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思想的十大特點 (彼得.伯克)

西方歷史思想的十大特點 (彼得.伯克)

譯者按:本文是作者參加1995年夏在德國比勒菲爾德大學召開的「歷史文化比較研究」國際討論會的論文。譯者在會上徵得作者同意,將它譯成中文發表,希望能有助於我國讀者了解西方的歷史思想和史學傳統。作者是歐洲史的專家,著作豐富,現任教於英國劍橋大學。他也對西方以外的史學傳統充滿興趣,包括中國史學史。在文中,他試圖將西方的歷史思想放在世界的範圍內考察,以便揭示其特點(這本是文章原來的標題)。作者發言之後,又經過了不斷修改。這兒譯出的是根據作者最近寄給我的第三稿,完成於1996年10月29日。本文將收入榮·茹森(J?orn Rüsen)所主編的《西方歷史思想———一個跨文化的爭論》(Okzidentales Geschichtsdenken - eine interkulturelle Debatte-)一書在德國出版。該書還會有英文版。我在翻譯中,將註解與參考書目一起作了省略,望讀者諒解。

本文所討論的「歷史思想」主要指實踐中的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和他們對歷史著作的影響。但是,這一「歷史思想」也常常指歷史哲學。如果有更多的篇幅、時間和知識,我一定會把題目作進一步的擴大,以包括所有人對過去的認識。用伯納德·圭涅(Bernard Guénée)的話來說,即研究西方的「歷史文化」。

我不想像漢斯·巴降(Hans Baron)等人那樣,用文藝復興或某一特定時間來標誌歷史思想的「覺醒」。我也不想像黑格爾那樣假定或認為歷史思想為西方所獨有。相反,人們對過去的興趣存在於每一個地區、每一個時期。　　儘管如此,因為處於各種文化背景中的人對時間和空間有著不同的認識,因為歐洲的文化和社會運動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浪漫主義和實證主義都對歷史思想和實踐產生過重要的影響,歐洲歷史思想具有一些特徵也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怎樣指出這些特徵。

考慮從希羅多德到現在的好幾個世紀中,在不同的歐洲語言中已產生了大量歷史著作,又考慮到為了討論歐洲歷史思想的特點,我們必須了解其他地區的史學傳統,如中國、日本、伊斯蘭、非洲、美洲印地安人等,迄今為止幾乎沒有人試圖用比較方法研究史學史也就不足為怪了(很遺憾的是在已有的少數一些比較史學的著作中有些作者假設西方風格的史學著作在各方面都高出一頭)。很明顯,單個人想對這一龐大的題目作結論是頗為冒失的。

所以,以下所談的只是一個開頭,而不是結論。它們是臨時的假設,用來拋磚引玉。我必須先說明,我所談的西方歷史思想的特徵本身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集合體,其中不少部分能在其他地區找到。西方歷史思想的特徵是一系列重點的組合,其中每一重點屬於不同的時期、區域、社會團體和個別的歷史學家。

另外,我們所必須在一開始便澄清的是「西方的」(Western)這一概念,以及與之緊密相連的「歐洲的」(European)這一名詞的內在涵義。本文中所用的例子貫串了從希羅多德到現在的歷史中。自文藝復興以來人們開始有了歐洲這一概念。歐洲大陸的學者把希臘和羅馬視為它們的祖先。但是,是否希羅多德和阿密安·馬瑟利訥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也這樣就難說了。很有可能,他們視自己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這也就是說,他們朝東方看齊,而不是向西方看齊。不管怎樣,希臘的文化傳統首先影響了穆斯林世界,然後再是西歐。因此,任何想把希臘視為「我們」而把伊斯蘭視為「他們」的做法便站不住腳了。因為西方本身是歷史的產物。

這篇文章用十個特點來突出說明這一結構性的本質,而不是論題本身的本質,以便參考討論,同樣,以下用數字劃分的段落也不是為了顯示科學的精確和哲學的嚴密。

這些論點將以西方經典的歷史著作來加以說明。但這樣做並不假定這些經典已經代表了西方歷史思想的全部。直接或間接的,我的比較也涉及一些存在於其他史學傳統中的經典,如司馬遷和伊本·卡爾頓的著作。我也會引用一小部分用西方文字寫的列於書目里的有關這些傳統的二手著作。因為這些著作集中在中國和伊斯蘭,我將從中引用非西方的例子。我力圖避免把西方和其他地區對立起來的做法。這十點相互之間有著聯繫,並不互相隔絕。這些聯繫可以是歷史的聯繫,也可以是邏輯的聯繫(儘管他們之間有時有衝突)。在某種意義上,這十點的總和是西方歷史思想的「系統」、「模式」、和「理想典型」。象其他模式一樣,我的這一模式必然會誇張西方和非西方歷史學家之間的不同,而少談西方歷史傳統內部的思想衝突。因此,我的描述只是一個把各個重點加以綜合考察的企圖。

當然,把西方的歷史思想與西方文化的其他特徵相互聯繫並把它視為西方歷史的產物是我所樂於嘗試的。我會常常將西方史學與西方科學、西方法律、西方的個人主義、西方資本主義和西方帝國主義加以聯繫。為什麼我著重描述是因為我們首先必須描述然後才能解釋。只有當我們對西方和地球上其他地區的歷史思想的不同有了系統的認識,我們才能系統地尋找造成這些不同的原因。

以下所想建立的模式本身是充滿活力的。我在談到每一點時都會涉及它的變化。我的總的觀點是,雖然西方和其他地區的史學傳統向來有明顯的不同,但這些不同在有的時候顯得更為重要。譬如,從文藝復興以來,由於西方歷史思想愈來愈多地體現出特點,西方史學和其他地區的史學開始分道揚鑣。

這一分離的趨勢為一個整合的階段所取代。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由於世界各個國家對西方史學的興趣,西方史學和非西方史學又殊途同歸。在佐藤正辛研究日本史學的文章中,他談到了這一模式與其他當地文化的「接觸」。在有些地區如殖民地時期的秘魯,這一接觸發生得更早了。這些接觸的後果是減弱甚至溶化了西方史學的特徵,導致一個全球性的專業歷史學家團體的形成。這一團體有著相似的學術標準。今天,我們有著大量不同風格的歷史學派存在,但這些風格(思想史、微觀史、計量史等等)並不局限於某一地區。

但是否世界各地的歷史文化在總體上傾向一致,我仍然懷疑。我的印象是,史學的狀況和繪畫的狀況有些相似。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繪畫傳統,但有一個全球性的專業藝術家文化凌駕其上。國際繪畫展覽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功能有些相身並不傾向一致,但主要的流派〔如奧坡(0p)藝術[奧坡(Ｏｐ)藝術產生於20世紀中期的美國,與反戰和喜皮文化相連———譯者]、通俗藝術、微細(Minimal)藝術等〕在各地都有,如同歷史學流派一樣。

下面我依照重要性來依次描述「西方特有的」歷史思想特點:

1．西方歷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顯的一個特徵是強調發展或進步的觀念。易言之,即它對歷史認識的「線性發展」觀念。

1．1　我所用的「進步」一詞意思廣泛,是一種認為歷史的變化為累積而成(一代人站在另一代人的肩上)和不可違反(用俗語表達為「你不能讓時間倒轉」)的觀念。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麥考萊的《英國史》也許可視為這一組觀點的代表性的論述。但是,這裡的不可違反並不表示歷史的變化不可避免或者總是變得更好。許多環境史的研究者和環境史學家和其他一些新的史學流派已經指出歷史常常變得更壞。

歷史發展和進步的觀念和西方歷史思想史上並不是從來就有的。相反,這一觀念本身有其發展的歷史。在西方,將「歷史」視為一個發展的過程,為命運或天啟所指引(儘管其主題是上帝的行為而不是人類的作為)則是一個既普遍又古老的假定。把這一過程看作不可違反和終將結束的觀念也是同樣的古老和普遍。這些觀念深深地孕育在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中,產生了「圓寂」、「寂滅」、「救世主」、「千年王國」等概念。費奧的約阿希姆(Joachimof Fiore)及其弟子的歷史哲學談到了三世、天使教皇和末代世俗皇帝等觀念,是有關這一主題的許多闡述的一種。另外,「先驅」的概念在15世紀末和16世紀初很流行。威克里夫和胡斯在路德的時候已經被認為是路德的先驅。

正如卡爾·留維斯(Kari L?owith)指出的那樣,近代的歷史發展觀念可以被視為這些宗教觀念的世俗形式。近代這一概念就是這一世俗化的例子。1789年以來所用的「革命」的概念,表達了變化為累積而成、不可逆轉的觀念。「演化」(evolution)的概念也是一樣。「演化」最早為19世紀後期的歷史學家所採用,同時也為社會學家、法律學家等使用。他們用以表示他們專業的科學性和達爾文式的發展演化。這一概念也反映了他們自己的信念。與此相關的是更精確和具體的「發展」(development)的概念,曾為宗教教義所限制於某個特殊的地區。在17、18和19世紀,「發展」一詞本身得到了不少發展。漸漸地,個人的傳記也開始按照這一發展的觀念來組織編排了。

1．2　這些不同的進步觀念長期以來與它的對立面,即將歷史變化視為循環往複的觀念共存不悖。後一種觀念曾在古希臘和羅馬佔有統治地位。在《舊約》中也有類似的觀念。在文藝復興時代,政治理論家認為政治制度的變遷遵循一種循環的模式,從君主專制到貴族制,然後到民主制這樣循環往複。由於有了循環論的觀念,才孕育了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概念;「革命」這一詞來自於「循環」(revolve)。「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都有同樣的意思。［英語中,「文藝復興」(Renaissance)和「宗教改革」(Reformation)都以「Ｒｅ」開頭,意指「再」,即「重新」和「循環」的意思———譯者注。］從基爾瓦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到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的著作中可以發現,相持相衡的觀念是西方歷史思想中的基本主導性的觀念。這一觀念認為平衡有時會被打破,但不久就會恢復故我。比如,美洲的發現在一段時期里曾被認為是對西方在39年前丟失君士坦丁堡的補償。

18世紀的維科把歷史循環的理論作了重新整理,加入了「重演」(corsi,ricorsi)的概念。伏爾泰和吉本似乎也有歷史進步的思想。他們都認為文明在現時比之遙遠的過去有了進展。但是他們同時又指出這一進展並不牢固,一個野蠻主義的新時代可以把一切進步一掃而光。這樣看來,他們的基本思想脈絡是循環論。在20世紀,施賓格勒(Spengler)、索羅金(Sorokin)、帕雷托(Pareto)和湯因比(Toynbee)等思辨歷史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重新用循環論的觀點解釋歷史。他們有的認為歷史為資本家和有錢人所輪流統治。

1．3　勿庸諱言,歷史直線進步觀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區也可以找到。像猶太教和基督教一樣,伊斯蘭教也追求救世主和千年王國。到了19和20世紀,隨著基督教的傳播和與當地文化傳統的接觸,這些觀念在世界許多地方可以找到(如在中國、非洲、太平洋島嶼的「拜物教」中等等)。

儘管如此,我仍然要不揣冒昧地指出,在非西方的歷史文化中,循環的觀念似乎是普遍的認識而進化的觀念常常是偶然的現象。傳統的中國歷史學家用王朝輪迴來表達這種循環。伊本·卡爾頓的《歷史導論》一書則提出了游牧和農耕文化的循環統治的著名理論。

2．與進步的觀念有聯繫但又有所區別的是西方的歷史的觀念。

2．1　所謂「歷史的觀念」,即「非編年史的態度」,我指的是一種認為過去不是一成不變的實體,而是一個特別變化多端,在每一歷史時期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風格和個性的觀念。我們可以視它為一種「文化距離」(crlturaldistance)的觀念,或把過去視為「外國」(foreigncountry)的理論。［這裡的「文化距離」和「外國」等概念,是作者引用他人的———譯者。］這一觀念也是歷史的產物。古代羅馬為其淵源,但其連續的發展在西方則在文藝復興之後一直到視覺理論的發現〔藝術史家歐文·帕諾夫斯基(Erwin Panofsy)對此作了闡述〕。

在藝術上,我們可以從曼特納(Mantegna)力求精確表現古羅馬的風俗和建築中來看出。在語言學上,我們可以從瓦拉(Valla)對拉丁和希臘語言變化的興趣中看出。在法學上,我們可以從對羅馬法律和羅馬文化的聯繫的逐漸明確的認識中看出。另外,從服裝的變化中也能產生一種淺薄但清晰的將過去與現在分離的認識。不管人們是否同意這些研究,但這一把過去與現在區別開來的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著述者和他們的評論者之間的批評交流有助於提高研究的水平,更清晰地認識到「歷史的錯位」(anachronism)這一產生於17世紀的術語的涵義。

在19世紀早期,由於浪漫主義強調每個時代的個性,人們更加註重時代的風格和地區的特色。這一風格不僅影響了歷史編撰,產生了通俗繪畫史的流派,而且產生了像司各特(Scott)和曼佐尼(Manzoni)等歷史小說家。

2．2　但即使在15世紀以後,社會的精英中間也並不一定都具有這種對歷史的認識。比如在18世紀的英國舞台上,人們就可以總是見到演員在演出莎士比亞戲劇時,穿了18世紀的服裝,還戴了假髮。從文藝復興時代一直到19世紀,雕塑家在塑造英雄形象時常常用羅馬時代的服飾,如盔甲或長袍。這些形象從來不穿屬於他們的服裝。

2．3　認識到文化風格的變遷並不為西方所獨有。比如中國便有著辨別各個時期藝術風格的悠久傳統,因而培養出製作和鑒別贗品的技藝。至少在明清,中國也有著與文藝復興時期類似的訓詁學家。一些漢學家用了「歷史主義」這一詞來描述中國考據家的工作。日本在那時也有著相似的傾向。日本學者非常注意中國文化的先例和模式。雖然如此,我仍然要說歷史的觀念在西方的歷史思想中佔有更中心的位置,比其他文化來得更為悠久。

3．這種歷史的觀念是整個西方思想和概念的組成部分,通常用「歷史主義」這一詞來加以描繪。按照弗里德里希·曼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界定,「歷史主義」是有關個性和發展的理論。我們已經討論過發展,現在讓我們來討論個性。

3．1　我所採用的「個性」一詞指的是一種區別一個人、一個團體、或者一種文化的認識或興趣。它是「象形」的,而不是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所講的「同質的」。

自普魯塔克和蘇托尼俄斯以來的歐洲傳記寫作的傳統(自中世紀後期以來一直未曾間斷)表明,這種關心細節和特性的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在近代社會的早期,有兩個著名的爭論,能夠顯示思想家怎樣認識歷史事件的獨特性。它們是馬基亞維利和圭昔亞狄尼的爭論與霍布士和海德的爭論。在爭論中,圭昔亞狄尼和海德各自批評了馬基亞維利和霍布士缺乏對事件特殊性的認識。在浪漫主義時代,個別性和特殊性更為人所重視。從狄爾泰、克羅齊、科林伍德有關歷史哲學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對個性的重視成為了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西方歷史思想的一個特點。

3．2　但馬基亞維利和霍布士等許多西方思想家企圖尋找人們行為的「規律」的做法(不管他們成功與否)提醒我們,關心普遍性和追求特殊性在西方可以共存。西方傳記寫作的悠久傳統絕對不能證明對個性的注意是西方的傳統。我們必須當心不能把我們自己對傳記寫作的思想強加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作者。在那個時候,傳記作者實際上經常將他們書中的主人公奉為值得後人效仿的代表傳統美德的模範和具體榜樣。

同時,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把肖像畫的產生看做是自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對個性和個人主義的重視。這些肖像畫經常是為了表現一種模式而不是個別的人。16世紀流行的雕版肖像常常用一個人來代表其他的人。

3．3　中國、日本和一些伊斯蘭國家的肖像繪畫的傳統提醒我們不能輕視西方以外的文化對個性的重視。我們對傳記作品的認識也需小心。在很多文化中,以統治者為中心的傳記作品非常普遍,但中國的張彥遠就寫了藝術家的傳記,比瓦薩里的同類傳記要早。

為此,我們似乎要對我們的論題重新考慮。問題看來不在於個性有沒有得到表現,而在於在一個史學傳統中有沒有包含著一個特殊的「人的範疇」。在未受到西方文化影響的其他文化中,我們難以找到對時代特性和人的個性有濃厚興趣的歷史學家,而這種興趣則體現了西方19世紀以來歷史思想的一個特徵。由於印度教和佛教有人的虛無的概念,我們就無法在受到這種宗教影響的文化中看到對個人的重視。

4．集體的作用在西方史學中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

4．1 這一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加圖(Cato)的羅馬史(現已不存)。加圖在書中拒絕提到任何名字(唯一的例外是他特意提到了一頭象,因為該象在一次戰役中以其英勇而引人注目)。在過去的不同時期,人們不僅重視民族和國家,而且研究家庭、城市、教會、教團、軍隊、商業公司、政治團體、政黨和社會階級。我特別指出這些團體是因為它們都有以各自為中心的歷史學派,也在通史的寫作中佔有地位。這種對集體作用的重視並不是新近的發明。文藝復興以來市民史的寫作便很普遍。在17世紀,克萊倫頓(Clarendon)的英國內戰史曾花了大量篇幅描繪王室、國會和軍隊的作用。

19世紀以來,這一重視集體作用的傾向不但在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得到了加強。孔德寫了「無名的歷史」,杜克海姆(Durkheim)和其他追隨者也有類似的努力,海恩里希·佛富林(Heinrich W?ollfflin)甚至有一個孔德式的計劃,寫一部像加圖的羅馬史那樣不提名字的藝術史。總之,所謂「主題的淡化」並不是後現代主義的創造,而是西方的悠久傳統。

4．2　在第三段里談到的對個性的重視,與這一重視集體作用的做法有所衝突。就像直線進化和循環輪迴一樣,我們所遇到的是兩種不同思潮的共存和交互作用。

4．3　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有大量帝國史、朝代史和國家史。為了謹慎起見以說明問題,我們可以稍稍修改一下上述的論點。西方史學最為重視的集體作用是那些小於國家和民族的團體。其中突出的是社會階級和自願結合的團體。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曾對這些團體在西方歷史上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作過詳細的闡述。

雖然佛教有寺廟,伊斯蘭教有兄弟會,但它們何曾像基督教會那樣在歷史學上佔有過重要的地位呢?這是明顯的反證。

5．西方史學的又一特點是注意認識論和歷史知識論的問題。

5．1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注意對史實的查驗,即鑒別和評估他們聽到或讀到的有關過去的個別的故事,以便獲取對歷史事件的最可靠的史料。西方史學傳統之所以在這方面具有其特點是因為它同時關注這一問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希臘和文藝復興時代的有些懷疑論者否定歷史知識的可能性。他們的論點為笛卡爾所進一步發展。回應所謂「歷史懷疑論」的挑戰,17世紀後期和18世紀早期的歷史學家發展出一個辯護的理論,研究了有關過去的各種描述的可信程度,從而創立了一個一直延續到現在的傳統。

5．2　在他本人對知識論的探討中,笛卡爾實際上回答了科學革命對有關自然的傳統觀念的挑戰。從那時以來,西方史學和西方科學的關係便一直是既緊密又緊張的。有些歷史學家曾經想模仿自然科學家,如17世紀的約翰·克雷格(John Craig)曾模仿牛頓編了一本歷史學的條理和公式。劍橋的歷史學家約翰·布瑞(John Bury)也曾宣稱「歷史是不折不扣的科學」。從維科到科林伍德的其他歷史學家則站在與「科學家」相對的另一邊。但不管怎樣,史學是否科學的爭論已經為西方史學史帶上了一個明顯的印記。

5．3　即使在歷史學家對史料的具體批判中,西方史學家對「史料」、「證據」和「證明」等問題的處理上也有其特點。很明顯,後兩個辭彙是從律師們那裡學來的。在西方傳統中,史學和法學的比較是司空見慣的,如講到歷史的「法則」和歷史的「法官」,或把歷史學家比作偵探、法官等等。這裡的法律可以是羅馬法也可以是共同法,但總之是在西方法律系統的基礎上與西方史學的系統相比較的。托馬斯·謝絡克(Thomas Sherlock)的《耶穌再生目擊者的審判》一書,就是用法庭審判的形式寫的。

我不知道有關這一課題有什麼研究,更遑論與其他文化作比較研究了。但提出西方有關歷史證據的觀念和假設由西方法律而來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在傳統上,伊斯蘭、中國和其他法律在操作上與西方截然不同,也有著不同的理論基礎。那兒的史學家是否也從當地的法律系統中吸取了什麼呢;抑或他們與西方史學家不同,不太關心法學?

6．雖然追求歷史的解釋是舉世皆有的,但將這種解釋放在「因果關係」上考慮是西方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

6．1　這一史學傳統源自古希臘,如修昔底德和波利比阿的著作所示。從他們對原因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建立了一個模式,與希波克拉底的醫學模式相仿。當時形容發燒的「危機」一詞也被他們借用來寫作歷史。由此可見,西方史學仿照自然科學的模式是由來以久。歷史的規律和人們行為的規律常常相提並論,由修昔底德開始。後來馬基亞維利也作了仿效。

6．2　當然也有與之相反的思潮,如「歷史主義」,強調歷史事件的獨一無二,反對把歷史學家與自然科學家作比較(見3．1,5．2)。在歷史解釋的層面上,解釋學被用來探討歷史事件的意義而不是原因,即如科林伍德所講的歷史事件「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一樣。在最近的一個世紀,這兩種對立的傾向(解釋學的和探求因果關係的)在西方史學中如果沒有公開衝突,至少相互彆扭地並存著。

7．西方歷史學家長久以來一直追求所謂的「客觀性」。

7．1　西方歷史傳統中的超然物外的態度,可以有兩個層面。在第一個層面上,這一態度可以用「不偏不倚」這一術語來表達。寫出不帶感情色彩、不含個人偏見的著述被認為是十分重要的。談論這一理想最多的時候是在宗教改革以後的一個半世紀。那時候宗教紛爭、教派林立,正好是最難將它付諸實踐的時代。德國新教史家約翰·斯萊頓(Johann Sleidan)寫了宗教改革的歷史,聲稱那些事件就是像他書中所描繪的那樣發生的。與蘭克「如實直書」的著名理想相似的是法國新教史家拉·波佩理尼埃(La Polpelinière)的申言。他說他在書中如實描繪了法國的宗教戰爭。饒有趣味的是,他們兩人都不約而同地認為,歷史學是一門專門的學問。與之相似的第三個例子是17世紀格特弗理德·阿諾德(Gottfried Arnold)的《公正的教會和異教史》。自17世紀以來,歐洲、特別是英國歷史學家常用遊戲規則來比喻歷史的著述。歷史學家的理想是擺脫宗教和政治的「偏見」。

在第二個層面上,由於自然科學模式的影響,這一不偏不倚、不帶偏見的傳統開始用「客觀性」的理想來表示。蘭克經常被視為能「取消自己」、一心追求「純粹的事實」的光輝榜樣。蘭克以來,人們不斷提到歷史學家的任務應該而且只能是鋪陳事實。雖然有不少人對此批評,但這一有關歷史學宗旨的觀念將在受到經驗主義影響的英語世界中占統治地位。

8．對歷史作定量的研究是西方的特點。

8．1　如所周知,法國的系列史家、法國和英國的歷史人口學家以及美國的「新經濟史家」在50和60年代對計量方法作了愈來愈充分的發展。其實,這些史學潮流淵源流長。19世紀後期的德語國家中已經對價格史作了細緻的研究。在18世紀,人口史已受到相當的重視。最早在14世紀,基爾瓦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在他的編年史中已經大量運用了數字,如用佛羅倫薩兒童升學不同學校的數字來說明通常稱之為「算術心態」的例子。毫無疑問,在維拉尼所提到的各種各樣的學校中,有一所稱之為「算盤學校」,教授基本算術方法。由於佛羅倫薩在當時有很多的銀行和商號,這一方面的知識特別有用。總之,我們可以說西方資本主義、西方法律和科學對西方史學有著根本的影響。在其他的史學傳統中,有沒有相似的對數量統計的興趣呢?

9．西方史學在文學形式和內容上都有其特點。

9．1　波利比阿曾把他那時的一些歷史學家稱之為「悲劇作家」,因為他們有意追求戲劇效果。在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有一位作者強調了修昔底德的歷史和當時希臘戲劇的可比性,特別是在描述事件的突兀性方面。在16和17世紀的藝術史的研究中,歷史學家曾被比作為史詩的作者,用以突出他們用文字描述戰役、人物性格和演說的重要。他們明確提出在古典意義上的歷史的「尊嚴」,即認為不是每一個歷史事件和人物都值得讓歷史學家為之記錄而垂諸久遠。在新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這一觀念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其他學者也注意到了歷史敘述和文學敘述的相似之處以及它們之間的互相影響。

然而最重要的是由於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和諾爾貝·傅里埃(Norbert Frye)的研究,歷史學家不得不注意他們寫作時所遵循的模式〔經常是不自覺的,如茹當(M.Jourdain〕。懷特描述了歷史寫作的戲劇化,並將歷史著作的模式分為喜劇、悲劇、愛情劇和諷刺劇。

這裡也許有必要談一下在歷史寫作中其他形式的、先意識的戲劇主題。譬如,戰役可以是實在的,也可以是寓言式的。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為研究17世紀英國的新柏拉圖主義,用激烈的戰役來比喻人物靈魂的衝突。這是一個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極端的例子。

另一個明顯與進步的觀念有聯繫的「隱含主題」與基督教的先驅聖約翰有關。在新教的歷史書中,約翰·胡斯(Jan Hus)、基柔拉莫·薩佛納柔拉(Girolamo Savonarola)和其他一些教皇的批評者被視為馬丁·路德的先驅。同樣,瓦薩里的藝術史里也把契馬布埃(Cimabue)看作是義大利藝術復興的功臣,其實真正重要的是基爾托(Giotto)。在有關拉丁美洲獨立的一本史書中,佛朗西斯科·米蘭達(Franciscode Miranda)被稱為「先驅者」。他與西蒙·波里瓦爾的關係被處理成像聖約翰對耶穌基督那樣。再近一點,有一本心理史學的著作,把查科特(Charcot)視為弗洛伊德的先驅。

通常人們不直截了當地將偉人與基督相提並論,但也不是沒有。譬如,一本中世紀的史書就突出了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t)的基督似的「熱情」。值得認真注意的是,這些例子孕含了一個基本假設:歷史事件自覺或不自覺地再現了(至少在有些時候)某種典範,所以史書便成了寓言。

9．2　西方在這一方面到底特別在那兒呢?我想懷特是想說他的「史書為文學創造」的論點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是,他所舉的有關歷史戲劇化的例子都屬於傳統的西方文學流派。文藝復興埋藏與歷史相類的古典史詩是西方的文學風格。悲劇也似乎起源於西方。日本文學中突出「貴族的失敗」,是否也算是悲劇?奧托曼帝國的歷史是否受到了土耳其史詩文學的影響?

小說也是西方的發明。至少在較為精確的意義上那種敘述題材的小說產生於18世紀的西方,儘管埃及、印度、日本等其他地方已經將它成功地移植了過去。所以我想問非西方國家的歷史學家一個問題:在西方以外的文化中,文學是否也像懷特所指出的那樣在歷史學家(蘭克、布克哈特和托克維爾等)的寫作中產生過同樣的自覺或不自覺的影響呢?埃里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在研究西方文學作品對現實反映的有名著作(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古典史學)中問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在哪種程度上表面上相似的歷史寫作能體現出文化之間的不同?

10．西方歷史學家的時間和空間概念都有其特點。

10．1　在重視地域的問題上,布羅代爾的《地中海》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布羅代爾的一些弟子們如皮埃爾·肖奴(Pierre Chaunu)對此也有同樣的興趣,肖奴以相似的方式研究了大西洋。然而,布羅代爾的著作並不是完全史無前例的。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對羅馬帝國交通的重視並不亞於布羅代爾筆下的菲力浦二世帝國。像布羅代爾一樣,16世紀的讓·波丹(Jean Bodin)也嘗試了「地理歷史學」。

10．2　我並不認為只有西方史學家才重視歷史地理學,即文藝復興時期所謂的「編年地理學」。中國就有編寫方誌的悠久傳統。我也在前面(1．3)提到伊本·卡爾頓區別游牧和農耕文化的有名的觀點。但是,西方有一組探討人類與土地關係的歷史研究著作。這些著作既產生於西方,但又不局限於歐洲的現象並非偶然。因為這些著作出自新歐洲(Neo Europeans)的歷史學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弗利德里希·特納的有關美國邊疆的文章。除此之外,尚有不少類似的著作,如卡皮斯特拉諾·阿布流(Capistranode Abreu)和塞基奧·荷蘭達(Sergio Buarquede Holanda)研究道路和邊疆對巴西殖民化的重要性的著作和基爾佛雷·伯雷尼(Geoffrey Blainey)的《地域的權威》一書。該書分析了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對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像西方法律、資本主義和科學一樣,西方的對外殖民過程也造成了西方史學的特點,無論我們把它稱之為「地理髮現」、「文化接觸」或「帝國主義」。

綜上所述,我試圖總結了也許可稱之為史學史的假設和原理的一個「系統」。這一系統並不是為了演化成一個公式,而是為了把西方史學的一些特點聯結成一片。但是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這一系統並不是沒有內部衝突及其對立面的。不管是好是壞,我們在好幾個世紀中都還沒有對一些重要的問題達成共識,如歷史到底是獨一無二的還是有規律的,歷史是進步的還是循環的,或者歷史是有因果關係的還是具有獨特意義的。但正是這些系統的衝突———或衝突的系統———即各種不同力量之間取得的特定的、不斷的平衡,才最終勾畫了西方歷史思想和史學史的特點。

感謝讀者推薦！ 作者：彼得.伯克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