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授應該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吳萬偉 譯

　　在本文中，約克大學的喬治·佛里斯解釋了為什麼大學為民主生活做貢獻的責任與它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樣重要。

　　教授的責任是完成大學的使命。這些責任常常被總結為教學、科研和服務。在當今大學，教授們從事本科生教學、職業教學和研究生教學，從事基礎和應用研究，通過參與學院的自我管理為所在單位提供服務。

　　為了充分理解現代大學的使命，我們也需要理解大學與支持它的社會之間的關係。大學要完成一些任務，作為回報，它能得到政府行動、資本撥款、學費、科研機構的資金資助、公司的協議資助、以及私人慈善機構的捐款等。但要確保實現其任務所需要的自由探索，大學必須享有自主權，教授和學生具有學術自由。為了保護這種機構自主權和學術自由，大學實行自我管理的制度。

　　在與民主社會的社會契約方面，大學一直享有實現其使命的自主權。但這並不意味著大學可以無需磋商，自行其是。社會契約隱含著大學有義務對這些任務進行反思，要向社會表達其價值觀，一旦這些價值觀受到威脅，要堅決地捍衛，同時要結合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重新考慮自己的使命。

　　最近一些年，在兩個趨勢的壓力下，大學的研究使命被大大擴展了。其一是政府政策的轉變，政府把支持大學科研看作其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其二是科研商業化的要求已經成了大學確定無疑的責任。

　　我們進入了「新經濟」時代，國家的繁榮將取決於它如何創造和採用新技術：觀點就是國家的財富。多倫多大學前校長約翰·埃文斯(John Evans)宣稱「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創造新觀點和把它們商業化的組織能力成為經濟成功與否的關鍵。」難怪民主政府現在要求大學及其教授承擔創新的任務。

　　大學對經濟發展的責任不會也不應該消失。考慮到技術變革的本質和全球化動力，這種新責任也是合情合理的：大學是創造人力資本的地方，也是從事科學技術開發和商業化應用的地方。但我們應該為大學使命增加另一個責任：即大學為民主生活做貢獻的責任。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中，民主的需要和經濟的需要同樣緊迫。

　　大學的每個組成部分，無論是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還是職業學院、科學研究在後工業化社會的自由民主中都發揮關鍵作用。最重要的是，機會平等乃民主社會的根本，大學教育必須保證讓每一個有能力和意願的人都有機會上大學。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本科生教育就是民主社會的公民教育。大學是進入專業領域的大門，所有專業實踐都涉及到專業人士和客戶的不平衡，幾乎每個專業領域都不是由政府來管理的，都享有自我管理的特權。因此，在民主社會，所有專業人士關心客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就十分重要。大學代表民主社會承擔起培養專業人士的這種敏感性和注意力的教育責任。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裡，政治選擇要求對複雜問題進行評價。無論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研究還是政治協商，大學都有助於提高人們的理解能力。

　　大學的民主使命要求教授們承擔起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這個角色來源於在自主權和學術自由保護下進行科研的責任(和機會)。和政黨、媒體等其他民主機構不同，大學專註於科學研究，就是讓批判性反思和分析可持續存在下去的機構。

　　通常人們對「公共知識分子」概念的使用是模糊不清的。作家在使用這個詞時，所指的內容差異很大。許多作家用「知識分子」或「公共知識分子」來指代社會評論家。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在1993年英國廣播公司的瑞斯講座(Reith Lectures)中宣稱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的人，是挑戰正統和教條的人，是不會輕易地被政府或者企業收買的人，知識分子的主要義務是尋求抗拒這些壓力的相對獨立性，是向當權者說出事實真相。」(該演講稿後來以「知識分子的代表」為題發表)

　　長期以來，人們都承認學術自由讓人在進行社會批判時不用擔心失掉工作，但社會批判總是被當作學術自由的間接含義，而非大學對政治生活的直接責任。我們應該明確講出這一點。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社會裡，持續不斷的批判性反思和分析對選舉所需的其他選擇的表達和評價至關重要。

　　大學一直是社會批判的重要源泉。實際上，社會批判天生就在大部分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中，在哲學的眾多分支如政治哲學、法哲學和倫理學中。學者描述和解釋世界的著作常常包含著一種希望，即他們創造的知識將有助於改善現有社會。最後，社會支持科學研究正是因為人們相信新知識將給人帶來利益。戰後政府大力支持社會科學研究，正是這種支持幫助創造了當今的大學體制。

　　社會批判並非社會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唯一使命。社會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也不一定總是研究是非、正義、和平等問題。當然，大學裡的許多社會學家都是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和改革的熱情支持者，但這些領域的許多教授把自己看作不偏不倚的、立場中立的科學家，目的是提供對社會現象的客觀描述和分析。不過，我們很難完全區分社會科學和社會批判。我們並不要求每個教授都必須是社會批評家，但大學作為整體必須接受這個角色。需要指出的是，這個使命並不容易，往往伴隨著風險。

　　雖然有些教授和學生把自己看作「積極分子」並樂意承擔批評家的角色，大部分教授和學生都忐忑不安。大學董事會、校長及其他高級管理者更願意把社會批判看作自主權和學術自由的間接含義，而非大學對社會承擔的直接和明確的責任。大學要求師生支持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中心，因為批評家的角色讓大學與當權者發生衝突。

　　大學承擔這個角色的危險是很多的，也是顯而易見的。本來應該建立在好奇心和寬容心態基礎上的教學和科研很可能變成了灌輸教條和打擊異己的手段。就像黨派政治中的參加者一樣，社會批判可能破壞良好的學術研究習慣。另一方面，有些社會理論家非常明確地擁抱這個角色：他們把大學知識分子和學生當作社會變革的最主要推動者。但是，不管積極分子多麼渴望讓大學成為社會變革的代表，這種一廂情願肯定不符合社會與大學的契約中人們對大學的期待。作為一個社會機構，大學有保持中立的義務。當積極分子要求大學採取明確的政治立場時，大學的自主權將面臨危險。

　　在扮演批評家的角色時，大學教授面臨著一些風險，他可能背叛無利益糾葛的自由探索、公共辯論和機構自主權的基本原則。該風險是真實存在的，大學必須嚴格警惕越界行為。在提出批判觀點和替代性選擇時，必須按照學術界的經典要求：以證據為基礎，在與人交流時尊重他人。

　　我們應該在最廣泛的意義上使用「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也就是說它適用於批評家、給當權者講真相的圈外人等各色人等。在這種意義上，所有教授都是公共知識分子。教授通過為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課、繼續教育、發表科研成果來講授傳播新知識，但知識的傳播不能到此為止。大眾資助了科學研究，教授有責任與公眾討論其科研成果。當一個教授的著作或者演說超出了大學的圍牆，他自然就成為「公共」知識分子。

　　如果一個教授按照本專業的學術規範寫出來的旨在創造新知識的學術著作令受教育的大眾都能看得懂，他也就成為公共知識分子。雖然這種著作越來越少了，但我們仍然可以在歷史學家的書中找到這種著作，文學和文化批評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中也有這種著作。人們可以在大都市的報紙書刊專欄中找到這些學術著作的書評。

　　另外，如果一個教授的寫作和演講是為了向大眾介紹該學科，闡釋其科研成果的意義，他也是公共知識分子。這種科研不一定與大眾或者文化事務有關，其成果或許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天空是藍色的，或許是伊麗莎白女王一世的新傳記，或許是對中國漢朝時期絲綢之路貿易的經濟學分析。這種新知識就是因為知識本身而具有了價值。雖然這種介紹性的工作常常被不屑地描述為對學術研究的「普及」，但是如果把它看作邀請公眾參與思想生活，吸引人們加入到觀點世界中來的手段，其重要性不可小覷。這種生活和這些觀點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這種公共知識分子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更廣泛的世界上為自由的學習做貢獻。公共知識分子是終生學習的實踐者和功臣。

　　但是，教授們的幾乎所有作品都是發表在學術刊物上或者通過學術出版社出版的，其目標讀者是學生、專家和其他教授，很少著作是直接針對大眾的。大學的學科化組織結構和新知識探索的越來越明顯的專業化傾向限制了教授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可悲的是，科研的成功反而使它與資助研究的大眾越加疏遠了。

　　毫無疑問，向大眾宣傳科研成果，讓大眾的想像力參與科研，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介紹科研成果完全符合大學和教授們的利益。一旦大眾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他們就更容易支持大學。不過，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不可能靠這種工具性動機的驅使，我們必須認識到擔任公共知識分子是大學教授為民主社會應盡的義務。

　　在後工業化社會，理論知識和新知識變得越來越重要。社會資助大學的科研，而享有眾多特權的大學有義務儘可能地讓知識通俗易懂，大學教授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應該向大眾傳播新知識。

　　長期以來，大學並沒有強調這種責任。享有公共知識分子大名的教授毫無例外地說，大部分同事對當公共知識分子感到猶豫不決(他們擔心這讓你遠離真正的科研，或擔心長期給公眾講話，自己也變得愚鈍和麻木);還有的同事對他們充滿敵意(你已經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成為熱衷名利的傢伙);也有人羨慕(你成功了，我希望像你那樣出名)。學術界的評價機制沒有配備評價公共知識分子對公共對話所做貢獻的內容，職稱評審和教授崗位評聘委員會很少關注這些貢獻。這種局面需要改善。第一步應該是明確承認大學的這個使命，然後制訂出評價公共貢獻的措施。這種評價可能是困難的，但並不比評價教學更難。我們可以在職稱評審、晉陞和獎勵等問題上讓公共貢獻具有一定權重。大學教授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花費的時間實際上是在完成大學對民主社會所承擔的使命。

　　因此，大學必須接受社會的評估，必須為它對民主社會所做的一切承擔責任。偉大的大學不僅因為科研質量高、學生成績好、畢業生的社會貢獻大，而且因為它的教授們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對民主社會所做的巨大貢獻。

　　譯自：「Professors as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George Fa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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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喬治·佛里斯(George Fallis)約克大學社會科學部經濟學系教授，著有《多科大學、觀點和民主》(多倫多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