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震雲 傾聽芝麻變西瓜的聲音.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京 最後更新：2012-09-04 09:45:24

劉震云：1958年5月生於河南，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一地雞毛》《手機》《溫故一九四二》《一句頂一萬句》，並屢次登上中國作家富豪榜的前30位，最新作品為《我不是潘金蓮》。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姜曉明/圖）

「生活這麼荒誕，還用你去編么，再編能編得過生活么？」

劉震雲走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北京圖書中心的樓道里，跟出入辦公室的人打著招呼。這是他熟悉的地方。這些年，劉震雲新書的版權頁上，總是有著令人驚嘆的首印數。《我叫劉躍進》是20萬，《一句頂一萬句》是40萬，這本放在我面前的《我不是潘金蓮》，首印數是50萬，對於中國那些心懷著書夢想的人來說，這些數字光亮耀目令人艷羨。

有的人卻不以為然——在一些人的觀念里，發行量太大對於嚴肅作家而言，是一件令人害臊的事情，那是通俗小說作者和教輔編撰者才相匹配的圖書印數。劉震雲對此報以微微一笑。在他看來，寫得好的東西一定是跨越了文學的藩籬與邊界。就好比在一個縣城裡，沒什麼搞文學的人，但你隨便找個人問問，知道李白和曹雪芹嗎？沒有人會不知道。

「這就是文學的力量。」劉震雲說，「你寫的東西沒人看，還要納稅人每個月給你工資，這合理嗎？如果一個作家離開納稅人的錢會餓死的話，他就不應該從事這個職業。」

民主的果實

去年，由中國作協主辦的茅盾文學獎公布獲獎名單時，劉震雲在菜市場買菜，正猶豫著是買西紅柿呢還是買茄子，中午是吃西紅柿打滷麵呢還是茄子打滷麵。西紅柿比茄子貴。此時，出版社的人來電告訴他，《一句頂一萬句》獲獎了，獎金比過去高很多，他當即決定：買西紅柿。

「獎金提高了多少呢？」我問劉震雲。

「以前是5萬，這一屆李嘉誠有個贊助，變成50萬了。」劉震雲說。

獲獎的共5位作家。這次投票跟以往不同，採用的是實名制。這樣一來，投票人就得考慮自己的面子，手中一票得體現自己的見識，而不只是跟誰關係更近。「好多人把民主說成一隻猛虎，一實行民主就天下大亂了。」劉震雲說，「沒想到，民主在文學的荒蕪田園裡實驗了一下，沒亂啊。」

獲獎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是長江文藝出版社報送的，他根本沒指望能評上，還跟出版社的人說，報啥啊，別跟人家摻和了。出版社說，試試吧，沒壞處。「這邊試試，那邊的民主選舉也試試，這倆試碰到一塊了。」他把這歸結為民主的力量、傾聽的力量。

劉震雲一家，妻子郭建梅是著名公益律師

我不是潘金蓮

不會傾聽——是整個社會的毛病。《我不是潘金蓮》里，農村婦女李雪蓮去告狀，各級官員都沒理她，結果是，各級官員都倒了。劉震雲認為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沒有傾聽」。「這些官員，關心的是升官發財的事，沒有人傾聽像李雪蓮這樣的人的內心活動。平常不聽老百姓的聲音，什麼時候聽呢？」

在劉震雲看來，任何領域的探索，都是找原點的過程。哲學通過理性的渠道，數學通過數字的渠道，文學通過情感的渠道，而情感需要通過語言來表達。「毫無疑問，小說是語言的藝術。」小說人物的語言關乎心理活動，牽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何讓人物的語言自然發生，他覺得，傾聽比干預要好。傾聽的重要性不僅能把人物的語言寫好，而且能讓作者放下姿態與負擔。「書里的人物說的話往往比你想說的話開闊、深入。」

李雪蓮的話沒人傾聽。劉震雲把李雪蓮的處境與哥白尼相比較。和李雪蓮一樣，哥白尼也是要糾正一句話：太陽不是圍著地球轉。不同的是，哥白尼追求的是科學，李雪蓮追求的是正義。

李雪蓮原本想解決的就是芝麻大的事情。她和丈夫為了生第二個小孩，假離婚，誰知離婚之後，丈夫跟了別的女人，成了真離婚。她要告丈夫甚至自己，糾正假離婚這件事情。這本來是她跟丈夫的事，很快變成了她跟法院的事，接著變成她跟縣政府、市政府、省政府的事，她一路上訪，最後鬧到北京，鬧到了人民大會堂。因為她的事情，各級官員陰差陽錯地全被撤了職。政治的邏輯、社會的邏輯、生活的邏輯，全插到家務事中去了。本來一樁芝麻大的事情，因為大家都不「傾聽」，結果「芝麻變成了西瓜」，一切都無法收拾。

小說分三章，前兩章都是序言，第三章才是正文。李雪蓮屬於前兩章「芝麻變西瓜」那部分。小說的正文，則沒有李雪蓮，只有因為她而被撤職的前縣長史為民。劉震雲認為，老史才是小說真正的主角。如果說李雪蓮是用嚴肅對抗荒誕，老史就是用荒誕對抗荒誕。春運期間，當老史在北京火車站因為買不到火車票回家打麻將時，急中生智，舉起一塊要上訪的牌子，結果，他被兩個協警一路護送回了老家，連火車票都省了。老史看透了這一切，他反彈琵琶，用了「西瓜變芝麻」的辦法，把複雜變成了簡單。

有話怎麼說？

《我不是潘金蓮》仍然是一個關於「說話」的故事。從《一腔廢話》、《手機》到《一句頂一萬句》，都是圍繞「說話」展開。「說話」成了劉震雲小說反覆打擊的一個點。「我也沒有有意地要把這些做成一個系列，這一時期，腦子是不是無意中在『說話』的隧道中穿行，有可能是這樣。」

《一腔廢話》是說廢話的作用。為什麼生活中有那麼多的廢話？因為廢話支撐著我們的生活。《手機》是說謊言的作用。謊言支撐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謊言存在的時候，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是十分穩定，當謊言被揭破，對生活的破壞性是致命的。「當手機充滿了謊言，就成了手雷。」這句話經由同名電影的傳播，已經令許多人耳熟能詳。

《一句頂一萬句》是說——講真話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心裡沒有這句話，而是有這句話找不到訴說的對象。書里有一位義大利牧師老詹，他發現中國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區別就是，西方人遇到心裡話有地方說，中國人沒地方說。為了給中國人找一個能聽人說話的人，他不遠萬里從義大利來到中國。當他把上帝送到中國人面前的時候發現，中國人跟上帝沒得說。「中國人有一個極大的哲學觀是什麼呢，講有用，無用在中國不盛行。」劉震雲說。

《一句頂一萬句》和《我不是潘金蓮》不同的是，前者是想說一句自己的話，後者是想糾正一句別人的話，後者比前者更困難。李雪蓮用了20年也沒把這句話糾正過來。

有人評價劉震雲的小說特別繞。「繞是為了什麼啊，為了不繞。」劉震雲說，《我不是潘金蓮》就是為了證明「所有疊床架屋的制度都是扯淡，特別荒誕，對付這種荒誕就用最簡單的辦法——打麻將。」

真實最荒誕

多年前，劉震雲的代表作《一地雞毛》里，故事圍繞著「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餿了」展開。這樣的創作方法在其之後的作品中屢見不鮮。他把事情從一個很小的點推向荒誕。什麼東西最荒誕？好多人認為荒誕的東西最荒誕，劉震雲認為不是。「真實的東西最荒誕。」

「生活這麼荒誕，還用你去編么，再編能編得過生活么？」在他眼裡，好萊塢大片厲害，可任何一個大片都超不過生活本身。把生活中的邏輯寫出來，足夠了，「你需要的是傾聽。」劉震雲說，「很多人說要體驗生活，要直面現實，這話都特別扯淡，你整天都在生活裡邊。」

道德與規則

《我不是潘金蓮》里的女主人公叫李雪蓮，劉震雲說，這是他的成名作《塔埔》里李愛蓮的妹妹。寫了這麼多年，劉震雲開始繞回故事的開頭。他還打算把《一地雞毛》里小林的故事繼續寫下去。「30年了，中國的變化太大，這些故事一定能夠寫得如泣如訴。」

和筆下的人物聊天——這是他寫作的驅動力，也是他的樂趣所在。現實中找朋友吃飯聊天需要找時間找空間。但對於寫作者來說，他有充分的時空和自己筆下的人物聊天。「寫作能讓你跟願意待的人待在一起。」

生活中，劉震雲最討厭兩種人：一種是故作高深的人。「經常會有人拍著你的肩膀說：這事啊，你得好好想想啊。他的內心一定很虛榮。」另一種是特別嚴肅的人。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範，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髒國家。」這是胡適說過的一段話，劉震雲非常欣賞。

這本《我不是潘金蓮》，講述的同樣是關於「規則」的故事。李雪蓮無意中攪亂了規則，老史有意利用了規則。社會結構看似規則繁複卻毫無規則，或者說，只有潛規則。

（實習記者楊凡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