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大學-2011年03月03日

向春漫畫編者按《南方周末·大參考》刊發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郝志東對兩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系統思考,一共三篇,本期刊登的是第一篇。下一篇將討論大學的理念,以及中國大學應該如何解決現存的問題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展望中國未來的大學；第三篇文章討論教授和學生的責任,他們在履行責任時的問題以及改進的方法。敬請垂注。兩岸四地高等教育思考之一教學: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基本上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而本科生教育,則遭受嚴重的忽視,所謂大牌教授,讓學生代課者比比皆是研究:某些高校領導在任時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紛紛劃分自己的學術勢力範圍,壟斷和分割學術資源服務:教授們的學問很多不是用來發展社會,而是用來評等、升級,和社會脫離了關係。而另外一些學問則被納入社會、經濟的系統中去,只為某一利益團體服務,以致「我吃誰的麵包,我就哼誰的曲調」□郝志東近幾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發生巨大變化。大陸高教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以「教育產業化」為特點的「大躍進」,使人認為大學「已經沒有了」。這些年來,港澳台的教育也飛速發展,各地專升本熱潮一浪高過一浪。比如小小的澳門也有十多所大專院校。雖然澳門理工學院苦求升等成為大學而不得,但2011年2月初,原「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更名為「澳門城市大學」,儘管嚴格來講目前只有一兩個專業。兩岸四地對SCI(科學論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會科學論文引用索引)的執著,也都超過了歐美。用台灣人的話說,是SCI和SSCI的「學術霸凌」,導致各地眾多教授的不滿,問題的確不少。儘管人們對兩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評,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卻沒有任何人提出質疑。所以理清大學的功能、大學的理念、教授以及大學生的責任,探討問題的性質及解決方法,盡最大可能去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至關重要。大學的功能:教學、研究與服務今人對大學的功能已有基本共識。即大學負有教學、研究、服務的職責,這三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正如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在《大學的理念》一書中所言,古今中外的大學在大學的責任這個問題上經歷了長時間的變遷。比如,十九世紀中葉的牛津學者紐曼認為,大學應該以傳授知識為主而不是發展知識。而之後的德國大學則標榜大學的新理念,即其作為研究中心的理念。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大學則強調教學與研究並重。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美國大學,在原來大學職責的基礎上增加了社會服務一項。於是又產生了大學的分工,如綜合型大學、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博雅學院(liberalartscollege)、社區學院等。中國的大學,從漢武帝時的太學,到魏、晉、明、清時的太學、國子學(國子監),到1898年成立的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直至今天,走過了從傳統的太學到現代的大學的轉化之路(上書第217－218頁)。儘管中國傳統提倡傳道、授業、解惑,似乎主要是以教學為主,但是研究和服務的社會功能也都一直在承擔著。但是,如何履行這些責任,人們卻有很大分歧。下面來看當代中國的大學是如何履行這些責任的。尤其要看,近些年來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所產生的問題。教學方面的問題:不肯學,不善教,趨於利先說教學。在內地,有些課程,大學必須使用單一、陳舊、死板、僵化的統一教材,教師只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師甚至對學生講,「你可以有不同的觀點,但是最後評價你的還是考試,如果考試時你這樣答題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答題時,你必須按標準答案做」(見吳苾雯《向中國大學說不》一書)。如此,學生的學習興趣自然就大減。有大學生模仿小瀋陽創作的大學版《不差錢》寫道:「眼睛一閉一睜,一堂課過去了:眼睛一閉不睜,上午就過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下課了,但人沒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人醒了,但沒下課。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上課了,但睡不著。」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這樣混日子,大學裡還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較用功地學習,但是他們也一樣困惑:讓他們努力學習的原因主要是「恐懼」和壓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研究生教學也有很多問題。吳苾雯書中記載:一位學習新聞傳播的研究生說,新聞評論學研究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去總結、記憶梁啟超作品的特點、風格,而對當代新聞評論發展及其承擔的功能卻不去研究。一門介紹名記者和他們的新聞作品的課,授課方式是老師介紹、學生記錄、考試考筆記,而不是讓學生自己去研究這些記者,再相互交流心得和成果,進行思維的碰撞,鍛煉科研的能力。這樣教點東西還算好的。有的研究生導師上課,先吹噓最近哪家公司請他做顧問,會見了某某名人等。一堂課一多半的時間過去後,開始念教材。更有甚者,導師接到編教材的任務,讓學生每人負責一章。這本來也是鍛煉機會,但編好之後出版時署名的是導師和他們不知道的陌生人,他們每人只得到300元。學生只是在扮演打工仔的角色。張鳴的評價是,「導師和研究生的關係,基本上是老闆和員工的關係,而本科生教育,則遭受嚴重的忽視,所謂大牌教授,讓學生代課者比比皆是。雖然教育行政部門有教授必須給本科生上課的規定,但執行起來,並不嚴格,形同具文。培養出來的學生,既沒有素質,也沒有技能,更沒有責任心。」如此離譜的事情還很多。2010年5月在南京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會議上斯坦福大學校長漢尼斯指出,中國大學的問題之一是課堂以講座為主,學生討論的機會很少；再者讓學生選擇專業的時間太早。在學生還沒有了解大學課程、對自己的興趣還沒有完全確定的情況下就讓他們選擇專業,必然使很多人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專業但是又得硬著頭皮學下去。這的確是導致學生對學業沒有興趣的原因之一。由此而造成的更加嚴重的問題,正如牛津大學校長漢密爾頓指出的,是中國學生變成了被動的接受者和傾聽者,缺乏自主與創造性思維,缺乏挑戰學術權威的勇氣。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的教育都存在這樣的問題。結果正如張鳴所說,中國的大學「不僅沒有實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喪失了蘇式專才模式的優點」。無論是教師的問題還是學生的問題,都和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教育大躍進有關。吳苾雯書中還記載:某些學校為了申請博士點,打造研究型大學,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時獲取巨額經濟利益,聘請了不少「多棲」教授、「雙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對自己的教學和研究並沒有多少實質幫助,反培養了一批學霸、學閥；他們還辦了不少二級學院、獨立學院、研究院,出賣大學的牌子,招攬學生賺錢,和投資人坐地分贓。耶魯大學校長列文說,從1998年到2006年,「中國高等教育學府的數量翻了一番,從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時,入學人數是原來的五倍,從1997年的100萬學生增加到2007年超過550萬學生」。正如陳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躍進、如此辦大學的目的,基本並不是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養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傳道授業解惑,而主要是為了辦學者自己的名譽、地位、金錢的獲取。所以他們才要將教育變成產業,將學校辦成公司,將學生和老師的關係變成打工仔和老闆的關係,將學校辦成一個政府機構,將大學行政化。只要關係平衡、學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這些辦學的底線,自己的位子、票子、車子、房子就能保住。至於培養人才,那是可以不當真的。所以,大學讓老百姓失望,感到不上大學反而比上大學好,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受損失的是國家人才的培養和國家發展的健康。上面那些離譜的事情在港澳台所見不多,但也不是沒有,有的地方甚至越見越多了。不過對港澳台來說,對教學質量的主要威脅或是學校過分注重自己的排名,過分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學,或者口頭上注重教學,口惠而實不至。對教學質量的威脅,還表現在課程設置方面以市場為導向,而不是以教育的性質、社會整體發展的需要為導向。如果學生上學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當公務員,就多多設立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課程,大量招收這樣的學生。而對於國家發展急需的政治學、社會學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課程卻盡量迴避。殊不知一時在市場上熱門的專業幾年後會變得人才過剩。而社會急需的專業還是發展不起來。無論是辦教育還是種地,都不能說今年大蔥好賣,明年大家就都種大蔥,而不考慮人們健康飲食結構的需要以及市場的長遠發展趨勢。這些思維方式的荒謬、大學責任的喪失以此為甚。與此同時,學校又過度強調數字化管理,以為只有數字才能說明一切,也可以說明一切。於是只問數字、不問品質。以學生鑒定為例。學生鑒定固然可以幫助老師了解一些教學方面的滿意度,從而改進自己的教學。但真正的改進需要老師的責任心、對所教材料的理解、與學生在課上和課下的溝通、和其他老師之間對教學方法的交流。而這些都要時間、精力,但又很難用數字顯示出來。只看學生鑒定的分數,無法了解教學的真正效果。但學校行政化、數字化的直接結果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數字,而不看數字的實質及其背後的問題。如此,教學水平很難提高。在高校管理公司化、市場化、數字化、行政化的潮流面前,港澳台的大學校長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抵禦社會、經濟等的壓力,守住一片凈土,還未可知。在教育責任的承擔上,港澳台和大陸一樣都任重而道遠。研究方面的問題:誰壟斷資源?誰制定標準?何種標準?重領導而不重老師,主要是指在學術資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那些在學術和行政方面的雙棲教授,很少有人在做研究。但是他們卻在壟斷著學術資源。張福貴指出: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利的互換和混淆越來越引人注目。目前,高校和科研機構有一個比較常見的事實:誰是領導,誰所屬的專業或單位往往發展就快。這裡除了該群體的自身努力外,有時候也包含政策的傾斜和關係的諳熟,其本質上還是權力的置換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領導在任時利用手中的行政權力紛紛劃分自己的學術勢力範圍,壟斷和分割學術資源,為自己留後路,不考慮自己的專業背景和實際的承擔能力。他們也不考慮社會發展的整體需要,這就是學霸、學閥。他們所壟斷的不光是教學資源,還有研究資源。研究項目通常掌握在領導手中,除了自己留一部分之外,再分給自己所信賴的人。而這些項目動輒幾十萬、幾百萬。沒有權力的學者們的研究需要被忽視了。他們只能靠自己的學術良心,自求多福。如今的大學,在教學方面只看學生鑒定分數不管具體教學質量如何,在研究方面則只看論文引用的數據,而不看專書、不看這些研究對社會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各個學校的研究幾乎都被世界大學排名牽著鼻子走。因為這個大學排名可以給大學的管理者帶來名譽和地位。不少大學排名特別注重論文引用率,那麼他們就抓論文引用率,而將其它更重要的或同等重要的內容放在後面。這大學排名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動物?全球有四十餘家大學排名評鑒機構,標準不盡相同,但所謂SCI(科學論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會科學論文引用索引)是主要標準之一。上海交通大學的評鑒是較有影響的一種。他們的評鑒標準是什麼呢?根據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網站的介紹,他們選擇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校友摺合數(簡稱Alumni)(10％)、獲諾貝爾獎和菲爾茲獎的教師摺合數(簡稱Award)(20％)、各學科領域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科學家數(簡稱HiCi)(20％)、在《Nature》和《Science》上發表論文的摺合數(簡稱N＆S)(20％)、被科學引文索引(SCIE)和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收錄的論文數(簡稱PUB)(20％)、上述五項指標得分的師均值(簡稱PCP)(10％)等六個指標對世界大學的學術表現進行排名。從上述指標的權重分配來看,科學的部分超過70％,而社會科學僅20％還不到,更不用說人文學科,根本就沒有被體現在裡面。(關於本節中有關世界大學的排名問題,除註明者外,請見《紐約時報》Guttenplan2010年11月14日的文章)與自然科學相比,人文與社科的區域性較強。自然科學的文章較易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文章則不易在外國期刊上發表文章,因為有人家的取向。比如美國社會學的雜誌,自然主要關注的是美國的問題,而不是中國的問題,除非是比較研究,但其數量很少,只是多種研究中的一種,中國也只是全世界190個國家中的一個。份量再重,在美國的雜誌上的份量也不會重過美國。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全部放在國際期刊這個天平上去衡量,只看SSCI,不看或少看其他,正如中研院院長翁啟惠所言,對該領域的研究是尤其不公平的。另一個問題是列在SSCI裡面的全是英文期刊,而且大部分是美國的期刊,是否其它語文的期刊、其它國家的期刊,就沒有同等的價值?還有,是否沒有列在SSCI裡面的期刊,即使是英文的期刊,就一定不如SSCI裡面的期刊?政大法律系主任郭明政指出,最有名的《哈佛大學法律與科技期刊》就沒有在裡面。顯然,SSCI並不應該是唯一的評鑒標準。專書也沒有體現在裡面。2010年3月在華沙舉辦了全球學術排名觀察組織會議。會議報告的調查發現,全球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引用率,「百分之八十仍然是來自專書與研究報告,而來自SSCI的資料庫僅占不到百分之廿。換言之,國內將人文社會與理工自然等量齊觀的這套國際期刊評量方式,其實非常有問題」。其實哪裡是很有問題,是本末倒置。只重SSCI而不重專書的做法是非常畸形、非常奇怪的學術現象。其他的世界大學排名也有很離譜的現象。一間有名的評鑒機構QS在2010年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將埃及的亞歷山大大學(Alexandria)排在第147位,並在一個評鑒研究影響的子項目中將其排在第四位,超過哈佛和斯坦福大學。而根據另外一家評鑒機構,Alexandria大學在亞歷山大都不是一家最好的學校。後來人們發現該大學的一個教授在自己編輯的科學雜誌上發表了320篇文章,而在QS的排名中,論文索引佔了32.5％的比重。這位科學家如何可以在一年之中發表320篇文章,不得而知,但相信很多是和別人合寫,應該不都是他自己的研究。但一個科學家可以將一所大學的排名一步跨入前150名,的確令人感嘆不已。怪不得各大學都高薪聘請院士。這樣做,對本校的教學和研究到底有什麼實質幫助?正如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指出,花大錢請教授做研究去國外發表論文,這些成果又成為SCI和SSCI資料庫的資產,我們再花大錢去買回來,這是什麼樣的邏輯?難道做研究就是為了這些資料庫能夠賺錢嗎?用商業術語來說,這些智商高超、擁有非常人經濟頭腦的大學管理者們為什麼要做這種賠本賺吆喝的買賣呢?很多諾貝爾獎的獲得者論文並沒有在SCI雜誌上發表,這些人的水平就不高了?值得高教管理者們深思,不應被它牽著鼻子走。當然,不光大陸,港澳台的大學也被這些數字牽著走。教授升等、工作績效評估、彈性薪資、物質獎勵也和這些畸形的數字聯繫在一起,已經到了荒唐的地步。難怪被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批評為「自我殖民」。我把這種在兩岸四地都存在的現象稱為「後殖民主義」,也即在殖民主義的統治結束之後,原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仍然以殖民者的標準為標準。豈不知原來的殖民國家的人們現在已經經過反省,檢討了自己文明的問題,在世界文明的發展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了。而原被殖民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還在遵循著即使是原殖民國家的人們都已經拋棄了的東西,而不知道如何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將自己的傳統與現代文明相結合,並且創造出一種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這是原被殖民國家和地區人民的悲哀。2010年底一千四百多位台灣教授聯名寫信、政大等教育單位並舉行座談會抗議教育部門這種明顯偏頗的評價方式,反對SCI和SSCI的學術霸凌。他們最後迫使教育部門官員說,今後的評鑒要注重專書及研究報告,不能讓學術論文一家獨大。當然,口頭上的承諾還要行動上的驗證,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為什麼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正如郭明政教授質疑的,「當台灣高教不再重視『教育』,而只是競相撰寫SSCI論文；當台灣學術界,尤其人文與社會科學不再針對台灣問題進行研究,不再回饋台灣社會,也不再接受台灣社會的檢驗,那麼台灣高教、學術還有何立足之處?」這也是兩岸四地的大學都應思考的問題。服務方面的問題:為何、為誰而教?大學服務社會,無可厚非。錢穆先生說中國學問有三個系統:人統、事統、學統。「人統」講如何做人；「事統」講如何做事,即學以致用；「學統」講如何做學問,即「為學問而學問」。「事統」就是如何將學問服務於社會。換句話說,只有能夠帶動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發展的學問才是好學問。好的學問應該和服務聯繫在一起。上面已經談到教授們的學問很多不是用來發展社會,而是用來評等、升級,和社會脫離了關係。而另外一些學問則被納入社會、經濟的系統中去,只為某一利益團體服務,以致「我吃誰的麵包,我就哼誰的曲調」。這是在中外都有的問題。大陸的大學,尤其是前三十年,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歷史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文藝是階級鬥爭的文藝。任何不符合這個原則的東西都要受到批判。社會學是資產階級的學問,因此被取消。就是在後三十年,不同調的都被放在錯誤答案之列。與教育為政治服務相對應的,是教育為經濟服務。上世紀九十年代大陸如火如荼的教育產業化運動,就是教育為經濟服務的一個典型事例。課程設置則是為市場服務。這個問題在兩岸四地、國內國外都有。凡是市場需要的專業就大力發展,比如商業管理。如果某一門課上的學生少,就以學生沒有興趣為由砍掉,而不管這門課對學生的教育結構是否重要。教育被市場所驅動,而不是被社會整體的發展需要以及教育本身的規律所驅動。另一方面,盲目擴大招生可以帶動GDP的發展,也是為經濟服務。但是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則不在教育主管者的考慮之內。收取高額學費是為自己的經濟利益服務,而不顧還有人數眾多的貧困生上不起學,另外一些貧困生則需要借貸上學。這是教育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顯然,教育是不太為貧困生服務的。2010年大陸高考報考學生人數下降,據報道,「在棄考生中,農村學生占較大比例。……從1989年至今,中國大學學費增長了至少25倍,漲幅幾乎10倍於居民收入的增長；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4.2年的純收人,需要一個農民13.6年的純收入,畸高的大學學費成為大多數農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大學很難說是在為廣大農村的貧困生服務。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人數眾多的行政官員在職讀研究生、讀博,自己不去上課,請秘書代上、代考,而大學也樂得既獲得了經濟利益又建立了政治關係,自己也不用認真授課、看論文,反正大家都在混。結果教育並沒有真正在為學生服務,而是在為有錢人、有權人服務,為大學服務、為教授自己服務,為自己的朋友服務。教育為大學服務和為教授自己服務,還表現在學術研究方面對SCI和SSCI的過度依賴,因為這一點和大學的商業評鑒以及老師的利益等直接掛鉤:校長會有成就感,得到更高的名譽和地位乃至金錢,老師則可以得到升等的機會,也和名譽、地位和金錢有關。但這並不必然能夠和為社會整體發展服務聯繫在一起。這的確是大學墮落的表象之一。兩岸四地均如此。結論2010年中國青年報進行的調查也指向了同樣的問題,指出了大學改革的方向:調查指出,目前大學存在的其他問題還包括:忽視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70.9％),抄襲等學術不端現象嚴重(61.0％),缺乏創新人才(55.8％),學術評價標準有問題(53.2％),缺乏一流的教育家(50.2％),管理不透明(48.6％)等。在公眾心目中,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調查中,71.4％的人首選「有獨立自由的文化氛圍」,70.2％的人認為是「對社會起到引領作用」,61.5％的人選擇「有高素質的教師團隊」,53.8％的人選擇「培養出大量傑出人才」。調查還顯示,公眾認為讀大學的最重要收穫,首先是獲得獨立思考能力(78.2％),其次是掌握學習能力(58.1％),第三是取得專業知識(54.6％)。大學的問題顯然已經非常嚴重,在教學、研究和服務中均是這樣。港澳台的大學也要思考自己做得如何。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確。問題具體應該如何解決呢?下篇文章,就從大學的理念來看,大學應該在這幾方面負起怎樣的責任。(編者注:由於篇幅所限,本報無法列出所引文獻。請有興趣的讀者直接向作者索取,郵箱地址:zdhao@umac.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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