以融入時代潮流，在詩壇產生影響。晚明正值公安、竟陵派詩學籠罩詩壇之際，浙派卻因襲格調派的觀念，與陳子龍雲間派相呼應。毛奇齡曾說：「予幼時頗喜為異人之詩，既而華亭陳先生司理吾郡，則嘗以二雅正變之說為之論辯，以為正可為而變不可為。而及其既也，則翕然而群歸於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又伊始矣。」③而到康熙中提倡宋詩的王士禛已偃旗息鼓，不動聲色地復歸唐詩時，浙江詩家卻仍堅守宋詩的立場，激烈地批評唐詩派。浙江似乎從來都沒有站在詩壇前沿過，我們還找不出說浙派產生很大影響的理由。

　　到乾隆年間，吳穎芳開始將朱彝尊推為浙派的開創者，說：「吾浙國初衍雲間派，尚傍王、李門戶，秀水朱太史竹垞氏出，尚根柢考據，擅詞藻而騁轡銜，士夫咸宗之。儉腹咨嗟之吟，擯棄不取；風雲月露之句，薄而不為。浙詩為之大變。」④然而這卻不太能說服人。相比填詞而言，朱彝尊的詩歌創作還不具備開宗立派的力量，就像徐熊飛說的，「竹坨生當明季，惡鍾、譚之幽僻，聞陳黃門之風而興起焉。故少年所作，皆規格矜嚴，才情閎麗，與西泠十子相為羽翼」⑤。他早年同樣是衍雲間派的緒餘，只是到中年涉獵宋詩，詩學觀念才有所轉變，合乎浙派「宗宋、主性情、重學問」的基本傾向⑥。而這種傾向與錢謙益實在是同出一轍，在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上都有著同樣濃厚的史學色彩，只不過專門性更為突出罷了。他的詩學要到晚年才結出碩果，作為浙派詩學的標誌性成果產生全國性的影響，已是多年以後的事。

　　比較實際地看，浙派的詩歌創作和詩學，影響都是有限的，絕對不能同江南和山東詩學相比。但它以獨特的方式推動了清初詩史的進程，卻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史的研究證明，每值改朝換代之際，人們都要重新敘述歷史，以使今天的結果變得可以理解。勝者王侯敗者寇，掌握話語權力的新朝固然需要通過修史來解釋自己革命（用這個詞的本義）的正當性，即天命所歸；而亡國臣民又何嘗不想通過修史來解釋失敗的必然結局，使被揭示的失敗原因成為復興或企待來哲的歷史經驗？清初的史學和詩學在這一點上契若符合，詩學的參與使史學變得更為豐滿，有了更多的心態內容；而史學的基礎和方法又賦予詩學以歷史感和實證性，提升了詩學的學術含量。清初詩學的豐厚，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像錢謙益、黃宗羲、朱彝尊一輩史學家的投入，而不是只有王士禛這樣的掌故家和二馮一類的文士沉潛其中。浙派詩學的史學色彩，顯得更為濃重一些，因為以黃宗羲和朱彝尊為首的史學大師範圍了浙派詩學的傳統。這是研究清初浙江詩學首先引起我注意的一點。

　　浙江詩學最突出的特點是通過編纂詩選或詩總集來闡揚自己的詩學觀念。文學史上的選本和總集歷來就承擔著不同的社會和文學功能。清初人選清詩，固然貫注著對詩壇的批判意識；其選前代詩，也無不寓有現實的指向。方象瑛《報朱竹垞書》談到：「近日競摹宋詩，一二人倡之，群起而效之，途徑一開，濫觴日甚。高者掇拾蘇、黃，規模範、陸，遂岸然以唐人為不足學；而其卑者，至粗淺鄙率，都不成語。夫宋人佳處，亦自骨力堅凝，詞理秀拔，非油腔腐語遂為宋詩也。今幸主持選政，起衰捄弊，正在此時。唯冀痛掃時習，力返唐音，挽回廓清，固不可聽之隨波逐靡之流也。」⑦這明顯是針對《明詩綜》編纂而進的忠告。他們在觀念上都自覺地將詩選納入批評軌道，要讓它發揮針砭現實的作用。但幾十年過去，語境畢竟不同了。如果說《列朝詩集》的以詩論史色彩，顯出過於強烈的政治傾向性，那麼浙江詩家編纂的選本、總集就更多地體現了詩學的學術性，具有斷代詩學研究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出自浙江詩論家之手的詩選和總集有著更高的公信度和學術含量，更為後代所重視。像古詩方面的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宋詩方面的吳之振《宋詩鈔》，明詩方面的朱彝尊《明詩綜》，都是為後代重視、引據的經典選本。談論清初浙派詩學，這種通過編詩選或詩總集來表達詩學觀念的傾嚮應該成為我們關注的中心。而由此著眼，我們就會看到黃宗羲未被重視的另一個方面的詩學意義。

　　二

　　黃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為明清之交三大學者和思想家。《明夷待訪錄》一書近代被推為「發民族主義之祖派」，而它的作者也得到「能言人所不敢言者，洵所謂真儒，所謂豪傑之士」的崇高讚譽⑧。然而在舊時代的眼光下，黃宗羲的品行要遜於亭林、船山不少，歷來頗有微詞。近人錢基博曾說：「明末以遺老為大儒者，李塨學究氣，獨善其身，術未能以經國；黃宗羲名士氣，大言不怍，行不足以飭躬。」⑨這頗能代表前人的一種看法。

　　黃宗羲早年出入名場，凡詩社之集，無會不與。雖從劉宗周學，而志在科舉，不能盡得蕺山之學。易代之後，隱居不出，盡發藏書讀之，二十年後胸中窒礙盡消⑩，講學宗旨乃著力發揮蕺山遺說。蕺山之學出於宋人，黃宗羲更推而廣之，「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11)。晚年撰《明儒學案》，自序云：「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叩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顯然，在強烈的批判性和實踐性之外，他的思想又有很大的包容性(12)，這一點後來成為浙派詩學的思想基礎。

　　黃宗羲少受父教，尤其用功於史學，長而讀書既博，愈益確立以經史為本、務博綜尚實證的學術理念。據全祖望說，「先生始謂學必源本於經術，而後不為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痼疾為之一變」(13)。流風所被，整個浙東學術都打上濃厚的史學底色。黃宗羲夙以保存一代文獻為己任，留意文獻人物，編撰有正史《弘光實錄鈔》、《行朝錄》，學術史《明儒學案》，還彙輯《明文海》一編，後人許為「一代文章之淵藪，考明人著作者，當必以是編為極備矣」(14)。平生對《明史》尤為用心，遂開浙江綿綿不絕的明史學傳統，一傳於萬斯同，再傳於全祖望，繼傳於邵二雲、章學誠。浙東後學略聞其緒餘，瀝其餘瀋，就足以名世(15)。

　　據吳光先生考證，黃宗羲著述多達111種，一千三百餘卷，不少於兩千萬字。剔除編選之書，自撰著作尚有92種，現存44種(16)。清代學者不同於前代的一個特點是，只有少數理學家如湯斌、陸世儀、陸隴其等不喜言詩，其他學者莫不留意詩學，甚至成為當世名家。黃宗羲也不例外，他對詩的興趣甚至成為後輩景仰者眼中的一個瑕疵。全祖望曾說：「先生之不免余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即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流連於枝葉。」(17)這裡論梨洲的黨人習氣頗為中肯，指責其文人習氣則未免有點迂腐。且不說在留意文學這點上，謝山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若就文學的立場而言，這還是黃宗羲有貢獻於詩學的前提。當然，黃宗羲並不是詩學專家，他很少關注和考慮詩學的專門問題，議論所及都不出當時的一般話題，你若想在他的詩論中尋找屬於他個人的獨到見解，可能會很失望。不過你只要仔細品味一下他的言論，就會感到正像他的政治學一樣，什麼問題在他筆下都有透達本質的分析，顯出一種度越時流的深刻。

　　比如《陳葦庵年伯詩序》論及正變問題，說：「向令風雅而不變，則詩之為道，狹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動鬼神乎？」(18)這表明他肯定並更看重變風變雅，理由是變風變雅能及於情。那麼正風正雅就不及於情么？也不然，這裡其實是強調亂世特有一種太平時代看不到的複雜心態和梗概多氣的激越情懷，所謂「情」有著獨特的心態史內涵，可與《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論「元氣」相參看：

　　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崑崙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郁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19)

　　每當亂世或易代之際多推崇變風變雅，這本是詩史上的慣例，黃宗羲的獨到之處是從中紬繹出一個道理：治世的情感簡單而膚淺，亂世的情感更有蘊含和力度。同時，他論正變僅就詩的表情方式而言，不關品格高下，這又成為祛除傳統正變概念所附價值屬性的先聲，葉燮或許就是受他啟發，更徹底地消解了正變概念的價值屬性，將它還原為一個單純的文學史單位(20)。再比如，《栗亭詩集序》論及興觀群怨之說：

　　昔吾夫子以興觀群怨論詩，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凡景物相感，以彼言此，皆謂之興。後世詠懷、遊覽、詠物之類是也。鄭康成曰：「觀風俗之盛衰。」凡論世採風，皆謂之觀。後世弔古、詠史、行旅、祖德、郊廟之類是也。孔曰：「群居相切磋。」群是人之相聚，後世公?、贈答、送別之類皆是也。孔曰：「怨刺上政。」怨亦不必專指上政，後世哀傷、輓歌、遣謫、諷諭皆是也。蓋古今事物之變雖紛若，而以此四者為統宗。(21)

　　這裡將論詩歌社會作用的古老命題轉換為類型學問題，使問題的中心轉移到創作主體方面，然後又從創作動機的角度來闡述四者的意義：

　　自毛公之六義以風雅頌為經，以賦比興為緯，後儒因之，比興強分，賦有專屬。及其說之不通也，則又相兼，是使性情之所融結，有鴻溝南北之分裂矣。古之以詩名者，未有能離此四者，然其情各有至處：其意句就境中宣出者，可以興也；言在耳目，情寄八荒者，可以觀也；善於風人贈答者，可以群也；悽戾為騷之苗裔者，可以怨也。

　　這樣一來就實現了古老詩學命題與一般創作經驗的溝通，使它變得很容易理解，很好把握。黃宗羲這種以現實經驗疏解古代詩論的詮釋方式，與顧炎武「鑒往訓今」的理路看上去正相對立(22)，骨子裡卻是相通的，都不外乎是要在古典和現實之間建立一種意義關聯，或者說為現實經驗找到傳統根基。是啊，當人們經歷了改朝換代、易服薙髮的屈辱，面臨著文化失墜和傳統綿延都是未卜之數的惶惑，還有什麼比尋找傳統、保存歷史更讓人感到踏實和迫切的事呢？除了那些人在殿堂身不由己的台閣文人，其實清初的文人、學者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承續文化傳統，保存歷史記憶，綿延民族精神的血脈。黃宗羲和浙江詩學在這一點上，較之其他地區尤為顯明。

　　三

　　黃宗羲詩學的內容和價值，研究者已從重視詩歌的抒情本質，強調詩以道性情；強調學問，以經史為本；元氣說與詩史說；辨析唐宋，崇尚宋詩等方面作了分析。(23)這裡只擬就「詩史」觀念與唐宋詩家數之辨的問題再作一些闡述，以見黃宗羲對浙江詩學主導傾向形成的直接影響。

　　關於「詩史」，學者們通常都會引用《萬履安先生詩序》的一段文字：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台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寉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澹歸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24)

　　龔鵬程指出，「梨洲此說，非特發明牧翁宗趣，抑且關係詩學甚大。因為在此之前，詩史僅為專稱，特指老杜而言；至此，則詩史是表明詩的一種性質，是可以替代、補充、發明、印證歷史的創作」(25)，這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論者一般認為黃宗羲詩學深受錢謙益的影響，「詩史」意識更是繼承了錢謙益的觀念(26)。聯繫兩人的密切關係來看，這麼說是不無道理的。但黃宗羲的「詩史」說自有更深一層的意思。錢謙益論詩可補史的作用，不過是說易代之際文獻難征，詩就成為無可替代的珍貴史料，而黃宗羲更進而認為詩不僅是一種考史征獻的文本，它更是一種精神的結晶，是精神史的記錄(27)。東觀蘭台的史籍只能記錄事功，而名教、心史、耿耿不滅的故國情懷，這些卻「皆非史之所能盡」。所以他一生都不停地在編纂各種總集、選本，今所知尚有《明文案》217卷、《明文海》（系由《明文案》改編）482卷、《明文授讀》62卷、《續宋文鑒》（佚）、《元文鈔》（佚）、《宋元集略》（佚）、《宋元文案》（佚）、《姚江文略》10卷（佚）、《東浙文統》（佚），《姚江逸詩》15卷、《宋詩鈔》94卷（合編）、《黃氏攟殘集》7卷、《補唐詩人傳》及若干浙東作家的別集。其中《姚江逸詩》是餘姚歷代詩作的彙輯，收南齊迄明餘姚詩家135人，詩1337首。自序首先提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是詩之與史，相為表裡者也。故元遺山《中州集》竊取此意，以史為綱，以詩為目，而一代之人物賴以不墜。錢牧齋仿之為明詩選，處士纖芥之長，單聯之工，亦必震而矜之；齊蓬戶於金閨，風雅袞鉞，蓋兼之矣」，可見他編此集是直承錢謙益的學統。但他同時又說明：「余少時讀宋文憲《浦陽人物記》而好之，以為世人好言作史，而於鄉邑聞見尚且未備，誇誣之誚，容詎免諸！此後見諸家文集，凡關涉姚江者必為記別；其有盛名於前者，亦必就其後裔而求之，如是者數十年矣。以其久，故篋中之積，多有其子孫所不識者。然而兵塵遷徙，蹇蓬下擔，時有墜落。如柴廣敬《金蘭錄》、《魏嘗齋文集》之類，正復不少。及今不為流通，使之再逸，自此以往，皆余之罪也。」這卻是古代文人承傳、光大地方文學傳統的自覺意識在當下語境中的強化。戰亂導致的文獻散佚增強了人們蒐集保存文獻的緊迫感，它從根本上說仍是出於一種濃厚的歷史意識。這種意識放大開來，不只是對自己的鄉邦，對整個民族的歷史都會抱有強烈的關懷，並要在其中找到與現實的關聯。浙江詩家的「詩史」觀念及對詩歌史的態度都取決於這種立場，而黃宗羲則是奠定其理論基礎的先驅。

　　四

　　黃宗羲基於自身對亡國命運的體驗，很自然地對南宋遺民的創作產生共鳴，進而對宋代詩文的價值作出全新的估量。在肯定變風變雅更具情感之深度和力度的前提下，他提出了「漢之後，魏晉為盛；唐自天寶而後，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詩又盛」(28)，「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29)的迥異於明人的文學史觀。眾所周知，自公安派登上詩壇並成為晚明詩歌的主潮，突破格調派「詩必盛唐」的狹隘觀念，將宋詩納入詩史的視野，就成為詩壇一股強勁的潮流。錢謙益通過駁斥四唐說的謬誤褫解了盛唐詩的唯一典範性，又以蘇東坡、陸遊、元好問為楷模鼓吹宋元詩，導致詩壇出現學唐、學宋兩種詩風的對立，爭論和攻訐也由此引發，不同地域、不同淵源的詩家，每每面臨著抉擇的困惑，或回應的壓力。黃宗羲作為與錢謙益私交親密的後輩，不僅詩學觀念受到錢謙益或何喬遠的影響(30)，更出於相同的歷史意識，堅決地站到了宋詩派的陣營里，抨擊格調派惟唐詩是擬的狹隘觀念。不過他的論辯絕不重複錢謙益的思路，而是有自己的論理，即由家數概念入手，解構唐詩的內在同一性，從而達到肯定宋詩價值的目的。

　　黃宗羲的邏輯是這樣的，首先指出晚明以來的詩學論爭存在捨本逐末的致命弱點：「詩自齊、魯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才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31)既確立以性情為本的前提，則歷代詩歌就被放在同一尺度下來衡量，風格聲調退於第二位。這樣一來，唐詩的典範性便出現了裂縫，不復保有完美的同一性。《張心友詩序》是全面表達他看法的一篇綱領性論文，文中首先強調：「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之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辨其真與偽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云所言伏其幾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32)但他的這一論斷卻被當時理解為祧唐祖宋，「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於是他一方面重申唐詩典範性不可動搖的前提，所謂「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宋也」，一方面又指出唐詩因家數之異，其實存在著不同的藝術取向，故後人的「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考察宋代以來學唐的源流，「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為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為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只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為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這麼說來，從後世接受的角度看，唐詩起碼已有三派：一是江西詩派所繼承的杜甫詩風，二是南宋永嘉四靈一派所繼承的晚唐詩風，三是嚴羽推崇的盛唐實際上是王孟詩風。再參照《靳熊封詩序》的說法：「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為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為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為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途，是使作偽百出，止留其膚受耳。」這就從明代以來學唐者或主聲調或主取意或主句法的不同著眼點，揭示出傳統在接受視野中的多樣呈現。《錢退山詩文序》更具體而微地說明，即使對同一個時代的詩風，人們所取也不一致：「江西以汗漫廣莫為唐，永嘉以脰鳴吻決為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昆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諑繁興，莫不以為折衷群言。」經過這樣的反覆論列，唐詩的同一性被徹底解構，所謂唐宋、所謂初盛中晚之別，被證明只不過是不同詩派的虛幻臆見。於是對歷史上的唐宋之爭，《張心友詩序》就順理成章地提出一個帶有折衷色彩的論斷：「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為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為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殺之，可乎？」(33)對黃宗羲的這種態度，研究者或認為其目的主要是在排除門戶，批判七子，因此是在高度肯定唐詩成就、鼓勵人們學習唐詩的基礎上，主張向宋詩學習的，並沒有揭舉宋詩，使之與唐詩分庭抗禮的用意，更沒有因為提倡宋詩而唾棄唐詩(34)。我的看法是，唐詩的典範性自宋代以降已然是不可顛覆的價值象徵，任何另立旗幟的企圖都必須在肯定唐詩的前提下小心地推出。黃宗羲無非也是採取這樣的策略(35)，所以他作《南雷詩歷》題辭，概括以上零星表達的意思，說：「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願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今於上下數千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唐，於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於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適從耶？」家數既不可定，則勢必導出「論詩者但當辨其真偽，不當拘以家數」的結論。如果說這裡沒直接打出宋詩的旗號，言外之意尚有待挑明，那麼《張心友詩序》對張氏取法宗尚的肯定，早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為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為詩，超然簡牘，永絕塵粃，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為之三嘆也。(36)

　　他所鼓勵於張心友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正是嚴羽《滄浪詩話》批評「近代諸公」的「奇特解會」，然則他所謂的「莫非唐音」只不過是「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為宋」的換個說法而已，骨子裡仍是鼓吹宋調。這種陽唐陰宋的傾向，一旦進入具體的詩歌批評，便立刻顯露其真實的價值觀。有兩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一是其後人指出：「近時選劍南詩，俱錄其清新圓熟之作，而於鋪陳排比、雄健兀奡者則略焉，遂致毀譽迭半。五七言古更為獨絕千古，追配少陵洵無愧色。唯吳氏《宋詩抄》所選，決擇甚精。彼時先遺獻公在石門主張選政，與之商榷故耳。」(37)選陸遊詩而取清新圓熟之作，正是錢謙益的「軟宋詩」路子。而黃宗羲獨取雄健兀奡之作，足見其口頭上雖肯定宋詩不背唐體，實際上選陸遊詩卻著眼於宋調，取的是「硬宋詩」一路。另一個例子是對待陳子龍詩的態度。陳子龍以民族氣節為當世敬重，勿論錢謙益因自己的貳臣身份和柳如是與陳子龍的關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稍有貶詞，就是比較注意遺民集團輿論的王漁洋也不敢肆口批評，而黃宗羲卻毫無顧忌地指責陳子龍的格調詩風，以致引起一些詩論家的不滿。葉矯然說：「黃梨洲詆卧子詩噓北地、歷下之寒火，故見詘於艾千子，為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吾每讀至此處於其南雷集中，直掩卷不欲觀之。其實不知詩而強言詩，故人言兩失。」(38)黃宗羲究竟是否屬於「不知詩」者，學者恐怕會有不同看法，我的感覺是，黃宗羲於詩頗似顧炎武，並未用心研究，只因學問大，思力深，觸及大問題不乏深刻見解，但遇到詩學內部的專門問題，有時議論不免粗略。好在兩位都不太有論詩興趣，不至於像王夫之那樣小言詹詹，紕漏百出。

　　黃宗羲本人的詩歌創作成就雖然有限，但他的學術以思想精深而極大地影響了浙江學者。他的門人中包括范國雯、陳錫嘏、鄭梁、仇兆鰲、萬言、查慎行、查嗣瑮、董道權、陳奕禧這些著名詩人，後來李鄴嗣(39)、吳之振、萬斯同都大力發揮他的文學思想，他的詩學也因此廣為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仲謀將黃宗羲推為浙派的開宗初祖是有說服力的，「他為宋詩所作的開拓辯護已臻於定論，以性情反聲調的論述則為後人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理論策略，關於學人之詩或學問與詩之關係的探討，也為後人指出了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40)。參照柴望《宋四家詩序》的說法：「河梁十九首尚矣，初盛以高渾為氣格，中唐號為嫻雅，降及晚唐則以雕刻取致。即唐一代之詩且遞變如此，而欲以之范宋人，可乎？宋固有宋之詩也，宋又不一宋也。宋以後莫不有然，其孰使之而然？即四時亦何不然，春秋代謝，乍菀乍枯，菀枯者不知也。執一之論烏乎其當人意也。」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解構唐詩統一性的邏輯策略如何被浙東詩家接受，滲透到他們的觀念中去。不過，要論黃宗羲對詩壇最直接的影響，還應數與吳之振等同編《宋詩鈔》一事。以此發端，浙江形成研究宋詩的風氣，梨洲門人查慎行撰有《蘇詩補註》，同時陳訏編有《宋十五家詩》，後來厲鶚又編纂《宋詩紀事》，曹庭棟編《宋百家詩存》，直到晚清陸心源續厲書作《宋詩紀事補遺》，凡與宋詩有關的大著作幾乎都出自浙江詩人之手。一如古詩聲調學著作多出自山東詩人之手，這絕非偶然的現象，其間當然有黃宗羲開創的具有濃厚史學傾向的浙東詩學傳統在發揮著潛在的影響。

　　注釋：

　　 ①雷宜遜：《錢謙益的著作、人品和詩學》，《中國韻文學刊》1998年第2期。

　　 ②張廷枚輯：《國朝姚江詩存》卷四朱之嶼詩評，乾隆三十八年張氏寶墨齋刊本。

　　 ③毛奇齡：《西河文集》序十一《蒼崖詩序》，乾隆間蕭山毛氏書留草堂刊本。

　　 ④吳穎芳：《臨江鄉人集拾遺》所收《無不宜齋未定稿序》，乾隆十七年(1752)夏至作，清刊本。

　　 ⑤徐熊飛：《修竹廬談詩問答》，周維德輯注《詩問四種》，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263頁。

　　 ⑥(40)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84頁。

　　 ⑦方象瑛：《健松齋續集》卷四，民國十七年方朝佐重刊本。

　　 ⑧潘飛聲：《在山泉詩話》卷一，古今文藝叢書第三集。

　　 ⑨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106頁。

　　 ⑩黃宗羲：《南雷文案》卷一《惲仲升集序》，四部叢刊初編本。

　　 (11)全祖望：《黃梨洲先生神道碑銘》，《鮚埼亭集》卷一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12)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第三節「梨洲晚年思想」，台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7～28頁。

　　 (13)全祖望：《甬上證人書院記》，《鮚埼亭集》外編卷一六，四部叢刊初編本。

　　 (1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集部總集類，中華書局影印本。

　　 (15)王昶：《湖海詩傳》卷一五：盧鎬「聞黃太沖、萬充宗之學，故為浙東人士所推」。

　　 (16)吳光：《黃宗羲著作匯考》，台北學生書局1990年版。

　　 (17)全祖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劄子》，《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四，四部叢刊初編本。

　　 (18)(24)(32)(33)(36)黃宗羲：《南雷集·撰杖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19)黃宗羲：《南雷集·吾悔集》卷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20)參見蔣寅《葉燮的文學史觀》，《文學遺產》2001年第6期。

　　 (21)汪士鈜：《栗亭詩集》卷首，康熙刊本。

　　 (22)關於顧炎武「鑒往訓今」的詩學方法，可參見蔣寅《顧炎武的詩學史意義》，《南開學報》2003年第1期。

　　 (23)陳少松：《簡論黃宗羲的詩學主張》，《明清詩文研究叢刊》第二輯，蘇州大學中文系1982年版；吳彩娥：《清代宋詩學研究》，台灣政治大學博士論文，1992年；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70～84頁；李世英：《清初詩學思想研究》，敦煌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4頁。

　　 (25)龔鵬程：《詩史觀念的發展》，《詩史本色與妙悟》，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增訂版，第66頁。

　　 (26)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第三章「擬古運動和反擬古運動的餘波」，牧童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頁；張健：《清代詩學研究》第一章第五節「以詩補史：對明清之際詩歌思潮的歷史價值的認定」，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2頁。

　　 (27)這一點已為學界所肯定，可參見李世英、陳水雲《清代詩學》，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頁；孫微《清代杜詩學史》，齊魯書社2004年版，第95頁。

　　 (28)黃宗羲：《陳葦庵年伯詩序》，《南雷集·撰杖集》，四部叢刊初編本。

　　 (29)黃宗羲：《謝皋羽年譜游錄注序》，《南雷集·吾悔集》卷一，四部叢刊初編本。

　　 (30)張仲謀《清代文化與浙派詩》第74～75頁舉黃宗羲編《明文授讀》卷三十七所收何喬遠《鄭道圭詩序》，認為儼然已開浙派詩論之先河，值得注意。這條資料錢鍾書先生已引用，參見《談藝錄》，第471～472頁。

　　 (31)黃宗羲：《天岳禪師詩集序》，載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71頁。

　　 (34)張兵：《黃宗羲的唐宋詩理論與清初詩壇的宗唐和宗宋》，《復旦學報》1993年第5期。

　　 (35)錢鍾書《談藝錄》也認為「此節文筆，訐屈糾繞。蓋梨洲實好宋詩，而中心有激，人言可畏，厥詞遂枝」，參見中華書局1984年版訂補本，第144頁。

　　 (37)黃璋：《讀劍南詩鈔書後》小序，載謝寶書輯《姚江詩錄》卷一，中華書局1932年排印本。

　　 (38)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清詩話續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996頁。

　　 (39)張如安：《舉梨洲之言以警勵學者——淺論李鄴嗣的文學思想》，載吳光等主編《黃梨洲三百年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