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源自上古儒家學說才是正統

司馬談(——前110)　西漢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漢武帝時任太史令，司馬遷受他的影響最深。司馬談流傳下來的文章有《論六家要旨》一文。他概括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並加以論述。在這篇論文里第一次分析春秋戰國以來中國文化的分支起因和所形成學術流派的特點與弊端。非常方便我們搞清楚『六家』的側重與區別。文章中觀點也可參考對中國政治體制及意識形態的歷史考察。

一、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摘自《史記·太史公自序》）

原文：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譯文：

太史公師從唐都學習天文，師從楊何學習《易經》，師從黃子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於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周易·繫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採取的途徑卻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賓士世的，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原文：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錶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譯文：

我曾經在私下裡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凶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並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於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於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係，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於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於大道的要旨，是捨棄剛強與貪慾，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原文：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譯文：

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原文：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譯文：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為原則，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至於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譯文：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鉶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原文：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譯文：

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係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至於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決於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至於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譯文：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於能夠與時勢一同地變化。虛無是道的永恆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kuǎn）。不聽信「窾言」即空話，姦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於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於無名。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託於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託。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藉的又是什麼呢？

二、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看諸子文化的地位

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談的一個觀點,就是「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才使文化分成一個個的流派，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這個源是什麼？是儒學，也就是說，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根。

從《漢書·藝文志》中也看到這種說法:「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因時代的變化到了「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而各諸侯又『好惡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門來，從不同側面展開論述，因各有側重而發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說其『各有側重』是好聽的說法，說白了，諸子已沒有能力從整體、從全局來理解和傳承中國文化，只能從某個角度、局部的，甚至已帶有了偏見來觀察和研究，並發展形成為一種專門的學說，這才是諸子之所以出現的原因。

換個更形象的說法，諸子百家文化是中國『文化本散而萬殊』的結果，好比鋼化玻璃摔在了地上，我們看到的是晶瑩剔透美麗如鑽的顆粒，卻都沒有見過玻璃未碎前的美麗！

然而文化的分化又是歷史的必然趨勢。我們只是不能因循了歷史趨勢發展了、變化了，而不知所以然。

中國文化從上古流傳下來，經過歷朝歷代『時君世主，好惡殊方』的改造，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其中加進了多少他們的思想和觀念？！然而，仍舊冠之以孔孟之道，擾亂了視聽混淆了是非，作為有責任感的中國人就要努力釐清上古中國文化中的真實概念。而不是用西方的思維和眼光去中國上古的文化，更不是跟著故意歪曲中國上古文化的人一起瞎咧咧。

對文化的了解與傳承永遠是億萬人的事。如果要想全面的了解中國文化就不得不在粗與細中做出選擇。

看看我國圖書分類發展史，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整理群書的成就，以及圖書分類的方法與變化，從粗略的、全面的角度來認識自己的文化，給自己的文化尋找一個位置。說難聽點，哪怕是要把它當『包袱』埋了，不是也得要找個地方！

尋找文化的定位，非常有必要。

三、中國文化源自上古儒家學說才是正統

從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中能看出陰陽、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的側重與區別，但看不出文化的主次，容易讓人誤以為孔子的文化地位與其他諸子同是一個層次的。

我們需要明確一件事實，孔子是『祖述堯舜』、『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他整理的是中國上古之文化，他流傳下來的儒家學說才是源於上古、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是中國文化之主幹。其他諸子學說只是中國文化主幹的分枝。

南懷瑾先生在《論語別裁．泰伯》篇中有如下的評說：「我們現在說中國文化，如果嚴格地說應該是周代文化。是周公把過去的中國文化，集其大成；而孔子是將周公集其大成的中國文化加以整理。所以中國文化，也就是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所傳承的文化總稱。」

而其他諸子百家的論述則是『有作有述』的，已是中國文化主幹的分枝、已是文化的流派，中國文化的主次必須分清。

柳詒微著在《中國文化史》中云：「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四、誰有儒家真正的夢想，誰才是真正的儒家

記得我曾在「中華文化隨想」說過，「最好的與最壞的創造了歷史，平庸之輩則繁衍了種族」。有句成語叫：不卑不亢。就是因為很多人的骨子裡欺軟怕硬，既卑且亢。當然在興家創業的使命、或族絕種滅的危機面前往往就有這個群體的脊樑出現，我們中國有句話：「倔兒不敗家」，可這往往是情勢逼的。時勢造英雄，上千頃的地可能造出這麼一根有骨頭的苗（袁隆平先生的成功，就是凈揀「有骨頭」的種苗進行提拔、培育才得來的）。大多數的都平庸地順服在尊長們道貌岸然的無形黑幕下了。聖人為子孫定下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人性基調，已經成了遠古的絕響。

創立儒家的孔子是大教育家。所以很多具體研究孔子的人們都去探討孔子教育的手段，可是他們都忘了孔子一生為學施教、出仕從政的行動，根本目的都是為了再現堯舜之治！這一點是他宏觀上充滿生機的「仁」的政治、教化的最終指向！

當然，經過了幾千年封建統治的欺騙壓榨，人們已經把它當成了一個神話傳說，都不知嚮往、也不再相信、更不去奢求了！再加上人人都可以為堯舜，建成堯舜時代人人有責。可是人們做不到都是堯舜，那麼建不成堯舜時代也就是正常的。所以自「六億神州盡舜堯」之後，人們從「信仰危機」退化到了「信任危機」，已經幾十年沒有人提這個口號了。

但是我依然嚮往它。從祝福更多的人們得到真愛的角度上講，我真的期望在未來的民族復興中看到這樣一個真正的和諧社會的出現。因為我們的現實生活實踐確實需要有這樣一個好的社會環境！參閱：關於重建「中華文明」體系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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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博主

dr.bear

學歷、職業與姓氏的合稱。真名，熊劍，海外多年，因拼音xiong西方人發不出音或發音不準，經常鬧誤會，為交流方便而起。小熊可愛，大熊可怕，是力與美的化身，文化上多作為古老部族的圖騰標誌。另外，bear在美式英語中還有「忍耐、忍者」等諸多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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