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不韋十講【作者：周華文】

總序　　讀史先讀人 閱人即閱世讀史：體驗性閱讀與都市脫困社會文明程度、人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的今天，幾乎每個生活在大都市裡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在事業、社交、生活方面不如意。而幾乎每個有「不如意感」的人，都常常會覺得自己不如他人、心態失衡、經受不起挫折、生活沒有希望、對周圍的人與事極度失望……不過，有這樣一句諺語，叫做「上帝在這裡關上了門，就會在那裡打開窗」。我們看到，現代都市人正在進行一種群體實踐，那就是對中國古代的經典與歷史進行體驗性的閱讀，從中尋找擺脫困境的方法。　　很多都市人在閱讀中國古代的經典與歷史時，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我們遇到過的問題，古人也曾經遇到過，而且他們想出了很高明的解決辦法。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向古人學習，從歷史中求證如何走出「中國人式的困境」呢？　　的確，古人也曾經遭遇過人生中的驚濤駭浪，但是他們能夠用自己的智慧和良好的心態渡過難關，讓事態朝著好的方向發展。今人雖然與古人所處的歷史時代、具體環境不同，但是古人在渡過危機、扭轉局勢的情況下的特殊思維方式，卻是值得今人去細細品味的。只有理解了古人的思維，才能將古人的智慧融會貫通；而只有了解了古人所處的特殊歷史時代，才能更進一步地理解古人為何會選擇那樣的思維方式和解決方案。　　歷史的人性既然讀史可以獲得擺脫都市困境的良方，那麼，歷史是什麼？　　厭倦了應試教育的人認為，歷史是一長串的年代、人物、事件的名稱，是故紙堆里的文化，是和今天距離很遠的學術研究對象。　　其實不然！歷史是什麼？歷史就是曾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的人生歷程，是過去的人們獨特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歷史永遠是生動的、多彩的，而不是枯燥無味的紀年和稱號。　　一言以蔽之，歷史就是古人的人生。歷史上最深刻的印記，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人物。而歷史人物最讓後人關注的，不是他們的豪言壯語，也不是他們的赫赫功績，而是他們作為特定時代中的人物所具有的喜怒哀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個人都是普通人，而每個人的人生都將不可逆轉地成為過去，成為歷史。經歷成為往事，不代表它就此便會失去生命力。相反，後人閱讀歷史的時候，總能為古人獨有的性格、氣魄所感動。這就是歷史的魅力，人性的魅力。　　人物是歷史的核心，人性是歷史的神髓。因此，作為一個現代人，應該「閱世先讀史，讀史先讀人」。　　歷史生態與現代社會為什麼人性會穿越時空，令現代人感覺到格外溫暖？　　因為，古人之所以具有魅力，就在於他們的人性來自於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社會。如果古人所處的時代狀況與現代有相似之處，我們在閱讀史書時，就會從古人的經歷中找出與自己近似的遭遇，從而產生「感同身受」的體會。　　古人所生活的時代，與現代社會沒有本質的不同，都是由特定的社會環境、人際關係與日常生活組成的，它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背景，但它卻是古人的性格之所以散發光輝的根源。　　我們將這種時代因素稱為「歷史生態」。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風起雲湧的三國時代能夠造就曹操和諸葛亮，活力四射的唐代能夠誕生唐太宗和李白，陰鬱的明清則會走出朱元璋、張居正、康熙、曾國藩。　　同樣，很多現代人抱怨自己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沒有下海，也沒有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炒股，更沒有在這個世紀初買房……由此而生的自怨自艾、悔不當初的說法比比皆是。回過頭來看，時勢造英雄，現在已經不再是當初的時代，就算諸葛亮、曹操重生，恐怕也不能成為呼風喚雨的人物，又何必怨天尤人？　　人性之所以永恆，就在於造就它的時代獨一無二。這是古人給我們的啟示，也是今天的現代人正確認識自己的出發點。事實上，正所謂「是非成敗轉頭空」，古人的成敗，也大抵如此。　　讀史·閱世·新知歷史應該是生動而充滿細節的，因此，我們不應該讀那些枯燥的歷史數據與假大空的歷史讚歌，而是應該從個性鮮明的人物入手，看看他們是如何從一個無名的白丁，一步一步走向成功，或者是如何從萬眾矚目的事業頂峰滑落到人生谷底的。　　充滿現實關懷與現代氣息的歷史，應該是人的歷史，這才是歷史的精髓，古代文化的經典。而讀史，就應從讀人開始。古人的詩句說得好：「經事還諳事，閱人如閱川。」只有不斷地回味往事、品讀古人，才能讓自己的見識更加廣闊，讓自己的閱歷更加豐富。　　當然，你大可以在獲得人生經驗的同時，將對歷史人物的感覺上升到審美的層次，其實，那又何嘗不是體悟了人生之後，對歷史的新知呢？　　你可以嘲笑呂不韋的機關算盡、眾叛親離，也可以譏諷劉邦的小肚雞腸、兩面三刀；你可以感慨諸葛亮的壯志未酬、無力回天，也可以讚歎曹操的慷慨激昂、豪情萬丈；你可以嚮往唐太宗的禮賢下士、虛心納諫，也可以認同康熙的事必躬親、深謀遠慮；你還可以批評張居正的工於謀國，拙於謀身……讀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代，品評古人，也是為了更好地做好自己。這就是我們推出「中國歷史人物十講」叢書的初衷。但願您能在閱讀本書系的同時，增加對人生的體悟，陶冶性情、笑面人生。導言　　君臣鬥爭的典範中國歷史上，有一句著名的政治諺語，相傳是功高震主的漢代大將韓信所說的：「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這句話說得十分殘酷，也十分現實。它點破了一個真相：在中國古代，只要是在君主壟斷權力的體制下，君臣之間就只能以互相鬥爭、互相暗算、互相傾軋的形式共存，而不能出現共榮、互利和相互信任。　　中國歷史上，將這一道理體現得最為明顯也最具傳奇色彩的，就是戰國時代著名的大商人、大政治家呂不韋。呂不韋的一生，正是一個普通商人與政治合流、共存，最後被皇權淘汰、毀滅的一生。　　同時，呂不韋的一生，也是中國古代的另一種典型現象：在某一領域獲得巨大成功的人，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成就，便轉向另一個領域發展。從這個角度來看，呂不韋是一個成功者，他成功地從富有的商人轉型，成為號令天下的國家宰相，而且叱吒一時，威赫天下。　　正是這樣一個呂不韋，讓後人有了說不盡的話題。　　身份角色的轉換為什麼呂不韋要放著好好的商人不做，而要去蹚政治這場渾水？如果呂不韋沒有投身政壇，他大可以繼續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雖然可能比較辛苦，但不會遇到政治場中那麼多的爾虞我詐、鉤心鬥角，更不會處處危機，如履薄冰。　　這個現象本身就是一個討論人性的極好話題。我們可以放寬眼界：為什麼曾經擔任美國總統的人，或者放棄了教授這個受人尊敬而又生活閑適的職位，而要受千夫所指、指點江山？為什麼那些專業人士，如律師，非要躋身政壇，面對美國公眾的指責，唯唯諾諾？　　是他們自己利欲熏心嗎？當然不是。誰都知道，美國總統這個位子並不能帶給人太多的個人利益，總統們更多時間是在和國會斡旋，為公眾服務，任期一到，就必須帶著自己的老婆孩子離開白宮。　　既然對個人的利益並沒有太多的改善，為什麼他們還要趨之若鶩？答案非常簡單，這是一種對自我能力的肯定和嘗試，是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驅使。　　人有時候就是這麼矛盾，不去考慮十分現實的因素，而是為了自己的榮譽和責任義無反顧，甚至赴湯蹈火。　　呂不韋也是一樣。他從一個商人變成一個政治家，其中所經歷的兇險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幸運的是，他靠著自己在經商生涯中積累的閱歷與經驗堅持了下來，而且成功地完成了身份的轉變。　　政治權力的私化當然，呂不韋棄商從政，並不是簡單地為了證明自己、實現自我，而是為了讓有限的商業財富轉變成政治財富，用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得更多的利益，實現一步登天的夢想。可以說，呂不韋是用自己的全部家當，購買了開掘政治這座永不枯竭的金礦的開採權和必備工具。　　問題是，為什麼棄商從政，就會獲得更多的財富？為什麼政治權力就能給呂不韋比經商還要多的財富？　　這就是中國古代政治的一大特色了。因為古代的中國處於皇權時代，所以處於壟斷性的政治權力能夠駕馭其他一切社會力量，能夠把一切可用的社會資源都納入政治的旗下，隨意使用，而且隨時可以轉為私有。　　正是這樣一個原因，才讓聰明的呂不韋放棄了經商，而開始了在政治上的風險投資。可以說，他一路上都是一帆風順的，直到他遇上了真正的對手——他的親生兒子，秦王嬴政。　　父與子的較量這位後來成為「秦始皇」的年輕人，在政治權力的驅使下，和自己的親生父親勢不兩立，而且步步緊逼，把呂不韋推向了懸崖峭壁。可惜的是，呂不韋雖然身經百戰，但是在關鍵時刻卻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他在政治鬥爭中講起了人性，認為面前的這個青年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和自己有著血緣親情的兒子！　　正是這樣一個失誤，讓呂不韋做出了很多令人不可思議的舉動。他苦口婆心，甚至耗費極大的人力物力，為嬴政編寫政治教材，又在嬴政咄咄逼人的氣焰面前節節敗退，放棄了抵抗與反擊，更是在無奈與絕望之中，選擇了自殺來平息這場君臣、父子之間的爭鬥，成了嬴政獨攬大權的犧牲品，更成了被「橫掃」的絆腳石。　　呂不韋的一生，充滿了此類的矛盾，而他的矛盾行為，也給了後人無數的想像空間。　　他為什麼要將懷孕的姬妾送給秦國公子異人？他為什麼要組織手下門客，編纂一部融合各家思想的《呂氏春秋》？他為什麼在太后對自己頻頻示愛的時候，反而退卻，向太后推薦了一名惡棍做情人？他為什麼沒有在嬴政立足不穩的時候謀朝篡位？他為什麼在實力尚存的時候選擇自殺，而不是外逃或者叛亂？　　這些問題，是呂不韋一生中最難解的謎，也是最引起後人爭論的話題。要解開這些謎，只有從呂不韋的商人性格與政客作風出發，才能尋找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這些問題，本書正要從呂不韋的雙重身份——政客與商人中進行解析，並揭示出呂不韋在雙重身份的困境中無法自拔的悲劇人生。　　作者第一講 商人的政治思維　　中國古代有很多成功的政治家，也有很多成功的商人。但既能成為著名商人，又能成為著名政治家的則寥寥無幾。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商人的思路和政治家的思路往往格格不入。呂不韋是一個例外，他用商人思維「玩轉」政治，開創了中國政治的新「玩法」。　　經商：呂不韋的第一桶金呂不韋能夠成為秦朝建立前夕最重要的宰相，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他的商業成就。如果他不是一個富商，他就不可能有一場政治上的豪賭，而沒有這場豪賭，他就沒有輔佐秦國君主的機會，沒有了這個機會，他就成不了宰相。　　呂不韋生在亂世，又投身商界，可以稱得上身處亂中之亂。　　距今兩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國歷史上的戰國後期。　　東周各諸侯國經過數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時，只剩下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個最強大的諸侯國。　　那是一個狼煙四起、戰火連天的時代，那是一個殺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時代，那是一個雄才輩出、各領風騷的時代，那是一個逞才炫智、風雲變幻的時代，那是一個安危無時、興亡有日的時代……七國之中秦最強大。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奠定了國富兵強之基礎，在與周邊國家的爭戰中勝多負少，被六國稱為「虎狼之秦」。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在那個醞釀「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中，浪淘盡無數風流人物……蘇秦逞其三寸不爛之舌遊說六國「合縱」——動員六國聯合起來共抗秦國；而他的同門師兄張儀擔任秦國宰相後，則針對蘇秦的「合縱」之術開展「連橫」——為秦遊說列國以破「合縱」。他們縱橫捭闔，極盡詭譎之能事。　　之後，跑到秦國擔任相國的范雎提出「遠交近攻」，採取對六國各個擊破的戰略，開闢了秦國最終統一天下的正確道路……在那個崇尚利益的時代，也有仁人志士試圖挽回世道人心。他們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風塵僕僕，四處遊說，宣揚自己的政治主張。如孟子在遊說魏王不被重用之後，與弟子們著書立說，宣傳「仁政」；莊子則崇尚自然，獨善其身，主張「無為」；被稱為先秦「最後的儒者」的荀子繼承孟子的思想，倡導尊士養民，強調既重禮也重法；荀子的學生韓非子則主張實行法治、術治，提出「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君主統治術……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外交家……一時多少豪傑！　　亂世之中，趙國卻出了一個奇商巨賈。他對當時政治的影響，對歷史進程的影響，對後世的影響，並不比前面提到的縱橫家蘇秦、張儀、儒家孟子、荀子、道家莊子、法家韓非子遜色。　　他就是呂不韋。　　戰國時期的趙國，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陝西東北角一帶。　　在中國商史上，特別是近代以來，晉商曾經呼風喚雨、獨樹一幟。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早在先秦時期，這一帶的商業就繁榮一時。晉商稱雄，可謂源遠流長。　　晉文公之時，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業集鎮，對內使「工商食宮」，對外便「輕關易道通商」，湧現出了許多富商巨賈。　　呂不韋其實並不是趙國人，而是衛國人。《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說他是陽翟人。陽翟即今河南禹縣。但《戰國策》卻說：「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濮陽即今河南濮陽。《漢書》的作者班固曾說司馬遷寫《史記》多採用《戰國策》所載，未免以偏概全。在為呂不韋寫傳時，太史公偏不採用《戰國策》的說法，特意點明呂不韋是陽翟人，可見必有所本。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呂不韋來到了趙國都城邯鄲經商。　　由此我們可以推測，趙國的經濟發展環境應該是不錯的。之所以如是說，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即與呂不韋同時代，趙國出了許多富商大賈，如猗頓、郭縱、卓氏，都富可敵國。　　史載「猗頓居猗氏，用盬鹽起」。《孔叢子》說他「大蓄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贊比王公，名馳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頓，極可能與他在猗氏經商有關。猗氏，在今山西臨猗之南。現在的山西省臨猗縣王寮村尚有猗頓之墓。　　郭縱是趙國邯鄲人，主要靠經營冶鐵成為巨富。與郭縱一樣，卓氏祖祖輩輩都是趙國人，秦國攻破趙國後，卓氏被遷到蜀地，居於臨邛，即今四川邛崍。由於卓氏家族都頗有經濟頭腦，又有雄厚的資本，所以即使在舉家遷蜀之後仍是當地巨富。至西漢時，出了個才子佳人相攜私奔的桃色新聞：臨邛富商卓王孫的女兒卓文君與窮小子司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孫就是卓氏後代。　　這裡還特別需要說一說邯鄲城。　　邯鄲是趙國的都城。在秦、趙、韓、魏、齊、燕六國之間，邯鄲處於一個中心位置。高陽先生在小說《清官冊》中說邯鄲「這個地方在戰國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蘇秦佩六國相印、倡『合縱』之說攻秦，秦以張儀為相，用『連橫』之策，與之對抗，鬼谷子門下的這一對師兄弟，各顯神通，結果使得邯鄲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樣，成了各國間諜活動的中心」。「所以各國以秦為假想敵，有所聯絡協議，自然以在邯鄲接觸為最適當。而趙國西部今山西地區與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國派間諜入秦，或者秦國派間諜滲透各國，亦都以邯鄲為『前進基地』，久而久之，邯鄲便成了一個情報市場。」　　在這樣一個地方，又造就了個亂世奇商呂不韋，看來實在算不得什麼稀奇事。　　呂不韋靠經營什麼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卻語焉不詳。　　《史記》說他「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戰國策》只是籠統地說他「賈於邯鄲」，也未明說他做的是什麼生意。不過，《戰國策》記載的呂不韋與其父親的對話，泄露了天機。　　呂不韋問其父：「珠玉之贏幾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測，呂不韋很可能做的是珠寶生意。　　其實他具體做什麼生意並不重要，一句「販賤賣貴」，也就道出了商賈致富的要訣。　　「販賤賣貴」，通俗講來，就是「買賤賣貴」。「販」，照《詞源》的解釋，就是「賤買而貴賣」。用現在的話說，大概就是「投機倒把」。　　說「販賤賣貴」，人們可以接受。但「投機倒把」這個詞，卻令人談之色變。因為這個詞是與奸商聯繫到一起的。1949年以後，「投機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詞。　　可見，照人們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觀念來看，呂不韋是個不折不扣的奸商、貨真價實的投機倒把分子。　　呂不韋「販賤賣貴」，百分之百會「套購緊俏商品，就地加價倒賣」，而且他偏偏經營金銀珠寶。在經營過程中，也難免會「壟斷貨源、欺行霸市、哄抬物價，擾亂市場」。否則，他怎麼會「家累千金」？　　而「販賤賣貴」、「投機倒把」，就真的這樣罪大惡極不容於世嗎？我看未必。　　所謂「投機」，就是善於找到機會，善於抓住機遇。作為商人，抓住商機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就不是一個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僅僅囤積貨物是不行的，必須在適當的時機賣出去，才能獲利。　　「販賤賣貴」、「投機倒把」，這是使商業活動活躍起來，使市場繁榮興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賴以獲利的重要途徑，無可厚非。　　商業，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產物。在社會分工出現後必然產生貿易活動，人類在生產生活中需要商業。　　早在傳說中的炎黃時代，商業即已出現。《史記·三皇本紀》載：「炎帝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易·繫辭下》也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時設立集市，招徠四方民眾，聚集各種貨物進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們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戰國後期，人們已經由以物易物的商業活動進化為以貨幣為等價物進行商業活動。大量文物證明，山西是我國使用貨幣最早的地區。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銅貝109枚，堪稱中國銅鑄幣之濫觴；侯馬晉國遺址曾一次出土銅貝1600多枚，屬東周初期貨幣。由此亦可見晉國商品經濟發達源頭之遠。　　呂不韋在後來組織其門客撰寫的《呂氏春秋》中有這樣一句話：「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有句俗話可以用來加以注釋：物以稀為貴。　　某種物品供大於求，自然會貶值；而供不應求，則會升值。這是經濟學中再淺顯不過的道理。呂不韋深諳此理。所以他囤積居奇、販賤賣貴，成為趙國巨富。　　在自由經濟時代，只要不出現壟斷，貨物的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當某一物資供大於求的時候，商人們便不得不降價銷售；當某一物資供不應求的時候，商人們自然會提高價格。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當某一物資供大於求了，其利潤自然會降低，生產者、銷售者便無利可圖，如此一來，生產者則會轉產別的物品，那麼，這一物資便會漸漸實現供求平衡。　　當某一物資供不應求了，生產者、銷售者便會提高該產品的價格，無論生產者還是銷售者，都會獲得豐厚的利潤，由此會吸引更多的人來生產、銷售這一產品，那麼，這一產品便會多起來，多了便會貶值，在市場上也就能漸漸地實現供求平衡。　　經過市場的調節，物資的價格會隨著供求關係的改變而改變。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居於流通環節的商人功不可沒。若沒有他們販賤賣貴，便無法實現供求平衡。此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說的「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記·貨殖列傳》是司馬遷的驚世駭俗之作，從這篇文章中，不僅可以看出司馬遷洞察世情，而且也可看出他對社會發展的遠見卓識。戰國時期，雖然各國都重利輕義，但人們口頭上卻重儒輕商。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家思想確立為舉國上下唯一的指導思想，其餘一概斥為異端邪說。《史記·貨殖列傳》由於重商言利，便被班彪指責為「輕仁義而羞貧窮」，班彪的兒子班固學著他爸爸的腔調罵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賤貧」。如今看來，班彪父子的話真可謂腐儒之論！　　「奇貨可居」：商人的政治眼光呂不韋靠著自己過人的商業頭腦，成為富甲一方的財閥之後，並沒有滿足於做一個普通的商人，而是懷有更大的抱負。而機遇，往往只眷顧有頭腦的人，呂不韋正被這樣的機遇選擇了。　　話說某一日，在邯鄲做生意的呂不韋在街上閑逛，邂逅了一個落魄公子。　　與那個落魄公子一番閑談之後，呂不韋以其特有的商業眼光發現，這位落魄公子並非凡人，如果機緣到來，將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　　這位落魄公子何許人也？　　原來，此人名叫嬴異人（後改名子楚），是秦昭襄王的孫子。　　秦昭襄王四十年的時候，他立的太子死了。過了兩年，秦昭襄王立其次子安國君公子柱為太子。異人便是安國君的兒子。　　作為當時諸侯國中第一強國的秦國公子，異人怎麼會流落到了趙國呢？　　按照當時國與國交往的慣例，兩國講和後，為了互相取得信任，往往要以一個王子或王孫作為人質抵押給對方，以保證兩國協約的貫徹落實和兩國的和平共處。　　這種特別的「人質」當時叫「質子」。　　按說，一般是力量弱小的一方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將自己的親屬（一般是兒子或孫子）送到力量強大的一方去做人質。但是，在先秦，力量強大的一方在不能滅掉對方的情況下，也常常將自己的兒孫送到弱小一方做人質，以示絕不相欺。這其實是強國對弱國的一種安撫之計。　　可以想像，一旦兩國交惡，戰事一起，首當其衝的是兩國的人質。所以，兩國的國君一般不願將太子或自己寵愛的王子、王孫派到敵國去當人質。做人質的，更多的是庶出的子孫或不被國君喜愛的子孫。　　異人就是「秦諸庶孽孫」。　　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異人就是公子柱二十多個兒子中的一個。　　倒霉的是，異人的母親夏姬偏偏不得寵，夏姬的兒子自然也就不討公子柱喜歡。所以，向趙國送個人質這樣光榮而又艱巨的任務，便落到了異人的頭上。　　異人到趙國當人質，並沒有使秦國對趙國的挑釁有所收斂。秦國反而屢次攻打趙國，根本不為異人的安危著想。　　趙國君臣也知道異人在秦國的可憐的地位，所以既沒有給他應有的禮遇，也沒有把他真正當做人質來要挾秦國。他們知道，異人在秦昭襄王和公子柱那裡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人物，殺了異人，不僅不能削弱秦國的力量，反而給了秦國大舉進犯的口實。　　所以，異人名為秦國在趙國的人質，實際上是個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角色。秦趙兩國都沒拿他當回事。「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　　我們可以想像異人在趙國的尷尬處境。司馬遷記載得比較簡潔：「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出無車，食無魚，異人成了名副其實的落魄公子。　　然而，呂不韋「見而憐之」。　　堂堂秦國王孫，淪落到這般田地，不由使錦衣玉食的富商呂不韋心生憐憫。呂不韋僅僅是可憐異人的貧困處境嗎？非也。　　俗話說：「在商言利。」商人固然有憐憫之心，也固然有扶危濟困之力，但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扶危濟困能給他們帶來什麼利益。　　還有句名言曰：天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呂不韋與異人萍水相逢，之所以對異人產生了憐憫之情，之所以對異人那麼感興趣，是因為他以商人特有的敏感，看到了異人未來的價值。　　於是，呂不韋說了一句千古流傳的話：「此奇貨可居！」　　這句簡明扼要的話經呂不韋之口說出之後，成了政客、商人爛熟於胸的一條金科玉律，成了漢語史上一句經典的成語。　　呂不韋所具備的商人特有的敏感和獨到的眼光，與他關心政治、關心時事是分不開的。　　在專制社會裡，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與政治密切相關。因為在專制社會中，政治高於一切，一切都得服從於政治。　　呂不韋見到異人後便發現異人是一件奇珍貨物，頗具投資價值，可以囤積居奇。　　他作出這樣的判斷，自有其理由。　　在一般人看來，異人在秦國是最沒有前途的一個公子。因為秦昭襄王還健在，秦昭襄王立的太子雖然是異人的父親安國君公子柱，但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怎麼排也排不到異人將來繼承王位。　　而這一切在呂不韋看來只是表象。　　秦昭襄王雖然健在，但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已經垂垂老矣。人都有生老病死，一國之君也不例外。　　秦昭襄王立的太子不幸短命而亡，秦昭襄王只得立老二安國君公子柱為太子。安國君這時年紀也不小了。　　如果一旦秦昭襄王去世，公子柱必能登上王位，下一步便會選立儲君。而未來的儲君只能從他的二十多個兒子當中挑選。只要是公子柱的兒子，應該都有機會。相對說來，異人的機會可能是最小的。但對於善於投機的呂不韋來說，哪怕是只有一線希望，也值得一試！　　事在人為。呂不韋經過細緻了解，發現可以使一線希望變為大有希望，因為，安國君公子柱的老婆華陽夫人沒有兒子。　　華陽夫人是公子柱最寵愛的女人。公子柱做了太子之後，為了討好華陽夫人，立華陽夫人為「正夫人」。這就意味著，公子柱即位後，華陽夫人便是王后。公子柱若立太子，應先立華陽夫人的兒子。　　而華陽夫人偏偏沒有兒子。　　公子柱最寵愛的華陽夫人沒生兒子，那麼，公子柱將來選太子，只能從他並不怎麼寵愛的姬妾所生的兒子中挑選。如此說來，異人的機會就大了些。　　如果加上一些人為的努力，未來秦國的王位由異人繼承，是有可能的。呂不韋慧眼獨具地發現了異人身上的投資價值。　　呂不韋的「奇貨可居」理念，道出了古今中外投資商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即投資時要先確定此「貨」是否是「奇貨」，即是否具有投資價值。　　只有經過考察論證，被確認具有投資價值的「貨」才是「奇貨」。也只有「奇貨」才「可居」，即可以投資。　　呂不韋眼中的「奇貨」，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廢物。也就是說，此貨物目前的價格，遠遠低於其將來的價值。趁此貨物不值錢的時候進行投資，才能指望在將來此貨物升值時獲得豐厚的回報。　　兩千多年前的呂不韋用其特有的語言，道出了一個深刻的經濟學原理。　　當前，商界和股市出現了一個新詞：價值投資。價值投資作為一種資產投資理論，其精髓在於「價值」二字。　　價值投資者應該遵循的原則是——只投資於市場價格遠低於內在價值的資產。這個理論廣泛地被應用到股市、期貨及房地產行業。　　現代價值投資理論的奠基人是美國的本傑明·格雷厄姆。他在1934年出版的《證券分析》一書，被尊為基本分析方法的「聖經」。他的學生沃倫·巴菲特是成功的價值投資者，其投資原理很簡單：只進行傳統的長期投資。其道理是：長期而言，股票的價格取決於企業的發展和企業所創造的利潤，並與其保持一致，而短期價格卻會受各種因素影響而大幅度波動，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始終如一地準確預測。　　在20世紀新經濟里最時髦、最為投資者看重的，就是「未來成長性」。　　這裡不能不說一說極富傳奇色彩的股市投資奇才巴菲特。巴菲特在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就對價值投資理論理解得很透徹。20世紀70年代，在幾乎每個人都因為新聞業前景不樂觀而紛紛拋出股票時，巴菲特卻發現了新聞業所特有的優勢，接二連三地大量購進媒體股票。　　巴菲特還在經濟困難時期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企業，然後長期持有。巴菲特持有的許多投資品種時間長達數年、數十年，經歷了經濟景氣和不景氣時期，終於迎來了輝煌燦爛的時刻。　　巴菲特說：評估投資價值，不是看某個行業是否有利可圖，而是看具體公司的競爭優勢，及看其能保持這個優勢有多久，從而帶來給投資者足夠的回報。　　2001年美國股票市場泡沫破滅之後，巴菲特的價值投資理念被人們廣泛認同。而40多年中，巴菲特為信任他的投資理念的幾十萬股東創造了上萬倍的高額回報，並培育了數以萬計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據統計，僅在巴菲特長期居住的奧馬哈市，就誕生了200名億萬富翁。　　巴菲特的成功，與兩千多年前的呂不韋好像沒有必然聯繫。但其投資理念是相通的。呂不韋的投資思想，很值得今人細細體會。　　追求利益最大化僅僅發現「奇貨」但不能把這樣的資本運用得當的人，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呂不韋恰恰具備了兩個素質：發現「奇貨」的獨到眼光和用好「奇貨」的全局觀。　　呂不韋自認識異人後非常興奮，他跑回家問其父親：「種田能獲利幾倍啊？」　　他的父親回答說：「十倍。」　　呂不韋又問：「經營珠寶生意能獲利幾倍？」　　其父答：「一百倍。」　　「那麼，幫一個國王登上王位、安定一個國家呢？」　　呂不韋的父親聽了兒子的話，一定非常驚訝。他說：「那就獲利無數了。」　　呂不韋對父親說：「您看那些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務農者，累死累活而不得豐衣足食。如果建國立君，不僅我們可以享用不盡，還可以澤被後世。我現在想做這件事了。」　　呂不韋與其父親的對話見於《戰國策·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不知為何，司馬遷為呂不韋寫傳，沒將這段話寫進去。　　通過這段對白，我們可以獲得許多信息。　　一是呂不韋此時正與其父親一起在邯鄲經商。呂不韋想在異人身上投資，可能還有所猶豫，所以回家問其父親。　　二是呂不韋是商人世家，其父親就是一個成功的商人。這從呂不韋在拿不定主意之時向其父親請教一事即可看出。　　三是呂不韋的父親雖然還活著，但已經退居二線，其生意由呂不韋來經營，老頭子只是起個顧問的作用，已經沒有決策權了。所以呂不韋在打定主意之後對其父親說：「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願往事之」一語，分明不是向其父親請示或與其父親商量的語氣。　　四是呂不韋的父親既然已經退居二線，年紀肯定不小了，應當在六十多歲吧。那麼，呂不韋此時也當在四十歲左右了。　　人到四十，社會經驗、人生閱歷也比較豐富了，思想也比較成熟了，考慮事情也比較周全了。很難想像，一個二十啷噹歲的血氣方剛的小青年會如此深謀遠慮。　　還有最重要的一條信息，呂不韋沒有明說，但道理是明擺著的，那就是：商業利益最大化，是商人永恆的追求。　　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一年到頭胼手胝足還不能豐衣足食，這絕不是呂不韋願意做的事情。　　經營珠寶生意，能夠獲利百倍，自然比農民強多了。但在已經成為富商的呂不韋眼中，也不過是小富而已。小富即安，這是小農意識，與呂不韋的思想格格不入。　　呂不韋所追求的，不僅他自己要得到富貴，還想澤被後世子孫。　　在先秦的富商當中，卓氏是非常成功的。其家族綿延百餘年，到了西漢時期，仍是巨富。范蠡先從政後經商，也非常成功。他在齊國經商化名鴟夷子皮，在陶地經商化名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范蠡致富不忘眾鄉親，常常接濟窮親戚和貧困故交。范蠡年老之時，將生意交給子孫經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　　呂不韋可能認識到，卓氏也好，朱公也好，都是富而不貴。若想「貴」，必須從政。范蠡是先經國後經商，而他要反范蠡之道而行之：先經商再經國。　　他以為，那樣，他才能做到「澤可以遺世」。　　「澤可以遺世」可以從兩方面理解。　　儒家倡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發達之後，就應為天下黎民謀福祉。所謂儒商，不僅僅指商人有文化，而且要有抱負，要有社會責任。　　呂不韋想留給後世的「澤」，應該有「達則兼濟天下」的意思。聯繫到後來呂不韋發達之後的所作所為，我們可以肯定，呂不韋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他是一個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商人，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商人。　　然而商人畢竟是商人。他的抱負再遠大，也與其追求的商業利益緊密相連。他所說的「澤可以遺世」，當然包含為其後世子孫鋪平富貴之路的意思。後來他潛移秦國國祚，可謂對「澤可以遺世」一語的再通俗不過的詮釋。　　所以，在呂不韋看來，唯有「建國立君」，才能實現其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商人，誰不願追求最大的利益？　　在中國，經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時是做得說不得，有時是說不得也做不得。為什麼班彪、班固父子大罵司馬遷？因為在以「君子言義不言利」為傳統道德被朝野一致認同的時代，司馬遷敢於言利。　　長期以來，封建統治者最煩老百姓言利，最怕老百姓與其爭利。他們極力營造上上下下「恥於言利」的氛圍，希望「君子固窮」，希望老百姓都來「無私奉獻」。大家都來「無私奉獻」，那麼誰來享受呢，不言自明。　　其實孔子也是言利的，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清高。他曾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意思是只要能得到富貴，就算替人家做車夫他也願意。如果富貴不可求，那就只好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一句大實話，是根植於人性深處的至理名言。只有虛偽之人，才對一個「利」字諱莫如深，才將大膽言利者視為洪水猛獸。　　為什麼怕人言利？因為那些虛偽的人將天下人視為傻瓜，以為用虛偽的道德說教就能使天下人都「恥於言利」，都自願放棄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讓天下人恥於言利，只知「無私奉獻」，那將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情！面對統治者的掠奪、壓榨、欺凌，天下百姓都必須視為理所當然，而且還要山呼萬歲。　　在統治者看來，老百姓都重義輕利，那才是理想的社會。但人是有七情六慾的，生存是需要物質條件的，人們不可能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人們只有奉獻的義務，而沒有獲利的權利，會挫傷人的創造力和勞動積極性，輕則導致經濟社會的全面停滯，重則帶來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和暴力革命。　　正確的態度應是如同孔子所說的那樣：「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通過自己的合法、誠實勞動或資本投入，獲得應得的報酬。這才是符合人性的義利觀。　　不僅敢於言利、求利是人之常情，追求利益最大化，也無可厚非。　　不僅商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家、軍事家也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兵家經典《孫子兵法》中的《謀攻篇》，集中闡述了孫子追求戰爭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孫子云：「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孫子將其追求戰爭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概括為一句話：「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利益，是每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商人的理想。其實也不僅僅政治家、軍事家、商人在汲汲於利益的最大化，用一位經濟學家的話說，「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這既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一條鐵律，也是人類社會的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當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願望是人人皆有的，但並非人人皆能得到。關鍵是事情該如何去做、道路該如何去走。否則，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是空想而已。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並非讓人只撿西瓜，不要芝麻。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應有前提，即：對現實狀況要有精確的把握，對市場前景進行科學的分析判斷，對自身能力有清醒的認識。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思想，改變著人們的現代市場營銷觀念。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不能立竿見影的，需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投資。這就要求企業不能斤斤計較一兩次利潤的大小，而應當目光長遠，力求長期利潤的最大化，追求企業長久的持續發展。　　呂不韋作出在異人身上投資的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這項投資是高風險的，而回報卻是個未知數。　　因為，秦昭襄王何時死是個未知數；秦昭襄王死後公子柱是否能順利即位是個未知數；公子柱即位後是否能立異人為太子是個未知數；異人即使被立為太子是否能順利接班是個未知數；異人即使在若干年後順利坐上王位，是否對呂不韋的付出心懷感恩、是否能讓呂不韋飛黃騰達更是個未知數……不過決心已定，就必須一點一點地去做。　　於是，呂不韋以百倍的信心和執著，開始操作他商業生涯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樁大買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震古爍今的一樁大生意。　　那麼，呂不韋的冒險是否能夠成功？他所期望的利益又是否真的實現了最大化？他又是如何調節各種因素，讓局勢朝著有利於自己「贏利」的方向發展的？請看第二講：《外來戶的政治豪賭》。第二講外來戶的政治豪賭　　政治場上，每一次抉擇就像一場豪賭，而對戰國時代的秦國來說更是如此。秦國素來排外，雖然很多外來的能人為秦國崛起獻計獻策，但他們的下場無不是身敗名裂。因而，對呂不韋來說，投資「奇貨可居」的質子異人，無疑是金錢、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的三重豪賭。　　遊說與利誘：風險投資的追加服務發現異人「奇貨可居」，對呂不韋來說並沒有實質性的利益，如果不讓異人與自己站在同一戰線，他就得不到實際回報，頂多博得一個「伯樂」的美名而已。那麼，要如何讓異人成為自己的籌碼呢？　　顯然，不能蠻幹，否則呂不韋可能會變成另一個卞和——也就是和氏璧的發現者。雖然卞和知道自己發現的石頭肯定是塊寶玉，但是他自己不能證明，更不能把石頭變成寶玉，所以只能被砍掉雙腳。而呂不韋則不同，他有眼光，更有手段，他要做的，首先就是說服異人，讓他成為自己的同盟，然後想辦法扶植異人上位，成為秦國的合法繼承人，這樣子，雕琢美玉的工作才算完成，而自己的風險投資才能獲得回報。　　呂不韋沒有著急，他像往常一樣前去拜訪異人，和異人聊天。　　一見面，呂不韋就說：「我能光大你的門庭。」　　異人以為呂不韋吃錯了葯，不由大笑，說：「你先光大自己的門庭，然後再來光大我的門庭吧！」　　呂不韋沒有笑，而是很認真地說：「你不懂啊，我的門庭要等待你的門庭光大了才能光大。」　　異人一聽，收斂了笑容，忙拉著呂不韋坐下，表示要與他深談。　　由此可見，異人也不是個平庸之人，從呂不韋的兩句話中，他立即猜到了呂不韋的用意。　　當然，落魄公子異人如果是個見解淺陋、面目猥瑣、談吐惡俗的平庸之輩，以呂不韋的眼光，也不會認定異人有投資價值。　　呂不韋落座後，一板一眼地為異人分析起了秦國的政治局勢。他說：「秦王老了，您的父親安國君被立為太子。我聽說安國君十分寵愛華陽夫人，對華陽夫人言聽計從，立誰為安國君的接班人，華陽夫人應該掌握著決定權。但是，華陽夫人偏偏沒生兒子。」　　異人一面很認真地聽著，一面猜測著呂不韋的用意。　　呂不韋接著不慌不忙地說：「現在您的兄弟們有二十多個，比您大的有十來個，比您小的也有十來個。您在您的兄弟們之中又不怎麼討安國君喜歡，加上長期作為人質住在趙國，您在安國君的眼中就更沒有分量了。」　　異人聽著，越聽越覺得喪氣。呂不韋說得不錯，他的母親夏姬不受他的父親安國君的寵幸，他在他父親那裡自然也不怎麼受寵。而且，他作為人質在外，與父母長年不能相見，父子間的感情自然更加淡漠。　　況且，安國君兒子眾多，異人既非長子，亦非幼子，真可謂有他不多，無他不少。　　呂不韋緊接著來了一句：「一旦秦王去世，安國君即位，您的兄弟們必定日夜在安國君面前爭做太子啊！您這個狀況，還有機會嗎？」　　異人嘆了口氣，黯然道：「是啊，那有什麼辦法？」　　呂不韋悠然一笑，說：「公子現在父親不疼，兄弟不愛，親戚疏遠，賓客不至，是因為沒有錢啊！如果公子有了錢，那就不同了。」　　呂不韋不愧是個商人，三句話不離本行。商人大多重利，認為金錢可以辦成任何事情。　　異人一想，呂不韋的話也有道理。如果他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不僅可以擺脫在趙國的貧困處境，而且，對內，可以經常送禮物給秦國的親戚朋友；在外，可以像戰國四公子那樣養上數千食客，閑來有人陪同他談天說地，出門辦事則扈從如雲，那該是何等威風氣派！　　可惜沒有金錢！　　呂不韋察言觀色，見異人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立即作出一副義薄雲天、大公無私的姿態，說：「公子莫愁。不韋雖不富裕，願拿出千金資產為您到秦國去遊說，勸說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讓他們立公子為王位繼承人。」　　異人聽罷，急忙叩頭拜謝道：「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意思是：如果呂不韋的計劃能夠實現，秦國就是他們兩人的，異人願意與呂不韋共享秦國的一切。　　華陽夫人容華絕代，所以，太子柱對她寵愛有加，言聽計從。雖然她沒能為太子柱生齣兒子來，但並不妨礙太子柱對她的寵愛。　　這一天，華陽夫人的姐姐來了，姐妹倆在一起嘮起了家常。　　華陽夫人的姐姐來看妹妹，帶沒帶呂不韋托她轉交的厚禮，史無記載。不過，呂不韋教她如何遊說華陽夫人的話，她倒是全說了。　　她如是說：「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我聽說用美色來侍奉別人的，一旦年老色衰，寵愛也就隨之減少。現在太子寵愛你，你卻沒有兒子，將來年紀大了怎麼辦？不趁這時早一點兒在太子的兒子中結交一個有才能而孝順的人，立他為繼承人，像對待親生兒子一樣對待他，那麼，太子在世時，你受到尊重；將來太子死後，你立的兒子繼位為王，你也不會失勢，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一句話能得到萬世的好處啊。不在容貌美麗之時樹立根本，等到年老色衰，寵愛失去後，你那時即使想和太子說上一句話，還有可能嗎？現在異人賢能，而他自己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為繼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寵愛，所以他想主動依附你。你若真能在此時幫助他成為王位接班人，那麼你一生在秦國都會受到尊寵的。」　　這一席話深深打動了華陽夫人。　　女人最怕年老色衰。所以，呂不韋教華陽夫人的姐姐去說的話，可謂批亢搗虛，一下子便點出了華陽夫人心底的隱憂，不愁華陽夫人不對「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一語產生共鳴。　　可見，呂不韋雖然是個商人，但也是個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他以商人的經驗，抓住人人都有私心這一點，設身處地地為華陽夫人的將來考慮，幾句話便為異人打通了關節，真可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　　太子柱此時大約也年屆知命之年了，華陽夫人應該還不足三十歲。正當盛年的華陽夫人一直沒生齣兒子來，而太子柱卻越來越老了，讓華陽夫人生兒子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將來，如果不出意外，太子柱會先華陽夫人而死，那麼，連個兒子都沒有的華陽夫人能依靠誰呢？這是華陽夫人不得不現在就得考慮的問題。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無論是從政還是經商，都要有長遠的眼光、長遠的考慮，否則，就難以獲得成功。　　一日，趁太子柱閑來無事，華陽夫人裝作不經意的樣子提到了在趙國做人質的公子異人。華陽夫人說，異人非常有才能，也很賢明，從趙國來的人都稱讚他。　　見太子柱無動於衷，華陽夫人便使出了女人的常用武器——哭。她抽抽搭搭地流著眼淚說：「我有幸能充後宮，但遺憾的是沒有兒子，我希望能立異人為繼承人，以便我日後有個依靠。」　　一見心愛的人傷心落淚，男人的心立刻軟了。太子柱不假思索地答應立異人為繼承人。　　華陽夫人止住眼淚，覺得太子柱雖然答應了，但口說無憑，要求太子柱立字為據。太子柱無奈，就和華陽夫人刻下玉符，決定立異人為繼承人。　　華陽夫人的目的達到，忙通知了她的姐姐。她的姐姐又通知了呂不韋，並引呂不韋來見太子柱和華陽夫人。　　得知異人在趙國生活困難，太子柱和華陽夫人便讓呂不韋帶了好多禮物送給異人，而且請呂不韋當異人的老師。　　看來太子柱和華陽夫人對異人的這個富商朋友很有好感。　　呂不韋秦國之行收穫頗豐，不僅圓滿地實現了他的初步計劃，而且還帶回了太子柱賜給異人的大量財物——短短時間內，呂不韋的風險投資便產生了效益。　　有了太子柱的支持，並且成了太子柱的接班人，異人無論在秦國還是在趙國的地位，都與以前不可同日而語了。　　再加上呂不韋源源不斷地後續投資，異人財大氣粗，開始交結四方豪俊，收攬賓客，名氣越來越大。　　呂不韋通過華陽夫人的姐姐遊說華陽夫人，一下子便抓住了華陽夫人的弱點。從中我們也可看出一個打動別人的訣竅，即：投其所好。　　華陽夫人的弱點在於她沒生兒子，年老色衰之後，難免陷入尷尬無助之境地。　　呂不韋勸華陽夫人未雨綢繆，留好後路，這也應該是他多年經商的寶貴經驗。　　天有不測風雲，生意場上更是波譎雲詭。精明的生意人，在決策之前，都必須思前想後，周密計劃，並且為自己留好後路，以策萬全。　　所以，呂不韋通過華陽夫人的姐姐勸華陽夫人為自己留條後路，與華陽夫人一拍即合。　　無論經商還是做別的事情，為自己留好後路，以便將來能全身而退，是每一個思維正常的人都多多少少要考慮的事。不留退路，一意孤行，這不是一個精明商人要遵循的原則。　　清朝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就很注意為自己預留後路。　　太平天國覆滅前夕，胡雪岩開的錢莊開始大量吸收太平天國逃亡兵將的私人存款。他的合作夥伴張胖子不敢這樣做，因為私自吸收「逆賊」的錢款是要冒很大的風險的。一旦將來太平天國敗亡，清廷肯定要追繳太平軍將領們的「逆產」，萬一查到胡雪岩開的錢莊那裡，那就有「助逆」的嫌疑。　　但是，吸納太平軍逃亡官兵的款項，對胡雪岩的誘惑太大了。因為接收這些錢財，將使錢莊財源茂盛，可以源源不斷地向買官的各地候補官員放貸，收取穩定的利息。更誘人的是，對這些太平軍兵將的存款不必支付利息。而且，如果有些在錢莊存款的太平軍官兵死於戰亂或被清軍捕殺，那麼，他們的存款便再也不會有人前來提取，便成了胡雪岩的存款了。這是多麼合算的事情！　　隨著太平軍的節節失利，太平軍逃亡兵將不絕於途。他們於亂世之中，不敢隨身攜帶大量金錢，必須找可靠的錢莊存下，等局勢穩定之後再來提取以安身立命。所以，他們到胡雪岩那裡存款，根本不求什麼利息。　　馬克思曾說：只要有300%的利潤，就有人甘冒絞首的風險。在胡雪岩看來，這筆無本萬利的生意不能不做。雖然要冒被清政府追究「助逆」罪名的危險，但只要為自己留好退路，就值得冒險。　　於是，胡雪岩讓太平軍官兵存款時使用化名，不用其真名。這樣，將來朝廷追查時，錢莊可以說，他們不知道來存款的人是「逆賊」。既然不知道，錢莊就沒有責任，大不了將「逆產」上繳。　　胡雪岩還重金收買當地的清廷官員，同他們聯絡感情。一旦將來出了事，還能請官員們為之出面說情。　　留好了退路，胡雪岩便大量吸納太平軍逃亡兵將的存款，使自己錢莊的實力大增。　　可見，做生意時時處處存在著風險。但只要未雨綢繆，就可以將風險度化到最小。　　聯繫到呂不韋的風險投資，以及他給華陽夫人上的風險課，可知精明的商人既敢於冒險，也善於規避風險。　　在呂不韋的影響下，華陽夫人提高了風險意識，開始籠絡異人，送給異人財物，立之為太子柱的接班人。她做的這一切，當然不是出於對異人的親情，只是為了給自己晚年的榮華富貴留條後路。　　需要說明的是，可能由於年代久遠，傳說不一，關於呂不韋遊說華陽夫人一事，《史記》與《戰國策》所記有所不同。　　《史記》說呂不韋通過華陽夫人的姐姐說服了華陽夫人，但《戰國策》認為呂不韋是通過華陽夫人的弟弟陽泉君去做的工作。原文不長，茲引如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呂不韋）故往說之曰：「子傒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外托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歲，其寧於太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　　上述記載中，說明太子柱有意立子傒為自己的接班人。這無疑加大了呂不韋實現其投資計劃的風險。　　呂不韋對異人說：「你的異母兄弟子傒有繼承王位的條件，在朝中又有他母親的幫助。而公子您在朝廷中既沒有母親相助，在國外又寄身於吉凶莫測的趙國。一旦秦、趙背約，您會喪生無疑。如果您能聽從我的主意，要求返回本國，就可以掌握秦國的大權。我為您去秦國活動一下，秦國必然會派人來迎接您。」　　在《戰國策》的記載中，呂不韋到秦國後，走的並不是女人路線，他首先遊說的是華陽夫人的弟弟陽泉君。　　呂不韋一見陽泉君，便危言聳聽：「您將遭到殺身之禍，知道嗎？」　　陽泉君嚇了一跳，趕緊洗耳恭聽。　　呂不韋接著說：「您手下的人都身居高官顯位，太子手下卻無顯貴的人；您的府庫收藏有珍珠寶玉，馬房裡蓄滿千里馬，後庭儘是佳麗美女。秦王年事已高，一旦百年之後，太子執政，您的處境就會危如累卵，命在旦夕。現在有一計策，可以使您永保富貴，安如泰山，避免危亡之患。」　　陽泉君聽罷，慌忙離開座位，向呂不韋恭恭敬敬地說：「願聽聽您的高見。」　　呂不韋說：「秦王年邁，華陽夫人無子，子傒有繼承君位的條件，又有大臣士倉輔佐他。秦王一旦駕崩，子傒做了國君，士倉執政，那麼，王后的門庭必然冷落得長滿蓬蒿野草。公子異人既賢且能，作為人質被遺棄在趙國，在朝中，他的母親又幫不了他，他引頸西望想回秦國。華陽夫人如果能請求安國君立他為太子，那麼，公子異人雖然不在國內，但很快將會成為一國之君；華陽夫人本來沒有兒子，立公子異人為後，就相當於有兒子了。」　　一席話說得陽泉君連連點頭。為了他自己的榮華富貴，也為了他姐姐日後的地位，他急忙進宮去見華陽夫人，說服華陽夫人召異人回國。接下來的一切，便都在呂不韋的意料之中了。　　需要說明的是，《戰國策》的記載有些混亂。前面說陽泉君是「秦王后弟」，即秦昭襄王王后的弟弟，因為那時安國君尚未即位，秦王應指秦昭襄王。而後面又暗示陽泉君是華陽夫人的弟弟，前後矛盾。看來還是司馬遷所記更接近史實。　　商鞅：呂不韋的反面教材呂不韋到秦國遊說華陽夫人，為異人取得了繼承權，看似全靠他出手闊綽、巧舌如簧。其實不然。呂不韋深知，秦國這個崛起於西部的大國，非常保守，對外來的人向來缺乏信任。而外來者卻懵然不知，一邊為秦國的壯大費盡心思，一邊因為得罪了秦國的保守派而性命不保。　　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幫助秦孝公進行變法的商鞅。　　商鞅本來的名字叫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代。他青年時代就喜歡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認為只有靠嚴格的法令和嚴明的紀律才能使一個國家井然有序、充滿朝氣。但是，他的這種價值取向和衛國的當權者格格不入。鬱郁不得志之際，他聽說秦國國君秦孝公勵精圖治，想要向東擴張、恢復秦穆公的霸業，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國境內求賢，便躍躍欲試，想到秦國去大展鴻圖。　　他到秦國之後，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的引薦，與秦孝公談論治國之道。他陳說了成霸業之道與強國之術，秦孝公非常動心，決定任用他治理秦國。　　在商鞅與孝公討論政事時，秦孝公雖然被商鞅提出的霸業之道所吸引，但心中不無疑慮，因為通過和商鞅的交談，孝公知道要在當時的環境下成就霸業，必須要先移風易俗、變革法紀。而秦國雖然是一個西部大國，民風卻極為淳樸，國內的許多制度、習俗都是沿襲建國之時的部落遺風，所以秦國雖然因此擁有勇武之氣，卻同時因為這種舊俗而使貴族與領兵大將權力過大，君主在國家大政方面的意願往往不能順利實現。商鞅的霸業之道如果要推行，也一定要經過這些貴族與大將們的同意，可是商鞅準備實行的政策又多處與他們的利益相衝突，所以秦孝公很擔心變法革新能否成功，就讓商鞅與其他大臣在上朝的時候各抒己見，藉此探聽大臣們對變法的反應。　　就在上朝時，商鞅和秦國的保守派大臣展開了一場大論戰，秦孝公所擔心的那些事情都被大臣們陳說出來，而商鞅在這場論戰中一枝獨秀，憑著他敏捷的思維和縝密的考慮，一一駁斥了保守派大臣的論點。　　商鞅說：「要變革舊有的法令制度，肯定會有人懷疑我的動機和變法的效果，這不足為奇。凡是有高出常人的行為的人，必然會被世人非議；有強烈的主見和高明的遠見的人，怎麼會馬上得到他人信任呢？愚鈍平庸的人，對已經明朗的狀況都不能察覺；才智過人者，則能夠在事情還未曾萌芽時就推測到它的結果。一般的臣民，因為智慧過於平常，不可以和他們謀劃創業之事，不過可以和他們共同享受輝煌的成就。談論至德的人往往與世俗難以相容共處，成就大功業者不會和眾人商議計謀。所以能夠使國家強大的聖人，是不會拘泥於固有的成法的；能夠為國民造福的聖人，是不會因循舊禮的。」　　商鞅這一番長篇大論，讓秦孝公非常激動，他馬上表示：「說得好！太好了！」　　大臣甘龍見孝公明確支持商鞅，十分著急，上前進諫說：「商鞅說得不對。那些聖人，不必改變那些民眾的本質，就可以對他們進行教化；那些具有大智慧的人，不必改變原有的法紀，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現在我們這些執政者，想要教化民眾，一定就要針對民眾的特點，不必過分費自己的精神，也不必過分使民眾勞累，就可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循規蹈矩、依照已有的法律綱紀去治理國家，才能讓官吏迅速熟悉自己的工作，也能讓民眾安定而不受驚擾。」　　秦孝公並非一個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君主，他聽到甘龍的話，有些心動。商鞅見狀，急忙上前說道：「甘龍所說的道理，不過是世俗中平庸的見解而已。普通人當然願意安於現狀，服從於舊有的習俗，學者則往往被他們所聽到的和所學到的東西所蒙蔽，漸漸這些他們所學的和所聽到的東西成為他們接受新事物的桎梏。像這兩種人，可以成為安分守己的守法官員，但是不可以和他們討論舊有的法紀之外的東西，因為他們只能看見眼前的東西，而不懂得思考，因此頭腦僵化，不思進取。請大王想一想，當年夏、商、周三代都是天下共同擁戴的君主，但是他們的禮儀制度卻完全不同。春秋五霸，包括您的先祖秦穆公，都是因為使用不同的法紀而成為天下的霸主。有智慧的人可以制定法紀，而愚鈍者只能被法紀所約束；賢者可以改變禮儀移風易俗，而不肖者卻只能拘於既有的禮儀風俗。請大王想想，如果我秦國都是些畏縮不前、因循守舊的庸人，那麼什麼時候才能恢復穆公時的霸業，什麼時候才能建立大王您的不世功業呢？」　　另一位保守派大臣杜摯說：「常言說得好，『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請大王好好想想這句話，如果沒有一百倍的利益，變法又有何用？不過是一場沒有意義的亂子而已。而且，師法古代作為執政的標準是沒有過錯的，遵循舊禮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啊。」　　杜摯的話雖然沒什麼力度，但是也增加了孝公的擔憂，因為他就是怕一旦變革舊法，卻不能達到使秦國成為天下第一強國的目標，那不是空忙一場嗎？正在此時，商鞅不慌不忙，進奏道：「治理天下不必用一個方法，管理國家也不必師法古人。想當初，商朝的大王成湯和周朝的大王周武王，都是沒有因循守舊而成就王業的，這一點天下皆知。而夏朝的末代皇帝夏桀和商朝的末代君主商紂王，都是因為不知道在新的時代應該更改禮儀制度而導致亡國的。與古人的禮法相反，並不是錯誤的，而遵循舊有禮法的行為也不值得讚揚。」　　商鞅對杜摯的語氣比較客氣，使本來劍拔弩張的氣氛稍稍緩和下來。滿朝文武見秦孝公明顯傾向於商鞅，而且見到了商鞅巧舌如簧的表現，都不敢繼續上前與之辯駁了。其中一些頑固派雖然心有不甘，也只能暫時不表態，準備日後再憑藉自己的實力和威望來說服秦孝公。　　孝公見商鞅已經在言辭上壓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說的都在理，便高興地說：「你說得太好了！」馬上封商鞅為左庶長，然後又指派他制定變法的方案。　　這次朝堂上的議論，雖然以商鞅駁倒群臣而告終，但是如果沒有秦孝公的支持，他即使再能言善辯，也無法控制局勢。所以，商鞅和保守派因這次爭論而將矛盾完全暴露出來了，保守派雖然屈服於秦孝公，但他們對商鞅的仇恨卻因此而隱藏下來。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連坐之法，令基層百姓互相監督，而且編為基層的軍事單位；鼓勵軍功，在戰場上立功者予以重賞，而私下鬥毆則從重處罰；勤於耕田織布的，國家進行獎勵，從事私人工商業的，要捉拿為國家做苦役；宗親王室如果沒有軍功，將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級秩序，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的標準。　　這些變法內容，其中以戰功作為評定等級標準的內容，嚴重動搖了宗親皇室的利益，這意味著他們不再擁有與生俱來的高貴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戰、奮勇殺敵，還有失去這個尊貴出身的危險。所以，許多大貴族、保守派暗中反對，變法措施頒布一年多之後，秦國境內有一千餘人說新的法令實行起來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執法。更有甚者，秦孝公的太子也在保守派的挑唆下犯了法。　　太子犯法事件，成為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們想知道商鞅要如何處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向秦孝公進言說：「我制定的新法不能順利實行，關鍵在於上面的人不遵從。現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懲處，以後大王富國強兵的願望就萬難實現了。可是太子是您的親生兒子，也是秦國未來的君主，是不能加以重責的，所以，我們最好用權宜之計。」　　秦孝公見商鞅如此說，便聽從了他的建議。因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對他進行在臉上刺字或者當眾杖責的懲罰，於是對太子太傅公子虔用刑，又將太子少師公孫賈刺面，讓他們替太子受刑。　　滿朝大臣知道這件事情後，都覺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懲罰，便人人惕厲，再也不敢多生事端。　　商鞅處治太子的師傅，雖然打擊了保守派的氣焰，但保守派的實力仍然存在，沒有被連根拔起。這次事件也讓保守派和商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太子受到這樣的處罰，也是心中有氣。　　這消息傳遍了全國之後，國人無不遵守商鞅的新法，令行禁止。秦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都大大增強了，經過幾次戰爭，佔領了鄰國魏國的大片土地，並將首都從雍城遷到了咸陽，勢力已經指向中原，時時都有向東進兵、進攻六國的可能。　　商鞅在秦國做了十年的宰相，宗親皇室貴族們對他多有怨恨，因為他制定的新等級制度讓他們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勸告他，希望他為自己尋找退路。但商鞅過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覺得自己制定的法令嚴明如山，諒那些貴族也做不了什麼。可是他就是因為這種致命的自負，繼續對貴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壓政策，導致他們聯合在一起，等待時機報復商鞅。　　終於，在秦孝公去世後，太子即位，是為秦惠王。保守派和大貴族們趁機以謀反的罪名狀告商鞅。商鞅無路可逃，最終被擒，身受車裂之刑，他的家人也被殺掉。他死之後，因為他的法令確實對秦國的強盛有巨大的作用，所以法令得以保留下來，被歷代秦國君主所沿用。　　商鞅的個人悲劇，是和他推行法令不計後果有關的。秦國有著根深蒂固的貴族傳統，也有盤根錯節的貴族勢力，他明知他們是阻礙革新的有害力量，但卻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處理，先是在朝堂之上憑著自己的口才壓服他們，並依靠君主的意志強制推行了新法，而後又只是一味壓制他們、打擊他們，並沒有把他們改造成對秦國有利的新階層。而且，他依靠的也只是沒有人情味的法律和當時的君主秦孝公，等到孝公去世，他失去了靠山，他制定的法令也無法保護他，最終使他被五馬分屍。不過，這些貴族只是對他個人懷有仇恨，他們也知道商鞅的法令有益於秦國，在秦國國力強大之後他們的利益也會隨之恢復，甚至獲益更大。他們認為這些法令還是可以繼續實行的，只不過由商鞅這個偏狹的人推行，所以才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因此之故，保守派貴族在殺了他之後，他制定的法令並沒有被隨之廢除。　　有了商鞅這個前車之鑒，呂不韋就打定算盤，自己對異人的政治投資，不能建立在得罪秦國貴族的基礎上，而是相反，要聯合他們、討好他們、為他們著想，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於是，就出現了前面所說的一幕，呂不韋盡心竭力地為華陽夫人著想，最終推出異人這個解決華陽夫人心頭大患的救命稻草。　　呂不韋的成功，正是以商鞅的失敗為鏡子，反其道而行之。從這一點來看，呂不韋的智慧高過商鞅，而商鞅的慘劇也警醒了呂不韋。　　張儀：呂不韋的「精神教父」　　如果呂不韋只是從商鞅那裡吸取失敗的教訓，而沒有成功的借鑒，那麼他根本不能順利地說服華陽夫人，把異人作為秦國將來的繼承人。所以，呂不韋的成功，還得益於另一位秦國的「外來戶」，他就是張儀。　　這確實是個有趣的現象：在秦國的發展史上，用智謀、戰略讓秦國蒸蒸日上的，基本都是東方各國的移民。當然，這些移民最終都被秦國當權者猜忌、仇恨而不得善終，但他們的精神財富則給了秦國無窮的力量。　　呂不韋所借鑒的，就是張儀的「連橫」戰術。　　戰國中後期，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國力日益強盛，不再甘心居於一隅，遂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東方；馬陵戰後，齊國代替魏國成了中原地區的霸主。這樣，秦、齊都以向中原地區擴張作為自己的主要發展方向，已有的混戰局面更為錯綜複雜。　　處在東西二強夾擊下的韓、趙、魏三國為了圖謀自存，聯合起來並且北連燕、南接楚，東抗齊或西抗秦，被稱為「合縱」，也就是「合眾弱以攻一強」；如果弱國被齊國或秦國拉攏聯合，進攻其他弱國，就被稱為「連橫」，就是「事一強以攻眾弱」。　　到戰國晚期，樂毅破齊，齊國一蹶不振；長平之戰，趙國嚴重削弱，秦國取得了對東方六國的絕對優勢，合縱連橫政策也就有了新的含義：即東方六國并力抗秦，稱為合縱；秦聯合東方某一弱國對付其他弱國稱為連橫。於是，一批對當時的國家間的政治形勢非常嫻熟，善於辭令和權術，從中獲取功名利祿的說客應時而生，史書上稱他們為「縱橫家」。　　張儀，魏國人，其生年不明。秦惠文王即位以後，繼續堅持孝公時代「任人唯賢」的方針，許多外國的「士」紛紛投向秦國。公元前329年，張儀來到秦國，被秦惠文王拜為客卿，直接參与謀劃討伐諸侯的大事。這時公孫衍擔任秦國的大良造。公元前328年，張儀與公子華帶兵攻打魏國，一舉拿下魏國的蒲陽城。張儀乘機推自己的連橫政策出籠，建議秦王把蒲陽歸還魏國，並且派公子繇到魏國去做人質，而他將利用護送公子繇入魏的機會與魏王接近，遊說魏王投靠秦國。　　入魏後，張儀對魏王說：「秦國對待魏國可是真心實意的好啊！得到城邑不要不說，反而又送人質來到魏國，魏國怎麼說也不應對秦國失去禮節呀，應該想辦法來報答一下吧？」　　「怎樣來報答呢？」魏王問道，「秦國只喜歡土地，魏國如果能送一些地方給秦國，秦國一定會把魏國視為兄弟之國。如果秦魏結成聯盟，合兵討伐其他諸侯國，魏國將來從別的國家取得的土地肯定會比送給秦國的土地多很多倍。」魏王被張儀說動了心，於是把上郡十五縣和河西重鎮少梁獻給了秦國，從此秦魏和好。張儀的連橫政策首戰告捷。至此，黃河以西地區全部歸秦所有。　　張儀回到秦國，立即被秦王提拔為相，代替了公孫衍的大良造職位。公孫衍因得不到重用遂離秦奔魏。公元前326年，惠文王任命張儀為將，率兵攻取魏國的陝，並將魏人趕走，同時在上郡築關塞。這一事件引起魏國的極大惶恐，於是在當年和下一年接連兩次與齊威王相會，企圖依靠齊國對抗秦國。　　由於張儀從中挑撥離間，又極力為秦國拉攏齊國和楚國，齊國不僅不幫助魏國，反而與楚國共同打擊魏國。由秦歸魏的公孫衍趁機發動「五國相王」，使魏、韓、趙、燕、中山五國互相尊重，同時稱王，結成聯盟，藉以增強魏國的防禦力量。楚國卻迎頭給魏國澆了一頭冷水，就在「五國相王」的當年，發兵攻魏，在襄陵大敗魏軍，佔領了八個城邑。由於齊、楚的破壞。五國相王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因而魏惠王更加憎恨齊、楚二國。張儀代表秦國卻又採取了更為狡猾的手段：公元前323年，張儀約集齊、楚、魏三國執政大臣在挈桑相會，試圖為魏國調停，以討好和拉攏魏國。魏惠王在此後果然放棄公孫衍的合縱政策，而接受了張儀的聯合秦、韓以對付齊、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韓太子入秦朝見，張儀也被魏王任命為相。　　為了使魏國進一步臣服於秦國，張儀於公元前322年辭掉秦國相位，前往魏國。魏王因其大名，立即用他為相。張儀當上魏相國以後，便尋機為秦國拉攏魏王。他對魏王說：「魏國土地縱橫不到千里，士兵不超過三十萬。四周地勢平坦，各國從四面八方都可以進攻，沒有大山大河的阻隔。從新鄭到大梁只有兩百餘里，戰車馳騁，士兵奔走，不費多大力氣就到。魏國南邊跟楚國接境，西邊跟韓國接境，北邊跟趙國接境，東邊跟齊國接境，士兵駐守四面，守衛邊防堡壘的不少於十萬人。魏國的地勢，原本就是戰場。如果魏國向南親附楚國而不親附齊國，那麼齊國就會來攻打它的東面；向東親附齊國而不親附趙國，那麼趙國就會來攻打它的北面；不和韓國合作，那麼韓國就會來攻打它的西面；不和楚國親近，那麼楚國就會攻打它的南面；這就是所謂四分五裂的地理位置……「大王如果歸附秦國，秦國出兵攻打黃河以南，佔據卷地、衍地、燕地、酸棗，脅迫衛國，奪取陽晉，那麼趙國不能向南支援魏國，魏國也不能向北聯繫趙國。魏國不能向北聯繫趙國，合縱聯盟的通路就斷了，合縱聯盟的通路一斷絕。那麼大王的國家要不危險就不可能了。如果秦國說服韓國攻打魏國，韓國害怕秦國，秦、韓兩國一致對付魏國，魏國的滅亡就快了。這是我替大王擔憂的問題。　　「我替大王著想，不如歸順秦國。歸順了秦國，楚國、韓國一定不敢亂動；沒有楚國、韓國的威脅，大王就可以高枕無憂，國家一定沒有憂患了。秦國所想要削弱的莫過於楚國，而能削弱楚國的莫過於魏國。楚國雖有富足強大的名聲，但實際空虛；它的士兵雖多，但是容易敗逃潰散，不能堅持戰鬥。如果全部出動魏國的軍隊，向南攻打楚國，勝利是肯定的。割裂楚國而加強魏國，虧損楚國而滿足秦國，轉嫁災禍，安定國家，這是大好事。大王如果不聽取我的意見，秦國將派精兵向東進攻，那時即使想歸順秦國，也不可能了。」　　魏王思量再三，最後同意了張儀的觀點。不久，魏王派太子入秦朝見，向秦表示歸順。張儀在魏國擔任了四年相國，於公元前318年又回到秦國，秦惠文王仍然用他為相。公元前316年，張儀與司馬錯帶兵入蜀，滅蜀為郡，接著又攻滅苴國和巴國。　　修魚之戰後，齊國出兵打敗了趙和魏，並與楚國結成聯盟。齊是東方的強國，楚則虎踞南方。因此，齊楚聯盟成了秦國的心腹之患，而離間齊楚聯盟，削弱齊楚力量就成為秦向東擴張過程中的關鍵一著。公元前313年；張儀再次辭掉秦國相位，向南去拜見楚王。到楚之後，他首先派人買通楚懷王的寵臣靳尚，利用其取得懷王信任，然後著手離間齊楚關係。他對懷王說：「我們秦王所敬重的人沒有誰能超過大王您，即使我張儀願意為臣下的也首推大王您；我們秦王所憎惡的人沒有誰能比得上齊王，就是我張儀也最憎恨齊王。齊國雖然和秦國曾經是婚姻之國，然而齊國對不住秦國的地方太多了。現在我們秦國想討伐齊國，所以我們秦王就不能侍奉大王了，我張儀也沒法做大王您的臣子。如果大王能夠與齊國斷絕關係，臣下將請求秦王把商於六百里地方獻給楚國。這樣，齊國就一定會被削弱，齊國被削弱了，大王就可以使役齊國。這是向北削弱齊國、向西施德於秦而自己佔有商於之地一計三利可得的事情啊。」楚王十分高興地應允了他。大臣們都向楚王慶賀，楚國上下皆大歡喜。　　張儀雖然說動楚懷王，但楚國不乏有識之士。原來在秦國用事的陳軫，張儀為相後來到楚國，對張儀的意圖非常清楚。他勸懷王不要聽張儀之言，以防被欺而又和齊國斷絕關係。但楚懷王早被張儀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利欲熏心，根本聽不進陳軫的意見，而且把楚國相印交給張儀，接著一面派人去齊宣布斷交，一面派人跟隨張儀去接收土地。　　回秦後，張儀稱病三月不上朝，楚懷王得不到土地，以為秦嫌楚與齊斷絕關係不夠堅決。因此特派勇士前去辱罵齊王。齊王大怒，一面與楚徹底斷交，一面派人入秦與秦王商議共同伐楚。目的達到，張儀出見楚國使者，告訴他「從某至某，廣袤六里」送給楚王。楚使回報懷王。懷王暴跳如雷，大罵張儀是出爾反爾的小人，氣沖沖地要興兵伐秦。陳軫此時又建議懷王聯秦抗齊，懷王盛怒之下，一心只想報復張儀，又一次拒絕了陳軫的正確意見，派大將軍屈匄與裨將軍逢侯丑等率兵進攻秦國。　　公元前312年，楚國與秦齊大戰于丹陽，結果楚軍大敗，屈匄、逢侯丑和受封有爵位的將領共七十餘人被俘，八萬楚軍被消滅，漢中郡也被秦奪走。戰敗消息傳來，楚懷王簡直氣得發昏。在狂熱的復仇情緒的支配下，他調動楚國全部軍隊進攻秦國。由於孤軍深入，楚繼敗於藍田。這次韓魏兩國也乘機向南進攻楚國，一直打到鄧邑。楚腹背受敵，急忙撤軍，只好割了兩個城邑向秦國求和。　　秦國大敗楚國之後，與其能夠抗衡的國家就只剩下了齊國。公元前311年秦國派人與楚國談判：願分漢中之半與楚，以同楚結盟。然而，懷王對張儀耿耿於懷，寧可不要漢中之地，而要張儀以泄忿。張儀聞訊，欣然赴楚。張儀一到楚國，就被懷王囚禁起來，準備殺掉張儀。但張儀使用種種手段，通過楚國大夫靳尚，向懷王夫人鄭袖說情，鄭袖請求把張儀放掉，與秦和親。懷王受夫人蠱惑，又害怕得罪秦國，加上仍貪圖土地，權衡再三，最後下令把張儀釋放，並且還客客氣氣地招待他。　　張儀又趁機遊說懷王：「當今天下的強國，不是秦國就是楚國，不是楚國就是秦國，兩個大國交戰，當勢不兩立。大王如果不親附秦國，秦國將出兵佔領宜陽，韓國的上地就會被割斷。秦國攻下河東，奪取成皋，韓國一定會投降，魏國就會聞風而動。秦國攻打楚國的西面，韓魏攻打楚國的北面，國家怎麼會不危險？……秦國現在據有巴蜀，大戰船順江而下，一日能行三百餘里，用不了十天就可以到達扞關，扞關受到威脅，楚國的東部地區就很難保住，西部地區的黔中、巫郡就不再屬於楚國了。秦軍如果出武關，楚國北部地區也會斷送。楚國遭到秦國的進攻只在三個月以內，而楚國要想得到諸侯的援救卻至少得半年，所以，楚國不與秦國親善是不行的。再說，坐等弱國的援救而忽視秦國的威脅，這正是下臣為大王所擔心的事情。　　「秦國出兵攻打衛陽晉，一定會堵塞天下的胸膛。大王出動全部軍隊去進攻宋國，不要幾個月宋國就可以拿下來，拿下了宋國，然後一直向東，那麼泗水邊的眾多小國就全歸大王所有了。　　「現在秦國和楚國接境連界，本來是地緣親近的鄰國。大王如果能聽取我的意見。我將讓秦國太子到楚國做人質，楚國太子到秦國做人質，獻秦國女子做大王的姬妾，進獻居民萬戶的都邑作為湯沐邑，長久作為兄弟鄰邦，永世互不攻伐。我認為沒有比這更好的計策了。」　　一席話說得楚懷王連連點頭稱是，馬上同意與秦和好，並送走了張儀。不久屈平出使歸來，問及懷王為什麼不殺張儀時，懷王又後悔了，派人去追卻為時已晚。　　張儀離開楚國，接著就前往韓國，遊說韓王道：「韓國土地不到九百里，儲糧不夠吃兩年，大王的士兵全部動員也不足三十萬。秦國有武裝士兵一百多萬，戰車千輛，戰馬萬匹，勇猛的士兵飛奔前進，不戴頭盔，拿起武器，憤怒沖入敵陣的，不可勝數。山東各國的士兵披著鐵甲，戴著頭盔去參加決戰，秦國人丟下甲衣，光著膀子，打著赤腳沖向敵人，左手提著人頭，右手捉住俘虜。秦國的士兵跟山東各國士兵相比，正像大力士孟賁跟膽小鬼一樣；用巨大的威力壓下去，正像大力士烏獲對嬰兒一樣。在戰鬥中，讓孟賁、烏獲式的勇士去攻打不服從的弱國，無異於把千鈞的重量壓在鳥蛋上，一定沒有倖存的了。　　「大王如果不歸順秦國，秦國將出兵佔據宜陽，隔斷韓國的上地，東進奪取成皋、滎陽，那麼鴻台的宮殿、桑林的苑囿都將不屬大王所有了。秦軍阻塞成皋，隔斷上地，大王的國土就被分割了。先歸順秦國就安全，不歸順秦國就危險。　　「所以我替大王策劃，韓國應該幫助秦國。秦國所希望的莫過於削弱楚國，而能夠削弱楚國的莫過於韓國。這不是因為韓國比楚國強，而是它的地勢是這樣。如果大王向西歸順秦國，攻打楚國，秦王一定高興。攻打楚國，利用它的土地，轉嫁禍害而使秦國高興，沒有比這更好的計策了。」　　韓王聽信了張儀的計策，表示與秦通好。張儀這才回到了秦國，向秦惠文王稟報了情況，秦惠文王念其功勞卓著，遂封其為「武信君」，並賜封給他五座城邑。其後不久，秦惠文王死亡，其子盪繼位，稱武王。武王自幼討厭張儀，群臣忌妒張儀的又趁機向武王進讒言，張儀也害怕大禍遲早降臨，因而用計辭掉相位，奔魏。　　公元前310年，張儀病死。至此，一代縱橫家張儀的歷史划上了句號。　　從張儀的一生來看，他所奉行的「投靠強者，孤立弱者，吃掉落單者」的戰略構想十分高明，但可惜的是，張儀只把這一思路運用在外交方面，而沒有用它來謀劃自己的處境。如果張儀能夠用連橫的思想來擺平他和秦國當權者的關係，那麼他也許會享盡榮華富貴，頤養天年。　　張儀所沒有做到的，呂不韋做到了。與借鑒商鞅一樣，呂不韋也借鑒了張儀的人生經驗。他不但從張儀的連橫戰略中悟出了團結強者（太子柱和華陽夫人）的成功要訣，更從張儀的人生失敗中悟出了將外交戰略運用到人際關係方面的道理。　　作為秦國眾多的外來戶之一，呂不韋通過一次豪賭，奠定了他日後在秦國的政治地位。而他從前輩外來戶的失敗中吸取的經驗，則讓他一開始就立於不敗之地，逐漸走向了他人生的頂峰。　　呂不韋通過活動，替異人謀得了一個「期貨」，那就是日後的秦國繼承權。那麼，為什麼呂不韋這樣一個大商人，會賠上自己的全部家當，努力要成為一個政治家呢？請看第三講《商人倫理與官僚帝國精神》。第三講商人倫理與官僚帝國精神　　馬克斯·韋伯有一本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是基督教新教徒的教義與早期資本主義自強、奮進精神之間的互動。如果真的要追究呂不韋為何要從政，而且初出茅廬就獲得勝利，恐怕答案就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商人倫理與中國特有的「官僚帝國」精神之中。　　儒商：呂不韋的理論導師中國的商人，從其精神層面可以分幾種，而最為人稱道的，就是善於進行理論思考、又具有相當文化基礎的「儒商」。　　說到儒商，首推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書上稱他富比陶朱公。孔子雖然口頭上「罪子貢善居積」，但內心還是偏愛他的。　　那是一個久遠的年代，但我們依然可以從浩若煙海的史籍中找尋到有關子貢的記載。而且幸運的是，子貢是司馬遷的寵兒。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子貢幾乎佔了1／3的篇幅，司馬遷毫不惜墨地告訴人們：子貢是孔子最富有的弟子。　　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寫道：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里。而子貢卻乘坐四馬並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　　孔子之所以能名揚天下，和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有很大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孔子的成就離不開子貢的貢獻。　　相傳孔子要到楚國去，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弟子皆有飢色。孔子叫子路到一家餐館去請求幫助，子路對老闆說：「我是孔子的弟子，我們師徒一行生活暫時有困難，請先生給予援助……」老闆答曰：「孔子的弟子？不行！如果是『孔方』（錢）的弟子還可以商量。」於是子路只好垂頭喪氣地回來報告孔子。這時，子貢挺身而出，拿出他珍藏的珠寶、美玉去換回了食物，孔子師徒才得以渡過了此難關。從此，孔子對子貢刮目相看，不再歧視。　　毫無疑問，子貢是聰明的。憑著這一點，子貢不但很好地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儒家學說，還成功地實現了自己人生價值的另一面——成為一代富商大賈，並因此被後世稱為儒商鼻祖。　　孔子周遊列國時，子貢一直伴隨在身邊。這十幾年的流浪生活，不但是他追求真知、積累政治經驗的過程，同時也是他積累財富的過程。　　這正是子貢值得尊敬又高人一籌的地方。他成功地將政商結合為一體，借孔子宣傳自己學說的政治出遊，大搞商業活動，為自己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後來他成功出使救魯國，也為他帶來了更多的商機。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2000多年後的今天，政商互動顯得同樣重要。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政治家的重要出訪，總是在為商人開路。2003年下半年，美國財長、總統為了美國製造業頻頻到中國、日本來干預匯率。日本政治家為了石油更是流水般地輪番做客俄羅斯。與這些商業目的明確但外表含蓄的出訪相比，有些政治家甚至直接就帶上了一個較訪問本身更引人注目的商業團組。與其遮遮掩掩，不如更為直接一些，反而會因此吸引到更多的眼球，收到更佳的效果。　　應該說，子貢是一位天才商人。孔子因此稱他「億則屢中」，非常讚賞他獨到的經營思想。如今看來，子貢的經商之道在於遵循樸素的經濟價值規律，掌握好市場的供求關係，賤買貴賣。他的許多商業思想，至今仍對我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正是這種天才的商業頭腦，使子貢成為了一代富商大賈。而更為可貴的是，子貢經商不是「不義而富且貴」，而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於這樣一個商業思想超前而且知識淵博、品行端正的商人來說，「儒商之祖」的稱號是當之無愧的。　　計然是春秋時期天下聞名的經濟學家，對治理國家的策略極有研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談論治國方略，與同時代的其他人截然不同。　　如果一個國家要打仗，就要首先做好後勤戰略防備工作，時刻準備好待用之物。如果能知曉國庫物資的多少，相互對照各種物資的供需狀況，就可以做到胸有成竹、了如指掌了。計然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富國強兵、稱雄於天下，只有首先將經濟基礎打好，國家物質富足了，才可能有條件訓練軍隊，使自己的國家兵力強盛，而人民的富足，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　　計然的許多見解，不僅僅是一種治國方略，而且還是非常到位的、非常精闢和實用的「經商良策」。　　比如計然說：「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計然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按照五行的說法，歲星處於金位，是豐年；處於水位，是荒年；處於木位，有饑荒；處於火位，是旱年。旱年則預造船隻，水年則預造車輛，這是適應市場變化的一個經營法則。每六年一個豐年，每六年一個旱年，每十二年一次大荒年。糧食的價格，每擔低於二十錢就會損害農民，高於九十錢又會損害商人。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商品就會減少；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土地就會荒蕪。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就能使農民和商人都得利。買賣公平、價格合理，使稅收和商品都不匱乏，這是治理國家必須遵守的基本法則。　　在這裡，計然從治理國家的角度去闡述市場運行的規律，而且又從商業運作的角度談論了應當如何去具體操作。他的觀點無疑是十分有見地的。　　除此之外，計然還認為，要在商業領域裡保持長盛不敗，關鍵要善於「用智」。他曾經這樣說：「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經營商業的基本法則是，貨物必須完好，不積壓商品，在商品的銷售過程中，容易腐爛的貨物和食品不要長期貯存，不要囤積貨物企圖抬價。考察某種商品是有餘還是不足，就可以預知它的貴賤。價格上揚到了極限就會下跌，下跌到極限又會上揚。因此，價格上揚時就要像對待糞土一樣及時出售，當價格下跌時就要如同珍愛珠玉一樣及時收購。應該使資金貨物像流水一樣不停地流通。　　很顯然，計然的這些見解十分中肯地揭示了商業運作的最為基本的規律，它對後世商人搞好經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是彌足珍貴的商業文化經典箴言。　　越王勾踐就是運用這些「經營理論」來治理國家的，十年之後，越國終於富強起來，最終打敗了強大的吳國，報仇雪恥，之後又進軍中原，成為春秋時期的五大霸主之一。　　政商：權謀中悟得失儒商具有理論深度，但商場還是感性的現象比較多，因而，人生閱歷是商場勝負的重要因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恰恰有一批身為官員，或者有過做官經歷的商人，他們從政治鬥爭與人情世故中悟出了得失的道理，從而在商業活動中遊刃有餘。　　管仲是春秋初期傑出的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一作敬仲，齊國潁上人。他少時家貧，青年時從事商業，後輔佐齊桓公施政，對齊國的政治、經濟多方予以改革，尤以搞活經濟、開發商業以及對利害觀的透徹分析縱橫於春秋，成為先秦時期著名的商人改革家。　　管仲身處諸侯四起、爭霸稱雄、社會激烈動蕩與深刻變革的時代，他以商人的膽識、思想家的睿智，洞察到諸國分立、兼并逐步走向統一的社會發展趨勢，胸懷創造霸業的宏偉政治抱負，從政輔佐齊桓公達十餘載，勵精圖治、銳意改革，使落後的齊國迅速崛起，雄踞五霸之首，將趨利避害的商業策略貫之於政治，取得了輝煌的成功。　　管仲出身寒微，從小就誦讀《詩》、《書》，學習禮儀，練習駕車、射箭的武藝。但因為生活貧困，他在年輕時不得不中途輟學，去從事被人看不起的商業，以經商來養家糊口。由於善於把握商機，他總能出其不意地大賺一筆，同時這些經歷也促進了他對社會的了解，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知識與經驗，對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弊病有了深刻認識。面對社會動亂、國家貧弱、人民困苦的生活現實，他立志要干一番事業。　　《管子·禁藏》篇揭示出了商業經營的一個基本謀略：趨利避害。　　天下這麼多事情，大家都是為一些利益所驅使，為利益而奔忙。人之常情是見到有利可圖的事情不可能不幹，見到禍害則不可能不躲避。商人們做買賣，夜以繼日地趕路，兩步並作一步走，千里行程也不會感到遙遠。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努力向前可以獲得更多利益！　　漁人們入海捕魚，海水深達萬仞，逆流而進，冒著生命危險停留於百里之外，日夜操勞而不歸，因為多捕到一些魚，就可以獲得更多利益。凡是利益存在的地方，山再高也能爬上去，水再深也能潛下去。　　善於治理的人，能夠看準利益之所在，因勢利導引導大家獲得利益，那麼人們自然會不待推動而自覺前往，不待牽引而自動過來，不用煩瑣擾攘而人民自然富裕，過上美好安定的日子。這就如同禽鳥孵蛋那樣，蛋隱藏在羽翼下，見不到形跡，聽不見聲音，不知不覺地便把雛鳥孵化出來了。　　在經商過程中，「利」與「害」的矛盾更是鬥爭的焦點。商業是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經營目的的，投資是期望財富不斷地增長，實力不斷地擴展，經濟發展不斷加速。企業是經濟組織而不是慈善機構，因此經商必須旗幟鮮明地追求經濟利益。　　商業的利潤來自市場運營，來自顧客一方，如何趨利避害獲取利潤呢？作為經商者要有長遠的眼光來看待利與害。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業為了獲取利益必然首先「給予」顧客，這其中包括調查顧客的需求、購買動機，從而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並通過廣告宣傳把產品信息傳遞給顧客，同時，還要加強售前、售中、售後各項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顧客的需要。　　在這一階段，商人進行的是一系列「利他」的行為，這是否有悖於「趨利避害」的原則呢？當然不，如果把商業在市場中的投入也看做「害」的話，那恐怕這位商人就要另投他業了。事實上，只有經過一系列不懈的利他行為，經商才有可能實現「利己」的目的，自身的經濟利益才能得以實現。　　在經商運作中，「利害」關係亦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商業內部利益的分配直接觸及商業內部員工的利益。我們要正視「皆為利驅，皆以利往」的利益觀，這是經商的根本。　　趨利避害的積極意義在於：經商者在能判清「利害」的情況下應有足夠的能力化不利為有利，這是現代經營中至高的謀略之一。因為在商場競爭中有些問題是無法閃避的，這時候就需要商人能夠「智者之慮，雜於利害」，考慮問題要兼顧利、害兩個方面，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發展的方向，在有利情況下看到不利，採取措施避免不利情況出現。而在不利情況下也要能夠看到有利，創造條件使不利轉化為有利，才能使企業立於不敗之地。　　創造條件的思想前提是學會全面地考慮問題，而在具體關係上就是因勢而變地創造條件，使自己處於主動地位。孫子曰：「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這就是說，要使諸侯屈服，就要用他們最害怕的事情去威脅它；要役使諸侯，就要用危險的事情去困擾它；要使諸侯歸附，就要用利益去引誘它。只要使諸侯害怕、困擾和引誘的條件具備，就能使之屈服、被役使和歸附。　　商業的成敗往往在於利害的轉化上，運作得好，商業經營就會蒸蒸日上，運作不好，商業就會不斷陷入困境，不能自拔。　　而幾千年前的管子傾其一生的實踐將趨利避害的原則完整地展現在了現代商人的面前。　　管仲的商業哲學乃至治國之道均是以「利」為中心的，他在商海中之所以能縱橫捭闔，關鍵在於能夠明辨利、害，趨之以利，避之以害，則莫不富也。雖然他後來棄商為官，但他一生沒有忘記從商海中學來的這一經世韜略。　　管仲看似唯利是圖的小人，實則不然。他以利觀人，得鮑叔牙這一人生知己。後在生死存亡關頭，他權衡利弊認為大義在於振興齊國，而不單單以死效忠，毅然決定返齊為相。在任期間，以利害之變整治齊國內政外交，使齊由弱變強。在春秋天子權威日見削弱之機，管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尊王攘夷贏得天下大利，終使齊九合諸侯。齊國的輝煌正是管仲商業謀略貫之於政治的最經典的範例。　　管子治國為經商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鑒之處，如不可圖小利而致大害，相反可以舍小利而贏取更多利益。利害的變化是瞬息萬變的，商業是一個能動的主體，它應當能夠應對時變，在關鍵時刻創造條件規避風險，獲取利潤。　　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國宛邑人。他是中國古代商人的聖祖，人稱陶朱公。　　范蠡看到越王勾踐運用計然的理論治理國家，使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十分感慨地說：「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動用了其中的五條就取得了如此滿意的效果，我打算也用這些策略來發家致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范蠡改換姓名，到了齊國就化名為鴟夷子皮，到定陶又化名為朱公，乘坐扁舟往來於江湖之中，從事商業經營活動。　　范蠡認為：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各種商品有各樣的用途，發生戰爭需要軍備，日常生活需要各種貨物。透徹了解這些情況，才能掌握商品流通的規律。作為生意人，要懂得儲備各種貨物——乾旱時期要生產舟船，洪水時期要備好車騎。農業生產變化無常，豐收時要多留儲備糧，以備災荒時用。糧食價格要保持合理標準。糧價低，農民受害，失去種田積極性，田園荒蕪，雜草叢生；糧價高，商人沒有收購能力，糧食賣不出去。只有讓農民和商人都得利，糧食交易市場才能興旺。這既是商經，也是治好國家的重要道理。　　商品的質量要完善無疵，手中的資金要不停地周轉。買賣貨物，要注意其特點，易腐敗的食品不要久留，儘快脫手。只有掌握了市場的供求情況，知道哪種商品過剩，哪種商品短缺，才能對其價格貴賤了如指掌。凡商品貴到極點必反賤，賤到極點必反貴。掌握住這一規律，對於貴的商品也可以像對待糞土似的儘快出手，對於賤的商品則可視如珠玉一樣收取過來。經商者手中的資金不要閑置不用，要使其像流水一樣運轉流通。　　范蠡提出六個經商思想：一是預測行情，窺其先機。春秋末期，自由經營的私商興起，他們獨立經營，自負盈虧，在複雜多變的市場形勢下，要獲利賺錢，就必須重視市場行情的變化，揣度商品供求和價格的變化，以便採取有針對性的對策。范蠡是那時善於預測行情、敏於掌握時機、在經營上取得極大成功的代表。　　二是貴賤復反，賤買貴賣。范蠡認為，貨物的時賤時貴是會有一定規律的，五穀賤貴在一定條件下會向相反方向轉化，物極必反，物之多少，價之貴賤，會向其反面轉化。他運用計然「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的觀點經商，看到市場上某種貨物上漲，就會刺激人們生產出更多的這種貨物，生產這種貨物過多了，賣不出去，價格就會跌落下來，反之亦然。貨物價格的貴賤與貨物的「有餘」和「不足」是有著密切關係的。因此，他認為具體從事經商的人應該在某種貨物價格昂貴時，就要像對待糞土那樣，趕快賣出去，從賤買貴賣的經營中獲利。　　三是完物上種，質高貨真。商品是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重性的。商品的質量是指商品效用的好壞，即使用價值的高低。效用好，使用價值高的，質量就佳，反之就是劣。商品的質量關係到生產者、商人本身的信譽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也關係到消費者的切身利益。當時當私營個體手工業者大量興起以後，范蠡就用計然之策，提出「務完物」的口號，要求質高貨真，他強調貯藏貨物要完好，並提出「腐敗而食之貨勿留」，以免浪費或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四是薄利多銷，不敢居貴。「薄利」是手段，「多銷」是目的，以「薄利」促「多銷」是商人的目的。范蠡主張「不敢居貴」，僅「逐什一之利」。他與投機奸商不同之處是出不抬價，進不壓價，不在商品的加價率上費心機，而是當買即買，當賣即賣。他提出的「無息幣」、「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就是力求加速商品的周轉次數，使得同量的資本在一定時間內能做更多的生意，從而在擴大購銷中去增加利潤的總額。范蠡是不敢居貴、薄利多銷型的古代經商者之典範。　　五是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范蠡經商之術廣泛地利用了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之策，大獲其利。天旱預先進船隻，天澇預先進車輛。大水年預做車子的生意，因為這時用船，車子沒人買，價賤，水災過後，車子將成為市場上特別需要的搶手貨而漲價，可以賺錢。在天旱時預做舟船的生意，其理相同。　　六是加速周轉，行如流水。范蠡主張在增加儲備的同時，應力求加速周轉，要求「無息幣」。他信奉計然「財幣欲其行如流水」的觀點，認為商品、貨幣在市場經營中應該像流水似的暢順，快速周轉。所以，他主張「不敢居貴」，薄利多銷、快銷，加速商品、貨幣在流通領域的周轉。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做到快銷、快購，加速商品流通中貨幣——商品——貨幣的進程，切勿保守惜售，觀望吝購而阻礙「貨幣——商品——貨幣」在流通中的周轉。　　賢商：得財有道的清醒者除了儒商、政商之外，還有一批「單純」的商人。他們並沒有深厚的學識與文化背景，也沒有從政的經驗，但是他們的經商業績卻與前兩種商人不相上下。究其原因，正因為他們是純粹的商人，所以更懂得不能搞短期行為，而是要「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在臨猗王寮村的西面路側，有一座引人注目的大墳冢，這就是戰國時期百萬富翁猗頓的古墓。猗頓只是其號，姓名與生卒年代已無可考。他是我國戰國初年著名的大手工業者和商人。　　猗頓並不是河東地方人，《史記集解》引《孔叢子》說他是「魯之窮士」。起初，他窮到「耕則常飢，桑則常寒」的程度，饑寒交迫，艱難地生活著。正當他為生活一籌莫展的時候，聽說越王勾踐的謀臣范蠡在助越滅吳，輔成霸業後，便棄官經商，將另一謀巨的富國之策用之於家，遂輾轉至當時「天下之中」是定陶（今山東定陶），「治產積居，與時逐」，19年間獲金巨萬，遂成大富，因號陶朱公。　　猗頓羨慕不已，就向陶朱公范蠡問發財致富之道。　　陶朱公十分同情他，便授與密方：「子欲速富，當畜五牸」。　　「五牸」是什麼？牸即母牛，泛指雌性牲畜。就是牛馬豬羊驢的母牲畜。　　陶朱公是根據猗頓當時十分貧寒，沒有資本，無法經營其他行業，便讓他先畜養少數牛羊，漸漸繁衍壯大，日久遂可致富。這對於猗頓來說，確是一個切合實際的致富辦法。　　猗頓聽了陶朱公的話，就離開老家，遷徙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地區），在猗氏（今山西臨猗境）南部畜牧牛羊。當時，這一帶土壤潮濕，草原廣闊，尤其是猗氏縣南20里處的對澤，為一片面積很大的低洼地區，水草豐美，景色宜人，是畜牧的理想場所。在水草茂盛的峨嵋嶺下，畜牧「五牸」，大量繁殖。　　由於猗頓辛勤經營，畜牧規模日漸擴大，不到十年的工夫，他的牛羊多得無法計數。史稱「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他由一個「魯之窮士」，變成了百萬富翁，名傳天下，富比王公，儼然和陶朱公齊名了。因為他發跡於猗氏，所以人們稱他猗頓，他的真名字反倒失傳了。　　猗頓來到河東以後，就在猗氏縣城南二十里的王寮村安家落戶，致富後的猗頓為了表達對陶朱公的感恩之情，在今臨猗縣王寮村修建了陶朱公廟。一直到死。王寮村有猗頓宅，不過如今年深月久，遺址已無從考究。他死後，屍骨就埋在王寮村的西邊，並沒有搬回老家去安葬。　　猗頓能以畜牧而富擬王公，其畜牧規模之大可以想見，他為當時晉南一帶畜牧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同時，他以牛羊而致富的過程，也為他積累了一定的商業經驗。　　在經營畜牧的同時，猗頓已注意到位於猗氏之南的河東池鹽，他在販賣牛羊時，順便用牲畜馱運一些池鹽，連同牲畜一起賣掉。在此過程中，認識到販運池鹽是一條獲利更大的致富途徑。於是，他在靠畜牧積累了雄厚的資本後，便著意開發河東池鹽，從事池鹽生產和貿易，成為—個手工業者兼商人。　　戰國時代山林川澤之利的開發，雖然為官府控制，但官府不直接經營，而是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讓「民」去經營，但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手工業者，而是一種有錢有勢的豪民。因為這種開發需要大量的投資，需要一定數量的勞動力，正如《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猗頓即屬於豪民，因此才有力量去開發河東池鹽，而直接生產者當是依附於他的貧民、僱工等。　　雍正《敕修河東鹽法志》卷一說：河東池鹽為「池水澆曬之鹽，可直（接）食用。不須涑治，自成顆粒。」即將池水澆在地上，風吹日晒後即可成為顆粒狀食鹽，不需要煮煉。因此，《左傳·成公六年》中稱其為「國之寶」。正因為河東池鹽為天然之物產，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源，猗頓便不斷擴大池鹽的生產與銷售規模，使他成為當時我國著名的大富豪。　　據說，猗頓為了更加有效地經營池鹽，加快販運速度，還試行改變驢馱車運的落後的運輸方式，欲以舟運，開鑿了山西地區第一條人工運河。據乾隆《臨晉縣誌》卷六記載，這條運河從河東鹽池起，通於五姓湖，又從五姓湖至蒲坂（今山西永濟縣）之孟明橋入黃河，遙遙百里左右（這基本是後魏時永豐渠的路線）。只是因黃河泥沙淤塞渠口，未能使用。　　關於猗頓開鑿運河，目前尚未得到原始資料的佐證，我們只好存疑。這裡僅從幾個方面來分析其可能性，從客觀需要方面講，開鑿這條運河，不僅是運輸池鹽的需要，也是保護池鹽的需要，因為河東池鹽最忌客水（外來之水）浸入，破壞池鹽生產。運渠可以引走客水，保護鹽池。此後永豐渠的開鑿也是出於這個目的。從地形上看，這—線地勢平坦，無山石阻隔，工程難度不大。從生產力水平考慮，當時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大大增強了人們開發水利的能力，春秋時吳國開鑿的邗溝、戰國初期魏國邱地開鑿的12條引漳水渠、魏惠王時開鑿的鴻溝等足以證明猗頓時已有能力開鑿那條運河。從財力上講，猗頓當時已成巨富，有力量興修運渠。當然，歷史事實需要充分的資料說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今後進一步探討。　　《屍子·治天下篇》說：「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亦必不過矣。」《淮南子·汜論訓》也說：「玉工眩玉之似碧盧（一種美玉）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猗頓對珠寶有著相當高的鑒賞能力，以至可以與伯樂相馬相提並論。由此可以推測，猗頓在經營池鹽的同時，可能還兼販賣珠寶，並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猗頓通過多方經營，終成巨富，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很大。《韓非子·解老篇》：「夫齊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卜祝之富，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說明猗頓之富已等同陶朱公，並可與王室並提。　　提到埋葬猗頓這件事，在猗氏人民群眾中至今還流傳著饒有趣味的佳話。　　其一是猗頓對運城池鹽的幫助。那時節，運城盛產池鹽，但由於運輸條件很差，鹽的銷路不廣，附近人民的生活也自然很窘困。猗頓利用自己雄厚的畜力，大搞池鹽運輸，暢銷秦、豫、魯各處。這樣一來，大大活躍了池鹽的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也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好處。猗頓不只搞運輸，也做採鹽、販鹽的大生意。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猗頓用盬鹽起。」　　其二是猗頓對當地水利的興修。橫貫猗氏城南的涑水河，那時本是一條「害河」：天旱時它乾涸，雨澇時它橫溢，不能灌溉田地，反使莊稼遭災。猗頓僱用勞力，疏通河道，加寬河岸。於是，「害河」變成了「利河」，人民得了好處。　　其三是猗頓對窮苦人民的周濟。猗頓後來成了百萬富翁，但他沒有忘記自己早年的窮困，也常常做一些修橋補路的善事。　　由於以上原因，到現在，兩千多年了，其間滄海桑田，多少古墓都已相繼泯沒，作為外鄉人的猗頓，他的墓不僅沒有泯沒，反而一直保護得很完整。　　《史記·貨殖列傳》中寫了許多富商大賈，其中專門寫到了善於「治生」的富商白圭。原文如下：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谷；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這段話的意思是：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當貨物過剩，人們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人們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　　他知道，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穀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　　他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僱傭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干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夠不上正確取捨，強健夠不上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功的。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戰國時周人，曾在魏國做官，後來到齊國、秦國。《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財家。　　他從商主要經營的是農副產品的貿易，其經驗十分豐富，但是卻與貪賈奸商們投機倒把、走歪門邪道的生意經不同，白圭有一套自己獨特的經營之道。　　其實說起來，白圭的經商之道並不複雜，用八個字就能概括，那就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這又怎麼解釋呢？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農業經濟循環說，即農業的豐收和天時有關，認為十二年為一個周期。開始的第一年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是衰退期，第四年乾旱，再兩年是小豐收，第七年又是大豐收年，此後兩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則又乾旱，隨之又是兩年的小豐收，到下一年重新開始一個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礎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經商致富的原則，即「治生之術」，其基本原則是「樂觀時變」，主張根據豐收歉收的具體情況來實行「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當時的貿易是以貨易貨，而白圭的高明之處就是準確掌握行情，在別人覺得多而拋售時，他就大量地吃進，等別人缺少貨物需要吃進時，他就大量拋出。這樣低進高出，必能從中取利，積累財富。　　比如，在豐收的年份以及糧食大量上市的季節，農民總要把剩下來的多餘糧食脫手賣出去，一時間市場上就會出現糧價下跌的現象，而白圭就在這時大量把糧食收購到自己的糧倉之中，這就是「人棄我取」。　　在糧食歉收的年份或者是青黃不接之際，農民就急需購買糧食以維持生活，這樣糧價就會暴漲，而這時白圭就把存糧再拿到市場上出售就可以獲取暴利，這就是「人取我與」之道。　　不僅如此，在歉收年份糧價上漲的同時，往往手工業產品和各種原材料的價格就會下跌，而白圭也就及時大量收購這類物品，這還是「人棄我取」，總之這套商業理論給白圭帶來了大量的財富，而白圭也將此做法自我標榜為「仁術」。　　此法的經營特點是，在某些商品還尚未形成社會的迫切需要時，會一時的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商品的價格從而也會降低不少。這時就要預先大量購買囤積，等到社會迫切需要此商品而使價格上漲時再行出售，這就是白圭「待乏」的原則。　　他這樣掌握時機進行買賣，所出的收購價格即使比當時的市場價高一些，但相對於歉收年的「人取」之價而言，還是很便宜的。而銷售時價格即使比當時的市場價低一些，但是和購進時的價格相比還是很有賺頭的，這就叫做「時賤而買，雖貴已賤，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白圭這樣做雖然不能取得最大程度上的利潤，但是由於他長遠的目光，有計劃地大量購銷，因此還是能夠從中獲取大量的收益。而且此做法客觀上還對市場起到了調劑供求關係的作用，對農民、小手工業者以及普通的消費者都有好處。從商業道德角度來看，白圭可以算得上是位誠賈良商的。　　與熱衷於經營高級商品和一味在抬高價格上打主意的商人不同，白圭還有一個自己的經營原則，那就是薄利多銷。　　他主要經營的是穀物糧食，絲綿蠶繭等生活必需品，雖然利潤不高，但是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仍可獲厚利。而且他主張選擇品種優良的種子，提供給農民以增加穀物的收穫量，作為一名當時的商人，白圭能夠從觀念上把商業的發展放到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來運做，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白圭實不愧商業理論家之稱。　　白圭在當時的社會中不僅懂得低買高賣的經濟基本規律，而且提出了「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既簡單又高明的理論，這對秦漢以後各代的設市貿易、公輸方式都產生了極大影響。　　白圭為達到理財富國的目的，對各種市場信息極為重視，反應也極快，出手果斷。一遇行情變化，立即作出決定，是買進還是賣出，絕不錯過任何一次良機，用他的話說就是「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同時，他還能克勤克儉，身體力行，精心創業，是一個自制力極強的人，絕不會因為賺了錢就去揮霍浪費。　　白圭對自己的這套經商之術也很是引以為自豪，他還強調商人要有豐富的知識，要做一名成功的商人，必須同時具備「智」、「勇」、「仁」、「強」等素質。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謀略，又要有孫子用兵的韜略，否則經商是很難有大成就的。　　智，即是機敏靈活，能夠隨時以應付各種變化的形勢；勇即判斷果決、當機立斷，決不可坐失良機；仁就是取予適當，不要一味與人爭利；強則是說要意志堅定，時機不成熟決不能輕舉妄動。他表示缺乏上述條件的人是無法在複雜多變的商業經營中立足取勝的。由於白圭經商之術高明，受到了歷代商賈們的推崇，白圭已成為了天下富賈大商所效法之楷模。　　白圭為國理財，常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為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歉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安民的同時為國家理財致富。　　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生活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白圭在當時還很擅長觀察天氣變化，注意提前儲備糧食物資來救災救荒。在豐收之年就趁糧價低時大量買進，等災荒發生時就以低於市場的價格低價賣出，幫助人民度過災荒。這樣在安民的同時，財富也成倍地增加。　　白圭還有一個讓現代人汗顏羞愧的經商思想：「欲長錢，取下谷，長石斗，取上種。」意思是說如果為了省錢而買穀物自己吃，就買差一些的穀物，如果是為了做種子來年豐收，那就請買上等的種子。他不但為對方著想，還計劃得合情合理，既要節儉，又要豐產。這種經營思想和真誠為顧客著想的人在如今也是很少見的。許多商家如果真把顧客當做上帝來對待，就應該處處為顧客著想，而且要像白圭那樣想在前邊，這才是最有效的最讓人欽佩的經商策略。　　在戰國時期，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卻將經濟的重要性等同於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　　他認為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麼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終不告之」或許有些過分，有不外傳之嫌，但或許白圭認為不仁不義、無勇無謀的人學了也不會用好，反而會壞了他的名聲吧。比如有人學了之後用欺詐之法損人利己，這恐怕與白圭的利國利民然後再取財的道理相違背了。總之，白圭將經商的地位看得與政治軍事同等重要，說明他具有了一種謀略家的頭腦。　　白圭的「待乏」原則，是把日常生活中人人都遇到的事作為自己賺錢之道。可見，機會、生意、財富並非難覓，而是無處不在。它就在你的身邊或者正與你擦肩而過，甚至就在你的眼皮底下。　　可以推斷，既然「天下言治生祖白圭」，那麼，呂不韋肯定也學習借鑒了白圭的經營思想。呂不韋「販賤賣貴」，就是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思想的翻版。　　商與戰：中國商業文化的精髓前面三種商人，都是經商的高手，但是如何能夠讓自己成為高手中的高手？中國古代商人就提出了一個命題：商戰。商場如戰場，所以進行商場實戰，從商戰中獲得經驗，則成為呂不韋乃至整個商人階層共有的智慧來源。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對作戰之重要，為將者不可不察也。經商如作戰，商場如戰場，經商者如指揮千軍萬馬之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會佔據有利的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商戰」也並非全無章法，而是有著非常獨特的理論，後人將其歸結為商戰的「十大要訣」。　　商戰的第一要訣，就是「知地取勝，擇地生財」。　　兵法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可見地形對作戰之重要，為將者不可不察也。經商如作戰，商場如戰常經商者如指揮千軍萬馬之將帥，智慧的將帥往往會佔據有利的地形，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大謀略家的范蠡，更是深諳此道。他以戰略家的眼光，認為陶地為天下之中，諸侯四通，是理想的貨物貿易之地。遂選陶地為營銷點，果然，十九年間他三致千金，陶朱公的美稱也由此而飲譽古今，留名青史。《史記·貨殖列傳》載，秦國滅了趙國以後，實行了移民政策，當時許多人賄賂官吏，不願搬遷，要求留在原地，唯獨富商卓氏要求遷往較遠的汶山之下，他看中那裡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民風淳厚，居民熱衷於買賣，商業易於發展。幾年後，卓氏成了遠近聞名的巨富。這種不唯任時，且唯擇地的觀念已為後世商人所接受。淮左名都，竹西佳處的江蘇揚州，地處南北要衝，交通發達，水運便利，貨往頻繁。其地膏沃，有茶、鹽、絲、帛之利，眾多商人紛至沓來，一時商賈雲集，秦商、晉商在這裡定居經營。有名的徽商也就是從這裡開始起步，稱雄江湖。　　商戰的第二要訣，是「時賤而買，時貴而賣」。　　范蠡和白圭認為，時賤而買，雖貴已賤；時貴而賣，雖賤已貴。強調商人要善於捕捉商機，把握時機，不失時機地買進賣出。商業的利潤源於買賣的差價。一旦發現買賣的時機一到，則要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當機立斷。魏文侯時，國人注重農耕，而白圭卻樂於觀時機的變化。糧食豐收時他買進穀物，賣出絲漆。待蠶絲上市時他就大量收購蠶絲，售出糧食。他曾說：我做買賣，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樣有計謀，如孫子和吳起那樣善於判斷，還能像商鞅執法那樣說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隨機應變，其勇敢不能當機立斷，其仁愛不能恰當地取捨，其堅強不能堅持原則。所以，這種人跟我學經營之道，我也不會教他的。這段話，把他掌握賤買貴賣時機的時斷與智斷闡述得淋漓盡致。白圭的經商原則和經驗，都被後世商人所稱道。他憑著自己的這套經營謀略，精心經營，以至家累巨萬。　　「見端知末，預測生財」是商戰的第三要訣。　　春秋時期的越王勾踐，為雪亡國之恥，終日卧薪嘗膽，勵精圖治，當得知吳國大旱，遂大量收購吳國糧食。第二年，吳國糧食奇缺，民不聊生，民食不果腹，怨聲載道，越國趁機起兵滅了吳國。苦心人，天不負。越王終成霸業，躋身春秋五霸之列。這裡越王勾踐做的是一樁大買賣，他發的財不是金銀財寶，而是一個國家和稱雄天下的霸業。是商賈之道在政治上運用的成功典範。《夷堅志》載，宋朝年間，有一次臨安城失火，殃及池魚，一位姓裴的商人的店鋪也隨之起火，但是他沒有去救火，而是帶上銀兩，網羅人力出城採購竹木磚瓦、蘆葦椽桷等建築材料。火災過後，百廢待興，市場上建房材料熱銷缺貨，此時，裴氏商人趁機大發其財，賺的錢數十倍於店鋪所值之錢，同時也滿足了市場和百姓的需要。管中窺豹，略見一斑，敏銳的觀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是經商者財富永不幹涸的源泉，也是經商者必備的能力之一。　　「薄利多銷，無敢居貴」是商戰之中第四重要的訣竅。　　先秦商業理論家計然認為，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主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司馬遷說過：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就是說貪圖重利的商人只能獲利30%，而薄利多銷的商人卻可獲利50%。《郁離子》中記載：有三個商人在市場上一起經營同一種商品，其中一人降低價格銷售，買者甚眾，一年時間就發了財，另兩人不肯降價銷售，結果獲的利遠不及前者。漢高祖劉邦的謀士張良，早年從師黃石公時，白天給人賣剪刀，晚上回來讀書，後來他覺得讀書時間不夠用，就把剪刀分成上、中、下三等，上等的價錢不變，中等的在原價的基礎上少一文錢，下等的少兩文錢。結果，只用了半天的時間，賣出剪刀的數量比平日多了兩倍，賺的錢比往日多了一倍，讀書的時間也比往日多了，所以民間有句諺語：張良賣剪刀——貴賤一樣貨。　　第五大商戰要訣是「雕紅刻翠，流連顧客」。　　《燕京雜記》載：京師市店，素講局面，雕紅刻翠，錦窗繡戶。有的店鋪招牌高懸，入夜家家門口點起了五光十色的錦紗燈籠，把街面照得如同白晝。有的店鋪擺掛商品宣傳字畫，張掛名人書畫，附庸風雅。以此來升華店鋪的品位與提高顧客的回頭率。還有些茶肆、飯館、酒店中特意安排有樂器演奏和評書為客人助興。宋代京都杭州的麵食店裡，只要顧客一進店坐下，夥計立刻前來問顧客所需，盡合諸客呼索指揮，不致錯誤。經營者們深深懂得豪華的裝飾，反映一個店鋪的實力，於是店堂設計畫柱雕梁，古色古香，金碧輝煌，極盡鋪陳之能事，以迎合達官巨賈、貴婦名媛求高雅的消費心理。在服務上進門笑臉相迎，出門點頭送行。這些敬客如神的做法加上高貴典雅的裝飾，使眾多顧客如沐春風，一見鍾情，從而流連忘返、百顧不厭。　　第六要訣是「以義為利，趨義避財」。　　清朝時，商人舒遵剛，精榷算，善權衡。經商之暇，喜讀《四書》、《五經》，把書中的義理運用於經商之中，他曾說：錢，泉也，如流泉然。他還說：對人言，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國且如此，況身家乎。徽州商人李大皓告誡他的繼承者說：財自道生，利緣義出，以此律己，做到視不義富貴若浮雲。子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以義取利，德興財昌，舍義取利，喪失了義也得不到利，為商者應深以戒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如果一個經營者有長期的理性和智慧，他必不會用惡劣、卑鄙之手段去獲利；用惡劣的手段去做生意，最終將會失去已獲的利潤。　　呂不韋比較擅長的，是商戰中的第七要訣：「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韓非子·五蠢》中說，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這裡強調了一個善字。資金不足，必須善於使用，使用的目的也是獲利，唯有資金與商品流通不息，才能使利潤滾滾而來。對待商品要做到務完物，即貯藏的貨物要完好，腐敗而食之貨勿留；處理資金要做到無息幣，即指貨幣不能滯壓，貨幣欲其行如流水，貨幣和商品流通了，買賣就活了。宋代的沈括舉例說：十萬元資金倘不周轉，雖百歲故十萬也，如果貿而流通，加快周轉，則利百萬矣。　　商戰第八要訣，是最接近於兵法的「奇計勝兵，奇謀生財」。　　兵家常說：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說：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書中還列舉了賣油脂的雍伯、賣肉製品的濁氏等商人，他們都是掌握一技之長，經營奇物的商品而致富的。後世的張小泉剪刀鋪亦然。清代山西太谷縣一個曹氏商人，有一年看到高粱長得莖高穗大，十分茂盛，但他覺得有些異樣，隨手摺斷幾根一看，發現莖內皆生害蟲。於是，他連夜安排大量收購高粱。當時一般人認為豐收在望，便將庫存高粱大量出手。結果高粱成熟之際多被害蟲咬死，高粱歉收。而曹氏商人卻奇計獲利。　　第九個商戰要訣，也是很多人都容易忘記的，「居安思危，處盈慮方」。　　《書經》有云：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漢書·息夫躬傳》有言：「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商人李祖理「精理精勤，竹頭木屑之微，無不名當於用，業以日起，而家遂燒。」秦末有位任氏商人「折節為儉」，要求家人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古人關於經商理財的記載中還有：生意要勤快，切勿懶惰，懶惰則百事廢；用度要節儉，切勿奢華，奢華則錢財竭。由此可見，經商者居安思危，勤儉為尚。處乎其安，不忘乎其危。少一些安樂，多一份憂患，將使經商者進入佳境。　　導致呂不韋最後失敗的，正是他沒有重視的商戰第十要訣：「擇人任勢，用人以誠」。　　孫子曰：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故善戰者，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勢。春秋戰國時期，有一位齊國的商人叫刀閑。當時的商人一般都不願雇頭腦靈活的人做事，唯獨刀氏專門使用這種人，並給以豐厚的報酬和充分的信任，放手大膽地讓他們去干，這些僱工幹得十分賣力，也非常出色。明代蘇州有個叫孫春陽的雜貨店，其店分為南北貨房、海貨房、腌臘房、醬貨房、蠟燭房，售者由柜上取下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代至清乾隆年間二百多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像蘇州這個店鋪林立之地，孫春陽的雜貨房生意竟然能興盛二百多年，其成功之奧秘當得益於用人以誠，店規之嚴。清道光年間的黔商胡榮命在江西經商50餘年，由於他以誠待人，童叟無欺，名聲大著，晚年罷業回鄉，有人要求以重金賃其肆名，他一口回絕，並說：彼果誠實，何籍吾名也！可見，誠信為本是中國人經商的傳統美德。　　儒商、政商、賢商這三種類型，基本可以概括中國古代商人倫理，那就是態度務實、善於總結、眼光長遠。而商人的這些基本倫理，恰恰和中國古代「官僚帝國」的精神不謀而合。所以，呂不韋才能成功轉型，從一個純粹的商人，變成了一個政治家。　　呂不韋從儒商那裡學到了善於總結經驗、深思熟慮的長處，因而有條不紊地制訂計劃，實行他的「奇貨可居」投資；他從政商那裡學到了政治與經商可以互相參證、考校得失的道理，於是從商業的風險投資行為中獲得靈感，並且從商鞅和張儀的人生中悟出了得失之道；他從賢商那裡學到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原則，便不急於求成，而是努力經營自己的政治投資事業；他在商戰中領悟了戰場與商場之間的聯繫，更是舉一反三，從中感受到了政壇活動也與自己的商業活動有異曲同工之處。　　可以說，沒有商人倫理，就沒有戰國時代最後一位大政治家呂不韋。而呂不韋卻沒有想到，自己想要為政治投資進行「雙保險」的一招險棋，會成為歷史上爭論不休的千古之謎。請看第四講《偷龍轉鳳：追加投資的內幕》。第四講偷龍轉鳳：追加投資的內幕　　一般來說，當某人在某個集團內部取得重要地位，他就要有更加出色的表現，來證明自己的能力的確配得上自己的地位，同時贏得集團內其他人的信任。而對呂不韋和異人這個同盟來說，異人靠呂不韋的扶植才獲得了繼承權，已經別無所求。而呂不韋偏偏進行追加投資，將一個美貌姬妾送給異人，這到底是為什麼？　　一箭雙鵰：鞏固地位的「獻寶」　　呂不韋是個精明的商人，其次才是一個冷靜的政治家。所以，他的每一個舉動，都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有著各種能夠利於他的理由的。為剛剛獲得繼承權的異人尋找姬妾，自然也不僅僅是籠絡「君心」這麼簡單。　　事實上，呂不韋正在籌劃一招險棋，如果這一手成功，異人的一切，就會巧妙地變成呂不韋的。這就是歷史上疑雲重重的「秦始皇身世之謎」。　　呂不韋西行遊說取得成功後，與異人成了好朋友，兩人經常在一起飲酒聊天，等待回秦國的時機。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使呂不韋的風險投資前景更加美妙。　　正常的男人有個通病：好色。尤其是成功的男人、有錢的男人，更是難過美人關。俗語云：饑寒起盜心，飽暖思淫慾嘛！　　富商呂不韋當然也不例外。他在邯鄲經商，少不了聲色犬馬。邯鄲的勾欄瓦肆，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夜總會、歌舞廳之類場所，是他常常光顧的地方。他在這些娛樂場所發現了一個美人，這個美人正當妙齡，能歌善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真可謂天生尤物。　　於是，呂不韋便與這個美人同居了，或者說包她做了「二奶」。大概富商只要看上了誰，是非要搞到手不可的。在金錢的攻勢下，有幾個女人能抵抗得了？何況是用身體謀生的女人呢！　　一個圖色，一個圖錢，兩人自然一拍即合。　　從司馬遷的記述中，處處可以看出司馬公對這個天生尤物的厭惡之情，以至於連她的芳名也懶得記下來，於是，後人只好用趙姬來稱呼這位不該在歷史上佚失姓名的女人。　　兩人同居一段時間之後，因為沒有搞好計劃生育，趙姬發現自己有了身孕。　　一天，異人來呂不韋家做客。兩人開懷暢飲，酒酣耳熱之際，呂不韋令趙姬出來給異人敬酒，大概也想藉此向異人炫耀一下自己的情婦是多麼漂亮！　　異人此時已不是當初那個窮困潦倒的落魄公子了，也已經步入了飽暖思淫慾之列。此時異人一見趙姬，頓時兩眼發直，七魂六魄全讓趙姬勾走了。　　酒壯色膽，異人抓起酒杯站起來，在趙姬面前動手動腳，非要為趙姬敬酒。　　呂不韋見異人失態，心中不快，正想令趙姬回內室去，誰想異人沖他說了一句話，差點兒將呂不韋氣暈過去。　　異人竟請求呂不韋將趙美人轉讓給他。　　呂不韋不禁大怒。「朋友妻不可欺」。誰知到了異人這裡，成了「朋友妻不客氣」。　　對於一般的男人來說，任何東西都可以出讓給別人，唯獨自己心愛的女人不可以。　　但呂不韋並非一般的男人。在他的眼中，只要能給自己帶來豐厚的利益，一切都可以用來交易。　　他一氣之下，想將異人趕出去。但轉念一想，自己不惜傾家蕩產為異人投了巨資，一切正按其計划進行，非常順利。現在如果拒絕異人的無理要求，必然會得罪他。而一旦得罪了異人，他的付出就真成了肉包子打狗了。　　為了一個女人，豈能得罪他將來的主子呢？　　不過是轉瞬之間，呂不韋的腦子飛快地權衡利弊。他忽然心念一動：趙姬現在有了身孕，異人娶了趙姬，過幾個月，一定誤以為趙姬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骨肉。八九個月後，趙姬如果生的是兒子，那麼，將來就能做異人的繼承人。如此一來，等異人做了秦國國王，趙姬肚子里的孩子便是太子，未來的秦國就被偷天換日改姓呂了……主意一定，呂不韋馬上作出無所謂的樣子，慷慨地答應將趙姬贈給異人。　　異人沒想到呂不韋如此夠「朋友」，於是千恩萬謝，喜滋滋地回府，準備過兩天來迎娶新娘。　　晚上，呂不韋與趙姬一番溫存之後，向趙姬道出了他偷天換日的計劃，並再三叮囑趙姬：千萬別向別人透露已經懷孕的事，待與異人同房兩個月後，再告訴異人，就說孩子是異人的。　　趙姬本是一個風塵女子，只看重金錢與性慾，豈管什麼仁義廉恥！她想，跟著呂不韋，終生不過是個商人的情婦；而嫁給異人，將來異人如果順利繼承君位，她就成了王后，何樂而不為！　　想到此，她怎麼能拒絕這等天大的好事呢？　　趙姬，這個幫助呂不韋完成了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筆風險投資生意，又因為生了秦始皇而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女人，不僅連名字也沒留下來，而且其身世也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先是說：「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下一段卻這麼寫道：「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照前一個說法，趙姬既然是一個舞姬，那麼肯定不是出自豪門。一般豪門小姐不會去做舞姬的。而照後一個說法，那麼，趙姬大概不會側身於「邯鄲諸姬」之中。　　為此事，後人猜測：趙姬可能原本出身豪門，後來家族敗落，才淪落為邯鄲的一個風塵女子。　　筆者以為，此處極可能是司馬公的誤記。如果趙姬真的是出身豪門，可能是這樣的情況：趙姬的家族雖然是邯鄲豪門，但她的父母屬於豪門中比較遠的一支，或者說是豪家庶出的女兒。就如異人一樣，趙姬的母親只是豪門貴人的一個不受寵的小妾，她的女兒自然也不受寵愛，所以趙姬淪落為邯鄲舞女。而趙姬自從嫁給秦國公子為妻之後，政治地位自然上升了，於是該「豪門」也就接納了她……司馬遷還說，正因為趙姬是「趙豪家女也」，所以才在異人與呂不韋逃跑後，趙國君臣要捕殺異人的家小時，「得匿」，即成功地躲藏起來。　　即使趙姬的娘家是趙國的豪門貴族，但無論怎麼「豪」，也「豪」不過趙國的國君。在國讎面前，趙王不會容許任何豪門放縱朝廷要犯。所以說，趙姬母子並非因為藏在「豪門」，而是因為藏在民間才幸免於難的。　　趙姬與兒子嬴政（當時叫趙政。異人之所以沒讓兒子跟自己姓，大概早就有一旦自己遇到危險便讓趙姬帶著兒子隱藏到民間的考慮）在趙國隱姓埋名六年，嬴政長到八歲時才回到秦國。可以想像，趙姬與兒子這六年來的生活是多麼不容易！　　後來秦國滅趙國後，嬴政親自到邯鄲視察，一方面是為了享受一下衣錦還鄉的快感，一方面是為了報仇。他到邯鄲後，將「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資治通鑒·卷第六》）。這一行動說明秦始皇的童年是在貧寒與屈辱中度過的，否則他哪來那麼大的仇怨？如果他的「母家」真的是趙國的豪門，誰又敢欺負他們母子？嬴政又哪來這麼大的委屈？　　長期受過壓抑、屈辱的人，一旦握有生殺予奪之權，往往會非常殘暴。這是一種報復，也是一種發泄。從秦始皇殘暴的性格中，我們也可推斷出，他小時候一定受過極為痛苦的折磨，才使其性格變態。　　《史記》寫呂不韋將趙姬獻給異人，以後偷天換日潛移秦國國祚，特意說明這並非呂不韋刻意為之，實乃無心插柳。趙姬與呂不韋的兒子成了秦王，秦王統一六國後成了秦始皇，可謂呂不韋風險投資的意外收穫。　　但也有史家認為，呂不韋深謀遠慮，先故意讓趙姬懷孕，然後請異人來呂府飲宴，讓趙姬出來挑逗異人，從而實現了呂不韋偷天換日的絕妙計劃。　　被清朝文學批評家蔡元放譽為「全要作正史看」的《東周列國志》就認為這一切都是呂不韋的陰謀。書中寫道：再說不韋向取下邯鄲美女，為號趙姬，善於歌舞，知其懷娠兩月，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為王，嬴氏的天下，便是呂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注生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令奉勸一杯，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環，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在氍毹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向前為壽。杯到異人，異人抬頭看時，果然標緻。怎見得？雲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微開笑靨，似褒姒欲媚幽王；緩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即在氍毹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游龍，袖如素蟬，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搖魂盪，口中讚嘆不已。趙姬舞畢，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一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入內去訖。賓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卧於坐席之上。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請於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得此姬為妻，足滿平生之願。未知身價幾何？容當奉納。」不韋佯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理？」異人慚愧無地，即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愛，實乃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為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尚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即當奉送，備鋪床拂席之役。」異人再拜稱謝，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　　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為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既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必為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即為太子，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泄漏！」趙姬曰：「君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妻恩愛，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為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　　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即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既有此良姻，某當為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髯翁有詩云：新歡舊愛一朝移，花燭窮途得意時。盡道王孫能奪國，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得水，愛眷非常。約過一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人不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才產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看那嬰兒，生得豐准長目，方額重瞳；口中含有數齒；背項有龍鱗一搭。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日，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王，必有異征，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於正月，異日必為政於天下。」遂用趙姬之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為秦王，兼并六國，即秦始皇也。　　秦昭襄王（後人也稱之為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初一（公元前259年12月17日），趙姬生下了後來成為秦始皇的兒子嬴政。　　因為嬴政生於正月初一，古時「正」與「政」音義相通，所以異人給「兒子」取名為「政」。　　按說，「兒子」應該跟他姓嬴，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讓「兒子」姓趙。　　《東周列國志》的說法是，異人讓「兒子」隨趙姬姓。而唐朝的司馬貞撰《史記索隱》，認為異人覺得嬴政出生在趙國，而秦趙在歷史上同宗，所以才讓嬴政姓趙。　　也有人認為，異人之所以讓「兒子」姓趙，實際上是一種韜晦之計。異人身在敵國，隨時會有生命危險。如果「兒子」跟他姓嬴，一聽姓氏便知道是秦國人，說不定會給「兒子」帶來殺身之禍。而讓「兒子」姓趙，一但自己有了危險，趙姬和兒子可以隱姓埋名藏於民間。如果異人真的是出於此等考慮，亦可見異人深謀遠慮，的確不是等閑之輩。也難怪呂不韋一見之下，便認定他是個「奇貨」。　　呂不韋偷天換日之事，司馬遷言之鑿鑿，毫不含糊。但是，也有史家認為，呂不韋與趙姬同居，使趙姬懷孕，再設陰謀將趙姬獻給異人之事，實是後人的猜測臆度，司馬遷道聽途說，以訛傳訛。　　清人洪亮吉、紀曉嵐等人所編著的《歷朝史案》就認為，呂不韋偷天換日之事乃「好事者為之也」。理由是《戰國策》未記此事。而此理由根本站不住腳。《史記》所記許多史事，均不見於《戰國策》，此類事例不勝枚舉，難道司馬公所記都是假的？　　其實，洪亮吉、紀曉嵐這些御用文人都是些老古董，認為司馬遷揭露了「千古一帝」的不光彩的身世是傷風敗俗，有損秦始皇的光輝形象，所以才百般為呂不韋獻姬一事進行掩飾。宋朝大名鼎鼎的道學先生朱熹，就是那個宣揚婦女「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朱文公，在《朱子綱目》中就沒有記錄呂不韋偷天換日之事，《歷朝史案》讚揚朱熹是個好心人，說他「誠不忍以莫須有敗人名節也」。　　但是，司馬遷號為「良史」，《史記》被公認為「信史」，一向嚴謹的司馬公記載此事時，並沒有用含糊字眼，而是言之鑿鑿地寫道：「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　　如此事純屬子虛烏有，司馬遷又怎麼能用如此肯定的語氣？可知司馬公必有所本。　　《史記》這段話中有個詞值得注意，即「大期」。何謂大期？《史記索隱》引用譙周的解釋說：「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期，蓋當然也。既雲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逾常期也。」《史記集解》也引用徐廣的解釋說：「期，十二月也。」　　按譙周的解釋，「大期」的意思是大於正常的日期。俗話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譙周認為趙姬是懷胎十二個月，比正常懷孕期多了兩個月，所以司馬遷用了「大期」一詞。這樣一來，由於嬴政晚出生兩個月，在異人看來，恰恰是十月懷胎，這樣正好將呂不韋瞞天過海的陰謀遮掩起來。　　而筆者以為，譙周的解釋略顯牽強。因為，司馬遷說的是「至大期時」。若按譙周的解釋，「至大期時」的意思是「到了超過正常懷孕期的時候」，未免有點文理不通。司馬遷應該寫作「生時大期」，即「生嬴政的時候超過了正常日期」，這才文從字順。　　「大期」的意思就一定是「一年」嗎？那也不一定。《老子》有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為限。」這裡的大期，指的是「大限」。　　清人梁玉繩為《左傳·僖公十七年》「孕過期」一詞作注云：「十月而產，婦人大期。」這裡的大期，又變成了十個月。　　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將「大期」解釋為「重要日期」的意思。人生一世，最重要的日子莫過於生日和亡日，所以老子才將人從出生之日到死亡之時叫做「大期」。女人分娩，自然也是個最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即是孩子的「大期」，也是做母親的「大期」。如此說來，「至大期時」就迎刃而解了，即「到了分娩的時候」。　　如果說趙姬分娩時比正常懷孕期晚了兩個月，那倒是老天相助瞞過了異人。但這也太巧了，殊不可信。再說，司馬遷怎麼知道人家趙姬的懷孕期向後拖了兩個月呢？　　倒是趙姬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可信度大一些，所以司馬遷說趙姬「至大期時，生子政」。即趙姬到了分娩的時候便生下了兒子嬴政。　　也就是說，異人娶了趙姬後，趙姬還沒到分娩期便生下了嬴政。為什麼這麼講呢？因為司馬遷記述呂不韋得知趙姬懷孕在先，然後娓娓道來，說趙姬到了該分娩的時候便生下了嬴政。這分明就在暗示，趙姬嫁與異人之後不足十個月便分娩了。　　或許正是由於趙姬歸異人之後不到十個月便生下了孩子，當時社會上才流言紛紛，大家推斷這個孩子一定不是異人的，而是呂不韋的。所以，司馬公才用不容置疑的語氣記下了這段奇聞。　　不到十個月，趙姬便生下了孩子，難道異人就沒生疑心？　　趙姬告訴呂不韋她已有了身孕之時，說明那時她已經懷孕兩個月了。等異人將趙姬弄到手，趙姬極可能已懷有兩個月以上的身孕。民間有「七活八不活」之說，意思是懷孕七個月早產的，嬰兒易於成活；而懷孕八個月早產的卻不易成活。看來，趙姬與異人同房後七個月便生下了異人，異人很可能認為趙姬是早產，而誤以為嬴政是自己的骨肉。　　如果異人再粗心一點兒的話，根本不會懷疑這件奇事。　　再說，在異人眼裡，呂不韋如此夠朋友、講義氣，為他千金散盡，為他兩肋插刀，又豈能在這種事上欺騙他！　　失敗的教訓：秘密任務拒絕合作者呂不韋敢於出險招，並不是他一時心血來潮，或者想要孤注一擲，事實上，他手上的籌碼很多，並不一定要急著亮出最後的底牌。在他的計劃中，獻出趙姬只是順理成章的一步棋，當然，讓趙姬帶著身孕侍奉異人，是另外的一步了。　　這樣的秘密計劃，從頭到尾，呂不韋都是自己籌劃，不肯假手他人。也許，趙姬自己在一開始也沒有完全理解呂不韋的用意。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因為，那些不懂得保密、依靠合作者執行秘密任務的人，最終都是要以失敗而告終的。　　在戰國後期，各國的貴族都開始招攬有才能的人做自己的門客，為自己和國家的利益服務，當時門下養士最有名的有四個人，號稱「戰國四公子」，他們是：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楚國的春申君。　　其中，春申君黃歇在楚國的勢力很大，而且功勞卓著，曾以辯才出使秦國，並向秦王上書建議秦楚兩國應該保持友好關係共同發展。當時楚太子在秦國做人質，春申君以命相抵設計將太子送回，隨後自己也設計逃脫，因此，做了楚國的相。他還曾率兵救趙，又率六國諸侯軍攻秦，可以說是楚國的棟樑。　　不過，春申君黃歇這個人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富貴」。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富貴，顯示富貴。他招納了三千門客，只不過是顯示自己的富貴程度可以養活這麼多人；他在楚國所做的事，也都是為了給自己謀求富貴的長久。正是這個弱點，讓他在晚年時被李園兄妹所利用，不但失去了他的富貴，而且還引來了殺身之禍。　　同樣都是為了給自己謀得富貴，採用的手段也比較接近，呂不韋和春申君卻是兩種不同的下場，為什麼會這樣？到底春申君是在哪裡出了問題？這就要從春申君一件自作聰明的舉動說起。　　在春申君做楚國相的時候，楚考烈王沒有兒子可以繼位，春申君很為這件事發愁。因為他知道，如果一個新皇帝即位，也許就會有新的重臣；也許他春申君就不會被繼續重用而失去自己的榮華富貴。所以，他想爭取主動，扶植一個和自己交好的皇子即位。於是，他便費盡心思地去尋找宜於生育兒子的婦女進獻給楚王，雖然進獻了不少，卻始終沒生兒子。　　趙國有個人名叫李園，此人不學無術，心地極為奸陰，時刻都夢想做上高官，享受厚祿。他先後投靠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都因德才俱無，沒有受到重用。李園見自己沒有本事，就在他妹妹身上打起了主意。他妹妹年方二八，鳳眼龍鼻，櫻桃小嘴，逢人一笑，令人銷魂。李園的妹妹人雖美麗，人品卻同哥哥一樣，只認得權勢與金錢。她哥哥與她一商量，兩人便一拍即合。　　李園本來打算把他的妹妹進獻給楚王，又聽說楚王不生育兒子，恐怕時間長了不能得到寵幸。李園便尋找機會做了春申君的侍從，不久，他請假回家，又故意延誤了返回的時間。回來後，他去拜見春申君，春申君問他遲到的原因，他回答說：「齊王派使臣來求娶我的妹妹，由於我跟那個使臣飲酒，所以延誤了返回的時間。」春申君問道：「訂婚禮物送來了嗎？」李園回答說：「沒有。」春申君又問道：「可以讓我看看你妹妹嗎？」李園說：「可以。」於是李園就把他的妹妹獻給春申君，黃歇一見李女風姿綽約，又見陪嫁滿箱，十分高興地將李女娶進家中，李園的妹妹立即得到春申君的寵幸，李園也由此從一個普通的侍從成為春申君的上等門客，備受青睞。　　李女自嫁給春申君後，大受其寵愛，但春申君原配夫人尚在，所以她只能做個小妾罷了。不到三個月，李女懷孕了，便馬上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她的哥哥。李園知道了妹妹懷了身孕，就同她商量進一步的打算。　　李園問：「在夫人與小妾之間，你願當什麼？」他妹妹說：「自然是夫人！」李園又問道：「那夫人與王后呢？」他的妹妹不假思索地回答：「自然是做王后的好！」　　李園的妹妹找了個機會勸說春申君道：「楚王尊重您、寵信您，即使是他的親兄弟也比不上。如今您任楚相已經二十多年，可是大王沒有兒子，如果楚王壽終之後將要改立兄弟做楚國的國君，那麼楚國改立國君以後，也就會各自使原來所親信的人顯貴起來，您又怎麼能長久地得到寵信呢？不僅如此，您身處尊位執掌政事多年，對楚王的兄弟們難免有許多失禮的地方，楚王兄弟果真立為國君，殃禍將落在您的身上，還怎麼能保住相印和江東封地呢？現在我自己知道懷上身孕了，可是別人誰也不知道。我得到您的寵幸時間不長，如果憑您的尊貴地位把我進獻給楚王，楚王必定寵幸我；我仰賴上天的保佑生個兒子，這就是您的兒子做了楚王，楚國就是您的天下了，這不比把命運交給他人強得多嗎？這與您身遭意想不到的殃禍相比，哪樣好呢？」　　春申君正巧在為楚王沒有兒子而繼承人難以確立的問題所苦惱，聽到李園的妹妹看似好心的「建議」，一時間利令智昏，認為這番話說得對極了，就把李園的妹妹秘密地安排在一個住所，隨後向楚王稱說要進獻李園的妹妹。楚王把李園的妹妹召進宮之後，因為她是春申君進獻的人，加上她天生美貌，很是寵幸她。　　李園的妹妹入宮才八個月，就生下了一個健壯的男嬰，楚王高興自己晚年得子，竟然聽信了李女的「這是一個健壯的早產兒」的謊言。於是，把李園的妹妹生下的兒子立為太子，又把李園的妹妹封為王后。　　這時，李園也變成了國舅的身份，他的妹妹多次在楚王面前要求封他的官職，加上他還有春申君的親信這個特殊地位，楚王自然十分器重他，於是李園開始參與朝政，逐漸把持了大權，培植起了自己的勢力。　　春申君在這場陰謀中，雖然他是孩子的生身之父，而且也將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李園的妹妹和她所生的孩子身上，可惜，這件事除了他之外，還有其他的知情人，那就是李園。更糟糕的是，李園也要利用這件事擴大自己的實力，擊敗春申君。　　如果說呂不韋和春申君在同樣的行為中有什麼細微的不同，那就是呂不韋嚴格控制知情人的數量，除了自己和懷孕的姬妾之外，並無第三人知情；另外，打算利用此事謀求個人利益的，也只有呂不韋一人，沒有其他的競爭者。　　春申君是這個陰謀的全過程的見證人。李園擔心春申君說漏秘密，就暗中豢養了刺客，打算殺死春申君以滅口。這件事在楚國的都城已經不是秘密，有一些人已經知道了李園的用心。　　當然，春申君不會說破這個秘密，因為李園的妹妹所生的「太子」就是他的親生骨肉，一旦事情敗露，春申君也難免因為欺君之罪而被處罰。更何況，春申君最愛惜自己的富貴，很想在自己的親生兒子即位之後鞏固自己的地位，做楚國實際上的統治者。李園見春申君沒有什麼舉動，便暫時沒有動他。　　春申君為相的第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重。門客朱英就對春申君說：「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又有不期而至的禍。如今您處在生死無常的世上，侍奉喜怒無常的君主，又怎麼可以沒有不期而至的人呢？」　　春申君問道：「什麼叫不期而至的福？」朱英回答說：「您任楚相二十多年了，雖然名義上是相，實際上就是楚王。現在楚王病重，危在旦夕，您輔佐年幼的國君，因而代他掌握國政，如同伊尹、周公一樣，等君王長大後再把大權交給他，不就是您南面稱王而據有楚國嗎？這就是所說的不期而至的福。」　　春申君又問道：「什麼叫不期而至的禍？」朱英回答道：「李園執掌國政便是您的仇人，他不管兵事卻豢養刺客為時已久了，楚王一去世，李園必定搶先入宮奪權並要殺掉您滅口。這就是所說的不期而至的禍。」　　春申君接著問道：「什麼叫不期而至的人？」朱英回答說：「您安排我入宮做郎中，負責宮內的軍事。楚王一去世，李園必定搶先入宮，我替您殺掉李園。這就是所說的不期而至的人。」　　春申君此時還認為李園兄妹不會背叛自己，覺得朱英是在誇大其詞，不緊不慢地說：「您要放棄這種打算。李園是個軟弱的人，我對他很友好，又怎麼能到這種地步！」　　朱英知道自己的進言不被採用，恐怕到時候李園剿滅春申君之後禍患殃及自身，就不辭而別逃往他鄉了。　　此後又過了十七天，楚考烈王去世，李園果然搶先入宮，並在棘門埋伏下刺客。春申君得到消息，以為自己的兒子做了國王，自己的好運再次到來，就毫無防備地進入棘門，李園豢養的刺客從兩側衝上，刺殺了春申君。同時，派官吏把春申君家滿門抄斬。而李園的妹妹原先受春申君寵幸懷了孕又入宮得寵於楚考烈王后所生的那個兒子便被立為楚王，這就是楚幽王。　　春申君因為貪圖富貴，所以被李園兄妹所利用。李園抓住了春申君不肯放棄相位的弱點，主動把妹妹獻給春申君，讓春申君把她獻給楚王，利用了春申君的權勢和地位，迅速使自己和楚王攀上關係，然後培養起了自己的勢力，再趁春申君在楚王死後以為自己得意的時候將他剷除，自己取代春申君成為楚國的主宰。　　春申君的敗亡，可以用「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句成語來概括。他以為將懷有自己孩子的女子送給楚王，進而扶植自己的兒子坐上皇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王位，但是卻忽略了野心家李園。而李園則抓住了春申君的貪心這個弱點，讓春申君一步步落入自己的圈套，替自己掃清了把持政權的障礙。　　春申君的慘劇證明了一個道理：如果要搞偷龍轉鳳的事情，不能找什麼合作者，更不能輕易相信所謂的合作者。因而，呂不韋吸取了教訓，在進行自己的計劃時，一手包辦，自己尋找美女，然後使其懷孕，接著就將這位美女獻給異人，不讓別人知道這個天大的秘密，免除了後顧之憂，也不給人留下任何把柄。所以，秦始皇的身世就變成天知地知，呂不韋知趙姬知，天下人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只能猜疑了。　　狸貓與太子：真假難分的傳說與事實無獨有偶，在元朝和明朝更替之際，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又一個「皇帝身世之謎」，那就是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和明朝第三個皇帝明成祖的身世之謎。而這兩位皇帝的身世，又巧妙地聯繫在了一起。　　1276年正月，蒙古大軍揮師包圍宋都臨安，南宋政府無力抵抗，年甫6歲的恭帝（元朝給其上的謚號，取對元朝「恭順」之意。）趙顯出降，隨後同其母全太后被元軍帶到元大都，受封瀛國公，開始了他長達47年的俘虜生涯。三年後，陸秀夫負瀛國公之弟幼帝趙昺投海，南宋滅亡。　　瀛國公一天天長大，隨時都有可能被南宋遺民中的反元勢力利用，成為他們的精神支柱。為此，元世祖忽必烈先是將其送往元上都居住，1288年又將其遣至吐蕃，習學佛法。入雪域後，趙顯長住於薩迦大寺，取法名合尊法寶，整日研習藏文，從事佛經翻譯工作，有《因明入正理論》、《百法明法論》等傳世。在混合著青稞酒的甘洌和酥油茶的馨香的土石寺院中，在星月流逝晨鐘暮鼓的誦經日子裡，故國之思是否會偶爾襲上合尊法寶的心頭？是否一如當年李後主憑欄小樓「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悵然？是否一如先輩宋徽宗在五國城獨吟「踏花歸去馬蹄香」之黯然追憶？當年幽禁李後主的宋太宗可曾料到他的子孫竟也有此歸宿？莫不是冥冥之中李後主的刻意之為？　　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趙顯因無意間吟詩：「寄語林和靖（梅妻鶴子的林逋），梅花幾度開？黃金台（燕昭王所築，故址在北京，用來廣延天下名士）下客，應是不歸來」，被懷疑有借故國之思來諷動江南人心之意，遂被賜死。10年後，元順帝妥懽帖睦爾即帝位。因他的父親元明宗暴卒後，他的叔父圖帖睦爾篡奪帝位，是為元文宗。文宗為了使自己登基有充足的理由，便下詔說時年8歲的妥懽帖睦爾並非明宗親生之子，並以此為借口，將妥懽帖睦爾先後徙往高麗、廣西。文宗死後，13歲的妥懽帖睦爾才被迎回大都即帝位。因文宗出於政治意圖的宣傳，民間好事者就附會元順帝是漢人宋恭帝的兒子，並不是蒙古人。　　開其濫觴的是元末隱士權衡的《庚申外史》，該書說：「國初收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為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今甘肅張掖）山寺。有趙王者，嬉遊至其寺，惜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1320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順帝之父）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彩氣，即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為子，並其母載以歸。」　　明初的余應在《政和縣誌》里對此事作長詩進一步發揮道：「皇宋第十六飛龍（恭帝為宋朝第16帝），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公尚公主，時蒙賜宴明光宮。酒酣舒指爬金柱，化為龍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群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沾酥胸。瀛公晨馳見帝師，大雄門下參禪宗。　　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營養為嗣，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仍歸居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壬癸為水，丙丁為火，古人以五行附會元朝為水德，宋朝為火德，水克火，故元當滅宋），西江月下生涯終（相傳明軍攻佔大都，元順帝倉促北返草原，作《西江月》詞一首而終）。至今兒孫主沙漠（指與明朝對峙的蒙古北元政權），吁嗟趙氏何其雄。惟昔祖宗受周禪，仁厚綽有三代風（指宋太祖奪取後周柴氏江山後，厚待柴氏子孫）。雖因浪子失中國，此為君長傳無窮。」　　這一故事還有新的發展，明初的黃溥在《閑中今古錄》里記載：「嘗聞先大父南山先生曰：『永樂間，一日謁尚寶袁公（名忠徹，官尚寶司少卿），公曰：昨日同太監二人侍上（永樂皇帝）為看歷代帝王像，看到宋太祖，上曰：果然面方耳大。又曰：（宋）真宗而下，諸像清癯，如今時太醫一般。看到元世祖，上曰：北人南相。看（元）順帝像，又曰：此又如太醫樣，何也？不能對而退。』大父答曰：『公尚不曉此耶？昔宋幼主顯之妻有娠，元明宗見貌美悅之，乃生順帝也。』」　　這樁公案敘述得越來越玄，清代的萬斯同、全祖望、趙翼，現代的王國維等人先後捲入其中，撰文表達自己的看法。事實到底怎樣呢，王堯、周清澍諸先生考證後認為這純粹是捕風捉影。首先是時間不對，元明宗出巡西北是延祐三年（1316年），元順帝生於1320年，豈有奪人妻子（假定真有其事）過了4年之後才生出「遺腹子」的道理？從地理位置來看，元明宗出巡的是察哈台汗國地面，在今新疆西北，巴爾喀什湖以東；趙顯在今天日喀則以西的薩迦寺修行，倆人不可能跑數千里之外的甘州去謀面。這些極富傳奇色彩的記述，只是宋室滅亡以後，懷有故國之思不滿異族統治的漢族士大夫利用瀛國公出家後遠離中原事迹不顯這一段空白，編出離奇的故事聊以自慰的結果。國人最善此法，這可以從盛傳秦始皇為呂不韋的兒子那裡找到最初的根源。　　無獨有偶，在因元順帝的荒淫失去大都後，痛定思痛之餘，在蒙古人中間也流傳著一個和此類似的關於紫禁城的締造者明成祖朱棣身世的傳聞。　　成書於明末的《蒙古黃金史綱》記載明軍攻克大都時說：「當彼之帝位被奪之際，烏哈噶圖可汗（元順帝）的弘吉剌（蒙古部落名）哈屯（蒙古語夫人之意）已懷孕三月，那哈屯以匿於瓮中而落下了。漢人呼瓮為『缸』，蒙古則名之為『博通』。彼哈屯為漢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納，哈屯心想：『如分娩於七月之後，當視做己子而免於難，願天父憐憫，再添三個月，湊足十個月吧！』如此祈禱度日，上蒼垂恩，於十三個月上，生下一子。洪武皇帝的漢後也誕育了一個兒子。　　此時，洪武皇帝曾夢見二龍搏鬥而西龍乃為東龍所勝，敕令筮者卜其吉凶。筮者說：『此非二龍，而為君之二子。居西者，屬漢後之子；其東者，則蒙古哈屯之子，將繼君之寶座而享天命。』對筮者的話，洪武皇帝不加辨別，以為『雖系後嗣，但母為敵人之后妃，此人生下的孩子，如即我位，顯然不好』。於是驅逐出宮，在長城外面替他修造了庫克和坦（蒙古語青色的城池，當指朱棣受封燕王駐紮長城附近的北京）住了下來。　　洪武皇帝在位三十一年而殂。漢地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蒙古人不大清楚太子朱標之事，以為建文帝為洪武之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後，弘吉剌哈屯之子永樂皇帝統率自己少數護衛與山陽之六千兀者人（指蒙古兀良哈三衛，靖難之役時，明成祖曾向兀良哈借過騎兵）、水濱之三萬女真人以及黑城的漢人整兵來伐，擒獲漢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銀印於頸而廢逐之。　　於是，烏哈噶圖可汗之子永樂皇帝為君，而漢家卻認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號曰永樂大明。」　　在漢文史籍里也不乏關於朱棣身世傳聞的類似記載，清初的劉獻廷在《廣陽雜記》里說：「明成祖非馬皇后子也。其母瓮氏，蒙古人，以其為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為此說，今始信焉。」　　這是北方燕都故老的傳聞，太平天國失敗後，南京也傳出了同樣而更具體的故事。王謇的《瓠廬雜輟》記載：「往余幼從關夢輒、師恩同游，師告余曰：馮景亭宮詹桂芬，曾告以克金陵時，官軍得明成祖御制碣於報恩塔（明成祖為紀念其母所修，太平天國時毀於戰火）座下。其文略謂：成祖生母為翁吉剌氏。翁故為元順帝宮人，生成祖，距入明宮僅六月許耳。明制：宮人入宮，七月內生子者，須受極刑。馬後仁慈，遂詔翁以成祖為馬後所生。實則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太子朱標）之生僅十月稍強也。」　　當時朱元璋夢到東西二龍相鬥，西龍被東龍打敗。解夢的巫師告訴他這代表他的兩個兒子爭位。西龍是漢後的子孫，而東龍是翁妃的子孫。朱元璋聽後認為翁妃來自蒙古，本屬自己的敵人，讓她的兒子繼承大統不好，於是就把朱棣貶去邊疆鎮守。　　朱元璋死後，朱棣發動叛亂，率領自己的親兵和山陽的六千兀者人，水濱的三萬女真人（按：六千兀者，三萬女真都是虛指。一如衛拉特一貫稱四萬衛拉特，蒙古本部一貫稱四十萬蒙古。）以及黑城的漢人討伐建文帝。照這部史書的記載，建文帝被朱棣擒獲。朱棣在他的脖子上用銀印烙上記號後將其放逐。朱棣自立為大明皇帝，漢人都認為他是朱元璋的兒子。為了酬謝兀者人和女真人的功勞，朱棣遂割讓土地給他們。　　下面對這個記載作一分析：《明史》上的說法，朱棣是朱元璋的正妻馬氏所生，生於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但是朱棣是蒙古妃所出的說法見於各類漢人的野史如《南京太常寺志》，《南京奉先殿序》，在明朝司禮監宦官中也流傳甚廣。　　明初朱家皇室納蒙古人為妃者多有。例如朱元璋就給自己的兒子秦王朱樉取擴廓鐵木爾的女兒為妻。可能朱棣的母親早死，遂為馬氏撫養成人。至於這個蒙古皇妃是否以前屬於順帝則大可存疑。不過，懷孕十三個月而生出皇帝並非蒙古人的專利。不用說漢族的那些上古帝王了。《史記》裡面一方面說呂不韋把自己懷孕的老婆獻給嬴異人，一方面又說秦始皇「孕期年而生」也就是懷了至少十二月才生下來。　　朱元璋夢到二龍相鬥的故事在漢文野史中也是有廣泛記載的。例如《隨志》就記載「高皇夢二龍繞於庭，—奮而張，—倪而頓；既覺，實懿文、燕邸同游，而文皇厭飛龍焉。」　　而朱棣向北元和女真借兵一事則是千真萬確。明成祖雖然有守邊之責，但是他起兵時根本沒有多少兵力也是事實。只好向北元和女真借兵。事後明成祖割讓大寧衛給冗良哈三衛。此事正史當然不寫。但是私家多有著述。如《皇明四夷考》，《三衛志》，《建文朝野彙編》等等。而《國榷》則說成祖「義旗初建，首下大寧，簡兀良哈三千騎為奇兵，立三千營，不忘其德，盡指大寧地與之，割雄鎮以資伏莽」。　　又據《朝鮮太宗恭定大王實錄》二年壬午（公元1402年）三月己丑紀事：賀聖節便參贊議政府事崔有慶回自京師（南京）啟曰：「燕兵勢強，乘勝遠斗，帝兵雖多，勢弱，戰則必敗。又有韃靼兵乘間侵掠燕、遼之間，中國騷然。」又四年中申（公元1404年）十二月庚午紀事，稱帝為燕王時納於虛出女，及即位，除建州衛參政，欲使招談野人。　　這位於虛出就是建州女真的首領阿哈出。朱棣取了他的女兒當王妃。而《明實錄》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八月乙卯紀事條則說：升釋家奴官，「釋家奴者，指揮阿哈出之子，皆以從征有功也」這位釋家奴的御賜漢名叫李顯忠。　　朱棣既是篡位，對漢人來說當然要把自己的出身說成是朱元璋的嫡系。在宗法制度下，朱棣如果承認自己的母親是蒙古人，則他就不是朱元璋嫡出而是旁系中的旁系。以朱元璋嫡系身份奪了自己侄子的帝位在一般人眼裡還算是可以。但是以旁系奪權則很可能遭到其他握有兵權的嫡系的打擊。　　而對於蒙古和女真方面來說，朱棣又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半個蒙古人的身份來搞好和他們的關係。朱棣負責鎮守北疆，一旦起兵，他必須考慮是否會兩面受敵的問題。所以要造反成功，他必須安定自己的後方。所以他很有可能自己添油加醋，把自己說成是黃金家族的後裔。對北方各少數民族來說，作為黃金家族的後裔朱棣當然不但有權成為漢人的皇帝，也有權成為蒙古和女真人的大汗。元朝的大汗多不由繼承而來。所以朱棣起兵爭奪皇位對兀良哈諸部和女真諸部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後來朱棣五次掃蕩漠北，軍中更有單獨編製的蒙古騎兵（即達軍）供其驅使。而其中的三千營還是皇帝的近衛軍（京營）。這些蒙古騎兵甘於為他賣命，對這個故事深信不疑應該是原因之一。　　元朝在退回北方的時候，留守在各地的蒙古人並沒有一起退出。蒙古史籍上對蒙古人一般稱為「四十萬蒙古」。這裡指的不是只有四十萬人，而是指在元朝統治全國時共有四十個萬戶。在元順帝撤退時，只有六萬戶逃了出來，而剩下的三十四萬戶都留在了明朝統治地區。（否則一般人都不會明白為什麼後來四十萬戶的蒙古本部卻鬥不過只有四萬戶的衛拉特）這些留在了明朝統治地區的蒙古人有些被殺，有些則被編入了明朝的戶籍和軍隊。如何穩定這些降人，一直是明朝初期的一個重大課題。朱棣是黃金家族後裔的傳說不但對他自己獲得這些蒙古降人的效忠有利，甚至對他的後代獲得這些蒙古降人的效忠也有利。終有明一代，蒙古軍對朱皇帝們忠心耿耿。從下級軍官到一品的五軍都督府都督到皇帝的秘密警察兼貼身保鏢錦衣衛指揮使都可以看到蒙古人的身影。　　事實上，《明成祖實錄》和《國榷》等書記載明成祖生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年（1360年），而明軍攻克大都是1368年8月的事，元順帝在城餡的幾天前就攜后妃子女出居庸關北遁，此時明成祖已經虛齡9歲。蒙古人的這種獨特視角，與漢人說元順帝為宋恭帝之子一樣，也可以視為蒙古人丟失大都重返草原後的一種精神慰藉。　　呂不韋煞費苦心，將自己的未來與異人的政治前途捆綁在了一起。為了獲得額外的利潤，他更是將懷孕的姬妾送給異人。那麼，他所獲得的回報又如何呢？請看第五講《高額回報：從商人到宰相的轉型》。第五講高額回報：從商人到宰相的轉型　　商人信奉「投資—回報」的贏利模式，他們認為只要對有價值的領域進行投資，而且發展前景良好，總會獲得超出投資成本的回報。呂不韋對異人的投資，使他獲得了巨額回報。但是，得到回報之後，他如何順利進行轉型，從一個投資商變成一個管理者？　　優化管理，只為長期利潤呂不韋和目光短淺的商人不同，更和市井賭徒的心態不同。他所要做的，並不是一個攀龍附鳳的短期投資，而是要讓自己成為秦國的主宰者，進而從秦國獲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與權力。因而，他要進行長線投資，要通過進入秦國管理高層來行使自己的意志。　　在呂不韋的努力下，異人雖然在秦國取得了再傳接班人的地位，卻仍在趙國做人質，一直沒有機會回國。好在異人現在有富商呂不韋的接濟，不愁吃不愁穿，又有美女趙姬陪伴，趙姬又為他生了個「兒子」，小日子倒也過得有滋有味。一轉眼就是兩年，異人在趙國過著平靜的生活，樂不思秦。然而異人畢竟是秦國王孫，並非一個普通百姓。他的特殊身份決定了他不可能永遠過平安穩定的平民生活。　　秦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派大將率兵猛攻邯鄲，大有不滅趙國決不罷休之勢。這一事件差點兒要了異人的命，也差點讓呂不韋的投資付之東流。　　有人猜測，說秦昭襄王令秦軍攻打趙國，是受了太子柱的長子的遊說，太子柱的長子一直想謀求接班，可惜不得要領，敗給了異人。所以，有人認為此次秦軍攻趙是他的陰謀，意在借刀殺人。　　但此說是立不住腳的，原因有三：一是攻打趙國這樣的大事，只有秦昭襄王有決定權，連太子柱都不能參與決策，何況太子柱的兒子呢？二是秦昭襄王的孫子不計其數，僅二兒子太子柱就為他生了二十多個孫子，所以他可能早忘了還有個孫子異人在趙國做人質一事了。三是在異人被太子柱立為接班人之前，秦國就曾多次攻打趙國，根本不在乎異人的生死。趙國也知道異人在秦昭襄王的眼中可有可無，也懶得將異人作為人質要挾秦國。如此次攻趙的前一年，即秦昭襄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就曾派大將王陵攻打邯鄲。這一事件裡面，絕非皇室內部繼承權鬥爭所引發的假手趙國殺掉異人的陰謀。　　秦昭襄王不拿異人當回事，而趙國卻將異人當做人質了。因為異人現在成了秦國太子的太子，地位提高了，趙國君臣自然也注意到，他們手中還有個人質呢！在趙國君臣準備用一用異人這個人質之前，呂不韋以其敏銳的嗅覺，感到了異人面臨的險境。萬一異人被趙國殺死，他三年來的投資豈不一無所獲了嗎？所以，最不希望異人死的人，是呂不韋。在呂不韋看來，異人簡直就是一個金人！所以，他要竭盡全力保護異人的安全。　　呂不韋與異人一合計，決定立即離開這個是非之地。三十六計走為上，呂不韋先安排趙姬回娘家躲起來，然後與異人變裝易服，帶上家中所有的金錢，乘上馬車急往秦國而來。　　在邯鄲城門，呂不韋用六百金賄賂守門軍官，順利混出城去。異人和呂不韋前腳剛走，趙國派來抓捕異人的士兵就來到了異人的家中。抓捕異人不得，趙國君臣又想抓捕趙姬和她的兒子趙政，但由於趙姬早已躲藏起來，去抓捕的官兵也撲了空。　　都說商人愛財如命，但在生死關頭，呂不韋一下子將六百金送給守門官吏，在關鍵時刻破財免災，說明呂不韋並非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　　呂不韋與異人來到秦國，首先去拜見太子柱和華陽夫人。　　呂不韋之所以是個成功的商人，不僅因為他有著敏銳的眼光和靈活的頭腦，即使在一些細節上，他也是個有心人。看來，呂不韋仔細研究過華陽夫人的履歷，知道她是楚國人。人在外地，都有懷鄉戀土的情結。所以，呂不韋在與異人晉見華陽夫人之前，特意弄了一套楚國人的衣服讓異人穿上。　　太子柱與華陽夫人見異人平安歸來，都很高興。特別是華陽夫人，見異人穿著一身楚國的衣服，感動得不得了。她說：「我就是楚國人啊！」並給異人重新起了個名字——子楚。於是，異人從此改名子楚。司馬公在《史記》中，便一直以「子楚」名之。　　過了五年，即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長壽的秦昭襄王去世——這位長壽的國君，讓太子柱、公子楚、呂不韋等得好苦！苦等王位、已經五十多歲的安國君太子柱繼位成了孝文王，華陽夫人被封為王后。　　昭王去世，呂不韋極為高興，因為他所追求的目標又前進了一步。另一個歡欣鼓舞的人是異人，他因父親孝文王繼位而成為太子，離登王位只有一步之遙。　　秦國與趙國這幾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所以，太子柱一即位，呂不韋便與趙國聯絡，要求趙國放回趙姬母子。聽說子楚成了秦國的太子，趙國君臣趕緊根據呂不韋提供的線索找到趙姬和嬴政，準備將他們送回秦國。這一年，嬴政已經八歲了。　　秦王柱苦熬了多年才登上君位，卻是個短命鬼，可惜這位待位多年的王儲，在宮中長期沉醉於聲色，迷戀華陽夫人的女色而身體虛空，無力應付繁雜的政務。坐上王位三天之後，他便猝然死去，成為中國歷史上執政時間最短的君主之一。隨後異人繼位，是為庄襄王，呂不韋隨即進入秦國的政治舞台，開始展示他的個人才華。　　《史記·呂不韋列傳》說秦孝文王立一年而卒，而《史記·秦本紀》則說秦孝文王即位三日卒。其實這也不矛盾。戰國時期，一國之君去世，即位的太子要守喪一年，將父王的喪事辦完，才算正式即位。秦孝文王是在秦昭襄王去世一年後的第三天死的，所以司馬遷又認為，秦孝文王實際正式做秦王只有三天的時間。　　需要說明的是，秦孝文王是秦王子楚給其父親上的一個謚號。秦莊襄王是子楚死後的謚號。他在位時稱秦王，不叫秦莊襄王。有個電視劇叫《康熙王朝》，裡面的孝庄太皇太后一口一個「我孝庄」，這一個小細節就足以說明該劇創作人員的疏忽。「孝庄」是康熙的祖母博爾濟吉特氏死後的廟號，後人可以這樣稱呼她，她怎麼知道自己死後廟號「孝庄」、怎麼能自己稱呼自己呢？　　子楚做了秦王，倒也不忘舊恩，沒有食言，庄襄王即位後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為呂不韋而發：立即拜呂不韋為丞相，封之為文信侯，並將河南洛陽作為呂不韋的封地。洛陽十萬戶成了呂不韋的食邑。華陽夫人也得到了回報，被尊為華陽太后。子楚的「患難之妻」趙姬順理成章地成了王后，兒子嬴政做了太子。　　不到十年時間，呂不韋的風險投資一下子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真是功夫不負苦心人！　　《戰國策》所載與《史記》稍有不同的是，呂不韋的食邑為「藍田十二縣」。　　無論如何，呂不韋的投資已經產生了巨大效益。封侯拜相，成了秦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要，要錢有錢，要勢有勢，這是他埋頭經商干一輩子也掙不來的家業！更令呂不韋竊喜不已的是，他的親生兒子成了秦國的太子。這麼說來，不久的將來，秦國將是他呂家的天下了——他當初的投資已經實現了「無限增值」！　　詔令一出，滿朝文武驚呆了，因為當朝百官無一人能如此集官、爵、食邑最高等級於一身。呂不韋本人心裡十分清楚，這不過是十幾年前在邯鄲投資所收回的利益而已。秦國大政實際是完全控制在丞相、文信侯呂不韋手上，國王只是丞相意志的傳聲筒。秦國由此開始了呂不韋擅權的時代。　　呂不韋當政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獎賞先王功臣以及對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這使得呂不韋在秦國臣民中影響深遠。他收買人心，澤及罪人、功臣和民眾。　　就在此時，又傳來一個喜訊，與庄襄王分別六年、留居邯鄲的嬌姬和稚子從趙國回到了咸陽。這無疑也是呂不韋安排的結果。　　回到秦國的趙姬仍美艷、妖冶，風韻不減當年。庄襄王見美姬回到身邊，自然是憐愛有加，從此沉溺於錦被綉帳之中，無心過問政事。呂不韋獨斷秦國朝政更是暢行無阻。工於算計的商賈從政，處處都顯露出他善於把握時機、取得最大效益的才能。消滅東周就是他執政後立起的第一塊豐碑。　　公元前249年，苟延殘喘的東周竟在鞏地聯合各諸侯國圖謀進攻秦國。本來消滅周天子在道義上會受到譴責，此時恰好時機到了，東周君竟圖謀攻秦，正給了呂不韋建立功業的機會。呂不韋輕而易舉就征服了東周，將其領土併入秦的版圖，徹底消滅了統一中國過程中最後的障礙。而呂不韋滅東周，卻遷東周君往陽人，不絕其祀，又為自己贏得了崇奉禮義、「興滅」「繼絕」的名聲，從而贏得士人的好感，也減少了一些姜、姬姓諸侯國的仇恨和反對情緒，為大批士人投奔秦國和順利完成統一創造了條件。　　呂不韋掌權的頭一年，秦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顯得生氣勃勃，秦國的國界已逼近魏國的國都大梁，魏國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後魏國請回自竊符救趙後留居趙國的信陵君，信陵君憑著自己的聲望，組織五國聯合軍事行動，五國聯軍抗秦，把秦軍打得大敗，給了春風得意的呂不韋當頭一棒。這是呂不韋當政後軍事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失敗，從此他用兵更加謹慎。從失敗中，呂不韋知道，不除掉信陵君，秦國的軍事征服就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呂不韋經過多日謀劃，精心安排，到處散布謠言，利用挑撥離間計使魏安釐王解除信陵君的軍權，致使信陵君含冤四年後身亡。　　有意思的是，子楚也是個短命鬼。他即位才三年，便一命嗚呼了。太子嬴政即位，這就是後來統一中國的秦始皇。秦孝文王死時才五十多歲，子楚死時，也只有三十多歲。三十多歲，正值壯年，子楚怎麼就早早駕崩了呢？　　子楚早死一事，令後人產生了許多聯想。有人認為，是呂不韋害死了他。因為，子楚只有早一點兒死掉，呂不韋與趙姬生的兒子嬴政才能早一點兒繼承王位。再說，呂不韋與老情人趙姬一直藕斷絲連，也只有讓子楚死掉，這對老鴛鴦才能破鏡重圓。　　《東周列國志》在寫到子楚之死時就採用了閃爍其詞的筆法：「再說秦莊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問疾。因使內侍以緘書密緻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後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即位，時年僅一十三歲。尊庄襄後為太后。封其母弟成嶠為長安君，國事皆決於不韋，比於太公，號為尚父。」　　一句「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雖未明說呂不韋將庄襄王毒死，但用意昭然，如此春秋筆法，怎麼不令人產生豐富的聯想！當然，呂不韋將庄襄王葯死之說，只是後人的猜測，於史無據。　　也有人認為，子楚是縱慾而亡。電視劇《亂世英雄呂不韋》就採納了這個說法。筆者認為，這個推論還是有道理的。趙姬性慾旺盛，這從後來呂不韋也難以令她滿足，不得不為她找了一個特彆強壯而且十分放蕩的男人嫪毐一事中可以推斷。　　秦王嬴政即位時才十三歲，少不更事，乃尊呂不韋為相國，稱之為「仲父」。朝政遂落入呂不韋之手。呂不韋發跡了，也擺起了譜，門下食客三千人，家童萬人，養尊處優，扈從如雲，比秦王還威風八面。　　有呂不韋把持大局，嬴政即位自然是鐵定的事情，應該比較順利。但史家也給歷史留下了一個空白點，即嬴政是何時被立為太子的。　　嬴政之被立為太子，可能遇到過其兄弟的挑戰。子楚回到秦國後，有六年時間沒見到趙姬。這六年間，作為秦國太子的公子，他不可能沒有別的女人。雖說史上並沒有記載子楚在秦國有沒有娶妻納妾，卻明文記載他還有個兒子長安君成嶠。　　關於秦始皇的這個弟弟，《史記·秦始皇本紀》有簡短的記載：「八年（即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王弟長安君成嶠擊趙，反，死留屯，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　　秦王政八年，嬴政二十一歲，而長安君已經能帶兵出征趙國了，說明長安君也已經快二十歲了。嬴政被立為太子之時，長安君大概快十歲了，也具備與嬴政爭奪王位的條件。但古時一般「立嫡以長」，所以，太子自然與長安君無緣。但這並不能說明長安君對繼承王位就沒有任何想法。秦王政八年時，長安君突然率兵反叛，說明他與嬴政的關係並不好，不僅不好，而且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　　如果不是因為王位的誘惑，長安君大概不會鋌而走險；如果不是為了保住王位，秦王政也不會採用血腥手段進行鎮壓。據《史記正義》，長安君是兵敗自殺的。嬴政不僅將弟弟「戮屍」，還下令將長安君麾下的將士們全部殺死。由於長安君是在留屯造反的，嬴政又下令將留屯的居民全部遷移到臨洮。　　嬴政八年後清除弟弟長安君的行動，根本沒有一點兒兄弟親情。由此可知，嬴政一定與長安君有著根本的利害衝突，這就是對王位的爭奪。當然，嬴政即位之時，應當是波瀾不驚的。朝中有呂不韋，宮中有趙姬，嬴政順順利利地成了秦王。　　雪中送炭：長線投資的特色呂不韋先投機商業轉而投機政治的經歷，成了後來的效尤者的好榜樣。漢高祖劉邦年輕時不務正業，經常被其父親批評，勸他向他二哥學習，好好務農，置點家業。等劉邦做了皇帝之後，在未央宮大宴群臣，還將他父親也叫去，當著群臣的面羞辱劉太公說：「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意思是：「當年你常常說我是市井無賴，在謀生置產業方面不如老二。你看看我如今掙下的產業，和老二相比，誰掙得多？」於是「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在群臣的鬨笑中，我們可以想像當時劉邦父親的尷尬狀。　　當然，劉邦的所作所為與呂不韋的投機截然不同。劉邦之言，只是說明投機政治所帶來的回報與投機商業的收益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呂不韋對政治人物進行風險投資取得輝煌成功，這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說他是空前絕後、震古爍今的風險投資家，似不為過。　　呂不韋的實踐，給了後世的精明商人以豐富的啟迪。在封建專制時代，歷來都是官商勾結，亦官亦商，當官發財是緊密聯繫到一起的。　　有個貪官說出了一句名言：「當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發了財想做官，做了官想發財，其實都是為了發更大的財。做了官，不僅有了社會地位和護身符，而且更有了發大財、發橫財的基礎和條件，可以得到單純經商所得不到的收益。　　呂不韋由商而官的投機行為，為的是發橫財。其實，橫財與橫禍是緊密相連的。當然，成了一國之相，有了花不完的錢，呂不韋便開始考慮做點能流芳百世的事業了。於是，他由經商轉入他的經國生涯。　　呂不韋由經商而經國，令古今中外的商人們自嘆弗如。後世的商人們或有意或無意地都在向這位經國巨賈學習，但很少有人能遇到呂不韋所把握的絕好機會，也很少有人能有呂不韋這樣的野心。　　在專制社會裡，商人們學呂不韋，在政界人物身上投資，多是為了結交一些政界的朋友，以便讓他們給自己撐起保護傘，幫助他們獲取更大的利益。　　結交政界人物，以財物進行賄賂固然必不可少，但最佳方法還是像呂不韋那樣，尋找目前還比較失意，但將來比較有發展前途的人進行長線投資。這種投資是一種雪中送炭般的感情投資，一旦此人將來發跡，那麼，收益將是巨大的。這是一種投資少收益大的風險投資。　　《呂氏春秋》中有這麼一句話：「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飢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　　這段話的意思是：給別人衣服穿要在人家挨凍的時候，給別人東西吃要在人家挨餓的時候。饑寒，對於人來說是大禍患，在這時候救助人，才是仁義之舉。人在事業上遇到挫折，比挨餓受凍還要嚴重，所以說，賢明的君主要憐惜窮困之人，給他們以出路。如果這樣做，那麼，君主才能得到愛才之名，也才能得到國家的棟樑之材。　　呂不韋主持編寫的《呂氏春秋》跟後來的《資治通鑒》一樣，主要是寫給國君看的，意在教育國君如何治理國家。其實這段話，不僅對國君是至理名言，對任何一個人都有教益。　　《呂氏春秋》中的這段話一言以蔽之：要雪中送炭。　　在人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幫助別人，這才稱得上是「義」。　　從商人的角度來講，「雪中送炭」，是對暫時處於窮困之中的人才的一種投資，既幫助別人擺脫眼前的困境，也為將來得到別人的回報埋下了伏筆。這是一種投入小收益大的投資。　　用股市上的一個常用詞來說，這叫「逢低吸納」。　　逢低吸納，指在股價相對較低的時候吃進，待將來股價走高後拋出以贏利。這是操盤高手必須遵循的一條原則。　　只有在低價位購進，股價升高後，才有望賺取較高的差價，得到較高的收益。　　「逢低吸納」，是進行風險投資的最基本的一種方式。　　觀呂不韋及胡雪岩之風險投資事迹，可謂對「逢低吸納」最形象的詮釋。　　當初異人在趙國窮困潦倒、百無聊賴之時，正處於他的人生谷底。呂不韋在其門可羅雀之時表示願意資助他，實乃雪中送炭。胡雪岩在王有齡囊中羞澀之際慷慨贈金，更是雪中送炭。　　一般人都愛錦上添花，很難做到雪中送炭。所以，我們常常見到某人發達之後，身邊立即圍來不少阿諛奉承、溜須拍馬之徒；而某人一旦倒台或財盡，他身邊的宵小之徒立即作鳥獸散，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齊國貴族孟嘗君田文做齊國相國之時，在薛地有萬戶食邑，家中收留食客三千人。而當他被齊王罷相之後，「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只有一個馮煖沒拋棄孟嘗君。　　這個馮煖也是個善於「逢低吸納」的有心人。他一定認為，孟嘗君作為一個名震諸侯的人物，一定會東山再起。在孟嘗君仕途失意之時棄之而去，是最不明智的行為。所以，他在孟嘗君的三千門客各奔前程之時留在了孟嘗君的身邊，為孟嘗君官復原職而四處奔走。　　在馮煖的遊說下，齊王同意孟嘗君官復原職，再任齊國的相國。馮煖受命前去迎接孟嘗君回朝，路上，他親自為孟嘗君駕車。　　在回齊國都城臨淄的路上，孟嘗君感慨萬千，對馮煖說了幾句掏心窩子的話：「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馮煖一聽，趕緊拉住馬韁繩，下車沖孟嘗君納頭便拜。孟嘗君嚇了一跳，也趕忙下車扶起這位忠心耿耿的門客，問：「先生為客謝乎？」意思是：馮先生是在為那些無信無義的門客謝罪嗎？　　馮煖說：「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孟嘗君說：「愚不知所謂也。」　　馮煖道：「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　　這段話的意思是，有生就有死，這是生物的必然結局。富貴者朋友多，貧賤者朋友少，事情本來就是如此。這就如同人們早晨去趕集，天剛亮，人們早早地去了，側著肩膀爭相進入集市；但日落之後，人們甩著手臂路過集市，卻連看一眼也不看。並非人們喜歡早晨、厭惡傍晚，而是由於人們想得到的東西只有早去才有可能買到，去晚了，市中便沒有了。如今您失去了官位，賓客都離您而去，是因為他們認為在您這裡已經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了。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您不能因此怨恨賓客而斷絕他們重新投靠您的道路，希望您像過去一樣對待賓客。　　孟嘗君於是再拜道：「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馮煖的話，道出了人之常情。由此也可見，具有長遠政治眼光和投資眼光的人畢竟是少數，所以，無論經商還是從政，歷來都是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取得輝煌的成功。　　所以說，善於「逢低吸納」，在具有長線投資價值的人物身上花點本錢，是許多投機商人和投機政客做夢都想尋求、把握的機會。　　胡雪岩：呂不韋的「門徒」　　要做長線投資，獲得高額的回報和附加的利潤，那就需要決心和耐心，另外還要有獨到的眼光。可以說，呂不韋已經是這種投資者中的翹楚，而一千多年以後，有一位與呂不韋出身、背景截然不同的人再次做出了驚人的投資之舉，扭轉了自己的命運，也改寫了中國的近代史。　　清代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的發跡史，便是呂不韋風險投資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因為他的資金、勢力都不如呂不韋，所以他所付出的耐心、決心，都比呂不韋要多得多。　　胡雪岩名胡光墉，號雪岩，1823年生，徽州績溪人。清末有兩大著名的商幫，一是晉商，一是徽商。胡雪岩從小就生活在商業氣氛濃厚的徽州。　　胡雪岩早年喪父，他十二歲那年，迫於生計，便告別母親，來到杭州信和錢莊做夥計。三年後，胡雪岩已經歷練得能說會道、八面玲瓏，而且善於察言觀色，聰明絕頂，深得錢莊東家的賞識。　　某一天，胡雪岩外出為錢莊老闆討賬回來，在一家茶樓里認識了一個叫王有齡的落魄文人。胡雪岩在錢莊與各種人打過交道，識人頗有眼光。他見這個王有齡雖然衣衫不整，窮困潦倒，卻氣宇軒昂，談吐不凡，便斷定此人不是等閑之輩。經攀談，胡雪岩得知，王有齡花錢捐了「候補鹽大使」，想北上「投供」，就是到吏部報到，等候補缺。可惜此時的他已經沒錢北上了，被困在杭州無計可施。　　所謂捐官，就是花錢買官，這在封建專制社會是由來已久、司空見慣的事。做官為了發財，但也有些發了財的土財主，認為自己除了錢什麼都沒有，便想弄個官做做，提高一下自己的社會地位。朝廷若遇到戰亂或大災之年，財政緊張，便允許富商財主花錢買個官做，這樣，既充實了國庫，又滿足了土財主們提高社會地位的願望。於是，「捐官」便大行其道。　　早在秦朝，嬴政剛統一六國，關中一帶便遭遇蝗災，饑民遍地。李斯認為，現在雖然糧食歉收，民不聊生，各地的土財主一定在往年囤積了大量糧食，讓他們將糧食拿出來，可以幫助朝廷賑災。　　如何讓土財主們自願捐獻糧食呢？考慮到土財主們汲汲以求想得到社會地位的現實，李斯向秦始皇建議：凡百姓繳粟千石者，拜爵一級。此令一出，各地土財主們歡欣鼓舞，紛紛把自己的餘糧拿出來買爵位，朝廷正好用這些糧食賑濟災民，使這個新生王朝渡過了難關。　　需要說明的是，秦王朝只是允許土財主們捐個爵位，是個虛職，並非實實在在的官職。但李斯此舉，遂開兩千多年華夏賣官鬻爵之濫觴。到後來，不僅朝廷的爵位可以賣錢，連官職也可以賣。　　王有齡捐的便是個實職，不過是個候補的，得等這個官職出現空缺，才能由他補上。王有齡捐了個候補官職，只是取得了任官資格，還必須先到吏部報到，然後根據這一官職的空缺情況和吏部的安排，才有可能得到這一職位。這就意味著，王有齡必須到吏部疏通關係，才可補缺。否則，只在家裡傻等，他花的錢就白花了，等到死也不會遞補上。　　胡雪岩了解了王有齡的這些情況，心中暗自盤算：從其相貌、談吐來判斷，王有齡不是等閑之輩。他現在淪落在杭州，只不過缺少金錢。如果他有一筆北上投供的經費，便可以做官，日後定會飛黃騰達。　　胡雪岩再聯繫到自己，想自己只是個錢莊的小夥計，即使再干十年二十年，也還是個打工仔，只不過由錢莊的「小夥計」變為「老夥計」，難有出頭之日。而如果現在找個靠山，將來有貴人相助，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且，助人當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雪中送炭，在別人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幫助他，人心都是肉長的，這滴水之恩，往往會換來湧泉相報，又何樂而不為！何況當時的胡雪岩年方弱冠，血氣方剛，對古時豪傑俠士扶危濟困的事迹極為仰慕，覺得自己將來即使得不到王有齡的回報，能救人於困厄之中，也是一樁義舉。　　事也湊巧，胡雪岩為錢莊老闆討賬，討回了一張500兩的銀票。於是，胡雪岩毅然決然拿出了銀票，對王有齡說：「吾嘗讀相人書，君骨法當貴。吾為東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請收。」　　王有齡見這位萍水相逢的小兄弟竟慨然以五百金相贈，不由既驚訝又感動，擔心胡雪岩回到錢莊不好交待，所以執意不收。　　胡雪岩說：「子毋然，吾自有說。吾無家，只一命，即索去無益於彼，而坐失五百金無著，彼必不為。請放心持去，得意速還，毋相忘也。」　　為了幫助王有齡，胡雪岩橫下一條心：回到錢莊，老闆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　　胡雪岩作為錢莊的一個小夥計，竟然私自將"公款"借給素昧平生的王有齡，可謂是膽大包天的豪賭。這種做法，和呂不韋傾盡萬貫家財，幫助子楚成為秦國王位繼承人的行為簡直如出一轍。　　不同的是，胡雪岩的行為，風險性更大。他只有這一張銀票，沒有更多的周轉資金，萬一王有齡捐官之後，需要更多的錢來維持生計、買通上司以陞官，胡雪岩怎麼辦？如果王有齡捐官之後，受到官場的排擠，被罷官甚至殺頭，胡雪岩怎麼辦？就算王有齡能夠按照胡雪岩的願望而仕途順利，胡雪岩違反了錢莊的行規，出路必將困難，他自己要靠什麼為生，又能否等到王有齡發跡來報答的那一天？　　這一切都是未知數，而胡雪岩在面對如此多的未知時，毅然下定決心，幫助王有齡，可以說，他的勇氣比呂不韋要大，因為他所冒的風險比呂不韋大得多，同樣，因為風險高，一旦獲得回報，將是驚人的。　　胡雪岩認為，錢莊老闆必不會因為五百兩銀子而真的要了他的小命。將來王有齡順利做上官，再將錢還上，就沒事了。所以他囑咐王有齡：「做了官、發了財之後趕快將錢還給我，不要忘了我！」　　王有齡真需要這筆錢！沒有這筆錢相助，他以前花的錢便毫無收益。所以，感動之下，他收下了胡雪岩的銀票。胡雪岩還惺惺相惜地對王有齡說：「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著覺！」聽了胡雪岩的話，縱是鐵人，也會感激涕零。　　王有齡感動得熱淚滾滾，當場便要與胡雪岩結拜成把兄弟。胡雪岩當然願意，兩個人遂互換帖子，成了八拜之交。第二天，王有齡便北上求官去了。　　胡雪岩為他的「義舉」付出了慘痛代價。錢莊老闆得知胡雪岩將五百金「借」給了一個陌生人，不禁勃然大怒。不過，此時即使將胡雪岩打死也無濟於事，錢莊老闆只得將胡雪岩掃地出門。　　胡雪岩做出了這等「傻事」，被杭州的金融界傳為笑柄。私自將錢莊的錢贈人，這個小夥計的膽子也真夠大的，誰還敢用這樣的人啊？胡雪岩在杭州呆不下去了，只得去了上海，經別人介紹，在一家妓院里干掃地挑水的粗活。　　對此，胡雪岩無怨無悔。他後來說：「襄助王公進京投供，事後連累我丟了飯碗，當時一點兒顧慮都沒有，更沒有半點兒後悔的意思。不過為此遭受生活的困頓，為了生計四處奔波受人歧視是在所難免的。可是，英雄如果不經受挫折，怎麼能功成名就呢？生活安逸的人，志向不會宏大，想成就一番事業，必須經受得起磨難，眼光要放長遠，在目前留些交情，將來才有見面的餘地。」　　應該說，胡雪岩贈金王有齡也是一筆風險投資，而且，這筆投資算是投對了。沒有這筆投資，便沒有未來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就在胡雪岩忍辱負重在妓院做苦役的時候，也算是上天有眼，讓他在妓院里巧遇王有齡。　　此時的王有齡已經成了浙江海運局的坐辦，掌管海運事宜。這可是一個肥缺，王有齡一下子成了暴發戶。閑來無事，便常去妓院玩玩。這一日，不期然遇到了他的大恩人胡雪岩。他鄉遇故知，王有齡與胡雪岩自然都欣喜異常。　　原來，王有齡北上謀官，得知昔日一起讀私塾的同學何桂清官居戶部侍郎，最近剛剛被任命為江蘇學政，遂前去拜訪。何桂清頗念舊情，當即贈給老同學白銀一千兩，並給吏部侍郎和浙江巡撫各寫了一封信，推薦王有齡「才堪大用」。王有齡也四處活動，先花錢捐了個浙江候補州官來到浙江，等候何桂清的好消息。　　何桂清之所以給浙江巡撫寫信推薦王有齡，是因為浙江巡撫黃宗漢與何桂清是好朋友，而且黃宗漢又有一件事情要何桂清幫忙。所以，接到何桂清的舉薦信後，立即任命王有齡為浙江海運局坐辦。由於何桂清已與吏部侍郎通了氣，所以，吏部這邊一路綠燈，王有齡不幾日便走馬上任了。　　王有齡也算是個有良心的人。發達之後，他便派人來到杭州信和錢莊找胡雪岩，但當地無人知道胡雪岩的下落。王有齡四處派人尋找，都不見胡雪岩的蹤影。不料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也是王有齡與胡雪岩有緣，也幸虧王有齡有嫖妓的愛好，兩人竟在妓院重逢了。自此之後，胡雪岩便在王有齡的幫助下，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經商生涯。難怪後來胡雪岩多次表示對當年因資助王有齡而丟掉工作、流落妓院打雜之事無怨無悔。他這一筆風險投資投對了！　　錯失良機：不懂投資的「近視眼」　　對「有前途」的人物進行「逢低吸納」，並非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任何社會、任何時候都有貧困潦倒者，都有仕途失意者，都有經商失敗者，都有默默無聞者。如何發現這些人中哪個是虎落平陽、哪個是龍困淺池，卻並不容易。不能慧眼識人，是成不了「呂不韋」和「胡雪岩」的。　　孟嘗君就不是一個慧眼識人的人，他仗著財大氣粗，採取來者不拒的辦法，不管是不是人才，一概收留。雖然在三千人中，也網羅到了一個馮煖，但成功率是三千分之一，未免太低了！這種投資巨大收益極低的行為，恐為呂不韋們所恥笑。　　也有人有選擇地對某些可能有發展前途的人進行投資，他們的這種投資數目不大，即使打了水漂，對自己損失也不大。而一旦他們資助的某個人物發跡，如果此人尚有良心，一定會對其滴水之恩予以湧泉相報。　　也有許多人，出於對失意、落難之人的憐憫，或出錢或出力幫助失意、落難者，雖然當初並沒有指望得到回報，但日後被幫助之人發達了，會主動前來報恩。如韓信落魄時受漂母一飯之恩，功成名就後找到那個老太太，以千金相報。像這種事例也是史不絕書。舊戲中，「公子落難，小姐養漢，狀元一點，百事消散」。更成了戲中故事的俗套。　　「小姐」在「公子」落難時對「公子」進行資助，就是看準了「公子」的投資價值，並將自己的「歸宿」寄託到了「公子」的身上。這樣的「小姐」必須要有一雙善於識才的慧眼。呂不韋只是傾其家業對異人進行投資，而「小姐」們則是將自己的一生都「投」給了「公子」。這裡面有成功的例子，當然也有失敗的例子。　　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剛死了丈夫，劉秀想為姐姐再找個老公。得知湖陽公主對宣平侯、大司空宋弘情有獨鍾後，劉秀遂將宋弘召進宮，讓湖陽公主躲到屏風後面，他親自與宋弘閑聊，打探宋弘的意思。　　閑談中，劉秀沒頭沒腦地對宋弘說：「俗話說，富易交，貴易妻。這不是人之常情嗎？」　　不知宋弘是否猜到了劉秀的用意，宋弘只是說了一句千古傳誦的名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劉秀聞言，轉頭沖著在屏風後等著好消息的湖陽公主喊道：「事情不好辦了！」　　看來，宋弘的老婆在宋弘貧賤之時便用自己的未來進行了風險投資。宋弘發達了，自然不忘在自己貧賤之時以身相許的「糟糠之妻」。　　唐朝的名相房玄齡不敢接受唐太宗賜與的兩個美女，人們都認為房玄齡懼內，其實不然。房玄齡娶妻子盧氏時，還是臨淄一個落魄書生。有一年，房玄齡生了一場大病，盧氏為房玄齡喂葯喂飯，日夜在他身邊伺候。房玄齡認為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對盧氏說，他死後，希望盧氏再嫁，不要為他守寡。盧氏很感動，為了表示自己從一而終，竟將自己的左眼剜出以明志。因此，房玄齡一生不敢做出對不起夫人之事。　　當然，男人中也不乏陳世美那樣的忘恩負義者。不過，雪中送炭總比錦上添花更令人感念。　　呂不韋通過長線投資，獲得了普通人難以想像的回報，也獲得了權力與地位。那麼，在他如願以償地獲得這一切之後，他又該何去何從？他如何鞏固自己的地位，保證長遠的利益？請看第六講《以「權」「財」求才：養士的政治功用》。　　第六講以「權」「財」求才：養士的政治功用　　中國古代，身處高位的當權者要保護自己的權力與地位不旁落，會採取幾個主要手段：成立同盟，通過聯姻鞏固聯盟；網羅黨羽，使當朝大臣盡為己用；虛心養士，靠四方人才為自己出謀劃策。而呂不韋採取的鞏固權位之法，就是養士。　　眼光放長遠：養士就是養家異人去世之後，呂不韋大權獨攬，以丞相的身份主宰秦國朝政。作為一個敏銳的商人兼政治家，呂不韋意識到，現在的小國王終究會長大，所以只有培養一批忠於自己的門客，讓他們為自己盡心儘力，才能保證自己的長遠利益。　　在呂不韋眼中，養士固然要花費錢財，但比起一朝失勢人財兩空，不如將自己的利潤拿出一部分，用來長期供養自己的幕僚和死士。　　從這一點看來，呂不韋的思路，和經濟學的「剩餘價值」理論十分接近。　　嬴政即位之時才十三歲，秦國大權遂落入丞相呂不韋之手。呂不韋盡情地收穫著自己的風險投資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在秦國，呂不韋可謂呼風喚雨，一言九鼎。　　秉秦之強，呂不韋繼續推行「遠交近攻」的戰略，一點一點地擴大秦國的實力，一步一步地蠶食周邊國家的領土，為秦王政最後統一六國進行奠基。　　就在秦王政即位的第一年，呂不韋派大將蒙驁進攻趙國，攻取趙國的榆次（即今山西榆次）、狼孟（今山西陽曲）、新城（今山西朔州）等三十七座城市。復派大將討伐韓國，攻佔上黨，在那裡設太原郡。不久，秦軍又攻取晉陽。　　秦王政三年，呂不韋派蒙驁伐魏，攻取魏國十幾個城市。秦王政五年，蒙驁再度大舉伐魏，一氣攻取魏國二十多座城市，建東郡。從此，秦國的國土大大東擴，竟與齊國接壤。　　秦王政六年，在秦國咄咄逼人的兵鋒之下，趙、魏、韓、楚、燕五國惶惶不可終日。趙國認為只有六國聯合，才能抵禦秦國。在趙國的努力下，趙、魏、韓、楚、燕乃相互聯合，組織了戰國時代最後一次「合縱」抗秦的行動。只有齊國，自以為是東方大國，且離秦國尚遠，一直與秦國「和睦相處」，沒有參加這次「合縱」行動。　　五國各出精兵，多者四五萬，少者二三萬，推舉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上將，分兵五路，直攻秦國的渭水南部地區。商人出身的呂不韋，此時想向朝野上下顯示一下，他不僅會經商，也有不凡的軍事才能。他先令將軍蒙驁、王翦、李信、內史騰各率五萬兵馬分迎五國之兵，他自己則親任大將，統帥王將軍之部隊，戰前，王翦向呂不韋獻計說：「趙、魏、韓三國多次與秦交戰，有些經驗，而楚國在南方，遠道而來，自從張儀死後，已經多年不與秦國交戰了。若選五營之精銳全力攻楚，楚軍必定力不能支。楚軍一敗，其餘四國則會望風而潰。」　　在五國之中，楚國力量最強，所以楚軍統帥黃歇才被推舉為五國「合縱」部隊的總指揮。王翦此計，實是主張「擒賊先擒王」。主帥所在的軍隊一垮，其餘各軍則不戰自潰。呂不韋採納了王翦的建議。不料此計謀為黃歇所探知，黃歇大驚，不用秦軍來攻，自己便率楚軍連夜奔逃五十餘里。趙國的將領得知楚軍不戰而退，嘆道：「合縱之事，今後休矣！」　　既然作為縱約長的楚國已經退兵，其餘四國也都作鳥獸散。列國最後一次「合縱」行動，至此草草收場。呂不韋瓦解五國「合縱」之後，秦國在列國中已經成為一強獨大，已經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有效制約秦國的攻伐擴張，秦國統一六國只是時間問題了。　　當時，各國的權貴為了增強自己的實力，憑藉封地，大興「養士」之風，實際是紛紛組織自己的「智囊團」。「戰國四公子」便以養士名聞天下。《史記》載：齊國孟嘗君「食客數千人」，趙國平原君「賓客蓋至者數千人」，魏國信陵君「食客三千人」，楚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於是乎，後人便認為他們是愛惜人才的模範，被傳為千古美談。　　四公子的初衷是不錯的，通過「養士」收羅天下人才，增強自己的實力，贏得禮賢下士的好名聲。可惜的是，他們對於投奔自己的人，無論賢愚尊卑有才無才，一律來者不拒。如此看來，與其說他們是在收羅人才，不如說他們是在開設慈善機構。事實也說明，他們收羅的「人才」不過是群烏合之眾，就連孟嘗君手下的馮煖、平原君手下的毛遂，也並無多大建樹。當然，這兩人在四公子的萬餘門客當中算是出類拔萃的了。　　孟嘗君失勢後，其門客包括那些雞鳴狗盜之徒紛紛棄之而去，孟嘗君不由長嘆道：「文（孟嘗君名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可見當時孟嘗君處境的尷尬與無奈。　　其他三公子的「客」也好不到哪裡去，最慘的是春申君，竟被其門客李園所殺，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王安石有篇不足一百字的短文《讀孟嘗君傳》，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你若視宵小之輩為「人才」，那麼真正的人才是不會為你所用的。這就是東漢文學家趙壹所說的「邪夫顯進，直士幽藏」。　　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地區也好，一個單位也好，邪夫顯進之日，即直士幽藏之時，概莫能外。可見，光有愛才之心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慧眼識才。　　眼見「戰國四公子」以養士名聞諸侯，出盡了風頭，作為超級強國的秦國丞相，呂不韋也眼紅了。反正他現在有的是錢，光家裡的童僕就上萬人，養幾千個「士」，是毫無問題的。最重要的是，呂不韋想通過「養士」，培植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呂氏春秋》里有這麼一句話：「賢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財。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呂不韋認識到，無論賢與不肖，來者不拒是不行的，只有識才，才能愛才。作為一個政治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所以，他既注重他的「人才庫」的量，也注重「質」。　　《史記·呂不韋列傳》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不僅在養士的數量上不讓「戰國四公子」，呂不韋收攬的門客的質量也是不錯的，總體質量也在「戰國四公子」的門客之上。在呂不韋的門客中，出了個李斯。此人後來擔任秦國丞相，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功不可沒。　　呂不韋還組織門客撰寫了一部巨著，「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洋洋二十餘萬言，這在當時是一部大書了。書成後，呂不韋令在咸陽市門公布，「懸千金其上」，聲明若有哪一個人能增加或減少一個字，當場獎勵千金。　　此舉一方面說明，呂不韋與他的門客們對這部書都非常自信，一方面也說明參與著書的呂不韋的門客們也都具備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　　秦王政十年，呂不韋被罷免後，「歲余，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自殺後，他的門客竟有一千多人前來弔喪，並偷偷地將呂不韋埋葬於洛陽北芒山下。　　由此可見，呂不韋的門客，無論才與德，比孟嘗君之流的門客強多了。組建自己的「智囊團」和「人才庫」，對於從政也好，對於經商也好，無疑都有巨大的益處。　　呂不韋和「戰國四公子」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招攬人才的做法，給了後世的政治家和富商巨賈以深刻的啟發。清朝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將這個做法總結為八個字：「以財買才，以財攬才。」　　當年馮煖投奔孟嘗君田文之時，見孟嘗君供給他的飯很簡單，連魚都沒有，便彈著他的劍唱道：「長鋏歸來兮，食無魚！」　　孟嘗君得知後，令廚房每餐供給馮煖魚吃。過了幾天，孟嘗君問別人：那個姓馮的滿意了嗎？那人報告說：馮先生還是彈著劍唱歌，只是歌詞變了，唱的是「長鋏歸來兮，出無輿！」　　「長鋏歸來兮，出無輿」的意思是：長長的寶劍啊，我們還是回去吧。在這裡，出門連車都沒有！　　孟嘗君聽了，覺得此人比只圖一口飯吃的門客的要求高，一定有過人之處，便乾脆好人做到底，下令給馮煖配備了專車。又過了幾天，孟嘗君聽說，這個姓馮的還彈著長劍唱歌，歌詞變成了「長鋏歸來兮，無以為家！」　　要魚給魚，要車給車，不想馮煖仍不滿足，又想要自己的住房。由此可知孟嘗君的門客們一般都住在集體宿舍。孟嘗君便很不高興了，認為馮煖貪得無厭，便不再答理他。馮煖見孟嘗君生氣了，知道自己索要住房不會得逞，也就不再發牢騷了。　　這個小故事說明，越是有才能的人，在為別人打工時，要價越高。　　胡雪岩曾說：人才像其他東西一樣，也是一分錢一分貨。這話雖然糙了點，理卻不糙。想找聰明能幹之人，在金錢上和人家斤斤計較怎麼能行？須要捨得銀子，多給工錢，一下子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才可得到真正的幹才。我的秘訣就是：以財買才，以財攬才。眼光要好，人要靠得住，薪水不妨多送，用人也是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胡雪岩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在經營阜康銀號業務時，每當僱傭號友時，「必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幾何，先以一歲度支畀之，俾無內顧憂。」（陳代卿《慎節齋文存》）也就是說，胡雪岩在招聘員工時，先了解其家庭情況，然後一次先支付一年的工錢，讓員工在家庭生活方面沒有後顧之憂。這樣一來，員工自然對老闆感恩戴德，工作起來則會盡心儘力。由於不用為家庭生活犯愁，員工自然將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之中，由此可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效益。　　對於有突出貢獻者，胡雪岩還特設「功勞股」，即從贏利中抽出一份特別紅利，專門獎勵給有功員工。　　胡雪岩在籌辦阜康錢莊之時，急需得力助手。他經過考查，看中了原大源錢莊的一個夥計劉慶生。在錢莊尚未開張贏利的情況下，胡雪岩決定給劉慶生二百兩銀子的年薪（不包括年終的「花紅」），並且先預付了一年的薪水。　　在當時的杭州，按一戶八口之家上等生活水準來計算，一年的吃穿住行也不過二十多兩銀子。胡雪岩一下子就給劉慶生二百兩的年薪，連劉慶生本人都感到意外。　　高薪使劉慶生對胡雪岩感激涕零。他對胡雪岩說：「胡先生，你這樣子待人，說實話，我聽都沒聽說過。銅錢銀子用得完，大家是一顆心，胡先生你吩咐好了，怎麼說怎麼好！」　　劉慶生將家人都接來杭州，家裡有了錢，生活不成問題，劉慶生自然全身心地投入到阜康錢莊的經營上了。「心思可以安定了，腦筋也就活了，想個把主意，自然就高明了。」　　阜康錢莊有了劉慶生，胡雪岩既放手又放心。劉慶生也不辜負胡雪岩的厚望，將阜康錢莊經營得紅紅火火。　　商人的目的是贏利，其實在各行各業工作的人，又何嘗不是為了一個「利」字！　　對企業來說，要求企業員工「無私奉獻」，只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當然，並不是說，「無私奉獻」過時了、不適用了。適當地倡導奉獻精神，對社會的進步是有益的，但這必須是在保護每個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　　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人們普遍遵循的是等價交換原則，是按勞取酬原則。個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尊重和維護，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否則，只是一味地強調「無私奉獻」，將勞動者視為創造財富的「工具」，最終不僅不能使人「無私奉獻」，反而挫傷人的創造力和勞動積極性，阻礙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在企業與企業經營者休戚與共的情況下，企業經營者才會像胡雪岩那樣求才若渴，才能視才為寶，才能使人才的創造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人在付出聰明才智和艱苦勞動之後，卻得不到應該得到的報酬，勢必使優秀人才的創造力和工作積極性受到致命打擊。一個失去優秀人才的企業，必然是一個喪失了創造力的企業。　　客與士：魚龍混雜的群體呂不韋養士，不但是自己鞏固權位的需要，更是在戰國時期特殊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可以說，呂不韋參考了一些叱詫一時的養士名人成功的案例，才採取了養士，而不是聯姻與網羅黨羽的方法來保護自己。　　那麼，戰國時代的養士，究竟又有何特色？那些名人門下的門客與俠士，個人素質和臨陣表現又如何呢？　　戰國的養士之風已和春秋時期有極大的區別。春秋時期雖列國紛爭，但表面上還維繫著等級有序的一統局面，有極分明的「公」「私」觀念。　　所謂「私」就是以下害上的一切言行，這是為社會所不齒的，因為「以私害公，非忠也」。收養私屬、私卒，私士，是被社會輿論所不容的。在當時的歷史記載中，養士，往往被描繪成野心家，如公子光、白公勝之類的不軌之舉。到了公開兼并與競爭的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儘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從戰國初期的趙襄子、魏文侯及以後的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望其項背的。　　《孔叢子·居衛》篇記載了孔子思關於春秋、戰國兩個時代不同的養士之風的觀察與思考。他認為，春秋時期，「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所以養士之風不得大倡；而戰國時代，「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這段話深刻地道出了戰國養士之風經久不衰的真諦。由於通過養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以號召天下，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下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形成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大好局面。　　戰國的養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集起來。據史書記載，「四公子」門下的食客都超過三千人。孟嘗君的封地是擁有萬戶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以供養門客。　　秦昭襄王稱讚孟嘗君善於結交各種人才，說：「孟君門下，如通物之市，無物不有。」平原君門下也人才濟濟，「文武備具」，他曾自誇：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甚至可以潛伏在趙王的身邊，他所得到的信息甚至比他的國君魏安釐王還快、還準確。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圍數千里的游士「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其他三位公子，對社會產生的威懾力也大致相同。　　司馬遷一語中的，道出了「四公子」的真實意圖。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四公子並非富可敵國，甚至還有孟嘗君那樣「邑入不足以奉客」的緊張局面，把門客養得肥頭大耳就為了博取幾句廉價的讚譽嗎？顯然不是。他們無法擺脫權力的漩渦，爭來賭去，還是為了「持權」，甚至是篡國。　　春申君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將剛剛寵幸並懷有身孕的姬妾李氏送到楚王床上。信陵君想要調動軍隊，不得不把後門走到魏王的小老婆如姬身上……這種不擇手段的冒險，莫如說是一項高回報的投資。《史記》中常有以某公子故、鄰國相傾、不敢加兵的說法，還用問？翻雲覆雨的角色正是那些公子夢寐以求的，他們希望成為主宰戰爭、壟斷特權的政壇大鱷。　　春申君的門客朱英講得更露骨：「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這就足夠令有頭腦的君主感到寢食不安了：國家安危還要看幾位公子的臉色，乾脆把朝廷解散讓公子及其門客們取代算了。其實，從這些公子用心良苦、網羅門客那天起，就等於向天下昭告了自己的政治企圖。公子們的實力越強大，他們個人的悲劇命運就來得越迅速、越深刻。大禍臨頭，即使再狡猾的韜養之術也挽救不了，那種把戲至多是貪生怕死的「馬後炮」。　　蓄養門客號稱招賢納士，惜乎不能算做「政府行為」，而只屬於個人行為，這與後世的朋黨之爭一脈相承。孔子崇尚「不周不比」，而政治卻不遵循常規的道德標準，這種東西本來就有謀於密室、工於心計的陰暗特徵。倘若真的「不周不比」，你依靠誰、利用誰？雖說「養士」勉強算半官半私，但是這個被僱傭的階層仍然帶有明顯的「黑社會」性質——它是一個以物質待遇為前提、以僱主利益為目的、以個人崇拜為約束的「臨時智囊」和「私家敢死隊」，這支參差不齊的「雜牌軍」屬於「半個江湖」，具有某種陰森的力量。更多時候，這支陰森的力量是為了「窩裡斗」。　　養士，太平年代比戰亂時期更值得警惕。　　的確，政治上的禮賢下士多少都有作秀的成分；襁褓里的君王如何「仁、義、禮、智、信」，總歸不能剔除表演的性質。《隋書》記載隋煬帝當藩王的時候，「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直至糊弄得皆大歡喜。「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結果，楊廣即位之後，還不是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大暴君？　　當然，共患難不易；而同富貴較之更難千百倍。兵臨城下與馬放南山時，君主決不可能是相同的表情。周文王訪姜尚也好，劉備摔孩子也好，還不是一己之私鬧的？孟嘗君「邑入不足以奉客」，憑什麼咬牙還愣充「大肚漢」？他犯得著像孝敬親爹一樣奉養那群大呼小叫的門客嗎？政治家的高明就在於掌握火候，知道你喜歡什麼，知道你擅長什麼，知道什麼時候你會感激涕零、心甘情願地把腦袋扎進褲腰帶里替他去賣命。　　身為「大梁夷門監者」的隱士侯嬴已經是七十歲的老頭子了，他對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掛著大大的問號，他態度冷漠地考驗著對方的耐心，又坐公子駕御的車，又參加賓客滿堂的宴會，觀察了半天，信陵君始終是「顏色愈和」、「色終不變」，最終，侯嬴相信了自己那雙老眼，死心塌地地替這位人生知己謀劃，直到「北鄉自剄」，自願送了老命。　　「養士」看似周瑜打黃蓋，實則起鬨群毆打太平拳的多。俗謂：「有酒有肉皆兄弟，患難何曾見一人？」趨炎附勢、攀龍附鳳就這麼殘酷，現世現報，概不賒欠。「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這句話，百試不爽。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講得更赤裸，廉頗倒霉的時候，一窩蜂來的門客轉眼就一窩蜂地跑了。後來，廉頗東山再起，這幫傢伙又來投奔，主人毫不客氣地往外轟，門客咂著舌頭說：「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說得不錯，這是「主與客」都不能無視的前提。你一沒權勢，二無錢財，門客還陪著殉葬不成嗎？　　那麼，四公子號稱超過三千的門客究竟是什麼貨色，公子們比誰都清楚，這些人是他們棋盤上的車、馬、炮，可以衝鋒陷陣，也可以在頃刻之間樹倒猢猻散。孟嘗君的升沉給了門下那些勢力小人提供了充足的表演空間：「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孟嘗君太息嘆曰：『客見文（孟嘗君）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　　話雖如此，孟嘗君還是樂於走回頭路。門客們惡毒地撂過挑子，也巧妙地救過他的命，這種好處，臨時抱佛腳絕對收買不來。司馬遷創造了許多條成語，「雞鳴狗盜」便是其中之一，這則典故在生死關頭幫過孟嘗君的大忙，王安石說：「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漢書·遊俠傳》也點名說春秋四公子的風涼話：「（四公子）皆借王公之勢，競為遊俠。雞鳴狗盜，無所不賓。」難怪被人瞧不起，公子的門客們的確採取了偷偷摸摸、賊眉鼠眼的行為方式，《史記》的記載近乎滑稽劇：「（秦昭襄王）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遍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襄王后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齊鳴，遂發傳出。」　　兩次都是「下流」的門客出手搭救，看來，客無主次，各有專攻，雕蟲小技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功效。在歷史上標名挂號的「門客」很多，如孟嘗君門下的馮煖、信陵君門下的侯嬴、平原君門下的毛遂、春申君門下的朱英……細想起來，他們同雞鳴狗盜之徒並無本質區別。太平時期，這群構成複雜的「死士」不管本領如何，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非常難伺候，以至於東家不得不曲意逢迎、忍疼割愛。身負賢名的公子們不可輕易犯錯誤，他們比常人更小心翼翼、更扭扭捏捏、更深藏不露。　　戰國四公子的大量養士，使得遊俠有了集結的場所。這一點史書上雖無專門的記載，但也可尋見其端倪。秦圍邯鄲，趙王派平原君突圍去楚國求救，臨行時，平原君挑選「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同行。後解圍時，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說明平原君的門下聚集了不少俠士。信陵君曾「從博徒賣漿者游」，孟嘗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徒」，那麼下層社會的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門下。所以韓非子稱養士之風中存在「養遊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所謂「俠奸六萬，門客三千」，且認為由於他們的大量集結已威脅到最高統治者的統治。　　以「四公子」為代表的戰國權貴為人才方面激烈競爭的形勢所迫，在網羅人才上遵循了一些難能可貴的行為準則。　　一是「知人得士」。戰國時代的游士對於養士的權貴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們能給予自己很高的物質待遇，而且要求權貴們能懂得人才，善於使用人才。　　信陵君在魏國偷盜兵符領兵解了趙國邯鄲之圍後，便留在了趙國。他聽說趙國有兩個出色的人才：一為毛公，藏身於賭徒之中；一為薛公，埋名於酒肆之內。信陵君幾次想見他們，兩人都躲了起來，不肯相見。信陵君打聽到他們的存身之處，就悄悄地走到那兒與兩人交遊，相互間處得十分融洽。平原君聽說後對妻子說：「我聽說你弟弟信陵君天下無雙。現在看來只是個糊塗蟲，只知道和賭徒、賣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從姐姐那兒知道了平原君的議論，感嘆道：「平原君的養士原來只是貴公子的豪舉，並不是真正為了尋找人才。」平原君連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門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門下。　　在游士們看來，權貴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這就逼迫權貴者開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識別人才的能力。因此許多隱姓埋名於民間的人才，如彈鋏長歌的馮煖、勇於自薦的毛遂都被主人重用，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一些生活在民間的遊俠，如荊軻、聶政，都是被權貴們一再邀請，委以重任，才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的。　　二是「不分貴賤，一與人等」。也就是說，門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決定的，與身份的貴賤無關；而作為養士的權貴者須「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貴驕士」。正因為如此，信陵君為了結交身為看門者的隱士侯嬴，居然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嬴和別人談話完畢，才請他上車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過「節俠」田光的介紹才得以見到身為平民的荊軻。見面時，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後「日造門下」，想盡方法來「順適其意」。　　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多數埋名隱姓於民間的名士有了被重新發現的機會。在門客中，人與人的相對平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圈。這顯然與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以及戰國時代「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這樣一種新的價值觀所喚醒的游士個人意識的自覺是分不開的。任何人只要能進入這一文化圈，那麼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識和武藝而受到尊重。　　中國古代社會自有確切的歷史記載起，「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觀念便占統治地位。長達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只有極少數時期，並在極特殊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人際關係才有相對平等的可能。戰國的養士制度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在這種社會文化環境中，個人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鼓勵和尊重。　　只有在戰國時代，身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數次邀請不予理睬；作為平民，荊軻可以因為燕太子丹催促他啟程赴秦而大發雷霆，甚至當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戰國的遊俠便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存在並發展起來的，人格的自尊顯得特彆強烈和敏感。　　當然，作為進入這種超越尊卑級差地位的文化圈的前提，門客自身必須具有過人的才識和武藝，因此遊俠對於自己的學識武藝都砥礪求精。《史記》說荊軻「好讀書擊劍」，曾特地去榆次與著名劍客蓋聶論劍。然而，荊柯刺秦王不成被殺後，與荊軻交過手的另一遊俠魯句踐還批評荊軻不精於「刺劍之術」。這種對膽識和武藝的嚴格要求和刻苦練武的習氣，後來作為傳統一直被中國歷代的武俠所繼承。　　三是「合則留，不合則去」。戰國的游士絕無忠於一國一姓的狹隘觀念，他們有很大的選擇權，可以流動到適合自己發揮才能的地方去。即如「四公子」這樣的權貴，在各方面，包括個人道德修養方面都必須格外小心謹慎，才能招徠人才，平原君的一個美人在樓上見有個跛者打水，不禁哈哈大笑。那個跛者找到平原君要得美人之頭。平原君不肯以一笑之故殺美人，門客離去者過半。手下有人告訴大惑不解的平原君，不要因「愛色賤士」而失去人心。　　於是，平原君只得砍下那個美人的頭顱，親自到跛者家中道歉。如此，游士才漸漸返回。由於激烈的人才競爭，需要權勢者養士時有相當的肚量。孟嘗君的一個門客與孟嘗君的夫人相愛。盂嘗君知道後，認為「睹貌而相悅者，人之情也」，不但沒殺門客，反而委以重任。後來那位門客出使衛國，冒死阻止了衛君約天下之兵攻打齊國的打算。齊國人因此稱讚孟嘗君能「轉禍為功」。用人者如此寬容的態度，為游士們提供了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遊俠便是在這樣的「小環境」中迅速發展和成熟起來的。　　知人善任：呂不韋的人才觀呂不韋廣招門客，並不是來者不拒、壯大門面，而是有他的取捨標準。正是因為他招納了很多的賢才，才為秦國儲備了一批能夠出將入相的人才，為秦國最終消滅六國、一統天下奠定了人才基礎。他為相12年，提出和推行了一整套有利於富國強兵的理論和政策，為實現秦並六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用人方面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不僅為秦吸引了大批優秀人才，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尚賢：高度重視人才呂不韋的人才理論，集中體現在《呂氏春秋》一書中。作為傑出的政治家，呂不韋深諳「尚賢為政之本」（《墨子》）的道理，作為一國之相，更深知人才對治國的重要性。　　「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呂氏春秋·求人》）。　　「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呂氏春秋·先識覽》）。　　這兩段話是呂不韋對人才重要性的高度概括。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高度重視人才，並把人才看成治國之根本。呂不韋時代，群雄兼并，武力爭強，在殘酷的競爭中，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現出來。　　呂不韋以政治家的眼光，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得賢人與得天下直接聯繫起來，從國家興亡的高度提出尚賢的重要性，認為：「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呂氏春秋·贊能》）並要求國家的統治者，要把尚賢作為基本國策，始終把重視人才放在治國為政的首位，而且在治國中推行了一整套尚賢的政策，呂不韋的這些觀點和做法，顯然要比以前和同時代的政治家高明得多。　　察賢：正確識別人才正確識別和考察人才，是重視和任用人才的基礎。《呂氏春秋·正名》講了這樣一件事：尹文拜見齊王，齊王對尹文說：「寡人非常喜歡士，齊國卻沒有士，怎麼辦？」尹文聽後問：「什麼是士？」齊王卻沒有答上來。尹文說：「有一個人孝敬父母，忠於君主，誠實守信，敬愛兄長，有這四種品德可以叫士嗎？」齊王答：「對，這就是我所希望得到的士。」尹文又說：「假如這人在廣眾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卻不反抗，你還用他為臣嗎？」齊王說：「不！士受辱不爭鬥，這是恥辱，這樣的人怎麼能做臣子！」尹文接著說：「即使受辱不爭，但他並沒有喪失那四種品德，也就是沒有喪失士的根據，而你一會說用他為臣，一會又說不用，這是何道理？」齊王無話可答。在這裡，呂不韋是要說明識別和考察人才是有客觀標準的。　　正確識別和考察人才的標準是什麼？《呂氏春秋》從不同角度作了闡述：首先，使用了許多類似的概念，如聖、賢、士、能等，從這些概念看，這些「賢人」都是治國需要的品德高尚的能人，也就是德才兼備的人。　　其次，《呂氏春秋·遇合》指出：「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呂不韋將志向、做事、功勞三者作為舉人之本，這個標準把德才兼備具體化了，延伸到做事的能力和政績等。　　再次，《呂氏春秋·論人》明確地提出了「八觀六驗」和「六戚四隱」的內觀和外觀標準。所謂「八觀六驗」，就是「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他又說：「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聖王之所以知人也」（《呂氏春秋·論人》）。　　綜觀這三個方面的論述，第一個是綜合的理性標準，核心即德才兼備。第二個是理性標準的具體化，側重於標準的具體操作。第三個是從內、外不同方面識別考察人才，側重於方法論。應該說，這三個方面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標準體系，提出按照這一標準體系識別考察人才，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舉賢：公正地選拔人才在正確識別的基礎上，如何選拔人才？呂不韋的態度很明確，就是「公正」二字。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呂氏春秋·貴公》）。呂不韋認為，沒有公正的胸懷，真正的人才是舉不出來的。　　他講了齊桓公的例子：齊桓公想用鮑叔牙為相，鮑叔牙對他說：「我不如管仲，你如果想成就霸業，就請把管仲救出來，任他為相。」當時，管仲被囚禁在魯國。齊桓公說：「管仲是殺我的兇手，我恨不得殺了他，怎麼能用他！」鮑叔牙說：「管仲是為自己的君主射殺人，你如果任他為臣，他也會為你射殺別人。」齊桓公不答應，鮑叔牙堅辭不受。最後，齊桓公還是從大局出發，聽從了鮑叔牙的建議，把管仲救了出來，並任為相國，結果，齊國大治，很快成為春秋霸主。應該說，鮑叔牙與管仲可謂至交，管仲為囚時，鮑叔牙捨身相救並薦為相，但當管仲病重，齊桓公讓他推薦相時，管仲沒有因私情推薦鮑叔牙，而向齊桓公推薦了隰朋。齊桓公行公道而不記私怨，起用管仲，使自己成了五霸之首，但在管仲死後，齊桓公沒有堅持公正用人的原則，而是徇私情任用了阿諛之人豎刁，最後以致死無葬身之地。齊桓公的經歷是發人深省的。為此，他主張舉賢要「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呂氏春秋·去私》）。呂不韋還引用晉國的一段人才佳話為例：晉平公要選拔縣令，問祁黃羊：「誰可以做南陽縣令？」祁黃羊答：「解狐可以」。晉平公說：「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祁黃羊答：「你問的是誰能做縣令，不是問我的仇人。」平公又問：「國家沒有尉官，誰可擔當？」祁黃羊答：「午可以。」平公說：「午不是你的兒子嗎？」祁黃羊回答：「你問的是誰可擔當尉官，沒問我的兒子。」孔子聽到此事後，感慨地說：「祁黃羊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呂不韋讚賞祁黃羊，倡導要公正無私地選拔人才，把那些選拔人的人比做「庖人」，指出選拔人的人以權謀私，如同「庖人」做飯時偷嘴一樣，這樣的「庖人」是不能為「庖」的。　　任賢：量才任用人才如何任用人才？呂不韋主張量才任用，用其所長。　　《呂氏春秋》認為：「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即便是堯舜禹湯這樣的人物也概莫能外，呂不韋在贊同孔子主張的「無求備於一人」（《論語》）的基礎上更加強調：「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奪之事。」只要有一點長處，就可以為我所用。「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疵，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　　《呂氏春秋》還講了寧戚的故事，寧戚想向齊王謀取官職，因處境艱難，只好給商人趕著車子到了齊國，當他看到齊王時，敲著牛角唱起商歌，齊王見他不俗，就召見了他，寧戚就發表了治理國家的建議，齊王聽後很高興，準備任用他，結果，大臣反對，認為寧戚不是本國人，對他的情況不了解，不如了解後再用。齊王堅定地說：「你們不就是擔心他有小毛病嗎？因為小毛病忘了大優點，這是君主失掉天下人才的原因啊！」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呂不韋認為用人應當「假人之長補其短」，他還形象地打了一個比喻，一個人讓一隻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去執行貓的任務，捕鼠，還用夾子夾住這條狗的後腿，這就使狗抑其長而用其短，結果自然是無所適從，很難有所作為的。他認為只要用人所長，眾人才能為其用，才能把大多數人的聰明才智發揮出來。「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此君人之大寶也」（《呂氏春秋·用眾》）。　　禮賢：尊重愛護人才任用人才，人盡其才，還必須「禮賢下士」，必須創造良好的人才環境，《呂氏春秋》就此作了許多論述。　　首先要禮賢下士，尊重人才。「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呂氏春秋·報更》），為此，呂不韋專門寫了《下賢》一章，他認為，君主應該對人才禮賢下士，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才就會敬而遠之。　　「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因此，賢明的君主應該「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呂氏春秋·下賢》），這些是說統治者要有尊重人才的胸襟，並且在全社會形成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呂不韋強調：「君子猶鳥也，駭則舉」。沒有良好的環境，人才就留不住。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就必須創造尊重人才的社會環境。　　其次要認真對待賢人的意見。「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呂氏春秋·求人》）。「昔者禹一沐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呂氏春秋·謹聽》），這是說統治者要虛心聽取賢人的意見，善於發揮人才的作用。同時，還要知道賢人的心情，「賢主必自知士，故士儘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國君要與賢人保持密切的關係，及時了解賢人的心聲，還要注意多學習有關知識，拉近與賢人的距離。　　再次要關心愛護人才，保護人才的利益。「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飢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呂氏春秋·愛士》，呂不韋要求統治者要給賢者提供「食」、「車」、「財」等條件也就是注意解決人才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聚賢：用高尚的品德凝聚人才以高尚的品德聚人，這是《呂氏春秋》的基本觀點。呂不韋認為，「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呂氏春秋·知士》），用人才者和人才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大凡賢人，都願意與賢人在一起。他打了一個比方：「譬如登山，已經登得很高了，向左右看，巍峨的高山還在上邊，賢人同人相處，情況與此相同，所以周公旦說，不及我的人，我不跟他相處，這是拖累我的人；同我相同的人，我不跟他相處，這是對我沒什麼裨益的人，我只跟賢明超過我的人相處。」　　自古以來，鳳凰擇枝而棲，人才擇主而事。領導沒有聚才的品德，人才就不會趨之。呂不韋認為，欲聚賢者必賢也，國君必須首先勤政為民，「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為務故也。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也就是大政方針必須正確，必須合乎民心，這是聚人的根本。同時，要有高尚的人格品德，「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後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呂氏春秋·功名》）。　　呂不韋專門寫了《上德》篇，論述君王必須以德聚人。「上德」就是崇尚道德，君王自身道德修養高尚，講誠信，「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他還說了宋國人的例子，宋國有個趕車的人，他的馬不肯前進，他就把馬殺死，重新換馬趕路，他的馬還是不肯前進，他又把馬殺死了，這樣反覆幾次，結果，還是不能前進。呂不韋認為，宋國人只學到了用懲罰的辦法樹立自己的威嚴，不懂駕車的真正本領，只知懲罰不尚道德的國君，和這宋國人沒什麼兩樣。他認為國君高尚的人格品德，就如同在黑夜裡舉起明亮的火把，火光越明亮，天下的賢士就會像蟬奔赴火光一樣歸附。　　「八觀六驗」與「六戚四隱」　　《呂氏春秋》中《論人》一篇介紹如何辨認一個人「情偽、貪鄙、美惡」的方法：「外則用八觀六驗」、「內則用六戚四隱」。　　八觀：根據人所處位置來識別人。　　通則觀其所禮：顯貴之時看其所行的賓禮。即有地位時看是否趾高氣揚，蠻橫無禮。　　貴則觀其所進：任要職之時看其推薦什麼樣的人。　　富則觀其所養：富裕之時看其所養的門客賓客。即富足之後他結交什麼樣的人。　　聽則觀其所行：即聽他所言之後看他做不做，如何做。　　止則觀其所好：即看他業餘時間追求崇尚什麼。　　習則觀其所言：習是「親信」的意思。當他身處領導身邊，有一定的發言權時看他出好主意還是壞主意。　　窮則觀其所不受：即窮困之時看其是否不受非分之財。　　賤則觀其所不為：貧賤時看其是否不為非義之事，儘管地位低下，決不做有損國格人格之事，堂堂正正，擲地有聲。　　六驗：依據人的情感來認識人。　　喜之以驗其守：使之「得意」看其是否「忘形」。　　樂之以驗其僻：使之高興看其是否不變操守，是否邪僻不正。　　怒之以驗其節：使之發怒，看其是否能自我約束；懼之以驗其持：使之恐懼，看其是否意志堅定，不變信念。　　哀之以驗其人：使之失敗，看其是否自製、自強；苦之以驗其志：使其處於艱苦環境，看其是否有大志。　　六戚：指「父、母、兄弟、妻子」，他們代表了人的家庭關係。觀察他的家庭關係是否和睦，家庭關係處理不好的人也難以處理好社會關係。　　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這些代表了人的社會聯繫。觀察他交什麼樣的朋友，和鄰里關係相處得怎樣。　　呂不韋招納天下人才為門客，讓他們為自己的榮華富貴出力之外，還組織他們做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編書。那麼，為什麼如日中天的呂不韋會耗費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做一件看似面子工程的修書工作呢？他的真實用意又在哪裡？請看第七講《呂氏春秋，著書為誰》。　　第七講《呂氏春秋》，著書為誰　　如何讓自己長期保有影響力？這是成功者都要面對的問題。也許，更大規模地開拓事業是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但往往也是這種無盡的貪慾，讓他們最終功敗垂成。清醒者選擇了著書立說，將自己的事業心得傳給後人，或者將自己感興趣的文字寫給特定的讀者。　　形象工程，還是實用手冊正當呂不韋處於權力頂峰的時刻，他做了一件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讓手下的門客編纂一部書籍，而且是彙集天下各家各派思想的書籍。這就是後世流傳的《呂氏春秋》。　　而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本《呂氏春秋》，其實是呂不韋想要教給自己的兒子——登基不久的秦王政——也就是後來的秦始皇的治國、安民、求賢的百科全書。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豐富多彩的時期。因為周王朝的式微，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式的專制統治已經土崩瓦解，各諸侯國在政治、經濟諸方面各顯其能，形成了一個自由競爭的社會。　　雖然那時是諸侯割據，戰亂不已，但人們可以相對自由地遷徙，國與國的概念實際上是比較淡漠的，許多仁人志士考慮的最多的是「天下」。如孔子，他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因此他並不一門心思地只想著為魯國出力，而是周遊列國，哪個國家願用他，他就為哪個國家服務。　　就連「戰國四公子」中的信陵君魏無忌和孟嘗君田文，雖然分別是魏國和齊國國君的兄弟，但也都曾跑到別的國家做官。孟嘗君還曾在秦國和魏國做相，並聯合燕趙等國攻伐齊國，好像沒有人因此而罵他們「賣國」、「叛國」。　　「兵聖」孫武，其祖父與父親本是齊國貴族，因見齊國政事紊亂，田、鮑、欒、高四大家族之間矛盾重重，已到了隨時發生火併的危險邊緣。當時，他的父祖不想涉足政治，更不想陷入國內政治鬥爭。於是，為了避禍，攜家小千里南下，到吳國的鄉下躲了起來。後來，孫武便在吳國建功立業。　　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春秋戰國史，像孫武這樣的到異國他鄉建功立業的才智之士不勝枚舉。就說呂不韋，本是衛國人，在趙國經商，到秦國從政。可見當時人們出國是比較容易的。　　像屈原那樣「不事二君」的「愛國者」比較罕見。　　在春秋戰國時代，人們有著很大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人們的思想也相對自由，可以自由發表自己的學說和政見，儒家、道家、兵家、法家、墨家、名家、縱橫家……可謂「百家爭鳴」。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史和中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期，形成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源頭。可惜的是，自從秦漢大一統王朝加強中央集權以後，特別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之後，中國進入了長達兩千多年的「萬馬齊喑」的文明停滯期，「百家爭鳴」竟成了絕響。中國思想家們的思想水平，再也沒能超越春秋戰國時期的先賢們。　　《史記·呂不韋列傳》中有這麼一段記述：「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萬言，以為備天下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由於當時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才智之士有機會廣為宣傳自己的學說，才使得當時大家輩出，人才濟濟。呂不韋見荀子等人的著作遍布天下，有點兒眼紅了，也想著書立說以博個青史留名。　　而這時的呂不韋養尊處優，哪有閑工夫親自著書立說？他想到了他的食客們。　　前面說過，呂不韋見「戰國四公子」以「養士」聞名諸侯，心中頗不服氣。以秦國之強，以呂氏之富，豈能在養士方面輸給什麼「四公子」！於是，呂不韋也廣招天下之士，門下食客多達三千人。　　食客，顧名思義，就是白吃飯的人。呂不韋是個有政治抱負的商人，他養士也不會白養，不僅要計算成本，而且還要見到效益。就算養士不能直接給他帶來利潤，也得給他帶來社會效益。　　呂不韋突發奇想：讓食客們將各自的所見所聞和政治見解寫下來，綜合一下，不就是一本著作嗎？他呂不韋不用點燈熬油地親自寫，讓別人代勞，最後署上自己的大名，這不是「一言而萬世之利」的好事嗎？而且，通過讓門客們著書，誰有什麼樣的見解，誰有什麼樣的才能，誰有沒有學問，誰有沒有水平，不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嗎？　　於是，呂不韋一聲令下，他的門客們便開始「人人著所聞」。呂不韋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熔諸子百家學說於一爐的綜合性巨著的主編。按司馬遷的說法，呂不韋讓門客們著書，書成後取名為《呂氏春秋》，是氣不過荀子等人「著書布天下」。可知呂不韋只是想借著書圖「萬世之名」。清代的學者畢沅也在《呂氏春秋新校正序》中說：「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於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於不韋。」　　呂不韋組織門客撰寫《呂氏春秋》，僅僅是為了與荀子等人爭名嗎？僅僅是為了自己名垂千古嗎？筆者以為，其實也不盡然。　　除了「圖名」這一點之外，呂不韋主編此書還有什麼目的？　　《呂氏春秋》雖然被史學家劉知幾譽為「牢籠天地、博極古今」，是一部「雜家」著作，但主要內容卻是一些如何治國安邦的大道理。書中動不動就是「先王」如何如何，「賢主」如何如何，分明是一部為君主寫的教科書。　　而且，書中還有大量的有關地理和自然的「基礎知識」，就如同給學生上課用的教材。如《呂氏春秋·有始覽第一》介紹什麼是九野、九州、九塞、九藪、八風、六川：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曰朱天，其星巂、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上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何謂九塞？大汾、冥厄、荊阮、方城、崤、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巨鹿，燕之大昭。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凄風，西方曰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聯繫到書中苦口婆心地教導做君主的如何做一個「賢主」，如何治國安邦、如何富國強兵、如何勤政愛民、如何修身養性……筆者認為，此書實是呂不韋寫給兒子嬴政看的，是呂不韋組織人給兒子編寫的教科書。　　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失敗的帝王教科書如果嬴政將《呂氏春秋》當做自己的必修課，按呂不韋教導的去做，那麼，秦始皇必為一代「聖主」、「賢主」。可惜的是，嬴政將《呂氏春秋》里的政治見解和治國方略視做糞土。建立大一統的帝國之後，便實行嚴酷的專制統治，搞得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終於二世而亡，成為一個短命的王朝，為天下笑。　　現存《呂氏春秋》共160篇，20多萬字，寫到竹簡上，可謂汗牛充棟了。這在以竹簡為主要書寫材料的先秦，當然是一部鴻篇巨製。　　《呂氏春秋》雖然並非呂不韋親筆所撰，但從行文風格、主要思想來看，肯定是經過某一個人編輯加工了的。書成後，呂不韋令將書稿在咸陽城門公布，「懸千金其上」，揚言誰若改動其中一個字，便給予千金獎勵。　　可見，呂不韋對此書是極為滿意的，否則就不會這樣張揚了。呂不韋公開徵求意見之舉，也是空前絕後的。之所以如此自信，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呂不韋對著書者絕對信任，二是呂不韋親自參與了此書的編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滿意了，才有勇氣作出誰若增損一字獎勵千金的承諾。　　到底有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成為呂不韋的「一字師」呢？有沒有人獲得千金獎賞呢？司馬公沒有記載。我想，很可能不會有人為呂大丞相的《呂氏春秋》「增損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刪改一字的文章和書籍？沒有人站出來為《呂氏春秋》「增損一字」，並非說明《呂氏春秋》「既盡善矣，又盡美矣」，也並非說明秦國及諸侯沒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懾於呂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而呂不韋恐怕也並非真的想使《呂氏春秋》精益求精、盡善盡美。他這樣做，與其說他虛懷若谷、治學嚴謹，不如說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　　商人，作秀與炒作是其看家本領。呂不韋將《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的舉動，可以視為一次廣告宣傳活動。這一炒，立即使《呂氏春秋》變得家喻戶曉，連惜墨如金的司馬公也在《史記》中記下了呂不韋的這一創舉。　　既然書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當然要為自己負責。如果他任由門客們亂寫一氣，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會如此重視、如此滿意、如此自信的。這麼說來，《呂氏春秋》雖非他親自撰寫，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見解。起碼，書中的思想見解與呂不韋的思想見解是相一致的。　　《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講的是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但從中，也能隱約發現，其中的許多道理，對經商也不無借鑒意義。　　清代的乾隆皇帝組織一大批學者編纂《四庫全書》，《呂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書。《四庫全書總目》有個比較恰當的評價：「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論者鄙其為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有人可能會認為，司馬遷號稱「良史」，但也有馬虎的時候。理由是《史記》記事，有時前後矛盾。譬如，司馬遷在《呂不韋列傳》中，說呂不韋組織人著《呂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寫下了這麼一段話：「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聯繫到文中的意思，「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分明是說，呂不韋被罷官流放到蜀地後，才「發憤」而作《呂覽》。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有人認為《呂氏春秋》作於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呂氏春秋·有始覽》之前有篇《序意》，開頭就說：「維秦八年，歲在灘，秋，甲子朔，蒴之日……」其中，「維」是語助詞，「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歲紀年，「歲在灘」和秦王政八年並不符合，而同時，按照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法來推算，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　　對此，清人孫星衍解釋說：「考庄襄王滅周后二年癸丑歲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呂不韋指謂是年。」　　這時，呂不韋還任秦國丞相。兩年後，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呂不韋才被罷相。又過了一年，嬴政令呂不韋遷往蜀地。從《序意》標明的時間可知，《呂氏春秋》應該完成於秦王政八年。　　呂不韋令門客編寫《呂氏春秋》之時，肯定還居於相位。否則，他被罷相流放之後，是沒有機會下令將《呂氏春秋》公佈於咸陽城門的，更不可能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諾。　　回過頭來我們再看司馬遷所寫的「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這八個字，並非「不韋遷蜀，乃著《呂覽》」，而是用了「世傳」兩個字。也就是說，呂不韋完成《呂氏春秋》的主編工作之後，便遭到罷官流放的厄運。他雖然被流放了，但他的《呂氏春秋》卻流傳後世。　　《呂氏春秋》完成後才過了一年，呂不韋便被罷免了。從中，我們是不是可以聯想到什麼？是不是說，呂不韋決定招集門客著書之時，就已經隱約感到了可能來臨的危險？是不是說，秦王嬴政已經長大了，呂不韋發現了這個兒子的虎狼之性，才想起寫一本書來勸導他？是不是說，《呂氏春秋》是呂不韋在感到危機來臨之時的「發憤」之作？　　當然，這些問題都只是呂不韋可能想到的情況，並不一定真的會發生，也就是說，呂不韋也許並不是為了預防可能發生的父子矛盾而讓門客編寫《呂氏春秋》的，當然，出於這種原因而編寫此書的可能性也相當大。那麼，到底真實情況如何呢？　　要弄清楚為什麼呂不韋要大張旗鼓地派人編書，然後又採取誇張的方式進行宣傳，就得看看這本書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寫來究竟給誰看。如果只是門客們為呂不韋一個人所寫的閑書，那自然就沒有父子矛盾的問題，如果書裡面有明顯的針對秦王嬴政、對他進行教育和規勸的內容，那麼呂不韋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有意思的是，《呂氏春秋》一書中，《孝行覽》一章就是專門論述「孝」對於治國安邦的重要性的。其開篇即說：「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眾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　　再如：「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又如：「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文中還大量引用曾子關於孝道的論述，說：「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為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為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為其近於弟也。」「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怎麼做才算是盡了孝道呢？文中點了五個方面：「養有五道：修宮室、安床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可以說，反覆地強調「孝」，而且將這種個人親情、倫理方面的道德規範與國家政治聯繫在一起，「孝」就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品德問題，而是變成了統治者的治國修養、全面素質的問題。　　呂不韋通過《呂氏春秋》反覆論述「孝」是一國之君的「本務」，盡了孝道，就會達到「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的奇效。呂不韋想讓嬴政孝順誰呢？這當然是不言而喻的。　　呂不韋煞費苦心，想要讓嬴政這位精力充沛的「初生牛犢」能夠按照他的意願執政。他給嬴政準備的第一個「緊箍咒」就是「孝」，可惜，他似乎沒有直接地表示，自己就是嬴政的生身之父，就是嬴政應該服從和敬重的長者。　　也許，呂不韋很希望在適當的時候向嬴政說明其身世之謎，所以才不遺餘力地做著諸如此類的輿論準備工作。　　然而，這些道德說教對於虎狼之性的嬴政來說，又有什麼用呢？　　反獨裁：先知者的警告呂不韋對嬴政的教育，集中在《呂氏春秋》之中，而這部成書於眾人之手的著作，真的能夠保證對嬴政起到教育的作用嗎？呂不韋會不會最後對稿件進行審定，做一個稱職的「主編」呢？　　這就要看看這本書編纂的具體流程工作了。對於《呂氏春秋》成書的具體過程，《史記》有記載：「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不過這一說法很值得推敲一下。按照司馬遷的說法，呂不韋之所以要編撰《呂氏春秋》，純粹是虛榮心作祟，要把當世名聞天下的四公子比下去，於是大肆招攬門客舍人，作文論道，於是才成《呂氏春秋》。如果真是這樣，余以為，也未免太小看呂不韋了，雖然不能否認呂不韋寫這本書的時候，有藉此書炫耀自己或者藉此書流傳自己的個人功利思想在內。　　但是要看到，《呂氏春秋》表現更多的是呂不韋治國、治家、治天下的大政方針政策，包括呂不韋對一些前朝政治和思想的評價等等，是春秋戰國以來，各流派思想由各自為主到實現思想統一趨勢的體現。　　呂不韋是非常希望該書能夠成為秦朝統治者秦王政治國的指導思想的，可惜的是，秦王政與呂不韋之間存在諸多政見的不和，消除呂不韋主政期間以及遺留下來的影響，是秦王政主政後要做的事情之一。自然，對於以呂不韋姓氏命名的《呂氏春秋》是非常反感的，出於政治上的目的，甚至會對該書進行排斥，對外輿論上否定該書的。　　當然，這是秦王政為了樹立自己權威所必須採取的手段之一。至於秦王政，我以為他至少在私下裡還是閱讀過《呂氏春秋》的，要不然，他不會對呂不韋有那麼重的敵意，兩人政見的不和，呂不韋是借《呂氏春秋》反映其政見的，除了呂不韋在秦王主政前在一些問題的處理方法上與秦王政不同，更多的是秦王政的思想與《呂氏春秋》提出的觀點格格不入，關於秦王政與《呂氏春秋》觀點的不同，是本文的重點，容後再論。　　另外，《史記》上所說的四公子當紅與呂不韋當紅時期也相差頗遠，當時的四公子並不在同一個時期，特別是他們死期相差甚遠。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在秦昭襄王二十四年後而卒。信陵將五國兵攻秦國外，正當在庄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不得言死之久矣。從這可以看出，只有信陵君和春申君與呂不韋的《呂氏春秋》成書時間比較接近，但是成書時間已經是秦始皇八年，此時，除春申君外，其餘都相繼死去，而春申君在楚國日子也不好過，呂不韋大可不必與之進行攀比，以呂不韋的勢力大大超過他了。　　《呂氏春秋》說的是治國之道，當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樂理以及養生之說，但並不妨礙該書成為一本體現呂不韋的治國、人文思想的書，正是如此，這本書就是描述了按照呂不韋思想建立起來的秦國的樣子。　　關於《呂氏春秋》的成書時間，在書中的《十二紀》的《季冬紀》的「序意」篇中寫得非常清楚：「維秦八年，歲在灘，秋，甲子朔，蒴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意思是秦始皇八年的時候，或者是說秦朝取代周朝擁有天下八年的時候，太歲在申宿的方位，秋天，甲子月的初一，初一那天，君子問《十二紀》的情況。　　成書於八年，那麼呂不韋開始寫《呂氏春秋》又是什麼時候呢？不妨看一下當時秦國國內的態勢是什麼樣的。秦始皇即位之初，「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資治通鑒》）這段時期，呂不韋是沒有心思著書立說的。真正想著書立說應該是在勢力興起、秦始皇逐漸長大的時候，大約是在秦始皇五、六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秦始皇雖未主政，但已經有大獨裁者的徵兆，呂不韋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與秦王政在思想方面存在的對立性，不想與秦王政發生正面的衝突，想通過少參與政事，通過寫書避開矛盾的衝突，以免惹禍上身。另外，著書立說也是表達自己思想的一個方面，希望能通過自己的書把自己的思想傳達出去，或者是希望秦始皇採用自己的思想，雖然人不能統治秦國，但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可以統一秦國，這樣無疑是另外一條顯姓揚名之路。　　當然，秦始皇在未主政前，就有些事不與呂不韋商量，大獨裁者的徵兆就已經略有顯現，呂不韋作為丞相，當知這於國於家都不利，《呂氏春秋》在秦王主政前出台，無非就是希望通過此書來向秦始皇說教，誰知道結果適得其反，反而加深了秦王政與呂不韋的矛盾，堅定了秦王政除掉呂不韋的決心。　　《呂氏春秋》按照《史記》的說法是《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經過多年流傳，現在已經是《十二紀》、《八覽》、《六論》。內容包括「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實際上是綜合百家之言，被《漢書·藝文志》列為「雜家」，大概是指其內容龐雜，融匯各家思想。「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不貫」。　　按照現在的說法，《呂氏春秋》的出現是順應天下一統的時勢出現的，當並不為過。春秋戰國時期，不僅是群雄爭霸，思想上也是百家爭鳴，隨著秦國的日益強大，東、西周的滅亡，天下一統的思想已經不可避免，墨家的創始人之一墨子也是崇尚一統，「一同天下之義」（尚同）「天下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至於儒家更是提倡大一統，並且表現得更為強烈。儒家的這個思想到了漢朝漢武帝時終於被奉為主導思想，也就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法家自然也是講究定於一，只不過表現方式有所不同罷了。　　《呂氏春秋》將各流派之思想統於一書，自然是要一統天下之意。當是時，秦國統一六國並非可望不可及，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了。　　《呂氏春秋》的思想有治國思想，還有歷史範例，有些堪稱治國的良訓，可惜的是秦始皇不買呂不韋的賬，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書坑儒。雖然想要萬代流傳自己的秦氏王朝，卻只持續了短短的十餘年，不知道是秦始皇的可悲，還是呂不韋和《呂氏春秋》的可悲。　　難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書》「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中就寫道：「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時代的湊成。中國自春秋以來，由十二諸侯而成七國，無論政治上與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趨向統一的路線，而始皇承六世的餘威，處居高臨下的戰略地位，益之以六國諸侯的腐敗，故他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這並不是說他的方法用正確了。相反的，假如沿著呂不韋的路線走下去，秦國依然是要統一中國的，而且統一了之後斷不會僅僅十五年便迅速地徹底崩潰。」　　當然，說這些並不是要否定秦始皇統一六國的功績，不管怎麼說秦始皇也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皇帝。「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無疑都是其功勞。今天來說呂不韋，只是來探討《呂氏春秋》中涉及的一些於國於家的思想。　　理想世界：呂不韋的烏托邦如果說《呂氏春秋》彙集了各家思想，從而失去了一定的事實針對性，不能對嬴政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那麼同時，這種脫離秦國現實的思想，正可以看做是呂不韋個人理想中的秦國，或者說是他理想中的世界。　　不妨來看一下《呂氏春秋》表現出來的一些觀點，姑且當做呂不韋的治國的依據吧。　　首先，呂不韋反對獨裁。而正是這一點，秦王政對呂不韋最為不滿。呂不韋反對獨裁，主張君主天下制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貴公》）這句話在我們現在看來當然不足為奇，在那個時侯，禪讓制被世襲製取代，天下為一姓之天下，君臨天下。特別是在秦始皇這樣一個非常專制的皇帝眼裡，你敢著書立說來說不是一人之天下，這不就是讓我秦王政將江山分與天下人嗎？這顯然對於秦王政這麼一個專權的人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其實，這也只是呂不韋蠱惑人心的一個方面，原來儒家不也是鼓吹「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嗎？最後還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讓一個外姓人來接管江山，讓天下人來做主天下事，不過是把這些當做粉飾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罷了。　　就算呂不韋真當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說一套做一套罷了。儘管這樣，也不能抹殺呂不韋提出的這種思想的先進性，至少他看到了，一個朝代要想久遠，就不能太獨裁，不能太讓百姓受制裁，必須為他們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王政的，但你要對外宣稱，天下也是所有秦國子民的，如此一來，老百姓自然就不會造反。　　應該說，秦始皇及其兒子——秦二世就自嘗了苦果。秦朝以前，並沒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但正是在秦朝，就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了，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劉了。估計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話，可能會重新信任呂不韋的，倍加推崇《呂氏春秋》。　　當然，表現呂不韋這種政治觀點的，在《呂氏春秋》中有多處描寫。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費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恃君》）「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長利》）「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去私》）這些表達的意思都是說，君主不應該把天下看成自己一家人的，而是應該體恤臣民，應該讓天下有賢德的人來做官，治理國家等等。其實不過就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話，讓老百姓覺得心裡舒服，心甘情願受你統治罷了。　　其次，呂不韋其實是贊成廣納賢才的，這個不僅在《呂氏春秋》上有體現，在呂不韋當丞相的時間內，他也是這麼做的。比如說呂不韋後的秦國丞相李斯，他的門客中有甘羅、張唐，還有司空馬等等，都是比較出名的從外地到秦國來的。　　呂不韋深諳一個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人甚至可以改變一個朝代。於是他招賢納士，於是才有了《呂氏春秋》。其實從秦國的發展來看，基本上也是外來人才當權，如呂不韋之前的秦國丞相蔡澤等等。　　不過秦始皇顯然不喜歡外來人才。於是才有了大下逐客令，也許這與秦王政惱怒呂不韋把持朝政、架空自己的權力有關，於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於是也有了李斯的《諫逐客書》一文。對於要廣納賢才，《呂氏春秋》中寫道：「德行招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論人》）意思是德行昭彰美好，可以與日月媲美。不能熄滅。這樣的國家和君王才能使豪士應時而來，遠方的人民也會賓服，沒有辦法擋住。　　「桀既奔走，於是大行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簡選》）呂不韋也主張要尊重民意，不要激起民憤。　　「先王先順民心。」（《順民》）「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順民》）「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用眾》）「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意為故。」（《行論》）呂不韋的這些言論都反映了同一個問題，安天下就要先安民心，守天下要先順民心，不要太過於逆民意。其實，這與儒家倡導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同一個道理。縱觀秦朝的滅亡，與秦二世置黎民於水火，殘酷剝削鎮壓不無關係。以至於陳勝、吳廣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從而一呼百應。　　呂不韋提出的要順民意其實是一個非常進步的思想，我國每一個封建朝代的更替，都是統治者不順民意所致。唐朝李世民就是深諳「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方有貞觀之治。秦始皇倘若明白呂不韋的一片苦心，當能更有所作為。　　呂不韋不是出身儒家，但是呂不韋也應該是飽覽群書，或許他在骨子裡根本就是尊奉儒家的，他雖沒有提出「仁」、「愛」，但是，他的思想卻是吸取儒家裡一些更為實用的思想。於是，他贊成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　　「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故曰：以身為家，以家為國，以國為天下。」（《執一》）「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強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尊師》）「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先己》）「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先己》）剛看到這段文字，就覺著有點兒眼熟，翻開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一看。《大學》的開篇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活脫脫就是這些語言的翻版，看來呂不韋是對儒家頗為感興趣的，也許這也是遭到秦始皇反對的原因之一。　　秦始皇獨奉法家，到後面還「焚書坑儒」，與呂不韋的矛盾所在，也許這也是其中之一。中國封建社會至漢朝以後，基本上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見儒家思想在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方面還是很有裨益的，呂不韋在那個時代提出來，自然還是很有遠見的，可惜的是秦始皇並不是那麼一個愛聽話的人。　　呂不韋還提出了要尊師。在《尊師》中，整篇從古代一些有名的皇帝尊師說起，說到只有尊師才能有所作為。「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夫，帝嚳師伯招……」在《誣徒》中，他又用大量篇幅說了一些人不尊師的後果。　　呂不韋似乎刻意想把春秋戰國以來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裡彙集起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當然，這只是按照他個人的意思來辦理），但是有了這個想法後，他就會對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捨。雖然，他把儒家作為該書的一種主流思想，如尊師，順民意、修齊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呂氏春秋》中如果僅僅只有這些，怕是不能被稱之為「雜家」的。　　呂不韋也主張君主無為。無為思想是屬於道家思想，無為而治是道家追求的一種境界。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分職》）「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任數》）「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知度》）如果說，這些尚不足以讓秦始皇惱羞成怒的話，呂不韋在書中謳歌禪讓就真的讓秦始皇忍無可忍。當然，禪讓制在當時提出來是不是一種進步尚沒有定論，畢竟夏朝過後，君主世襲製取代禪讓制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此時提出來，不僅統治階級會反對，就連老百姓也會笑其幼稚。　　禪讓制，按照理想的方式當然要比世襲制先進得多，但在當時存在階級差別的情況下，說禪讓無疑是鏡中花，水中月。在戰國中葉，燕國的國君曾經受到這種思想的麻醉，貿然地就實行了禪讓，結果所託非人，受到了當時其他各國政治家們的嘲諷和唾棄。據說，著名的「邯鄲學步」的寓言，就是諷刺這位迷信禪讓學說的燕王的。因此，呂不韋就此一點成為眾矢之的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呂氏春秋》除了倡導這些主張外，還有倡導重農思想，還有一些樸素的唯物主義辯證色彩：「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複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大樂》）另外，書中還有一些五行之說，由於本文只是從一些政治主張方面來探討呂不韋思想中的秦國，對其他的不再贅述。　　《呂氏春秋》里許多主張是儒家主張的尊師重教等等，是在一個漸趨統一的時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張在於「仁」、「愛」，在於用安撫的手段對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來讓老百姓忘記階級差別。　　呂不韋看到了一個經過長期紛爭的時代將要結束，應該從思想上安撫，達到思想上的統一的時候了，而這正如有些學者提出的那樣，《呂氏春秋》的出現，正是那個時代歸於一統的結果，或者說是產物。　　但是呂不韋卻有些異想天開，他想把各流派中好的東西收歸己用，於是，他說要天下為公，要搞禪讓制，要搞無為而治，要節約，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毫無疑問，這個願望是好的，這本書也的確有這個意圖。但是也加重了不可操作性，如果他寫這本書真的是給秦始皇看的話，秦始皇后來的所作所為就證實了對這本書的反感。他獨尊法家，焚書坑儒，擺明了就是不領呂不韋的情。　　不過，把呂不韋的這些思想綜合起來，依稀有點兒西漢初期的模樣，休養生息，反對賦稅、反對嚴刑酷法，給百姓以田地生產，然後可以讀書。總的來說，凡是秦朝失人心的地方，劉邦及後來的統治者都著力改正，並且自劉邦到「文景之治」都給道家思想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漢惠帝時任用曹參為丞相，基本上是「蕭規曹隨」，標榜清靜無為思想，也就是「黃老政治」，而正是這個時候，佛教傳入我國，道教也土生土長起來。　　說這些，不是劉邦讀了《呂氏春秋》，按照上面的照辦照抄，不過，呂不韋思想中的秦國應該有西漢初期的影子。其實，秦始皇所採取的一些措施都幾乎與《呂氏春秋》的觀點針鋒相對，而西漢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訓，採取政策、措施與秦始皇也是針鋒相對，說《呂氏春秋》的觀點與西漢初期實施的政策有類似的地方，也應在情理之中。　　應該看到，呂不韋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農，恢復生產等是比較適合長久統治，而漢朝之所以統治那麼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經驗。《呂氏春秋》里的秦國依稀是西漢初期的影子。　　《呂氏春秋》既然是一本寫給嬴政的教科書，也是呂不韋個人的政治理想，那麼，這個失敗的教科書和政治理想，為何在中國歷史上擁有很高的地位？請看第八講《〈呂氏春秋〉中的「商道」與「才論」》。　　第八講《呂氏春秋》中的「商道」與「才論」　　作為融合了各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呂氏春秋》在思想方面的貢獻很大，但這本書之所以被後代所推崇，則是因為其中蘊涵著呂不韋個人的成功經驗，那是兩個非常現實的理論：經商之道與用人之論。　　經商之道，信義為先經商，在中國，自古以來就被視為「賤業」。古代的四大行業，所謂「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商業是排在最後的。　　司馬遷作《史記》，將為商賈立傳的《貨殖列傳》排到全書的最後，在司馬遷的思想里，商賈的地位，連從事看相、算卦的都不如。不過即使如此，《史記·貨殖列傳》竟也遭到了歷代一些所謂「正人君子」的責難，如明清的一些腐儒便指責司馬遷為商人作傳、公開言利，是傷風敗俗之舉。甚至到了新中國建立後，商業也是很不受重視的行業，「工農兵學商」，「商」依舊排在最末。大凡越是在經濟不發達的社會裡，商業也越不受重視。　　在中國古代，商人不僅地位低下，而且名聲也不太好。一提起商人，「無商不奸」、「唯利是圖」、「見利忘義」這些詞，好像是專門為商人準備的。所以，中國人自古不僅恥於言利，還恥於言商。　　漢初的賈誼、晁錯等人，只強調農業的重要性，把商人列為「食者」、「游食之民」。晁錯在《貴粟疏》中進一步說：「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　　可以說，歷代統治者採取的重農抑商政策，都可以從晁錯的文章中找到根據。　　呂不韋雖然是商人出身，但他通過風險投資發跡之後，也恥於言商。他做了秦國丞相，一心想著經國，早已忘了經商。他組織人編寫的《呂氏春秋》中，大談如何治國安邦，甚至談到了如何養生，卻絕口不言商。所以，總結呂不韋的商業思想，我們只能從其所作所為中尋覓一些蛛絲馬跡了。　　不過，在號稱「牢籠天地、博極古今」的《呂氏春秋》中，即使裡面沒有一點兒涉及商業的內容，但是，我們從中仍然可以尋覓到許多放到經濟領域也同樣適用的道理。換言之，這本書中也蘊含了許多可貴的商業思想。　　《呂氏春秋》在開篇「孟春紀」中，便指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　　「道」，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個很複雜的概念，我們不妨簡單地理解為「道理」，這「道理」包括為人處世的行為準則。如果一個人得到了富貴，卻不懂「道」，那麼，富貴對他來說恰恰是禍患，還不如讓他貧賤呢！　　人沒錢不一定幸福，有了錢也不一定幸福。許多人有了錢之後，反而弄得父子失和、夫妻離心、朋友反目、兄弟鬩於牆……這就是「貴富而不知道」。　　「當務篇」講了這樣一個小故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這個故事說明：就連強盜也有「道」，何況其他行業！盜跖總結的「大盜」應該具備「聖、勇、義、智、仁」，否則是成不了大盜的。這「聖、勇、義、智、仁」，即是大盜的「道」。　　俗話說：小雞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各行各業都有其「道」，即都有其業內人士應該遵循的規則。不知「道」、不遵守「道」，是無法在某一行業混下去的。經商亦是如此。商亦有道。商道即商經。雖然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並不發達，但中國商人一直在頑強地生存著，並留下了大量關於經商的名句箴言。如：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　　商是通財路，市是聚寶盆。　　七十二行，商是橋樑。　　要經商，走四方。　　開門七件事，件件連著商。　　民安物阜，商安貨通。　　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家有萬貫，不如開店。　　士農工商，買賣為綱。　　經商不懂行，瞎子撞南牆。　　不懂生意經，買賣做不通。　　……在《呂氏春秋》通篇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中，有許多道理也適用於商界。下面筆者略舉數例——人們認為「無商不奸」，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時代人們的一種偏見。　　真正的「鴻商大賈」，最講誠信。不講誠信的奸商，最終是成不了大器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　　如今人們常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是誠信經濟。經濟活動離開了誠信，是不發達的經濟，是病症纏身的經濟。　　《呂氏春秋·離俗覽》中有篇題為「貴信」的文字，專門論述誠信的重要性。文中說：「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　　意思是，作為君主，必講信用。如果做到言必信，哪個人不能親近呢？《周書》曰：「偉大啊，偉大啊！」說的就是人無誠信，百事不成。所以說，信用的作用是很大的。　　文中還說：「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堅，谷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郁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　　意思是，天如果不守信用，一年的歲序就會亂套；地如果不守信用，草木就不會長大。春天的旺氣在於春風，如果不刮春風，則花開不盛；花不盛，則不長果實。夏天的旺氣在於炎熱，如果夏天不熱，（各種有機質不腐爛）土壤就不肥沃；土不肥，植物生長就不茁壯。秋天的旺氣在於雨水，不下雨，則穀物不成熟，谷不熟，則五穀不豐。冬天的旺氣在於寒冷，寒冷不至，則大地不會封凍。　　天地之大，四時變化，尚且可能因為不守信而不能生長萬物，又何況人呢？君臣之間不講信用，則會導致百姓的批評和政局不穩。做官不守信用，則會導致年輕人不敬畏長者、尊貴者與低賤者互相蔑視。賞罰不講誠信，老百姓則容易犯法，難以統治。交朋友不講誠信，朋友間則會互相詆毀、離心離德，不能友好相處。各行各業的人不講誠信，則假貨充斥，連器物上的漆色都不正。無論開始還是結束、無論尊貴還是貧賤，最重要的只有誠信了。講不講誠信，是上通於天、下關乎自身利益的大事。　　「言而有信，信而有恆。」這是商界中人耳熟能詳的箴言。鉅賈胡雪岩曾說：「江湖上做事，說一句算一句。答應了人家的事，就不能翻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後就吃不開了。」　　胡雪岩常說：「做人無非是講個信義。」　　正因為胡雪岩很講信用，所以商界人士都信任他，他做起生意來才如魚得水。　　據說，美國有家超級市場的老闆，某日當眾宣布將大量牛奶倒進水溝，原因是這批牛奶過了保質期，這樣做是為了保證消費者的身體健康。衛生檢疫部門對這些倒掉的牛奶進行化驗，發現牛奶並沒有變質，只是過了保質期，但仍可飲用。當地報紙報道了這一消息之後，人們對超市老闆的認真和負責精神讚不絕口，認為這個老闆很有誠信。結果，大家放心購買這個超市的牛奶，使牛奶以及其他商品的銷售量直線上升。這個故事，可以說是消費者對講誠信的商人的厚報。　　信譽是商業道德之本，競爭取勝之道，提高經濟效益之寶，「千金買名，萬金買譽」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日本大企業家小池說過：「做生意成功的第一要訣就是誠實。誠實就像樹木的根，如果沒有根，樹木就別想有生命了。」　　這是小池先生的經驗之談。小池出身貧寒，20歲時為一家機器公司當推銷員。有一段時間，他推銷機器非常順利，半個月內就跟33位顧客做成了生意。但是，不久之後，他發現他所在的公司賣的機器比別的公司同樣性能的機器，在價格上高一些。小池想，如果這個價格之比讓同他簽約成交的客戶知道了，客戶們一定會對他的信用產生懷疑。　　於是，小池立即帶著合同和訂金，花了三天的時間，逐家逐戶去找客戶，老老實實向他們說明，他所賣的機器比別家的機器貴，為此請他們廢棄契約。　　小池的這種誠實的做法使他的客戶都深受感動。結果，33人中沒有一個跟小池廢約，反而對小池更加信賴和敬佩。　　小池主動向客戶退款退貨之事一傳十十傳百，成為商界美談。此後，人們紛紛向小池訂貨。可以說，小池此舉，為他日後成為日本著名企業家鋪開了一條金光大道。　　無論經國還是經商抑或做人，誠信都是必須大力提倡的優秀品格。古之仁人志士關於誠信的名言是非常多的，如：「誠信者，天下之結（「結」，意為關鍵）也。」（《管子·樞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小信成則大信立。」（《韓非子·外儲》）「巧詐不如拙誠。」（《韓非子·說林》）「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後漢書·廣陵思王荊傳》）「以誠信為本者謂之君子，以詐偽為本者謂之小人。」（武則天《臣軌》）「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王安石《商鞅》）「推誠而不欺，守信而不疑。」（林逋《省心錄》）……專門針對商人的關於誠信的警句格言也不少，如：「千金買名，萬金買譽」　　「一貨不說兩樣話，一巷不賣兩個價。」　　「佔了顧客便宜，坑了整個生意。」　　「人無信不立，店無信不興。」　　「一客失了信，百客不登門。」　　「店譽貴似金，一譽重千斤。」　　「人憑信用物憑秤，一紙合同重九鼎。」　　「誠招天下客，譽從信中來。」　　……古往今來關於誠信的論述實在太多了，人們也都知道誠信的重要，但是，「誠信」二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之所以人們以偏概全地說「無商不奸」、「無官不貪」，是因為總有那麼一些不法奸商和貪官污吏在弄虛作假巧取豪奪，儘管他們也口口聲聲標榜「誠信」。　　據統計，近年來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問題嚴重，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佔全國流動資金的20%。同時，社會整體缺乏信用風險防範手段，特別是信用傳遞、披露機制不健全，使得假冒偽劣現象猖獗造成直接經濟損失2000億元。　　所以，對於商人和政客，我們還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切莫輕信上當。　　把握機遇，獲利之本雖然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反覆強調經商要以誠信為本，但對於商人而言，誠信是一個行事準則，卻不能保證一定會獲利、發財。現實一點來說，如果一本有關商業的書不教人如何賺錢，那麼沒有人會看它。　　呂不韋自然知道，所以，他提綱挈領地將致富之道概括成為三個主要的因素：個人素質、客觀機遇、把握機遇的能力與火候。　　《呂氏春秋·慎大覽》：「智者之舉事必因時。」又說：「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所謂因時，就是逐時而動，抓住機遇。　　對於經商來說，善抓商機，因時制宜，與時俱進，是成功企業家必不可少的素質。　　胡雪岩就是一個善抓機遇的商界奇才，他曾說：「一個人如果要有所成就，要發達，一半靠本事，一半靠機會。有本事還要有機會，機會就是運氣。」　　胡雪岩做的第一筆軍火生意，可以說適逢其時。如果當時沒有太平天國佔領東南半壁江山，如果不是上海小刀會乘機起事，如果清廷沒有下令各地籌辦團練、保衛家鄉，胡雪岩是不可能做成軍火生意的。　　《呂氏春秋·孝行覽》有名言云：「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呂氏春秋·恃君覽》還舉寒來暑往的例子說：「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　　對此，胡雪岩有很深的感受。他說：「什麼事都要講機會，明明一定辦得到的事，陰錯陽差，叫你不能如願。」他還說：「有許多事情該辦而沒有辦成，其實並不是不想去辦或沒有想好如何去辦，而只是因為沒有讓你去辦這件事的機會。想到了但可惜不是時候不對，就是地點不對，終於沒法去辦。」　　所以，胡雪岩十分重視對商機的把握，他知道，商機有時稍縱即逝，而且再也不會有那樣的機會，必須抓住。抓住了，就能帶來滾滾財富；抓不住，財富就會從你身邊悄悄溜走。　　正如哲人所言：機遇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有人曾撰文總結說，善抓機遇的人一般都具備以下素質：一是知識的積累。沒有廣博而精深的知識，要發現和捕捉機遇是不可能的；二是思維方法的準備，只具備知識，而沒有必要的思維方法，機遇便會默默地從你身邊溜走。　　1981年，英國王子查爾斯和黛安娜王妃要在倫敦舉行耗資10億英鎊、轟動全世界的婚禮。消息傳開，倫敦城內及英國各地很多工商企業都絞盡腦汁想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發財機遇。有的在糖盒上印上王子和王妃的照片，有的在各式服裝上染印上王子和王妃結婚時的圖案。但在諸多的經營者中，一個經營「望遠鏡」的商人賺的錢最多。　　這位老闆認為，人們最需要的東西，就是最賺錢的東西。那麼，觀看婚禮時，人們最需要什麼呢？　　盛典之時，要有百萬以上的人觀看，將有一多半人由於距離遠，而無法一睹王妃的玉容和典禮盛況。這些人那時最需要的不是購買一枚紀念章、買一盒印有王子和王妃照片的糖，而是一副能使他看清典禮盛況的望遠鏡。於是他在最短的時間內生產了幾十萬副用馬糞紙和放大鏡片製成的簡易望遠鏡。　　那一天，正當成千上萬的人由於距離太遠看不清王妃的麗容和典禮盛況，急得抓耳撓腮之際，千百個賣望遠鏡的兒童突然出現在人群中，高聲喊道：「賣望遠鏡了，一英鎊一個！請用一英鎊看婚禮盛典！」　　頃刻間，幾十萬副望遠鏡被搶購一空。這位老闆就因為抓住了王室婚典的商機發了筆大財。　　而晚清時代「辦洋務」的著名官員、商人盛宣懷，更是一個能夠體現出呂不韋所講的把握機遇、發揮個人能力的例子。　　盛宣懷為人十分聰明，但八股學問不行。1866年，他回籍應童試。此後，又於1867年、1873年、1876年三次鄉試，均名落孫山，於是盛宣懷「絕意科舉」。從此便把發展的希望轉向經世學，對天下之事，均「事事研求，益以耳濡目染，遂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　　1870年，盛宣懷踏入了李鴻章的幕府，開始了他不平凡的生涯。追隨李鴻章在江蘇無錫等地操辦團練對抗太平軍的楊宗濂，見李鴻章求才心切，遂將盛宣懷推薦給他，任行營文案兼充營務處會辦。由於盛宣懷的父親與李鴻章是「雅故」，關係深厚，加之盛宣懷天生一副聰明相，因此頗受李鴻章賞識，很快獲其信任。　　李鴻章對手下人辦事要求嚴格。盛宣懷明白這一點，於是事事勤快，處處儘力，在跟隨李鴻章鎮壓少數民族起義期間，在晉、陝的山川之地，不顧「盛夏炎暑，日馳騁數十里」，草擬文稿，「萬言立就」。他的吃苦耐勞、幹練不怠的作風，同官皆「斂手推服」。李鴻章對這位世侄更是刮目相看。此時，起義的烽火未熄，天津教案發生，清廷速命李鴻章及其所部淮軍從西北前線趕回直隸，以防沿海不測之變。李鴻章領旨動身，盛宣懷緊隨赴津。　　在入津途中，盛宣懷涉函關，歷太行，盡覽山川形勝，還與李鴻章的部將郭松林、周盛傳結成了朋友。短短几個月的時間，盛宣懷見了大世面，開闊了眼界，當然也得到了磨鍊，這無疑為他日後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1871年，河北大水。在上海的賑務活動中，盛宣懷得以結識了滬上各色實力人物，這為他日後的眾多投資活動作了鋪墊。像盛宣懷這樣的官宦子弟，為官容易樹業難。但是，不同的是，盛宣懷具有迫切的時代使命感和極強的務實精神。19世紀70年代的中國正呼喚著近代民用商業的誕生和一批精於此道的經濟開拓人才的出現。盛宣懷強烈地意識到：大利不可不興。他選擇了一條常人視為畏途的路途——投身洋務，創立中國民用商業。　　歷史同樣也選擇了盛宣懷，李鴻章早就看出他「機智敏達」，覺得他是一個能領會其外交路線的不可多得的人物，而更讓李賞識的是他在經辦洋務中的特殊才幹。在整個洋務運動中，盛宣懷直接參与控制商業之多，幾乎無出其右者。　　盛宣懷辦洋務30餘年，電報、輪船、礦產、銀行皆歸其掌握，攬東南利權、奔走效用者遍天下，資產過千萬，真可謂長袖善舞。他除控制全國電報以外，又獨攬輪船、銀行、郵政、鐵路、煤礦、紡織諸多大權，被譽為「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在當時的中國，要創辦新型商業十分不易。辦洋務在許多人眼裡不啻是險灘行舟，能樂此不疲且「一隻手撈十六顆夜明珠」，正是盛宣懷的過人之處。　　對於官商關係，盛宣懷主張「集商本以商辦」，「官任保護」，從而達到「官商一體」。他亦官亦商，官亦為商，在洋務活動中取得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成就，他自己也從一名普通的洋務官吏轉變為一個擁有巨額資本的早期資本家。　　在與洋人關係問題上，盛宣懷對外商敢於、善於較量，針鋒相對地進行相應的鬥爭，從而使其大部分商業在外商的傾軋下生存發展起來。　　說盛宣懷有「坐務博不務精之弊」似乎有欠公允，驅使他馬不停蹄各處奔忙創業的不僅僅是利潤。在當時中國這個工業經濟的沙漠地帶，要奪洋人之利，經商、交通運輸、通訊設施、鐵路、煤礦以及銀行等，事事需要舉措，有的「非急起圖不可」：於辦廠，工夫層累曲折，如盲覓針，茫無頭緒，及至事已入手，欲罷不能，惟有躬冒奇險，精思銳進，艱危困苦，絕不瞻顧，才能期於必成。　　這就是盛宣懷的辦廠心跡，而其「躬冒奇險，精思銳進，艱危困苦，絕不瞻顧，期於必成」，正是其於一般商人的睿智之外所特有的。而這些正是他遊刃有餘於中商外商、中央地方的利器，卒以此成其大業。　　《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句話：「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意思是，將樹上的鳥巢破壞掉，將鳥巢里的鳥蛋摔碎，這樣做，怎麼能讓鳳凰飛來？將野獸殺死剖腹，吃掉野獸肚子里的胎兒，這樣做，又怎麼能讓麒麟放心前來？將湖泊里的水抽干，將魚全部逮盡，這樣做，又如何能讓靈異的龜和龍敢於前來呢？　　這段話，用商業眼光來看，實際上道出了「招商引資」過程中應該注意的一個問題：是築巢引鳳還是殺雞取卵？　　一個國家也好，一個地區也好，要想發展經濟，少不了要招商引資。尤其是在當前，各地紛紛出台各種措施招商引資，競爭頗為激烈。可笑的是，有的地方奉行的是「敞開門來招商，關起門來打狗」。招商時講得天花亂墜，等將商招進來，各權力部門便迫不及待地要從「外商」身上揩油，以至於做出了種種「覆巢毀卵」、「刳獸食胎」、「干澤涸漁」之類的蠢事。　　從《呂氏春秋》里的這段話聯想到招商引資，可能有人認為這是在亂聯繫。筆者不這樣認為。呂不韋在當時是個「跨國」商人，他一定從其經商的際遇中認識到了築巢引鳳的重要作用，所以才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需要指出的是，早在春秋時期，一些明智的政治家在發展國力時就認識到了招商引資的重要性。　　春秋時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齊國成為春秋首霸的齊相管仲，就是招商引資的高手。讀《管子今詮》，管仲有一段話引起了筆者的興趣：「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　　他是在回答齊桓公詢問治國之策時說這段話的，這裡有必要解釋一下。其意思是，管仲請求齊桓公下令，為各諸侯國的商人們建築住所。對於帶著一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還免費供給食物；對於帶著三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還免費提供馬的飼料；對於帶著五輛馬車來齊國經商的商人，另外還有提供僕人為之服務的優惠條件。為什麼要根據商人帶到齊國的馬車數量來確定優惠條件呢？這大概因為，當時還沒產生紙幣，人們進行商品交易一般用金銀財寶，車輛越多，說明這個商人帶的財富就越多，因此條件就越優惠。　　管仲是中華民族的傑出人物，作為政治家、軍事家，他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首霸。而所有這一切，是以國力雄厚為基礎的。管仲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招商引資達到富國強兵目的的政治家，其遠見卓識令人嘆為觀止！當時的中國，群雄割據，管仲在齊國率先施行優惠政策招商引資，結果是「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不僅要讓商人們紛至沓來，還要讓他們在齊國安居樂業。管仲還有優惠措施：「弛關市之徵，五十而取一。」即減少各種稅費的徵收，只徵收商人們營業額的2%，這幾乎是免稅的。乍一想，政府不僅為招商賠了錢，還減少了稅收收入，其實不然。別的諸侯國的富商們都跑到齊國去做買賣，自然將大量財富帶到了齊國。這種不通過戰爭手段就能輕而易舉奪取敵國財富的做法，實在高明之極！　　管仲招商的做法至少能帶給我們四點啟示：第一，在經濟國際化的今天，各國的資本流向哪裡，就能為哪裡帶來經濟與社會各項事業的繁榮與發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高度重視招商引資，就無法在世界範圍內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第二，商賈們來到一個地方經營創業，從固定資產的投資，到個人及家人的消費，有很多錢要花在該地，這無疑會帶動當地有關產業的繁榮。　　第三，四方商賈雲集一地，會帶來各地的新鮮經驗和成功做法，從而也帶動當地各行各業在產品開發、經營理念、管理方法諸方面取長補短、更上層樓。　　第四，商賈們到一個地方經商辦企業，必然要從本地招收勞動力，這無疑可以部分解決當地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從而維護社會穩定。至於外商的事業取得長足發展之後為當地增加財稅收入所作的貢獻就更不用說了。　　從一定意義上說，地區間經濟的競爭，又是發展環境的競爭。哪裡政策優惠、環境寬鬆，哪裡發展就快。兩千六百多年前管仲的某些做法無疑具有很好的借鑒作用。與管仲相比，如今的某些地方某些部門某些人，對外來經商者迫不及待要挖一勺、宰一刀、吃喝拿卡要，此類殺雞取卵的做法，又是何等的短視與愚蠢！　　用人須先重人人力資源是企業最重要的資源，中國擁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人力資源，正如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終身教授、世界著名的心理學家江紹倫博士說：「21世紀的競爭是人才的競爭，而中國擁有大量的人才，這是中國贏得未來競爭的優勢所在。」　　在新的世紀，企業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競爭，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遇，企業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唯一的途徑是充分開發管理人力資源，這樣才能引導企業不斷走向成功，中國企業必須充分利用我國擁有人力資源數量優勢，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才能使企業蒸蒸日上。　　作好人力資源開發，除了應具有現代化專業知識和管理知識之外，還可積極借鑒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待人、處事、治國、用兵的智慧，《呂氏春秋》是優秀文化遺產中的一顆明珠，它對現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重人」是《呂氏春秋》人才思想的重要方面。如《呂氏春秋》之《先識覽》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國家將亡時，有才之人必定先離去，所以一個國家只要得人才，就能得到人民，從而就能得到土地。對現代企業來講，由於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企業越來越重視無形的知識，而知識的載體只能是人，公司要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把人力資源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企業的創立、發展過程中，人才是興衰的關鍵。　　國際上，一些著名的大企業之所以長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注重人才，韓國「三星」集團前董事長李秉吉的信條是「人才比資金和技術更重要」，著名企業家艾爾弗雷德·斯隆曾說：「把我的資產拿走吧——但是請把我公司的人才留給我，五年後，我將使拿走的一切失而復得。」得人才者興盛，失人才者衰亡，一個國家如此，一個企業亦如此。　　企業發展需要有才能的人，同時也需要普通員工、消費者及供應商的支持，企業的領導還必須善於吸取眾人的長處，使自己成為一個戰略管理者，從而使企業不斷擴大。　　《呂氏春秋》之《孟夏紀·用眾》指出「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所以立功名也。」「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　　眾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因為這種力量凝聚了所有個體的智慧與長處，企業家必須懂得依靠眾人的智慧，吸取其他企業的經驗與教訓，這樣就能成為同行業的佼佼者。不依靠眾人智慧企業將成為無根之木，企業的穩定與發展就會產生困難，正如《用眾》所指出「君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　　《呂氏春秋》認為最關鍵的是人才及必須依靠眾人的論斷，對於現代企業而言，具有重要意義。企業建立和發展的中心是人，沒有人就不可能成就事業，企業應該大開人才之門，讓新觀念和新的人才不斷地流入。　　人才問題關係到企業的興衰，產品開發、技術進步都離不開人才，隨著社會分工的進一步深入，對企業而言，人才可分為生產、技術、營銷、公關、財會等方面人才，一個企業缺少任何一方面的人才都不利於自身的發展，同時對於企業而言，不但需要不同領域的人才，還需要高、中、低不同層次的人才。人才是企業發展的源泉，人才是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求勝的法寶。　　人才難選難識，自古以來就有人把美玉當成頑石，將沙石當成黃金，良莠不分，忠奸不辨。對企業來說選拔人才總希望能淘汰劣才，拋棄佞才，遠離奴才，發現人才。舉才思想是《呂氏春秋》的又一閃光點，積極應用於現代人力資源管理中有利於企業發現、選拔人才。　　認識人才舉才、用才的關鍵是知才，如何知才在《呂氏春秋》之中多有論述，現代企業領導者及人力資源管理者同樣也應知人曉事，這樣才有利於「善任」。　　知人不易中國有句古話「眼見為實，耳聽是虛」，然而親眼所見並非可信，《呂氏春秋》記載孔子有一次見到自己弟子伸手抓鍋里的飯粒吃，以為是弟子偷吃，孔子於是抱怨，後來才明白原來是弟子將粘了煙灰的飯粒挑出來，捨不得扔掉而吃了。孔子不禁感嘆：「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可見知人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者在識人知人過程中也必須有這樣的意識，真正認識一個人不能憑一事件、一個印象而下結論，這樣可能會作出錯誤的判斷。　　選拔人才《呂氏春秋》之《仲秋紀·簡選》記載商湯佔領了夏的天下後，「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周武王打敗商紂後，「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故立為天子。」商湯與周武王都能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舉人唯親，方才成就其帝業。然而，與之相反如項羽之所以敗，不善用人、舉人、任人，不能容人，如：活埋秦軍20萬，將韓信大材小用，不聽謀士良言，所以不能王天下。人才有不同類別，不同層次，不同年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徵，企業需要各類人才，要唯才是舉，唯才是用，只要能為企業發展出謀獻策，積極貢獻力量者，都在選拔之列，所以企業可以從自己潛在對手、破產對手、現實對手中選拔對本企業有用之人才，只要能向商湯、周武王那樣，及劉邦選韓信、陳平，唐太宗選魏徵等，何愁企業業績上不去。　　舉才應實事求是《呂氏春秋》之《孝行覽·慎人》講述一秦國大臣公孫枝用五張羊皮換得百里奚後很喜歡他，於是推薦給秦王並主動要求秦王委任他官職，秦王認為用五張羊皮換來卻要委任百里奚官職，怕天下人笑話。公孫枝回答：「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這故事表現公孫枝有一顆愛國報國之心，更有一種敢於正確對待自己的勇氣，有勇氣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　　《呂氏春秋》之《不苟論·贊能》又以孫叔敖和沈尹莖為例，孫與沈兩人是好朋友，沈懂得順應社會，善於迎合君王的心意，而孫叔敖具有能使國王稱王天下，使將軍稱霸諸侯的本事，但名氣沒有沈大，當楚國的國王想任用沈為令尹時，沈說：「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最後楚國任用孫叔敖為令尹，終於成就霸業。沈尹莖的偉大之處也在於能實事求是舉薦人才。然而俗話說「老婆是別人的好，娃兒是自己的乖」。一旦涉及到個人的利益，人們心中那台天平便向自己方向傾斜，不能實事求是，大公無私對待人才。現代國家、社會、企業選拔引進人才更要實事求是，舉才者當實事求是，用才者不因人才出身而取捨，這樣國家才能富強，企業才能不斷發展。　　培訓比挖掘更重要現代企業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到底是從外面請人才來合作更好，還是在內部發展、培養人才更好？說得直白一些，這就是「外來的和尚」和「本地的和尚」的選擇問題。　　當然，二者孰優孰劣，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中包含了一個人力資源管理方面的基本命題：培訓與挖掘，對於人力資源的開發和管理，哪個更加節省成本，而且更能提高收益？　　針對這個命題，很多的人力資源專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們的結論各不相同，我們沒有必要在這裡進行具體的引用。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就曾經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他的基本看法是：在人才的問題上，培養比引進更加重要。　　培養人才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知識是無價之寶的觀念越來越廣泛地被人們接受。國家之間、企業之間的競爭實際是知識的競爭，知識的競爭體現在人才的競爭，人才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競爭。對企業而言，使自己比競爭對手學得更快更好，從而獲得真正持久的優勢至關重要，誠如美國《財富》雜誌預言，未來最成功的公司，將是那些學習型的公司，而學習型的企業特點是員工不斷學習，企業獎勵進步，大家共同分享所學知識並用所學知識創造新的商業機會使每個人受益。一些著名的大公司如：IBM、摩托羅拉、三星等都是不斷增加對員工的培訓與人力資源開發的投資。《呂氏春秋》中的育才思想對現代人力資源開發有重要意義。　　一定要學習古人云：「學然後知道。」知識不是生來就有的，知識需要通過學習來獲得，當今不斷學習知識顯得更為重要。《呂氏春秋》之《孟夏紀》列舉了子張原是小人，顏涿聚本是大盜，後來學於孔子，段干木本是大商人，後來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本是兇惡之人，後求學於墨子等後來均成為天下有名之士的例子。學習能使無用之才變為有用之才。現代社會不管是下崗工人或是原無一技之長的人，均可通過學習對社會作貢獻。目前，很多企業都非常重視教育培訓，並願意投資培訓，有些企業甚至規定每一個員工每年必須參加多少天培訓，這都是一種很好的傾向。　　善於學習《呂氏春秋》之《孟夏紀·尊師》指出「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善於學習關鍵在於融會貫通，只有理解後才能創新，創新是源泉是動力，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可以借鑒這個道理，企業員工必須真正融會貫通所學知識。　　尊師中國自古有「事師之猶事父也」之傳統，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學習，就必須有老師，老師從某種程度上是人生的路標，是社會前進的加速器。尊師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來說同樣是重要的，企業的教育與培訓需要講師，只有尊重講師才能使老師盡心相教。《呂氏春秋》之《孟夏紀·勸學》舉例「顏回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留住人才企業人力資源開發除了認識、選拔、培養人才外，必須創造一個能使人才留得住、有作為的環境。在這方面，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中可借鑒《呂氏春秋》。　　尊重職員《呂氏春秋》強調民本思想，這主要是吸收了儒家思想，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呂氏春秋》之《務本》指出：「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此話體現了儒家獲得民心重要性的思想。現代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必須尊重職員，職工都有一種被尊重的需要（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這樣有利於留住人才。　　正確用才員工在追求為企業作貢獻的同時，追求實現自身價值，員工在一個企業之中才能能否得到有效發揮，對留住員工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如何發揮員工的才能，《呂氏春秋》值得借鑒。　　正名審分所謂正名審分就是指國王要設立百官，使職、權相符，同時要求百官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呂氏春秋》之《審分》曰：「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若「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而官職煩亂悖逆矣。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對於現代企業而言，企業首席執行官同樣必須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建立完善的企業組織機構，根據企業人才素質與能力，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　　《審分》這一論述，反應出一種「能」「位」思想，每個人的才能都有質的區別，不同性質的人才不能相比，同一性質的人才，能力也有大小之分，所以現代社會必須根據不同的崗位對人才性質，能級的不同需要，選用具有相應能質能級的人才，並且保持能質、能級有機、動態的協調。只有這樣企業管理就能有條不紊，領導就不必憂勞勤苦。　　領導不必事必躬親領導事必躬親不利於下屬發揮聰明才智，《呂氏春秋》強調「無為而治」，實質上講的就是人主不要越俎代庖，侵奪臣權，要自知其能與不能，自己不能親自辦到的事，要善於指使百官「盡其巧，畢其能」。　　《呂氏春秋·勿躬》指出：「非狗則不得兔，兔化而為狗，則不為兔。人君而好為人臣，有似於此。」領導者不必「事必躬親」，而要知人善任，該文中還以管仲為例，管仲相齊桓公，「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齊國霸業，功在管仲，而管仲治理齊國，並非每事躬親，在於「不任己之不能，而盡五子之能」，企業領導者也不必凡事躬親，由於每個人的才能、專長有限，這樣做不但累了自己，還不一定有利於企業的發展。企業的領導者，要使用強過自己的人，員工某方面的能力強過自己，領導者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如果使用方方面面都比自己差的人，那什麼都甭談了。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呂氏春秋·貴信》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春秋戰國時期魏國名臣吳起在治理西河之時，因小人在魏武侯面前詆毀他，魏王召回他，吳起哭泣，其隨從問他為什麼，吳起說：「子不識，君知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呂氏春秋·仲冬紀》）後西河之地果然被秦國吞併。　　國家如此，企業亦如此。松下幸之助曾說：「任何人只有被公司信任，被公司大膽地委任工作，才能樂於施展自己的才幹，才能取得顯著的工作成果。如果用懷疑的目光，去死盯盯地監視他們，無論誰都不會主動地發揮其創造性。」所以企業任人亦須「用人不疑」。韓國三星集團前董事長李秉吉說：「疑人勿用，用人勿疑，如果採用有素養的人，並能加以教育、指導和信賴，就把一切都交給他。相反，如果不能交付工作的人就絕對不要用。我認為，這就是能有今天的三星集團的原因。」　　重號令《呂氏春秋》在《仲秋季·論威》指出「凡軍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年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對於正義軍隊，人民視號令比天下、比天子重要。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對於企業來講，應該廠有廠規，企業的有效運作離不開各種規章制度的約束力，制度讓員工感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可以規範自己的行為。著名化妝品企業家瑪麗·凱·阿什說：「要想管理一家規模宏大的公司，制定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往往是必要的，但制度必須具備公平性，人們是會遵守公平的制度。」《論威》指出「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所以企業若能有一套嚴明的制度且使用過程之中賞罰分明、執法如一，則為企業在同行業之中立於不敗之地奠定了良好基礎。　　總之，《呂氏春秋》內容是十分豐富且具有一定的實踐意義的，通過挖掘和整理，把其中優秀的、有用的部分運用到現代的人力資源開發中，既可以充實現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理論，也可對現代企業人力資源開發管理者、領導者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在《呂氏春秋》中，呂不韋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在經商方面的機智和治國用人方面的才能，都成為後人的精神財富。但是，這樣一位智者、能人，又怎麼會晚節不保，在凄涼的流放途中自殺呢？他的失敗究竟是偶然還是必然，是疏忽大意還是棋差一著兒？請看第九講《後宮引發的政治地震》。第九講後宮引發的政治地震　　呂不韋是個懂得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為自己謀取利益的商人，也是一個懂得自保的政治家。因此，在一些他認為敏感的問題上，他選擇了自保、退卻。殊不知，正是這種立場，把他自己逼上了絕路。因而，呂不韋的敗亡，不是在政治上爆發，而是在後宮私情上爆炸。　　後宮得寵，小人得勢呂不韋是聰明的，他深深知道：自己就算是一手遮天，也不能在一些敏感的私生活問題上出紕漏，不然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他認為，雖然自己和太后趙姬曾經有過一段親密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不能長久維持，不然早晚會成為天下人的笑柄，這對一個政治家而言是十分危險的，他的政敵很可能由此發難，對他進行清算。　　因此，他避禍自保，失去了太后趙姬這個有力的外援，而且讓一個無恥的小人藉機發跡。他也沒想到，這件事還是被政敵利用了，只不過他的政敵不是一般的大臣，而是年輕的秦王嬴政。　　這就是秦國歷史上的一樁鬧劇：太后與嫪毐私通。　　秦莊襄王子楚去世之時，趙姬也就三十來歲。趙姬情慾旺盛，偏偏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　　她如果是嫁與貧困人家，丈夫一死，整天為生計忙碌，倒也不會感到無聊。偏偏她成了一國王太后，養尊處優，無所事事，因此，寂寞的日子肯定不怎麼好過。這時，她自然想起了老情人呂不韋。　　丈夫已死，兒子尚小，秦國大權又掌握在老情人呂不韋的手中，因此，趙姬與呂不韋破鏡重圓，自是誰也阻攔不了的事情。從此，呂不韋與趙姬不是夫妻，勝似夫妻。司馬遷記此事只用了兩句話：「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呂不韋。」「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　　清朝有幾個「正人君子」如洪亮吉、紀曉嵐，認為司馬遷記載的呂不韋與趙姬偷情之事是司馬遷「以莫須有敗人名節」，其實他們是想「為尊者諱」。中華民族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怎麼能是私生子呢？威嚴的王宮怎麼是男女偷情私通的場所呢？這也太不給皇家留面子了！也可能有人會問：人家秦國王宮裡的秘事，司馬遷是如何知道的？　　俗話說：「無風不起浪。」有些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譬如宮闈秘事，皇親國戚們自以為做得天衣無縫，其實天下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就如安徒生筆下的那個愚蠢的皇帝，自己一絲不掛地展示在老百姓面前，卻以為自己的身上穿有華麗的衣裳，在大庭廣眾之下還擺出「偉人」的樣子龍行虎步呢！　　呂不韋與趙姬私通之初，一定認為這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但時間一長，能瞞得住誰呢？讓呂不韋感到恐慌的是，嬴政一天一天長大了，早晚有一天，嬴政會發現這樁宮闈秘事。呂不韋不得不未雨綢繆，苦思擺脫趙姬的良策。　　恐怕還有一個原因，司馬公沒說明白。此時的呂不韋大概有五十多歲了，這個年紀正是男人每況愈下的時候。而趙姬才三十多歲，正是如狼似虎的時候。顯然，呂不韋在滿足趙姬情慾方面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　　而且，呂不韋貴為一國之相，僅家童就養了一萬人，美女也肯定少不了。趙姬年紀大了，比趙姬年輕漂亮的大有人在。呂不韋一定對趙姬厭倦了，所以才有了抽身而退的強烈願望。　　呂不韋明白，如果這樣長期下去，絕對是不行的，遲早會敗露。而一旦此事讓嬴政知道，為了維護秦國的臉面，那個虎狼之子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呂不韋知道屆時等待他的將是什麼。　　如果讓趙姬看出他對她已經厭倦，那麼對他同樣不利。畢竟，趙姬是秦王的母親，是秦國的太后。最好的辦法是讓趙姬移情別戀，這樣可以在不與趙姬反目成仇的前提下抽身而退。　　應該說，呂不韋的想法是不錯的，可惜他仍然在這上頭栽了跟頭。　　呂不韋思來想去，覺得最好的辦法是找一個男人替代自己。而找這樣一個人物也不容易。不僅得讓趙姬一見傾心，而且要年輕貌美、「勇猛善戰」。　　一天，呂不韋打聽到，咸陽城內有個叫嫪毐的人，據說行為不端，好色無忌，是個遠近聞名的大淫棍。周圍的放蕩女人都與他有一腿，而且為他爭風吃醋。由於他行為不端，傷風敗俗，人們便叫他嫪毐。毐字是秦國人的土語，指人的品行不端。　　呂不韋得到這個信息後，如獲至寶，立即以「淫罪」逮捕了嫪毐，將此人押回府中，留為「舍人」，即讓嫪毐做了他的門客。關於呂不韋發現嫪毐之事，司馬遷如是記載：「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啖太后。」　　其中「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一句頗令人費解。有人解釋為，呂不韋命嫪毐用其生殖器穿在桐木車輪上，使之轉動而行；有人解釋為，呂不韋使嫪毐以其生殖器穿於桐木車輪之中，車輪轉而其陽具不受傷；也有人解釋為，呂不韋讓嫪毐將其生殖器插到正在轉動的車輪中，其生殖器竟將車輪止住而不受傷……無論怎麼解釋，都說明這個「大陰人」有著特殊的性能力。　　呂不韋導演或者說編造這一出醜劇，為的是讓趙姬知道，「以啖太后」，即以此來引誘趙姬。果然，趙姬很快聽說了嫪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之事，便問呂不韋是否真有此事，言下頗有欣羨之色。呂不韋見魚兒已經上鉤，便說：「此人正在我的府中。太后想見見此人嗎？臣請將這個人獻給太后。」　　趙姬聞言，笑而不答。分明是默許了。過了片刻，趙姬道：「君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看來，趙姬十分想見這個「大陰人」，已經考慮到如何將這個人召進宮內了。　　呂不韋當然將這些細節都想到了。他向趙姬講了自己的計劃：「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為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　　意思是，呂不韋派人調查嫪毐過去犯下的罪狀，然後判其「腐刑」（即將罪犯閹割）。趙姬可以花點兒錢打點行刑的官吏，讓他們偽裝給嫪毐動了「腐刑」，這樣嫪毐就成了「宦者」（當時還不叫太監）。然後，讓嫪毐以「宦者」身份到宮中服役，伺候趙姬，這樣，趙姬就可以長久地和嫪毐在一起了。　　趙姬聞言大喜，令呂不韋速去辦理。並厚賜主管閹割的官吏，讓他們佯裝已經將嫪毐閹割，其實只是將嫪毐的鬍子眉毛拔去，充做宦官送進宮中。趙姬一試，這個嫪毐果然名不虛傳，比呂不韋強之十倍。一下子得到這麼一個可意的人兒，趙姬喜歡得不得了，滿意極了。用司馬遷的話說，就是「絕愛之」。　　《東周列國志》更是將這個故事演繹得繪聲繪色：卻說呂不韋以陽偉善戰，得寵於庄襄後，出入宮闈，素無忌憚；及見秦王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入甘泉宮。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己，欲進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大，其陽具有名，里中淫婦人爭事之。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毐，因稱為嫪毐。偶犯淫罪，不韋曲赦之，留為府中舍人。秦俗：農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節其勞。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為車輪，使嫪毐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不傷，市人皆掩口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羨之意。不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進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為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毐，告之以故。嫪毐性淫，欣然自以為奇遇矣。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取驢陽具及他血，詐作閹割，拔其鬚眉。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盡以為嫪毐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嫪毐既詐腐如宦者狀，遂雜於內侍之中以進。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試之，大暢所欲，以為勝不韋十倍也。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韋乃幸得自脫。太后與嫪毐相處如夫婦。　　趙姬自從得到嫪毐之後，便將老情人呂不韋忘到爪哇國去了。這可正中了呂不韋的下懷。就在呂不韋暗自慶幸比較圓滿地處理了與趙姬的關係之時，殊不知，他根本不能從這場麻煩中脫身。而且，事情因為有了嫪毐而變得更加糟糕。　　可能因為呂不韋年紀大了，所以與趙姬私通數年，也沒使趙姬懷孕。而嫪毐一出馬，不久就讓趙姬有了身孕。眼見肚子一天一天大起來，趙姬明白，這事遲早會讓嬴政以及群臣知曉。怎麼辦呢？　　也不知是呂不韋的點子，還是趙姬的主意，趙姬騙嬴政說，她請人算了一卦，卦算得不太好，說她最近有災，應該到雍縣的宮中避一下。嬴政當然說不出別的，只好派人將母親送到了雍縣。雍縣在今陝西省鳳翔縣以南，三百年前曾是秦國的都城。此處有一座大鄭宮，正好可以供趙姬居住。趙姬居於深宮之中，如何知道這個大鄭宮？如何想到要搬到這個地方生孩子？可見十之八九又是呂不韋的鬼主意。　　作為太后宮中的宦官，嫪毐自然跟隨趙姬搬到了這裡。這裡雖然離咸陽城不算太遠，但畢竟不在一個地方，嬴政輕易到不了這裡，於是，趙姬與嫪毐便在這裡過起了夫妻生活。趙姬在大鄭宮中順利生下了一個兒子。不久，她又懷孕了。　　趙姬跑到外面生兒子，這事太大，不會隱瞞多久。而且，嬴政不會長年不去探望一下母親，如果嬴政在趙姬快分娩的時候前去探望，趙姬該如何掩飾呢？有趣的是，趙姬又生下了一個兒子。　　母親連生兩個兒子，作為兒子的嬴政居然會不知道，這可真是咄咄怪事！筆者認為，此事肯定瞞不過嬴政。包括呂不韋之事，天下之人都知道，難道就唯獨嬴政不知道？　　趙姬與嫪毐在大鄭宮中至少住了三年。由於雍縣距咸陽不太遠，趙姬雖然不會回咸陽，嫪毐可沒少回去。令人不解的是，嫪毐竟成了秦王嬴政的紅人！由於與趙姬的特殊關係，嫪毐一夜之間成了政治暴發戶。不僅「家僮數千人」，而且「事皆決於嫪毐」。（《史記·呂不韋列傳》）也就是說，嫪毐不僅在與趙姬的性關係上取代了呂不韋，在朝廷中也大有取而代之之勢。　　呂不韋廣招門客，形成了自己的「智囊團」。嫪毐也不甘落後，竟也學呂不韋的樣子養起了門客，「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司馬遷這一句，點明跑到嫪毐府中做舍人的，都是去求官跑官的狗苟蠅營之徒。也可見，只要在嫪毐府中做了舍人，不久就可以成為朝廷命官。　　是誰給了嫪毐這麼大的權力？當然是嬴政！須知，嫪毐對外是以一個閹人的面目出現的，嬴政為什麼要將權力交給一個閹人？是趙姬給嬴政施加的影響？還是嬴政別有所圖？　　城門失火，太后失勢事實證明，秦王嬴政雖然沒有採納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的治國主張，卻學會了呂不韋審時度勢、欲擒故縱的政治手腕和商業伎倆。　　他在嫪毐風頭正勁時進行安撫、麻痹，等待嫪毐「多行不義」之時，對其進行了致命一擊。在此之前，嬴政已經隱忍了很久。　　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呂不韋派秦國軍隊大舉伐魏，著名學者孔叢子此時正在魏國。魏王便去請教他。孔叢子說的一段話，透露出了司馬遷沒有記載的若干很重要的情況。　　孔叢子在為魏王分析當前秦國局勢時說：「秦國上下，從朝廷官員到平民百姓，都在議論一件事：我們是為了嫪毐而做事呢？還是為了呂不韋而做事？街談巷議，幾乎全是這個話題。」　　孔叢子接著說：「大王您若割地給秦國，就說是屈服於嫪毐的強大力量，以魏國的名義讚美嫪毐，對嫪毐表示敬意，那麼，秦國的太后一定會感激您。用這個方法交好秦國，是最好的方法了。秦國對於魏國，有時友好，有時欺騙。如果此時魏國去結交嫪毐，天下人就會背棄呂不韋，而都去結交嫪毐。其實目前對魏國威脅最大的是呂不韋。您如果能讓天下人背棄呂不韋而去結交嫪毐，不就可以報仇了嗎？」　　孔叢子的這番話語，透露出以下信息：首先，嫪毐與秦國太后趙姬的關係已是盡人皆知，連孔叢子這樣一個生活在外國的人都很清楚了。連國外的人都知道了太后的風流韻事，難道只有秦王嬴政還被蒙在鼓裡？更有可能的是，嬴政也知道了母親與嫪毐之事，只不過他認為此事很隱秘，做兒子的睜一眼閉一眼罷了。　　其次，嫪毐的確在秦國權勢熏天，甚至與呂不韋不相上下。嫪毐本是呂不韋的一個門客，在成了趙姬的情夫之後，竟與呂不韋的權力相當，以至於秦國上上下下都不知道到底是呂不韋說了算，還是嫪毐說了算。這也印證了司馬遷所記載的「事皆決於嫪毐」。　　第三，呂不韋此時一定有苦難言。他本想只讓嫪毐成為趙姬的性伴侶以解脫自己，沒想到嫪毐一躍而成了他的主要政敵。看來，只要時間允許，嫪毐早晚要在朝廷中取代呂不韋。　　第四，雖然嫪毐不可一世，但秦國的實權依然掌握在呂不韋手中。孔叢子說得很明白：對魏國威脅最大的是呂不韋！可見嫪毐弄權，只是限於內政方面。軍權，還是掌握在呂不韋的手中。孔叢子異想天開地想讓魏國使用離間之計，促使呂不韋與嫪毐的權力鬥爭激烈化，從而緩解秦國四處擴張的步伐。　　秦王政五年，嬴政應當十八歲了。十八歲，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了。嬴政為什麼要重用嫪毐呢？難道此時嬴政就已經厭煩了呂不韋？難道嬴政想通過重用嫪毐的方式，削弱呂不韋手中的權力？可以肯定的是，作為一代暴君的嬴政，絕對不希望自己成人之後還有個「仲父」管著，絕對不希望朝中有個大權在握的丞相對自己說三道四，絕對不希望自己的權威受到任何人的挑戰。　　據《東周列國志》之類的小說家言，嫪毐與趙姬在大鄭宮中連生了兩個兒子，秦王嬴政是不知道的。筆者猜測，趙姬與嫪毐私通生子之事，嬴政可能是知道的。不過母親做出此等事情，做兒子的又能怎樣呢？　　到底為什麼嬴政要重用嫪毐呢？《東周列國志》說是趙姬起了作用。書中說，趙姬向嬴政誇獎嫪毐對她伺候得非常好，要求嬴政賞賜嫪毐。於是，嬴政封嫪毐為長信侯，將山陽一帶的土地封給他。「毐驟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宮室輿馬，田獵遊戲，任其所欲。事無大小，皆決於毐。毐蓄家僮數千人，賓客求宦達，願為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為己黨，趨權者爭附之，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　　僅僅靠服侍太后，就能得到嬴政如此恩寵，可謂咄咄怪事！須知，嫪毐只是一個宦官，反而壓過了呂不韋，儼然成了秦國的首相，呂不韋倒成了副相，這的確是個反常現象。也許秦王嬴政覺得呂不韋權勢太大，擔心其尾大不掉，於是扶持嫪毐與呂不韋爭權。　　嬴政很可能認為，不管怎麼說，以嫪毐與母親的特殊關係，藉助他削弱一下呂不韋的權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眼見一個市井淫棍在朝中飛揚跋扈，呂不韋只有忍氣吞聲，打碎了牙齒往自己肚子里咽。　　嫪毐畢竟不是一個政治家，憑藉床上功夫大富大貴，未免有些得意忘形。沒過多久，這個市井無賴便惹下了塌天大禍。　　古人二十歲的時候要舉行一個儀式，由父母主持，將一個帽子戴到頭上，稱為「冠禮」，說明已經成人。所以，男人二十歲便可稱「弱冠」之年。嬴政二十二歲的時候，尚未行冠禮。趙姬便令人在大鄭宮附近的德公之廟為嬴政行冠禮。　　儀式舉行完，要搞五天的盛大酒會來慶祝秦王成人。朝中百官天天有酒喝，倒也其樂融融。喝到了第四天，嫪毐與中大夫顏泄飲酒，嫪毐連續賭輸，喝了個酩酊大醉。顏泄也喝多了，便想罷席。不料嫪毐非要再與顏泄一決高下，顏泄不從，嫪毐大怒，上去就給了顏泄一個大耳光。顏泄借著酒勁，豈能受此大辱，遂撲上去將嫪毐的冠纓拔了下來。嫪毐怒不可遏，瞪著眼睛大吼道：「我是當今大王的後爹，你算什麼東西，敢和我作對！」　　一句話，讓顏泄酒醒了許多。他這才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后的情夫，不覺有些害怕，慌忙退了出來。恰巧，顏泄剛出來便遇到了嬴政。為了免禍，顏泄「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叩頭如搗蒜，口中連說「死罪」。嬴政感到奇怪，便令人將顏泄扶到祈年宮，詢問顏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顏泄遂將得罪嫪毐之事說了一遍，並奏道：「嫪毐實非宦者，詐為腐刑，私侍太后。現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　　嬴政聞言，吃驚非小。考慮到他現在身在雍縣，此乃太后與嫪毐的地盤。一旦嫪毐先下手為強，後果不堪設想。為策萬全，嬴政立即派人招大將桓齮率兵前來保駕。令嬴政感到恐慌的，倒不是太后與嫪毐同居生子之事，而是顏泄所說的「不久謀篡秦國」這幾個字。　　大凡專制君主最害怕的，便是別人篡位。顏泄的這句話，可謂點中了嬴政的軟肋。嬴政畢竟還年輕，還做不到處變不驚。調兵之事，立即被嫪毐的親信探知。嫪毐得到密報，知道是自己酒後失言，料定嬴政調兵遣將是沖他來的，遂急忙跑進宮中與趙姬商議對策。　　趙姬不過一介女子，只解風情，豈關大計！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能有什麼主意！嫪毐道：「今日之計，除非乘桓齮未到，盡發宮中衛卒及賓客舍人，攻祈年宮，殺了秦王，我夫妻尚可相保。」　　趙姬此時已經六神無主，說：「宮中衛兵能聽我們的命令嗎？」　　嫪毐道：「願借太后的玉璽，冒充秦王的御寶，就說祈年宮有賊，秦王有令，召宮中衛士前往救駕，應該沒人不敢聽從。」　　趙姬此時的心裡一定是矛盾重重。畢竟，嬴政也是她的親生兒子，而且與她在趙國共同度過了最艱苦的歲月，不會沒有感情。在這種生死抉擇面前，趙姬早已方寸大亂。　　如果趙姬在生死關頭站到嬴政一邊，作為嬴政的生身母親，倒也不會有什麼生命危險。不過，那樣的話，她不僅將要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讓她在床上欲仙欲死的「大陰人」嫪毐，而且，她與嫪毐的兩個兒子也必定性命不保。四十歲的女人生了兩個小兒子，一定視若心肝寶貝。在已經成人的嬴政與這兩個尚在襁褓之中的小兒子之間選擇，她寧願要這兩個小兒子！無奈之下，趙姬也只好讓嫪毐鋌而走險了。　　嫪毐偽造了秦王的御書，蓋上了太后的玉璽，然後召集宮中衛士以及他府中的賓客舍人，亂鬨哄地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才發兵前往嬴政所住的祈年宮。這群烏合之眾將祈年宮圍住後，毫無準備的嬴政急忙來到祈年宮的大台上，問士兵們為何犯駕。士兵們嚷嚷著，說奉秦王之命，前來捉拿盜賊。　　嬴政大聲說：「長信侯嫪毐便是賊，宮中哪來的賊？」宮中的衛士大多認得秦王嬴政，聽嬴政如此一說，便知上了嫪毐的當，有一半人頓作鳥獸散，還有一些膽子大的，反戈一擊，與忠於嫪毐的門客打了起來。　　嬴政見狀，向士兵們喊道：「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並且申明：無論是誰，賞格一樣！這一來，祈年宮中的將士紛紛出戰，連宦官和養馬趕車的人也拿起武器參加了平叛戰鬥。附近百姓早就對嫪毐恨之入骨，聽說嫪毐犯上作亂，也一呼百應地前來幫助秦王。沒多久，嫪毐的門客已戰死了數百人。嫪毐見大勢已去，忙奪路而逃。也該他倒霉，沒逃多遠，正好遇到趕來救駕的桓齮的大軍，嫪毐只好束手就擒。　　嬴政平定嫪毐之亂，立即來到大鄭宮，將嫪毐與趙姬的兩個私生子搜了出來，「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趙姬此時心痛欲絕，只能躲在宮中暗自吞聲，沒有臉出來見兒子嬴政。嬴政下令，將嫪毐車裂於東門之外，並夷其三族。其死黨皆梟首示眾。車裂，是先秦酷刑之一，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與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商鞅在秦國就是受五馬分屍之刑而死。　　處死了嫪毐及其二子，嬴政仍覺得不解氣，又將凡是與嫪毐有關係的人，包括其未參與叛亂的門客，全部遷到蜀地，共遷了四千餘家。當時的蜀地還不是「天府之地」，屬於未開發的洪荒之地。將這些罪犯流放到這裡，也是一種懲罰。　　嬴政對於趙姬，念在是他的生母的分上，倒沒將她處死。不過，發生了這樣的事，讓嬴政丟盡了臉面，如何處置趙姬，成了嬴政面前的一道難題。如果說在此之前嬴政對母親的所作所為睜一眼閉一眼，還相信朝野上下無人知道趙姬的醜事的話，嫪毐叛亂，無疑將這個糞坑蓋子揭了起來，堂堂太后，有何臉面再做一國之母！堂堂秦國國王，竟有這樣一個不知羞恥的母親，又讓嬴政的臉面往哪兒擱？而更令嬴政難以原諒他母親的是，趙姬竟要夥同嫪毐殺死他！　　嬴政可以對母親的醜行睜一眼閉一眼，可以容忍母親的面首嫪毐在朝中飛揚跋扈，但絕不能容忍嫪毐對他的王位構成威脅，更不能容忍母親夥同他人要殺死自己。惱怒之下，嬴政下令：太后用玉璽幫助嫪毐反叛，不可為國母，減其祿奉，遷居棫陽宮。棫陽宮是雍縣離宮中最小的一處，為秦昭襄王時所建，已閑置多年。嬴政將趙姬遷到此處，以示對其母的薄懲。嬴政還不放心，又派兵三百守於此處，凡有人出入，必加盤問。這實際上是將趙姬囚禁起來了。　　呂不韋倒台前的局勢嫪毐事件發生時，史家沒有記錄呂不韋身在何處、態度如何。可以推測，呂不韋對此事應該是喜憂參半。　　呂不韋喜的是，小人得志的嫪毐自作孽不可活，在嫪毐的權勢已大有壓過他呂大相國的時候，在嫪毐鋌而走險欲謀害嬴政的時候，終於被嬴政一舉剷除。因為，嬴政畢竟是他呂不韋的兒子啊。呂不韋憂的是，嫪毐是他引薦給趙姬的，嫪毐「偽腐」冒充宦官也是他的主意。一但嬴政追查起來，他必定逃脫不了干係。　　聽說嬴政收拾了嫪毐之後，竟敢軟禁了母親趙姬，呂不韋更加焦慮了。嬴政連親生母親都不原諒，還肯放這他這個「仲父」？嬴政若知道嫪毐這一惡果是他呂不韋一手種下的，恐怕就不是軟禁的問題了。雖然趙姬是呂不韋的老情人，趙姬被打入冷宮成為囚犯，呂不韋肯定為此而難過，但此時的呂不韋考慮的最多的還是自己。　　在權力與利益面前，從來就沒有真正的親情和愛情。俗話說：生意場上無父子！利益場上豈有愛情！　　如果呂不韋真的愛趙姬，是絕不會如此慷慨地讓給異人的；如果呂不韋真的愛趙姬，更不會費盡心機找一個嫪毐來替代自己。所以，趙姬被嬴政軟禁，呂不韋是不會去為老情人講情的。他也知道，為了保全自己，最好與趙姬劃清界線。再說，即使呂不韋有心為趙姬求情，恐怕不僅不起作用，反而會引火燒身。　　當秦王嬴政的車駕返回咸陽的時候，呂不韋擔心嬴政向自己查問嫪毐之事，竟嚇得不敢上朝晉見。但是，令呂不韋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可能是朝中有知情的大臣告密，嬴政此時已經對嫪毐「偽腐亂秦宮」一事了解了個一清二楚，所以一回咸陽，便召集朝臣，商議如何處置呂不韋。　　畢竟呂不韋已經擔任了多年的秦國丞相，朝中許多大臣都是他提拔起來的。所以，當嬴政怒氣沖沖地表示要判處呂不韋死刑的時候，立即有些朝臣站出來為呂不韋求情，說「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況嫪毐未嘗面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　　其實嬴政心裡清清楚楚。沒有呂不韋，哪有他父王的王位？沒有呂不韋，哪有他嬴政的今天？而且，很可能嬴政已經知道呂不韋是他的生父。不管是生父也好，仲父也罷，朝中有個手握重權的長輩管著，畢竟不太爽。有了嫪毐謀反這一借口，正好可以將這兩大權臣一舉清除。　　此時嬴政的內心或許有些矛盾：殺了呂不韋吧，又有些下不了手，畢竟呂不韋「有大功於社稷」；不殺呂不韋吧，嬴政擔心此等驚天內幕一旦被呂不韋泄露，將危及自己的王位。思來想去，嬴政還是下不了處死呂不韋的決心。最後，嬴政決定免呂不韋一死。但是，呂不韋的丞相寶座是坐不成了。嬴政下令免去其丞相之職，收其印綬，令其回洛陽封地養老。　　此時，呂不韋大約有六十歲了。他為了「獲利無數」而進行氣魄驚人的風險投資，並為此奮鬥了二十年。在他功成名就之時，在他進入晚年之時，卻一下子跌入了失意之谷。而這其中的隱衷，他又能向誰言說？　　在他接到嬴政免其丞相之職的命令之時，他一定百感交集。他一定會想到應該向兒子坦陳一切，但嬴政卻不一定給他這個機會；即使給他機會表白，嬴政會相信嗎？也許，不向嬴政披露這個驚天內幕，或許還可以苟全性命；若將這一見不得人的隱情透露出去，反而會促使嬴政殺人滅口。他一定會想起了老情人趙姬。趙姬此時自身難保，又如何能保得了他？　　呂不韋只得自己喝下自己釀成的這杯苦酒。　　嬴政軟禁母親趙姬的這一年初夏，用今天天氣預報的話說，忽然來了一股寒流，有些地方居然降了霜雪，出現了凍死人的情況。這種反常的天氣，讓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於是有人便瞎猜說，這是由於秦王對自己的母親不孝，所以老天爺才突降霜雪，凍死秦國的百姓，以示對秦王不孝的懲罰。　　秦王「不孝」，與老百姓有什麼關係？即使「老天爺」要懲罰，也應該懲罰秦王一人，為什麼將賬算到了老百姓的頭上？不過在當時，這種國王有病讓老百姓吃藥的邏輯，還是很有市場的。民間就有這樣的議論：「秦王遷謫太后，子不認母，天發大寒，故有此異。」　　有些「憂國憂民」者沉不住氣了，便跑到秦廷向秦王進諫，要求嬴政將母親接回咸陽，以盡「孝道」。大夫陳忠的進諫就很有代表性。他說：「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庶幾天變可回。」此時秦王嬴政正在氣頭上，再說他也絕不會接受因為他不孝而導致「天變」之說，故而勃然大怒，令將陳忠剝去衣服，置其身於蒺藜之上，活活地將他打死。　　說嬴政不孝而招致天怨人怒，這不是去找死嗎？　　嬴政殺死陳忠後，余怒未息，將陳忠的屍體扔到宮殿大門的台階下，在其屍體前豎一牌子，上面書曰：「有以太后事來諫者視此！」偏偏就有人不接受陳忠的教訓，仍繞過陳忠的屍體跑進宮殿去「死諫」。秦王此時暴露出他殘忍好殺的性格，凡是去進諫的，一律殺死，「陳屍闕下」。前後居然殺了二十七個大臣。這時，齊王田建和趙悼襄王前來朝見秦王，意在與秦國商談建立睦鄰友好關係。他們應秦王之邀到咸陽宮飲酒時，發現了擺在台階下面的二十七具屍體，問明原因後，皆搖頭嘆息，私下都認為秦王太殘暴。　　時人提到秦國，都習慣性地在秦前面加上一個「暴」字，稱之為「暴秦」。這全是嬴政之殘暴為秦國贏得的「榮譽」。秦王拒諫，竟因此殺死了二十七個大臣，秦國百姓對此事當然議論紛紛。在咸陽城一個小客店裡，幾個旅客說起此事，引起了旁邊一個外地人的注意。此人是齊國人，名叫茅焦，客游至秦。他了解到秦王囚母拒諫、虐殺大臣之事後，憤然道：「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當即讓店主人準備洗澡水，說：「吾將沐浴，明早叩閽入諫秦王。」　　別的旅客以為他在開玩笑，皆笑道：「彼二十七人者，皆秦王平日親信之臣，尚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意思是說，那被殺死的二十七個人，都是秦王平時的親信大臣。他們的話秦王都不聽。他們一去進諫，立即被殺，難道還在乎你一個平頭百姓？再死你一個也不多。　　茅焦說：「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秦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意思是，進諫的人死了二十七個就不再有人進諫了，所以，秦王沒聽進諫人的話；但是，如果死了二十七個人還沒嚇住前去進諫的人，秦王那時聽與不聽，還說不準呢！店中的旅客們見他真要去進諫，都笑其愚不可及。　　第二天一早，茅焦向店主點了飯，飽飽地吃了一頓。然後毅然決然要出門。店主倒是個好心人，極力勸他不要去送死，並拉住他的衣服苦苦相勸。怎奈茅焦主意已定，竟「絕衣而去」。店中的旅客們見茅焦真的去了，都認為他不會活著回來，所以當即就打開茅焦的行李，大家分搶一空。　　再說茅焦來到闕下，大呼道：「臣齊客茅焦，願上諫大王。」秦王聽到宮殿外有人大喊，便令內侍出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又有人來為太后之事「死諫」。　　內侍問明情況後回去報告說：「那人果然是為太后之事而來進諫的。」　　秦王一聽，懶得見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便對內侍說：「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　　內侍跑出去對茅焦說：「客不見闕下死人累累耶？何不畏死若是？」　　茅焦道：「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為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誰人不死？臣又何畏哉？」所謂二十八宿，是古人觀察天象，將天上的恆星分成東方蒼龍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共二十八個星座，俗稱「二十八宿」。茅焦說，天上有二十八宿，對應地上的人，則天下一定有二十八個正人君子。如今因為進諫秦王，已經死了二十七個正人君子，還差一個，就正好與天上的二十八宿相對應了，所以他來湊個數。　　內侍回殿稟報後，嬴政大怒道：「狂夫故犯吾禁！」向左右下令：「炊鑊湯於庭，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闕下為二十七人滿數乎？」嬴政也夠毒的。你茅焦不是想以一死湊夠「二十八宿」這個數嗎？我既要讓你死，又不讓你如願！於是，嬴政令人在宮殿中架起一口大鍋，燒上一鍋熱水，準備將這個不知好歹的人煮成爛泥，那樣一來，他不得全屍，怎麼與已被殺死的二十七人一起湊成二十八之數呢？　　左右不敢不從，忙找來大鍋，盛上水，在宮殿中燒了起來。然後，嬴政「按劍而坐，龍眉倒豎，口中沫出，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把那個瘋子叫進來煮了！」　　內侍去召茅焦進殿的時候，茅焦故意邁的步子很小，走得很慢。內侍催他快點兒走，茅焦說：「我見秦王后就得死，我拖延一下時間又有何妨？」內侍見他一會兒後便要被活活煮死，不禁心生憐憫，乃扶著他進殿。　　茅焦進殿後跪倒叩頭，說：「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欲聞之否？」意思是說，他聽說活著的人不諱言死亡，擁有一個國家的人不諱言亡國。對亡國諱莫如深一定不會得以生存，忌諱說「死亡」一詞，其生命力一定不強。生死存亡之計，這是一國之明主都很關心的，不知秦王願不願聽一聽他的觀點。　　秦王見茅焦沒提趙姬之事，怒火消了一些，臉色也好看了點兒，便問：「你有什麼話，可以說一說。」　　茅焦對答道：「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臣不言，是臣負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聽，是君負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聞，臣恐秦國從此危矣。」　　茅焦仍沒提太后之事，也沒提「天變」之事，而是提醒嬴政：忠臣不說讓君王聽著順耳的話，明君不做瘋狂悖逆之事。如果國君做了錯事而大臣們不為國君指出來，是做臣子的對不起國君；如果臣有忠言進諫而國君不聽，則是做國君的對不起臣子。茅焦進而指出：如果大王有違背天理的錯誤，大王自己不知道；而他茅焦有逆耳之忠言，秦王又不想聽，那麼，秦國以後恐怕就很危險了。　　嬴政聞言嚇了一跳，「悚然良久」，臉色變得也不那麼憤怒了，不禁問茅焦：「你想說什麼事？寡人願意聽聽。」　　茅焦說：「大王今日難道不以統一天下為己任嗎？」　　一說統一天下，正中嬴政的下懷，嬴政脫口而說：「是啊！」秦國經過東征北伐，已成為天下七國中秦國一強獨大的局面。實力強了，嬴政當然夢寐以求要滅掉六國、統一天下。　　茅焦繼續說：「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獨威力使然；亦以大王為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畢集秦廷故也。今大王車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撲兩弟，有不友之名；遷母於棫陽宮，有不孝之行；誅戮諫士，陳屍闕下，有桀紂之治。夫以天下為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母盡道，升庸為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復以言進者。怨謗日騰，忠謀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臣言已畢，請就烹！」　　看來茅焦是個出色的辯士，其進諫之言頗動了一番心思。他在批評嬴政之前，先吹捧了嬴政幾句：如今天下尊秦，並不僅僅因為秦國實力強大，也因為秦王是天下英雄之主，忠臣義士都因為秦王的領袖魅力而來到秦國。這幾句捧得秦王頗為受用。就在秦王如沐春風之時，茅焦話鋒一轉，開始嚴厲批評秦王，說他車裂嫪毐，這是不仁。不管怎麼說，嫪毐與他的母親趙姬已經是事實上的夫妻，是他的後爹（假父）。茅焦又說嬴政殺死兩個同母異父的弟弟，這是沒有友愛的表現；將母親遷到冷宮之中，這是不孝；誅殺直言進諫之臣，將這些直言敢諫之士的屍體扔在闕下，這是桀紂之類的暴君的行為。　　茅焦接著說：秦王目前正以統一天下為己任，而所作所為這個樣，怎麼能讓天下人心服口服呢？茅焦還舉了舜因為盡了孝道而當上帝王、桀紂這兩個暴君因為殺了龍逢和比乾等忠臣而招致天下叛亂的例子，說明秦王若學桀、紂這樣的暴君，國將不國。　　其實說到這裡，秦王嬴政已經開始檢點自己的錯誤了。茅焦做出大義凜然的樣子，說：我知道我一定會被大王處死，我們這二十八個忠直的人死了之後，再也不會有人直言進諫了。雖然不會有人再來進諫，但天下一定怨聲載道，中外離心，依附秦國的諸侯將背叛秦國，真是可惜啊！說罷，便解開衣帶要進大鍋受烹。　　嬴政雖然暴虐，但在關鍵時刻還是明智的。否則，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也不會橫掃天下、統一六國。茅焦的話，句句撞擊在他的心上，已經深深打動了他。見茅焦要進大鍋受刑，嬴政忙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指示左右將大鍋抬走。不料茅焦卻不依不饒，非要跳到鍋里不可。他說：「大王已懸榜拒諫，不烹臣，無以立信。」　　嬴政連忙令人收起榜文，又命內侍給茅焦穿好衣服，賜他坐下，說：「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恭聽！」　　秦王此時想通了。先前那二十七個進諫者只是一味地指責他的罪過，而沒有設身處地地為他分析利害得失。只有茅焦，句句話都講到了正地方，令他茅塞頓開。茅焦，可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　　茅焦見秦王已經誠心誠意地採納他的意見，便再拜道：「大王既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嬴政聞言，立即命有關部門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備棺材，一同葬之於咸陽城附近的龍首山，名之為「會忠墓」。就在這一天，嬴政為了顯示自己知錯即改、從善如流，令茅焦為自己駕車，親自前去迎接母親回咸陽。　　秦王的車駕來到棫陽宮外，嬴政先令使者進去報信，然後跪在地上，膝行而前。見了母親趙姬，叩頭大哭。趙姬百感交集，也垂淚不止。——好一出煽情戲！　　嬴政表演完自己的孝行後，便引茅焦竭見趙姬，說：「這是我的潁考叔啊！」此處，嬴政用了一個典故。潁考叔是春秋時期鄭國人。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庄公的母親姜氏因為更疼愛庄公之弟共叔段，便欲奪庄公之位給共叔段。在太后的支持下，共叔段悍然發動兵變，結果被早有準備的鄭莊公鎮壓。鄭莊公氣憤於母親支持弟弟，乃將母親囚禁起來，立誓與其母「不及黃泉無相見」，意思是他只要活著就決不見母親一面。潁考叔覺得鄭莊公這樣做不妥，便前往進諫，給鄭莊公出了個「掘地及泉、隧而相見」的主意，使鄭莊公與其母恢復了母子關係，被傳為美談。　　姜氏與趙姬之事，倒頗有幾分相似之處。更巧的是，勸導鄭莊公的有個潁考叔，勸導嬴政的有個茅焦，歷史有時竟是如此驚人地相似。為了答謝茅焦，嬴政拜茅焦為太傅，封上卿爵位。　　嬴政與母親的過節，就這麼解決了。《資治通鑒》說嬴政與趙姬從此之後「復為母子如初」。應該說，經過這次變故，趙姬也無顏為一國之母后了。她愛得如痴如狂的「大陰人」嫪毐死了，老情人呂不韋被免職了，她今後也只好收斂起旺盛的情慾，在冷宮之中默默度過餘生了。　　自此之後，趙姬便正式退出了歷史舞台。秦王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趙姬死了。如果推算一下的話，趙姬死時也不過五十歲左右。趙姬死後，嬴政將她與秦莊襄王子楚葬在了一起。就在趙姬去世的這一年，嬴政滅掉了趙國。　　鳥盡弓藏：權相的悲慘結局有人說過一句話，要看一個男人是個什麼樣的人，有兩個標準：一是他娶什麼樣的女人，二是他選擇什麼樣的死法。　　在死法的選擇上，呂不韋有點兒缺乏大家風範，他是到了山窮水盡之時才無奈自盡的，在此之前，他還一直幻想著親生兒子嬴政能夠對自己網開一面。　　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就在趙姬回到咸陽的同時，呂不韋卻被勒令搬到洛陽居住。趙姬剛被兒子原諒，還有些驚魂未定，這時自然不便於替呂不韋講情。對於呂不韋來說，他忙活了二十多年，結果卻落得一個被免職的下場，自然心有不甘。不過，看到親生兒子已經長大成人，並且已經牢牢控制了秦國國柄，他倒也頗感欣慰。　　其實，呂不韋在子楚身上搞風險投資，固然是為了自己的榮華富貴，但沒成想竟能偷天換日，使秦國實際上姓了呂，這一額外收穫，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滿了。　　為了讓兒子早日乾綱獨斷，擔負起一統天下的歷史使命，他組織門客撰寫了《呂氏春秋》，苦口婆心地教兒子如何做一個賢明的君主。他大權在握之時，從未產生取嬴政而代之的念頭，而是一心一意輔佐兒子。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在處理趙姬一事上栽了跟頭。好在嬴政念其有立主定國之大功，只是免其相職，讓他到洛陽的封地做富家翁。這一處罰，並不算太重。　　如果呂不韋從此杜門不出，盡量低調過普通百姓的生活，大概就不會發生後來的悲劇。也許，秦國人以及諸侯們都清楚，嬴政是呂不韋的兒子。嬴政處罰趙姬和呂不韋，只不過是做樣子給秦國的老百姓看的。哪有兒子真的想懲辦自己父母的？　　趙姬就是個例子。當初，嬴政將趙姬囚禁起來，因為不願原諒母親，竟一氣殺了二十七個求情者。結果呢，還是將趙姬迎接回朝，母子又和好如初了。於是，呂不韋的門客們以及諸侯們都認為，呂不韋被免職只是暫時的，過不了多久，嬴政便會親自到洛陽迎接父親回咸陽主持國政。所以，呂不韋這棵大樹雖然倒了，但樹倒猢猻未散。他的門客們大多仍聚集在他的府第，等待他官復原職。畢竟，在主子暫時倒霉的時候向主子表忠心，是最容易贏得主子的好感的。　　最可笑的是別的國家的國君們。他們也都想當然地認為嬴政不會為難自己的父親，呂不韋不久即會重掌秦國權柄。因此，竟有好幾個諸侯國派使者到洛陽慰問呂不韋，並給呂不韋封官晉爵，想趁此機會討好呂不韋，以便在呂不韋官復原職之後，與秦國搞好關係。然而，這些諸侯國的國君們大錯特錯了。他們派使者討好呂不韋，反而成了呂不韋的催命符。　　嬴政聽說此事後，非常害怕。他既怕呂不韋真的被別的國家請去，將來成為秦國的對手，又怕呂不韋做不到三緘其口，將他與趙姬的秘密公之於世。屆時，嬴政繼承秦國王位的合法性便大成問題了。　　此時的嬴政，早已不是那個剛到秦國之時的八歲的孩童了。他的童年時代是在受盡欺侮、備受壓抑的環境中度過的，少年時代又在宮廷中對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耳濡目染，形成了他嗜權如命、殘忍暴虐的性格。為了保住王位，為了自己的絕對權威，他決定進一步處罰呂不韋——將呂不韋遷到偏辟荒涼的蜀地去。　　如果呂不韋識相呢，最好自殺，這樣一了百了。　　他不願親自下命令處死呂不韋，而是寫了一封信，派人給呂不韋送了去。信是這樣寫的：「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呂不韋接到嬴政的書信，方知兒子不會輕易放過他了。嬴政是要殺之滅口。　　嬴政這封簡訊，卻流露出必欲殺之而後快的意思。　　「君何功於秦？」　　「君何親於秦？」　　這冷冰冰的質問，如同重鎚，狠狠地擊在呂不韋的頭上。秦國上下，包括諸侯之間，誰不知道，呂不韋為了子楚能繼承王位而傾家相助！誰不知道，嬴政的母親趙姬原本是呂不韋的小老婆！誰不知道，若沒有呂不韋，又哪來嬴政的今天！可見嬴政這麼說，是故意抹殺呂不韋對子楚和嬴政得到秦國王位的貢獻。　　呂不韋不由恨恨地說：「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　　然而，此時再說這些，已經沒有什麼作用了。難道他面見嬴政、向嬴政講明這一切，嬴政就能認他做父親？他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嬴政在信上故意這麼寫，明擺著是不想認他這個父親。不僅不認，而且也不會僅僅將他流放到蜀地就善罷干休。　　他呂不韋一日不死，嬴政就一日不得安心。明白了這些，呂不韋不禁嘆道：「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矣！」　　呂不韋此語，不見於正史，是《東周列國志》的作者替他說的。後人揣摩呂不韋當時的心態，倒也合情合理。　　呂不韋此時，或許有所懺悔。也許，他真的認識到自己罪當一死；也許，他覺得以六十多歲的高齡，長途跋涉到偏遠荒涼的蜀地去，已是他難以承受的酷刑。恐怕還到不了蜀地，他這把老骨頭就已經填了溝壑了……司馬遷寫呂不韋收到嬴政書信後的思想活動，只用了六個字：「自度稍侵，恐誅。」也就是說，呂不韋已經看出嬴政是在一步一步地逼迫他。他斷定，嬴政早晚會將他處死。　　他無法接受來自親生兒子的羞辱，更無法接受親生兒子揮來的屠刀。他寧願一死。　　當天，呂不韋將鴆毒放進酒中，飲之而死。　　可憐一代鉅賈，戰國梟雄，竟落得如此下場！　　呂不韋死了。　　此時呂不韋的結髮妻已經去世，葬於洛陽的北邙山下。除了嬴政外，他有沒有別的子女，史無記載。可以肯定的是，呂不韋死時十分凄涼，沒有親屬為他送葬。多虧跟隨他的門客，偷偷地將他的屍體運到北邙山下，與他的妻子合葬於此。今洛陽市東約二十公里的偃師市南蔡庄有個大冢頭村，這裡有個呂母冢，據傳即是呂不韋之墓。　　嬴政聽說呂不韋自殺了，有些不相信，非得見一見呂不韋的屍首不可。由於呂不韋的屍體已被門客們秘密埋葬，嬴政求屍不得，大怒。這時，有些土生土長的秦國大臣趁機勸嬴政下令，在全秦國範圍內驅逐呂不韋的門客，這就是著名的「逐客令」。　　可笑的是，嬴政逐的，不僅僅是呂不韋的門客，別的國家跑到秦國的宦遊之士也在被逐之列。「逐客令」規定，他國之人，凡在秦國做官的，一律免職，限三日內驅逐出境；有膽敢收留者，一體治罪。秦國的大臣們之所以為嬴政出了這個主意，為的是使秦國的貴族子弟有更多的陞官機會。　　由於秦國在六國中是個比較開放的國度，從春秋時期秦穆公之時起，秦國就善於招徠別的國家的人才為己所用，這使得秦國雖然偏在西戎，卻日益強大。也正由於外來人才佔據了朝中的許多樞紐職位，使得秦國的貴族頗感壓抑，土著派與外來派的矛盾也日漸突出。　　及見嬴政因呂不韋之事遷怒於呂氏門客，「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於秦耳，請一切逐客。』」（《史記·李斯列傳》）「逐客令」一出，秦國頓時朝野大嘩。有一個人，曾是呂不韋府中舍人，被秦王拜為客卿，此時也在被逐之列。此人即是李斯。　　李斯是個頗有才能的人，他正雄心勃勃準備在秦國建功立業，忽聞秦王將下「逐客令」，自己因是楚國人，自然在被逐之列。眼見自己的多年奮鬥成果將付之流水，不由橫下一條心，給秦王寫了一封義正詞嚴、氣勢磅礴的《諫逐客書》。這篇文章，不僅改變了秦王的愚蠢決定，改寫了中國歷史，而且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一篇不朽的名作。　　《諫逐客書》全文如下：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而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瓮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瓮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的這篇文章極富說服力。他先舉秦穆公重用百里奚等五名外來人才致使秦國稱霸西方、秦孝公重用衛國的商鞅變法致使秦國富強、秦惠王重用魏國的張儀破壞六國合縱、秦昭襄王得到魏國的范雎確立對六國的遠交近攻戰略等事例，說明外來人才對秦國的重大貢獻，如果沒有這些外國的人才來幫助秦國，秦國就不是今天的秦國。　　繼而，李斯又列舉了許多來自他國而深受秦王喜愛的聲色寶物，說明「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這種做法不是一個志在統一天下的有為之君的「制諸侯之術」。　　李斯在文章中還總結出了一段千古傳誦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業，必須要有博大的胸懷，要任人唯賢，不要任人唯親。如果將各國來到秦國的卓越人才都趕跑了，這些人便會到別的國家去建功立業。這等於自毀長城，將秦國的棟樑之材資助給敵國，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敵人強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賢，這是老生常談。而這四個字，切實做到卻極不容易。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都是必須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對於商界來說，能否做到任人唯賢，更是一個公司、一個單位盛衰的標尺。　　李斯的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嘆服。　　嬴政收回了「逐客令」，恢復了李斯的官職。　　此後，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謀士，官至丞相，為嬴政統一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正因李斯的一篇《諫逐客書》，使呂不韋的門客們免於被驅逐的厄運，也使秦王嬴政從此不再追究呂不韋自殺一案。　　對於呂不韋之死，司馬公在寫完呂不韋的傳記後寫下了這樣一段話：「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最後，司馬公發出了這樣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釋一下。　　「孔子之所謂『聞』者」，指的是《論語》中的一句段話：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孔子的學生子張問孔子：什麼樣的士才能稱得上是「達」呢？　　孔子反問子張：你所說的「達」是什麼意思？　　子張說：就是無論在朝還是在野，都很有名氣。　　孔子說：這叫「聞」，不叫「達」。你所說的只是徒有虛名的人，並非通達之士。什麼樣的人才是通達之士？品格正直，為人好義，察人言語，觀人臉色，常懷謙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達，在野亦通達，所以是通達之士。而所謂「聞」，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為表裡不一，還自以為是通達之士。這類人善於結黨營私，由於其黨徒互相吹捧，所以他無論在野還是在朝，都很有名氣，算得上是「名人」。　　司馬遷認為，呂不韋充其量算是個「聞人」，不是通達之士。在《史記集解》中，馬融一語道破司馬公的含蓄評論：「此言佞人也。」原來，司公遷認為，呂不韋只不過是個奸佞小人罷了，絕不是通達之士。　　「聞人」，原來指的是「佞人」。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報刊上稱虞洽卿、黃金榮、杜月笙、王一亭等人為「上海聞人」，這些「聞人」不學無術，還以為這是媒體對他們的譽詞，欣欣然接受之而無慚色。　　呂不韋機關算盡、拼搏一生，卻無可挽回地失敗了，而且是敗在自己的兒子嬴政手中，敗在強大的君權面前。那麼，呂不韋的失敗，是否具有一種普遍意義？他的失敗，是不是中國古代政治的必然性？請看第十講《功臣宿命：呂不韋必死》。　　第十講功臣宿命：呂不韋必死　　在中國古代，君臣之間永遠缺乏相互信任的基礎，更缺乏長久共榮的基礎。中國古代權力的壟斷性和寡頭特徵，是君臣衝突的病灶，而呂不韋的失敗，則是中國古代功臣的唯一宿命。　　君臣鬥爭：皇權時代永遠的主題從一定意義上說，呂不韋的悲劇是必然的。在專制體制下，功臣與專制暴君的關係是一個永遠的悖論。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際，專制暴君必須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勢安定之後，功臣「功高震主」，極易遭到專制暴君的敵視，雙方互相猜忌，往往鬧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賊。」這句總結功臣與專制暴君的關係的古語，可謂經典！翻開中國歷史，彷彿就是一部伴君馭臣史。歷史上固然有劉備與諸葛亮、李世民與魏徵等君臣和睦相處的典範，但畢竟太少。　　一般來說，君臣關係之難處，不在創業之時，而在守成之日。由於專制暴君握有生殺予奪之大權，所以，「功成不居」、「功成身退」成了功臣們得以善終的唯一出路。史上倒也有些成功的例子，如范蠡、孫武的飄然引退，張良、韓世忠的與世無爭，蕭何、郭子儀的謹小慎微……而更多的情況是幫助漢高祖打下天下的淮陰侯韓信被殺前講的那句話：「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有的甚至於敵國未破，而功臣先亡……功臣命喪暴君、昏君、甚至「明君」之手的例子太多了，這此不妨隨手拈來一批，如伍子胥、文種、商鞅、白起、李牧、韓信、晁錯、周亞夫、灌夫、竇嬰、李廣、桑弘羊、趙廣漢、韓延壽、楊惲、蕭望之、楊震、鄧騭、楊修、崔浩、爾朱榮、斛律光、高熲、賀若弼、長孫無忌、郭崇韜、岳飛、趙鼎、李善長、劉基、朱文正、傅友德、朱亮祖、藍玉、解縉、于謙、夏言、曾銑、張經、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煥……可謂不勝枚舉！　　即使是劉備與諸葛亮這樣的被視為「封建社會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關係」，也並不那麼十全十美，他們之間也有所猜忌。　　劉備得到諸葛亮後，政治、軍事前景頓時豁然開朗。對劉備來說，真的是「如魚得水」。但「如魚得水」並不意味著劉備對諸葛亮言聽計從。起碼有兩件事，劉備便沒有採納諸葛亮的意見。　　一是建安十五年劉備親自到京口（今鎮江市）見孫權一事。當時赤壁之戰剛剛結束，劉備想乘機要求孫權將荊州讓給他。諸葛亮認為此行極為危險，絕不能去。但劉備不聽。果然，周瑜等人都勸孫權留住劉備，不可放虎歸山，幸好孫權鑒於兩家目前是盟友，沒有答應，才使劉備得以脫身。　　事後，劉備曾問龐統：我到東吳時，聽說周瑜曾勸孫權把我留住不放，有此事嗎？龐統答：實有其事。劉備嘆息道：當時孔明也勸我不要去。看來實在是太冒險了。　　第二個例子，是關羽被孫權所殺後，劉備急於東征孫權，為關羽報仇。當時「群臣多諫」，劉備執意不聽。據《三國志·法正傳》載，劉備東征大敗後逃至白帝城。諸葛亮嘆道：「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從諸葛亮的嘆息聲中，我們可以得知：第一，當時諸葛亮的態度，肯定是反對劉備東征孫吳的，否則就不會發出這樣的嘆息了。而且，與孫吳開戰，是與諸葛亮制定的聯吳抗曹戰略背道而馳的，諸葛亮決不會贊同劉備這種不顧全大局的任性之為。　　第二，諸葛亮大概勸諫過劉備，但劉備沒有聽從。所以諸葛亮說，如果法正活著，一定會勸阻劉備，劉備可能會聽法正的勸說。　　第三，劉備雖然聲稱得到諸葛亮後「如魚得水」，但關鍵時刻，諸葛亮說的話還不如法正的意見。由此可見，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似乎並不那麼「如魚得水」。　　劉備臨終時向諸葛亮託孤，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託孤，又說若其子不才，諸葛亮可取而代之。後人認為，劉備臨終之語，透出了對諸葛亮並不十分信任的弦外之音。所以諸葛丞相急忙哭著表白道：「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固然好，但終究比不上與關羽、張飛的關係。荊州地處魏、吳之間，乃兵家必爭之地。劉備佔有荊州後，守衛荊州的最佳人選無疑是諸葛亮，但劉備卻令關羽留守荊州，箇中玄機真是耐人尋味。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說：「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釁於吳。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趙雲）與飛（張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自任有餘，非凡不必武侯也……然則先主豈不能將羽（關羽）哉？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吳，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　　孫劉之盟是諸葛亮訂的，而且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在東吳做官，諸葛亮與東吳關係比較好盡人皆知。劉備可能覺得如果諸葛亮留守荊州，以諸葛亮與東吳的關係，說不定會做出有損蜀漢的事來。所以，劉備寧願用關羽留守荊州，也不願用諸葛亮。　　劉備東征孫權時，盡起傾國之軍，卻沒帶諸葛亮，這也令人有所不解。所以說，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雖然歷來被稱為君臣關係的典範，但並不是人們想像的那樣美滿和諧。　　再者說，劉備創業未半便死了，如果他統一了天下，他與諸葛亮到底還能不能和諧相處，更是難說。　　有的功臣則在君王的猜忌下度日如年，不得不鋌而走險，舉兵反叛，結果被「王師」名正言順地消滅，如彭越、英布；也有些權臣，生前雖然獨掌大權，但死後遭到皇帝的清算，如霍光、張居正；也有的則乾脆或明或暗地進行改朝換代，如王莽、曹操……曹操生前雖然沒有廢掉漢獻帝改朝換代，但他說得很明白：「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周文王生前雖然未滅掉殷紂王建立周王朝，但他已經為弟弟周武王滅殷奠定了基礎。曹操說他要做周文王，即說他在世時不會廢掉漢獻帝，而是將這一歷史使命留給自己的兒子。　　說到曹操，筆者倒想多說幾句。人們評價歷史人物一般採用兩個標準，一是「成敗標準」，一是「忠奸標準」。成則英雄敗則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這幾乎成了一條定律；對臣子而言，則以「忠奸」為分水嶺，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　　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漢獻帝即皇帝位，然後掃平劉備、孫權，統一天下，將帝位傳個一二百年，那麼，曹操理所當然是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與「黃袍加身」的「宋祖」又有什麼分別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歷史上的地位恐怕要遠遠高於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話，誰還說曹操是「漢賊」、「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夠頭。他既沒有代漢稱帝成為「篡賊」，也沒有一心一意輔佐漢獻帝成為「忠臣」；既沒有一統天下成為一個絕對的成功者，也沒有被人消滅成為一個絕對的失敗者。所以，曹操在歷史上就處於一種比較尷尬的境地，用傳統的「成敗標準」和「忠奸標準」來評價曹操，似乎都不合適。　　偉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罷，壞人也罷，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麼，不管是偉人還是凡人、好人還是壞人，都應該具有人性的優點和弱點，曹操當然也不例外。時勢造英雄，亂世出豪傑。曹操是在當時的亂世中應運而生的人物，其本性還是個欲扶大廈於傾危、拯百姓於水火的仁人志士。　　建安十五年，因為人們盛傳曹操將「有不遜之志」，曹操特意寫了篇《讓縣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跡，說明自己並無代漢的野心，只不過「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這就是曹操當時的心愿。　　考其投身行伍後的言行，與其志向是一致的。討黃巾軍時，曹操身先士卒，屢立軍功。平定黃巾後，曹操見朝中宦官專權，政治黑暗，遂辭官歸隱，「春夏習讀書傳，秋冬弋獵以自娛樂。」視官職如敝屣。董卓進京後，欲篡漢自立，諸侯或擁兵自重，或興兵討伐，剛剛趨於安定的漢朝江山又將分崩離析。曹操為了維護漢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討伐董卓的陣營之中。在諸侯之中，袁紹、袁術等各懷異志，首鼠兩端，只有曹操與孫堅對漢朝忠心耿耿，作戰最為勇敢。對此，王夫之評價道：「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奸心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頗有點好心有好報的意思。　　而劉備呢？小時候與小朋友們在村頭玩遊戲，便說自己是皇帝，村頭的大桑樹是其「羽葆蓋車」。他的兩個兒子，一叫劉封，一叫劉禪。封禪是古時皇帝祭奠天地的禮儀，可見劉備一直想著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來評價他的話，劉備早就有「不臣之心」。　　袁紹雖然才疏，但是志大，討董卓之時即生異志，得到玉璽後愛不釋手，醜態畢露，因此為曹操所看不起。袁紹之弟袁術更是稱帝心切，早就在壽春稱帝，結果不久便被曹操所滅。與曹操比起來，袁紹、袁術可謂「亂臣賊子」。　　孫權如何？且不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時他不聽招呼、公然與朝廷的軍隊展開赤壁大戰，於漢獻帝尚在位之時，他竟居心叵測地公然寫信勸曹操稱帝，壓根就沒把漢獻帝放在眼裡。　　與袁紹、袁術、劉備、孫權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沒有野心的，也是對漢室貢獻最大的一個人。曹操曾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並非誇張之言。不僅曹操至死沒有稱帝，在他活著的時候，劉備、孫權也不敢稱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漢獻帝走投無路的時候收留之，漢獻帝根本不會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說來，說曹操「名托漢相，實為漢賊」，實在是冤枉了他。　　曹操做的最失策的一件事，便是將如同喪家狗一樣的漢獻帝接到許昌，想「挾天子以令諸侯」。曹操自迎漢獻帝到許都後，真的可以號令諸侯了嗎？恰恰相反。曹操將漢獻帝接到身邊後，天下共知，曹操是想「挾天子以令諸侯」，因此皆罵曹操為「漢賊」，紛紛擁軍自重，無人聽從曹操的號令。　　建安元年（196年），即曹操迎漢獻帝的那一年，曹操讓漢獻帝封自己為大將軍、武平侯。為了安撫勢力最大的袁紹，又讓獻帝封袁紹為太尉、鄴侯。誰知袁紹對此並不領情，罵道：「曹操……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竟拒而不受。曹操只好將自己的「大將軍」封號讓給袁紹。　　次年，董卓的部將張綉便率部襲擊曹操，袁紹的弟弟袁術則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稱帝。　　第三年，盤據荊州的「名士」劉表公開支持張綉，與曹操開戰；呂布也與曹操大動干戈。孫策則乘機佔據江東，初步奠定了東吳的基業。　　第四年，劉備叛曹操，歸袁紹。袁紹因戰勝公孫瓚，實力大增，遂親率大軍進攻許都。　　第五年，袁紹與曹操在官渡展開大戰，曹操獲勝。此役後，曹操又進行了長達七年的東征西殺，才大體平定北方。　　建安十三年，曹操佔領荊州後，想趁熱打鐵統一全國，但遭到赤壁慘敗，劉備乘機佔領西川和荊州，三國鼎立之局遂告形成。　　有意思的是，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二十四年間，無論是張綉、呂布、袁術、袁紹、劉表、公孫瓚、高幹，還是劉備、孫策、孫權，沒有一個諸侯肯聽從曹操的號令。由此可見，曹操空有挾天子之名，而無號令天下之實。　　袁紹進攻曹操時，曾令陳琳代寫了一篇討伐曹操的檄文，文中說曹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樑，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連曹操聽了，都出了一身冷汗，頭疼病竟減輕了許多。可見當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為受到了諸侯的強烈抵制。曹操不但沒有從中得到好處，還背上了「託名漢相、實為漢賊」的罵名。而且，不僅當時的人都這麼罵他，後世近兩千年間，曹操也一直是以「奸賊」或者說是「奸雄」的面目出現在歷史上的。　　曹操想拿漢獻帝號令天下，怎奈諸侯不聽；想將漢獻帝拋棄，則擔心自己「匡扶漢室」的招牌毀於一旦，從而招來萬世罵名；想取而代之，又怕引起更強烈的反對，成為天下公敵……所以，漢獻帝成了曹操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一根雞肋。曹丞相騎虎難下，此中難言之隱真是不可告人。　　相對於曹操來說，劉備和孫權要幸運得多。曹操做丞相、封魏王，起碼在名義上是經過了漢獻帝的正式冊封。而劉備平定西蜀之後，沒經漢獻帝的批准，便在成都自稱「漢中王」，怎麼就沒有人說劉備是「僭越」呢？後來，劉備和孫權都登基做了小王朝的皇帝，有誰說過他們是「國賊」、「奸雄」、「叛逆」？甚至從未想過要匡扶漢室的袁紹、袁術、劉表、呂布等人，也沒有被加上「漢賊」的惡名。　　有句俗語：「瞞之智正瞞之愚。」曹丞相耍的這點兒小聰明，讓他一生「騎虎難下」，真可謂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而史家及後人皆認為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深謀遠慮之舉，不亦惑乎？　　有人可能要舉袁紹不迎漢獻帝而敗、曹操迎漢獻帝而勝的例子來說明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成功。其實，曹操之勝，袁紹之敗，與迎不迎漢獻帝並無必然聯繫。正如曹操所分析的那樣：「吾知紹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為吾奉也。」　　如果說曹操戰勝袁紹是因為曹操挾持著漢獻帝、擁有政治上的優勢的話，那麼，曹操與孫、劉赤壁大戰之時，不也有這種政治上的優勢嗎？劉備、孫權並不買那個有名無實的漢獻帝的賬，該打就打，結果使赤壁之戰成為曹操一生中最為慘重的敗績。也正因為此次大戰，奠定了三國鼎立之局。　　曹操挾持漢獻帝達24年之久，廢之易如反掌，曹操卻始終不敢。在他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時，只好將代漢的歷史使命交給了兒子曹丕。　　騎虎難下：權臣命運的悖論呂不韋也騎上了老虎。只是當他發現之時，也已經騎虎難下了。　　其實，自從呂不韋得意洋洋地收穫其風險投資所帶來的巨大利潤的那一刻起，他的悲劇就已經註定了。　　當初呂不韋提出要幫助子楚時，子楚的許諾是「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　　而當子楚在呂不韋的幫助下順利繼承秦國的王位之後，子楚雖然封呂不韋為丞相、文信侯，但並沒有將秦國一半的土地封給呂不韋，只是給了呂不韋河南洛陽十萬戶的封地。恐怕此時，子楚與呂不韋的蜜月期也該結束了。　　子楚一即位便封賞呂不韋，其實是在兌現自己的諾言。然而，他的諾言是無法兌現的。在秦國還不是他的私有財產的時候，他可以慷別人之慨，許下分秦國一半給呂不韋的諾言。而一旦秦國真的成了他的天下，他真的能兌現這樣的諾言、將秦國一分為二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雖然在呂不韋看來，這樣的收益也足以令他志得意滿了。但已成為秦王的子楚，一定會為自己當年的大言懊悔不已。君無戲言啊！　　子楚此時，說不定對呂不韋已經產生了猜忌之心：沒有兌現當初的諾言，呂不韋會不會心生怨望？俗話說：「功高不賞。」當做臣子的功高震主、使君王賞無可賞之時，那個做臣子的就很危險了。這時，君王最為渴望的，便是功臣突然死掉。這樣，就不需要封賞功臣了，從而了卻君王的一樁心事。　　再說，呂不韋和趙姬還有一樁驚天秘密瞞著子楚。隨著時間的推移，難保子楚會永遠蒙在鼓裡。幸好子楚與呂不韋的矛盾尚未暴露，子楚便短命而死了。　　按說，呂不韋的親生兒子即位後，他應該會得以保全的。豈不知，嬴政的即位，反而使呂不韋的命運變得更為兇險。　　如果嬴政不知道呂不韋是他的親生父親，那麼，作為罕見的獨裁暴君的嬴政，自然不會容許一個立有大功的前朝元老手握重權。嬴政需要的是乾綱獨斷，而不是一個「仲父」在自己面前指指點點。呂不韋如果明智，最好是像應侯范雎那樣稱病退休。如若不然，呂不韋極有可能會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撤職甚至被處死。　　如果嬴政知道呂不韋是他的親生父親，那麼，嬴政繼承秦國君位的合法性便大成問題。此事一旦泄露出去，嬴政極有可能會被秦國的宗室子弟趕下王位。即便不會這樣，也會蒙上一個非法即位、偷天換日的惡名。在這種情況下，呂不韋最好的結局是被永遠幽禁。如果嬴政想辦得利索點兒，就會殺之滅口。　　如果嬴政是個性格溫和、生性孝順的人，或許呂不韋還能避免厄運。可惜，嬴政偏偏是個殘暴成性的人。即使是對他的生身母親、將他辛辛苦苦養育到8歲的趙姬，嬴政也曾毫不留情地予以囚禁，並且將自己同母異父的兩個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裝到布袋裡活活打死，又何況從小沒有給嬴政一點兒父愛的呂不韋呢！　　嬴政逼死呂不韋之後不久，一個魏國大梁的著名軍事家來到了秦國，後人叫他尉繚。相傳著名兵書《尉繚子》就是他的著作。尉繚與李斯、韓非等人一樣，來到秦國，本來是想藉助秦國之強以圖建功立業的。但尉繚與嬴政晤談之後，卻決定離開秦國。　　為什麼呢？這倒並非嬴政不重視尉繚這個人才。事實上，嬴政會見尉繚時相當客氣，「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即說嬴政會見尉繚時，是以平等的身份與之會談的。　　而且，尉繚的談話也頗對嬴政的心思。尉繚說：「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意思是，對於強大的秦國來說，諸侯就像是秦國的郡縣。但是，如果諸侯們聯合起來，對秦國就很不利了。晉國的智伯、吳王夫差、齊湣王就是因為對手們聯合起來才被消滅的。希望秦王不要愛惜財物，要捨得送財物給六國的權臣們，以打亂他們的計劃。不過破費三十萬金，就可以將諸侯們一一收拾掉。　　尉繚出了個對六國實行離間之計的主意，嬴政非常滿意。以後在滅掉六國的戰爭中，嬴政就曾多次使用離間計。　　如在滅趙國時，為了除掉趙國的名將李牧，秦將王翦先賄賂趙國的權臣郭開，將郭開收買之後，再揚言李牧私下與秦國講和，欲與秦國共同滅趙，秦國答應事成之後封李牧為代王。郭開遂將此事稟報趙王遷，趙王遷信以為真，乃遣使持兵符召李牧回朝問罪，並拜正在李牧軍中的趙蔥為將，以代李牧之職。李牧得知是郭開陷害，自忖回朝後凶多吉少，乃欲奔逃至魏，結果被趙蔥派兵捕獲斬首。趙王遷自毀長城後，王翦立即率秦軍大舉進攻，一舉擊潰趙軍，包圍趙都邯鄲。趙王遷一籌莫展，只好投降，趙國遂亡。　　據說趙國亡後，郭開因助秦滅趙有功，被嬴政封為上卿。趙遷這才如夢初醒，嘆道：「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然而悔之晚矣。好在此時秦王為了鼓勵別的國家向趙王的投降行動學習，饒了趙遷一命，將他遷到房陵的石室中軟禁起來。趙遷在這裡作了一首字字血淚的《山水之謳》：房山為宮兮，沮水為漿；不為調琴奏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水之無情兮，猶能自至於漢江；嗟余萬乘之主兮，徒夢懷乎故鄉；夫誰使余及此兮，乃讒言之孔張；良臣淹沒兮，社稷淪亡。余聽不聰兮，敢怨秦王？　　當然，此詩只不過是小說家言，未必真的就是趙遷所作。　　秦王對於尉繚獻的離間六國君臣之計是非常讚賞的，對尉繚也很賞識，準備重用尉繚。誰知尉繚卻對秦王嬴政很失望，以至於想立即離開秦國。尉繚大概會相面。嬴政給尉繚的印象很不好。　　在與嬴政會談後，尉繚回到住所，對人說：「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之言，可能是有史可稽的唯一對秦始皇長相的細緻描述。所謂「蜂準」，據《史記正義》的解釋，就是高鼻樑；「長目」，即長長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長長的眼睛——單就嬴政的鼻子和眼睛來看，嬴政應該算是個美男子了。　　嬴政五官中，尉繚只描述了眼睛和鼻子，然後說嬴政長著「摯鳥膺」。「摯鳥」指鷹鷲之類的鳥，「膺」即胸，所謂「摯鳥膺」，即說嬴政的胸像鷹的胸。鳥禽類的胸都是凸起的。用今天的話說，嬴政長著一副「雞胸脯」。接下來，尉繚形容嬴政說話的聲音是很恐怖的：「豺聲。」即說嬴政說話的聲音像豺狼嚎叫。　　由嬴政的長相和發聲，尉繚進一步分析出嬴政的性格是「少恩而虎狼心」。「少恩」，即刻薄寡恩、忘恩負義。尉繚認為，嬴政的性格是虎狼之性，是個兇狠殘暴的人。這種人，在不得志或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可能會表現得平易近人，甚至可能甘心屈居人下；而一旦得志，「亦輕食人」，即隨便殺人，就如虎狼食人那樣視為理所當然。　　與這樣的人共事可不是鬧著玩的。所以尉繚說：「我現在只是個老百姓，他會見我時卻肯平等地對待我，還時時表現得很謙遜；而一旦他統一天下的志向實現後，他會把天下之人都視做他的俘虜和奴隸。對這種虎狼之人，不可與之長期相處。」　　於是，尉繚便想離開秦國。嬴政得知尉繚想走，極力勸阻，封尉繚為秦國尉，希望尉繚留在秦國幫助他統一天下。尉繚此時走已走不成，逃也逃不掉，只好留了下來。不過，尉繚雖然留在了秦國，卻從此不知所終。司馬遷只用了一句話，便結束了對尉繚的敘述：「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也就是說，尉繚計策雖然被採納，但尉繚其人並沒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也許，由於尉繚深知嬴政的為人，所以才韜光養晦，以圖苟全性命。　　可惜呂不韋沒有像尉繚那樣由表及裡地看透嬴政的為人，還一直做著輔佐兒子滅掉六國統一天下的春秋大夢。殊不知，敵國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滅了。　　如果當初呂不韋不思經國安心經商的話，以其聰明的商業頭腦和靈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為富可敵國的巨賈，完全可以像戰國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賞過的烏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過的巴寡婦清那樣，過著奢華富裕的生活，更不至於落得個飲鴆而死的可悲下場。　　由呂不韋的悲劇，使我們不得不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在風險投資實現贏利之後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單祥雙有句話：「不是因為冒風險而賺錢，而是成功規避了風險而賺錢。風險投資界現在流行的一句話叫做『剩者為王』。」　　剩者為王，就是說，經過商場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後的才是勝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經過政策的反反覆復、企業的盛盛衰衰、股價的漲漲跌跌、人氣的高高低低……低迷過後，百戰之餘，剩下的股民，他們除了股本之後還有「剩」，乃是勝利者。　　有句話說得好：誰能笑到最後，誰會笑得最好！　　在風險投資的發源地——美國矽谷，流傳著這樣一個投資法則：在所有的風險投資項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敗、40%剛剛打平，只有10%贏利。　　由此可見，風險投資的回報雖然巨大，但風險也大。在風險投資成功之後，應該見好就收，全身而退。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時候，是風險投資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時機；有的時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風險投資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為。　　在專制時代，商人們若想通過經商得以暴富，都喜歡走條捷徑：勾結官府、亦官亦商。　　「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是一個標本式的人物。他像呂不韋那樣，在政界人物王有齡身上進行風險投資，後來憑藉王有齡的支持和協助，開始發跡。他結識了左宗棠之後，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路。　　商戰無情，政治鬥爭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為商人，卻官居正二品，被時人視為左宗棠的親信。　　左宗棠與李鴻章互不服氣，暗中鬥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場爭鬥的犧牲品。　　上海交通大學、天津大學以及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創辦者盛宣懷，本是李鴻章的親信，是李鴻章搞洋務運動的幹將。他與胡雪岩一樣，都是對中國走向近代化作出過貢獻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懷的後台老板是李鴻章，胡雪岩的後台是左宗棠，而李鴻章與左宗棠是官場上的對手，於是，盛宣懷與胡雪岩也成了商場上的對手。最終，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　　胡雪岩自從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場、官場、洋場中呼風喚雨，成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對左宗棠不怎麼服氣的李鴻章自然也將胡雪岩視做眼中釘。　　而盛宣懷，在創辦輪船招商局時，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彈劾，丟掉了督辦之職，所以一直對胡雪岩耿耿於懷。1878年，盛宣懷在湖北開辦荊門礦務總局，胡雪岩又參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懷被調回京城。在創辦電報局的交鋒中，胡雪岩讓左宗棠利用手中權力設置了重重障礙。天津電報總局成立後，盛宣懷任總辦，在紫竹林、大沽口、濟寧、清江、鎮江、蘇州、上海七處設分局，一切都很順利，唯獨在架設長江電線的計劃呈請左宗棠批準時，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絕。　　左宗棠之所以拒絕盛宣懷，是聽了胡雪岩的建議，想自己搞起來。胡雪岩曾力勸左宗棠架設電報線，他說：「我們傳送公文，由一個驛站送往下一個驛站。若是架上電杆用電報線，這頭髮，那頭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電報不僅在戰時派上大用場，還有許多商務上的花樣，架好了不盡財源一定滾滾來。」　　在巨大商業利益的誘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辦此事。胡雪岩從未搞過電報局，於是，他派人混進了盛宣懷辦的電報學堂，弄出了幾套密碼。　　之後，左宗棠上奏朝廷，準備架設長江電報線。盛宣懷聞訊，立即與丹麥大北公司和英國大東公司的負責人密商電報線之事，表示只要他們不向胡雪岩提供電線器材，就願以三倍的價格收購。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與大東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還提高了購買價格。　　不想盛宣懷做事極為老辣，他讓大北公司將一批劣質器材賣給了胡雪岩。結果，工程剛開始，就因器材質量問題而停工了。盛宣懷把胡雪岩架設電線失利之事告訴李鴻章，李鴻章立即上疏彈劾胡雪岩，說胡雪岩辦差不力，請求改派盛宣懷前往辦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將長江電線交由盛宣懷負責架設。由此事，導致左宗棠與李鴻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懷成了死對頭。　　丁離《擊敗胡雪岩》一書（當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細緻描述了盛宣懷擊敗胡雪岩的驚心動魄的過程：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後，左宗棠調任軍機處軍機大臣，指揮對法作戰。左宗棠一走，李鴻章和盛宣懷便準備趁此機會除掉給左宗棠財力支持的胡雪岩。　　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督辦軍務，胡雪岩五年前向滙豐銀行借了六百五十萬兩銀子作為軍餉，七年期限，每半年還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滙豐銀行借了四百萬兩。這兩筆款子都以各省協餉為擔保。而此時，胡雪岩往年為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所籌集軍餉的還款到期，款子雖然是清廷借的，經手人卻是胡雪岩，外國銀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錢。由於這筆借款每年由協餉來補償給胡雪岩，盛宣懷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鴻章有意緩發這筆協餉，時間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鴻章的人，自然照辦。　　外國銀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將他的阜康銀行各地錢莊的錢調來八十萬兩銀子救急。不料盛宣懷通過他掌握的電報局，對胡雪岩調款活動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從阜康銀行提出銀子之後，隨即讓人四處放出風，說胡雪岩囤積生絲大賠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銀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國銀行貸款八十萬，阜康銀行即將倒閉。　　此消息傳播開來，不明真相的人紛紛到阜康銀行提取存款。盛宣懷在上海坐鎮，擠兌先在上海開始。胡雪岩趕到上海，一邊讓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發協餉，一邊發電報將此事告訴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閉門羹，而盛宣懷則令人將胡雪岩發給左宗棠的電報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將自己的地契和房產押了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想渡過難關。不想仍是杯水車薪，到阜康銀行擠兌的人越來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懷給了他致命一擊。他知道此次來者不善，頓時口噴鮮血，昏了過去。　　擠兌風一發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來錢莊首先倒閉。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銀行終於被擠兌得關門大吉。　　朝中大臣此時也紛紛上疏指責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嚴厲查辦胡雪岩虧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喚奈何，只得給各省發出公文，將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鋪一一查沒。　　重重打擊之下，胡雪岩不得不變賣家產還債。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養不起了，只好將她們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貧病憂憤中死去了。一代巨賈，最終輸了個乾乾淨淨。　　在專制時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條官商勾結的道路。其成於官商勾結，也敗於官商勾結。像他那樣的商人，與呂不韋一樣，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商人，只不過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專制政治產下的怪胎。　　《紅樓夢》開篇第一回，說甄士隱自從丟了女兒、家業破敗之後，正感到走投無路之時，遇到了一個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隱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辭雖淺，寓意卻深，寥寥數語，寫盡世態人情。歌曰：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歷經磨難的甄士隱聽後大徹大悟，當即吟詩一首，為《好了歌》作註：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什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綃帳底卧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這幾句真是沉痛至極！呂不韋當初若能聽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當作何感想。　　呂不韋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紅頂商人」胡雪岩卻有可能讀到。當胡雪岩貧病交加奄奄待斃之時，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對商人來說無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個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寫的「終朝只恨聚無多」，結果必然是「及到多時眼閉了」。　　「及到多時眼閉了」還算是比較好的結果。很多時候，「終朝只恨聚無多」的結果往往是像呂不韋那樣，因嫌財富少，致使鎖枷扛。及到多時命沒了。　　呂不韋富而求貴，由商而官，結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嘆！　　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將政治也當成了一筆生意，他的富有創意的計劃、傳奇般的作為，倒也使他暫時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他卻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經商。在專制時代，經商失敗，頂多傾家蕩產；而搞政治失敗，則會家破人亡，甚至會株連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專制體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嗎？　　命懸君手：功臣與商人的悲劇不僅專制政治不好玩，專制政治之下的經濟文化各種活動也不好玩。專制統治者掌握著生殺予奪之大權，「以萬物為芻狗」。除了最高統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動輒得咎，沒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規範、制約當權者的絕對權力，沒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這種體制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轉眼乞丐人皆謗」，都可能「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視群臣如草芥，想殺就殺，動輒屠殺上萬人。以至於大臣上朝前，必先與家人訣別；晚上回家，則與家人彈冠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見趙翼《廿二史札記》）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經商，也難保不會飛來橫禍。　　明初周庄富商沈萬三可謂「良民」。他雖然不像呂不韋一樣想要成為國家重臣，但是因為生活在專制君主朱元璋的強權之下，所以根本無法獲得安全的保障，最終落得一個家破人亡的下場。　　朱元璋定都南京後，沈萬三趕緊出來獻媚表忠心，慷慨出資幫助朱元璋修築城牆，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應該算是「愛國商人」了。然而令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沈萬三拿出自己的財富拍朱元璋的馬屁，卻拍到了馬腳上。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裕，眼紅了，心想：你算什麼東西！難道你比皇家還富？嘴上卻說：「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　　若不是馬皇后替沈萬三講情，沈萬三就死定了。最後，朱皇帝看在皇后講情的分上，下令將沈萬三流放到了雲南。沈萬三「擁軍」的結果，是被流放到當時還非常偏僻荒涼的雲南地區，最終死在那裡。　　為什麼朱元璋一定要沈萬三死？沈萬三哪裡得罪了朱元璋？換句話說，朱元璋為什麼一定要沈萬三家破人亡？　　沈萬三是元末明初「雄資巨族聞于海內」的大富豪，人將其與崑山顧阿瑛﹑武進倪雲林相提並論，無論是古籍文獻還是民間傳說，都肯定了這一點。至於他究竟因什麼而致富？摒除諸如「聚寶盆」﹑「點金術」等等虛妄的傳說，那麼只能是兩條途徑：務農和經商。說是靠打魚發家（秦淮漁戶），似乎經不起推敲。　　沈萬三的父親沈佑是一位農業專家。他之所以帶領家族從吳興南潯遷到長洲周庄定居，是因為「愛其水田膏沃，土俗忠朴」。那時的周庄似乎是人少地多，所以當地人「以汙萊歸之」，將那些水資源豐富長滿了雜草的肥沃土地以低價向沈佑出售。　　沈佑帶領家族子弟勤勞耕作，如何合理施肥，如何有效灌溉，他都很有研究，漸漸地家境開始富有起來。《沈漢傑墓志銘》還說沈佑的「二子（指萬三﹑萬四）世遵先訓，益大厥家」，都是勤儉樸實的庄稼人。　　那麼沈萬三承擔了家族責任以後又是如何？他「嗣業弗替，嘗身率子弟力穡事，又能推恩以周急難，鄉人以長者呼之」。發家致富了，他依然勤勤懇懇地務農，並且樂於助人，接濟弱者，得到周庄鄉親們的好評。　　沈萬三以農業為基礎，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力田致富」，「田產遍吳下」，接下來他開始將目光投向商界，進一步拓展他的事業。當然，這也同周邊環境有關，附近的蘇州、嘉興等地都是繁華的商埠，太倉的劉家港又是南北海道上的大港。這樣優越的環境對經商是非常有利的。　　《康熙吳江縣誌》中說「沈萬三……富甲天下，相傳由通番所得」，看來比較符合事實，然而他涉足商界一開始並不是做外貿生意，他是一個農民，處事比較小心，他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據《盛湖志》所載，沈萬三先是就近投資，他在吳江盛澤建南勝坊﹑北勝坊，這似乎相當於如今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的綜合性市場，吸引東西南北各路商家到此地做生意。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沈萬三非常關注投資環境和人居環境，他「植紅梨萬樹於湖濱」，讓經營者消費者都能夠置身於秀麗的風景之中。這不僅僅是構建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有助於構建買賣雙方的和諧，於是就會積聚更多的「人氣」，在當時應該說是全新的理念。我們今天創建綠化城市園林城市生態城市，也是出於同樣的目的。　　沈萬三還關心獨自在外的商賈們的業餘生活，「設南書房北書房以處女閭」。「閭」，泛指老百姓，這裡是「歌舞伎」的意思，在當時的社會環境特別是商業環境中，這不但是允許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業餘時間總得提供點兒娛樂生活，這樣才留得住客商，也算是完善投資環境的一種措施。　　而沈萬三真正成為巨富，則和天時、地利、人和密不可分。　　天時，是元、明時代開創的海外貿易的基礎，這給了沈萬三迅速致富的機遇。　　當歷史的一頁翻到元朝的中後期時，華夏民族與海外的商貿活動早已頻頻展開，商賈的交流活動也是活躍異常。隨著歐洲人馬可·波羅橫跨地中海打開歐亞大門來到中國後，我國商人的對外貿易較前更是有了飛躍的發展。尤其是江南的商賈們隨著時代的前進，海外的商貿業務越做越大，超出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　　長期接受吳越文化熏陶的江南鉅賈沈萬三為了更好地展開海外商貿活動，他不僅僅像一般海外經商的江南商賈那樣，船埠上裝的是中國絲綢、茶葉、瓷器等華夏民族的特產貨品，更從海外市場的需求出發。據傳，一次出海，沈萬三裝了幾大船烏梅藥材，同行的蘇州商人均十分不解，認為沈萬三此行必是賠多賺少甚至要賠盡老本。豈知到了海外一地，沈萬三的幾船烏梅藥材被一搶而空，大大賺了一把。同行們事後才知，沈萬三對海外各地早已一一作了市場需求調查。　　此外，為了海外貿易的需要，沈萬三對氣象特別有研究，從小就在老父的指導下觀察天際，觀察風雲變化，練就一雙能識氣象能識風雲之變化的雙眼，故其他商賈很願意與沈萬三的商船結伴出海，據傳這樣可以大大減少在海上遇到特大風浪的風險。又據傳言，說沈萬三在各地開展商務活動時，無論多忙，晚上臨睡前必將當地的山脈、大道小路、江湖河港、物貨特產一一登記，以備後用。　　地利，是江南地區水運的發達，給了沈萬三便捷的運輸網路，可以保障他的商業越做越大。　　自古以來，中國商賈的經商活動，無論是采貨集貨，買賣運輸，主要依靠的是河道運送，特別是大宗貨物的集散、買賣離開江河離開船隻簡直寸步難行。船是商人運載大宗貨品的主要交通工具，各地的江河湖海是商人出入的主要通道，商賈經商，離不開河江，離不開船。　　范蠡所以被人稱為商聖，他確是在戰國後期的商貿活動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作出了同時代其他商人所不及的社會貢獻。然而，由於歷史的局限，范蠡只能做到這一步，不能像後人沈萬三、顧阿瑛那樣做出更大業績，做出超時代、超歷史的業績。　　京杭大運河的開通，中國制船工業的不斷進步，給地處江南的蘇州、杭州等地帶來了巨大的商機，蘇杭商賈逐漸步出小打小鬧經商的模式，經商規模越來越大，商人們漸漸走向全國，走向東亞、南亞、西亞。　　京杭大運河開通後，江南各地的水埠異常活躍，通過這條水道將江南的各類商貨運往全國各地，同時又將各地的物品經這條京杭大運河運至江南各個城市，通過這條京杭大運河，南北各地的商賈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商品貿易也得到了進一步的交流、擴大。　　在元朝末期，戰爭的烽煙多在中原及北方地區，江南雖也有一些戰禍，但與中原、北方地區相比，可說是微不足道，江南地區相對北方而言較為安寧。其時，江南的商貿活動較前已有很大的發展，商市繁榮，腰纏萬貫的商賈在江南蘇州等地已是屢見不鮮，沈萬三、顧阿瑛等就是這段歷史時期中湧現出的傑出的商人代表。京杭大運河的通航，使江南商賈猶如猛虎添上雙翼，一時間，坐落於大運河畔的蘇州閶門水埠，從全國各地而來的貨品以及準備運出的江南貨物堆積如山，京杭大運河裡船隻穿梭往來熱鬧非凡。很快，同樣坐落在京杭大運河畔的蘇州胥門水埠，也漸漸變得熱鬧興旺起來。　　江南商賈，較之徽商、粵商、川商等全國各地的商人，佔有此得天獨厚的水道，佔盡天時、地利之便，焉能不發？焉能不富？　　人和，是張士誠對商人的重視和保護，給了沈萬三發展的空間。　　張士誠、蘇北泰州人，私鹽販出身，因不堪官僚地主的欺壓，與官府鬧翻，率領十八壯士在蘇北舉旗起事。張士誠為人厚道，江湖上頗有聲名，剛打出義旗，四方誌士聞風紛紛來投，沒有多久，起義軍便打下揚州，高郵等地，接著，張士誠弟兄四人率軍渡江南下，幾年後，江南幾乎都成了他的天下，於是在蘇州自立大周王朝自封為王。　　過慣了清貧生活的張士誠與他的幾位同胞手足以及一同起事的十幾位壯士，沒有過高的追求，「食有肉、居有樓」的生活使他們已十分滿足，此外，也因為張士誠從小生活在苦難的社會底層，深知百姓生活之艱辛。統治江南後，張士誠對他臣民的賦稅收取，可說是自有史以來，江南地區最低的一段時期，由於這樣，張士誠深得江南民眾和商賈的擁護、愛戴。　　張士誠從小沒有讀書，沒有多少文化，可說是一個粗人，但他卻喜好與文人墨客，具有文化素養的商賈交往，陳基、饒介、王逄、高啟、楊基、張羽、楊維楨等一些名揚天下的儒雅之士都曾與他有著長期的來往。　　沈萬三本是一介儒商，從小隨父習商，由於長期從事海外貿易，練就一套觀雲識天的本領，也就是對天文、氣候頗有研究。不僅如此，由於長時期在全國各地以及海外諸國經商，對各地的山脈、河川、物產特產一一熟記於心。顧阿瑛亦是一介儒商，不但商道爛熟於心，而且對詩文、字畫、音律無一不通。因而沈萬三、顧阿瑛自然成了張士誠的上賓。他倆的主要從商時期，出海貿易的發跡時期，皆在張士誠統治江南的這段歷史時期。　　據聞，沈萬三、顧阿瑛等一批江南儒商與張士誠交往甚密，每每出海經商回來首先就是拜見張士誠，贈送一些海外帶回的珍品，張士誠每次都要設宴招待這些儒商。不僅這樣，張士誠還多次誠邀顧阿瑛等入朝為官，可惜均被顧阿瑛等婉言謝絕，顧阿瑛老母歸天，張士誠特遣胞弟前往弔唁，其時還欲勸說顧阿瑛入朝為官，由此可見張士誠與江南眾商的關係確是非同一般。　　朱元璋打敗陳友諒後，接著便揮師東進，準備一口吞掉覷覦已久的大周王朝，其時，朱元璋的西吳大軍氣勢很盛，攻城拔寨可說不費吹灰之力。然而，攻打大周王朝的蘇州，卻用了數十萬大軍，費時整整九個月，其主要原因就是在於蘇州商賈與江南百姓全力支持張士誠死守蘇州。　　奪下蘇州城後，朱元璋生俘張士誠，百般勸說，張士誠寧死不屈拒不投降，被朱元璋命人將其亂棍打死。聞知張士誠的死訊，蘇州全城百姓失聲慟哭不止，大擺靈堂祭奠，後被朱元璋朝廷察知後，嚴加禁止，無奈之下，蘇州的商賈、百姓即將悼念張士誠的活動轉入地下，以後每逢七月三十張士誠生日那天，江南江北百姓都要燒一種名曰「狗屎」的香，對張士誠表示哀悼寄託哀思。張士誠小名九四，吳語九四與狗屎為諧音，故此香取名為狗屎。此種活動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才漸漸消隱。由此可見，張士誠與江南江北的百姓、商賈有著何等的親密關係。　　我們不知作為統治江南的張士誠，在制定政策法規時，對江南商賈有多大的傾斜，也無從查考張士誠是如何支持扶持這些江南商賈的，但從張士誠與沈萬三、顧阿瑛等江南鉅賈的親密無間的關係上可以悟出，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江南商賈得益於張士誠的這種有意或者是無意的支持。政權的支持，當權者的支持才使沈萬三、顧阿瑛這些江南商賈如魚得水，在他們的從商道路上，海外貿易中可以盡情發揮出他們的才智，沈萬三、顧阿瑛也自然而然從眾多的江南富商中脫穎而出，成為富甲天下，富可敵國的鉅賈巨富。　　沈萬三從江南巨富到家破人亡，都發生在明朝洪武年間。這就要從朱元璋攻蘇州城說起了。當時，張士誠所以能固守蘇州達八月之久，是因為得到蘇州富民在財力上的支持。作為富民之首的沈萬三，當然出力非凡了。　　城破之後，朱元璋對蘇州富民甚至老百姓恨之入骨，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措施。沈萬三是個精明的商人，當然看到了形勢的嚴峻，只能大拍皇帝的馬屁以求得太平。先是朱元璋要建南京城，沈萬三就「助築都城三分之一」，即現今南京城牆的中華門到水西門一段；後來索性想趁熱打鐵，請求出資犒賞三軍，這一下拍馬屁拍到馬腳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好在馬皇后還算清醒，覺得有點兒過分，勸道：「不祥之民，天將滅之，陛下何誅焉！」沈萬三才保住小命，發配雲南，最後客死他鄉。這是洪武六年的事。　　很多傳說都描述沈萬三致富以後生活十分糜爛，「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妻妾滿堂，住宅的圍牆有幾華里長，屋內陳設豪華之極，還有什麼「秉燭軒」（白天玩不夠，夜深了還不肯休息），「春宵洞」（取「春宵一刻值千金」之義）之類，後來終於招致朱元璋的忌恨，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　　這樣的傳說充斥於坊間，似乎已成定論，然細細推敲，總讓人疑竇叢生。前述沈萬三「鄉人以長者呼之」，應是一個明事理懂道德的忠厚之人。他並不是一個暴發戶，他「農而優則商」，是吃盡千辛萬苦嘗遍甜酸苦辣的，「世遵先訓益大厥家」的他應該不至於蛻變到如此程度。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十分險惡，越是富有就越是朝廷榨取的對象，能戰戰兢兢地保全身家性命已屬不易，沈萬三不會不清楚這一點，沈萬三主動出資犒軍出資修建南京城牆等等都是委曲求全之舉。　　而且經商之道很不簡單，須勤於打理，試問一個花天酒地荒淫無恥之徒還會有什麼發展？還會受到什麼尊重？且以他當時在商界的地位身份，必須重視名譽和形象，否則如何會被人稱道「甚見信用」？楊循吉《蘇談》說「沈萬三家在周庄，破屋猶存，亦不甚宏壯，殆中人家制耳」，看來沈萬三並不是一個有了錢就張揚的人，他在生活上是保持低調的。　　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沈萬三家族財產損失大半，當家人又發配雲南，但家族仍然人丁興旺，生活照樣過得瀟洒。就是因為太瀟洒了，引出了滅門之災。　　事情發生在洪武末年，沈萬三的女婿顧學文，因和一個女子偷情，莫名其妙地牽扯到藍玉案中，致使沈家幾乎滿門抄斬。這件事在清嘉慶《同里志》中有詳盡記載，情節的離奇曲折足可以拍一部《沈萬三後傳》。　　現簡述如下：洪武時，同里鎮有陳某者，生有一子，是個弱智。這弱智兒娶妻梁氏，倒是個知書善吟的美貌女子。如此才貌雙全的女子，當然聲名在外。這時，周庄沈萬三的招贅女婿顧學文，聽說後就十分傾慕，常借故雇船往來周庄同里之間。船到同里，就停泊於梁氏居室的窗下。　　一來二往，顧與梁氏幾次照面。顧慕梁之美色，梁羨顧之英俊，只是缺少機會了。顧學文就買通當地惡少，引誘梁夫弱智兒，出門飲酒賭博；又指使梁的鄰居——一個老嫗，帶了新奇的首飾送給梁氏，並用言語挑逗。梁氏本已對顧有好感，於是一拍即合。從此兩人頻頻書信來往。　　弱智兒懵然不知。其父因在外當差，難得回家，也被蒙在鼓裡。只有陳某的兄長，也就是弱智兒的伯父，綽號陳縮頭的，隱約聽到一些風聲，但也苦於沒有證據。也是合該事發：梁氏疏于謹慎，竟把顧學文的書信裁開後捲成紙煤放在燈罩下。陳縮頭就買通梁氏身邊的童僕，把紙煤偷出，補綴成幅後，寄給在外當差的陳某。　　陳某看後，明白真相；況且顧學文的信末都蓋有松月圖章，更是鐵證如山了。陳某尋思，僅憑這樣一封書信，告到官府，不見得會有什麼結果，弄不好反而敗壞了陳家的聲譽。這時正好藍玉大案案發。藍玉是開平王常遇春的妻弟，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汗馬功勞，封為涼國公。江山坐定，藍玉就恃功驕傲，廣蓄庄奴，欺凌百姓。朱元璋怕尾大不掉，狠狠地定了他個謀叛大罪。陳某正愁怎樣為傻兒子報仇，見此案發，牽連日廣，就趁機誣告顧學文與藍玉通謀。一牽涉藍玉案，就不再是什麼私情事，立時變成要案。　　結果，不但顧學文，連同他的父親和兄弟被殺，連他的妻族，包括沈萬三的兒子沈旺在內的一大批人，都殺掉了。梁氏亦被其父逼令自縊。這件事從洪武二十六年起到洪武三十一年才平息。　　從此，沈萬三家族徹底敗落了。這兩件事，一件發生在洪武初，一件發生在洪武末，看來都像是冤案。只是因為朱元璋要向蘇州富民報復，巨富沈萬三，首當其衝了。　　在專制時代，商品經濟是註定發達不起來的。其實不僅商品經濟發達不起來，科技、文化各種事業也註定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舉國聽命於一人，以一人之是為是，以一人之非為非，社會必然是萬馬齊喑、死水一潭。全國之人必須忠於皇帝，各地之人則必須聽命於最高統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級一級地管束下來，便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鐵筒般的封閉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容許有異議，不容許有言論自由，不容許有法治精神，不容許有社會監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便代表了國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百姓」。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生命財產根本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會被野蠻剝奪。就如沈萬三那樣，即便作出熱烈擁護新政權的姿態，也難免飛來橫禍。　　所以，在專制社會裡，商人經商，大多要與官僚勾結。這樣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憑藉權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護。而官與商相勾結的經濟，是暴利經濟，是腐敗經濟，是畸形經濟，是難以使社會得到全面發展的經濟。　　呂不韋也好，胡雪岩也罷，他們都是適合於在專制社會生存的商界怪才。他們雖然也一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最終還是應了甄士隱的話：「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堪稱古今中外第一風險投資家的呂不韋由經商而經國，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思索、值得借鑒、需要揚棄的東西，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令人拍案驚奇的故事。後記　　呂不韋是個失敗者，但也是個成功者。他的失敗，並不狼狽；他的成功，卻顯得遊刃有餘，瀟洒自如。　　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成功者，會甘心接受失敗的命運？　　如果只是從政治中尋找答案，可能我們永遠都不會得到滿意的結論。而呂不韋的失敗，恰恰可以看成是他人生投資的一個結果，也就是說，他甘心將自己所得的財富和資產，拱手送給自己的兒子。　　這樣來思考，一切就順理成章了，父子之間，在商業上是一脈相承的，將遺產留給兒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雖然呂不韋和嬴政這對父子在政治上勢不兩立，但從家族資產的角度上來說，他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這才是呂不韋的大智慧，才是呂不韋懂得捨棄與保護的人生感悟。　　筆者曾經讀過很多有關人生勵志、從商心得、從政經驗乃至炒股技巧的書，但是收穫卻一直很少。經過反思，筆者終於明白，這些書缺乏底蘊，缺乏全盤的考慮，缺乏人性化的思考，所以只能幫你一時，卻不能助你一世。　　而歷史，則可以作為你讀不盡、體會一生的財富，讀懂了歷史，所謂的人生勵志、企業管理、素質養成、商業訣竅、政治規則，都不再是高深莫測的理論和神乎其神的秘密，它們就蘊藏在歷史之中，等待你去感悟。　　呂不韋，就是這樣一個需要細讀、細品的歷史人物，也是筆者想要寫給讀者的一本充滿著中國智慧的歷史書。　　戰國時的秦朝以及秦相呂不韋是史學家多為關注的朝代、人物之一，關於他們的文章、書籍是數不勝數，新的觀點更是層出不窮，因此在寫作的過程中，筆者盡自己所能，最大限度的吸收學術界發表的研究成果，融會貫通，但因個人力量畢竟有限，難免有掛一漏萬之失。不過，希望以上提出的十個話題能引起你我他的思考與共鳴，與廣大的讀者朋友一起反觀呂不韋，在品味中有所收穫，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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