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訪談之安平秋】談當前古籍工作的三個組成部分—兼及古籍的人才培養

安平秋：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

北京大學教授

我有一個建議，就是把古籍工作三個部分的人才培養聯繫起來，可以考慮建立中國古文獻學的學科，下面再劃分出古籍保護方向、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方向等，這樣就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

古籍工作由收藏、整理、出版構成

藏書報：近年來，古籍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和重視，從整體上看，古籍工作包括哪些內容？

安平秋：我覺得古籍工作應該是由三個部分構成的，即古籍的收藏與保護、古籍的整理與研究和古籍的出版與規劃。

現在看來，古籍的收藏與保護工作主要集中在圖書館，主管部門是文化部。近些年來，古籍保護越來越受到重視，2007年，文化部建立了國家古籍保護中心，2015年又成立了中國古籍保護協會。

古籍不僅僅要收藏，還要使用。使用最重要的體現就是方便公眾借閱，但因古籍固有的珍稀性，不可能被大量讀者接觸閱讀，也不是所有人都方便去圖書館借閱，因此古籍的整理與出版就顯得非常重要了。當然，古籍整理並不是單純的複製，還要在整理的基礎上進行研究，包括標點、校勘、注釋、翻譯等，這個工作過去主要集中在高校，當然高校之外也有不少專家學者在做，比如說社會科學院系統、中學老師，以及社會上對古籍感興趣的收藏者、研究者，但是從系統上看，基本上還是屬於教育部系統。1983年，教育部還成立了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負責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與人才培養工作。這一部分屬於整個古籍工作系統的中游，連接著古籍收藏與出版兩部分。

古籍的出版和規劃是古籍工作系統的下游，但卻是一個歸總，一個集大成者。1958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北京成立，確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針，起草了新中國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點規劃《整理和出版古籍計劃草案》。「文革」中，規劃小組工作陷於停頓，1981年得以恢復，並主持制定《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1992年6月，規劃小組主持制定的《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1991—1995—2000）頒布實施。1993年，撤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更名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996年8月，頒布實施《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到1999年，這個小組又改名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加了「領導」二字。這個時候，該機構已經隸屬於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該領導小組主要負責聯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單位，包括20多家專業古籍出版社，比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三秦出版社、三晉出版社、齊魯書社、鳳凰出版社等，還有一些出版社雖然不是專業的古籍出版社，但是也出版有關古籍的書，比如北京大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這些出版社形成的合力，把高校的整理成果體現出來。同時，該領導小組還會主持制定出版規劃，各家出版社就是照著這個規劃來選擇確定選題，反過來也指導了中間的整理研究者，所以起到了指揮棒的作用。這個領導小組，既管出版又管規劃，在規劃的基礎上每年還要進行一到兩次評審，保證承擔這些書稿出版工作的出版社，從組稿到正式出版，都會有相應的指導和補貼，最後還要評獎。這樣就形成了我國古籍工作流水作業的三個部分。

人才培養要走「基礎+特色」的路子

藏書報：請您談一下古籍工作人才培養的現狀，什麼樣的人才是古籍保護所需要的？

安平秋：上述所談古籍工作系統的三部分都會涉及人才培養的問題。從高校方面說，需要培養古籍整理和研究人才，所以在全國設立了5家古典文獻方向的本科培養單位，即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希望學生能夠在本科階段就接觸到一些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基礎課，包括文字、音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現在大學裡的中文、歷史、哲學等科系也會涉及相關古代文史知識的學習。此外，高校系統聯繫了80多家研究機構，來培養古典文獻方面的碩士生與博士生，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體系，主要培養的是古籍閱讀與古籍整理人才，比如為古籍標點、校勘、注釋、翻譯等。

我認為，現在所說的古籍保護學科建設應該重點培養的是古籍收藏與保護人才，這方面的人才與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人才有相同之處，也存在不同之處。相同之處是必須都具備閱讀古籍的基礎，不同之處是更側重於對古籍的鑒定、識別和修復。所以我覺得對古籍保護來說，一方面要培養具有古文獻學基本功、能夠閱讀古籍的人，另一方面還要培養他們鑒定古籍的能力和修復技能。

總體來說，我認為古籍保護從2007年到2015年做得有聲有色，已經相當有成就。比如進行了全國範圍的古籍普查工作，並且公布了五批珍貴古籍名錄，還辦了一些培訓班和基地。就我所知，復旦大學還專門成立了古籍保護研究院，由原校長楊玉良先生親任院長，做了很多工作。

藏書報：要達到上面所說的人才培養目標，您認為古籍保護學科建設應該怎麼做？

安平秋：我有一個建議，就是把古籍工作三個部分的人才培養聯繫起來，可以考慮建立中國古文獻學的學科，下面再劃分出古籍保護方向、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方向等，這樣就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系。目前，就古籍收藏與保護來說，有一個相對省力的辦法，就是把古典文獻專業畢業的學生吸收一部分到古籍保護學科領域裡進行深造，一邊實踐一邊讀碩士。

但是古籍鑒定確實是真功夫，不是在大學課堂學幾年就可以的，要有充分的實踐。事實上，我們在學校教學，就往往不如在圖書館工作的同行有鑒定的本事。比如我和國家圖書館的李致忠先生曾是大學的同班同學，我畢業以後在北京大學任教，他則在國家圖書館工作，幾十年下來，他在版本鑒定上要比我高明得多。有一個小例子最能說明問題：前些年，我們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宋元版書複製回來，由線裝書局出版。樣書出來，正好李致忠先生到北大來，我們便請他閱覽。李致忠先生拿來一看，先說不錯，一會兒又問「這是宋刻本原來的樣子嗎」，聽到我們說「是」，就說了一句「怎麼有點兒彆扭」，當時大家也沒太在意和深究。後來我們考慮，還是要留意一下，畢竟李致忠先生比我們接觸宋元刻本多。最後經了解，樣書果然與原書有些出入，原因在於出版社把版框按比例放大了一些，導致有些走樣。不得不說，李致忠先生非常敏銳，一下子就看出了問題。

培養古籍保護人才也是一樣，掌握古文獻知識是基礎，但更多的還是在實踐中培養，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古籍保護學科建設中培養專業碩士是比較合理的。

藏書報：古籍工作三部分的人才結構分別是怎樣的？我們應該怎麼認識古籍保護人才培養問題？

安平秋：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古籍整理和研究領域來說，可謂青黃不接、後繼乏人。1981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確的目標。1983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並開始組織協調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養工作。此後，全國部分省份及農業部、衛生部和國家民委陸續組建古籍整理規劃機構，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陸續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繼建立了80多家古籍整理研究機構，還有5所高校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培養本科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組織規劃、人才培養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所以我覺得，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到現在已經不能說是青黃不接、後繼乏人了。

現在很多人說的人才匱乏，其實應該是人才質量與層次的問題。現在每年都有很多本科生從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像上海師範大學每年大概有80人，南京師範大學有三四十人，浙江大學和北京大學相對較少，在10人左右。此外還有不少相近專業的畢業生，他們都具備一定的古文獻專業基礎，如果再有像李致忠先生一樣在圖書館長期實踐的機會，就能達到一定的高度。我一直認為，古籍保護人才培養要走「基礎+特色」的路子，即共同性的基礎與特色方向相結合，這樣是最省力的。

北京大學目前雖然沒有設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提出的古籍保護學科方向，但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在古典文獻專業開了一門課程，就涉及古籍保護與收藏，也是一種人才培養的方法。

古籍整理存在參差不齊的問題

藏書報：古籍整理工作近些年來開展得如火如荼，是不是也存在人才問題？

安平秋：現在古籍整理總體上是很不錯的，但是也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主要是出版質量，其原因一方面在於學術風氣浮躁，還有就是參與整理的人才質量參差不齊，等等。舉兩個例子吧。去年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抓了兩個典型，其中一個典型《光明日報》有報道，是一位安徽師範大學的老師整理了一部書，裡面存在很多錯誤，還大量抄襲了兩個年輕人的成果。這事不光說明當前學術界存在浮躁現象，也說明這位老師的基本功不紮實，導致整理出版問題頗多。

還有一個規模較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主持項目的老先生在國內影響很大，全國有20多家單位參與了這個項目，但後來發現有一個大問題，分配下去的書稿反饋回來參差不齊，有古籍整理經驗的學者的書稿質量較高，而缺乏古籍標點、校勘經驗又掉以輕心的人所整理的書稿，問題就很多。一開始，這位項目主持人也忽略了這個問題。這時候，前期的資金投入進去了，時間也耗費了不少。所以說，有些整理工程拖了十年八年一定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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