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昆崙山下來的「神仙」
昆崙山上的「神仙」從天降
王明的崛起與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鼎力推薦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米夫挾共產國際以自重，一手包辦，將王明扶植上台。會後不久，王明便受共產國際的召喚，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行前，成立了臨時中央，博古被指定為總負責人。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正是通過博古等人推行貫徹，使中共蒙受4年之久的危害。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由於王明的勤勉，更由於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國際路線」，很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喜愛，他也因此而節節攀升。1935年，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王明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中共領導人能得此職務，可謂舍王明其誰矣，這也就難怪他回國後，「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了。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為共赴國難，中國兩個水火不容的政黨再次攜手合作。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的主要組成部分，特別引起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關注。斯大林在國際主義的幌子下，總是把本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如意小九九是：蘇聯在西面已與納粹德國成生死大較量，中國戰場的任務就是遏止日本的東面攻擊，以避免蘇聯兩面受敵。正是如此，蘇聯才和國民政府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希望中國在東面拖住日本，以不形成兩面夾擊的態勢。而這一切的實現，斯大林又把寶全都押到了國民黨政府的身上，就是不相信「農民領袖」毛澤東領導的人民武裝。
恰恰此時，毛澤東又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這是最使他寢食不安的。如若那樣發展下去，蔣介石肯定不高興，後果也就不堪設想。這種局面決不能發展下去，而應得到相應的控制。斯大林想到了王明，決定派他回國，因為，王明是「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只有他才能「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說是「幫助」，實是監督，以不讓「獨立自主」太離了譜。
行前，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特意會見了王明，王稼祥也參加了這次會見。斯大林與王明的談話很有意思，斯大林問剛剛從中國來的王稼祥：「紅軍有多少人?」
「在陝北有3萬人。」王稼祥如實彙報。
「三百千。」王明急了，趕忙用俄文糾正。因為俄文中沒有「萬」，3萬便是三十千，三百千則是30萬。
斯大林並不在意，又扳著臉說：「重要的是，每個紅軍戰士都應是真正的戰鬥員，而不是吃糧的。」談話這才轉到統一戰線的問題上，斯大林接著說：「不要害怕共產黨會淹沒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极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
儘管王明報了花賬，把紅軍數量報成30萬，可並沒引起斯大林的重視，反而讓斯大林擔心紅軍僅僅是「吃糧的」，用中國話說，就是「吃糧不當差」。正因為這樣，當彙報到中國革命的一些戰略問題時，斯大林已明顯地不耐煩了，他說：「現在主要的是打日本，過去這些東西現在不要談。」這些似是冠冕堂皇的話，自然無懈可擊，而王明則從中體味到斯大林講話的真諦。
季米特洛夫更是直截了當，他說，由於共產黨力量弱小，所以在統一戰線中，不要刺激國民黨，提出誰佔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像法共那樣，「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他還提醒王明：你回去以後，要謙遜，要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回國後，王明倒是無保留地執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指示，且有自己的心得和發展，而對季米特洛夫的提醒，則扔到爪哇國，一直以欽差大臣自居，對中國共產黨說三道四，公開凌駕於黨的領袖之上，進行獨立活動。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作者注)和蘭州飛往延安。途中逗留了幾天，於29日到達延安。當時，中共中央雖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告以王明將回國，但是，具體的日期及回來的方法都沒有明確的安排，況且，延安也沒有專門的空中航線。這天，當飛機到達延安上空，地面上的人聽到轟鳴聲時，還以為是日機前來轟炸。在飛機低空盤旋時，人們才看清是蘇軍的飛機，這才料定是王明等回來了。據當時同去迎接王明的一名政治局委員回憶：
「我們到達飛機場，毛澤東、張聞天等也同時來了，我們站得遠遠的。機場已有相當的戒備，似乎都不知道飛機裡面載的是什麼人物。大概毛澤東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電報，告以王明等要來，毛並未公布。王明等回來的確實日期和如何來法，連毛澤東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從飛機走出，陳雲、康生也跟著下來，我們才急步上前，彼此握手擁抱。當時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
毛澤東致了歡迎辭，他充滿熱情地說：「歡迎從昆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叫做『喜從天降』。」在歡迎會上，王明作為回應也講了話，話語中多少有些反客為主的口氣，他說：「我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是斯大林同志派來的。我們幾個人都是我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沒有什麼地方值得歡迎，應當歡迎的是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多少有些莫名其妙，可也反映出他激動而紛亂的心境。
回延安不到一個月，王明便急切地提議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王明作專題報告，主題是：《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他口口聲聲說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語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勢，給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留下了這樣的印象：「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尚方寶劍的莫斯科『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和方法。」
王明的報告可謂鋒芒畢露，批評中央洛川會議的正確方針和政策。他認為過去太強調解決民主、民生問題，不能再提改造國民黨政府的口號;反對關於國民黨內有左、中、右三種勢力的提法，認為只有抗日、親日之分;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反對提國共兩黨誰吸引誰的問題，主張共同負責共同領導。這些意見，顯然與中共中央有著明顯的不同，但是，由於他有「尚方寶劍」，大多與會者只能表示贊同的態度。毛澤東除對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的方針作了辯白和解釋外，還是採取了忍讓的態度，服從了多數的意見。
會議的最後一天，在討論組織問題時，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提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並在排列上做了手腳。他也知此舉難免引起猜疑，所以，一再聲明決無「奪帥印」的意思。據張國燾回憶，會上，毛澤東對此「單獨行動，似感不安」。他說：
「王明所提出的名單，在人選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國的趙雲(即康生，作者注)陳雲兩人，其餘多是舊人，不過將席次略加調整而已，所以毛是原則贊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沒有徵求他的意見……
身為中央書記的張聞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單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現似有取張聞天而代之的意向。張聞天卻在那裡一言不發，除了表示贊成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政治主張外，從不對實際問題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談到改選書記的問題。」
王明還利用陳獨秀等要求恢複合作的問題大做文章，表面看來是糾纏陳獨秀的所謂「托派漢奸」問題，實際是將冷箭射向毛澤東，可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提前出獄的陳獨秀即在文章、講演中宣傳全民抗日，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意恢復與中共中央合作。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等很高興，認為中國的托派不能與蘇聯的托派相提並論。毛澤東還說，從前我們搞蘇維埃運動時期，在肅反工作中有很多錯誤，現在斯大林老在搞肅反，恐怕錯誤尤多於我們。現在我們是團結一切力量抗日，陳獨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嘗不可一起抗日。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懷舊之情油然而生，明確表示可以與陳獨秀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
王明知道後，在會上聲色俱厲地反對，使用最惡毒的語言，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他怕這樣還嚇不倒政治局委員，於是，又搬出斯大林來唬人，說斯大林理論的精華就是清算黨內叛徒，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斯大林發展了列寧主義。他由此推論：中共內部必然暗藏著許多托派和其他反黨分子，只是我們兩條路線鬥爭，不夠徹底，沒有發現出來罷。話已說到這個份上，誰還敢沾這個嫌，惹這個麻煩。
王明對此洋洋得意，以至生命走到盡頭，還大言不慚地為自己「歌功頌德」：「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這一事實證明，毛澤東當時已準備同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積極幫凶——托派分子勾結起來。」
在十二月會議上，王明和毛澤東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解說各執一詞，使與會的前線指揮員難得要領，不知如何去貫徹會議精神。彭德懷就是這樣的越聽越糊塗，感到「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按照慣例，毛澤東的指示是要一竿子到底的，可是，這個王明也不得小覷，他帶回的可是「國際精神」，因此，彭德懷在彙報時，只是講了些「華北抗戰情況和堅持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的問題。在會上並沒有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也沒有擁護或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是採取了一種模稜兩可的態度」。這個由王明所攪局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造成了極為不好的後果，誠如彭德懷所說：
「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作用有些降低，黨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從而發生了個別軍官逃跑和國民黨勾引八路軍官兵叛變的現象。同時，國民黨對八路軍的發展加以限制，對共產黨的發展也加以限制，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更加暴露。」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長江局，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顯而易見，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性的認可。
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的「第二政治局」書記
十二月會議後，王明到武漢主持召開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局聯席會議。由於代表團和長江局成分大致相同，決定合併為一個組織，對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叫中共中央長江局。長江局的委員是項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等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做法，卻使王明產生了錯覺，懷疑起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央領導核心的領導能力，以至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以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獨斷專行，分庭抗禮，與中共中央鬧獨立性。對此，早已賦閑的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說：
「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據我判斷，毛在公開場合雖然表示擁護黨的這條新路線，但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
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似乎佔了上風，但是，中共中央並沒有給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王明對此耿耿於懷。回到武漢後，他便自作主張擅自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片面強調國共兩黨精誠團結，忽視兩黨之間抗戰路線的區別，並在中共中央已經發布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後，又提出另外的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蔣介石可謂老謀深算，看清了王明的國際背景，欣賞王明關於國共合作的一些提法。而在與王明的接觸和會談中，蔣介石對所談問題是滿意的，並且希望王明「在漢相助」，共同商量解決兩黨的關係問題。王明還真的成了蔣介石的傳聲筒。次年2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竟附和國民黨「只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喊，指出在軍事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會上，毛澤東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漢去。」後來，經會議討論後同意王明去武漢，但是，明確規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王明到了武漢後並沒有執行這一規定，而是延宕到六屆六中全會召開才姍姍回到延安。他自己也承認「不願留在延安工作」。
他之所以不願留在延安，說穿了，延安有個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總得要受之約束，而在武漢就不一樣了，他可以天馬行空，無拘無束。1938年3月29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會前，王明得知這一消息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將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達國民黨中央黨部，同時也報送延安一份。中共中央在收到這份文件後，感到其中闡述的內容根本沒有與中共中央商量、討論，完全是他的個人行為，為了補救其不完整的內容，中共中央立即起草《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王明在收到電文後，並沒有立即送達國民黨，而是在會議結束後，給中央複電說：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已閉幕，根據政治局決議原則所寫的提議書已經送達。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能也來不及送與國民黨。希望你們不要再發表你們所寫的第二個建議書，否則，黨內黨外都會產生不良的政治影響。
後來當有同志批評他時，王明自知理虧，立即編造理由說，因為怕國民黨會議閉幕，所以才急急地「發出去」。至於延安的電文，「是在國民黨臨時會開會第二天才收到，來不及交國民黨」。其實，這些都是謊言，國民黨臨時大會召開時間是3月29日至4月1日，他所起草的提議書是3月24日送給國民黨的，中央在知道他擅自起草的提議書，即於第二天起草了電文，並及時送達王明。這些都是在會議召開前發生的，怎麼會在時間上有問題呢?接著，王明做的就更為出格，非但不及時送達中央電文，反而在4月28日發表《答子健同志的一封公開信》，將他所起草的提議見諸報端，以作為對中共中央批評的公開回應。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的講演，批駁了「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並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件。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讓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儘快刊登，王明卻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中共中央又致電長江局，讓分期刊登，王明仍然不予理睬，就是不讓見於《新華日報》。王明這般阻攔的理由十分簡單，那就是他反對毛澤東對抗日戰爭的三階段的科學分析，他在這年夏天的一首詩中，就直截了當表白了此種心情：「四億弗憑鬥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
王明一生對此津津樂道，直到晚年仍然曲解《論持久戰》，為拒發《論持久戰》而沾沾自喜，他說：
「在延安發表該文後，毛澤東又將此文送往武漢，要求在《新華日報》上刊登(該報編輯部在我的指導下進行工作)。我和秦邦憲(博古)、項英、凱豐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對這篇文章，因為該文的主要傾向是消極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進攻蘇聯。這個方針既同中國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國共產黨的國際主義義務相矛盾。共產黨的政策是，中國人民應當積極同日本侵略者作戰，這一方面是為了保衛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另一方面則藉以阻止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反蘇戰爭，所以，我們決定不在《新華報》上發表《論持久戰》一文。」
王明在共產國際當了6年的代表，並在共產國際擔任重要職務，甚至在一些會議上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爾曼等平起平坐。正是在這6年，王明通過發電文、傳指示的方法，遙控遠方的中國共產黨。這段燦爛的經歷，無疑助長了他妄自尊大的政治野心。回國後，他非但不遵守黨的組織紀律，尊重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反而沿襲過去的錯誤做法，把長江局作為「第二政治局」，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名義發表言論，對這種嚴重違反組織原則的做法，王明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在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
對六屆六中全會口服心不服
十二月會議引發的中共黨內矛盾，很快就引起莫斯科的注意。1938年3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如實地彙報了中共黨內的情況。期間，抗大教育長劉亞樓也來莫斯科學習和治病，他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帶來遵義會議決議。這些來自中國的直接而又生動、具體而又形象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了解，再也不是霧裡看花般的朦朧，從而消除了很多的誤解和成見。同年七八月間，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新指示。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籌備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前，王稼祥給王明去電，讓他來延安聽取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以及討論六屆六中全會的準備情況。王明卻還是老皇曆，竟給中央回電，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央委員去武漢或西安，在那裡召開六屆六中全會。他甚至要王稼祥來武漢，向他透露共產國際討論問題的細節和傳達文件內容。此人太狂妄了。中央拒絕了王明的無理要求，再次讓王稼祥致電王明：「請按時來延安參加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接到這封電報，王明才蔫了，只得打點行裝，立即奔赴延安。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第一天，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在我臨行時他(季米托洛夫，作者注)特別囑咐，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抗日的關鍵，而中共的團結又是統一戰線的關鍵，統一戰線的勝利是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王稼祥所傳達的共產國際的指示，尤以其中傳遞的「以毛澤東為首」的政治信息為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召開提供了最為重要的保證。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也是自六大以來出席人數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於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
毛澤東在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強調「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黨的獨立性」的重要性，針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觀點，從理論上闡述統一戰線的獨立性的道理。毛澤東還針對王明對待理論問題的教條主義態度，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著名論斷，那是一段精彩而又活潑的語言：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王明在會上作《共產黨員參政員在國民參政會中的工作報告》。會議後期，王明又臨時要求作了《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這兩篇發言稿，從總體上說對毛澤東的報告表示了「我都同意」的態度，他說：「全黨必須團結統一，我們黨一定能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領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但是，他對統一戰線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仍然保留自己的意見。
這些意見對全會的順利召開都無關大礙。不管怎麼說，王明在會議的公開場合已經表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且再也沒有興風作浪，當然也就得到理解和信任，這是中共中央對待犯錯誤同志的一貫的態度與方針。毛澤東說：王明同志在全會上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全會對王明採取的是溫和式的批評態度，沒有出現激烈的程度，正如毛澤東所說：
「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麼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
六中全會召開期間，武漢失守。會議根據實際情況，作出組織調整，決定撤銷長江局，分別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將原長江局下轄的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中共中央對王明作了重新任命：留延安，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王明對六中全會是口服心不服，尤其是對毛澤東的政治報告，更是充滿抵觸的情緒。他在會後所作《〈論相持階段〉與〈六中結論〉》一詩便真實地表現出他的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晦暗的心態，詩曰：「相持階段只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
暮年晚景，王明對六中全會還是難以釋懷。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中蘇兩黨交惡和冷戰，王明化名「馬馬維奇」在蘇聯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一為自己塗脂抹粉，二當蘇聯反華的槍手，竭力充當蘇聯領導者所喜愛的「反毛」英雄，以取悅於蘇聯的最高當權者。這就不僅是在做翻案舊文章，而是人格的卑劣和道德的淪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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