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思余：為什麼言論必須是「自由」的？ - 關注民生 - 清澈論壇

06-23

阮思余：為什麼言論必須是「自由」的？阮思余：為什麼言論必須是「自由」的？摘要：言論必須是自由的，主要是因為：言論自由是落實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石；言論自由對個人和社會都有益處；言論自由是達成共識的基礎；言論自由也是監督的先決條件；言論自由是協商==的最低限度的要求。關鍵詞：言論自由公民權利益處共識監督協商==作為中國最高大法、根本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三十五條規定了公民享有六大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的自由。」[1]如果把憲法的規定對照現實中——互聯網世界亦是如此——的言論自由狀況，我們會發現，勿庸置疑，絕大多數人對言論自由的現狀並不滿意。當然這裡面有很多問題值得探討和分析。在展開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和分析之前，還是必須回到一個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問題，那就是：為什麼言論必須是「自由」的？換句話說，為什麼言論自由是重要的？我們為什麼要追求言論自由？只有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再來談其它的問題，我們才更有底氣、更有分量與那些限制、漠視我們的言論自由者對話、論辯。這樣一來，在爭取我們的言論自由的過程中，我們又多了一些理論上的勇氣的支持。言論為什麼必須是「自由」的，主要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進行闡釋：第一、言論自由是落實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石。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更多的是從權利的意義上來理解和論證的。盧梭指出，「放棄自己的自由，就是放棄自己做人的資格，就是放棄人類的權利」。[2]如果做一個簡單的分類，自由可以劃分為政治自由、經濟自由、社會自由、個人自由等。其中政治自由主要是指公民政治參與、政治表達、政治信仰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權利，換句話說，政治自由是公民受到憲法保護的權利系列。在具體的成文憲法中，它通常表現為公民享有的合法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權利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宗教信仰、人身安全及其相關的自由。[3]這就是本文開篇引述的我國憲法將「言論自由」置於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原因。從這個意義來說，政治自由是公民權利實現的前提和基礎。因為公民自由得不到保障，政治權利的實現也就成為了無根之木、無水之源。只有公民自由得到了很好的落實，政治權利的兌現才會有堅實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動山搖」說的就是這個道理。言論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最基本的自由，是所有其它一切自由的基礎。沒有言論自由，其它的自由的實現都將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制約。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宗教信仰、人身安全為例，這些自由的實現，沒有一個可以不和言論自由掛鉤而單獨實現。這裡尤其要注意的是，《憲法》第三十五條是將「言論」自由置於其它一切自由之前。可見，言論自由之於其它自由、乃至所有自由之重要性。也不能設想，沒有言論自由，可以實現這些自由的歷史！只有言論自由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和落實，其它自由才有實現的機會和空間；只有所有的這些自由都得到了很好的兌現，公民權利的實現才有了深厚的根基。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言論自由是落實和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石。第二、言論自由對個人和社會都有益處。言論自由對個人的好處，一方面是基於上文的分析，即言論自由是其它自由、以及公民政治權利實現的基礎和前提。這是就這些自由、以及權利本身而言的。另一方面，言論自由使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思想、觀點發表對實際問題的看法——尤其是根據各自的天賦發展自己的特性和能力，因為這些觀點和想法有時是社會和國家需要認真聽取並予以採納的。這樣也就有利於造就有責任感的公民。否則，每一個人都不敢開口說話，尤其是怕說「錯話」而受懲罰，公民的責任感不僅難以養成，而且難以保持，其結果只能是自然消磨，直到耗盡最後一點銳氣。同時，言論自由還是公民保持良好心境的重要條件。正因為有言論自由，人們可以利用很多途徑——比如，通過各種媒體、網路——疏泄自己對他人、社會、國家的不滿和憤懣。否則，這些良久鬱悶足以把一個人徹底摧垮。在心理學上，有一種解除挫折的方法，這就是精神發泄法。其做法就是通過向別人傾訴、公開的或者是隱秘的語言文字的表達，把自己的壓抑充分發泄出來。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言論自由是個人得以身心愉悅，乃至追求幸福的重要條件。就言論自由的社會意義而言，一方面，個人權利實現的同時，也使公共利益得到了實現。通過自由討論，對各種意見進行充分的論證，不僅可以營造一種良好的輿論氛圍和討論文化，而且通過討論所形成的這些決議直接或者間接作用於社會，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相反，如果用壓制的方法，不讓各種意見自由發表，既是用暴力剝奪了人們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又是用強制的方法限制了社會從各種自由討論中、以及相關的自由調查研究中獲得益處的機會。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言論自由是社會得以穩定的「排氣管」和「安全閥」。第三、言論自由是達成共識的基礎。共識，是指在一定的時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環境中的個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價值觀念和規範。古典政治理論提出了形成共識的兩個基本要素：共有的集體目標觀念與對決策達成的過程所共有的看法。在==政治中，它也可以表現為對具體的公共政策的共同認可。其重要意義在於，它是和平而有秩序地處理社會政治事務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先決條件；因為如果沒有普遍公認的信念、價值觀念和規範，不僅社會和政治組織難以存在，而且人們諸多的集體行動和有組織行為也無法發生。[1]共識的形成過程，是公民的意志自由發揮的結果。要達成共識，需要集合公民的觀點和意見。換句話說，共識通常指的是，普遍同意，以及達成普遍同意的過程。能夠達成共識，則有利於減少矛盾和衝突，也有利於各方利益的普遍實現，形成雙贏或者多贏的格局。如果缺乏共識，遲早必有積怨，隨著積怨的加深，難免形成衝突、乃至衝突的爆發。而要達成這種共識，就必須讓人們開口說話，允許人們在公共空間說話，必須保障人們的言論自由。否則，不是共識的形成，而是矛盾和衝突的累積、直至以某種形式爆發出來。比如說，對今天的改革走向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一定的時間內，達成對改革共識基本不可能。但是，在達成共識之前，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必須進行充分的討論，允許各種觀點和思想自由表達。只有這樣，才有各種觀點的交鋒，才有各種思想的碰撞、火花的產生。否則，一言堂，家長制，基本上不可能達成共識，因為連達成共識的前提都不存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關於中國改革的走向，同樣也是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爭論，最後選擇走向市場經濟。從共識的形成來看，這得益於當時關於改革路向的爭論。因此，我們不能對於「不中聽」的話，「不合時宜」的意見和建議就採取打壓、乃至箝制言論自由，這是文革遺風在當代的再版；因為它不是政治寬容、更不是政治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總之，要形成關於今天改革的走向的共識，必須不斷爭論、反覆討論，讓各種觀點充分對話和交流，逐步達成共識。一言以蔽之，言論自由是達成共識的基礎。第四、言論自由也是監督的先決條件。現行《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是《憲法》賦予公民的監督權利。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公民能夠享有自由表達其意見和建議的權利，也就是說享有言論自由權。如果沒有這一權利，根本就談不上監督。南方××市==的一派出所曾經因為村民與派出所的民警的糾紛而鬧出了人命案（村民被派出所民警打死），地方==為避免事態的擴大而影響地方==的聲譽，嚴格防止「走漏風聲」。村民向南方有名——其實在全國都相當有影響——的某報呼籲乞求給予輿論支持和媒體暴光，其結果是該報給地方==「控制」住而對此事件絲毫不見諸報端。當地==下發內部文件，一律規定，對於當地是機關（主要指有正式編製的）工作的人員，誰捅出了漏子，誰下崗，並要追究相關責任；對於村民，則更是嚴加關注其行蹤，防止其與外來陌生人員接觸。在這樣的情況下，公民何以監督==及其相關工作人員？最基本的，因為其沒有言論自由——更何況這是正義的事，是事關村民生命的大事！在本案中，報紙——推而廣之，是我們的各種媒體，因為類似的事件絕非僅有一例——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尤其是報界、乃至整個媒界的反思。托馬斯·傑斐遜早在1787年就寫道：「如果只剩下沒有報紙的==和無==的報紙兩種選擇，那麼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美國，媒體和==是一種敵對關係。這種敵對關係持續了幾個世紀。[1]正因為如此，所以媒體才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無冕之王」、「第四權力」。也正因為如此，其言論自由權才可以充分實現。相反，一旦媒體依賴官方的資源而成為官方的喉舌，其言論自由權的實現就要大打折扣。第五、言論自由是協商==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理論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一種新的==理論範式——協商==論。協商不同於對話、討論和一般的交流。它是一種面對面的交流形式，強調理性的論點和說服對方，而不是操縱、強迫和欺騙。通過這種面對面的討論，參與者必須審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並對各種爭議性、或者是挑戰性觀點做出積極回應，從而就公共問題的解決做出深思熟慮的判斷和選擇。協商==的重要意義在於通過創造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政治過程，從而改變無法激發公民參與熱情的政治現狀，確保所有人都擁有真正的發言權——可以是講故事、自由發言和討論、傾聽等。[2]要實現這種協商==，一個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每個人都有自由表達其意見的權利。如果既沒有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權利，也沒有回應別人的觀點的權利，則協商==無法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說，言論自由是協商==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涉及各種利益和意見的複雜性。政治制度在指定政策的時候，如果要不斷提高公民的福利，那麼，就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大量的談判和交易。這就必須保障言論自由得以產生——無論是就其來源還是渠道而言——的多樣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有效的政策制定必須圍繞完善政治談判來進行，因為這些談判是其巨大的推動力。易言之，言論自由的權利可被認為是一種保護審議程序的努力。從新憲政論所倡導的一個良好的政治體制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實現經濟效率、==治理、和公民精神以及其它有益的目標這一意義來說，「言論自由乃是憲政政體的顯著標志」。[3]如果我們要走向被視為當代==不得不面對的選擇之憲政的話，那麼，「言論自由」的問題始終都是一個無法迴避且終究要浮出水面的問題。結語：言論自由的發展在人類歷史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階段。在古代中國、印度和以色列的專制和寡頭政治下，法律以宗教為基礎，並強制實行正統表達。啟蒙運動時期，要求言論自由成為其重要的特徵之一。17世紀的言論自由鬥士有約翰?彌爾頓、約翰?洛克以及斯賓諾莎。此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伏爾泰、潘恩和19世紀的穆勒。1791年12月15曰美國第一屆國會提出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提出，國會不得指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建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人民的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以及向==申冤請願的權利」。這一條款並於1925年適用於各州==。在20世紀，表達自由因國而異。對於==國家而言，表達自由被視為既是先決條件又是目標本身，且一般都達到較高的程度。在獨裁製國家，一般都要求新聞出版服務於==及其要求。在蘇聯和東歐國家，表達自由一般不能擴大到妨礙共產主義道路的程度。與此同時，隊表達自由的國際保障也得到了確認，這就是聯合國1948年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宣布，「每個人都有思想和自由表達的權利」。[1]綜上所述，作為最重要的公民自由或權利之一的言論自由，它意味著人們可以通過口頭、書寫印刷、網路以及其它各種途徑進行交流的自由。因為如果沒有這種交流的自由，擁有思想自由就會失去意義及其依託。言論自由就像空氣與水對於人體一樣，須臾不可或缺。沒有言論自由，關於公民權利的落實、公共問題的討論、共識的達成、監督的實現等都無法展開。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言論自由從來不會「不請自來」，更不要奢望其會自動成為一項制度性權利。在這方面，我們最好聆聽萊斯利·里普森的忠告：「經典的憲法術語對公民權利作出的承諾不會自己變成現實。很多憲法條文都用最動聽的詞句來規定那些最令人嚮往的自由權利，在實踐中卻大打折扣……只要有足夠多的人強烈地要求運用和保護他們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會得到保護並得以運用，於是制度就能夠發揮功能。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要求和決心，無論是法院、國會還是議會都愛莫能助。因此，最終能使公民權利變為現實的是人民的政治意願，正是這種意願創造了憲法並讓它在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在任何社會中，自由都要靠人民自己去爭取和守護。」[2]2006年2月14曰第一稿2006年3月30曰第二稿--------------------------------------------------------------------------------[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2] [法]讓·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6頁。[3] 此處論述，參見陳振明、陳炳輝主編：《政治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2004年重印），第519－523頁。[1] 參見[英]米勒、[英]波格丹諾主編，鄧正來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頁「共識」釋義。[1] 參見[美]邁克爾?羅斯金（Michael Roskin）等著，林震等譯：《政治科學》（第六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頁。[2] 關於協商==，可參見陳家剛選編：《協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6、107、335頁。[3] [美]埃爾金、[美]索烏坦編，周葉謙譯：《新憲政論：為美好的社會設計政治制度》，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8月版（1998年12月重印）。第156頁，245頁注釋38。[1] 此處關於言論自由的簡要發展歷程，可參見（英）米勒、（英）波格丹諾主編，鄧正來譯：《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頁「言論、表達和出版自由」釋義。[2] [美]萊斯利?里普森（Leslie Lipson）著，劉曉等譯：《政治學的重大問題——政治學導論》（第10版），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頁。我本楚狂人，把酒問青天，世人笑我瘋，亦狂亦瘋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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