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禁，刪，禁，刪」——1930年代國民黨的書刊審查》 - 鐘山 - 文學藝術頻道...

06-23

王彬彬：《「禁，刪，禁，刪」——1930年代國民黨的書刊審查》王彬彬, 國民黨, 書刊, 審查

　　王彬彬，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文學專著和思想隨筆多種。4 A$ L8 J$ b; g# z7 F* v" _. Y* ]4 F# G4 m" b- C5 K/ y　　魯迅後期的雜文集，如《偽自由書》、《准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都有一個長長的後記，除了說明自己的文章被攻擊的情況外，主要的篇幅是用來說明自己的文章被官方審查機構禁和刪的情況，以及國民黨政權對整個左翼文藝運動怎樣地進行打擊、壓制。例如，《且介亭雜文》「附記」中，說到了《門外文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病後雜談》等文章發表時，有的「刪去二百餘字」，有的「後半篇都不見了」，有的「凡是對於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處，都被刪除」，有的則五段的文章「登了出來時，只剩下第一段了」，以至於有人讀了後認為「魯迅是贊成生病的」。還有的文章，像《臉譜臆測》乾脆就「不準發表」，而《阿金》則「不但不準登載，聽說還送到南京中央宣傳會裡去了。……後來索回原稿，先看見第一頁上有兩顆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約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則必須『抽去』，已無疑義了」。也有的文章，例如《病後雜談之餘》，本「是向《文學》的投稿，但不知道為什麼，檢查官這回卻古里古怪了，不說不準登，也不說可登，也不動貴手刪削，就是一個支支吾吾。發行人沒有法，來找我自己刪改了一些，然而聽說還是不行，終於由發行人執筆，檢查官動口，再刪一通，這才能在四卷三號上登出。題目必須改為《病後余談》，小注『關於舒憤懣』這一句也不準有」。這篇「附記」以這樣的話結尾：「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魯迅說：「至於審查員，我疑心很有些『文學家』，倘不，就不能做得這麼令人佩服。」這是指審查員們的嗅覺常常是很靈敏的，從他們的立場看，許多被禁和被刪的文字，確乎是「有問題」的。但有時一些與政治毫無關係的文字也遭刪禁，令人百思不解。對此，魯迅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自然，有時也刪禁得令人莫名其妙，我以為這大概是在示威，示威的脾氣，是雖是文學家也很難脫體的，而且這也不算是惡德。還有一個原因，則恐怕是在飯碗。要吃飯也決不能算是惡德，但吃飯，審查的文學家和被審查的文學家卻一樣的艱難，他們也有競爭者，在看漏洞，一不小心便會被搶去了飯碗，所以必須常常有成績，就是不斷的禁，刪，禁，刪，第三個禁，刪。」在魯迅看來，審查人員有時簡直是為禁刪而禁刪。在這篇寫於1935年最後一夜的「後記」中，魯迅說，如不了解當時官方對書刊的審查情況，「就不能批評近三年的文壇。即使批評了，也很難中肯。」) X* w- o, X6 M3 K0 a* @3 P　　魯迅的這幾篇後記，我每次都讀得興味盎然，且頗想對當時官方查禁左翼書刊的情況知道得更多，尤其想知道些「正面」的情形，即當局當時是怎樣看待左翼文化，他們在審查時懷著怎樣的心態以及是怎樣具體操作的。但由於懶惰成性，每次都是想想而已，並沒有去潛心搜求這方面的資料。前不久，在舊書店見到一本《左翼文藝運動史料》(下稱《史料》，陳瘦竹主編，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0年5月編輯出版)，翻開一看，「附錄」部分收有不少能「正面」說明其時國民黨官方查禁左翼文藝書刊的資料，如「國民黨中宣部的宣傳品審查條例」、「蔣介石重令禁止普羅文學」、「國民黨反動政府查禁普羅文藝密令」、「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查禁一四九種文藝書籍的密令」、「上海市黨部文藝宣傳工作報告」、「國民黨各省市黨部關於『取締反動書刊』等的報告」、「圖書雜誌審查辦法」等，共十九條之多，雖然其中幾條已被魯迅錄入那幾篇後記，但大多數是寡陋如我者所未曾見過的，於是欣然買下。回來後細細一讀，終覺那幾元買書錢沒有白費。讀了這些「正面」反映國民黨當年查禁書刊的資料，對魯迅那幾篇後記以及魯迅後期雜文，都有更好的理解，對那時代的思想文化狀況也有更切實的感覺。如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說道：「總而言之，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到底在上海出現了，於是每本出版物上，就有了一行『中宣會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字第……號』字樣，說明著該抽去的已經抽去，該刪改的已經刪改，並且保證著發賣的安全。」魯迅說「不知何年何月」，我也就一直不知這「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於何年何月成立。讀了《史料》中「圖書雜誌審委會」這條資料，「何年何月」的問題也就弄清楚了。該資料云：「年來書坊出版之圖書雜誌，思想純正者固多，而別含作用的誘惑青年者，亦復不少。黨政機關，對於此項含有作用之書刊，自必予以檢禁或扣留之處分，惟在書坊及作家方面，則不免成(承)受出版後損失之苦。近聞中央宣傳委員會，有鑒於此，乃決定組織一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舉辦審查原稿，以減除書坊與作家所受之損失。該項組織章程，早經中央常會通過，並定先在上海試辦……該會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在中央黨部第二會議廳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內容，除報告籌備經過及接洽人事經費情形外，並通過審查辦法……並聞該會辦公地點，已定於上海市黨部隔壁，並已擬於六月一日始辦公。」這則史料是發表於1934年5月30日《中央日報》上的新聞。據此，便可知道該「圖書雜誌審委會」於1934年5月26日成立於南京，1934年6月1日正式「辦公」於上海。至於作為中央機構的「審委會」為何在上海「辦公」，那自然是因為上海乃左翼文化的「重災區」。是「亂萌」之滋生和發源地。這一點，從《史料》所收錄其他省市的有關報告中也可知曉。其他省市在向國民黨的中宣會等機構報告本地查禁左翼書刊的情況時，往往都要強調當地並無左翼書刊出版，所流傳之「反動書刊」大抵來自上海等外埠。例如「江西省黨部文藝宣傳工作報告」中稱：「本省文化以二十二年為萌芽時代，即合理之文藝作家社團，在本省黨政提攜扶掖之下，猶未能即臻盛境，其他反動作家社團受黨部政府行營(引者按：為對『工農紅軍』進行『圍剿』，1931年2月，蔣介石令軍政部長何應欽組織南昌行營，由何任行營主任兼總司令)三方之嚴密監督，其不敢有所活動，亦不能有所活動，更無論矣。惟反動刊物則以來自外埠，一時猶難盡免，蓋凡反動作家社團事先對於各省書店，莫不調查詳盡，故每逢印行反動書籍，即不問各省書店之是否願為代購(售)，一律按家郵寄，而各店又以昧於小利，不辨邪正，故每貿然為之代售。」從這裡，我們還能知道當時左翼文化團體擴大影響的一種策略，即先把各省書店了解清楚，每有書刊出版，則不管人家願意進貨與否，徑行寄去再說。由於左翼書刊本不以營利為首要目的，想來頗對店方讓利，而店方受利益驅動，往往也就「為之代售」了。" N( k) ~/ [% ~: j; `　　這冊《史料》中收有一份《上海市黨部文藝宣傳工作報告》(該報告選自1934年度的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文藝宣傳會議錄》)。這份報告十分規範和有條理，讓人感嘆上海真不愧是上海，老早就養成了辦事正規的習慣。報告共分「引言」、「上海的文藝界」、「本會(引者按：似應指上海市黨部宣傳委員會)過去工作情形」、「結論」四部分。在「引言」部分，指出上海是「全國文化中心」後，就強調「如果對上海文化界加以透視，就可知道… …大都是些普羅作品與准普羅的東西；這種文化思潮的發展，實為復興民族文化的一大障礙，荀(苟)不加以適當之阻遏，則民族文化前途，非轉變入於惡化的傾向不可，這卻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上海的文藝界」部分，從「出版界」、「雜誌與報紙」、「著作界」、「文藝團體」、「戲劇界」、「業餘劇社」、「電影界」七個方面彙報了上海的文藝狀況。在「著作界」部分，對其時「上海的著作家」分為三種：「第一種：無聊文人；第二種：民族文藝運動者；第三種：反動分子。」這裡的「無聊文人」，指「專門談風弄月，毫無中心主張」的所謂「鴛鴦蝴蝶派」；而「民族文藝運動者」，則是國民黨官方作為「正面」的「作家」而予以扶持的一干人；至於「反動分子」，就是指「左翼作家」了。這份報告最堪玩味的是「本會過去工作情形」部分，這是在向「黨中央」彙報工作成績。該部分先說明過去的「工作方針」分為「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大「標的」。所謂「積極的」，也就是「建設性」的，這有四個方面：「出版刊物」、「供給各刊物關於民族文藝運動的作品」、「組織文藝團體及有關文化的團體」、「組織劇社(正在進行中)」。所謂「消極的」，也就是「破壞性」的，這有兩個方面：「查禁反動刊物」、「制裁反動作家」。報告在指出這兩大方針後，緊接著便說明：「惟前者因人力，財力的關係，殊少成績，而後者因環境的關係(租界關係)，更覺難滿人意。而實際比較，後者固當勝於前者也。」無論是「建設」還是「破壞」，都談不上卓有成效，但兩相比較，「破壞」的成績要大於「建設」。在做了這樣的說明之後，報告寫道：「現在且將過去工作情形，舉其犖犖大者，臚列於後。」但有趣的是，後面所臚列的七項內容，有五項是過去「消極」一面的「工作情形」，「積極」一面的工作，只列了二項。但「結論」部分，則幾乎全用來表達對「積極」一面工作的請求和希望：「本會默察當地的環境，及本黨的文藝運動的使命，認為應以本市為本黨文藝運動的中心，而所感覺苦悶者，即缺少文藝人才，與乎經濟耳。苟中央而能注全力於上海的文藝運動，則人才，經濟當無問題。一面充量發展本黨的文藝運動，一面竭全力以阻礙反革命的文藝勢力之抬頭，上海既為本黨文化政策所統制，則全國的文化傾向，必然隨之以轉變，所謂牽一髮動全身者是也。」這是在強調正面開展「本黨文藝運動」的重要性，而這一運動又應以上海為「中心」，如果上海能全面地「為本黨文化政策所統制」，則必能帶動全國「文化傾向」的「好轉」。當時國民黨官方正面開展的「本黨文藝運動」(即所謂「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發起者是「本黨」的一批大小政客和官員。魯迅曾寫過《「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一文，對這一旗號下的若干作品進行了尖銳的嘲諷。這一「本黨文藝運動」，也確乎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如果在上海都「殊少成績」，在其他地方就更是凄清寥落了。上海市黨部對「本黨文藝運動」成績的估價，與魯迅其時對它的估價是一致的。在《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一文中，魯迅寫下過這樣一段話：「然而統治階級對於文藝，也並非沒有積極的建設。一方面，他們將幾個書店的原先的老闆和店員趕開，暗暗換上肯聽唆使的自己的一夥。但這立刻失敗了。因為裡面滿是走狗，這書店便像一座威嚴的衙門，而中國的衙門，是人民所最害怕最討厭的東西，自然就沒有人去。喜歡去跑跑的還是幾隻閑逛的走狗。這樣子，又怎能使門市熱鬧呢?但是，還有一方面，是做些文章，印行雜誌，以代被禁止的左翼的刊物，至今為止，已將十種。然而也失敗了。最有妨礙的是這些『文藝』的主持者，乃是一位上海市的政府委員和一位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他們的善於『解放』(引者按：即指『死刑』) 的名譽，都比『創作』要大得多。他們倘做一部『殺戮法』或『偵探術』，大約倒還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畫畫，吟詩。這實在譬如美國的亨利·福特(HenryFord)先生不談汽車，卻來對大家唱歌一樣，只令人覺得非常詫異。」這裡的「上海市的政府委員」指朱應鵬，此人其時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上海市政府委員，也是「民族主義文學」陣地之一的《前鋒月刊》的主編；而「警備司令部的偵緝隊長」則指范爭波，此人其時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隊長兼軍法處長，也是「民族主義文學」陣地之一的《前鋒周報》的編輯。由這樣一些角色來開展「本黨文藝運動」，「殊少成績」自在情理之中了。上海市黨部的報告中，絲毫沒有誇大「積極」一面的政績，也算得是「誠實」。u* _, u9 g* @4 d: Q, Q4 l　　上海市黨部的這份報告所列舉的「過去工作情形」中，令我會心一笑的，是「舉行滑稽劇競賽」一項。這一項是這樣說明的：「查本市滑稽劇演員(即獨腳戲)，為數甚多，平日多在各游場表演，以其材料頗富低級趣味，故甚為一般民眾所歡迎，但其行為思想，殊欠高尚，影響社會教育，民眾心理，實非鮮淺，苟能誘之為有意識之表演，不殊提高民眾之娛樂，抑且有助於黨的通俗文藝宣傳，然本會以過去缺少連絡，致覺指導無從，去年接奉中央飭辦通俗文藝之時，即經會同市教育局舉辦滑稽劇競賽，以推行社會教育，發揚愛國思想，改善民眾娛樂，鼓勵高尚遊藝為目的。並派員評判優劣，以資策勵。此項競賽，影響遊藝界頗大，成績尚佳。」獨腳戲為上海一帶的地方曲藝，在下層民眾中極有市場。從上海市黨部的這份報告中，可知其時的有關「當局」已注意到利用和改造民間文藝形式的重要性，已意識到應該讓這種「甚為一般民眾所歡迎」的文藝形式儘可能地為現行政治服務——所謂「誘之為有意識之表演」，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 kg) _9 Q4 k　　在《且介亭雜文二集》的「後記」中，魯迅說：「為了寫作者和檢查者的關係，使我間接的知道了檢查官，有時頗為佩服。他們的嗅覺是很靈敏的。我那一篇《從幫忙到扯淡》，原在指那些唱導什麼兒童年，婦女年，讀經救國，敬老正俗，中國文化本位，第三種人文藝等等的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學士，從已經不會幫忙，只能扯淡這方面看起來，確也應該禁止的，因為實在看得太明，說得太透。」其時從事具體的書刊檢查工作者，確實並非都屬酒囊飯袋，有些人還是很懂一點文學的。這本《史料》中，收有一份1933年國民黨政府查禁普羅文藝的「密令」，其中轉發了武漢警備司令葉蓬的「密呈」，葉蓬「密呈」稱：「案查本部前准漢口特別市黨務整理委員會函，以漢市各書店，不免時有反動刊物出賣，經本部暨漢口市公安局各派一員，會同該會，前往密查，以杜隱患；並經會制密查證，派定本部參謀李起坤執行密查各在案。」下面就是這個李起坤參謀向武漢警備司令部的報告：「謹呈者：職奉派會同漢市公安局協助市黨部密查本市各書店刊物，計前後兩次，第一次三個半天檢查完畢，第二次兩個整天檢查完畢，其發還與扣留之刊物，已面告黨部，列表通知。查本市書店約計九十餘家，其書籍，除極少數線裝書外，均繫上海出版，大部由輪運，少數由郵遞到漢。此九十家中，大部系書攤或印刷局文具店兼營代售，且所售多中國經史舊式小說兒童讀物；其堪稱為正式書店出賣新書雜誌者，不足二十家，其店址多在特三區及其附近地帶。檢查的對象，除學校課本傳記小說，與社會及自然科學之純理論作品，毋庸注意外，其應予以查禁者厥為：一、共黨之通告議案等秘密文件及宣傳品，及其他各反動組織或份子宣傳反動詆毀政府之刊物。二、普羅文學。關於第一種反動刊物，其旗幟鮮明，立場顯著，最易辨識；但本市各大小書店，此種刊物尚未發現。其最難審查者，即第二種之普羅文藝刊物，蓋此輩普羅作家，能本無產階級之情緒，運用新寫實派之技術，雖煽動無產階級鬥爭，非難現有經濟制度，攻擊本黨主義，然含義深刻，筆致輕纖，絕不以露骨之名詞，嵌入文句，且注重體裁的積極性，不僅描寫階級鬥爭，尤為滲入無產階級勝利之暗示。故一方面煽動力甚強，危險性甚大；而一方面又是閃避政府之注意。蘇俄十月革命之成功多得力於文字宣傳，迄今蘇俄共黨且有決議，定文藝為革命手段之一種，其重要可知也。本市坊間書籍，除自郵遞來漢者，有郵檢所檢扣外，其大部分輪運來漢之書籍，品彙既雜，數量復多，船舶檢查所工作時間迫促，當然無法盡量檢扣，故普羅文學刊物，本市各書店亦有出賣，其中亦有作品內容之攻擊對象與時代背景，已屬過去者，尤費考慮，經審慎檢查之結果，已扣留多種，均存漢市黨部。茲謹將中國普羅文藝作家姓名(或筆名)列表附呈。惟意職此事關係甚大，過嚴則阻礙文化之進步，過寬又恐貽黨國以危機，如能組織專審械(機)關，聘任封(對)於此類文藝素有認識者若干人，悉心審查，權衡至當，無縱無枉，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該報告認為「第二種之普羅文藝刊物」為「最難審查者」，從對「最難審查」的理由所做的說明，可看出這位李參謀還是比較準確地把握了這類作品的特性的，用魯迅的話說，「嗅覺是很靈敏的」。大概因為這份報告寫得頗有水平吧，先是被層層上報，一直報到行政院，後又由行政院層層下發。參謀李起坤在報告中說到書刊審查之難在於分寸不易把握，「過嚴則阻礙文化之進步，過寬又恐貽黨國以危機」。這兩句話也足以發人一笑。作為警備司令部的一介參謀，在奉命進行書刊審查時還能想到「文化之進步」，雖屬難得，但以為只要「權衡至當，無縱無枉」便無礙於「文化之進步」，又屬無知昏昧，他竟不明白這種書刊審查制度本身，便是對文化的摧殘扼殺。在報告中，李參謀建議「組織專審機關」，有關方面的答覆是：「查檢查及禁止反動刊物，早經中央宣傳委員會及內政部負責進行，且內政部時時秉承中宣會意旨辦理；若另設機關審查，不特在事實是為駢枝，且易招外界之誤會。」也就是說，李參謀希望設置的「專審機關」，已經有了，如再設置，不但駢拇枝指、重疊多餘，而且會引起社會上的種種猜測議論，不利於「穩定」。李參謀增設機構的建議雖不被採納，但有關方面根據其報告的情況，還是「茲經決定辦法四項：(一)內政部審查此項(引者按：應指李某報告中所說的第二項即『普羅文藝刊物』)刊物時，須更嚴密，毋使漏網。(二)建議中央積極實施民族文學之計劃。(三)由教育部密令各學校，注意學生思想及關於課外閱讀之指導。(四)中央宣傳委員會及內政部決定已禁之出版物現仍流行市面者，應由各執行機關切實認真取締」。這四項中，第二項是「建設性」的，即希望以「民族文學」來取代「普羅文學」。正面建設「民族文學」的重要性，當時國民黨的上上下下許多人都意識到了，但「民族文學」始終未成氣候，讓「民族文學」擠垮「普羅文學」的計劃終成泡影。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國」人士都習慣性地把「民族文學」未臻繁榮歸咎於人財兩缺，他們以為只要有人有錢，「民族文學」就一定能雄霸文壇。這真是大錯特錯。這種「御用文學」無論怎樣投入人力財力去扶持，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把別種類型的文學從文壇擠走，必須先用刺刀把文壇清理乾淨，然後只允許「御用文學」存在，才有可能讓「御用文學」全面「佔領」文壇。這道理，當時「黨團」人士也許不懂，也許雖然懂了但卻無力做到。! o1 @& : m8 a- @　　這冊《史料》中還收有浙江、河南、江蘇、天津、湖北、江西等地的國民黨黨部的文藝宣傳工作報告摘要。浙江的報告中說：「前年五月花劇社來杭，表演田漢之《戰友》《亂鍾》者左側劇本，煽動青年，本會除以文藝批評方式加以抨擊，派人秘密加入偵查外，並予以逮捕及禁止開演。」這裡令我又發一笑的是「以文藝批評方式加以抨擊」。國民黨也明白這道理，要實行文化專制，光有刺刀手槍還不行，還要有「文藝批評方式」，誰說「文藝批評」不重要呢?湖北的報告中說：「本會於數年中，對於中央命令所查禁之書，隨函令政府機關及所屬黨部遵照外，並隨時會同省會公安局，往各書店查禁，有時亦派員前往各書店，佯為買書，實行察查，發現有應行禁止者，即行封禁。」浙江是「派人」到劇場「佯為」看戲，實則是「秘密加入偵查」，並隨時可逮捕和禁演；湖北是「派員」到書店，「佯為」買書，實則是秘查，並隨時可封禁。——難怪魯迅要悲嘆「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這冊《史料》中還收有上海、江蘇、山東等地的黨部關於怎樣「確定本黨文藝統制政策以遏亂萌而收宏效」的「提案」，其中上海的一則「提案」是這樣的：「慎重選擇黨中同志之長於文藝者專任撰著本黨之文藝作品以替代反動文藝而供讀者之需要。」在諸提案中，這一則顯得分外天真可笑。《史料》中也收有「中央宣傳委員會文藝宣傳工作報告」的摘要，其中對各省市在審查禁止「反動文藝書刊」中的不力頗有責難：「各地出版物異常繁多，徵購時有遺漏，而各省市黨部對於此項審查工作又向不注意，以致反動文藝書刊往往充斥坊間，及經本會發覺予以取締，則該項書刊出版幾經數月，且將銷售無餘矣。故此種工作，實無若何效果。惟照宣傳品審查條例及出版法之規定關於書刊審查，本會僅負終審之責，各省市黨部應負初審之責。過去各省市黨部對於各該管轄區域內新出版之文藝書刊似不甚注意審查，偶有因特殊原因，加以審查者，又從不將審查意見報會，僅徑行予以處置；及遇本會密函處置之反動文藝書刊，又不切實執行，致使反動文藝書刊，愈禁愈多，而本會之禁令，反成為反動文藝書刊最有力量之廣告，言之殊為痛心!」這最後幾句痛心疾首的話，真讓人忍俊不禁。既知「禁令」會成為「最有力量之廣告」，又何必去干此等蠢事呢?" c& qR: G( v, fo( x; K　　2002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