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隻眼看中醫》作者毛嘉陵與反對中醫的百年文化科技大師們「對話」

自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興起開始，中醫藥被劃為舊文化傳統的代表，甚至中醫已被改稱為「舊醫」，西醫則堂而皇之地擁有了「新醫」的美名。人們一般都將「舊」當作是陳舊的、落後的、不好的來對待，「新」當然就是先進的、正確的。因而當時就有相當一部分人輕視中醫、反對中醫，主張用西醫取代中醫，認為中醫落後於時代，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應該與封建社會一起埋葬。這種由於中西文化異同引起的學術偏見，後來逐漸演變成為意識形態上的是非問題，只要站在傳統文化的立場為中醫申辯就是保守，批判中醫就是革命。

近代廢除中醫的思想根源是從俞樾的一個荒唐觀點開始的，由此拉開了一場同樣荒唐的學術「鬧劇」，以至最有影響的文化名流陳獨秀、胡適、魯迅、嚴復、梁啟超都紛紛陷入對中醫的大批判中，似乎不罵中醫就不能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場，不批鬥中醫就不能顯示自己的學術水平。曾經為包括這些文人在內的中國人及其先輩們的健康做出過卓越貢獻的中醫藥，就這樣被「痛罵」了。

1、俞樾搶先「出風頭」：廢除中醫

俞樾（1821～1907年），字蔭甫，號曲園，湖州府德清人。清朝道光三十年（公元1856年），俞樾殿試中第十九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後歷任翰林編修、國史館協修、河南學政。他在1879年發表《廢醫論》，成為國人主張廢除中醫的鼻祖。《廢醫論》全文共分本義篇、原醫篇、醫巫篇、脈虛篇、葯虛篇、證古篇、去疾篇等七個篇章，七千餘字。

俞樾在「本義篇」中以《周禮》、《春秋左傳》、《史記》等古書為證，追述古代中國「醫卜並重」，甚至「重卜甚於醫」的傳統。他認為，《春秋》中有巫短龜長之說，世人漸「重巫而輕卜」，故東漢以後「卜日益衰滅」，而醫猶盛行。到了唐代，「李華遐叔遂有廢龜之論，此論出而卜竟廢。唐宋以來醫猶盛行，卜則否矣」。俞樾認為，既然與醫並重的「卜可廢」，那麼「醫不可廢乎?……曲園先生本遐叔廢龜之論，而為廢醫之論」。

毛嘉陵點評：俞樾認為，既然與醫並重的「卜可廢」，那麼醫亦應廢。看不出來此處由這種簡單思維推導出的廢醫觀點有沒有受西學的影響，如果是按西學「根據事實證據進行邏輯推理判斷」的學術研究規則，是不應當這麼草率就得出結論的。很顯然，這個觀點存在明顯的邏輯錯誤，比如說，如果張三與李四在一起喝過酒，甚至多次喝酒，某一天張三殺了人，要被槍斃，是否與他一起喝過酒的李四也要一起「陪殺場」？這充分證明了俞樾治學的草率，只要稍具醫學史知識的人都能判斷出這是一個不講道理的荒謬觀點。

中醫藥雖然起源於我們祖先的勞動和醫療實踐活動，但由於在早期萌芽階段，人們的認識水平有限，難免不與巫卜相混，早期的西方醫學、古埃及醫學也同樣有過與「神靈」為伍的日子。以後隨著醫藥學的進步和發展，自然就會與巫卜割裂開來。先秦時期的《周禮》就記載有醫師的職責：「醫師究人之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察天五運，並時六氣……以探五病，決死生之分」。這個過程已經沒有了巫的痕迹，這一時期治病已經開始主要用食療、葯療和針灸，已逐步取代了巫師的祈禱、祭祀和咒禁。《黃帝內經·素問·五臟別論》更是明確指出：「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已表明醫學與迷信已經決裂。

從「醫」字的演變也可證明醫與巫卜的分離，最早的醫曾寫作「毉」，而後使用藥物後則改寫為「醫」。因當時很多藥物都用酒制，故用表示酒的偏旁「酉」來代表藥物。這些文獻和事例證實中國醫學脫離巫的影響的時間，比俞樾所說的還早得多。落後而迷信的巫卜從醫中退出，這是歷史的必然，但不能因為醫學曾經與巫卜有過聯繫，就以此推導出「既然巫卜都廢除了、醫也應當廢除」的荒謬結論。

俞樾在文中也提到，從東漢以後卜逐漸消亡，僅醫盛行。實際上這說明了他也承認從那時起中醫已擺脫了巫卜、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既然如此，又為何要以巫卜已廢為由來提出廢醫呢？雖然我現在無法揣摩出俞樾這樣荒唐「炒作」的真實目的，但可以認定的是現在某些人用俞樾這種邏輯混亂的錯誤觀點，來證明廢除中醫的正確性，這是多麼的可笑和對歷史的無知。

俞樾在其他篇章中，還對中醫有多種十分「滑稽」的否定，之後他又發表《醫藥說》，提出「醫可廢，葯不可盡廢」的觀點。透過俞樾使我們了解到了晚清個別大文人的治學態度和學術水準實在是令後人「無顏」。

2章太炎痛批：《內》、《難》和五行學說

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醫學家，研究範圍涉及小學、歷史、哲學、政治、醫學等，著述甚豐。

章太炎早年受到西方近代機械唯物主義和生物進化論的影響，在他的著作中闡述了西方哲學、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新思想、新內容。

他在1926年所寫《論五臟附五行無定說》中指出：「五行之說，昔人或以為符號，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臟，無不相孳乳，亦無不相賊害者。晚世庸醫藉為口訣，則實驗可以盡廢，此必當改革者也。」接著，他又在《中國醫藥問題序》中進一步說：「自《素問》、《難經》以五行內統五臟，外貫百病，其說多附會。」其意就是說五行是一種牽強附會的「妄言」，應當通過實驗進行檢驗後予以廢掉。他在給上海國醫學院院刊提名並擬定聲明時就指出：「本刊內容一洗陰陽五行之說，欲以科學解釋中醫」。他的主張和思想，影響了當時不少醫家，如陸淵雷、惲鐵樵等。他還說：「近世多信遠西醫術，以漢醫為誣，如其徵效，則漢醫反勝，然而尋責病因，辭窮即以五行為解，斯誠誣說，仲景所不道也」。

毛嘉陵點評：章太炎曾拜俞樾為師學習經史，其思想雖然沒有師承老師廢醫的觀點，但他提出的廢棄五行學說的觀點，卻沿襲了其師父俞樾慣用荒唐邏輯得結論的功夫。他認為仲景不重視五行，其實，在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就明確提到：「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張仲景在「序」中說的這番話，實際上就是傷寒論學術的重要指導思想，並不是章太炎所說的「仲景所不道也」。

五行是古代中國智者用來認識物質世界構成和運動關係的一個哲學概念。因此，五行的木、火、土、金、水，既代表構成宇宙的基本物質元素，也代表著物質運動的幾類基本運動形式。五行學說在醫學上用來說明人體內部以及人體與外界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種認識雖然簡約，但並非完全沒有實踐檢驗的依據，比如在臨床上根據「木克土」五行理論，通過疏肝理氣治療因肝氣不疏引起的脾胃病變，是能夠收到很好療效的。章太炎作為一位精通中醫的國學大師，為什麼要以張仲景的名義提出廢除五行呢？

這也許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與章太炎的學術喜好有關。因為他特別推崇張仲景：「它書或有廢興，《傷寒論》者，無時焉可廢者也」，並認為「精而不迂，其惟長沙太守」，而且，在眾多醫家中「不拘五行生剋之論者，蓋獨仲景一人耳。」他認為，張仲景的名氣很大，又位尊「醫聖」寶座，既然仲景不以五行為宗都能治病，還能成為臨床大師，以此也就推論出五行並不重要，可以廢也。但他不可能沒有讀過張仲景的《〖DK〗〈傷寒雜病論〉序》，也不可能不知道五行是中醫藥的理論基石之一，在如此情況下還提出這種觀點，實在讓人費解，可見其治學方式部分繼承了其師俞樾的做學問方式。二是與他想改進中醫有關。他發現了中醫的一些不足，尤其是在受到西方文化洗禮後，很想改進中醫。要想改進中醫應該從何下手呢？當然應當首先抓住理論根源來攻擊效果才最好，於是就向五行開火了。這反映了當時中國文人在西學的高壓下，面對祖先的學問所表現出來的是多麼的「無奈」。〖KG)〗

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M·波克特教授認為：「一定的方法學和技術，需要一套與之相適合的常規標準。中國的科學，特別是中醫學，採用陰陽和五行作為常規標準，來達到定性標準的單義性。中國科學家反對使用陰陽五行作常規標準，正好像西方科學家禁止使用米制來表達定量陳述的單義性一樣荒謬」。一位外國學者都能這樣深刻地了解中醫藥、理解中醫藥，而我們的國學大師卻如此的「謙卑」和「自卑」，真讓人難以相信。

3、余雲岫「醫學革命」的目的：徹底消滅中醫

余雲岫（1879～1954年），名岩，號百之，浙江鎮海人，在醫藥衛生界的地位比較特殊，解放前和解放後均擔任過政府的衛生要員。

1916年，余雲岫從日本畢業回國後，開始了他向中醫開刀的「醫學革命生涯」。1917年，余雲岫在《學藝》第2卷第5號上發表的《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第一步》一文中批判到：「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話都是謊話，是絕對不合事實的，沒有憑據的」，但同時，他又承認：「中國的藥品確是有用的。」這是他站在西醫角度對中醫理論「捅的」第一刀，不過在此時他還沒有將中醫徹底否定，畢竟還是承認了中藥的效果。這雖然談不上是什麼新論，只能說明章太炎的老師俞樾有了一個「海歸粉絲」。

1917年，余雲岫在日本時寫的《靈素商兌》小冊子出版了。他在該書中全面批判和否定了中醫：中醫是一門「不科學的玄學」，「靈素之淵源，實在巫祝」。他進一步分析到：「中醫無明確之實驗，無鞏固之證據……不問真相是非合不合也」。因此，「不殲《內經》，無以絕其禍根。」

毛嘉陵點評：余雲岫年輕時目睹了中國國家衰敗、科學落後的現狀，懷著報國之志到日本求學。在日本期間親眼目睹了明治維新以後，漢醫遭到廢止，西醫大發展後給衛生領域帶來的變化，對他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和啟示。余雲岫對中西醫學的認識，還受到過當時在日本的章太炎的影響。這些都促使他發誓要「長習新醫，服膺名理」。

從余雲岫以上論述即可看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思想認識並不深入，完全是以西學機械唯物論為標準來看問題，也認識不清楚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係。他的這些觀點中本身就存在著諸多邏輯矛盾，既然理論錯了，在錯誤理論指導下的實踐還能正確嗎？反之，實踐後的結論被認可是正確的，就應當可以反證其理論的合理性。

余雲岫打著醫學革命的旗幟，將廢除中醫提高到國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來認識問題：「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不能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如不消滅中醫，將妨礙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

正是由於對中醫的偏見和對西學固執的熱衷和崇信，余雲岫從口頭上的呼籲開始，最後終於以實際行動來對中醫進行了一次「革命」。1929年2月底，余雲岫以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海分會會長的身份，在南京政府衛生部召開的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上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障礙案》。余雲岫由此也被列為中醫近代史上的一個「反面人物」。

當然，也有人在《中華醫史雜誌》1954年第2號上為余雲岫辯解：「他因熱愛科學的醫學，所以恨非科學的醫學。因時代和環境關係，他當時只知單純從科學觀點去愛國，而忘了政治革命的重要。他愛科學的醫學，而排斥非科學的醫學，在非科學的醫學中，如仍有科學的一面的話，他仍是熱愛的。換句話說，他是批判它的缺點，發揚它的優點。這是他醫學革命的思想根源。」從以上辯解可以看出，在余雲岫所處的年代，對西方科學已到了絕對尊崇的程度，而且西方科學已成為衡量一切知識的是非標準。既然余雲岫對中醫只是想「批判它的缺點，發揚它的優點」，就不應該對中醫「痛下毒手」，置中醫於死地。

接著，該文還說余雲岫也是維護過中醫的：「他凡遇到中醫書上記載合乎科學，確實可靠的地方，是張揚不遺餘力的。」並舉例說：「他曾批判過陳克恢先生髮明『麻黃素』治喘功效，因不查考中國固有醫藥文獻，而多走了彎路；因中國書上，在二千年前，已有麻黃治喘的記載了……他發現《崔氏別錄》載有瘰癧與結核病同源說早於法國尼克氏一千幾百年，因而作出論文，提到遠東熱帶病學會上報告，獲得世界各國出席代表的注意。」這些情況說明余雲岫對中醫多多少少還是有些認識，也許是他良知發現後的反省，所以後來才對中醫又說了客觀一些的公道話。

現在中醫界人士一談到余雲岫時，多將其作為中醫藥的「死敵」來對待，其實我個人認為還是應當以寬容一些的心態來對待這些歷史事件，而且應當從他的一生的所作所為來評價他。任何人在其所處的時代中的言行，都難免會有一些歷史的局限，何況余雲岫的出發點也並非就全是可惡的，他希望國家能夠發展先進的現代醫療，也是為了使大眾的健康得到更好的保障，所以我們也不必總是盯著1929年余雲岫提案廢除中醫這事兒不放，畢竟這個提案沒有最終實施，也只不過是一樁「殺人未遂」的事件。這一事件本身也暴露出了中醫藥的「脆弱」和存在著諸多不足。現在的西醫西藥問題也不少，帶來了多少醫源性疾病，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抨擊，認為在還原論思想指導下的西醫已走向末路了，但西醫仍然「我自巋然不動」，這說明了什麼呢？值得大家深思。所以，中醫界只有加強自身的內涵建設，創建強大的學術體系，不斷提高診療技術和臨床療效，這才是最好的對余雲岫思想的「反擊」。

4嚴復「揭露」：中醫與九流之學一樣都是「臆造的」

嚴復（1854～1921年），字幾道，晚號愈野老人，又署天演哲學家。福建福州人。特賜文科進士出身，中國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教育家。

嚴復認為中醫藥缺乏實際觀察和邏輯推理，將中醫藥歸為風水、星相算命一類的方術，認為中醫藥是純屬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虛玄話語。1905年嚴復在他所譯《穆勒名學》的按語中說：「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支幹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他還說過，中國與西方觀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據說，他對中醫提出異意，主要是因為他認為中醫缺乏實驗觀察和邏輯推理。

1912年嚴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此時他的中西文化比較觀逐漸成熟，開始進行自身反省，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回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性」就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毛嘉陵點評：嚴復先從西學、後又回歸中學，這種轉變並不能說明他從先進退步為保守，正說明他思想的真正成熟，因為他認識到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的力量：「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所以，在這點上他是最早醒悟的中國人。更多的人則是在今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強盛的21世紀初，才開始敢於正視傳統文化。雖然嚴復曾經對中醫有所貶，但他的醒悟卻比這麼多的中國人早了近百年，很值得現在這些反中醫人士以此反省。

5任鴻雋妄自菲薄：中國沒有「科學」

任鴻雋（1886～1961年），字叔永，四川巴縣人。是中國科學社（1915年10月成立）和《科學》雜誌（1915年1月創刊）的發起人和奠基者，中國科學體制化最早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科學文化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和研究者之一。

任鴻雋在《科學》雜誌1915年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分析中國科學狀況的文章《說中國無科學的原因》，他指出：「秦漢以後，人心梏於時學。其察物也，取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擇術也，騖於空虛而引避實際」，並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多鑽研故紙，高談性理，或者如王陽明之格物，獨坐七月；顏習齋之講學，專尚三物，即有所得，也和科學風馬牛不相及」。

毛嘉陵點評：在將科學與真理等同、成為判斷是非標準的社會中，不是科學就意味著要被否定、要被取締、要被消滅。任鴻雋雖然沒有直接否定中醫藥，但他將包括中醫藥在內的整個中國知識體系全部排斥在科學之外，打入了非科學的「冷宮」，為社會上取消中醫藥的思潮提供了理論依據。任鴻雋將中學與西學相比，由此得出中學不是科學的結論，其思想根源就是「將西學等同於科學」這種錯誤認識。同時，也說明了從那時起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個真正公認的科學標準，所以，才給一些動輒就以「科學的名義」打棍子、扣帽子的人提供了「出名謀利」的機會。

6陳獨秀「瞪眼」：宇宙間哪有中醫所說的「氣」

陳獨秀（1880～1942年），字仲甫，安徽懷寧縣（今安慶）人。我國新文化運動的一面旗幟，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1915年，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極力呼喚民主與科學，聲討專制與蒙昧，同時也對中醫藥學進行了猛烈批判：「醫不知科學，既不解人身之構造，復不事藥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無聞焉；惟知附會五行生剋寒熱陰陽之說，襲古方以投藥餌，其術殆與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氣』之一說。其說且通於力士羽流之術；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氣』之為何物也!」可見，陳先生「戴上西洋鏡」後已不能正視自己母體文化的認知方式了。

毛嘉陵點評：陳獨秀曾將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與現代西學比較後得出結論：「全部十三經，不容於民主國家者蓋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廟不毀，共和招牌，當然持不長久」。固然中國文化中存在著糟粕，但也不至於「十之九九」都是垃圾吧。這種說法反倒是將他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如果中國文化傳統有這麼多糟粕，怎麼孕育出了包括陳先生在內的這麼多中國優秀文人？又怎麼催生出了中國優秀的燦爛文明？陳先生在粗淺地了解了一點西方文化後，就立即拜倒在洋人的腳下，還提出要將自己祖上的東西「焚禁」，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漢奸」心態。

7、梁漱溟「發現」：中國有玄學而無科學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渙鼎，字壽銘，廣西桂林人，生於北京，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學者，哲學家、教育家。

梁漱溟在其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以中醫為例分析了中國「有玄學而無科學」因而沒有走上科學道路的原因：「中國說是有醫學，其實還是手藝。西醫處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葯，無大出入；而中醫的高手，他那運才施巧的地方都在開單用藥上了。十個醫生有十樣不同的藥方，並且可以十分懸殊。因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葯，都是沒有客觀的憑準的。究竟病是什麼？『病灶』在哪裡？並不定要考定，只憑主觀的病情觀測罷了!（在中國醫學書里始終沒有講到『病』這樣東西）某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並不問。只拿溫涼等字樣去品定，究竟為溫為涼，意見也參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藥，哪能不十人十樣呢？」

毛嘉陵點評：很顯然，梁漱溟是持著西醫的實證論、機械論觀點在看待生命和健康，似乎只有將「病灶」看清楚了才能治病，如果沒有按照西式科學的方式來認識問題，就是「玄學」。中醫的臨床診療是辨證施治，同樣的病有不同的證型，當然會有不同的治療方法。梁漱溟作為一個中國文人，對自己的文化科技知識已表現出如此的「不熟悉」，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可悲的事，接著還這樣如此這般地評說，實在是給中國人丟臉。講一個也許不恰當的比喻，如果一個人失戀了，可能會出現精神不振、情緒不好等一些精神心理方面的變化，但進一步發展下去，就可能出現一些失眠、不思飲食、納差、脅肋脹痛等具有醫學臨床意義的癥狀，對此，我們是否也要從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方面去逐一實證檢查，找到「病灶」的物質性變化才能治療？不過，你要去找完全可能找不到「病灶」的任何物質變化。其實，只要作一些心理諮詢輔導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有可能幫助他們恢復戀愛關係，這個「病」更是可以立即「迎刃而解」。可見，治療病灶的途徑並非只有一條路可走。所以，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醫學不應當只面對「病」，還要面對「人」，因為人不是機器和簡單的生物體，而是具有豐富心理活動和社會參與性的高級生命體。

8梁啟超的術後「心得」：不能像中國舊醫那樣瞎猜

梁啟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飲冰子，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學者。

1926年3月，梁啟超因患血尿不愈在北京協和醫院動手術，由於醫療事故錯切了右腎，梁先生自己也記錄到：「割掉的右腎，並沒有絲毫病態」，由此引起社會上許多議論，北京有好幾家報紙責難協和醫院。儘管他後來知道「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但為了維護「科學」的尊嚴，仍然在6月2日《晨報》副刊上為協和進行了辯護：「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察，不能像中國舊醫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不過，極有戲劇性的是，〖JP2〗7月5日梁啟超在寫給友人的信中說「頗有增劇之像，不得已擬試服中藥矣」。後來他找了中醫唐天如診治，感覺服了中藥以後好多了。1927年4月，他再到協和醫院檢查證實，腎功能已完全恢復，其他也基本正常。

毛嘉陵點評：梁啟超維護科學的尊嚴這種精神值得肯定，但「科學」錯了就是錯了，不能因為「科學」錯了就要包庇「科學」，這種說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態度。協和醫院給梁啟超做的手術分明就是一個醫療事故，還採取如此過分的「自慰式」的寬容態度，這說明梁啟超這樣的先進人物，已經開始染上了對科學盲目崇拜的「迷信」色彩。可見，傳播科學知識相對容易，而真正要具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確並非易事，新文化運動的大師都是如此，何況一般的民眾。

9、魯迅「報案」：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魯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翻譯家和新文學運動的奠基人。

魯迅在孩提時代就深深地領教了「中醫」，他在《父親的病》中通過對父親生病接受中醫藥治療經過的描述，以此來證明中醫藥完全就是迷信，一點科學道理都沒有。後來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系統學習西醫知識後，他的認識更有了根本性的轉變。隨後，他在許多作品中對中醫進行猛烈的批判，在《吶喊》序中便指責到：「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

當梁啟超的右腎被誤切除後，魯迅也在《華蓋集續編》中寫到：「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芪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

毛嘉陵點評：文學藝術是一種充滿激情的智力創造，不少有個性的藝術家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感性、激情、偏執的人格色彩。魯迅棄醫從文，從一個西醫學生轉變成為一個作家，或多或少會帶上一些藝術家所特有的氣質，加之又有著父親被「庸醫害死」的個人情結，故在對待中醫的態度上，表現出了強烈的情緒化。

如果在喪失了理性和客觀的科學精神的情況下，來認識和評價任何事情，〖JP2〗都難免會出現片面性，最終也只能得到一個錯誤的結論。西醫中也有「庸醫」，不能以此就否定西醫；作家中也有「庸才」，不能以此就否定文學。

魯迅曾經寫下「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名句，氣宇軒昂，傲然之氣可以震懾一切敵人。相對於此，那句將中醫說成是「有意或無意的騙子」的話，已算是比較溫和的了。因此，我們僅當其為一個名人說了一句片面的名言好了。不過，我們也得警惕，因為魯迅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他對中醫的這個片面的評價，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對中醫的看法。現在中學教材中也全文載有這個觀點，這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是極為不利的。反中醫人士方舟子就提及過他在小時候受到過魯迅的影響。因此，中醫藥界應強烈要求在中小學教材中刪去這類片面的錯誤的「名人名言」。

10胡適「痛惜」：中醫在醫學科學史上沒有地位

胡適（1891～1962年），學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現代詩人、學者，我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

1935年，胡適在《人與醫學》中譯本序言中闡述了他對科學的深刻理解和對中醫的態度。他認為醫學的發展決不是孤立的，一定有其文化背景，是那種文化的產物。東方的科學落後決非始於十六、十七世紀，而是在兩千多年前就決定了。我們東方人根本就不曾有過一個自然科學的文化背景。「埋頭做駢文、律詩、律賦、八股，或者靜坐講理學的智識階級」，絕不會產生出一個維薩里，〖JP2〗更不可能產生像哈維、巴斯德或科赫這樣的科學家。只有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文明才能造就出這些偉大科學家和西方醫學，那時候「歐洲的科學研究早已遠超過東方那些高談性命、主凈主敬的『精神文明』了」。

胡適說，看《人與醫學》這本書「敘述的西洋醫學每一個方面的演變過程，我們也可以明白我們現在尊為『國醫』的知識與技術究竟可比人家第幾世紀的進步」，接著又說「回頭想想我們家裡的陰陽五行的國醫學，在這個科學的醫學史上能夠佔一個什麼地位。」他還認為，不僅每個醫學生應該讀那本《人與醫學》，而且「不學醫的『凡人』，也應該讀一讀這本書。……因為我們實在太缺乏新醫學的常識了。我們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傳統的信仰和習慣，平時往往使我們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有病時往往胡亂投醫吃藥，甚至於信任那些不曾脫離巫術的方法」。他甚至還偏激地說「我們的愚昧往往使我們不了解醫生，不了解看護，不了解醫院的規矩。老實說，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

毛嘉陵點評：胡適不僅大貶中醫，而且還將中國人貶為連做病人都「不配」。其實，胡先生所謂中國人的一些「不愛護身體，不講求衛生」的陋習，不完全僅僅是缺乏健康意識和不懂西醫知識造成的，與當時整個社會生活水平的低下、貧窮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作為一個擁有先進思想的文人，連這個根源性的問題都分辨不清，進而將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糟蹋成這個樣子，這是炎黃子孫的恥辱。

科學精神首先就是要講實事求是。胡適先生曾因病接受過名中醫陸仲安的治療，治療後曾給陸仲安題詞，他說陸仲安開的大劑量黃芪、党參，其他醫師看見後都搖頭，但「病竟然好了」。還說，有西醫想將黃芪拿去研究，如能成功則是陸仲安對世界的貢獻。但後來有人問起時，胡適又否定了這個事情，這就給我們帶來了兩個疑問：第一，如果治好了病，為什麼又要否定。後來有人說胡適當時正宣揚西方的新文化和科學，為了自己的學術臉面，不願承認被當時稱為「舊醫」的中醫治好了病；第二，如果沒治好病，為何去題詞，說得不好聽，是否是去當了一次「托兒」。這兩種情況，不管哪一種都說明胡適先生缺乏基本的科學精神。可見，新文化運動的大師們都是如此，我們更不可能指望其他只學了點西方科學皮毛的西方文化追隨者，也能有多高的科學精神來客觀公正地對待中醫藥。（摘自毛嘉陵編著《第三隻眼看中醫》/中國元素網）發表於：2010-06-06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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