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家朱向前談莫言

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瑞典諾貝爾委員會宣布，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中國作家莫言。莫言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本土作家。對莫言創作最為熟悉的人之一，莫言軍藝同班同學，著名文學評論家、中國作協軍事文學委員會副主任朱向前是最早對莫言的創作發出聲音的人，一路見證莫言創作的成長，而他個人的理論批評軌跡也始於對莫言早期作品的關注與鑒賞。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朱向前就曾下過斷言：莫言必定會成為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第一人！

徐藝嘉：您和莫言是軍藝文學系首屆同班同學，您「出道」時的多篇評論作品都是針對莫言而作的，是什麼促使您把他作為文學研究對象？

朱向前：我和莫言，既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也可以說是同舟共濟。所謂同病相憐，是說當時在軍藝文學系，我們班有35個人，其中有許多當時軍隊文學界大名鼎鼎的作家坐在面前，有李存葆、錢鋼、李荃等。數來數去，我倆純屬無名之輩。開學前一個月都沒怎麼見莫言在公開場合發言，我當時想這個人是誰啊，比我還低調。有一次去飯堂的路上，我倆一起走，我問他：「你是什麼單位的？寫過些什麼？」他說：「嘿，總參無人，我就是來頂替的。」我說：「我和你差不多，我是從福州軍區來頂替的。」當年的無名小卒，現在獲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絕不是瞎混的，他表面平靜，但內心始終有一股奮鬥的激情，至今未泯。

所謂同舟共濟，是講創作方面了。軍藝的學員宿舍是四個人一間，在這種環境下，莫言無法安靜地寫作，於是就在文學系的梯形教室里寫。每天晚上，同學們有的訪親探友，有的喝酒侃山，也有的看書寫作，只有莫言，躲在教室里一寫就寫到凌晨兩三點鐘。當時不排除有人背後譏諷：這能成嗎？但莫言很快就開始爆發了。從1985年初開始，他陸續發表《透明的紅蘿蔔》、《白狗鞦韆架》、《枯河》等作品。我拿來一看，感覺出大事了，要出大作家了！憑藉同窗近水樓台的關係，我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最早評介莫言作品的評論者。在《紅高粱》問世之前，我就寫了《天馬行空——莫言小說評點》、《在傳統堤岸與現代潮流之間構築自己的世界——莫言小說「寫意」散論》、《莫言莫可言》等關於莫言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其中不乏萬字長文，分別發表於《解放軍報》、《崑崙》、《當代作家評論》、《小說評論》上，這些都成為莫言成名的「助推器」，也算是我對當時質疑莫言聲音的一種回應。發表於1986年12月8日《人民日報》上的《深情於他那方小小的郵票——莫言小說漫談》通欄標題佔了大半個版，可見莫言的分量。

徐藝嘉：莫言獲得諾獎，毫無疑問他的作品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文學標高。早在2006年他獲福岡亞洲文化大獎時，頒獎詞就稱讚莫言說「他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旗手，也是亞洲和世界文學的旗手。」對於「旗手」一說，您有何理解？

朱向前：何謂「旗手」？據我理解，簡而言之，就是在當前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堅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創性的創作方向。尤其是在亞洲，在那些欠發達國家中，如何堅持文化的個性和地域性，以保護本民族的文化生態，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並以此構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榮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義正在於此。

徐藝嘉：我在您《黑白齋讀書錄》一書中讀到過《橫看成嶺側成峰——關於莫言〈生死疲勞〉的對話》一文，裡面提到在十年前就曾斷言莫言將會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此文發表的時間是2006年，那就是說，你在1996年之前就作出過這個判斷。諾貝爾文學獎一直被文學界視為文學的最高獎項，多年來引得許多優秀作家競相追逐，您為何唯獨預測莫言會獲得此項殊榮？

朱向前：我判定莫言會得諾獎，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量。首先，莫言的小說寫農村的風土人情，融入作家對生活的深度體察，其早期的作品猶如天籟之音，發自內心表達對故鄉、對童年、對鄉情、對人性的理解。其次，莫言有著精準的人生記憶力。一個小說家是否具有超常的人生經驗記憶力是關係到這個作家能否成功的先決條件。我閱讀莫言的鄉村小說，從早期的《透明的紅蘿蔔》、《枯河》、《白狗鞦韆架》、《紅高粱》到中期的《豐乳肥臀》、《酒國》、《十三步》，直至近期的《檀香刑》、《生死疲勞》、《四十一炮》、《蛙》等等，始終有一點讓我深深折服並且自嘆弗如的就是他對童少年時期鄉村生活豐繁、全面、深刻、精準的記憶。按說，有過莫言這樣鄉村出身和生活經歷的人何止千萬，成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數，但能從筆下呈現出如此斑斕多姿的中國北方農村原生態圖景的卻鳳毛麟角。這當然關涉到一個作家才華秉賦的高下，而這才華秉賦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人生記憶力。再次，莫言的作品有著狂放的想像力和鮮明的語言特質，他的每一部都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和不可複製性，顯示出其超凡的才氣。

徐藝嘉：誠如您所說，多年來，莫言的創作帶有鮮明的原創性，且各部作品之間風格差異較大。通覽莫言的創作，您認為他的作品集中顯示了哪些特質？

朱向前：20年來，莫言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道路選擇上，也走過了一條螺旋式的發展軌跡。粗略看來，我認為他的作品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民間音樂》、《透明的紅蘿蔔》、《枯河》、《白狗鞦韆架》一直到《紅高粱》。可以說，莫言在瞬間找到了自己，並迅速進入了爆發期。這個階段他並沒有刻意追求什麼模式，表達風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時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馬爾克斯、福克納、克洛德·西蒙的影響。這期間的作品表達的都是中國的人和事、民間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銘心的體驗，不管他採用什麼形式，這點始終沒有變。《透明的紅蘿蔔》出自天然，《紅高粱》走向極致，從想像方式到語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風格，以中國風格為中國農民寫意造型。

莫言第二階段的創作就是繼《紅高粱》之後到90年代中期大約十年間，莫言有點劍走偏鋒，在追隨西方化的道路上過猶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歡樂》、《紅蝗》，長篇《十三步》、《酒國》、《天堂蒜苔之歌》、《豐乳肥臀》等。特點是有點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覺的泛濫和語言的膨脹，以及想像的重複，造成了作品閱讀中一定的紊亂感和晦澀感，作品開始疏離讀者，也遭到了批評界包括我在內的批評。但也許在莫言看來，這些作品雖然在國內沒有市場、沒有讀者，甚至大學生也不看、批評家不待見，但是在國外卻頗受歡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達到了他的價值取向預設。

第三階段，從本世紀初的《檀香刑》開始，莫言又回歸了傳統。那個很熟悉、很親切的莫言又回來了，回到了本土、回到民族、回到了民間、回到了說唱藝術，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後記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後退」。我不敢說這是我們的批評對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說，這是莫言在新世紀尋找中國文學發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種很寶貴的調整和修正，這就是要走一條民族的道路、民間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傳統的形式中表達最當代的理念，《生死疲勞》、《蛙》等作品都屬於第三個階段。

徐藝嘉：讀者對莫言的作品褒貶不一，尤其在他獲諾獎以後，對他作品的評價更是出現兩極分化，您有什麼看法？

朱向前：大家都有各自的見解，同時又說明了莫言的豐富性。而且據我看來，作家其實無所謂對錯，很難說正確的作家或錯誤的作家，我情願說一個有沒有深度的作家。越是複雜的作家、越是有爭議、有矛盾的作家越是有價值的作家，這一點是肯定的。再者，莫言不是一個以理性見長的作家，他是個思想比較龐雜混沌的作家，不像有的作家，總是能一下子把握住問題所在，寫出以理性見長的作品。莫言毋寧說是感性的，他對社會也有他的看法，但他不用理性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方式是和盤托出，把他的所有「觀感」——觀察和感想，連毛帶血，水淋淋、毛茸茸地端上來。大河滔滔，泥沙俱下，但它的前提是一條大河，是氣勢、是力量、是速度。如果是一條小溪，清澈倒是清澈了，但它的流量就小了，也翻不起幾個浪來。當代中國文壇恐怕缺的還是這種長江大河式的作家。如果要說莫言的獨特性價值，恐怕這就是他主要價值之一。概言之，莫言不是一個精緻的作家，但是一個豐富的作家；不是一個理性的作家，但是一個深邃的作家；不是一個完美的作家，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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