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如何重建中國社會道德體系

06-23

如何重建中國社會道德體系

（2011-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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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專欄

　　社會道德解體了，而社會必須具有道德才能生存，這表明道德必須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國社會面臨的一個最為嚴峻的挑戰。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須跳出目前的左右爭論。本欄上周已經論述左右派在道德問題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實際上，在它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背後的則是利益，特殊階級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須認識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價值。

　　換句話說，道德重建必須去階級化。在這方面，中國應當對接受了近一個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重新評估。馬克思科學地分析了市場對社會道德的負面影響，但並沒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馬克思提倡的是階級鬥爭，把道德分解成資產階級的道德和無產階級的道德。但那麼長的歷史已經說明，階級鬥爭不僅無助於道德重建，反而會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敗。階級鬥爭表明社會的對立，而一個不同階級間高度對立的社會，很難進行道德建設。

　　階級論也不僅僅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很多自由主義者儘管不強調階級，甚至因為馬克思所提倡的階級論，對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經濟不利而反對階級論，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階級形成的一種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義者沒有能力來緩解或者調和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階級，那麼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就會發生重大社會危機。

　　實際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會成員是平等的，無論貴賤，無論貧富，他們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這似乎類似一種宗教解釋，但實際上人們不需要用宗教來解釋社會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種文明，開始之初，人們都用普遍的人性來解釋道德的需要。

社會分化導致道德解體

　　市場經濟必然導致社會分化。在市場經濟產生之前，儘管也不存在絕對平等的社會，但社會成員之間的差異，尤其是經濟差異並不很大，這是因為大多數社會成員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學術的話來說，是一種生存（或者生計）經濟。市場經濟是人類創造財富的最有效的機制，但也導致了收入分配差異拉大，財富分配不均。社會分化導致社會道德解體。

　　怎麼辦？歷史上有兩種方法。一是馬克思路線，即消滅資本主義，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現象。但歷史證明這種方式已經失敗。從馬克思主義演變到最後斯大林版本的貧窮社會主義，等到消滅了市場經濟，社會就沒有發展的動力。國家通過政權動員來發展經濟，可以持續一段時間，但沒有可持續性。最終社會變成了普遍貧窮社會。在人人貧窮的狀況下，只能產生虛假的道德。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其實也並無道德可言。

　　另一種方式就是用社會主義，來遏制和消化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對社會道德的衝擊。這是西歐發達社會的經驗。通過長期的社會主義運動，歐洲社會從早期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慘世界」式的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沒有歐洲的社會主義運動，很難想像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能夠生存到現在。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主要貢獻，就是確立了一個社會領域。當市場經濟或者資本主義仍然在經濟領域發揮其作用的同時，通過提供保護社會的機制，避免社會領域的過度市場化和貨幣化，從而保護了社會領域。儘管人們非常強調宗教在提供西方社會道德資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沒有近代以來的種種保護社會的機制，很難保證社會道德體的生存和發展。回到中國，要重建道德，人們也不得不在這些方面做文章。很難想像通過消滅市場經濟而能重建道德。這已經被證明為失敗。實際上，消滅市場經濟本身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而這個過程本身就會製造出無窮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誰是主體？

　　道德的重建，誰是主體呢？既然道德的解體是資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三者互動的結果，那麼道德的重建也離不開這三個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過程中，政治和社會的力量扮演了最為重要的作用。資本儘管是道德解體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還是需要資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經濟成本，這種成本必須是由資本來承擔的。西方福利社會的基礎還是市場經濟，沒有足夠的財富，就不會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國，政治權力或者政府能夠在道德重建過程中做什麼呢？至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政府需要構建一個有利於道德產生和發展的結構，那就是經濟、社會和政治三者之間的平衡。任何社會具有三種力量，即經濟力量（錢），政治力量（權力）和社會力量（人口）。這三者的相對平衡有助於社會道德的產生和發展；反之，一旦這三者之間失去平衡，道德就會面臨解體。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各級政府沒有在資本和社會之間做好平衡的角色。現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資本這一邊的，包括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和外來資本等等。一個嚴酷的現實是，在任何社會，不管其實行怎樣的政治制度，較之於資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會力量總是最弱小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任何社會，一旦社會起而反抗其它兩種力量，往往表現為暴力性。很顯然，暴力往往成為社會保護自己的最終的手段。在中國，因為缺乏民主政治機制，社會力量本來遠比其它社會弱小，一旦當資本和政治兩種力量結合在一起的時候，社會力量變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國社會對資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敵視，甚至暴力化，就是權錢結合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道德就蕩然無存。

　　在中國，政治力量和資本力量相結合還產生了其它兩個結構的失衡，那就是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當政治權力和國有企業合而為一的時候，民營資本的力量就顯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資本對政治力量是一種有效制約，中國的私人資本極其微弱，對政治權力不僅沒有任何制約性，反而高度依賴於政治力量。因為在中國，國營企業是大型企業，而民營企業大都是中小型企業，結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失衡。在任何社會，中小型企業是社會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經濟空間。中小企業弱小，表明中國社會的大部分所擁有的經濟空間極其微小。也很顯然，這些關係的失衡，對社會道德的生產和發展構成了結構性制約。或者說，道德沒有社會經濟基礎。

　　如果說經濟領域和社會領域的分離是經濟發展所必需，那麼政府就要提供足夠的保護社會的機制。這就要求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相對分離。只有當這兩個領域相對分離的時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會和資本力量之間作為一個仲裁者，平衡兩者的力量。在當今世界，西方世界因為有大眾民主，政治傾向於和社會力量結合；中國因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資本成為天然的聯盟。這兩種極端都產生著很多的問題。西方的民主經常成為民粹主義，民主政治成為福利政策「拍賣會」，使得其經濟體系不堪負擔。中國資本和政治力量的緊密結合，正在有效地破壞著社會基礎。自由派經常忽視第一個問題，左派經常忽視第二個問題。

　　政府可以做也必須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為社會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夠的制度保障，這方面主要體現在法治和法制建設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儘管人們談論中國社會道德體系的解體，但道德還是存在的。問題在於，不好的制度在遏制著道德，而在弘揚著非道德。制度必須揚善遏惡，而不是相反。要揚善遏惡，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變革。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願意接受艾滋病（愛之病）人的醫院，那些因為病人的錢不夠而中途中斷了手術的醫生，那些誣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這些行為都必須受到法律的懲罰。

　　如果法律不能懲罰這些，那麼就無異於鼓勵非道德。實際上，在GDP主義指導下，中國的法律現狀就是這種情形。中國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國已經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需要保護社會的。現在的法律體系保護不了社會，名實很不相符。在權和錢合為一體的情況下，保護社會很難成為法律的目標。

政府無法提供道德力量政府可以提供一種有助於道德產生的經濟結構，也可以提供一個有助於道德產生的法律結構，但很難提供一種道德力量。傳統中國社會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現為儒家。但是這種傳統模式已經不再可行。當農業社會不再的時候，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當然，儒家可以作為一個私人道德基礎存在於社會。

　　如同任何社會，政府必須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絕非政治教育。中國長時期的、由政府主導的政治教育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往往適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愛國主義教育運動下，培養出多少毫無愛國主義的個人來。清朝末年，當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的時候，中國百姓幫八國聯軍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沒有人可以肯定地說，現在這種情況完全不存在了，人們比當時更愛國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其它種種道德運動也毫無所獲。

　　在上世紀30年代，蔣介石曾經發起一場近似法西斯主義的「新生活運動」，即一場道德重建運動。儘管有多種因素干擾了這場運動，但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原因很簡單，道德是社會成員互動的產物，很難通過自上而下的力量來施加於社會。

　　中國社會道德的建設還是需要社會的作用，通過自下而上的途徑。從社會力量來說，要拯救道德，必須有兩個前提。一是公民社會建設。社會必須具有足夠的空間，才能發展起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空間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種非政府組織也在湧現。不過，社會空間的增長，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領域，在關鍵的道德領域（尤其是宗教），社會空間還是非常有限。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還是繼續假裝著能夠提供。這就出現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後必須意識到這一點，逐步正式從道德領域退出，讓社會來承擔提供道德資源。但必須強調的，如上所說，政府必須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還需要一場持久的全社會的公民社會運動。公民社會運動在西方社會道德轉型和重建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個社會個體息息相關，因為沒有道德，社會就難以生存和發展。中國公民社會在發展，但對道德重建的意識還相當淡薄。這並不是說沒有。從社會對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應來看，道德意識還是存在的。但潛藏在社會成員中間的道德意識需要被動員起來，才能形成氣候。作為整體，中國公民社會的道德意識遠較其他社會薄弱。這主要是因為長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會的道德運動，有望可以建設公共空間的道德，也就是公德，這是中國最需要的。

　　因為道德的解體，中國社會個體已經面臨生存危機。一個沒有道德的社會，無論你有多大的權力還是多大的財富，也難以生存。沒有道德、沒有信任，社會到處就會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會的自救。要不自我毀滅，要不自我拯救，人們所面臨的選擇並不多。任何社會在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都要經歷道德重建的過程，中國也應當是行動的時候了。

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還是繼續假裝著能夠提供。這就出現了道德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