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實施輕徭薄賦策(2)

　　經過賈誼、晁錯有說服力的啟發、建議，漢文帝採取了一系列勸農 措施，諸如：開藉田，親自率耕，以為天下先；厲行節儉，廣為積蓄，以備非常之需；民可出粟買爵，輸粟實邊；減免田租，三十而稅一，或全年免收；並賜孤寡布 帛；等等。這些措施深得百姓稱頌，終於出現「海內殷富，興於禮義」的可喜景象。　　但是，文帝末年至景帝初年，因水旱、疾疫、蝗蟲等天災 侵害，歲比不登，民多乏食，令皇帝深為憂痛。為戰勝天災，穩定農業生產，文帝召令群臣察找天災頻降、農業欠收原因。並首先反躬自問，是否因自己政有所失， 行有所過，遭到天譴；或者百官俸祿過高，無用的事做得太多，而使百姓乏食。文帝自己可以斷定的原因，就是從事經商而害農事的人越來越多，為追求享樂而大量 用谷造酒，各類牲畜食谷過多，使產的少、用的多的矛盾最終落到貧苦農民頭上，出現民多乏食現象。故而與丞相列侯等計議，凡有可以幫助百姓擺脫困境的建議， 均可一一說出來，不要有所隱瞞。由此可以看出，文帝始終把百姓吃飯問題作為頭等大事。　　景帝即位後，繼續著手完成文帝的未竟事業：同意 百姓由人多地少之處遷往人少地多之處居住，以開闢農田；令田半租，使三十稅一成為定製，重農政策落到了實處；嚴防官吏擾民害農，不許官吏漁奪百姓，侵牟萬 民，以及從事賤買貴賣的經商活動，如有違者以坐贓為盜論處；禁止官吏收受財物，防止額外增加百姓負擔等。為督勵群臣很好貫徹重農政策，景帝又以身作則， 「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為減輕農民負擔，諸事從簡。在吏廉稅輕環境下，自然有利於發展生產，創造財富，使天下廣務農桑，素有積蓄，從而使國家走向富 強。　　據考證，漢初經過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全國人口逐漸恢復到秦朝時的兩千萬左右。其中約有半數是諸侯王封地或食邑的民戶，直接向國 家交納田租者僅千餘萬人。為了鼓勵農業生產，統治者不惜減少國家財政收入，豁免田租。按晁錯所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 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以三十稅一核算，每一農戶一年只交田租3.33石。1000萬口約合200萬戶，國家一年所收田租約666萬石。這個數字，又 官員俸祿一項也不足支付。西漢前期，官吏俸祿是以粟核算，從朝廷到地方，大小官員16級，最高俸祿為中2000石，最低者斗食。按漢末人口近6000萬、 吏員12萬餘推算，其前期吏員少說在3萬人以上，所需俸祿當有千萬石，呈入不敷出之勢。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沒有不靠老百姓養活的官吏，除田租之外，勞 動者還須交人頭稅、關稅、市稅、財產稅等，以供國家財政支出。　　賦斂無度，徭役繁多，導致經濟崩潰，這是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漢初統治者們，牢記這一歷史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政策，以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生產發展。在前期70餘年間，不僅賦稅較輕，也很少役使民力而大興土木，基本上使百姓免除沉重的賦稅負擔和勞役之苦。　 　劉邦不僅創建了西漢政權，也為統治者樹立了輕徭薄賦的典範。自漢王四年（前203）八月，「初為算賦」，開始徵收人頭稅，規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齣 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遂為定製。而秦朝的人頭稅純屬掠奪性質，官吏直接到各家各戶收繳人頭稅，當場清點人數，按口交納穀物，用箕裝走， 所謂「頭會箕斂，以供軍費」。這種強制性的收稅辦法，造成財匱力盡，民不聊生。從上述史料中，可以斷定秦漢時的人頭稅主要充作軍用，只是輕重不同而已。再 者，劉邦稱帝後，也較愛惜民力。定都關中之後，因咸陽秦宮被項羽燒毀，成為一一片廢墟，只好在附近的長安鄉秦朝謀反叛。　　漢文帝父子以 上凌下，以大壓小，激化矛盾，難辭其咎。吳王喪子，極易喚起同情，故莢使者向文帝暗示狗急跳牆道理，請給予吳王反省悔過機會。文帝終於被吳使者說動，作了 讓步，賜予吳王養尊之物几杖，免予入京朝請。此後，吳與朝廷矛盾，表面上有了緩和，實際上轉入了地下秘密活動，暗中用勁。　　景帝即位 後，以力主削藩的晁錯為御史大夫，案察諸侯王不法行為。先是以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繼則膠西王賣爵為奸，奪其六縣。至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冬，晁錯 又察出楚王劉戊為薄太后服喪期間，私奸服舍，大逆不孝，請求景帝誅之。結果雖赦其不死，卻削其東海及薛郡。這幾個國被削弱之後，未引發較大政治麻煩，比較 平靜，於是景帝與廷臣們開始議論削吳，將矛盾推向公開化。　　吳王眼見楚、趙等國被削，又聞朝廷正在討論削吳，恐懼吳地被削除殆盡，遂亦 加緊陰謀舉事。先與勇武好兵的膠西王劉印達成默契，相約共同舉事，奪取天下，而後兩人平分秋色，各據半壁江山。隨後膠西王又遣使齊、淄川、膠東、濟南四 國，密商舉事，各因利益所在，一一響應。至於淫暴的楚王劉戊，自被削除兩郡後，早已與吳王同病相憐，結成一體，蓄勢待發。這七國已佔諸侯王多數，而且力量 又強，極有傾覆期廷的可能。　　景帝前元三年正月，正當七國取得一致，約會共同起兵反抗朝廷削藩時，朝廷削吳、楚撼地的詔書也分別送到 吳、楚。吳王見到詔書中削吳會稽、豫紊兩郡，毫無遲疑，即刻起兵反，殺死吳國由朝廷任命的200石以下官吏，下令國中62歲至14歲者，一律從軍，迅速組 成20萬大軍，並使人煽動閩及離官住下，並在此離宮基礎上改建成長樂宮，作為施政地點。高祖七年（前200）冬，蕭何乘劉邦北擊匈奴，不在長安，修築一座 宏偉的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以重天子威嚴。但是，劉邦回到長安後，見到壯麗的未央宮，立刻大怒，申斥蕭何治官室過度，勞民傷財。故而 此後無人再敢修築官室。至十一年（前196），劉邦仍把省賦作為施政大事，看到諸侯王等爭相向皇帝朝獻，獻錢多少無規定限制，官吏多征賦為獻錢，增加百姓 負擔，造成疾苦。為糾正此種弊端，劉邦詔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使官吏無限制收斂百姓錢財現象得到 扼制。統治者少一分享受，百姓則多一分幸福。　　惠帝在位期間不理朝政，諸事一仍其舊，唯修築長安城一事，可算作他的政績。自即位元年正 月，就開始修建長安城，歷時五年而成。其間有兩次大規模徵發，其一為三年（前192）春，「髮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雖涉及范 圍較廣，動用人數甚多，但歷時較短，不至於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同年六月，徵調諸侯王、列侯徒隸2萬人修長安城，表明罪犯是修長安城的主要勞力，以維持曠日 持久的工程建築。其二為五年春，仍動月了長安城六百里以內的14.5萬男女，也是30日而罷。至同年九月，長安城終於竣工，成為全國名副其實的政治、經 濟、文化中心。此兩次大規模徵發，從全局來看，仍屬局部性，又有一定節制，對輕徭蘩賦政策不會產生更多影響。　　漢文帝時，偃武修文，政 尚節儉，事事以無勞百姓為宗旨，盡量減少各種費用，既不搞大規模土木工程建設，又無大規模軍事行動，百姓幾乎無徭役之苦，只承擔皇室日常普通差役，號稱 「民賦四十，丁勇三年而一事」。較以往算賦百二十錢、賦役一歲一事相比，各減輕三分之二。漢景帝時，繼續堅持輕徭薄賦方針，在原來基礎上，為進一步減輕農 民負擔，致力於發展生產，先從自身做起，詔示天下：「不受獻，減太官，雀徭賦。」欲使天下務農蠶，廣積蓄，備災荒。對諸侯王徵發封國民力加以限制，為其修 築墳墓不得超過300人，也不準隨意佔地修建。督促官吏務勸農桑，不得貪贓枉法以擾民。　　由於文景兩代長時間堅持減免田租和輕徭薄賦的 重農方針，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出現繁榮景象。對此，司馬遷曾用文學誇張筆法予以描繪與歌頌，稱：「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 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 群。」從而標誌著漢初的讓步政策取得了成功，百姓得以安居樂業，國家走向繁榮富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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