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男人長辮、女人小腳絕跡的前前後後

　　一九三六年，我出生在涿州碑資村，我記事時，父親腦後的辮子已剪掉了，母親卻還纏著小腳。

　　父母講，民國初年，涿州城門設卡剪辮，先城內，後農村。碑資村地處涿州西南邊陲，離城僅有三十五華里，今日一切可行同步，但當年男人剪辮、女人放足比城內滯後十五至二十年。碑資村男人長辮、女人小腳絕跡，也就標誌著涿州全境男人長辮、女人小腳的絕跡，筆者目睹了中國人在形態上自我醜化痕迹的消亡過程。

　　母親講，她過門那年是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新郎(也就是筆者的父親)還拖著一條長辮。那年月，妻子每天要為丈夫梳辮子。大約過了兩三年，涿州晉奉戰爭之前(一九二七年)，父親有事去涿州，被城門警察剪掉了辮子，城門旁有個剃頭棚，順便剃光了頭，戴頂瓜皮帽回了家，因為怕鄉親看見。回家洗了頭，高興地喊起來：「早該剪掉辮子了!」其他青年人也早討厭這條辮子，所以找個事由去城內轉一圈，藉機剪掉辮子、剃光了頭。

　　那時，我的曾祖、祖父還在世，見了青年人剃光頭不順眼，時間一長也聽其自然了。有天，我祖父進城也剃了頭回家，摸摸後腦勺好不自在，總像缺點什麼，見人躲著走。祖母比較開通，哈哈大笑說：「這回省得我天天為你梳辮子了!」後來祖父逢人就說：「還是剪掉辮子方便！」

　　有些老年人被剪掉辮子後，回家大哭一場，覺得見不得人了，好像受了侮辱。曾祖父曾率義和團征戰京津，也算見過世面，但對剪辮子，不說好，也不說壞。只是不敢進城，不剪辮子。去世時，已是民國時代了，還是留條辮子，穿著清朝服裝，戴頂紅穗尖盔入殮。

　　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後，涿州城門警察剪辮逐漸放鬆，時剪時斷。鄉間守舊的男人還是留長辮。我祖母的二胞弟，我叫他二舅爺，他不進城，也不剪辮。何燦抗日自衛團號召男人剪辮，他也挺過來了。一九四五年光復那年，我還看到他留條辮子，盤上頭，扣頂瓜皮帽，大熱天也不摘，就是不好意思剪辮子。到了這時，街頭、集市上還偶而看到一兩個男人拖著大辮子，多數將辮子藏在帽子里。

　　民國以來的張勳復辟，直皖戰爭，蔣閻馮大戰，晉奉涿州攻守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百姓苦不堪言。有人傳言，都是因為男人剪了辮子，破了風水，丟了陽氣。一九四九年初，在涿、淶、新交界地區，興起「善人會」，入會者叫「老善人」，必須重蓄起辮子。我們小孩子到村頭看湧來百十號長辮男人，他們多數上了年紀，我村王順也加入了「老善人」行列，他們進村就喊：「嗚呼!天下太平喲！」村民男女多數來看熱鬧，許多曾留過長辮的長輩也反對重留長辮。

　　後來，政府查出「善人會」是反動組織，是反動會道門，一律取締，剪掉辮子。嚇得這群老善人急忙剪辮子。雖沒加入「善人會」仍留著辮子的男人，怕受連累，遭打擊，也慌忙剪辮。從此，涿州男人辮子絕跡。「老善人」的辮子是長辮絕跡前的迴光返照。我目睹這歷史一刻，從此，我再也沒見到男人長辮。

　　母親講起女人小腳來，痛之鑽心。放足可不象剪辮子那麼容易，一把剪刀，咔嚓一聲，男人辮子就沒了，女人的小腳不是說放足就會立刻變成自然足的。

　　女人纏足的起因，據說是千年之前南唐李後主後宮妃苗娘裹小腳走鋼絲，民間仿效，久而久之，形成陋習。

　　女孩從四五歲纏足，被纏痛得又哭又喊：我不裹腳，我不如死，我要當男人!怎麼喊也經不住大人硬裹，邊纏邊勸，忍耐點吧!脫生女人就得受罪，長大了好找婆家，嫁不出去，祖上無光。

　　小腳成型，人長腳也長，被纏得疼癢難忍，不能上學，只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下不了農田。從小在家做小花鞋，為自己準備嫁妝。我母親為自己做了二百雙小花鞋，各色各樣繡花鞋，足足裝了兩木箱。母親還經常拿出來讓我們欣賞。一線一針縫得格外精細，有牡丹、菊花、孔雀開屏，花草蟲魚件件是藝術品，三角形的小花鞋，十分讓人喜愛。解放戰爭期間，國共拉鋸戰，我家逃難，空房裡輪番住過國共軍人，這些小花鞋引起這些軍人好奇，翻來複去欣賞，但一雙不少，有兩雙放在箱外，落了灰塵。如果存到現在，真可以入博物館，用實物來控訴婦女受的那段辛酸史，可惜，二百雙小花鞋毀於文革。

　　已纏成型的三寸小腳，五指並一指，腳底已變成嫩肉，腳骨變形，又軟又脆。不穿鞋，不要說走路，站立都不行。孫中山在民國元年發布了放足令，但已成型的小腳，根本不能放足，只能對未成型的小腳起作用。偏僻農村根本不知道放足令，照舊纏足。碑資村附近幾十個村莊，地處涿州西南邊陲，放足令執行，晚了二十年。

　　一九三七年，在岐溝成立的何燦抗日自衛團推行放足令。我的胞姐曹秀英生於一九三0年，四五歲纏足，尚未成型。和同齡的姐妹們開始放足，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才停止了纏足。

　　族內曹書衛大叔娶我大嬸時，因家境貧寒娶不起小腳女人，只好降低檔次娶個大腳女人做妻。我這位大嬸過門時，下轎用長裙遮住腳面，走入洞房。然而大嬸奔走如飛，幹活有勁。可是也因為這雙大腳在鄉下人面前抬不起頭來，背後有人嘲笑，一旦和別人吵架，對方罵她「大腳」，書衛大叔吃不住勁，光生氣不說話。大叔的母親，我稱她三奶奶，比較開通，常勸我這位大叔：「大腳怕什麼?幹活多省勁，小腳好看，頂飯吃嗎?」在那個時代，抗戰前幾年，在祖母一輩人中仍然感到小腳好看。

　　我這位書衛大叔的胞弟書淮，我稱他二叔，娶了位大腳二嬸，事也巧，正值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八日，日軍佔領涿縣城，城內東大街母女倆逃難到碑資村，因為聽說澤畔、東陽屯日本鬼子殺人搶女人。我二叔娶了這位二嬸，因為涿縣城內民國初年就放足了。大腳女人如果到了鄉下做媳婦，十里八村都會感到新奇。

　　離碑資村十五里的孫家莊，地處交通要道，開化比我們偏僻小村早二十年，有位村姑馮瑞霖自小不纏足，還有點文化，而且很賢慧，嫁給了我族內曹書鐸為妻，我也稱她為大嬸。這位大嬸完全不理睬鄉下人對腳大腳小的品說。這兩位大嬸、一位二嬸成了涿州西南邊陲放足，反對纏足的先鋒。

　　當何燦抗日自衛團下達放足令，少女們紛紛響應，幾位嬸娘全力支持。放足的女孩子手舞足蹈，歡呼雙腳得到了自由。

　　當少女禁纏、放足顯示優勢之時，那些纏足成型的女人更感到自身痛苦。清末民初出生的女人，小腳已纏成型，只好伴其終生痛苦。我的大伯母馬氏、二伯母楊氏、我的母親騰氏都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看到母親忙了一天，晚上關上門洗腳，裹腳布兩丈長，亮出一對又白又嫩的捂了一天的小腳，因怕我父親嫌小腳臭，匆忙洗去腳汗，感到格外輕鬆。母親還說：「好痛快啊!」

　　媽媽怕走路，下地幹活，扛著鋤頭，踩著稀泥，腳底起泡，紅腫鑽心。大伯母馬氏挑著豆腐挑，叫賣豆腐，一扭一拐，我們看的心都顫抖。媽媽對我說：「這個推行纏小腳的祖宗太可惡了，怎麼想起這個辦法折騰女人，這招太陰損!千萬別脫生女人，當女人就倒霉。你看你的大嬸、二嬸，大腳走路，幹活多方便。還說小腳好看，我看小腳走路最難看。你長大一定娶位大腳媳婦。」

　　我的祖母故於一九四四年，二奶奶故於一九六二年。我母親故於一九五一年。在我們這片，農村的大伯母、二伯母壽命比較長，二伯母故於八十年代末，大伯母九十餘歲故於一九九六年，這是涿州最後的兩位小腳女人。

　　我們族內的一位老嬸，過去纏過足，後來放足，但不徹底，人稱文明腳。所謂「文明腳」，介於大腳和小腳之間，五個腳指分開，鞋頭也是圓的。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我回涿州中學參加七十周年校慶，也想看望這位年長的老嬸，沒想到她已於一九九九年三月病故。嚴格說來，涿州女人小腳，如果放過足的文明腳包括在內，是在一九九九年三月絕跡。(完)

　　(來源：《保定文史資料》；作者：曹興禮；編輯：王雪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