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談《歧路燈》：中國古代絕無僅有的教育小說

平頂山李綠園故居內，展示有多位文學家對《歧路燈》的稱讚。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歧路燈》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為題材的白話長篇小說。被專家們稱為「我國古代絕無僅有的一部教育小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州書畫社(現河南古籍出版社)所出欒星校注本《歧路燈》，在社會上引發巨大反響。這本書序言，是姚雪垠所作。姚先生寫道：「從抽象道理說，這本書在今天對做父母的如何教育子女，青年人如何不受流氓阿飛引誘，不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嗎？再看小說中寫的那位盛公子是一位布政使的孫子，不務正業，整天呼朋引類，吃喝玩樂，不是可以作某些『高幹子弟』的一面鏡子嗎？」書出版後，有位領導認為姚序中「高幹子弟」的提法「不妥」，要求重印時刪去。出版社很為難，徵求姚先生意見。姚先生回信嚴厲批評了這一說法，他說：「周總理早就說過，我們的高幹子弟要自覺改造自己，不能學八旗子弟。那句話絲毫沒有攻擊社會主義的意思，也不會有損於黨本身的威信。對一句話做出不必要的修改，反而會無意中對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抹黑。我們都要養成一種新習慣：多從社會主義民主制度考慮問題。我們愈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批判對『四個堅持』的反對態度和言論，愈要加強社會主義民主精神。」聯想到當下「官二代」、「紅二代」不斷爆出的違法亂紀行為，我們會發現，姚先生多麼具有長遠眼光，這本書又多麼具有現實意義。李綠園著《歧路燈》，是為自己子孫也為天下世家子弟而作。書中除「八字方針」外，還有條極重要的勸誡：「戒酒戒賭。」當時他清醒地認識到，教育問題迫在眉睫又形勢嚴峻，但他無力改變的是：「哪家子孫敢言與天地不朽？」李綠園，當如魯迅所言，是「黑屋子裡，夢醒來卻無路可走者」。記者 盛夏 文圖它與《愛彌兒》同時誕生 將眼光擴展到全世界範圍，十八世紀中後葉的世界文壇上，東西方几乎同時出現了一部教育小說，它們是《歧路燈》和《愛彌兒》。後者名氣遠超前者。《愛彌兒》是法國傑出啟蒙思想家盧梭的重要著作，是世界上第一本小說體教育名著。它通過愛彌兒受教育的故事，宣傳作者的教育觀點，即把孩子放在大自然中令其自由成長。作為一本五卷本長篇巨著，盧梭尖銳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教育，提出個性解放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兩本書，產生時間基本相同，都在1760年前後，均是作者約50歲時創作。兩書題材相同——都是教育小說，情節結構也相似，均以一個名門望族子弟的成長為線索，結構故事，安排情節，小說主人公成長史這條主線上貫穿了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反映社會生活面較廣闊，表現思想內容較豐富。學者張國光著文道：「兩本書教育思想上也有接近之處。盧梭認為教育可以預防人變壞，貴族子弟也可以教育好的，他主張恢復自然人，出發點是人性皆善論。李綠園雖是封建思想家，卻也受了萌芽的資本主義因素影響。盧梭主要寫如何防止純潔少年變壞，李綠園著重寫失足青年如何得到挽救，使其本性得以恢復，從這一方面而言，《歧路燈》與蘇聯大教育家馬卡連柯的《教育詩》也有某些相似之處。」《愛彌兒》一出版，即轟動了法國和西歐，影響巨大。《歧路燈》卻被埋沒了二百餘年，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真正為廣大讀者知悉，其價值，仍有待研究者悉心發掘。家庭教育：理智施教、愛而不嬌《歧路燈》中展示了完整系統的教育思想。它講良好的家庭教育，首先要為子女創造良好的家庭環境。譚紹聞父親譚忠弼(字孝移)，「為人端方耿直，學問醇正。相與幾個朋友，都是些極正經有學業的朋友」。他每日看書，或與一二知己商詩訂文。譚紹聞小時，父親經常把他帶到書房，或認字，或讀書，或說故事。上學之前，父親口授《論語》、《孝經》，譚紹聞已大半成誦。良好的家庭學習環境，是譚忠弼有意為兒子營造的。譚父逝後，譚紹聞先是碰到劣師，經常逃學。隨後與浮浪子弟結交，之後開始墮落。譚紹聞本人經歷墮落敗家大挫折之後，立志改過。他用父親教導自己的方式教導兒子，搬家後先修書房，與兒子同在書房苦讀，不與外人聯繫。自己中舉，兒子也成了才。書中關於家庭教育還有條重要原則：「理智施教，愛而不嬌」。譚家五世單傳，譚紹聞是父親四十歲所生。譚忠弼對兒子「甚是珍愛」，但決不溺愛。兒子出去玩，他照頭一掌。家中沒有任何娛樂設施。對兒子交遊，他約束甚嚴，「門無雜客。」母親王氏正好相反，她給兒子誤請劣師，弄得兒子「臉上一點書氣也沒了」。譚忠弼去世後，她又「糊塗溺愛」，縱容兒子與浮浪子弟結拜，先學賭，再學嫖。她還把十三四歲的兒子奉為「一家主子」，使其為所欲為，大量敗產。家中忠僕王忠，代其管束，王氏對王忠「恨得沒法」，以致攆了出去。王氏如此，緣於她自身素質低下，滿身都是小市民俗氣。她貪小便宜，利令智昏，縱容兒子嫖賭，又見識短淺，愚昧無用，既無教育能力，更無教育方法。丈夫死時，兒子才十幾歲，王氏「縱子如殺子」，兒子「耳少正訓」，終至敗落家產，聲名掃地。譚紹聞自己也對母親不滿，他道：「我若能常聽重話，未必會到這種境地。」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一個都不能少」《歧路燈》中有「八字方針」——「用心讀書，親近正人」。所謂「親近正人」，正是社會教育中的重要原則。譚紹聞誤交惡友，規勸下也曾改志向學。惡友又來引誘。譚拒絕，並表示不滿：「張宅他家非賭即娼，我一個年輕人走來走去，高低沒有好處……我一向沒主意，胡鬧，既以兄弟相待，還該勸誡才是，如何我今日立志好學，你一定推我下水是怎的？」惡友仍將其騙至尼姑庵，拿為把柄，將其脅迫至張宅。已改志讀書一年的譚紹聞，先與匪人喝酒，酒後又賭又嫖，欠下大筆賭債，種下禍根，敗家路上又走了一大步。如此故事，書中反覆出現。體現了作者思想，即青少年結交何種人，置身何種社交場所，對其影響甚大。不結交匪人，不涉足賭場、妓院等地，就不至於被拉下水走向歧途。主動拒絕負面社會教育，才能守住做人的根本。作者不但通過故事表現，還通過詩詞、議論一再強化這個觀點。作者議論道：「學生定要擇地而蹈，守可失之嚴，不可失之縱也。試看古聖先賢，守身如執玉，臨死時，還是一個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光景……提耳之言，不憚窮形極狀，一片苦心，要有福量的後生閱之，只要你心坎上添上一個怕字，豈是叫你聽諧語，鼓掌大笑哉？」《歧路燈》中，對當時主要學校教育形式，均有藝術表現。又結合主人公成長曆程，著重寫對其影響密切、深刻的家塾，簡寫縣學、府學、國子監等。其中許多教育思想，今天看來仍有認識借鑒價值。《歧路燈》表達了尊師重教的思想。譚父為譚紹聞延師，請的是端方博雅的婁潛齋。延師過程畢恭畢敬，禮數妥帖周全。婁潛齋年薪，「束金四十兩，節儀八兩」，此外供給柴米油鹽。在當時可維持中等生活水平。「國將興，必貴師」，是古今相通的一條真理。書中講到優秀老師，要有一套正確訓蒙方法，要敢嚴格管教學生，不能「縱慣學生」。良師婁潛齋，管學習，還管做人。不讓學生講究穿戴。對學生交友，他十分嚴格。他的兒子兼學生婁朴，中秀才，他卻讓婁朴罰跪，原因是婁朴與不該交往的人「拱一拱手」。劣師侯冠玉對學生「曲意先迎」，公然給譚紹聞講「算命」吹捧他，說得譚「自己也不認得自己了」。書中還有明師智周萬循循善誘，將啟發學生悔過自新的思想，糅到教學中。他實行「個性化教學」，針對譚紹聞出作文題，又針對其弱點寫一篇「戒賭箴銘」。譚紹聞「聞老師之言，發聾振聵，永不做非禮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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