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對話夏雙刃20120802

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

<觀世變>No.3 20120802

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戊戌變法雖然被他因各種隱情而出賣，但後來很多新政，實際上是由他推行的，後來中國很多司空見慣的事物，實際上都是在他主持下發端的。

一、對中國造成顛覆性改變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鳳凰網歷史：

晚清西方各種思想學說都引入了中國，您能簡單講述下西學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嗎？

夏雙刃：在清末傳入中國並發揮極大影響的西方思想，既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也不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而首推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其影響之大，迄今在中國翻譯界尚無出其右者，可以說啟蒙了整整一代中國人。[詳細]

二、陳其美有充足的理由刺殺宋教仁。

鳳凰網歷史：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宋教仁被刺殺的幕後主使並非袁世凱，而是陳其美，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

夏雙刃：陳其美刺殺宋教仁有著充足的理由。一是宋教仁的「毀黨造黨」，初步形成符合政黨政治需要的國民黨，其中堅幹部是在北京的吳景濂等人，而非老同盟會那些職業革命黨。實際上，宋教仁已用其非凡的熱情和才幹，手創了一個全新的政黨。[詳細]

三、宋教仁從未認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鳳凰網歷史：

如何看待孫中山與宋教仁之間的矛盾？宋教仁與孫中山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夏雙刃：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他從未認同過三民主義，尤其是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二是他不認可孫中山在邊境起義的戰略部署，認為應該在長江流域特別是湖北起義，以輻射全國，即所謂「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詳細]

1 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2 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3 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4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核心提示：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戊戌變法雖然被他因各種隱情而出賣，但後來很多新政，實際上是由他推行的。他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北洋大臣，鐵路、警察、實業，甚至軍樂隊，後來中國很多司空見慣的事物，實際上都是在他主持下發端的。

夏雙刃先生（嘉賓供圖）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對話文史學者夏雙刃文字實錄，整理：楊超

嘉賓簡介：夏雙刃，民間學者，專註於中國近代史研究。

南京臨時政府的民主氛圍相當濃厚

鳳凰網歷史：您覺得該如何解讀陶成章被刺殺這件事？是為爭權奪利嗎？對中國歷史有何深遠的影響？

夏雙刃：內訌、內耗、內戰是中國政治一大特點，直到今天，有關方面仍然熱衷拍攝關於內戰的影視作品，其實這是非常可恥的。早在秦朝末年，造反者在滅秦之後，即進入你死我活的殘酷淘汰賽，最終勝者只有一個劉邦。歷代莫不如此！清末的這些造反者，首先是中國人，其次才是革命者，他們接受的舶來理念本來就相當膚淺，想擺脫這種惡劣基因的影響談何容易，因此，這些實際上從革命之初就內訌不止的民主革命先驅們，其實並不可笑，而是非常可憐，因為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

陶成章遇刺，是中國司空見慣的造反者內訌。革命黨人的內訌，突出地表現在中華民國國旗圖案上。民國成立確定國旗時，孫中山主張用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用井字旗，袁世凱青睞龍旗，黎元洪主張用九星旗（其實是十八星，內外圈各九星），章太炎則力主用五色旗。最終，五色旗因其「五族共和」的意義，被臨時參議院確定為國旗。武昌起義時使用的九星旗，代表著武漢方面的勢力，被確定為陸軍旗；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代表著以興中會為基礎的那部分同盟會員，最初被確定為海軍旗；黃興力主的井字旗，代表著同盟會中的原華興會人馬，也跟著他自己的身份成為元帥旗（方藍井白）及副元帥旗（方白井藍）。此外，還有白旗、金瓜鉞斧旗，代表著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會道門。

孫中山對五色旗是堅決反對的，但臨時參議院在激烈爭論之後，沒有尊重他這位臨時大總統的意見，還是採用了五色旗，這說明南京臨時政府的民主氛圍還是相當濃厚的。內訌與民主並不矛盾，關鍵要看能否以正確而穩定的制度來約束之。可惜的是，民國初年的民主沒有取得應有的進步，內訌卻無節制地升級。於是，到了1916年洪憲帝制中，五色旗被「殘忍地」加上了一輪紅日，此所謂「五族共戴一君」。

光復會是知識分子和讀書人的革命黨

五色旗的設計者是江蘇都督程德全，他之所以能以江蘇巡撫的身份「挑瓦革命」，除了其本人的見識和性格原因外（他曾經橫卧於鐵軌上，阻擋俄國火車開入黑龍江），還與光復會的策反有關。上海光復後，光復會員尹銳志等人策劃遊說了程德全，促成了江蘇獨立。隨後的浙江、南京光復之役，光復會皆被認為是「在諸軍中最號稱能戰者矣」。南京光復使革命黨完全控制長江下游，緊接著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受命為援鄂軍總司令，溯江而上支援武昌，遂造成南北均勢的形成，此即南北議和的背景條件。由此可見，光復會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光復會也是晚清革命黨團體中最具精英氣質的一個，其代表人物陶成章、章炳麟、蔡元培、徐錫麟、秋瑾、趙聲、柳亞子、陳去病等，都是文武兼資的一代俊傑。與興中會、華興會、文學社、共進會等相比，光復會的精英色彩更濃。後來被公認為「吾黨菁華」的部分黃花崗烈士，以及魯迅等都是其會員。

數百年來，中國文教最發達的地區首推江浙。滿清入關後，這一帶士人的抵抗運動最為激烈，直到雍正年間，仍有呂留良等人在堅持反清。這個反清復明的傳統，在此綿延不絕，因此在清末產生陶成章、章太炎、徐錫麟、秋瑾這樣的排滿主義者毫不意外。誠如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所言：「浙江為人文薈萃之地，學者多出其間，而此間學者多以講求國故，常起祖國淪亡之感。」1904年，光復會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確定宗旨為「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江浙雖未成為首義之地，但新舊勢力的互動卻是最好的，程德全的皈正便是典型一例。在此過程中，光復會的作用舉足輕重。

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作為光復會的領袖，陶成章的精英色彩也是相當濃厚的。中華書局《陶成章集》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對儒家經典的解讀，曾寫論文對比過春秋列國的國際法和近世的國際法，說明其舊學基礎相當了得。他的兩部較為重要的著作是《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和《浙案紀略》，前者實際是一部中國政治史，可惜只寫到夏朝就輟筆了，但夏朝以前居然洋洋洒洒寫了近十萬字，可見其學識非同小可；後者則是記錄浙江革命黨人活動的回憶錄，是極為重要的一手資料。從其文字可以想見其人，他對陳其美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極為不滿，並因此與陳發生齟齬。在民初魚目混珠、烏煙瘴氣的革命黨大排檔中，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陶成章和陳其美的衝突，是民初革命黨人內訌的一個典型案件。陳其美身兼青幫大哥的身份，江湖習氣極重，日日在妓院中廝混，對革命黨自我宣傳的正面形象相去甚遠……早在日本時候，陶成章便當著孫中山的面表達過不滿，陳其美對此相當不滿。雖然光復會在上海光復中居功至偉，但在青幫勢力的支持下，滬軍都督仍由陳其美擔任。而陳其美得隴望蜀，放眼更為廣闊的地盤，欲兼任浙江都督。陶成章則在浙江擁有極高的人望，成為陳其美的絆腳石。偏生陶成章極為直率，在力辭浙督的同時，放言「賢能者均可，唯陳其美不可」。當此之際，陶、陳的關係已勢如水火。鑒於陳其美對暗殺手段的偏愛，陶成章被刺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陶成章和陳其美的衝突，也是光復會和同盟會矛盾的縮影。同盟會成立時，在國內的光復會員如徐錫麟等始終拒絕加入同盟會。1907年，因清廷的外交壓力，孫中山被日本政府以一萬元的「禮送費」驅逐出境。同時，孫還接受了一個日本商人的五千元饋贈。由於孫只留給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二千元（一說五百元），引起了陶成章、章太炎等光復會員的強烈不滿。後來陶成章到南洋為革命籌款，遭到孫中山的阻擾，甚至不惜誣陷陶為清廷密探。陶成章還發現孫中山在南洋的革命宣傳有極大的偏頗，如光復會徐錫麟、秋瑾等人的壯烈事迹，南洋華僑竟聞所未聞。久之，積怨越來越深，陶成章、李燮和等遂發布《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詳列孫中山的陰暗面。南洋是孫中山的地盤，孫自然奮起反擊，於是革命黨人在南洋打了一場沒有硝煙的大戰。大戰的結果是，陶成章等人率舊部反出同盟會，重組光復會，公開在南洋全力經營，從此與同盟會結下不可調和的仇恨。因此，陶成章之死，決不能僅僅追究到陳其美，孫、陶矛盾至少是一條重要的成因。

1 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2 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3 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4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陶成章之死標誌革命黨精英團體被逆向淘汰

至於蔣介石，則只是一個執行者。他奉陳其美之命暗殺陶成章成功後，即被送到日本避禍。此番暗殺對他的心理不無影響，因此此番在日本，他的心態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被日本國民性的優秀一面所感染，忽有所得，從此成為陽明信徒，幸甚至哉。

陶成章死後，光復會的革命活動漸趨式微。二號人物李燮和從北伐軍總司令任上突然辭職，從此淡出政治，到了袁世凱稱帝時期，他突然一改民初堅決反袁的立場，變身為「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其中內情，難說沒有受同盟會壓制的原因。1912年5月，早年在南洋改投光復會的前同盟會員許雪湫率領的汕頭民軍，被粵督胡漢民繳械，許被槍殺，光復會的軍隊就此覆滅。而著名的光復會員，章太炎、蔡元培、陳樹人、柳亞子均浪跡文教領域，被政治遠遠地拋棄。

陶成章之死，標誌著革命黨中最為精英一個團體，被逆向淘汰了。後來在民國政壇翻雲覆雨的國民黨人，既非那個薈萃天下英雄的大同盟會，也不是宋教仁重組的國民黨，而是由興中會一以貫之而來的孫、陳家黨。蔣介石雖然是長期的黨魁，但在精神氣質上，他其實不夠渾俗和光，因此他做不到得心應手地統治全黨。這便是大家常說的「蔣家天下陳家黨」，陳其美才是總理衣缽的真正傳人。

如果陶成章不死，光復會不亡，有這幫德才兼備的書生革命黨在，對民國的政局必有極大裨益。可惜的是，歷史往往是反向選擇、逆向淘汰。綜上所述，我認為，陶成章遇刺貌似是革命黨為爭奪勝利果實的一場普通內訌，但對近百年的歷史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其影響力，不在宋教仁案之下。

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鳳凰網歷史：從袁世凱通令禁止排滿以及詆毀前清書籍銷售一事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袁世凱似乎從不掩飾自己對前清的尊重」，您怎麼解讀袁世凱這種既做民國的總統，又想做前清忠臣的這種矛盾心態？

夏雙刃：對不起，我得不出這樣的結論。袁世凱決不想做「前清忠臣」。武昌起義後，以北洋軍的實力，完全可以在短時間內蕩平武漢，而不會坐等全國革命風起雲湧。如果袁世凱想作清朝的「忠臣」，他當然會馬上打下武昌，決不會採取「養敵自重的策略」，進而逼宮皇太后。

關於禁止排滿及詆毀前清書籍銷售，其實是孫中山和袁世凱兩位臨時大總統都同意採取的一種國策，與革命黨的「民族主義」或「排滿主義」有一個突變式發展的脈絡關係。

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本意就是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在革命黨造反的時代，是一個堅決的立場。但是隨著起義成功，各地革命黨人或有仇殺滿人的情況出現，為西方媒體報道宣傳，一向重視海外影響的孫中山迅速作出改變。他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發布宣言說：「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完全拋棄排滿的舊「民族主義」，當然是作為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理性表現。實際上，在起義過程中，四川的尹昌衡、雲南的蔡鍔、浙江的陶成章等，有的拒絕屠殺滿人，有的把滿清官員禮送出境，都表現出相當的理智。網路史學家金滿樓在天涯發表文章，揭發革命黨屠殺滿人的秘辛，而其主要依據是外媒報道。我認為，殺滿人的情況確實存在，但並不像金滿樓說得那樣普遍和嚴重，比起三百多年前滿人對漢人的屠殺，差了十萬八千里。反而在荊州、江寧、鎮江、北京等地，發生了滿人殘殺漢人的情況，荊州幾近屠城。這說明，當時的滿漢仇殺是雙向的，這是革命的必然代價。但是，即便在晚清，民族主義在中國，主要還是針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堅持排滿主義的只是部分革命黨人，而其主要目的還是推翻清朝政權，並非屠殺滿人。

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

至於袁世凱，我認為他決不想作什麼前清的忠臣，但是，也不能否認他對前清有一定的感情。袁世凱沒有通過科舉考試，以軍功（但不是打仗）進入士大夫集團，竟至位極人臣，這在明清兩代都是相當罕見的（開國功臣除外）。科舉功名是士大夫集團最為看重的一項資格，袁世凱既然沒有，就一定會遭到很多清流士大夫的鄙視和憎惡。他一直是御史台參劾的主要對象，與此不無原因。但是，朝廷卻非常重視和優待他，無論是慈禧還是李鴻章和榮祿，都對他青睞有加。不能不說，這些政壇老手在眼光老辣之餘，還擁有較為寬廣的胸懷。對他們的知遇之恩，袁世凱感念在心，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他在談判中把優待前清皇室作為重要條件，其中當然有報恩心理。但這與作忠臣是兩碼事。

袁世凱是近代的曹操、司馬懿，但是他的權勢並未達到後者那樣的高度，也沒有足夠的軍功供他彪炳世人。因此，儘管他位極人臣、手握六鎮，居然都會被載灃輕而易舉地斥退，還差點丟了性命。經此一事，袁世凱的心裡已經雪亮，自己曾經出賣過光緒皇帝，這樣的「犯罪前科」無異於一顆定時炸彈，隨時可能被朝廷清算甚至處死。若要徹底解除危險，最佳方案莫過於逼清帝退位，自己取而代之。他成功地利用了革命黨的起義力量，巧妙地坐收漁人之利。他曾公開發表的在洹上扁舟垂釣的照片，成為他深謀遠慮的明證。

但是袁世凱也並不想作民國的總統。袁世凱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戊戌變法雖然被他因各種隱情而出賣，但後來很多新政，實際上是由他推行的。他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北洋大臣，鐵路、警察、實業，甚至軍樂隊，後來中國很多司空見慣的事物，實際上都是在他主持下發端的。但是，他只是一個「不學有術」的能吏（張之洞語），思想卻並未跟上時代，滿腦子想的還是當皇帝，傳統的皇帝也好，君主立憲也好，總之是要建立袁家的家天下。然而可悲的是，一來世界潮流已經發生巨變，二來他並無足夠的政績和軍功作為支撐，因此，洪憲帝制註定是一場悲劇。

袁世凱不想作忠臣，但對儒家的治國之道非常推崇，因為這對他自己的統治有利。作為儒家政治傳承的一大載體，科舉制是袁世凱在1905年奏請廢除的，我一直認為這是他僅次於稱帝的第二大敗筆。因為科舉制的廢除，讓中國失去了一個公平的選拔機制，後來的高考和公務員考試都不能代替科舉制，都不足以為國家選拔通識教育模式的精英和儲備政府管理人才。但我又認為，如果袁世凱稱帝成功，那麼他的中華帝國一定會恢復科舉，因為他的統治需要儒家的支持，而儒家若要繼續作統治術，離不開科舉制。洪憲帝制其實是傳統儒家最後的希望。

袁世凱對儒家的推重，有一些細節表現。如他曾穿古代服裝在天壇祭天，這也是中國恢復古代衣冠的最後一點希望；他曾發布《尊崇倫常文》，自然是針對新思潮影響下的家庭倫理變革而言的。至於頒布禁止排滿及詆毀前清各項書籍，也可看作細節表現之一。

夏商周交替與近代一樣都是革命性顛覆

鳳凰網歷史：晚清誠如梁啟超所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各種思想學說都引入了中國，這裡面也包括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您能簡單談談晚清到民國肇始這段時間，馬恩學說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們的影響嗎？

夏雙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見李鴻章同治十一年五月《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原文是「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梁啟超《李鴻章傳》中引用了這句話。這句話看似簡簡單單，卻代表了李鴻章超人一籌的見識。近代中國是個大變局，由於華夏文明破天荒地成為弱勢一方，故此變局的奇崛程度，超過了春秋戰國、五胡亂華、蒙元滅宋等時代。在春秋戰國，雖然禮崩樂壞，但是以封建製為代表的華夏政治文明，直到清朝都依稀可辨、綿延不絕，其與之前之後時代相比，尚是一種有傳承性的變遷。而在五胡亂華和蒙元滅宋的時代，至少我們的文明還是領先的。但是，大約3100年前，周朝從西面打入中州，滅掉商朝，不僅從軍事上戰勝和滅亡之，且從文化上完全傾覆和代替之，史稱「周武革命」。那是一個亡國滅種的大變局，雖然保留了一些商朝遺民和諸侯政權，但畢竟已完全失去了主流地位。近代中國與其相比，變局之深之巨，未必能超過之。因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是非常準確的。

我的朋友張遠山先生上次來深圳一敘，談到他最近研究的課題--「歸藏」，使我很受啟發。商朝的「歸藏」與周朝的「周易」都是六十四卦，但順序排列不同，這種順序排列及組合方式，正是上古文化的密碼。推而衍之，夏朝的「連山」和「歸藏」、「周易」必又不同。無論是復原《莊子》，還是根據出土材料破譯文化密碼，張遠山的研究工作都是開創性的，我對此非常欽佩。參照他提出的理論，夏商之交和商周之交，都是特大變局，因為文化被顛覆了。前人云「崖山之後無中國」，也無非是從文化角度看問題，但蒙古的入侵和佔領，畢竟沒有完全顛覆華夏文明，比如科舉制在元朝滅宋後一度寢滅，但沒過多久，元仁宗還是恢復了科舉。夏商、商周和近代則不同，是結結實實革命性的顛覆。

1 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2 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3 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4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對中國造成顛覆性改變的是社會達爾文主義

清末西方思想的傳入，最初只是傳教士帶來上帝的福音。到了康有為崛起，他訝異於西方的政治文明，形成其變法維新的政治綱領。難得的是，康有為的思想，並未隨戊戌變法失敗而裹足不前，而是不斷向前發展。後來他流亡國外，週遊世界，對西方文明有了更為精深的認識，乃以公羊儒的藩籬，將這些外夷文明兼而容之，形成一套完整的學說。雖然他名聲不算好，死得也很寂寞，但其晚年思想充滿真理，具有極強的預見性和指導性。這一點，他和陳獨秀非常相似。我的朋友徐晉如先生一直認為，英美政治制度和儒家不謀而合。這一點，與華夏文明也是普世價值的重要發源地，屬於同一概念範疇。

馬克思這個名字傳入中國，大概在十九世紀末期，具體時間和當事人已渺茫難知。第一個較為詳細地評論馬克思的中國人，還是一代人的啟蒙導師梁啟超先生。他在1902年10月28日《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寫道：「麥喀士（馬克思），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1905年，朱執信在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小冊子中敘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動，甚至介紹了《共產黨宣言》的要點。其他如孫中山、劉師培、廖仲愷等，也都接觸過馬克思的思想。劉師培自己翻譯過馬克思的著作，並曾和妻子一起成為社會主義信徒。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一直相當有限，直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陳望道從日本版翻譯《共產黨宣言》，遲至1920年。

但是在清末傳入中國並發揮極大影響的西方思想，既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也不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而首推社會達爾文主義。嚴復翻譯的赫胥黎《天演論》，其影響之大，迄今在中國翻譯界尚無出其右者，可以說啟蒙了整整一代中國人。我一直認為，對中國的民族性造成顛覆性改變的，正是《天演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所代表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後來的列寧主義，而非尊重個體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有著強大的邏輯，讓人無從辯駁，猶如辯證法，常常流為詭辯，令人無話可說。舉例而言，儒家文明重視等級之別，要求人們遵守秩序，各安其位，但是這一等級劃分標準是精神的而非物質的，是文化的而非財富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通過科舉等途徑，努力改變自身命運；而出身上流社會的人，如果不思進取，也必然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這其實是一種真實的、看得見的公平。但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引導下，社會資源分配誠然不公，而人們也常常理直氣壯地產生不滿情緒，社會充滿仇恨和暴戾，顯得危機重重。余華的《活著》是一部很好的小說，張藝謀導演的電影版在國外拿了獎，我雖看過印象卻不太深刻，倒是那個電視劇版，取名為《福貴》，李瑞環同志題寫的片名，我印象很是深刻。片中福貴的父親教育福貴，一個人如果好好乾，就可以從一隻雞變成一隻羊，再變成一頭牛。在舊社會，東家和僱農的關係是很和諧的，見到老東家，大家那種尊重是發自內心的；少東家有麻煩，僱農都主動趕去護主。到了新社會，上面重視流氓無產者，一個懶漢成為人上人，到處欺負別人；原來的東家和僱農的關係也變得很緊張，完全沒有了人情味。我覺得，這個片子雖然拍得粗糙，但有的地方是很大膽的。我們這個民族精神中原本有很多高尚的東西，現在微乎其微了，社會上出現很多不可思議的事件，道德淪喪，簡直國將不國。究其原因，可以說是被一次次的「運動」給打垮的，再深究的話，社會達爾文主義難辭其咎。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大行其道，還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其直接誘因當然是十月革命的成功。因此，要評述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必須清晰地認清兩點：一是這個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德文和英文翻譯來的，甚至不是從日文轉譯，而是從俄國照搬過來的（就像解放後的大學教育一樣）。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未就不是原裝的，而是帶有深重俄國革命烙印的，其實主要是列寧主義。二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主要是作為一種暴力革命指南，實用性、功利性很強，哲學性和理性已非常淡薄，由此產生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鳳凰網歷史：陳煥章等人成立孔教會，是否可以看做一部分知識份子在傳統意識形態崩壞，西方思潮湧入下的一種防禦性措施？該如何評價？

夏雙刃：關於「孔教」，概念始於康有為。康有為的政治學說是以儒納洋，即把西方文明的精萃納入儒家學說系統內。而西方文明離不開宗教，因此儒家到了康有為，就變成了儒教或孔教。康有為的理想，從來都是一教之主，而不是世俗功名。「孔教會」亦是由康有為手創，而其愛徒陳煥章為健將，梁鼎芬、朱祖謀等遺老積极參与，一些海外的孔子信徒如美國李佳白、日本有賀長雄、英國庄士敦、德國衛禮賢也熱心加盟。這些人多次發起情願運動，要求政府定孔教為國教，終未獲批准。到了30年代，「孔教會」被國民政府改名為「孔學會」，成為學術團體，「孔教」於是勢微。

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孔教第一「傳教士」，他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思想也與康有為晚年的思想最為接近（康、梁後來在思想上分道揚鑣）。他因宣傳孔子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享有較高名望。我覺得如果他活在當代，有可能會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陳煥章在全球宣揚孔教的時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時，西方人正在經歷痛苦的信仰危機，對自身曾經引以為豪的價值觀產生嚴重懷疑。許多西哲將救世希望寄託於東方文化，而許多中國學人卻開始重拾自信，前者如斯賓格勒（著有《西方的沒落》），後者如梁漱溟。而橫貫東西者，守在家的有辜鴻銘，走出去的代表就是陳煥章。當時，北洋政府的當權者包括軍閥，多是前清官員，對儒家有深厚的感情，雖然未必認同「孔教」二字，但幾無例外對傳統文化持絕對捍衛的立場。如徐世昌任大總統時，即出資在巴黎大學創辦中國學院，傳播儒教學說和中華文明。這些都為孔教會的活動提供了寬鬆環境。

我認為陳煥章在學術史上是個被嚴重低估的人物，他以進士身份赴美留學，不過學了四五年英語，便寫出了洋洋60萬言的英文巨著《孔門理財學》，並獲得哥倫比亞經濟學博士學位。比之辜鴻銘，似乎更為不可思議。辜鴻銘對中國文化的愛，更像是一種癖好；而陳煥章對中國文化的愛，則是一種信念。因此，終其一生，都在為宣揚孔教而奔走鼓呼。

儒家在近代以來遭遇極為悲慘，自太平天國反儒開始，經新文化運動、破四舊運動和「文化大革命」，儒家幾乎萬劫不復。但其生命力確實頑強，「文革」結束不過30餘年，儒家已重新成為中國的重要思想學說，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這說明，真金不怕火煉，文化不亡，國家還有希望。

清末民初，由於內亂頻仍、列強凌迫，時局糜爛至不可收拾，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到處求醫，恨不得把自己身上的血肉器官全部換一遍。當此之時，儒家要不然就是積貧積弱的替罪羊，要不然就是處於燈下黑的位置被遺忘和忽略。各種思想學說紛紛擾擾，有西方舶來的（如社會主義），也有古代出土的（如楊朱利己主義），各擅勝場，各領風騷。到了新文化運動，在一群憤青的鼓動下，儒家成為萬惡淵藪、眾矢之的。魯迅甚至為之概括出「吃人」二字的謚號，遂使儒家的醜惡面目深入人心，在烙印直烙到基因上、印到靈魂里，直到今天都無法消除。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如陳獨秀、胡適、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一方面口口聲聲反對文言，甚至鄙視漢字，另一方面卻孜孜不倦地寫舊體詩，而且寫得非常好。而魯迅的《阿Q正傳》雖然寫得很好，但其實不能完全概括中國的國民性。比如，陶成章《浙案紀略》「猛回頭案」中的金華農民曹阿狗，本來也不過是鄉間無賴，因嚮往革命閱讀《猛回頭》被捕，在嚴刑拷打之下不屈而死。同是浙江農民，為何虛構和實錄的區別如此之大？或許小說家和儒家的區別也正於此。

1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2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3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4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孔教會」在民國學術界並未激起大波瀾

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組織「孔教會」，目的是「以講習學問為體，以救濟社會為用」，自然是為了貫徹自身的政治理想，完善自身的學說體系，也必然帶有在「禮崩樂壞」大環境下進行文化防禦的意思。不過康、陳都成名已久、地位尊崇，一則紙上多於腳下，二則海外重於國內，這場文化防禦終究影響有限。他們走的是上流路線，在世界上有一定影響，但在民國熱鬧的學術領域，沒有激起應有的波瀾。

現在回首看陳煥章的時代，覺得他的工作都徒勞無功，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但是，他卻可以做現代中國人的導師和榜樣。當前，中國已在全球近100個國家（地區）建立了近700所孔子學院（或課堂）。但據了解，其雖然掛名「孔子」，實則與孔子沒有任何關係，主要業務只是漢語教學，類似於我國大城市裡「華爾街」、「英孚」等英語培訓機構，不同的是孔子學院都由國家掏錢。我認為，孔子學院若要發揚光大，顯得更有尊嚴和意義，而非掛羊頭賣狗肉，就必須以孔子的思想充實內涵，像陳煥章那樣向世界宣傳孔子的和平思想、教育思想和理財學說，成為真正的東西方文化交流大使。

陳其美有充足的理由刺殺宋教仁

鳳凰網歷史：根據北一輝的筆記，在民國肇始之時，宋教仁與孫中山似乎已經有很深的矛盾，這種矛盾可以看做治國理念分歧嗎？如果看待宋孫之間這種矛盾？宋教仁與孫中山究竟是什麼關係？革命黨的權力分布結構對中國歷史有何影響？

夏雙刃：宋教仁之死是民國初年的特大事件，其影響之大，甚至超出了歷史本身，因為它還帶有象徵意義。所謂象徵意義，指的是100年來，其實上天賜予中國人很多次機會，有的機會甚至非常完美，比如1912年的創立民國，如果國人爭氣，完全可能再造一個美國。但是，很不幸，宋教仁死了，國家從此走向更大的崩潰，這就是所謂的「天作孽猶可說，自作孽不可活」。

至於宋教仁遇刺案，版本有幾十個之多，但至今無法定案。近期有蘆笛先生寫文章重評宋案，為袁世凱喊冤，指出真兇應是孫中山和陳其美，我覺得極有道理。畢竟，從刑事偵查角度來看，犯罪嫌疑人首先應該從案件受益者中尋找。袁世凱殺宋教仁，可以說是坐待天下人的懷疑，就算是中人之智，也不至於如此。唐德剛先生認為，應是袁世凱的親信如趙秉鈞等人，為了為主子分憂，「過度服務」，把所謂「毀宋」衍變成了「殺宋」。我覺得唐先生的說法很是牽強，畢竟趙秉鈞是袁世凱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們君臣之間應該會經常「咬耳朵」，語言隔閡不應該有那麼大。

據國民黨人譚人鳳對「宋案」的回憶，主凶應夔丞來京接受趙秉鈞策劃刺宋事宜時，和一個哥老會出身的革命黨人張堯卿一起住在中西旅館，他們在密謀時，被譚人鳳的部下陳猶龍看到，並報告了譚氏。張堯卿早在十九世紀就成為孫中山的信徒，和陳其美關係尤為親密。既然張堯卿知道刺宋密謀，陳其美決不會不知道。因此，在多個版本中可見的陳其美對宋教仁說的那句話「鈍初，小心他們對付你」，不是空穴來風。不過若事實竟果真如此，確實令人脊背生涼、毛骨悚然。

陳其美刺殺宋教仁有著充足的理由。一是宋教仁的「毀黨造黨」，初步形成符合政黨政治需要的國民黨，其中堅幹部是在北京的吳景濂等人，而非老同盟會那些職業革命黨。實際上，宋教仁已用其非凡的熱情和才幹，手創了一個全新的政黨，而將老同盟會一腳踢開。這一點，犯了中國政治的大忌。二是陳其美是青幫頭目，黑社會特徵明顯，對敵人首選暗殺手段。宋教仁用一句「只有我們革命黨人才會暗殺人」回答他那句「鈍初，小心他們對付你」，說明宋教仁的潛意識裡是很明白的。三、當時老同盟會已經被邊緣化，急需一個重大事件顯示存在，而「宋案」在嫁禍袁世凱的同時，也重構了同盟會的正統合法地位，取得了超出預想的效果。

但是，就像刺殺陶成章一樣，我認為孫中山很難擺脫干係。陳其美是孫中山最忠實的信徒和最得力的幹部，至於他是否在執行孫的命令，外人無從得知。但若是孫中山與陶、宋有著良好的關係，陳其美應是不敢下此毒手的。充其量，可以把唐德剛對袁世凱和趙秉鈞的判斷，套用到孫中山和陳其美的頭上。那便是陳其美要「毀宋酬勛」，利用孫中山「毀宋」的主觀意識，竟然變格為「殺宋」，既有對孫的「過度服務」，也泄了個人的私憤，可謂一舉兩得。

宋教仁從未認同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孫中山和宋教仁的矛盾，不須參閱北一輝的筆記，宋教仁自己的日記中就有很明確的記錄。在日本時，宋教仁有別於大多數混日子的中國留學生或職業革命家，是一個有志於學的書生，讀書極勤，對法學、語言學、國際政治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很有興趣，也頗多創見。他有自己的理想抱負和評判標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是敬而遠之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他從未認同過三民主義，尤其是平均地權的民生主義。二是他不認可孫中山在邊境起義的戰略部署，認為應該在長江流域特別是湖北起義，以輻射全國，即所謂「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則取糧於湘。系鄂督之頭於肘，然後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因此，他對孫中山演講是「不及細聽」，對孫的崇拜者鼓掌高呼「萬歲」表示「余幾不堪」。1907年3月，他與孫交往不久，便向孫當面辭去了《民報》的職務，其起因則是孫的為人問題，所謂「素日不能開城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可見，孫、宋從來就不是親密的革命同志。

到了1908年，孫中山被日本政府以一萬元的「禮送費」驅逐出境，同時接受了一個日本商人的五千元饋贈，但只留給革命黨機關報《民報》二千元（一說五百元）。如此一來，不僅原光復會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極為不滿，宋教仁、譚人鳳等也極為憤慨，這次內訌的情況，譚人鳳的《石叟牌詞》中有詳細的記載。日本外務省政務局的秘密檔案中，則保存有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的原話：「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無論是孫（逸仙）的勢力或是康（有為）的勢力，都難望得到永遠存續。到國會終於開設時，肯定會有新人物出現，代表漢族抵制滿族，這是必須的趨勢。」由此可見，孫、宋實際上早已分道揚鑣。

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到了辛亥革命中，宋教仁參與的長江流域起義戰略獲得成功（雖然亦帶有偶然成分），當時孫中山卻在美國華人飯店作服務員（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此時，宋教仁與日本人串戶真左樹說：「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故他極不歡迎孫從海外歸來，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的記錄應是相當可信的。待孫中山不名一文從海外歸來，號稱自己帶回來的「只有革命精神」時，孫、宋即爆發了原則性衝突：一是定都問題，宋主張定都北京，認為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滿蒙；二是政體問題，宋主張內閣制，認為唯有內閣制才能更好地節制權力，形成良性更迭。這些原則問題，兩人是互不相讓的，其實已勢同水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也就容易解釋了。

果不其然，宋教仁手創的國民黨後來風流雲散，由孫中山中華革命黨而來的國民黨卻大行其道。但此黨非彼黨，孫中山的國民黨是一個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革命政黨，宋教仁要建立的卻是一個現代政黨。孰是孰非，必須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歷史可以假設，我們可以假設宋教仁不死，假設他以國民黨黨魁身份榮膺總理，與袁大總統進行權力制衡，假設他任期滿後以一介布衣身份著書立說，寫回憶錄……。

無論孫還是蔣，對橫遭非命的宋教仁均抱相當冷漠的態度。孫的信徒、蔣的密友戴季陶對宋教仁的評價最可說明問題：「用丟了革命性和主義的一群政治勢力集團為基礎，去與反革命的官僚妥協，以圖在短時期內掌握政權。公平的批判起來，革命黨的第一個罪人，實在是桃源漁父。」（見《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1陶成章與孫中山的矛盾是其被殺的重要原因

2革命黨人排滿主要目的是為了推翻清朝政權

3陳煥章是將孔子推向世界的第一「傳教士」

4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與宋教仁在原則上勢同水火

1912年大事件TOP10

鳳凰網歷史：您如何評價1912年的中國？您覺得1912年發生的哪些事件影響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夏雙刃：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12年則是中華民國成立100周年，我認為後者的意義不亞於前者。1911年的武昌首義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但直到12月31日，都決不能說這次革命已經成功了，因為清朝還在，皇帝還在，北洋軍還在虎視眈眈，革命完全可能功虧一簣。真正的較量，真正鼎定局面，還是在1912年。因此，紀念1912年，不止是民國成立100周年，也是紀念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的100年。

1912年的大事件，我試列了一個TOP10：

10、梁啟超回國。這是政黨政治的焦點事件，梁啟超具有非凡的影響力和社會活動能力，他在北京受到萬人空巷的歡迎，遠遠超過孫中山、黃興在北京受到的禮遇，也當然不是章太炎等人所能比擬。雖然梁啟超致力於政黨政治，但我覺得如果中國人的價值觀與西方人一樣的話，梁氏完全可以競選美國式的總統。但是，雖然1912年的民主黨和國民黨的成立場面都很熱鬧，但政黨政治還完全不符合中國的政治土壤。梁啟超從1912年回國到1917年因戴戡遇害而退出政治，其經歷充分說明了在中國推行現代政治的艱巨性。當然，其悲慘程度比不上宋教仁遇刺。

9、唐紹儀辭職。唐紹儀是哥倫比亞大學高材生，又是前清官至尚書的高級官員，可說是中西合璧、人中龍鳳，他應老友袁世凱之邀擔任首任民國國務院總理，是深孚人望的。但他美國教育的出身，使其對政黨政治充滿憧憬，於是在代表北方與革命黨談判時即加入了同盟會，隨即以此身份組閣。隨後，他與袁世凱在很多具體事務上出現分歧，開了北洋時代「府院之爭」之先河。他的掛冠去職，亦說明了當時中國政治的矛盾性。唐後來分別擔任過南、北方的總長，後來竟然回到自己的老家當了縣長。這反而可以說明，唐紹儀是一個具有現代理念的人，他的去職令人深感遺憾。

8、袁世凱殺張振武。張振武是武昌首義的元勛，也是一個鷹揚跋扈、居功自傲的功臣。因為首義，武昌得以與北京、南京並列為辛亥革命的三大中心，黎元洪也一度與袁世凱、孫文分庭抗禮。但是眾所周知，黎元洪是像宋江那樣一口一個「莫害我」，最終走投無路才「上梁山」的，武昌不少革命黨人並不把他放在眼裡。尤其是因為黎元洪比較倚重孫武，與作為不同革命團體的張振武自然是越走越遠。後來發生張振武私自處置軍火的事情，黎元洪即認為這個眼中釘必須拔去，遂致函袁世凱求助。不料袁世凱將信函全部公開，矯黎元洪之請殺掉了張振武，陷黎元洪於不義。此事件的後果是，黎元洪與革命黨漸行漸遠，最終幾乎成了逍遙派。隨著黎元洪的被迫進京，武昌的特殊地位也就不復存在了。

7、尹昌衡西征。英國對西藏覬覦之心已久，辛亥革命時期，在其支持下，西藏發生叛亂，藏軍一路打入四川。6月，在政局不穩的情況下，袁世凱令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平叛。川軍在最初三個月時間基本控制了局勢，但後來因英國外交壓力以及川軍內部爭權等原因，最終未能完全控制西藏，但挫敗了藏軍對所謂「大藏區」的企圖，在川藏地區維持了均勢。考慮到當時袁世凱正在積極籌劃向列強借款，且民國政府亟待得到各國承認，北洋政府敢於頂住外交壓力，毅然出兵，是值得肯定的，至少說明北洋政府不是賣國政府。實際上，北洋的外交和軍事，都不算太差。外交上曾獲得德國的賠款，是為中國迄今為止獲得的最大一筆戰爭賠款；軍事上一度收復外蒙，比後來的政權要強。

6、北京兵變。這顯然是袁世凱為定都北京而炮製的一場鬧劇，但是假戲真唱，也充分暴露出北洋軍的諸多弊端。北洋軍由袁世凱一手創建，帶有很強的袁氏風格，如兵源主要為華北及江淮平原一帶的農民，因文化素養不高而造成性格缺陷明顯。他們在北京放火搶劫，與暴徒無異，使民眾對北洋軍的印象急遽下降。當初，張之洞的練兵理念與袁世凱相反，招兵條件以有文化者優先，這正是武昌首義成功的一大原因。而在北洋軍的地盤，如灤州、石家莊，革命黨在軍隊中的運動都失敗了。北京兵變的後果，自然是袁世凱如願以償地定都北京，但是北洋軍的聲譽大受影響，無形資產損失慘重，貽害無窮。

5、陶成章遇刺。此事件我在回答第一個問題時已有論述，此處不贅。

4、革除陋習。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除剪辮令外，還頒布一系列廢除陋習的法令，如改跪拜禮為握手鞠躬禮、廢「大人」、「老爺」等稱呼、禁止婦女纏足、禁止吸鴉片等，這些法令對後來的影響很大，此所謂「易服色」，決非小事。不過，較為可惜的是，民國政府並未像朱元璋那般恢復衣冠一如唐制，遂使中國人尤其是漢族人失去了一個恢復民族服裝的大好機會。論其原因：一是滿清割裂了歷史記憶，漢族人的服裝在老百姓心目中似乎是唱戲的服裝，很不實用；二是孫中山等革命黨都是出過洋的，革命本也是舶來理念，他們都「崇洋媚外」，孫中山更是最愛穿「中山裝」，遂帶領國人一起西化、一起趨新。

3、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讓位袁世凱，雖然確實顯示了孫的風度氣量，但實際上還是為形勢所迫。畢竟，若非袁世凱，清帝不會那麼快退位，革命黨未必不能被剿滅。許諾袁世凱任大總統，並不是妥協，而是一種不流血的革命方式，理應給予高度肯定。袁世凱任總統，是各方坐下來談判的結果，如果這種像美國建國時的會議式政治能繼續下去，辛亥革命也許會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革命範例，對所有人都善莫大焉。後來袁世凱高票當選正式大總統，是為民國第一個真正的大總統。

2、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是聽到革命的消息才趕回國內的，他不名一文來到上海，以妙手空空的「革命精神」就任臨時大總統。這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因為其政權組織形式完全不同於歷代王朝，其意義之偉大自不必說。但是必須指出，孫中山在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都不在場，比如護國運動，《兼黨偉業》里蔡鍔在逃出雲南前，先到日本去拜訪孫中山，是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的。護國運動是梁啟超這一系人馬發動的，一開始和孫中山毫無瓜葛。

1、清帝退位。現在很多人在討論清朝本來是不是可以避免滅亡的問題，我的意見是，避免不了。首先，漢族人的反抗運動在有清一代從未停歇，這樣的火種，在革命的春風中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勢。其次，滿清權貴極為顢頇，已是最後關頭了，卻還弄出一個「皇族內閣」，結果寒了士大夫和天下士人之心，從此與立憲派決裂，這是該群體的整體性格決定的，從多爾袞到載灃始終如此。第三，袁世凱早已是黃袍加身，在北洋軍創立的那一天，清朝就已經為自己準備了掘墓人，因為清朝不是一個可以駕馭新生事物的政權。

總而言之，我認為2012年是精彩的一年，是民國的開始，也是革命的高潮，對後來的影響不言而喻。然而最為弔詭的是，民國初年確實隱藏了很多亂象，但一樣擁有無限生機，如果歷史可以假設，民國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新的美國或者法國，1912年本來可以成為一個全新的起點。但現實恰恰相反，因為現實才是真正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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