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公平正義論

公平正義思想是儒家和諧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但無論是「富民」與「均富」論，還是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無論是平民通過教育因任授官、參與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鄉校，還是防止公權力濫用的思想，儒家的公平、公正、正義論都是歷史的、具體的，是針對當世的弊病提出，並用來批評、指導當世的。儒家的這種公平正義思想與當時的專制體制是有一定距離的，但客觀上為當時政治體制的完善、社會矛盾的化解起到了重要作用。儒家的公平正義思想，是可以作現代轉化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珍視。

在歷史上，儒家的社會理想與制度設計多是針對當世的弊病提出，並用來批評、指導當世的；儒家思想與專制體制是有距離的。儒家和諧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公平、公正、正義論。我們知道，沒有抽象的公平正義，任何時空條件下的公平正義都是歷史的、具體的。

首先是「富民」與「均富」論。孔子治國安民的主張是「庶、富、教」，「富之」、「教之」（《論語·子路》），庶而後富，富而後教，肯定民生，強調藏富於民，把維護老百姓的生存權與受教育權看作是為政之本。孔子所重在「民、食、喪、祭」（《堯曰》），重視百姓的吃飯與生死問題，主張如子產那樣「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公冶長》）。孔子說：「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希望統治者不違農時，做到「恭、寬、信、敏、惠」（《陽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堯曰》）這都是孔子「仁愛」思想與「仁政」學說的題中應有之義。孔子注意到分配正義、社會公正問題，反對貧富過於懸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季氏》）。他對冉求說的這番話，是針對春秋末期季孫氏等新貴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說，各諸侯或大夫，不必著急自己的財富不多，而需要顧慮的是財富分配的不均，那會導致諸侯之國與大夫之家的顛覆。若是財富平均，消滅了貧窮，境內團結、平安、和睦，不僅不會傾危，而且會有遠處的人來歸服於你。

孟子主張保障老百姓的財產權，他對齊宣王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良好的政治一定是使老百姓有產業有收入的政治；一定要保證他們的收入所得；好年成，豐衣足食；壞年成，不至於餓死；然後再誘導他們走上善良的道路。老百姓就會擁戴你，跟著你走。孟子引用公明儀的話，嚴厲批判了戰國中期的社會不公：「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他主張「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上》）。《孟子》書中多處談到老百姓「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的農家生活理想。

當然，孔子和先秦儒家不是絕對的平均主義者，他們重「禮」執「禮」。「禮」是社會公共生活的規範與秩序，隨時空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變化。「禮」的功能是使社會財富與權力的分配與再分配有等級、有節度、有秩序，並導之以整體和諧。荀子指出，為了避免財產與權力分配上的混亂與爭鬥，先王制定禮義來劃分人群，使他們有貧富、貴賤的差別，但貧富、貴賤的差別一定要相稱，符合中道，不能失去平衡。荀子主張的「禮」是使「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荀子·禮論》）。「禮本於天」，「禮」的秩序源於宇宙的秩序。「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秩序的價值有神聖性，同時就有抽象性、合理性、公共性、公義的內涵。這種人與人的差異性社會原則的「禮」不僅受制於「天」，而且其內在精神是「仁」。「仁」高於「禮」。荀子在肯定人的現實存在的社會性差異時，並沒有忘記「公平」、「正義」。綜合孟子、荀子的思想，可以表達為：王者的法制，均等賦稅，平正民事，裁製萬物，這是用來撫養萬民的。土地稅，十分取一；關口和集市，只稽查壞人，而不徵收稅用；山林和漁場，按著時序關閉或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去，而不徵收稅用；依據土地的肥薄程度而徵收賦稅；流通財物，轉運糧食，暢行無阻；犯罪的人，刑罰只及於他本人，不牽連到他的親屬。在歷史上，這些均富論與權力公平論的主張部分地變為制度，或對制度予以修正、補充，它貫穿於用人、治獄、賞罰、收入和消費等方面。

其次是養老、救濟弱者、賑災與社會保障的制度設計及其落實。《孟子》書中多次指出，要保證黎民不飢不寒，五十歲以上的人有絲棉襖穿，七十歲以上的人有肉吃。關於養老制度，《禮記·王制》保留了上古「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的分級養老制以及行養老禮的禮俗與制度。孟子指出：鰥、寡、孤、獨，「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對於這些弱者，《禮記·王制》指出，都有「常餼」，即經常性的糧食救濟。對於聾、啞及肢體有殘疾、障礙的人則有供養制度，「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即由工匠用自己的技能供養他們。

荀子主張「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王制》）戰國末年，《禮記·禮運》的作者假託孔子之口，抒發了大同之世的嚮往：「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該篇作者認為，在小康之世，雖然「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但仍然有仁、義、禮、樂來調治社會。「政必本於天」，這是儒家政治的根源性與正當性。「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禮運》），這是小康之世的治世原則。禮是體現義的規範、定製；義是法則有分別的依據，是施行仁道的節度，是分限之宜、恰當、正當。

歷史上的儒者對此身體力行。例如南宋朱熹曾努力勸農賑災，寬恤民力，為減免貧困縣的賦稅，多次奏請朝廷。朱子曾向孝宗面奏七札，嚴辭批評孝宗主政二十年的弊病：大政未舉，用非其人，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朱子對此憂心如焚，視民如傷，大修荒政。他深入窮鄉僻壤，拊問存恤，提出具體應對荒災的辦法，關注戢盜、捕蝗、興修水利等事（詳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足見古代廉吏在一定程度上實踐儒家「王道」、「仁政」思想，在傳統專制政治下，竭力減緩苛政對百姓的壓榨，使民眾謀得溫飽。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正義原則在開明專政、溫和統治時期，在制度上亦得以體現。

再次是平民通過教育因任授官、參與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鄉校。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極其重要，向民間開放教育，是打破世卿世祿制、得以「舉賢才」的基礎。孔子又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這是要把正直的人舉拔在邪曲的人之上，即公正地選才用人。孟子指出：「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願立於其朝矣。」（《公孫丑上》）荀子說：「選賢良，舉篤敬」；「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王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的理想，在古代的教育制度與官僚制度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體現。中國歷史上的九品中正制與科舉制等都有弊病，但從總體上看，這些制度貫穿了機會平等的原則，是中國文官制的依託。

值得注意的是，農家子弟讀書受到了村社、宗族公田所得的資助。從楊寬《西周史》、呂思勉《燕石續札》等書可知，庠、序、校是村社成員公共集會的活動場所（包括前述的行養老禮）。從鄭子產不毀鄉校到何心隱的社會基層組織「聚和堂」，到黃宗羲的以學校為議政之所與議會之初步，均是中國政治平等與民主的重要資源。在公共生活中必有個人與群體的權力界限的規定。呂氏鄉約、朱子家禮中都有契約精神與公民社會之初步，是文明化的體現。

最後是防止公權力濫用的思想。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根本經典《尚書·洪範》中指出，三德以正直為主，有剛有柔，求得剛柔互濟的中正平和。其大中至正的標準為：「無偏無陂（頗），遵王之義……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孔子說：「政者，正也」（《顏淵》）；「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雍也》）；「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里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憲問》）；「先之勞之」，「無倦」（《子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冶長》）等。孔子強調「庄以蒞之」、「動之以禮」（《衛靈公》），即以嚴肅莊敬的態度尊重百姓，合理合法地動員百姓。他提出五種美政：「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堯曰》），反對以傲慢的態度對待人民，濫用權力，任意擾民，踐踏民意，不顧民生。他提出以「敬」的態度謹慎地使用公共權力的問題，以安民濟眾、百姓平安為根本目的。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上》），亦含有公民權利的意識。在我國古代制度上，有監察制與考試製，甚為近代政治家孫中山先生所重視。

儒家民本思想是具體的、有豐富內涵的。以上所說的公平正義思想，是可以作現代轉化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珍視。

郭齊勇

男，漢族，武漢市人，1947年生。曾任人文學院院長、哲學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現為哲學學院與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哲學學院教授委員會主任、國學院院長、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及學術委員會主任、孔子與儒學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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