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何患上了愛的匱乏症?
如果下個結論,說當下國人缺乏愛的教育,對愛情、親情、友情的感受與體悟簡單粗陋,不善於表達愛,我想反對的人並不多。分析其緣由,就眾說紛紜了。原因肯定多樣,但將之歸結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顯然失之偏頗。
中國人缺乏愛的教育,顯然是這60多年的事。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中,分析過當年波蘭的「新信仰」倫理原則:「凡是能為革命利益服務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損於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壞的。」這一原則,同樣適合1949年後的中國,在那個年代的文化中,革命與階級仇恨是人們行動的真理,文化作品塑造的也多是階級仇恨,直到這種仇恨化做刺向階級敵人的利器。它通過對敵人的仇恨和對國家的感恩試圖塑造一種新的社會倫理,這種倫理是以抹去人的正常情感和慾望為代價的。
米沃什在書中說,告密在古今往來的任何文明中,都不曾被視為美德的行為,但在「新信仰」文明中,卻是作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讚許。告密文化在中國的發展顛峰便是「文革」,那個年代到處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發、親人背叛,國人對愛情、親情、友情的價值認知和感受,受到空前的傷害,完全顛覆了中國幾千年的是非善惡標準與倫理觀。1976年後,革命與仇恨之弦雖松馳下來,但對於愛的基本觀念並未變,認為個人之愛比起對國家民族之愛來說,是渺小而不值得一提的,蘊藏在傳統文化中的大量對愛與倫理的價值觀,被封存在民眾的教育和認知之外,使得國人至今對本民族的愛的內涵與模式,仍然非常陌生。
在中國傳統社會,對各種情感的倫理認知,主要來源是儒家文化。說儒家文化是一門情感哲學,或愛的哲學,並不為過。它與西方以智性為主導的哲學完全不同,儒家的目標是由智性來完成性情,而不是由性情來完成智性。所以儒家修身,目的是為了修鍊出自己的真性情,它反對人的寡情、絕情或無情。李澤厚也認為儒家「以情為本」,稱「它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的人的身心健康、充分發展和由自己決定命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儒家是以血緣和生命為中心,展開對人生的思考的,親情、友情、愛情自然被看作個人生命與價值的源頭。它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協調、管理人的情感,重情尚情,在儒家思想中佔有重要的地位。《禮記》認為,聖人的職責就是引導人的情感,所以它說「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中國乃農耕古國,《禮記》素性拿種田做比方,這樣更易理解。它把人情視作聖王耕種的田地,禮是耕耘,義是種子,講學是鋤草,仁是儲藏的倉庫,樂使人心安定。可看出,儒家所言的「仁、義、禮、樂、學」這些理念,都是為了管理好人的情感。
「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論語》中「樊遲問仁」,孔子的回答是「愛人」,《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說文解字》對「仁」的解釋是「親也,從人從二」。可見,在「仁」諸種理念中,愛自己的親人是首要的,也是修身之始。孟子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意為不知道愛親人者,也失去了為人的資格,所以《禮記》認為「立愛自親始」。從孔子開始,就把愛與情感視為人性和人生的本源和基礎,更將人的情感明確分為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這五倫關係,以此來構建各種社會情感。
「仁愛」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對它的研究與論述也非常複雜,構成了一個龐大體系。儒家對愛的名目分得很細,如父對子之愛為「慈」,子對父之愛為「孝」。「父慈子孝」是「親親」的基本倫理,也被視為一種相互責任。《左傳》說:「愛子,教之以義方」。「父慈」顯然承擔教育的義務。子女對父母的親情「孝」,在中國則上升為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構成了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主要差別之一。《禮記》在論及子女對父母之愛時說:「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對於現代親情來說,對父母做到時時有愉色與婉容,也算是很重要的愛的表達吧?
孔子在《論語》中雖多次論及孝,但並無統一定義。過去古人認為孩子生下三年,才能離開父母懷抱,所以父母去世,子女要為父母守喪三年。宰我對此有疑問,孔子對宰我雖然不快,但並沒強制宰我非得按社會規範做,只是將孝道歸結為「心安」二字。在孔子看來,孝道的重心還在個人,表現為人的真情與本性一種自然流露,這與現代社會對親情之愛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對手足倫理和友情,儒家同樣看重,「兄友弟恭」說的就是這種情感。《論語》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在儒家看來,一個人連父母、兄弟都不愛的話,是不可能愛他人或愛社會的,所以「孝弟」會被視為仁愛之本。「弟」的主要原則就是友愛,如孔子說的「兄弟怡怡」。兄弟倫理還可擴展為朋友之情,如子夏所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無兄弟也?」當然,兄弟與朋友之情還是有細微差別的,朋友相交以義為原則,而兄弟間血緣之恩是關鍵,所以和睦相處尤為重要。
對夫妻之愛,儒家說的是「夫義婦順」。《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從夫妻之間開始,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能顯明天地間的一切事物了。可見在儒家的家庭倫理中,夫婦倫理也極為重要。儒家是把女性的柔順作為美德的,但同時認為丈夫也需以義待之。唐朝之後,有一本專供女性讀的《女論語》對儒家的女性觀做了很多細化和闡釋,它強調的是一種「相敬如賓、和樂琴瑟」的婚姻生活。它對婚姻的認知是:「前世緣分,今世婚姻。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共衣衾。」這種夫妻的恩愛和情感,並不與現代生活對愛情的認知有多大矛盾。
儒家雖強調「立愛自親始」,但也期望這種愛能推己及人。「自親始」,才是一種健康正常的愛,這樣的愛才有獨立性,不會與對他人或國家之愛混為一談。但儒家同樣期望人們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這種仁愛之心推及他人。甚至不僅要推及他人,還要推及天下萬物,所以孟子說君子要「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意為:君子由親愛親人,進而仁愛民眾,由仁愛民眾,進而愛護萬物。這裡的物,就是指天生之萬物。在孟子看來,「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天下萬物只有一個本源。有了對天地的這種信仰和敬意,自然會愛物惜物。天地萬物對人有養育的恩德,人會發自內心地對天地萬物懷有感恩之心。
儒家認為,只有平等地看待人與物,兩者的關係才能趨於和諧,「和」的前提就是萬物首先要實現共存。因為物與人一樣,也是稟承天命而存在的,雖呈現的形態不同,但都擁有各自的尊嚴,《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就是這個意思。人與物的價值平等觀,是儒家情感觀的一種超越。人與物只有實現了共存而不相害,就是一方的發展不能以損害另一方為代價,才是人類生存的一種理想境界。用今天眼光看,這種觀念也是很現代。儒家把人格平等觀,推而廣之,擴展到了所有生命乃至一切事物。這種思想為傳統中國人的愛物惜物,提供了深厚的哲學基礎,所以傳統國人對天地自然、萬事萬物有一種本能的尊重,極少把自然看作可供掠奪的資源。在生活中,持強凌弱或貴己賤物的人,也被看作是缺乏修養的表現。
對於愛的原則,儒家同樣有規範,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過去總有人說,儒家之愛不是自由獨立之愛,但孔子說的這8個字,卻被寫進了現代社會的《全球倫理宣言》,這份宣言認為:「這應當成為所有生活領域——包括家庭與社群、各種族、各國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絕無條件的準則。」在《論語》中,孔子認為如果有一個字可終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對恕的解釋便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稱之為「恕道」。
仁是「愛人」,但「愛人」如何在行為中來體現呢? 「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也」,也就是行仁的方式。「忠」為「中心」,即行事心要居於中正。所以「忠」確立的是一種對人對事的真誠態度,並用此態度去為他人謀事和做事;而「恕」則是以自己之心,來推及別人的心,是人處理與他人情感關係的一種基本原則,包含著體諒別人的不周之處。儒家的「忠恕」之道,強調的是對「己」的限制和要求,並不是對他人的要求,期望在處理情感關係時,能有對自己的限制,不能隨意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只有在這種前提下實現的愛與情感溝通,才能真正體現出平等精神。我想,這也是忠恕之道最具現代意義的地方,它應成為我們今天對待親情愛情友情的一個基本態度。
從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儒家所說的愛的情感,與今天主流社會灌輸的對愛的觀點,並不相同。儒家認為,人對自己的關心要超過對別人的,人對自己父母的愛也會深於對他人父母之愛。在儒家看來,只有在承認這種真實情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親、由親及人,進而實現一種由人及於天下萬物的普遍仁愛。
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情感及愛的這些哲學認知,與我們的教育與主流話語完全是隔絕的,才使得當下國人患上了愛的匱乏症。與那些有宗教傳統的國家不同,中國人對於愛和情感的培養,自古以來就是通過教育,而不是通過教堂。如果中國的教育體系,對愛與情感的教育完全缺失,中國人的愛的匱乏症也就永遠無法被治癒。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冷漠的國度。
來源:葉匡政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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