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記憶

　　印像深刻的「夫人同志」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在這之前，已經風風雨雨，出現了不少要整肅文化領域的消息。但是，按照慣例，政治運動隔三差五總是要搞的，所以儘管聽說了一些很驚人的事情，可是好像跟自己這種小人物沒有很大關係。當時在我們這些文化出版發行系統的「小小老百姓」中，只是比較注意鄧力群的夫人在文化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的一些驚人言論，儘管我無緣親聆，但因在年輕人中廣泛流傳，所以也還記得很清楚。 　　在這之前，先要表一表這位夫人同志。她是待過延安的老幹部，不可能認識我。她擔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中層領導，同我們在一個大樓，因此常常碰見，也常常在我們這類年輕後輩中傳說她的故事。她引人注意的是，言論非常革命，非常無產階級，可是穿著又十分「資產階級」。這當然是對她不敬的話。其實在現在看來，她打扮也算不上什麼講究，只是例如夏天要打上一把小傘，戴著黑紗手套，穿上黑綢子的連衣裙。據說這全是學的安娜·卡列尼娜，那在當年是很驚世駭俗的，當然會讓我們這些受俄國文學熏陶長大的小青年多看上幾眼。尤其是，她一張口滿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語言、黨的語言，充滿了革命的火焰、革命的精神。我那時已經在比較上層做一些類似秘書的工作了，所以時常有機會直接間接地聽到她的言論，特別是充滿火藥味的革命言論，真是敬佩已極。 　　已經聽到了不少風聲，特別是聽到剛才說到的那位夫人尖銳地批判文化部部長的言論。大家都知道她一定是有來頭的，不然不會平白無故地那麼上綱上線。她聲色俱厲，據說激烈的程度超過文化部的任何中層幹部。當時也聽到過毛澤東的一些批示，批判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說周揚是反對魯迅的，三十年代的時候，周揚代表黨內的機會路線，等等。當然還有不久前問世的「海瑞罷官」，吳晗也被點名了。由這種種，知道有一場大火要燃來了，六月一日，北京大學第一張大字報出世，大火就燒得很厲害了。 　　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火在遠處燃燒，同我自己關係不大。 　　想不到火會燒到自己身上 　　那時候我的第二個女兒馬上要出生。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她出生了，於是家務十分緊張，忙得一塌糊塗。也因此，即使像六月一日北京大學出了聶元梓大字報這樣的大事，也並沒有太驚動我。 　　可是偏偏這時候，出來一件事。 　　那個時候，出版社內所有的老幹部負責人都到一個什麼訓練班去學習，叫「社會主義學院」。在他們快回來之前，六月八日，社裡出了一張大字報。大字報的作者叫金作善，他主持一個群眾組織，叫東方紅兵團，不少老黨員都加入其中。我當時在行政上是一個編輯部的主任，金是副主任。大家天天相處，想不到此公隔天就變臉。這當然也是當年大陸「以階級鬥爭為綱」大時潮中的一景，想不到這下給我遇到了。金作善的大字報指名道姓要我交代所謂「出版黑線」問題，用的措詞非常尖銳。那時到處都颳起大字報風，可是我沒想到會有針對我的。金作善說我跟文藝黑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特別是同黑幫分子王子野有割不斷的關係，於是這個「革命群眾的代表」命令我交代跟黑線的關係。 　　當時還提出來一個罪名，讓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背了很長時間，叫「階級異己分子」。這是當年很容易中傷別人的罪名。儘管我是店員工人出身，可是金作善說我從來有異己之心，並不是真正的工人階級。這對我的刺激非常大。 　　我很奇怪，明明在不久以前我們彼此還是老熟人，這時怎麼忽然變了臉。後來我一了解，才知道是有背景的。 　　文化部里有一個副部長叫石西民，這位石部長可能有什麼來頭，他找了人民出版社裡面的一些幹部個別談話，要他們揭發社長王子野。在這個情況之下，出版社裡邊有的人認為可以從我這個王子野的老秘書下手。因為王子野還在訓練班沒回來，從我下手，讓我來揭發王子野，可以給王子野一個下馬威，搞得他眾叛親離。 　　我的壓力非常大，簡直是坐立不安，似乎馬上就要到了身敗名裂的地步了。但我還是有各種各樣的熟人，一打聽，原來金作善有這個來頭，看來沒有抵抗的餘地了。但是，也就正好在這個時候，毛澤東號召普遍造反，我們本單位的別的造反派也起來了。社裡邊有些年輕人組織了一個新的造反派組織，叫「遵義兵團」。他們居然認為石西民本人就是「三反分子」，而石反對王只是三反分子和三反分子之間的內鬥。同時他們認為王子野即使有問題，也比石來得輕。因為最大的問題在於毛澤東點名的文化部的黑線。這樣一來，就對王子野減少壓力了。到了六月十四日還是十五日，這些領導人從社會主義學院回來，接受群眾批鬥，當然王子野要首先挨批。當時先安排這些領導遊街示眾。那些「革命群眾」居然命我敲一小鑼，走在遊街隊伍最前面，以示我從來都是為走資派「鳴鑼開道」的。他們當然更強迫我在批鬥大會上揭發。我無奈，就上去表示要和王子野劃清界限。接著我揭發「重要事情」，說王子野從來不喜歡在社裡吃飯，每頓飯都要回家吃，這說明他一向不願意同革命群眾打成一片，連生活細節上都刻意反對毛主席的群眾革命路線。這帽子很大，其實事情很小。這種辦法叫明批暗保，讓自己也矇混過關。東方紅兵團拿我沒辦法。後來他們自身難保了，因為石西民部長也被揪出來了。 　　順便說說，在批鬥大會上，又出了一個笑話，也大大地幫了我的忙。那是在喊「打倒王子野」、 「打倒劉少奇」、「毛主席萬歲」等口號時，一位同事情緒過於激動，把口號錯喊成「打倒毛主席」，於是會場上一片大亂，人們都忙著去指責這位因過於熱情而鑄成大錯的同路人，顧不得來批判我這個小人物。批鬥會因而草草收場。 　　於是，我在「文革」中為了過這第一關，身不由己地成為了人民出版社的一個造反派「遵義兵團」的成員。「遵義兵團」很歡迎我，他們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跟他們一起去抄家。我要做的事情是，抄出來的東西由我來鑒定。主要是書，哪些是屬於反黨要沒收的，哪些是可以保留的。這樣我就算是混入了造反派的隊伍。 　　如此這般下來，眼前總算過了「文革」的第一關。不少人對我有意見，說我太滑頭了，但我要是老老實實讓金作善等人擺布，也許活不到今天。 　　想辦法活下去 　　我不想一直當造反派，因為看不清上面特別是最高層領導的想法。這麼大亂，難道是上面希望的？可要是徹底逍遙，等於沒有響應黨的號召，將來整起黨來，你又如何交代？千思萬想，覺得好辦法是執乎其中。 　　於是，第一，我找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事組織了一個「孺子牛」戰鬥隊。顧名思義，我們這些人不會衝鋒陷陣，只能跟在年輕人後面跑，做一頭「孺子牛」 （遵義兵團的領導都是新分配來的年輕大學生）。這個「戰鬥隊」共四員大將，除我以外，一位是張光璐，另一位是李金聲。我們平時都是以俄語翻譯為務，比較談得來。另一位大概是劉元彥，劉文輝的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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