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一九四二》是向大饑荒死難者的道歉

葉匡政：《一九四二》是向大饑荒死難者的道歉

像被人打了一悶棍，我走出影院時，腦袋懵懵的，那殘酷而肅穆的影像仍在眼前晃動。周圍的人群安靜而恍惚，沒了往常電影散場時的喧鬧。讀過一些不同年代的大饑荒記錄，雖比《一九四二》更觸目驚心，但還是和看電影不同，當你跟隨著那漫長的逃荒人流在銀幕中行進，你會感受到一種更真切、嚴峻的拷問。飢餓的人在沉默中一個個死去，把問題留給了活著的人。那些歷史事件你並未親歷，但你卻感到一種負疚，是對這苦難記憶的負疚。究竟出現了怎樣的記憶盜賊，讓這些影像今天才來到我們面前？

我把《一九四二》和《集結號》《唐山大地震》，看作馮小剛的「苦難三部曲」。其中籌拍《一九四二》的經歷最曲折、時間也最長，10多年的打磨和導演個人精神的成長，使這部片子成為「三部曲」中最沉靜穩健的作品。今天的大多數導演，似乎已喪失了對悲劇的創造力和想像力，當謊言、虛偽和娛樂成為一種潛在標準，不再誕生悲劇的電影藝術，等於停止了對人類真實存在的探究。戰爭、地震、饑荒，都是讓人類感到殘酷的存在方式，馮小剛這個曾經的喜劇導演，卻把鏡頭對準了它們。他展示這些災禍和苦難中人性的變化，他揭示苦難親歷者恐懼而無奈的內心掙扎，但他並不是為了渲染這些苦難，而是想通過這些不幸和苦難，讓人們重新思考人性與生命，他希望這些苦難能凈化今天麻木與敗壞的人心。所以《集結號》的穀子堅韌地活著，要為死去的戰友討說法；《唐山大地震》中的女兒回到了母親的身邊；《一九四二》中唯一活著的老東家，拉起了那個陌生的小姑娘，向家鄉走去。

電影《一九四二》表現的這場大饑荒，造成了500萬人的死亡。從1942年春，河南各地開始出現冰雹、大風與黑霜，然後是遍地大旱、蝗災肆虐。餓殍遍野之時，政府仍狂征軍糧，並封鎖消息，災民的糧食被搜刮殆盡，最終導致了這場慘絕人寰的大死亡。這場災難有天災成分，但主要原因，還是與當年國民黨官僚體系的軍政矛盾、官員腐敗、溝通不暢等有關。災民們或餓死於本鄉，或在向西逃荒的途中病死或餓死。人們在飢餓時，什麼都吃，從草根、毒野菜、榆樹皮、各種樹葉、鳥糞、觀音土，到把木柴、質地鬆脆的石頭磨成粉末，很多地方還出現「人相食」，從挖吃死屍到後來獵殺活人。從應對大饑荒的遲鈍和無序，我們可看出國民政府即將面臨衰落的命運。如電影所表現的，最後還是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在美國爆出了大饑荒新聞，並通過與蔣介石的交涉，使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不得不採取賑災措施。《一九四二》的結構方式獨特，有三條主線，一個村莊的飢餓與逃荒、國民政府的行為方式、記者白修德採訪和拯救行動。這三條線索，最終因為幾百萬災民共同的悲慘命運，凝而為一，使影片顯出了與眾不同的戲劇張力。

我想馮小剛和劉震雲，不一定讀過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書，但電影表現的情節，卻似乎在證明森對饑荒研究的結論。只有當人的權利被完全剝奪，才可能導致大饑荒。天災只是誘因，權利的不平等、信息溝通不暢、言論自由缺失、極權體制等，才是真正導致大饑荒發生的原因。因為極權統治者，不用擔心自己的權力受到饑荒的影響，所以不會有任何防範的動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為要面對公眾的輿論和選票，所以會更有效地防範大饑荒的發生。現當代史也證明，大饑荒從未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發生過，哪怕這個國家再貧困。這是一個讓人悲哀的結論，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這段歷史被屏蔽在人們的記憶之外。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有時就像一個人一樣，會把歷史的苦難看作自己的穩私，總是希望人們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難卻是歷史留給人類最重要的經驗，如果我們喪失了對苦難的教育和集體記憶，不僅會導致民眾對苦難的麻木和良知的敗壞。一旦條件允許，很多人會失去判斷自己行為價值的能力，搖身一變，他們可能成為一場新苦難的施於者。中國其後的饑荒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飢餓讓人感覺遲鈍，苦難也會模糊人們的記憶。但對倖存者和活著的人來說，重新敘述那些苦難的故事，讓曾經的苦難重現在當代人的公共記憶中，即是對逝者的義務和責任，也是對歷史創傷的一種修復。因為只有從苦難的記憶中，我們才能發現一個個鮮活的生命，是如何與扭曲人性的苦難進行抗爭的。徐帆飾演的花枝為了孩子能活命，把自己賣了；張默飾演的栓柱，為保住孩子的風車，丟了性命。在馮小剛鏡頭中，那些被飢餓傷害和凌辱的人，開口說話了，講述那些在絕境中的悲慘故事，講述飢餓對他們的傷害和扭曲。這不只是對他們的傷害，而是對整體人性的傷害。當這些逝者開口言說時，他們或許才有可能走出曾經的創傷和屈辱。這是在用另一種方式，見證生命在苦難中的尊嚴。

馮小剛拍的是一部敬畏與悲憫的電影，他敬畏那些苦難中無辜的逝者，他悲憫的是被飢餓和苦難傷害的人性，但悲憫不代表遺忘，反而意味著要讓苦難的歷史，在當下的公共記憶中復活。因為只有銘記這些苦難，苦難才不會在未來重演。悲憫並不是要對曾經邪惡的行為置若罔聞、一筆勾銷，而是要更莊重、嚴肅地向人們展示歷史中的邪惡與苦難。人類不能依靠上帝來清除邪惡，只有自己站出來不斷抗爭，才可能讓同樣的邪惡與傷害不再發生在其他人身上。悲憫也意味著，揭示真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仇恨或報復，而是對歷史創傷的修復和對正義的重新尋找，因為並不存在一種可以漠視苦難的歷史價值。所以《一九四二》表現出一種沉思者的氣質，演員的表演克制而準確，這種對苦難和人性的審視，像在為那些無辜的死者尋找第二次生命，那些在飢餓中死去的人，通過這些影像似乎才可能擺脫曾經的苦難重負。

這是一部帶著創痛、飢餓和血淚的電影，或許只有當我們重新感受這些在苦難重壓下人性的尊嚴，重新感受他們的痛苦、絕望與恐懼時，才能明白正義、敬畏與悲憫的重要。《一九四二》更像是在代表歷史和今天的人們，向當年所有無辜的死難者道歉。電影作為當下影響力最大的公共表達，顯然承擔著塑造公眾集體記憶的責任。我們不僅需要歷史學家的客觀與準確，更需要這種影像藝術的敘述與感染力，因為它能讓所有人感同身受。只有讓歷史的苦難昭然若揭，我們才能更清晰地認知我們這個民族，認識到我們如何走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