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麼原因讓北京挺起腰 美國頭低下了頭

　　中國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通過體制改革和創新，首先把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成分大大加強，這也確實是大勢所趨，因為國家發展的任務越來越艱巨，涉及的領域越來越複雜，沒有大量的專業知識，國家是無法作出正確決策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實行廣泛協商民主的基礎上進行集中，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成功地制定了一個接一個的五年規劃，五年規劃也由計劃經濟時代的指令性計劃，變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指導性規劃。　　中國今天無疑已經成了世界上最能制定長遠規劃的國家，也是最能落實長遠規劃的國家。「新型民主集中制」是制度化的決策機制。以五年規劃的制定為例，它基本上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時間進行成百上千次各個層面的磋商和諮詢。正因為經過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宏觀決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總體上高於許多西方國家的決策。　　　　三是選賢任能。在組織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是「選賢任能」。鄧小平同志把中國最高執政團隊的選拔看作重中之重，他講過，「中國問題的關鍵在於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　　　　從思想傳承看，這種「事業成敗，關鍵在人」的思想在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中源遠流長。「治國之道，務在舉賢」「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表達的都是這個思想。如今，中國從上到下大致建立了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　　大體來說，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查、徵求意見、民調、評估、投票、公示等程序。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國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應該出局的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四是混合經濟。在經濟制度方面，中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經濟」，它力求通過市場經濟來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社會主義來保證宏觀穩定和社會公平正義。　　它是「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的混合；是計劃與市場的混合；是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混合；是「市場經濟學」與「人本經濟學」的混合。這種制度安排是對西方模式，特別是美國模式的超越。　　　　中國「混合經濟」延續和發展了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民本經濟學」，即經濟發展首先是為了百姓福祉，為了「經世濟民」，其主要特點是經濟與國計民生聯為一體，經濟與治國安邦聯在一起。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各類急難險重，就會失去百姓的支持。同時這種制度安排也引入了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的理念，包括現代企業制度、現代貿易制度、現代銀行制度、現代融資體系等，以確保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之一，並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總體上看，我們既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高效，又要確保社會主義宏觀整合的長處，同時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我們的「混合經濟」不是機械地模仿西方市場經濟，而是學習了它的長處，了解並儘可能地克服它的短處，並結合自身的條件不斷探索體制創新。　　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包括一整套宏觀調控的思路、方法、措施、組合拳，顯出了強大的生命力。　　　　拒絕「市場原教旨主義」　　　　2012年瑞士達沃斯論壇曾討論過這樣一個主題：「改造資本主義」，不少與會者把焦點對準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礎上形成的「華盛頓共識」，即「市場原教旨主義」(核心觀念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可以自動恢復經濟平衡，不需要政府進行任何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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