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坍塌

關於社會侵蝕、政治衰敗、社會動蕩和社會潰敗已經由費孝通、亨廷頓和孫立平等人所論述，這裡主要講的是社會的坍塌。毫無疑問，社會的動蕩蘊含著一種社會生機，是新生力量在希望目標的牽引下對於舊制度的衝撞，也可能是多種利益板塊的現實交鋒，動蕩本身並不是腐朽的。儘管有人把穩定的反面列為動蕩，這帶有明顯的既得利益立場，穩定並不可能一定包含自由與幸福，也不一定全部蘊含善意。集中營與監獄裡都是一種穩定的結構狀態。否定動蕩者是要維持現狀，這是確鑿無疑的，往往是既得秩序利益者，因此，社會的動蕩並不一定就具有動亂的目的，動蕩是在為固化的社會結構尋找出路。政治衰敗也不完全適合當下的語境，雖然政治衰敗是獨裁、腐敗和暴力的結果，意味著政治失去了應有的統治和整合功能，其動員能力的徹底失敗只能以暴力代替權力。但是新威權主義的返祖證明，政治權力尚有充沛的統治資源，其組織架構以及組織能力遠未進入這一判斷，先輩留下的政治遺產並未消費殆盡，民間社會也並非全部喪失回應其動員的興趣。這一點從近年來一些劇場化的效果已經充分說明，政治文化的慣性和制度造成的路徑依賴使社會很難即刻全部啟蒙，當然，其中不排除一定的利益投機。社會侵蝕主要來自文化中的差序與等級傲慢，這是中國文化在文明化過程中的巨大偏差，但也並不等於說，一種文化的選擇就永遠決定了其制度選擇和文化再造。這種局面的造成主要是規訓文化的單向灌輸，其自身並不能成為一個孤立的渠道，必須藉助於政治權力體系助推，或者本身就是政治格局中的一種文化教育安排，也是社會在坍塌過程中的參與性力量。它不同於政治衰敗，因為政治衰敗的過程也是社會侵蝕減弱的過程。更不同於社會動蕩，動蕩意在拒斥侵蝕，而侵蝕是為消解動蕩。

孫立平所說的社會的潰敗主要是社會的潰散和失敗狀態，也就是社會在一種制度文化中的自行解體，社會本身所呈現出的僵死局面。潰敗的原因是改革偏差或改革不到位而引起的社會自律功能的喪失，孫立平一方面譴責社會的潰敗現象，一方面寄希望於用體制的力量來進行拯救。尤其認為「改革開放是沾了計劃生育的光」、「改革的真正意義是使中國從一個扭曲和變態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匯入人類發展的主流文明」。這種社會潰敗論本身已經進入了自設的的邏輯陷阱：一方面頌揚計劃生育這種最大的惡政，一方面又認為目前的一切進步都是改革的成果。這種批判有一種巧妙的暗示，即是所有腐敗、黑暗、倫理崩潰、文化破壞都是社會自身的責任，並暗示了一個永遠正確的世俗王位和領導核心。

社會的坍塌不承認當前語境進入了社會的動蕩、政治衰敗和社會潰敗，而是社會在強大的外力作用下已經坍塌，之所以社會在各個局部環節顯露出腐敗並不是社會本身的問題，而是用坍塌阻塞了社會局部之間的健康交流與更新。社會的生機被壓抑起來，它的整體並未潰敗，而是受到了恢復健康的阻礙，這一點完全可以由一些特殊情況下的民間反應能力來證明。出於人類共同的自由與和平的嚮往，人的理性能力知道僅憑個人的力量根本無法抵抗來自方方面面的侵害，每一個人都無法徹底脫離社會，這正是組成社會的黏合劑。目前的社會坍塌並不是一個瞬間的力量造成的，而是一種長期的暴力革命、運動治國、反覆折騰及意識形態強制的結果，也是專政策略的產物，它的生成機理節點清晰，線索明朗，特徵突出。

一、暴力革命對社會的顛覆

1、烏托邦暴力革命掀翻社會。社會本是一個自發的生態體系，它有著漫長而穩定的傳統脈絡及其結構，是人類文明化過程中的自然選擇，這個穩定的格局具有對任何突然降臨的異己力量的排斥本能，並能消解或消化外來文明的侵入。傳統的社會結構是一種自洽的組織體系，它對於任何革命動員都抱有謹慎的質疑，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具有保守理性的有機體。烏托邦暴力革命的發動首先要打破社會的穩態結構方能實現自己的動員能力，否則，社會本身會吸納革命的暴力資源，並進行穩態化的轉移。對於烏托邦暴力革命的資源動員來說，它的主要敵人是要顛覆的現實權力，最大的阻力並不是現實權力的對抗，而是一個穩態的社會結構，因為社會具有一定的辨識和排異能力。所以，烏托邦暴力革命在初始階段必須以暴力手段製造社會的坍塌，使社會的整體狀態產生分離，然後進入各種利益的強烈對撞，這樣的情況下，革命才出現成功的機會。列寧直言不諱地強調，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的政治問題。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任務是推翻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裡橫空分出一個階級，就是要把「無產者」從一個社會中撕裂出來組成一支隊伍，凡是不能加入這一隊伍的另一個階級就成為暴力革命的對象和專政的對象。本來，無產階級只是一種想像而來的社會身份，但在歷史的某種節點具有一定的動員能力，於是一個烏托邦暴力革命的集團可以迅速凝聚起來。這樣一來，固定的傳統社會被即刻打破，社會分成了不同的板塊，用一種板塊去摧毀另一種板塊，造成社會坍塌的開始。烏托邦暴力革命的目的十分明確，它不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結構，而是奪取政權，因此，造成社會的坍塌是一個必要的手段，因為社會本身包含了對於傳統因素的保守。

社會的目的僅僅是抵抗來自他處的侵襲，是以人的生命為核心的，其本身具有強大的團聚功能。針對這種保守理性，暴力革命就是要製造社會不同板塊之間的仇恨與衝突，也就是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只是一種動員手段，可以最大可能地釋放社會壓抑起來的暴力慾望，也能迅速釋放出人性之惡，並且革命本身具有美化惡行的崇高色彩。悉尼·胡克指出：「布爾什維克的成功決不證明他們的理論是科學的。因為他們所贏的是權力，而不是社會主義。即使他們完成了社會主義——從他們的方法來看，這是一件極端不像會有的事情——這也不會證明他們的方法可以在別的地方成功。」布爾什維克宣揚的是一種烏托邦革命而不是現實主義革命，它首先要預設一個超越所有現實社會的天堂，把實現天堂的路徑作為對社會的摧毀。這種革命絲毫不隱瞞對於傳統社會結構的仇恨，在其宣言中一定要砸碎舊社會的鎖鏈才能走向天堂的台階。這種激進的烏托邦革命必然採取暴力的手段，暴力被美化成英雄，而傳統社會成為阻擋革命的惡魔。烏托邦革命承諾給加入暴力行動的階級，只要勇敢地砸爛舊社會才能建設一個自由幸福的天堂，其前提是每一個革命者必須脫離社會及其家庭的束縛。每一個烏托邦革命者都沒有祖國，只是無產階級戰士，因此，不必顧慮原來的一切傳統。柏克發現，當年法國雅各賓派進行的暴力革命就是要摧毀家庭、教區、地方社會、慈善組織及其教會等中介結構，使個人與政權之間失去緩衝區，讓每一個原子化的個人直接面對政治權力。後來其它國家的一些烏托邦革命也無一不是徹底摧毀這些社會機構和單元，然後才能如願以償地導致社會的全面坍塌，而社會的坍塌才是烏托邦革命的基礎條件。二十世紀的烏托邦革命所製造的人間災難已經證明柏克的準確預言，因為只有使社會坍塌以後，權力暴政才能為所欲為。

2、製造社會的坍塌是烏托邦暴力革命成功之後的執政手段。阿倫特說，暴力革命可以摧毀權力，但根本不能產生權力。因為暴力可以得到正當化，但它永遠不會合法的。因此，任何烏托邦革命成功之後的執政方式很難永久停留在暴力化的基礎上，雖然專政本身就是一種隱形暴力。這樣以暴力革命取得的政權必然繼續使用暴力，但無法使暴力常態化和合法化，而社會具有自身的整合能力與反抗功能。繼續製造社會的坍塌就成為政治權力的一種統治手段，傳統社會是千百年來自然形成的保護生命的臍帶，有一種強韌的對抗權力和暴政的本能，並能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或削弱由專制帶來的傷害。尤其是這個社會中的貴族和士紳階層，他們不僅是基礎秩序的維繫者，還是關鍵時刻對抗暴政的勇士，在社會聯結方面具有重要的紐帶和示範作用。執政後的革命政權要獲得穩定的統治資源就必然阻斷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聯結，同時剪斷與傳統的臍帶，使社會呈現原子化狀態，從而消除對於政權的威脅性力量。因為貴族和士紳是傳統社會的基石，革命政權就會一定先把他們打倒或剪除，使自然秩序中的聯結點消失在原子化狀態之中。將貴族和士紳打倒之後，傳統社會的基礎組織就失去了聯結的紐帶，即使尚存一些民間組織也失去了根本的力量，以此造成整個社會坍塌的前提條件。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沉痛地寫道：「永遠值得惋惜的是，人們不是將貴族納入法律的約束下，而是將貴族打翻在地徹底根除。這樣一來，便從國民機體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給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會癒合的創口。多少世紀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階級，長期以來發揮著那無可爭議的偉大品德，從而養成了某種心靈上的驕傲，對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慣於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為社會軀體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僅氣質雄壯，還以身作則來增強其他階級的雄壯氣質。將貴族根除使它的敵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會復生；它可以重獲頭銜和財產，但再也無法恢復前輩的心靈。」

因為貴族和士紳在基層社會還具有救助功能和經濟自足的作用，所以烏托邦革命政權要實現自己的烏托邦理想就必然把它打倒在地，這樣才能使整個社會變成一座軍營或勞動營。由於對公有制的迷信，必須剝奪任何個人的生產資料，打破社會之間的相互救助，把每一個人捆綁在新政策上面，從而進行大躍進式的烏托邦實驗。正如吉拉斯所說，蘇聯在革命成功後，人民的自由就立即被剝奪。1940年，蘇聯頒布一項法令，禁止就業自由，並規定對擅離職守者予以懲處。在這以後，一種奴隸勞動制度（即勞動營）開始發展，這種勞動營的勞動與工廠間的勞動之間幾乎沒有差別。在其它一些烏托邦政權中也出現類似的情況，大批的國有農場及其公共食堂，意在消滅社會最小的單位元——家庭，使每一個人成為真正的原子化的個人。

對於執政者來說，這不僅僅是對烏托邦試驗中生產效率的追求，還是對於人的本性的拒絕，他們妄想通過這種坍塌社會的方式重新建立一座由權力任意駕馭的集中營，讓人們在集中營中實現平等。這種專制手段一方面是暴力革命思維的後遺症，將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當作必須服從命令的士兵，不允許有任何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個人必須附著於這架專制的機器之上。一方面是出於統治成本的考慮，消除每個人的財產權，使個人無法獨立生活，也無法自由就業，任何個人如果不進入勞動營就無法生存，這種統一安排組織的勞動方式抑制了人們的其他訴求空間，從而大大減少了控制社會的成本。悉尼·胡克發現，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每一個行業或部門的長官就是一個暴君，行政所及的範圍越大，危險也就越大，尤其是當迫切要求效率的時候，便自然把不公道說成是一種必要的惡來騙人。這種導致社會坍塌之後的統治手段便於對人進行奴役和摧殘，無論是人民公社，還是集體食堂，或者勞改營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對傳統社會結構的一種瓦解和代替，以此阻斷人們回歸社會自治的路徑。因為烏托邦革命不承認人的權利和生命的尊嚴，所以這種集中營管制下的統一勞動支撐了專制政權最初的理想痙攣。

3、後革命時期維穩格局的需要。在後烏托邦暴力革命時期，這種勞動營式的控制手段已經在窒息權力本身，因為權力的統治慾望得不到資源補償，於是不得不有限開放市場。市場的有限開放必然打破過去單一的古拉格結構，造成人口與生產要素的流動，這種情況下，社會有恢復之勢，而社會的重新恢復會形成對於權力的制約或抗衡，因為被放鬆了管制的人們發現，生命還有許多天賦的權利。這時候，一些烏托邦政權會審慎對待托克維爾命題，防止在放鬆管制的情況下出現革命，於是會再一次製造社會的坍塌，以此延緩革命的發生。一是使用戶籍政策限制人口的自由遷徙，將每一個人永遠固定在一種地方，並利用戶籍綁架上學、就業等權利，使大部分人無法依賴社會，而只能依靠戶口。二是井田式、網格化的維穩模式，使維穩力量下沉到可能重新凝結成社會的生活社區，進一步阻斷社會的形成。三是由基層權力機構不斷以維穩的名義製造事端，造成社會需要高度控制的假象，從而拒絕放鬆社會管制的要求，讓每一個人面臨社會動亂的威脅。四是放縱一些利益集團瘋狂攫取全民利益，然後引發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衝突，製造社會裂隙，並讓各群體之間產生仇恨。孫立平所說的一些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社會生活西西里化趨勢出現，對社會公平正義造成了嚴重侵蝕及其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只是一種表面現象，這並不是社會本身的問題，而恰恰是權力縱容的結果。這樣就造成了一種迫切需要主持公平正義的力量要求，使得權力對社會的控制和干預變得名正言順。

五是基層權力黑社會化起到了進一步撕裂社會的作用，尤其基層權力長期豢養黑社會看家護院或處理民間矛盾，加深了社會細胞之間的敵意，使得社會的大規模整合變得十分困難。由各種利益板塊之間形成的敵意與區隔，造成了社會聯結的中斷。各種訴求之間無法達成諒解，這樣使得各種衝突不斷，事件升級。矛盾與衝突不但說明社會並未潰敗，真正的潰敗則不會有劇烈衝突，反而說明社會潛藏著巨大的反彈力，維穩正好利用這種衝突進一步製造社會的斷裂。這並不像孫立平說的那樣維穩能毀滅一切，而實際上維穩並不能毀滅一切，只是轉移一切，把官民衝突轉變為民與民之間的衝突，把民與基層政權的衝突轉移成民與黑社會之間的衝突，從而實現維穩目的。

六是以維穩的名義限制各種民間團體的發展，社會自發的民間團體在市場條件下已具備發育的條件，這種由各種訴求和價值取向聯結而成的團體有著對抗外部侵襲的作用，壯大之後還會形成參與公共空間構建和政治博弈的力量，因此，這種團體往往被列為維穩對象。同時家庭教會及其信仰自由的限制也是維穩的手段之一，因為真正的信仰自由極易恢復社會的本來生機。由民間自發的真正信仰會成為民間社會的靈魂，使社會變得堅韌而高貴，這恰恰是維穩主體所擔心的。哈維爾指出：真正的信仰與樂觀主義的熱情之間的區別是，它並不從特定的現實或假定中汲取力量，如果依賴於此，在失掉了這種依賴之後便如同刺破了的氣球一樣垂頭喪氣。真正的信仰不是由某個惑人的對象引起的迷狂狀態，而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狀態，一種深刻的存在維度，一種你要麼有，要麼沒有的內在引導。這種真正的信仰可以將你的整體存在提升到更高的存在的高度，從而超越世俗權力的評價和審察體系，這恰恰是對抗暴政最有效的力量。維穩思維就是以社會為假想敵，維穩手段便是利用各種方式破壞社會的發育和成長，只有不斷激化社會人群之間的矛盾衝突，維穩的格局才能形成。所以說，維穩壓倒一切就是讓社會繼續坍塌，只有社會的坍塌才能壓倒個人的一切，僅憑維穩的力量並不能壓倒一切，只能攪亂一切、扭曲一切。

二、意識形態對社會的瓦解

1、集體主義對社會的撕裂。經典馬列主義認為，集體主義是無產階級為了完成自身解放和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在道德上的一種必然要求，它主張個人必須服從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也就是說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要服從集體利益，集體的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集體主義承認存在個人利益，但不允許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取，或者衝突集體利益。這樣一來，個人利益就已經形同虛設，因為不允許爭取的利益是不存在的，並且集體具有無上的權力。這種意識形態首先把集體主義作為一種道德原則，每個人在集體面前只有奉獻和服從，任何違背這一原則的對個人的強調都會被扣上個人主義或資產階級的帽子進行道德審判。而集體又是什麼？集體並不是全體共同體成員的加總，集體只是一種以共同體成員命名的權力的化身，也就是只有進入權力核心的人才能代表集體，任何無權的個人都與集體無關。從這種道德原則上順利地撕裂的社會組成的基礎——人的私利的擁有和維護，正常的社會結構迅速被一種無處不在的集體主義所代替。正是為了私利的合法存在，人們才自願結成社會，並以各種「社群」的形式組成單元，這種單元不一定只有向外的敵意，但是具有防止外來敵意的準備。而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個人私利的結合體，集體具有壟斷一切的權力。

集體主義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神話，它直接來自於烏托邦暴力革命之後的專制政權，既是一種極具蠱惑力的政治動員工具，又是一種減少統治成本的社會控制手段。這種道德原則一方面承諾集體保證個人利益得到發展，另一方面要求人們自覺地以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必要時甚至犧牲個人利益。在二十世紀出現了一系列違背生命基本倫理的典型，個人的生命不如集體的一隻羊，甚至為了保護集體的一根木頭犧牲生命也成了這個時代的道德楷模。這種意識形態對於人的尊嚴與權利的盤剝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任何個人不允許有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主張，必須聽命於集體的權威和號召，否則，便是違反了集體主義的道德原則，一定被集體主義的道德高地所審判。在集體主義語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已經從潛意識裡失去了自我，個人獨立的生命已經不具有任何意義，集體已經成為無意識人格的精神歸宿。集體主義對於社會的代替成功製造了自身的人格化特徵，在集體無意識的人群中，集體早已成為一種精神統治，人們的行為只有受制於集體主義的要求才是合法的。集體主義是家長制的現代翻版，它並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進步，而是專制主義的另一種偽裝，因為名義上的集體代替了統治者本人，而實際上只有權力的核心才能代表集體的核心。

可以說，在二十世紀的所有意識形態中，集體主義是一種最腐朽、最虛偽的政治工具之一，它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剝奪了個人利益。由於這種道德原則的強制性，集體主義付諸於各種政治實踐和社會控制，所有背離這種道德原則的個人利益主張就要受到權力的懲處。這種虛偽性在於它並不否定個人利益，並廣泛聲稱集體主義的理想完全是保護個人利益。正如斯大林所說：「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有機結合起來。」他還說，「個人和集體之間、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沒有而且也不應當有不可調和的對立。不應當有這種對立，是因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是不能撇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社會是保護個人利益唯一可靠的保證。」

自我神化和烏托邦承諾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它的政治實踐恰恰是它承諾的反而，這正是它的虛偽性所在。在集體主義代替了社會自治的二十世紀，已不存在任何獨立的個人，家庭也不再是最小的社會單元，在你身處的每一個地方都是集體在籠罩著你，正如組織一樣，你始終看不到它，但它已經無處不在。任何主張恢復社會結構的慾望都是對集體主義的反動，是一種另立山頭的政治陰謀，必然受到權力的制裁和打壓，長期以往，每個人已經習慣於生活在集體主義之中享受一種無意識的奴役。所以到今天，集體主義仍在佔據相當大的文化空間，雖然其意識形態已經祛魅，但它對於文化的浸入已經長久不衰。

2、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社會的壓制。國家主義、社會主義主張全民利益，用國家的強制力量改造社會，限制資產階級，打壓個人及其資本的利潤追求，在道德和法制方面遏制市場的發育，確保國家在市場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由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出發，對於社會治理和經濟發展實行計劃方式，所有人的生活及其經濟活動完全納入國家的計劃之中，將個人從原來的傳統社會關係中徹底轉變過來。國家面前，個人更不允許有經濟生活方面的自主權，個人的一切都由國家作主進行計劃實施，包括學習與生育都由國家安排完成。在這種強硬的意識形態中，傳統的社會被擠出了生活空間，原來的社會自發組織完全由國家安排的機構進行代替。社會主義主張必須保留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由國家控制重要經濟資源，以國家有計劃的安排的方式制訂就業計劃。並堅決拒絕讓市場及資本力量控制教育、文化、衛生、醫療體系，堵絕市場資本對於重要領域的加入。這種意識形態使社會的發育釜底抽薪，抽空了社會聯結的物質基礎，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和關聯。

計劃經濟本身暗含了對於民主的否定，民主是人民自己作主安排自己的生活，而國家主義、社會主義是國家替人民安排生活，實際上是剝奪了人們生活的自主權利，每個人只能成為國家這頭怪獸上面的附件。哈耶克和波普爾都曾批判過這種奴役之路，但是其深藏的對於社會發育的壓制遠比經濟的壟斷危害要更加深廣。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社會必須被解散，知識必須被奴役，國家成為真正的壟斷者。其充足的理由是個人沒有能力實現自己的幸福，甚至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成為腐朽、沒落的代名詞，資本主義社會成為相對於文明的野蠻、落後部落。胡克指出：「一切社會主義運動源源不絕的力量源泉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公平和不平等。貧困、不安全、失業、戰爭以及它們在文化上的影響，本身都不構成為社會主義作論證的一種證據，因為始終有這樣一種抽象可能性，即儘管資本主義是這樣糟，但社會主義也許甚至更糟。但是這些因素是一種咄咄逼人的證據，讓人要去追求某種更好事物，而且只要馬克思主義者能證明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在這些方面有根本的改善，它們就構成反對資本主義的一切論據中最強有力的論據。」

這裡的關鍵所在並不是不相信資本主義自身的調節和凈化能力，而是擔心資本的自由集結會形成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從而成為政治博弈中的力量板塊。與其說政治權力是對資本和市場的控制，不如說是對其資本和市場身後的社會空間的提防。社會與資本的聯結會消解國家主義的壓制，使脆弱的個人得到民間救濟，從而使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神話得以破滅。本來，社會自身具有強大的互救能力，正常的生態調節會使社會的利益分配達到均衡，但這樣的結果會架空國家的實質作用，國家對於人們生活的滲透和影響會因此而減弱。由烏托邦革命而建構的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是讓主義徹底代替國家和社會，其中的權力慾望不允許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的建立，所謂的國家也只是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少數集團階層的統治。與此同時也必須讓社會在主義之下消失，只有社會的消失，權力之手才能全面抻進人們的生活、精神和文化空間，因此，這種在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壓制之下的社會不是潰敗，而是在巨壓之下的坍塌。只是在坍塌的社會瓦礫之下，社會的發育因素並未消亡。權貴資本主義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也並非由社會的潰敗導致而成，完全是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控制和壟斷資源的情況下形成的結果。它本身就是烏托邦革命形成的新階級利益集團，根本不值得對其進行道德和倫理拷問。如果說這些是由社會潰敗而發生的怪象，那勢必是對國家的制度之源進行開脫，批判者本身也是利益分配不公的利益均沾者。如果社會是一個開放的體系，社會本身的均衡機制絕不會形成權貴結合起來的利益集團，所謂的權貴實際上只有權力一家，貴是權力的結果，而不是平等合作，因為革命之後，真正的貴族階層已被摧毀，剩下的只是由權力創造的土豪。

3、極權主義對社會的全面瓦解。極權主義超過了歷史以來的任何專制和獨裁，是一種現代政治現象，它不同於以往的專制統治和權威主義。極權主義意味著社會秩序完全由政治權力或國家權力所構造，幾乎不存在私人空間，自由被擠壓至最低限度。因為現代技術的發展為其提供了基礎性支持，政治權力延伸到每一個人和每一個角落，這種政治統治具有空前的強度、瀰漫性和滲透性。正如哈維爾所說，與此相比，歷史上所有專制制度都會顯得天真無邪。它把整個社會囚禁在國家機器之中，對人的非政治生活中也是進行無孔不入的政治統治。漢娜·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意味著私人及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包攝在一個囊括一切的統治過程之內。國家和社會的界線被取消，整個社會被徹底政治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於國家之外，當然更不允許有一個相對於國家的獨立的社會階層。這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統治，通過政治權力的全面延伸和滲透把整個國家打造成名符其實的集中營。這種情況下的社會基本被瓦解，因為政治權力伸進了每個人政治之外的所有生活，社會的內容被全面肢解，但是，儘管如此，這並不等於是社會的潰敗，依然可以當作是社會的坍塌。即使在這樣的極權主義社會，組成社會的良善因素並未腐爛，而是在政治權力的高壓之下潛伏起來。正如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重要的是個人之間的關係，一個完全徒勞的動作、一個擁抱、一滴眼淚、向垂死之人所說的一句話等等，都具有自身的價值。他突然想到，群眾保持著這樣，他們不會忠於一個黨、一個國家或者一種思想，他們互相忠誠。他不再看不起群眾，或者只是把他們看做一種早晚會猛醒並改造世界的惰性力量……，群眾仍保持有人性，他們的內心沒有硬化，一直懷著相互的感情」。

在奧威爾看來，群眾之中有保持人性者，雖然不能帶來任何直接的結果，但從長遠來看已經打敗了極權主義。歷史發展正如奧威爾的驚人預言，即便是極權主義徹底瓦解社會的情況下，社會自身的健康元素並未因此而腐朽，在他們受盡極權施加的痛楚和屈辱之後，極權主義終於走入了它的衰敗和黃昏。但是極權主義也深知僅僅消滅社會是遠遠不夠的，它要用權力改造人性，也就是讓每個人的思想在國家面前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鞏固極權主義的現實統治。雖然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都不允許社會的成長，但極權主義是把社會作為一種恐懼的對象，而人們的社會生活正是極權主義所恐懼的源頭。與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對社會的控制不同，極權主義害怕人性在社會中復甦，因為人性的保持正是它的剋星。正如阿倫特所說：「極權主義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樣，不摧毀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來摧毀人的政治能力，就無法存在。但是，極權統治作為一種政府形式是不同於以往的，因為它不滿足於這種孤立，並且要摧毀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礎是孤獨，是根本不屬於世界的經驗，這是人類經驗中最徹底、最絕望的一種。」

在阿倫特看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根本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摧毀道德人格，取消法律價格，毀滅個體性就幾乎永遠是成功的。但是令極權主義未料的是，人性是無法改造的，如果人性可以改變，依照極權主義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和思想控制，極權主義政府應該長盛不衰，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極權主義政府形式能活過70年。德魯克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極權主義是舊秩序崩潰之後新秩序尚未建立所導致的絕望之情，起源於社會普遍的價值、信仰和制度的全面崩潰。因此，極權主義不管在短時間內怎樣以強硬的政治權力摧毀了社會，但長遠來看，它無法成為人性的對手。當人們經過短暫的由極權主義鼓動的狂熱之後會發現，這種無孔不入的政治權力統治根本不是人們希望的真實生活，人們對真實生活的渴望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剋星。因此，打敗極權主義的並不是什麼先進的武器，而是沒有潰敗的社會，只要健康的社會元素還在，它們就具有頑強的戰勝黑暗的機會。目前，我們看到的許多社會問題是極權主義試驗留下的遺產，尤其在進入後極權主義時期或新極權主義時代，人性和社會重建面臨了新的更加艱巨而複雜的任務。

三、社會坍塌之後的文化、倫理及其腐敗問題

1、文化的失敗。文化是一個社會的紐帶，能夠把散落的個人串成公民社會，並梳理、整合社會的價值取向及其精神狀態，如果文化猶在，即使國家消亡，也能夠收拾人心，重構共同體社會。如果文化失敗，即使一個國家擁有再強大的武器也無法形成權威，也無法長久。社會坍塌之後伴隨而來的就是文化傳統的潰散，無論今天建多少孔子學院，或者進行多少國學活動也無法承續傳統的文化精神血脈。政治權力在推倒社會之時已經剪斷了文化的傳統臍帶，以防止傳統的保守理性阻止烏托邦的蓬勃運動。傳統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它是一種不斷增長的面向未來的開放體系，在每一次成長中都要回眸人類的歷史經驗，並且尊重社會的保守選擇。烏托邦革命進行的文化建設便是砸爛真正的傳統文化，人為製造偽國學的文化偶像，以便為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服務。一種文化的先進與否不是看它的物質包裝，只要看世界是否願意接受即可，任何先進的文化根本不用政府的強力去推廣。同樣的是，任何優秀的文化傳統也不用國家意志去強行保存，只有當文化失敗之後，國家出於政治的考量才去強行推廣或保存文化，這恰是文化失敗的明證。因為真正的文化生髮於公民社會，是瀰漫在社會中的精神橋樑，當社會坍塌之後，文化也會被迫消散，政治權力建構的只能是文化的形式或者文化垃圾。張君勱先生曾言：「中國民族性是從已有者加以選擇，引起信心後，另造出一種新文化來。所謂選擇就是『宜者導之，不適者淘汰之』。經過這番工作後，當然有自己的文化，不必去高談保存；否則，就是談保存，也是勞而無功。」

實際上，在烏托邦革命中根本不會尊重真正的文化，因為革命政權為了專政要從根本上窒息文化的生成，目的是阻斷思想的自由，以此牢固專政的基礎。文化的失敗正是烏托邦革命的碩果，只有如此才能向全民灌輸意識形態。真正的文化會產生自由的思想，而思想的力量能摧毀坦克與劍。只有在文化失敗之後，人們不再去關心生命本質的東西，麻木的心靈消費在由利益中心製造的廣告泡沫中，不再叩問世界的真相和意義。在市場有限開放之後，文化在表面上的復甦實際上是一種假象，這種感性泛化、形象拼貼、歷史斷裂、消費空虛只是社會坍塌之後、物質慾望之下的怪象，而不是文化的真正風貌。這種特殊語境中的消費文化與西方社會後工業化之後的現代文化不同，現代文化立足於自由資本的基礎之上，是一種與嚴肅主題對立的文化反諷。而社會坍塌之後的這種文化只是現代文化的一種形式模仿，其內在的媚俗根本沒有自身的批判精神。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媚俗一詞指一種人的態度，它付出一切代價向大多數人討好。為了使人高興，就要確認所有人想聽到的，並服務於既成思想。媚俗，是把既成的思想翻譯在美與激動的語言中。它使我們對自己，對我們思索的和感覺的平庸留下同情的眼淚。……大眾媚俗成為我們日常的美學觀與道德。」

這不僅是烏托邦革命的後遺症，還是後極權主義的一種文化策略，經過精心包裝的媚俗文化正好迎合了一種空虛的心靈，媚俗本身拒絕了文化的反思功能。精心設計的文化骷髏相比於極權主義巔峰時期的文化強制更具統治策略，文化強制有時能夠引起反抗，甚至刺激更加清醒者，而文化媚俗可以軟化一批不具獨立思考的心靈。在極權主義的鼎盛時期，張治水對大鍊鋼鐵、人民公社、左的口號以及知識分子政策提出過深刻批評，並且在那個時代也不乏顧准那樣的冷靜者。而在意義消解的文化失敗中，雖然文化已有相對的自由，但即便作為批評者仍然不能擺脫政治權力的改良路徑，啟蒙者往往走到了啟蒙的反面。這時候很少有人去認真對待尼爾·波茲曼的反問：「當嚴肅的話語變成了玩笑，我們應該向誰抱怨，該用什麼樣的證據抱怨？對於一個因為大笑過度而體力衰竭的文化，我們有什麼救命良方？」這時候，又有當代儒生製造的神霧鬼火，繼續與權力和資本結盟來冒充文化，想以此填充文化失敗之後的空白。這種投機主義不但不能拯救文化，反而是對文化的又一次災難，不是文化的自由生長，只是功利目的的利益拼貼。尤其是權力主導的文化產業模式其目的是把文化作為一種工業產品的複製，以此通過市場的合法途徑銷售給購買者，從而降低主流文化的宣傳成本。以工業模式製造的文化產品僅是自由經濟中的一個產業環節，在完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因產業的內部生態平衡可以彌補和抵消其消極成分，而在不自由的市場經濟中，文化產品還是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所以它的發達與否只關乎文化宣傳的效果，無關乎文化的自覺與發展。

2、倫理、信仰失敗是社會坍塌的結果。不是因為倫理信仰的失敗造成的社會坍塌，而是相反。由烏托邦暴力革命導致的社會坍塌必然毀滅傳統倫理和信仰，長期的維穩及其安全格局壓制了倫理和信仰的健康發育，因此，社會現象中呈現出局部的潰爛，這也正是維穩思維的目的所在。孫立平在他的文章中指責「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才造成了一個社會的潰敗。其實這是一種局限在四九之後政治框架內的本末倒置，社會的問題恰恰是沒有真正的社會造成的，也是政治權力製造的惡果。孫先生在這裡所講的「社會認同」是一個偽命題，因為四九框架之內根本不存在社會，只有政治，也就是由集體主義、國家主義、社會主義和極權主義製造的各種利益集團及其原子化的個人。這裡的「社會」不是自然發育、公民自願聯結的共同體，而是政治權力強制安排下的維穩組織，人們認同感和向心力的流失恰恰是一種覺醒。如果人們緊密環繞在由政治權力精心打造的「社會」周圍並真心效忠，說明這個國家根本沒有回歸正常人類之途的希望，只能說明他們正在醉心自願的奴役。目前，社會局部的倫理失敗都不是孤立的現象，都有其背後深刻的生成機理和政治交集，倫理失敗現象並不一定就是倫理主體的失敗。孫立平舉的典型的事例是：「正月元宵節央視一場大火，損失達幾十個億。然而網路上一片幸災樂禍之聲，沒有悲憤，沒有痛心。幸災樂禍中透露的是某種難以言表的快意。」他指責網路暴力中的心理疏離和社會認同的流失，歸結為社會的潰敗和倫理的喪失。其實表面看來似乎是一種倫理的失敗問題，但稍一分析會發現，網民是冷靜的，因為這種幸災樂禍之中沒有生命的遺棄，僅僅是央視的財產。網民為什麼對央視如此吐糟，決不是央視傳播正義的原因，是網路在認知清醒的狀態下的一種反擊姿態，為何網民在其它災難性事件中總是站在受難者的一方？

雖然政治意識形態造成的文化背景具有持久的影響，但在民智已開的情況下，倫理失敗已經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其中包含了倫理主體對於世界和現實的態度。歌德說：「一個人的缺點來自於他的時代，他的優點和偉大卻屬於他自己。」在倫理失調的複雜現象中，有的是人性之惡的釋放，有的是對現實的反擊，它的背後有著一個時代巨大的政治底色。包括孫立平指責的信仰失敗問題，也是一個怪異的預設，在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要讓人們去信仰什麼？是信仰意識形態的政治宣傳，還是信仰由利益中心製造的消費時尚？信仰危機首先是對烏托邦信仰的失敗，集體主義、英雄偶像信仰的失敗也接踵而至。英雄信仰之維的喪失有一種對意識形態信仰的解構，僅是回歸真正信仰之途中的一種過渡。里查德·羅蒂在《後哲學文化》中說：「在這樣一個文化中，仍然有英雄崇拜，但這不是對因不朽者接近而與其他人相區別的、作為神之子的英雄的崇拜。這只是對那些非常善於做各種不同的事情的、特別出眾的男女的羨慕。這樣的人不同那些知道一個奧秘的人、已經達到了真理的人，而不過是善於成為人的人。」由對英雄的崇拜轉移到對普通人的鐘情不能算作信仰的滑落問題，因為在此之前由意識形態打造的英雄形象不是離人性太遠，就是其英雄油彩不斷被剝去。對於虛假的信仰的逃離恰好是真正信仰回歸的可能，只有驅走心中的魔鬼才能接近上帝。

在一個後極權主義社會不能過於指責人們的道德問題和理智能力，任何成熟的公民必須依賴成熟的民主政治，個人道德只不過是現實政治的一種折射。試想一個社會坍塌的國家，人們的道德倫理信仰從何而來，除了接受政治權力的意識形態訓導之外不存在其它的選擇自由，而政治本身並不具有道德自主能力。蕭公權指出：「所謂訓練理智者，既非須在傳授知識，更非培養信仰，而在養成各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評判力，俾其學成之後，不獨於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獨立之見解與判斷，而又不根據真理無止境之認識對於一切異己之主張，持寬容之商榷態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強人同己。既不任感情蒙蔽理智，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信仰危機、倫理危機與道德沒落都不是問題的根本，左右之爭也無關共識與否的問題，這是社會控制出現鬆動後的必然現象，因為沒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和思想市場，必然出現這些社會問題。即便在充分的思想市場上，也會有多種價值的爭峰局面，多元思想並存才形成一種思想生態，思想市場不存在你死我活，而是每一種思想都可能具有調節社會方向的機會。因此，在一個充分開放的社會，倫理、道德、信仰是一種自由選擇，在選擇中達成自我修補和均衡，根本不需要政治權力的介入，目前的問題正是政治權力介入太深的結果。

3、關於權力腐敗的問題。腐敗是非民主狀態下權力體系的必然現象，烏托邦暴力革命成功之後所延續的習慣思維，雖然權力中心意識到腐敗可能動搖其執政根基，但對於反腐始終未能啟用社會復活的利器。在社會坍塌的狀態下，權力體系是一種封閉的自我監督，如同批評與自我批評，其本身就是一種悖論，或者只能成為權力體系內部的相互殘殺和鬥爭。社會坍塌之後權力體系失去了強力的外部制約和監督，即便有一些關懷興趣的個人也不足以形成影響性力量，無法加入政治格局的有效博弈。腐敗問題說到底只是權力和利益的結盟問題，只有開放的社會才是二者的絕緣體，除此之外，任何運動式反腐、鐵腕式反腐都只是一種劇場化的效應而已。關於社會的反腐運動是自上而下的道德訓示，意味著在道德等級秩序中有一個真理和廉潔中心，不僅不能治理權力腐敗，還會形成因人劃線而形成更大更隱形的腐敗。沒有開放的社會就沒有民主監督，社會的民主監督不是對權力懷有敵意，而是防止民眾對掌握權力之人的敵意。封閉的權力體系不僅拒絕將反腐訴諸於開放的社會，而且還會繼續控制社會，目的是防止社會力量對權力體系的衝擊，所以，在社會恢復之前權力的腐敗是一種常態，而物質方面的腐敗是一種危害最輕的腐敗形式，最大的腐敗是對自由的禁錮和對社會發育的壓制。

吉拉斯發現，「其他的階級也是通過革命的途徑而取得力量和權力的，它們曾摧毀途中所碰到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秩序。然而，幾乎沒有例外，這些階級都是在新的經濟類型已在舊社會中形成以後才取得權力的。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新階級，其情況卻完全相反。它取得政權並不是為了去完成一個新的經濟秩序，而是為了建立一個它自己的經濟秩序，因此，它必須建立其控制社會的權力」。嚴格地控制社會、關閉社會發育渠道是後極權主義的歷史任務，否則，極權主義會在社會的開放中壽終正寢，腐敗只是權力的一種自足方式。目前的反腐只是針對具體的個人而沒有針對體制性邏輯，將權力的結構之惡，歸結到具體個人的道德品質之上，以此掩蓋腐敗的根源。因此，運動反腐的目的不是為了一個健康的社會，而是為了增強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在開放的社會也存在腐敗現象，但是開放社會和社會的坍塌之後出現的腐敗有巨大的不同，開放社會的腐敗只限在有限的領域和範圍，權力腐敗只是一種個別現象。而社會坍塌之後的權力腐敗是整體性的、深層次的、無所不在的腐敗。開放社會中的權力腐敗通常能在最短的時間裡被揭露，然後得以糾正，而社會坍塌之後的權力腐敗一般要受到體制性保護，或者被政治立場所沖淡。開放社會中的權力腐敗一般不需要強力的自上而下的運動，社會本身的監督機制就可以醫治和修復，而社會坍塌之後的權力腐敗是不可能靠自身力量醫治的，因為這正是這種權力生存方式的基本特徵。

其實在一個社會中，最大的腐敗是政治性腐敗，其次才是具體的權力性腐敗，如果只對具體個人進行物質性反腐，不但不能觸及體制性腐敗，更無法觸及政治性腐敗。政治性腐敗才是所有腐敗的最大根源。沒有一個開放的社會就沒有言論自由，也不會有成熟和理智的公民，自然也就沒有對於政治性腐敗的監督力量。由政治性腐敗導致的官僚特權和吏治腐敗墮落的普遍程度史無前例，官本位的政治體制及其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偽善也已經登峰造極。沒有一個健康發育的社會，不僅不能制止權力的體制性腐敗，也無法實現法治理想，因為政治權力的劇場化阻止了民眾的正常參與。對於權力腐敗的防治有多種因素，離不開法律、制度、文化、道德等，但最重要的是民主，而民主的土壤則是健康而開放的社會。沒有開放、健康的社會，所謂的民主也只是虛假的民主形式，不但不能制約腐敗，還會成為體制性腐敗的組成部分。在社會的坍塌中，任何反腐運動本質上是在用一種更加腐敗的方式解決腐敗問題，不但無法解決權力腐敗，還會把政治性的腐敗文化引向已經坍塌的社會，以此造成無法遏制的腐敗文化。

4、關於社會性腐敗。實際上坍塌之後的社會已不是真正的社會，各種板塊、單元之間的紐帶已經剪斷，正常的交易通道已被堵塞，健康的肌理已被破壞。失去了流動的社會的局部所產生的各種腐敗現象正是社會坍塌的結果。正如一個人的身體，如果截斷了身體各部位的同一和血液流動之後，肯定會出現腐爛，如果不放開這種截軋，任何措施的醫治都是毫無意義的。目前社會性腐敗的現象主要是權錢結合、權錢交易、潛規則盛行，或者無處不在的暴戾之氣、虛假文化的充斥使人們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人倫底線。包括近期出現的昆明暴力事件、幼兒園喂葯事件、東莞的丐幫事件都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程度，遠遠超乎倫理底線。這些現象並不能說明社會的徹底潰敗，只能是社會坍塌之後形成的社會毒瘤，其根源還在於社會的坍塌。孫立平說，「造成社會衰敗的根本原因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但他沒有看到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又是什麼造成了權錢交易所形成的腐敗。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正是讓社會坍塌之後由權力階層形成的新階級利益集團，因為失去了監督和制約的權力會形成絕對的腐敗。根據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提示，任何權力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只是在民主社會裡權力沒有腐敗的機會。關閉了由社會制約權力的通道之後，權力與資本肯定要結親並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團。由於權力結構的示範作用和導向能力，其它的社會性腐敗只是政治權力腐敗的影子，因為它們只有跟隨或順從權力的腐敗才能立足或生存。

在政治權力製造的尋租空間中，腐敗已經成為一種文化，並且成為了一種能力，或者成為向上攀升的必要基石。之所以腐敗已經成為一種無可厚非的價值，是因為沒有腐敗就可能被逆淘汰，因此腐敗必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生存技巧。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種怪異的文化，人人仇恨腐敗，但人人在日常行為中都會趨近腐敗，或利用腐敗。人人痛恨權貴，但人人又都夢想成為權貴。人人仇恨官員，但又無處不在的官本位崇拜。這正是由社會的坍塌為權力的腐敗所帶來的條件，而社會性腐敗正好是人們對權力腐敗的轉移。如果一味誇大社會性腐敗而不去追究它的根源，人們很容易把社會性腐敗歸結為社會本身或人的道德的崩潰。

悉尼·胡克說：「我們對於病態的權力欲以及這種慾望的成長條件，它所使用的工具和它藉以隱藏在背後的神話知道得越多——並且我們越使這種知識公開——我們就能更好地對付和克服權力欲的問題。」其實，權力欲是消除不了的，只能使其不過度膨脹，只有在開放的民主社會，各種慾望的自由膨脹才使得權力欲沒有發展的機會。針對普遍的社會性腐敗僅靠改革是無法治癒的，因為依靠權力進行的改革無法解決腐敗的根源問題，社會性腐敗只是權力的結構性腐敗的外溢。另外針對權力自身的改革如果沒有開放的社會也無法真正進行，改革的主體並不能超越於體制性權力結構之上。對於這種改良式的變革，正如魯迅所言：「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個屋子太暗，須在這裡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容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單純的改革姿態已經無法改變這種社會性腐敗，改革不但無法觸及深層次問題，甚至改革本身也是一種腐敗能力的再分配。改革的初衷是有限放開市場，然後給人們以物質慾望，在物質主義的競賽中淡化政治關懷，但是改革的片面性和局部性使權力與資本有了一個恰當的結合，得以形成了權貴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階層。因為改革並不涉及政治制度轉型，所以社會性腐敗的源頭是無法解決的，暫時的局部的權力收斂可能潛藏了更為集中的利益膨脹。孫立平認為「改革的真正意義是使中國從一個扭曲和變態的社會轉變為一個正常的社會，是匯入人類發展的主流文明。」這是一種明顯的改良意淫，他未能正視因改革而付出的巨大代價，就是環境破壞、文化殆盡、價值扭曲、道德淪喪的現實，而人類的主流文明起碼包括民主與自由、憲政與法治，一個堅決摒棄普世價值的國家不知如何匯入人類的主流文明？所謂的改革只是一種在經濟領域的放鬆管制，也是計劃之手的有限收回，並不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實質性轉變。如果改革不能促進政治轉型，不能向憲政過渡，新一輪改革還會引發更深更廣的社會性腐敗，因為結構性的權力腐敗會借改革之機向市場和社會領域進行轉移。一個坍塌許久、未能復甦的社會根本不具有良性的消化能力和排毒能力，只能把由權力轉移而來的腐敗原樣呈現給畸型的社會。

四、結束語

改革的意義是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社會的真正坍塌和它坍塌之後呈現的各種狀態，改革未能修復社會的重建，而是讓人重新發現了社會。在歷史的關鍵節點，作為知識應該為歷史提供希望，有時候反而要提供絕望，只有對歷史有一個絕情的告別才有可能重新上路，否則只能在自設的語義怪圈中徘徊。在知識對於現實的理性梳理中，一定不能認為各種問題的原因是社會的潰敗，社會潰敗的命題值得再作深入檢討。一味認定是社會的潰敗就暗示了一種皇權衝動，似乎有一個天使在準備收拾殘局。這些問題，包括權力的腐敗問題都直接關聯了社會的坍塌，沒有承載個人權利的社會空間，任何權力都會為所欲為。目前，政治的轉型需要重新恢復社會，也就是只有讓社會健康地站起來，公民才能站起來。社會強大起來，公民的權利也才能強大起來。沒有一個重新站立起來的健康而強大的社會，民主與自由就沒有依託。

只有強大的解放的社會才能實現高度的自治，才能在自治中塑造公民精神、完善公民價格，塑造一個社會的責任。一個健康而強大的社會才能使每個人得到充分的自由發展，才不至於向潛規則低頭，才可以憑自己的正義、良知和才能獲得社會的獎賞。這樣的公民社會提供給每個人自由的保證，每個人都會散發出對於共建政治生活的興趣和智慧。阿倫特說，「沒有自由，政治生活本身就是無意義的。政治的存在理由是自由，它的經驗場所是行為」。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提供給自由應有的保障，因為它抑制任何政治權力對於公民的無端侵襲，這種狀態中的公民自然會得到民主、自由與理智的訓練，完成自己的社會責任。

托克維爾曾經深情地說：「事實上，惟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和惡。」

一個強大的國家必然有一個自由的社會，因為健康的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它在給予人們充分自由的同時具有強大的價值功能，甚至可以化腐朽為神奇。開放的健康社會必定是一個多元價值共存、思想自由競爭的社會，文化能夠自由生長，文化的力量不斷反思社會的方向，整合文明的動力資源。由於開放的公民社會直接帶來民主的行動，使政治平等變為可能，任何政治權力只能在遊戲規則中進行，它敬畏的是社會的正義和監督，而不是畸型的社會中權力成為一種統治之王。

社會自治是一種高度的文明狀態，它分散了社會的政治責任，使民主成為現實，在社會自治中，每個人都有責任參與公共政策的構建。這樣的公民社會是憲政的基礎條件，在社會開放的情況下，法治才能落到實處，才能與民主、自由並肩齊軀。所以說，對一個國家最大的威脅還不是極權，而是社會的坍塌，如果社會失去了重新站立的信心，極權就會長久不衰。如果僅是由極權導致的坍塌，只要信心不泯，就一定能健康地恢復，在社會重新恢復的情況下，那些各種腐敗的現象會得到有效醫治，從而恢復一個民族的元氣。如果社會永久性坍塌可能與潰敗是一樣的結果，只能讓權力返祖，倒退到集中營和奴隸狀態。但是民主與自由已經是全人類的共同選擇，一個有理想的國家不會永久窒息人們的思想，只要思想是自由的，一個社會即便被坍塌多久也會重建起來，因為任何陳舊的權力慾望和霸主野心都不能獲得文明社會的勳章。這個時代的救世主已經祛魅，人們發現只有自己作主的生活才是一種真實的生活狀態，只有自由的生命才有生命本身散發的魅力，這不僅是最高的啟示，還是來自生活的經驗。現代政治文明不僅把開放的社會理解為個人權利、尊嚴、自由的維護者，還理解為它同樣是政治權力安全、正確、有限運用的樂園。

2014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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