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晚期至東漢時期玉璜藝術鑒賞
西漢晚期玉璜沿襲中期同類器的風格特徵,但從已發現的實物標本看,已呈數量驟然減少、質量逐漸下降、形制紋飾更加簡約粗製的趨勢,表明這一時期玉璜的製作與流播已從西漢中期的繁榮興盛階段急劇轉入衰弱期。由於製作不精,許多器物已失去了西漢中期玉璜形制紋飾簡約傳神、樸實生動的風采神韻而顯得機械呆板。
以此期仍在繼續流行的雙首合體龍形璜標本為例,江蘇揚州甘泉巴家墩漢墓出土西漢雙首合體龍形玉璜(圖20),體扁平弧形,兩端龍首雕琢成粗約輪廓,龍首部的嘴、上下吻、鼻、耳、頜下須以極少量的粗細不均的陰線雕琢,五官形構與位置粗約模糊,龍體素麵,近緣部上下雕琢兩道粗糙陰線紋。本例雙龍首玉璜與西漢中期流行的同類器比較系粗製之作,缺少後者生動傳神的意蘊。揚州甘泉「妾莫書」漢墓出土的另一件西漢晚期雙首合體龍形玉璜雕琢更為簡約(圖21),龍首僅在弧背的兩端雕琢幾道淺淺的弧形凹槽以表示輪廓,龍嘴、上下吻、耳等五官則用細陰刻線草草勾勒,形構模糊而比例失調,此器已全然沒有了西漢中期雙首龍形玉璜的神韻與動態美感。揚州邗江甘泉巴家墩漢墓還出土有一件素麵玉璜(圖22),體扁平,短弧狀,兩端寬窄尺寸不一,兩圓穿孔徑大小不同,一角殘缺,器表打磨不精,顯系粗劣之作。徐州石橋西漢晚期墓出土兩件龍首形玉璜殘件,一件體扁寬,龍首五官細部、龍體的夔龍紋皆雕琢得精細逼真、一絲不苟(圖23);另一件器表布滿谷紋,龍首細部形構及軀體紋飾均嚴謹精整。這兩件殘器雖出土於西漢晚期墓中,其風格特徵皆為前期之作,與西漢晚期璜迥然有異。與此類似的情況還見於北京丰台大葆台漢墓出土的一件勾連雲紋玉璜,這件標本亦應是前代沿襲下來的遺物(戰國秦式璜)。
圖20 揚州甘泉巴家墩漢墓出土西漢晚期雙首合體龍形玉璜
圖21 揚州甘泉「妾莫書」漢墓出土西漢晚期雙首合體龍形玉璜
圖22 揚州邗江甘泉巴家墩漢墓出土西漢晚期素麵玉璜
圖23 徐州石橋漢墓出土西漢晚期龍形夔龍紋玉璜
圖24 揚州邗江甘泉「妾莫書」漢墓出土西漢晚期半璧形蒲紋渦紋玉璜
西漢中期流行的標準型「半璧式」玉璜,在西漢晚期出土器中也有發現,揚州邗江甘泉「妾莫書」漢墓出土有此類器(圖24)。器表以淺浮雕蒲紋為地紋,再在蒲紋上加飾陰線刻渦紋作主紋圖式,近緣部及孔徑部各雕琢細陰刻半圓形邊闌。有意思的是,在玉璜加工切割截面的一端的外緣部,還保留有一小塊尚未切磨掉的「邊料」,在璜體切面與邊料相連處,可以清晰地看出治玉工匠切割、打磨不徹底而留下的一道直線形切割凹槽,這個現象不僅確證了此類璜原系利用玉璧「一分為二」剖開後的成型器,更表明西漢晚期的玉璜加工製作簡單粗糙,不講求對璜體細節的精雕細刻,進而導致了雕琢工藝水平不及西漢早中期的史實。
西漢晚期還出現一類通體透雕的較為精緻的璜形器,是此期玉器雕琢加工中不多見的精美藝術品。典型器見於揚州甘泉「妾莫書」西漢晚期墓出土的兩件透雕器。一件璜體雕琢成雙首合體龍形(圖25),龍頭部細長,曲頸回望,嘴大張,上吻碩大而末端上卷,下吻亦呈末端捲曲狀,耳部與角捲曲相連,龍體弧背外緣向上出廓透雕一曲頸回首的鳳鳥。鳥尖喙,杏仁眼,碩大的鳳冠捲曲後飄,尾翼長而向外側翻卷。弧腹部外緣向下透雕一組左右對稱的勾連雲紋。另一件亦為雙首連體龍形器(圖26),形構與前件出土器大體雷同。此類器形構與同時代玉璜已有明顯不同,承載的佩飾功能與西漢晚期流行的其他類璜有異,出現的年代可能較西漢晚期同類器更晚,稱之為「璜形器」、「璜形佩」,或比命名為璜更為恰當。
圖25 揚州甘泉「妾莫書」漢墓西漢晚期龍鳳紋璜形佩
圖26 揚州邗江甘泉「妾莫書」漢墓出土西漢晚期鏤空雲龍紋璜形佩
到了東漢時期,玉璜數量急劇減少,目前見於報道的材料中罕見此期玉璜出土器,河北定縣北陵頭村中山穆王劉暢墓中發現兩件玉璜(圖27),體作扁平短寬弧形,通體鏤雕,兩端各雕琢一龍一螭虎,龍、螭虎曲體盤繞,以陰刻線表現眉、眼等細部,可視為這一時期玉璜精品的代表之作。由此,亦可初步觀察出西漢末至東漢時期此類鏤空玉璜雕琢所呈現的紋飾抽象化、幾何圖案化、過於講究繁冗華貴的特徵。
圖27 河北定縣北陵頭村中山穆王劉暢墓東漢鏤雕禽獸紋璜
漢代玉璜的上述演變特徵,既有傳統治玉技術及玉文化的影響因素,亦與兩漢之際的政治變革、經濟發展、思想文化變遷、社會生活習俗滲透等時代動因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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