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鬼使，日本神差（岩倉、中國1905年使團）

立憲年代

中國的「鬼使」

文/雪珥

或許，沒有任何人能比日本人更為關注大清國的憲政考察活動。

日本著名政治家大隈重信在演講中提出，中國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就像日本明治四年我帝陛下欽派岩倉、木戶、大久保諸人出洋考察政治的光景一樣」。

明治四年（1871年）11月，日本政府以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以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為副使，組成了龐大的代表團，前往歐美考察了足足1年零10個月，足跡遍及美、英、法、比、荷、德、俄等12國，對明治維新產生了巨大的作用。當時以留學生身份隨團的中江兆民（著名的民主主義者）回憶說：「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蓄積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這次考察，史稱「岩倉使節團」。

將大清國的五大臣憲政考察團，看做是中國式的「岩倉使節團」，並非大隈重信一人如此。《申報》認為：「此一行也，謂之如日本明治六年（應為四年）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視察歐美之舉也可，謂之如明治十五年伊藤博文周遊列國查考憲法制度之舉也亦可。」（1905年9月28日)

這是一次足足遲到了34年的效仿，而在這34年間，中國的外交在各個方面都大大遜色於日本。

與中國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語：「料亭政治，霞關外交」，意思是說政治多在料亭飯桌上商討，而外交則在霞關決定。霞關位於東京千代田區南部，在江戶時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務省使用，成為「日本外交」的代名詞。

「霞關外交」有一個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務之首，實施政府的整體外交。

與中國心不甘、情不願地設立外交機構，卻又將它作為政府的「盲腸」部門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將外務省確定為六部之首。1869年明治政府頒布法令，成立外務省，由明治天皇的親信、王政復古政變的首腦岩倉具視親自掌管。岩倉隨後就組織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員一同訪問歐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與西方修改不平等條約，這就是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岩倉使團」。岩倉使團出國訪問歷時長達22個月，等於現政府高官集體出國留學，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賦予外交以國務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為明治時期的首要國家目標，就是廢除與西方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因此，歐美外交實質上也是頭等內政，外務省則是銜接內政和外交的樞紐。

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外務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門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貴族子弟紛紛負芨歐洲，留學歸來後多進入外務省工作，比如後來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闔的小村壽太郎、青木周、珍田舍己等人。貴族子弟因與朝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通過他們，日本的外交優先理念更深地滲透到各個方面，重視國際關係成為整個執政階層的自覺意識。

到19世紀90年代，日本與西方修約的工作進入高潮，外務省更是吸收了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院的大量畢業生。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教授鳩山和夫應外相井上馨邀請，出任外務省調查局局長。他親自推薦給外務省的三名學生，後來都成為國際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國「二十一條」而為中國人熟悉的加藤高明，於1894年出任駐英公使，其後多次出任外相，並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權助，後出任駐朝鮮、大清和英國公使，在擔任駐中國公使時，曾深深地捲入戊戌政變，協助康梁等人出逃；內田康哉，先後出任駐中國、奧匈帝國及美國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兩次代理過日本首相職務，還曾被美國《時代》周刊作為封面人物。

從日本這些年輕學子後來在外交體系、乃至整個官僚體系內的飛黃騰達，反觀中國近現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崗位上獲得重用，惶論出任總理等「國家領導人」職務。毫無疑問，外交人才的地位不彰，就是外交地位的低微，這加劇了整個政權的「內向」性格，甚至在派遣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中，真正有海外經驗的只有李盛鐸一人而已。差距，並不僅僅是34年……

雪珥，澳大利亞太平紳士，職業商人，中國改革史研究者，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著有「中國改革史系列」《國運1909》《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天子腳下》等。雪珥信箱：snowswords@hotmail.com

日本的「神差」

在大清國主流社會，外交官在很長時間是被士林所不恥的「鬼使」。

1876年，甲午戰爭前十八年，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倫，成為中華帝國以平等身份派駐海外的第一個使節。在他的家鄉湖南，「憤青」們認為他無異於漢奸，有一副痛罵他的對聯也從此成為千古絕唱之一，其聯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鄉親們痛恨他出洋「事鬼」將辱沒鄉梓，要開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揚言要砸了他的房子。親朋好友也多認為他「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於「民憤」的「打砸搶」事件雖然沒有發生，但郭嵩燾從此成為「湘奸」，並在他的有生之年聲名狼藉。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要求向北京派駐外交官，居然比割地賠款還引起更大的輿論反彈，擔心洋人們「不守臣節」，但在列強的槍炮面前，大清國只好放棄原則，「洋鬼子們」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腳下駐了下來。

西方使節進來了，中國卻堅持不外派使節。郭嵩燾放洋，也是無奈之舉。此前中英之間發生「馬嘉理案」（又稱「雲南事件」或「滇案」），英國駐華使館翻譯馬嘉理，擅自帶領一支英軍由緬甸闖入雲南，開槍打死中國居民，當地人憤起反抗將其打死。英國藉此事件，強迫清政府簽訂了《煙台條約》。根據該條約，中國應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並任駐英公使。

選派使臣出洋，不僅要懂洋務，而且要願意出洋。這在當時是相當困難的，備選的人並不多。郭嵩燾同意出使，其實也是這位開明的洋務派官員的公忠體國，他自陳「以為時艱方劇，無忍坐視之禮」。即便這樣，朝廷還要「摻沙子」，加派了一個極端保守者劉鴻錫作為他的副使，以收鉗制之功。我們看看這位副使此後對郭嵩燾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準：他指控郭參觀炮台時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郭在柏金宮殿聽音樂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所為；郭在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舉手投足都是罪狀，極盡磨勘刁難。

中國外交官不僅被士林視為「鬼使」，在官僚體系的設計上，也被作為「等外品」處理。根據清廷的相關規制，外交官並非實職，而只是「出使某國欽差大臣」，臨時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實職」與「差使」有天壤差別，「實職」乃是經過吏部銓敘的經常性官職，被納入升遷考核的完整體制，而「差使」則是臨時性的差遣，等於是現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職。最典型的「差使」有所謂的「巡按」（清初廢止）以及派赴各地的考官、學政，學政的差使時間很長，三年一任，任滿官復原職。

外交官只是作為「差使」，而且在制度設計的時候，沒有明確「銷差」回國後的「政治待遇」，這一放洋就是多年，與官場的聯絡自然要稀疏乃至中斷，對官員的升遷有相當不利的影響，出任「鬼使」無疑是自斷前程。

使節之外，隨員更為難得。當時的洋務人才本就不可多得，制度設計上又沒有「給出路」，郭嵩燾以來的各駐外使節，其遴選隨員均十分困難，朝廷便只好將駐外使館的人事權悉數下放以為彌補，但這又造成各使節自行其政，外交官職銜混亂，發展到後來各使館冗員充斥，外交經費浪費浩大。

這樣的局面，一直維持到八國聯軍侵華後，在列強逼迫下，總理衙門改組為外務部後，外交官才被納入實職序列，責、權、利才統一起來，並對各使館員數、品秩、等級、月薪及出使各大臣應支經費制訂詳細章程，職業化外交官隊伍的建立才算真正開始，中國外交方告別「鬼使」時代。

「鬼使」時代的中國外交體系，被看做類似前朝「理藩院」的「統戰機構」，地位低下，難有作為，在國家大事上並沒有什麼發言權，再加上人才缺乏、庸人泛濫，對於外交事務多奉行鴕鳥政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勉強維持「洋務」，自然難以為國家戰略決策提供重要意見。晚清相當多的涉外事件，尤其是義和團動亂等大事件，雖然本質上是中外、民教之間的利益衝突，但中國外交官的顢頇、因循怕事，未能防患於未然，也是造成衝突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長州五傑是日本幕府時代末期長州藩政府秘密派往英國留學的五位藩士，他們是日本第一代外交家和改革者。圖為遠藤謹助（左上）、井上馨（左下）、井上勝（中）、伊藤博文（右上）、山尾庸三（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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