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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一位西醫誕生記

健識中國第一位西醫誕生記 黃昉苨 《 中國青年報 》( 2015年12月02日 11 版)

「我感謝仁慈的上帝,在經歷了12天的危險後,我們終於安全地在我的家鄉靠岸了。」1857年,剛剛在愛丁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黃寬回國。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留英博士,也是國內第一位受到系統西醫訓練的醫生。

現在人們翻閱史料,已經很難判斷,當年剛剛回國的黃寬心中,「報國」與「傳教」哪一個分量更重。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位傳教士。然而,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的命運,最終沒有走向預期的任何一端。

卻回到了最初。

1846年,香港。馬禮遜學堂校長塞繆爾·布朗決心做一件前無古人的事情。在教室里,因為健康問題,他與學生告別,準備回老家美國。這位傳教士問眼前的數十位廣東農家子弟:我非常熱愛這所學校,希望帶走幾個學生,直至他們完成學業,有誰想跟我走?

誰願意打破這片寂靜呢?來自廣東香山的農家子弟黃寬站了起來。

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國,告別父母鄉親,背井離鄉,坐5個多月的船,去一個全是「紅毛鬼」的地方讀書,聽起來委實不像什麼好事情。「我母親極為勉強地同意了。」黃寬的同學、後來從耶魯大學畢業的容閎曾回憶,「我特別誠懇地乞求她,她雖然傷心難過,但最終還是屈服了。」

在那個班級里,與黃寬一起站起來的只有容閎、黃勝。

若干年後,容閎將成為「中國留學生之父」;黃勝則是中文報業先驅,創辦中國自辦的第一家印刷企業;黃寬成為中國第一位留英博士,他短暫的一生翻譯了34部醫學著作,將大量的醫學術語引入中文。

至少對黃寬來說,這樣的命運,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那年頭,即便在英國,能獲得醫學博士者也是鳳毛麟角,黃寬完全可以憑這一手本事在倫敦過上優渥的生活。

但他毫不猶豫地回了國。

雖然不知道是為了「傳教」還是「報國」,至少兩件事他都曾努力過。一開始,他在香港的教會醫院工作,這是當時常見的傳教手段。那年頭,兩者的輕重緩急,教會分得很清楚:醫生的身份固然受人尊敬,但不適合凌駕於宗教身份之上。

可黃寬很快得面對自己的另一重身份:一個土生土長的廣東人。

在香港,當地白人醫生早已習慣了視華人為助手。黃寬在美國、英國讀書時,被當地家庭與師友平等相待。他在醫學院學業傑出,以第3名的成績畢業,卻不料回國後,反而得不到同等的承認。

一年後,他的福音夢破滅。

然而他同樣無法適應滿清政府的官場習氣。一度,李鴻章請他北上擔任醫官,黃寬上任還不滿半年,就忍無可忍。他拒絕了所有優厚條件,回廣州重拾臨床和教學工作。

就像寓言里的蝙蝠,在獸與鳥之間不知自己的歸處。

但也有地方,是黃寬的舞台。清朝末年,西醫在中國人心中,既神奇,又神秘莫測。這些「紅毛鬼」「大鼻子」把人的五臟六腑說切就切,還要解剖孩子的屍體,看起來實在恐怖。然而黃寬不一樣,他不是「紅毛鬼」,說的是廣東白話,又能像西醫那樣看病動手術,很快聲名鵲起。

那時候,他所在的醫院,每年能為2.6萬人診治。黃寬一生,幫3000多人取出了膀胱結石。

更深遠的影響,則是他參與籌建了中國第一所醫學院「南華醫學堂」。正是在這裡,報國無門的他將自己的語言特長一點點融入了對醫療術語的翻譯中。他既是解剖學、生理學和外科的教師,還撰寫了一套教材,包括3年制的基礎理論與兩年的臨床實踐,並為學校建立了實驗室與標準間。

他在特殊的歷史節骨眼上,第一次打造了這個國家現代化的醫療培訓體系。

再也不提福音,黃寬以傳教士般的熱情將生命貢獻給了廣州的病人與醫學教育。比起一同出國的同學容閎,這位同樣佔據很多個「中國第一」的醫生沒有留下太多記錄——除了若干醫學論文。他沒有回憶過私人生活,也沒有子女,婚姻短暫,在大部分日子裡,與姐姐的家人住在一起。

1878年,黃寬罹患項疽,卻碰上英國大使的夫人難產。儘管家人勸阻,他還是踏上了出診的路,最後大使夫人平安,他卻病發不治。去世的時候,還不滿50歲。

福音與報國,都飄然遠去了。剩下的唯一一條路,就是當一個真正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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