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文學的道德敘事及其人性反思

······鑒於電視、網路和報紙等大眾傳媒對國家具有更直接的形象包裝和塑造作用，主流敘述對文學的明顯鬆綁是一個誰都無法否認的事實。「新時期文學」那種濃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新世紀文學」中似乎變成了一個漸行漸遠的蹤影，一個無足輕重的歷史檔案。在當前，它很自然成為文學評論家建構「新世紀文學」概念的一個重要理論出發點。他們非常確信地認為，「這裡的新的歷史對於過去歷史的超越其實是空間的支配作用的結果」，「五四」對「世界史」思考所設定的目標已經落空，而中外資本轉移所產生的消費刺激則進一步耗散了文學的精英意識和歷史功能，因此，「這種變化使得『新時期』和『後新時期』的文化轉向了『新世紀文化』。這種『新世紀文化』完全超越了『新時期』對於今天的想像。」教師團隊

張光芒 教授單位：南京大學部門：文學院職位：博導新世紀文學

中國新世紀以來的文學也可以徑直稱為「新世紀文學」。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我們常常把「新世紀文學」上溯到上個世紀90年代甚至80年代，因而「新世紀文學」也並非特指固定在「新世紀」這一單純時間維度上的文學，它在上個世紀最後20年間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標示著一種具有「文學新世紀」意義的大不同於20世紀中國文學主潮的新的文學，只不過到了新世紀這些年，面對新世紀中國社會和文化氛圍以及文學面貌的巨幅改觀，人們才彷彿突然「發現」一種新的文學生態和形態揭去了面紗，已然成型。就此而言，「新世紀以來」已近10年的文學發展不過是最為名副其實的「新世紀文學」，「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的命名也來自於最初對「新世紀以來」文學的研究與討論。言說和使用「新世紀文學」，並以此來考察新世紀10年來的中國文學進程，其意義就在於，一是力圖表述新時期30年來文學演進的實質，即30年來的變遷最終歷史地形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文學；二是期望深入地闡釋這種當代文學的新形態，並展望這個文學的未來。

新時期30年來的文學無疑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整體。我們立足新世紀以來10年文學，並將其作為一種常態的、典型的、更具發展全面性和深度的「新世紀文學」來探討，與這樣的30年整體觀並不矛盾。相反，我們應該認為，新世紀以來10年文學是上個世紀後20年文學的一個歷史結果，並不構成對前20年文學進程的斷裂，而是其合乎邏輯的發展，一個初具規模的新的文學的完型化。這是正確認識新世紀文學特徵的基本前提。而我們觀察和總結的結論，就是，這10年來的「新世紀文學」更全面、更具發展深度地印證和體現了30年前歷史新時期肇始時所標舉的一以貫之的時代精神，這個時代精神在其根本上是一種在改革開放旗幟下面向未來的新的現代生活精神，從新時期社會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新世紀的「以人為本」的進程，正是文學界從解放思想、回歸五四文學精神的高歌猛進逐步落實到現代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現實精神和世俗感性情狀的過程。新世紀10年文學所呈現的新的文學生態和形態的基本性質，正是30年來中國社會和人民所創造的中國新現代性的文學體現，這種「新現代性」的要旨無他，就是一種基於物質和精神協調的生活解決為主導的生活現代性，它走出了20世紀那種啟蒙的精神現代性和革命的政治現代性挂帥的時代，而重建了中國人民更具生存實在性因而也更具有民生實在意義的新的生活，重建了這種民生中人的現代生活感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新世紀文學在其本質上，在其歷史的新的維度上，是我們時代的現實性的「人的文學」，以及「人的文學」的敞開(比如向自然的文學的敞開)。新世紀文學的發展

作為一種新現代性的文學形態的「人的文學」，它從上世紀80年代萌芽行世到90年代的壯大成長，不斷地與作為創作形態和理論批評形態的20世紀舊有的啟蒙現代性挂帥、或者政治現代性挂帥，而以壓抑生活現代性為前提的文學精神進行博弈、衝撞，乃至不斷突破重圍而漸行漸大，最終成為在新世紀10年間不能忽視、不能迴避，也不可阻擋的文學大勢與常態。必須看到這是30年來中國文學的一個真實圖景，一個真正的動態過程。80年代伊始，新時期文學援用五四新文化精神，高舉「人的文學」的旗幟，批判「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唯政治文學精神，以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尊嚴為啟蒙理性鳴鑼開道。這種在人文理性哲學意義上肯定人、肯定人性、肯定人的尊嚴與權利的文學思想解放潮流，有力地配合了新時期向經濟社會、生活現代性的深刻轉型，配合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質上是以人的基本生活權利、物質生活的合理性為核心的生活轉型。因此新時期文學在啟蒙高調的底下，一開始就暗含潛伏了啟蒙現代性和生活現代性兩種發展路向，這兩種發展路向在共同反對唯政治現代性文學精神的背後 ,一個作為強調啟蒙理性的由現實人性的 抽象肯定而走向高揚人的精神性、人的理想性的主體決定論，另一個則強調實用理性的由啟動人的慾望與物質需求而走向人的存在性、生活性的生活與文明決定論，進而在肯定和調適慾望性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實現物質與精

神的生活意義上的均衡目標。啟蒙與生活的雙重變奏，就這樣共生於那個迷人的80年代。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等潮流中，我們都看到它們有時是那樣地膠著於作家作品中一體性地共存，有時卻漸次生分，不無矛盾糾結。乃至在啟蒙性的批判者立場看來，批判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文學本體的純粹性、審美精神等，這些理想的內容不僅對80年代，而且對今後的中國文學，都可以用來解釋一切，概括一切，指摘一切。這固然有理，但就是這樣的一些認識，使我們某種程度和意義上遮蔽了一些80年代的真實圖景。其實現在我們可以在那些順應了當時時代需要的啟蒙性思路之外，看到另一種具有活潑感性的生命力的文學態勢，在「李順大造屋」式地喊出對基本生存的物質訴求之後，在汪曾祺的日常平凡生活故事裡，在張賢亮的一半是慾望一半是思辯的糾纏里，在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攪拌里，在莫言的一半是歷史一半是生命感覺的宣洩里，乃至在王安憶的「三戀」和鐵凝的「玫瑰門」里，都有這樣的一條基於生存欲求的主題與精神線索，它呼應著這個時代的立足於基本生活物質訴求之上的新現代性生活的崛起，其走出五四文化精神的維度清晰，某種程度的非理性非理想，顯露了生活的真相本身。它在80年代後期的新寫實小說和生活流詩歌中更顯示了直面生活的坦誠與勇氣。但在90年代初的一場有關「新寫實」的討論中，啟蒙理性及其精神性訴求開始大力度將新寫實批判為原生態、自然主義、慾望化、日常庸俗，乃至失卻價值批判立場。隨後，在市場經濟大

潮席捲而來的情勢下，又喚醒和突出「人文精神」概念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當人們把「人文精神」作為理想標準來衡量基於生活的真相的創作現實時，對於那些才華橫溢的作品如《廢都》、《長恨歌》、《活著》等，一方面不得不承認其藝術魅力，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從人文精神的高度、先鋒理論的精神性、存在主義與人道主義的悲劇性，以及純文學的審美純粹性，對其作了或多或少的否定性的指摘和批判。一邊是基於新現代性生活價值的面向新世紀未來的文學創作，另一邊則是少諳世事人心，日見固執的理論批評界，連女性寫作及七十年代女作家，也都被放在「慾望化寫作」的道德平台上來清算。在我們進入新世紀之時，這種道德性的有理而固執的文學意識形態，不能包容、體察、理解當代創作的新的感性形態和文明指向，導致了對當代文學的整體走向評價的低迷，形成風氣，一直遮擋著人們真實地認識新世紀文學的本色的視線。這是我們在討論新世紀以來10年文學進程時不能不首先理清的它的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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