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納走過 70 年，我們給你一份 70 部電影的片單來回顧它（下）
在今年的戛納電影節舉辦之前，法國電影資料館策划了一系列名為「戛納醜聞」的回顧展，戛納電影節藝術總監福茂親自挑選出了 20 多部曾在戛納節歷史上引起過巨大爭議的影片。
「我們真說不準什麼才是真正的戛納電影節：是官方單元入圍片單，還是獲獎名單？是金棕櫚大獎，還是走紅毯？是電影市場、媒體，還是觀眾？這些毫無疑問都在其中，但是在戛納電影節的歷史上，有某種東西一直存在：那就是爭議與醜聞。」福茂在策展前言中這麼說道。
引發爭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有些是因為人們無法接受電影關於美學的定義，認為作品配不上藝術品的稱號而只是在故弄玄虛，比如安東尼奧尼的《奇遇》；有些是因為影片的主旨或內容觸動了敏感的神經，比如《維莉蒂安娜》揭露宗教的醜陋。
因為爭議，戛納沒少見證衝突的場面。1987 年的金棕櫚獲獎影片《在撒旦的陽光下》並不是一件受大眾待見的作品。導演莫里斯·皮亞拉領獎時，台下甚至噓聲一片。皮亞拉似乎並不在意大眾的評價，向那些反對他的人說：「我知道你們不喜歡我，我也一樣不喜歡你們！」
在福茂看來，這些電影不受到待見是「令人心痛」的。但能夠聚集起懷有各種態度和意見的電影界人士，也是戛納能夠長久保持生命力的原因。
如福茂所言：」戛納如果沒有了拍案而起的評委，據理力爭的媒體，嚴肅苛求的嘉賓，甚至沒有了選片人的錯誤，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電影節？戛納從來都是榮耀的聖殿、繁茂的商埠，它更是全球最美麗的電影沃土。如果沒有了巨大爭議和隨之而來的滔天驚雷，戛納只能說是徒有其名。「
1960 《奇遇》安東尼奧尼，「安東尼奧尼式無聊」安東尼奧尼帶著《奇遇》起初亮相戛納首映時，當場遭到了影評人的嘲諷，影片放映到一半時甚至有人喊「cut」，安東尼奧尼和女主角莫妮卡·維蒂只好提前退場。
轉機在第二天出現，一封由數十位導演和影評人聯名簽署的聲明公開支持《奇遇》，並譴責觀眾的無禮。影片最終獲得了評審團特別獎。不過，關於這部影片的負面聲音也一直還有。負面評價批評看上去可有可無的情節和緩慢的步調，加上影片存在主義式的主題，被戲謔稱為「安東尼式無聊」。
第 13 屆戛納電影節上，布努埃爾帶著他宗教三部曲之一《維莉蒂安娜》參賽，雖然獲得金棕櫚獎，但這部電影讓他背上了諸多罵名，因為他借著電影對基督教中存在的虛偽現象進行了批判。在宗教話題敏感的環境中，觸痛了人們的神經。
影片在導演的祖國西班牙被禁映，甚至威脅布魯埃爾本人不許參加頒獎儀式。在法國巴黎的街道上，有人在海報上寫下「世界第一殘忍的導演」，作為對布努埃爾的抗議。
《極樂大餐》里四個中年男人對著空虛的生活和無望的世界，最終決定在「饕餮盛宴」中吃掉自己直至死亡。放映現場，觀眾們的噓聲不絕於耳，有的觀眾甚至對導演本人作出不夠禮貌的舉動。當年的評委會主席英格麗·褒曼也評價《極樂大餐》是「最卑鄙最骯髒」的影片。
電影海報上映著《紐約時報》對影片的評價，說它的粗鄙達到了一個史詩級別的高度。
《錢》在戛納的遭遇算是一波三折。在放映之時，電影遭到了噓聲的待遇。一些媒體後來猜測，影片被噓的原因在於人們已經習慣了布列松的風格並對之感到膩煩。不過當時恐怕沒有人會想到，這部電影成為了法國導演的收官之作。
雖然影片有爭議，但並不影響布列松在電影史上的地位。戈達爾曾評價說：「布列松之於法國電影，猶如莫扎特之於奧地利音樂，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於俄國文學。」
1986《馬克斯我的愛》大島渚，「人獸之戀」對情色的描寫是貼在大島渚身上的一個標籤。《馬克斯我的愛》出現在 1986 年戛納的時候，它會引起爭議並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情。雖然大島渚在這部電影中的處理相當克制，比起之前《感官世界》的處理要收斂很多，但即便如此，人獸之戀的主題本身也就夠引起保守派的不解和抗議了。
1987 年的金棕櫚頒給了莫里斯·皮亞拉的《在撒旦的陽光下》。頒獎現場厭惡此片的記者們噓聲一片，不過特立獨行的莫里斯·皮亞拉在台上也是毫不示弱，他舉起右拳叫喊著「我知道你們不喜歡我，我也一樣不喜歡你們！」
《在撒旦的陽光下》觸碰到的宗教和神靈話題可能是讓它不受到待見的原因。不過，當時還是有為它鳴不平的聲音。《紐約時報》就說電影雖然關乎神學，卻是以一種平易近人的世俗方式鋪展開來的，這也是電影令人著迷的地方。
以警察暴力事件為背景的《怒火青春》因為影片對警察的反面刻畫而惹惱了警察群體。最開始，戛納的治安部門嘗試組織《怒火青春》劇組在紅毯上亮相，因為在他們看來，影片對警察的描寫太過於極端，甚至是一部反警察的電影。當導演馬修 ·卡索維茨攜夫人到達紅毯時，治安人員集體背過身去，沉默地表達了對這部影片的不滿。
阿列克謝·日耳曼以 1953 年初著名的「克里姆林宮醫生案」與「斯大林之死」為背景，將虛構的猶太將軍的命運穿插於二者之間，完成了一副政治諷刺畫。
俄羅斯的評論家們把電影在戛納引起的爭議歸結於西方缺乏對「鐵幕」之後形勢的了解，但影片確實存在音像混沌和敘事瑣碎，阿列克謝·日耳曼在影片中呈現的荒誕感恐怕也是造成爭議的原因之一。
布魯諾·杜蒙的這部作品是 1999 年的戛納電影節上最具爭議的作品之一。它講述的是警察調查一樁少女姦殺案的故事。影片中含有的低俗露骨的性鏡頭以及非職業演員構成的陣容讓影片飽受質疑。《綜藝》甚至感嘆說如果不是在法國，這部作品恐怕很難在銀幕上播放。
這部探討人性的影片本身倒是在戛納收穫頗豐，雖然沒有拿到金棕櫚，但也獲得了評審團大獎和最佳女演員的表彰。
《不可撤銷》在戛納公映之日起，就伴隨了相當巨大的爭議之聲。人們對女主角莫妮卡·貝魯奇那段長達 10 分鐘的強姦戲難以忍受，相繼退場。這也並不是影片中唯一讓人們感到不適的原因，其他還有用滅火器砸爛強姦犯面部的情節、以及手持鏡頭拍攝造成的暈眩感。
美國的影評人 Roger Ebert 就說，這部電影殘忍和暴力的程度根本不適合普通人觀看。
2003《棕兔》，文森特·加洛，「無聊到在放映時唱起了歌」
《棕兔》說的是一位摩托車手在前往參賽地的孤獨漫長旅程中，邂逅一個又一個女子的故事。
按照影評人 Roger Ebert 的說法，這部影片在戛納首映時遭到噓聲，不是因為它含有露骨的性片段，而只是單純因為電影太無聊了。他自己無聊到在看電影時大聲唱起了歌……在最初的評價中，他把這部片稱作是戛納史上最差。
現場的噓聲也讓自編自導甚至自演男主角的文森特·加洛發誓，自己再不會拍電影了，「這是部垃圾，是浪費時間。我向投資人道歉，拍出這麼一部自戀無用、沒有精氣神的電影不是我的本意。」
隨著時間的推移，對於這部影片的評價有所緩和。Roger Ebert 的態度在之後也有所改觀。以及，這也沒有成為文森特·加洛最後一次拍電影。
如果不敢對政治發聲，那也不是戛納戛納電影節是有「政治」基因的——它是以反法西斯之名而成立的。
墨索里尼上台後，義大利政府於 1932 年創辦了威尼斯電影節。雖然它以電影展映和交流的名號亮相，但在墨索里尼政府的控制下，威尼斯電影節劃清了藝術中值得表彰和有害的邊界，為自己國家歌功頌德的紀錄片是值得表彰的，好萊塢的電影則是有害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法國和美國三國政府聯手，共同在法國創辦了戛納電影節，以對抗墨索里尼。不過，本應 1939 年舉辦的第一屆戛納電影節因為德國入侵波蘭而取消。
電影作為反映政治、經濟、社會的文化載體，從來不是孤立的存在。1968 年「五月風暴」中的戛納電影節便是這樣一個例子。從春天開始，學生就舉行集會，抗議政府逮捕為反對越南戰爭向美國在巴黎的產業投擲炸彈的學生。
法國的電影界也沒有忽視這場運動。法國新浪潮的代表戈達爾、特呂弗被特意派往戛納以阻止電影節。數百位決心鬥爭的電影愛好者在巴黎投票決定要中斷電影節表示支援罷工的學生和工人們。在這樣的背景下，那一年的戛納電影節戛然而止。
因此，每年戛納片單上透露出多少政治元素，也都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今年，媒體在形容戛納電影節片甚至用到了「充滿政治意味」這個詞。其中有關於難民題材的《多餘的人》，有關於探討人與動物關係的《玉子》，也有講述抵抗艾滋運動的《每分鐘 120 擊》……
戛納電影節理事會主席皮埃爾·萊斯屈爾在談到今年的戛納電影節時還表示：「當今世界處在一個緊張不安的局勢中。特朗普每天都會給我們帶來新的驚喜。我希望朝鮮和敘利亞不會給戛納造成陰影。」
而反過來，戛納電影節作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電影節，對政治也有持續的關注，有時甚至會成為電影人表明自身立場的工具。
阿倫·雷乃的這部紀錄片，是受到法國二戰歷史委員會的委託而拍。電影把人們拉回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揭露納粹的恐怖殘忍行徑。
影片入選第九屆戛納電影節後，惹來了西德駐巴黎大使的書面抗議，大使稱影片傷害了德國人民的感情。戛納官方取消了電影原本的放映安排。這個決定又引起了大屠殺倖存者的抗議。最終，戛納在非競賽單元低調地放映了《夜與霧》。
《大理石人》在第 31 屆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影評人費比西獎。波蘭導演瓦伊達在電影里運用了大量真實的紀錄素材，通過表現一個國家宣傳製造模範工人的神話，來揭露壓制自由體系的真實面目。瓦伊達的這部電影違背了當時波蘭的輿論導向。瓦伊達在之後甚至還拍過續集，也就是上一篇在戛納「國際化」提到過的獲得了戛納金棕櫚的《鐵人》。
反映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局勢、探討布希總統發動戰爭原因的紀錄片《華氏 911》獲得了第 53 屆戛納的金棕櫚。
有人把這個決定，解讀為是以昆汀·塔倫蒂諾為主席的評審團在肯定「反布希」的元素。不過在評委會則聲稱它的獲獎僅僅是對電影藝術價值的肯定。
伊朗導演瑪嘉·莎塔碧根據同名漫畫改編出了這部動畫長片。通過講述小女孩的成長，來反映 1970 到 1980 年代伊朗的變遷。伊朗官方曾要求戛納電影節撤映這部電影，不過最終遭到了法國官方的拒絕。
電影最終獲得了評審團大獎。在頒獎典禮上，瑪嘉·莎塔碧說：「雖然電影是全球的，但我希望把這部電影獻給所有的伊朗人。」
法國導演波查拉的《法外之徒》中有關於法國 1945 年在阿爾及利亞製造的「塞提夫大屠殺」事件的詳細描述。
可想而知，影片在戛納上映時，法國是怎樣的一番抗議景象。大批反對影片的人士在戛納街上遊行。
伊朗新浪潮運動代表導演賈法·帕納西在 2010 年被伊朗禁止從事電影相關活動。2011 年第 64 屆戛納電影節開幕前夕，戛納組委會卻收到了帕納西的一部特別短片《這不是一部電影》。
帕納西把鏡頭對準自己居住的公寓，對準自己，記錄下了自己在「離開」電影之後的生活。影片來到法國的旅途也很隱蔽。帕納西把電影拷進 U 盤並放在蛋糕里，託人把它送到了戛納。
這次惹來爭議的不是《抑鬱症》電影本身，而是導演拉斯·馮·提爾在戛納電影節上的一番說辭。他在放映結束後說了一堆反猶太和支持納粹的言語：「我理解希特勒，他肯定做了些錯事，但我想我了解他，而且有點同情他……好吧，我是納粹。」
雖然馮·提爾之後道歉，稱他之前所言只是玩笑，自己無意傷害任何人。不過戛納組委會還是非常不滿，禁止他出席戛納電影節之後的活動。
如果關注戛納電影節夠久，甚至可能提前擬出一份八九不離十的主競賽單元名單。
戛納電影節上存在「戛納嫡系」的說法。縱觀戛納電影節的歷史，不難發現一些競賽單元中的老面孔。這些導演成為了戛納電影節的常客，只要他們出作品，幾乎就可以說是提前預定了一個戛納主競賽單元的名額。
英國導演肯·洛奇 13 次參加了主競賽單元，兩次捧起了金棕櫚。比利時導演達內兄弟 1999 年第一次入選主競賽單元，並獲得了金棕櫚。到目前他們的電影已經七次入圍主競賽單元了，並且兩次獲得金棕櫚。戛納嫡系的這份名單上還有邁克·李、拉斯·馮·提爾、阿莫多瓦等人。
在華語電影里，也存在戛納嫡系的導演們。侯孝賢就稱得上是其中的代表。侯孝賢的《戲夢人生》在戛納獲得評審團特別獎後，他的《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最好的時光》等相繼提名金棕櫚。2015 年，籌備了十年的《刺客聶隱娘》成為了他第六部入圍金棕櫚的作品，並最終為他獲得了最佳導演獎。
賈樟柯是大陸導演中被戛納關注比較多的一位。2013 年入圍主競賽的《天註定》摘下了最佳劇本獎，他本人在 2014 年進入了主競賽單元評審團，2015 年另外一部作品《山河故人》再次入圍主競賽單元。雖然和之前幾位導演相比還沒有達到嫡系的地位，但戛納對他的關注也可見一斑。
對於戛納來說，這還是為了建設自身的影響力。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把知名的電影大師納入麾下，戛納電影節也就能夠一直維持自身「藝術電影的殿堂」這一名號。
1984《德州巴黎》維姆·文德斯《德州巴黎》中，與世隔絕，在沙漠中遊盪多年的查韋斯因身體虛弱而昏倒，醫院發現他後聯繫上了他的弟弟。查韋斯因此重返社會，並逐漸與他的家人們建立聯繫。
文德斯是德國新浪潮的重要導演。他的作品清新抒情、運鏡優美。他的電影九次被提名金棕櫚。《德州巴黎》是他唯一一部榮獲戛納至高榮譽的電影。
霍坦絲是一位黑人眼鏡配光師，她一直知道自己是被領養的。在養母過世後，她意外地發現生母是個名叫辛西婭的白人。辛西婭否認和霍坦絲的關係。對峙情感一觸即發之時，霍坦絲、辛西婭、辛西婭的弟弟莫里斯以及辛西婭的另一個女兒羅克珊，每個人的身後所藏的秘密都浮現了出來。邁克·李憑藉此片獲得了金棕櫚獎，他個人五次入圍了戛納主競賽單元。
《秘密與謊言》走喜劇路線的同時又能夠讓銀幕前的觀眾感受到來自內心的衝擊。影片大量取景英國郊區的景色，也帶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
比利時的達內兄弟自 1970 年代就開始執導電影，主要是紀錄片和劇情片。不過他們直到 1999 年登陸戛納，才引起世界的關注。他們第一次來到戛納主競賽單元就憑藉《羅塞塔》拿到了金棕櫚。電影講述了一位逆境中的少女從頑強到崩潰自殺的悲劇。達內兄弟藉助電影呼籲比利時政府立法保護未成年勞工。
從這之後，達內兄弟就不斷受到戛納的召喚。他們在第三次入圍主競賽單元的時候拿到了第二座金棕櫚。目前已經七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了。
塞爾瑪患有先天疾病，視線趨於模糊。她沒日沒夜辛苦工作，只為了賺到錢為兒子做手術，讓他不會遺傳自己的疾病。然而在她湊齊費用後，意外卻發生了。
這部歌舞片因為獨特的風格而備受讚譽，為馮·提爾帶來了個人的第一座金棕櫚。Roger Ebert 評價說：「電影砸碎了築在其他作品周圍固有的圍牆。」
馮·提爾九次入圍了戛納金棕櫚，但是經歷了 2011 年「我是納粹」的風波後，戛納看來是很難再垂青這位導演了。
一對愛爾蘭兄弟參加了愛爾蘭共和國軍爭取愛爾蘭獨立，後來因為對《英愛條約》的見解不同而產生了隔閡，昔日的兄弟和戰友走到了分岔路口……
這是肯·洛奇第八次攜帶作品來到戛納，終於在這一年獲得了他的第一座金棕櫚。他絕對是戛納最鍾愛的導演了。之後又五度被提名金棕櫚。他最近的一部作品，2016 年的《我是布萊克》，為他帶來了個人的第二座金棕櫚。
在第七次入圍戛納主競賽的這一年，土耳其導演錫蘭獲得了自己的第一座金棕櫚。將近 200 分鐘的電影里，《冬眠》向觀眾展示了土耳其富有與貧窮之間的隔閡。
這並不是一部討動作片影迷歡心的作品，但是對於那些喜歡看對話衝突片段的電影迷來說，這是一部上乘之作。
戛納電影節為電影打造出了一個梯隊。
主競賽單元固然是最重磅的單元，但它之外的其他單元同樣值得關注，因為它們各自有不同的側重點，考量到了藝術電影的不同方面：影評人周挖掘導演，導演雙周則考察電影先鋒性，重量級僅次於主競賽單元的一種關注單元則是保持著對小眾佳作的關注。
影評人周和導演雙周兩個單元分別於 1962 和 1969 年創立，構成了戛納電影節的平行單元。影評人周只接受導演的前兩部作品，旨在挖掘年輕導演。導演雙周則是電影節上極具探索精神的單元，拒絕任何形式上的審查和外加干預——它是法國導演工會對五月風暴的回應，為了不讓電影節中斷重演，它設置了這樣的一個平行單元。
1978 年，戛納創立了「一種關注」單元。它擁有獨立的評審團負責頒發獎項，這個為鼓勵新銳電影人和小眾佳片而設的一種關注單元並不比主競賽單元遜色多少。一些成名導演的另類作品往往會出現在這個單元中，比如索菲亞·科波拉的《珠光寶氣》等。中國導演李睿珺的《路過未來》就入選了今年的一種關注單元。
許多導演都是通過這樣的梯隊一步步走到主競賽單元這個最高殿堂的。比如 2013 年的戛納導演獎得主、《赫利》導演阿瑪特·伊斯卡拉特，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時候，大家可能會非常陌生。翻查履歷才發現，其實他 1978 年就曾入選過戛納的一種關注單元。
加拿大導演哈維爾·多蘭更是完成過從平行單元的導演雙周到一種關注，再到主競賽單元的「三級跳」：2009 年他的導演處女作《我殺了我媽媽》入圍戛納導演雙周。之後他的兩部作品《幻想之愛》和《雙面勞倫斯》都入圍了戛納的一種關注單元。2014 年和 2016 年，他在戛納修成正果，憑藉著《媽咪》和《只是世界盡頭》入圍了戛納金棕櫚的爭奪。
加上其他包括午夜展映、非競賽單元等在內的其他單元，這些各司其職的單元就共同構成了一套完整的體系，讓戛納電影節像大海一樣容納著各具特色的電影川流。
當然，所謂的培養也可能會成為孕育嫡系的溫床。就像哈維爾·多蘭一樣，現在似乎已經成了戛納力捧的新人，而他自身也因此遭遇了諸多質疑。照此看來，這對於戛納來說，是一把雙刃劍。運作得好，確實能夠為世界電影輸送新鮮血液。但一旦失控，則會大大降低戛納的公信力。
1964《革命前夕》貝納爾多·貝托魯奇，影評人周貝納爾多·貝托魯奇最經典的作品是《末代皇帝》，而 1964 年在戛納電影節影評人周登場的《革命前夕》則是貝納爾多·貝托魯奇第一次為世界所知。這部電影講述了一個準備加入革命的少年，但卻不巧愛上了自己姨母的故事。在當時，這樣的題材堪稱驚世駭俗。
《冰川三部曲》是哈內克分別在 1989 年、1993 年和 1994 年創作的三部電影，《第七大陸》、《班尼的錄像帶》、和《機遇編年史的 71 塊碎片》。他們都是在戛納電影節的導演雙周單元首先進行展映，為哈內克日後奠定了基礎。
1992 年，吉爾莫·德爾·托羅以《魔鬼銀爪》在戛納電影節上榮獲影評人周大獎，並一舉成名。這部小成本製作的恐怖電影備受讚譽，爛番茄上的共識影評稱它不僅氛圍很有格調，也還有深度和智慧。
此後，吉爾莫·德爾·托羅進入好萊塢，成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商業片導演。近年來，他的作品包括《環太平洋》、《猩紅山峰》。之後，他將為迪士尼拍攝鬼屋題材電影《新幽靈鬼屋》。
日本導演河瀨直美在 1997 年執導了個人第一部劇情片《萌動的朱雀》，講述了田原一家在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衝擊下，家庭解體的故事。和她後來很多的作品一樣，《萌動的朱雀》取景奈良並展現了那裡的自然風光。奈良和自然主義也是貼在河瀨直美身上的兩個標籤。
憑藉該片獲得戛納電影節新人導演獎之後，她就成了戛納的常客，5 次入選主競賽單元，1 次入圍一種關注單元，其中 2007 年還憑藉著《原木之森》獲得了當年的戛納評審團大獎。
哈維爾·多蘭無疑是當下最炙手可熱的年輕導演。2009 年，他的處女作《我殺了我媽媽》入圍戛納導演雙周。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被這個年僅 20 歲的導演征服。《我殺了我媽媽》既有能吸引觀眾走進影院的娛樂性，又有讓影評人稱道的藝術性。
此後，多蘭的戛納之旅越來越順。2012 年，《雙面勞倫斯》入圍一種關注單元。隨後的《媽咪》以及《直到世界盡頭》都入圍了金棕櫚。難怪有人會把多蘭稱為戛納的親兒子。
麗貝卡·茲羅托斯基 1980 年出生於法國。2010 年，她憑藉《美麗的托倫》入選影評人周，並引起關注。2013 年，她的第二部長片《核電站情事》獲得了當年一種關注單元的大獎。2016 年，她就已經晉陞成為影評人周單元評委。
戛納的選片制以及各種平行單元幫助這裡成為了世界藝術電影的殿堂，但有時候戛納也會看走眼。既然是人為評選出的電影獎項，那麼也就充滿了變數。有時候，一些真正的電影大師來到戛納，也只能鎩羽而歸。
2003 年，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帶著電影《狗鎮》來到戛納。在影評人給出的場刊評分中，《狗鎮》獲得了 3.1 分的高分，也被認為是獲得金棕櫚獎的最大熱門。
然而，當屆戛納評委中有人特別不喜歡這部電影。姜文說：「我認為導演在這部片子里有太多嘩眾取寵的成分，換句話說，這孩子被慣壞了。」最終，《狗鎮》在戛納電影節顆粒無收，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大冤案。
誠然，電影孰優孰劣多少是一件帶有一定主觀的事情。但是以當下的標準來看，戛納電影節確實錯過了許多值得被記錄下來的大師和他們的電影。
1956《擒凶記》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是當今世界公認的電影大師，並且完全不局限在他所擅長的懸疑片領域。從《蝴蝶夢》到《驚魂記》，他為世界貢獻了數不清的經典電影。
然而，希區柯克的戛納之旅卻並不算順遂。從 1946 年的《美人計》、再到 1953 年的《懺情記》、再到 1956 年的《擒凶記》，他三次來到戛納，但卻始終沒有得到認可。
其中，1946 年的《美人計》錯失金棕櫚則被認為是最可惜的一次。在很多榜單中，這部電影都被認為是最好的希區柯克電影。更何況，當年的戛納電影節一共有 10 部電影分享了最高獎項。
1958《生命的邊緣》英格瑪·伯格曼瑞典導演英格瑪·伯格曼被稱為是電影界的哲學家。伍迪·艾倫曾經評價道：「伯格曼的電影是任何一個電影人都想拍攝的，哪怕只是拍出其中一部。」
伯格曼四次入圍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其中包括他最知名的代表作《第七封印》，但最終卻沒有一次能夠獲得最終大獎。當然，比起希區柯克來說，伯格曼的遭遇沒有那麼凄涼。1957 年和 1958 年，他分別憑藉著《第七封印》和《生命的邊緣》獲得了評委會特別獎以及最佳導演獎，也算是四次錯過金棕櫚的一點安慰吧。
帕索里尼是一名有爭議的導演。他的最後一部作品《薩羅》、又名《索多瑪 120 天》因為過於直白，在幾乎所有國家都被禁播。1966 年和 1974 年，他曾經憑藉著《大鳥與小鳥》和《一千零一夜》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但最終沒有捧起金棕櫚獎。
《大鳥與小鳥》是一部義大利新現實主義時期的作品。按照導演的說法，影片是為了探討「抵抗運動期間和五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危機」。
《陸上行舟》是赫爾佐格的代表作，講述了 20 世紀初的秘魯，被稱為空想家「菲茨卡拉多」的一段瘋狂冒險經歷。在赫爾佐格的創作生涯中，他一共四次入圍戛納主競賽單元，而《陸上行舟》可能是他距離金棕櫚最近的一次。
影評人 Roger Ebert 說《陸上行舟》並不完美，它略顯散漫拖沓，這或許是因為電影概念本身太大，增加了導演表現的難度。不過作為一部描寫追夢之旅以及紀錄男人無畏和愚昧並存的作品，《陸上行舟》有它的獨一無二性。
賈木許是戛納電影節的老朋友，光是主競賽單元就入圍了 7 次，但卻沒有一次真正獲得金棕櫚獎。不過，相比起希區柯克和伯格曼，賈木許在影史上的地位還沒有那麼穩固。現年 65 歲的賈木許，目前還保持著一個相當旺盛的創作力，也許他需要的只是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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