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棟生：做一個有思想的讀書人

□他是一位語重心長的長者、有著獨立思考的教師、敢於不平則鳴的知識分子。他一生以書香為伴，到了退休年齡，即使視力受損，依然勉力閱讀，毫無倦怠。

□有人說，他的《不跪著教書》守護了教師的尊嚴；有人說，他的《前方是什麼》映照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有人說，他的《致青年教師》讓無數教師反思教育的核心與意義。

□在種種醜陋的教育現象前，他是雜文家吳非；面對學生時，他是王棟生，一個愛讀書、愛思考的中學語文教師。

本報記者 張貴勇

[聚焦名師]

有人認為，讀書的三重境界，一為讀知識，長學問，從而高雅；二為讀智慧，把知識變為覺悟、動力、謀略；三為讀出人品，就是古人所說的修身養性。

王棟生的讀書經歷讓人感覺，讀書不只是長知識、學謀略，更多的是跳出書本，形成一種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能力。這種與眾不同的讀書習慣，使他積蓄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使他成為中學教師中為數不多的「荊棘鳥」、中國教育界自由地飛來飛去的「牛虻」。

「我至今難忘雖清苦卻有書讀的幸福感」

「『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對摺。記得那時大家好像只想著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讀起書來近乎痴狂。這也使此後的我無比珍惜講台，珍惜每一節課，珍惜自由思想的機會。」

王棟生坦言，是外國文學名著給了他最初的文學啟蒙。

18歲下鄉插隊，26歲返城，在圖書稀缺的8年里，王棟生不停地找書讀。1967年，在南京城東遇到一收購廢品的老漢，他發現老漢的筐里有兩本繁體豎排的《靜靜的頓河》，如獲至寶，花3毛錢買了下來。後來，他又花了1毛5分買了《普希金詩文集》。當時根本沒有文學作品可讀，農村的知青朋友知道他有好書，都過來借閱。也就是從那時起，他養成了快速看書的習慣。

1971年，王棟生弄到一本沒頭沒尾的書，是蘇聯作家柯切托夫寫的《葉爾紹夫兄弟》。龔桐、榮如德翻譯得特別好，他看了很多遍，感慨於故事情節的豐富與震撼，也一直想知道主人公的命運，可是這本書後面缺頁，結局不得而知。1980年上大學時，他終於找到了書的全本。結果令他很失望——原來只差半頁，主人公的命運就定格在幾百字里，卻令他琢磨多年。那一瞬間，他對人的命運有了一種別樣的認識，而類似的感受在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中也有過。

「許多外國文學名作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王棟生說，他很遺憾28歲才讀到雨果的《悲慘世界》，這類書如果更早看到，他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會有所不同。「雨果、巴爾扎克等人的作品對人性予以深刻發掘，給人的心靈以強烈的震撼，促使人思考宏大的人生和世界問題。我總是想，20年之後的學生會是什麼樣。其實，哲學家說得對，一個人就是他吃下去的東西。一個人的未來取決於他讀不讀書、讀什麼樣的書」。

談及對自己讀書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王棟生首推他的忘年交，寫過《歲寒圖》、《陞官圖》等劇本的陳白塵先生。兩人因陳白塵先生的女兒陳虹的引薦相識，那一年王棟生23歲，在農村插隊已5年。陳白塵家裡有十多箱被查封的「禁書」，由於造反派笨，只封了紙箱的上部，忘記可以從下面打開，王棟生遂得以在陳家借書。在白塵先生的幫助下，他看了大量的歷史著作。從1973年至1978年，他們一老一少，交流非常頻繁。回憶那段歷史，王棟生感慨地說：「那是我人生最困難最苦悶的時期，他成了照亮我前行的一盞燈。陳白塵先生給我最大的影響，一是他獨立思考的精神，二是他的正直善良。」

1978年恢復高考之後，王棟生考上了南京師大。進入大學校園的他，更加如饑似渴地讀書，正如他本人所說：「『文革』十年，我的青春被打了對摺。讀書期間，雖然沒有白髮童生的悲苦，但和一幫比我小10歲的同學在一起，多少有些不習慣。記得那時，大家好像只想著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讀起書來近乎痴狂。這也使此後的我無比珍惜講台，珍惜每一節課，珍惜自由思想的機會。」一年裡，他大概看完了150至200本書，以至於上課時也偷看外國小說。為了省下錢買書，他常常連著十幾天不吃葷菜，那種雖然清苦卻有書讀的幸福感至今難以忘記。

讀書，最重要的是獨立思考

知識分子應該思考一切，而不應盲從。一位教師能走多遠，取決於他能否獨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會輕易相信任何東西。教育要教會學生思考，通過閱讀培養批判意識

隨著讀書越來越多，王棟生的閱讀興趣越來越廣，開始涉足其他領域，對史學的興趣更是有增無減。他很喜歡威廉·曼切斯特著的《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該書文筆好，表達也很智慧，對他更清楚地讀懂和分析社會現象產生了很大影響。威廉·L.夏伊勒的《第三帝國興亡》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他曾花了很長時間閱讀陶菊隱著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1895-1928)》，那是一本全方位展示當時歷史的書，讓他一下子打開了視野。

都說讀史使人明智。看了一些史料，王棟生知道了許多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同時也培養了他細心觀察、比對反思和獨立判斷的能力。而書讀多了，就能站在高點上，不被人愚弄，能發現事情的真相，因為「評價歷史人物的客觀標準，不是看你說了什麼，而是看你做了什麼」。從這一點來看，王棟生覺得，許多歷史事件並不是看上去那樣簡單。

「教師，尤其是語文教師，應該知道得越多越好，要能有一定的學術背景，力爭做一名學者型教師。」王棟生看重教師的博學，更看重教師的獨立思考，因為知識分子應該思考一切，而不應盲從。一名教師能走多遠，取決於他能否獨立思考。有了思考能力，就不會輕易相信任何東西。王棟生一直強調，教育要教會學生思考，通過廣泛的閱讀，培養一種批判意識。

即使過了60歲，他還在思考一些在其他人看來很可笑的問題。例如，學生作業和測驗成績要家長簽字，入團入黨為什麼無須家長簽字？中學為什麼沒有勞動課？學科到底有沒有主副之分？

黑塞在《獲得教養的途徑》中說：沒有愛的閱讀，沒有敬重的知識，沒有心的教養，是戕害性靈的最嚴重的罪過之一。王棟生離開教學一線之後，仍然經常到學校給學生作講座，以自己多年的讀書經驗，語重心長地告訴學生如何做學生、如何讀書。他勸誡學生多讀名著，從名著中汲取力量。他說：「魯迅的《葯》，我10歲就讀過，61歲重讀時還有新的發現。因為經典是一個歷史時期語文與人文的最高成就。年少時一旦讀過這些人文名著，這個人就壞不到哪裡去。」

王棟生也希望學生多讀詩，生命中有詩，精神世界會充滿陽光。他很喜歡巴爾蒙特的那句詩：為了看看太陽，我來到世上，即使天光熄滅，我也仍將歌唱。我要歌頌太陽，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光……每每讀出來，總會熱淚盈眶。

「書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可憐」

「如果不讀書，我不知道早晨起來該幹什麼，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而且，我越來越發現，書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可憐。越覺得自己可憐，就越要讀書」

如今，每天早晨起床，王棟生依然和以前一樣看看時事新聞，讀讀喜歡的書。他參加編寫的初高中教材，今天仍然不斷地看。雖然目力嚴重受損，但依然有強烈的學習慾望。因為「如果不讀書，我不知道早晨起來該幹什麼，我不知道怎麼活下去」。

王棟生讀書，喜歡在書上做記號，自由地畫，很多書都做筆記。筆記內容積累下來，便成了他的教學資源和教學反思的依據。他身邊的同事發現，王棟生每節課在25分鐘至30分鐘時，就會「打個岔」，像是無意地和學生說一下天氣或引導學生關注另一件事。這是他的教學習慣，也是閱讀受到的啟發，因為他早年便從教育心理學書上看到，青少年的持續注意力一般保持在30分鐘左右，要想保持學生的注意力，有必要「打個岔」，再把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回來。這既是一種教學藝術常識，也是以人為本的教育原則。

王棟生現在很愛讀兒童圖畫書。2002年，他在廣州開會時和浙江師範大學教授方衛平同住一室，方衛平給小學老師作報告，他給高中老師講話，兩人各忙各的。一天晚上，他看到方衛平床邊放著一捆台灣出版的兒童圖畫書，隨手拿起一本翻看，這一看讓他很驚訝，世上竟有這麼好看的繪本！在大衛·威斯納的那本《瘋狂的星期二》中，夜間駕著荷葉悄悄降臨城市的青蛙們給了他無盡的想像。後來，方老師為他介紹這些書的編繪與流傳，讓王棟生知道在閱讀世界還有這樣一種了不起的傑作。

王棟生告訴記者，看圖畫書的時候，他常常一邊看一邊流淚。他感慨，那麼美好的東西為何過了50多歲才讀到。圖畫書讓他重新回到自己的童年時代，讓他能以幸福的眼神看待今天的世界，也讓他明白，很多原來非常在意的東西其實並不重要。圖畫書讓他知道，兒童永遠是正確的，無論如何不能低估兒童的智慧。因為常懷一顆關愛之心，王棟生看不得傷害兒童的事情發生，他也在著作中呼籲，愛所有的孩子。

1982年1月，已經32歲的王棟生大學畢業。他去南師大附中報到那天，看到辦公樓前的兩排水杉，最大的一棵直徑只有20多厘米。如今，這兩排水杉高大偉岸，最大的一棵已經粗得須兩人合抱了。時間總是不經意地在指間溜走，在王棟生看來，能讓光陰不虛度的，唯有讀書。

[對話名師]

學校能否成為名校，教師的學養是決定因素。中國不缺想做官的教師，缺的是愛讀書的教師；中國不缺搞應試的教師，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師

「愛讀書才是真正的教師」

本報記者 張貴勇

讀書是個人的事，只能靠自覺

記者：您覺得是什麼阻礙了教師閱讀？引導教師閱讀的核心因素是什麼？

王棟生：阻礙教師閱讀的是教師自身的學習觀念。教師不愛讀書，與對閱讀的重要性認識不夠、教育教學任務比較重、缺乏讀書習慣等都有關，但內在原因主要是教師個人沒有正確的價值取向。

當然，必須承認，現在整個社會的讀書環境不是很好，一些學校在引領教師讀書上做得還不夠。一些校長不學無術，也不支持教師讀書，我就聽到過有校長訓斥教師：「讀什麼書？把你的書教好就行了！」我也知道，有些學校的語文教研組老師讀書相對比較多，愛分析各種問題，可謂聰明人群體，然而卻經常被學校領導認為是「不大好管理的群體」，因為他們愛讀書，見多識廣，能敏感地發現學校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我認為，學校能否成為名校，除了要有正確的教育方針，教師的學養是決定因素。中國不缺想做官的教師，缺的是愛讀書的教師；中國不缺搞應試的教師，缺的是有思想的教師。一支愛讀書並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教師隊伍，是學校不可多得的財富。這樣的教師才是真正的教師，是學校發展的重要力量，同時也是中國教育的希望所在。如果教育行政領導把教師「聽話」當作教改的優勢，那簡直是無可拯救的愚蠢。

讀書之於我，是一種基本需要

記者：教師讀書需要堅守，有時候愛讀書的教師被看成另類，請問您堅守的力量來自哪裡？

王棟生：我不認為自己是在「堅守」。「堅守」給人的感覺是在忍受痛苦，有點悲壯，何樂之有？其實，讀書的時候，我很快樂。讀書之於我，像吃飯一樣是一種需要。

我患病後，很多師友都勸我，別讀書了，別寫作了，保護眼睛。我只休息了一兩天，沒法堅持。不讀書，我不知道每天早晨起來幹什麼。一個人不能閱讀，活著能有什麼意思。這麼多年來，我在讀書中獲得了很多的樂趣，交到了很多朋友。同時，我也發現，書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可憐，越覺得自己可憐，就越想讀書。

我的閱讀範圍很廣，我想知道的太多，我覺得我應當知道更多。前些年，我開始對兒童讀物感興趣，也開始關注民國以來的兒童文學。有人認為，復歸嬰孩是老年的徵兆，我想可能不完全。我是從教育學的角度來讀這些書的，我們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全，在兒童時代該讀的許多書當年是禁區，現在應該重讀。

當然，也有許多同行在當前的應試教育大背景下失去自由閱讀的環境，讀書竟然需要「堅守」，這種局面很可悲，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那些讀書多、思慮深的教師被看成另類，或者被其他人懷疑、警惕，在現實中是存在的。我覺得，對一個真正愛讀書的人來說，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住他的目光。雖然我們不可能將所有教師的志趣都統一在一個方向上，但作為教育者，我們的生活觀和價值觀對學生會產生影響，我們必須審視自己的生活志趣。所以，我希望老師們能夠靜下心來，回到書中。

全國教師都讀書不是烏托邦

記者：我有時候想，如果全國的教師都愛讀書，那麼中國的孩子就幸福了，我們的教育就有希望了。您是否覺得這是一種烏托邦？

王棟生：這不是一種烏托邦，是可能實現的，也是我的期望。當然，「全國的教師都愛讀書」，在當下的可能性還不是很大。這主要取決於教師對讀書必要性的認識，也取決於整個社會讀書環境的改變。

如果教師認識到讀書對自己專業成長的好處，能發自內心地去讀書，這最好；或者，我們建立了某種有關教師資格的淘汰機制，教師讀書狀況就會好轉，雖然不一定都是因為「愛」。應當看到，教師愛讀書對學生也是一種無聲的引領。

不久前，我在一所學校回答教師提問時說到，現在的教育有時也在「反智」，教師禁止學生閱讀考試範圍之外的書，特別是文學作品，這種教師的作用，就是企圖把學生教得比他還要愚蠢。老師們都大笑起來。雖然有無奈的成分，我畢竟從他們的笑聲中看到了一些希望。

王棟生簡介

王棟生，筆名吳非，1950年生於南京，任教於南京師大附中。江蘇省特級教師、教授級中學高級教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6年以來三次獲得「林放雜文獎」。著有《中國人的人生觀》、《不跪著教書》、《前方是什麼》、《致青年教師》等。

△「如果不看書，我不知道早晨起來該幹什麼，我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而且，我越來越發現，書讀得越多，越覺得自己可憐。」

△「許多外國文學名著中的人文精神和人文關懷，對我的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個人的未來取決於他讀不讀書、讀什麼樣的書。」

△「一位教師能走多遠，取決於他能否獨立思考。」

△「作為一名教師，我們不能不讀書，只有多讀書，我們才能始終像兒童那樣，睜大眼睛看世界，才能不斷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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