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誤區與未來
中日關係的誤區與未來
——對話日本龍谷大學
本刊記者 趙靈敏 發自日本京都
而我們的話題，似乎和室外輕鬆的節日氣氛和紅葉的美景全不相關。記者向1966年就負笈東瀛、從事日本問題研究長達40年的
小澤辭職對日本政局的影響
《南風窗》：關於11月初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辭職一事，人們普遍感覺很突然，甚至有些莫名其妙。一個普遍的看法是，小澤沒有直接拒絕福田康夫提出的兩黨在新反恐特別措施法案和建立聯合政權問題上進行合作的提議，引發黨內反彈而辭職，幾天後在眾人的勸解下又收回了辭呈。您怎樣看待這一事件對日本政局的影響？
卓南生：要揭開這次事件的謎底，也許得先理清有關事件的背景和來龍去脈。對於有關問題，小澤在辭職時曾對《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等以外的媒體(主要是針對銷路最廣的《讀賣新聞》)予以猛烈的抨擊，指責它們依據自民黨單方面發布的消息，說是小澤主動倡議舉行黨首會談、建議兩黨成立聯合政府等。而實際上，據小澤後來含蓄地透露，誰都明白他所指的幕後策劃者不是別人，而是一直積極插手政治，對小泉、安倍乃至今日的福田首相頗有影響力的《讀賣新聞》會長兼主筆渡邊恆雄。對此，不少日本有識之士，包括新聞學者和同行的新聞工作者指出，作為一家自我標榜不偏不倚的日本民間大報，其一把手卻在幕後策劃與參與黑箱操作的政治活動，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與遺憾的。從結果來看，這次大聯合的構想雖然宣告失敗，但不難看出自民黨是小澤鬧劇的受益者。
小澤的外交路線與小泉和安倍的最大差異是他強調要高舉聯合國的旗幟，為國際做出貢獻(包括海外派兵)。他曾表示日本應與美國建立平等的聯盟關係，與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建立互信的外交關係。但這並不表明，小澤一郎和民主黨是對華政策的「鴿派」。民主黨反對延長反恐特別措施法，只是因為它不符合其「以聯合國為中心」的旗號，並不是對海外派兵有異議。事實上，圍繞著反恐特別措施法的爭議本身就是在違憲的基礎上的爭論，是與和平憲法相悖的。
至於《讀賣》主筆渡邊之所以要在幕後策劃朝野兩大保守黨巨頭密談，正如其長期戰友中曾根康弘反覆倡議的一樣，是希望日本再來一次政治大洗牌，建立保守派大聯合的政權。因為只有這樣，兩老夢寐以求的憲法修改才能早日完成。
兩老在小泉政權末期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當然可以予以評價，但認真分析，若與修憲問題相比，靖國神社參拜只是服務於修憲的一個手段，而非目的。可見兩老在靖國問題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喊停或者反對小泉，並不等於他們就是「和平老人」。恰恰相反，從兩老的基本政治哲學與實踐，不難看出他們始終站在修憲派兵的最前線，是名副其實的「有定見的右翼」的老大。1984年中曾根首相提出了「戰後政治總決算」路線，1994年《讀賣新聞》公布其「憲法修正試案」。上述「路線」和 「試案」遂成為兩老的政治商標。
在中曾根80年代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之後，小澤一郎在90年代掏出了「普通國家論」，作為日本成為政治和軍事大國的理論基礎。中曾根是第一個以官式身份在
正是小澤其人，在1999年率先解釋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中的「周邊事態」時，就表示理所當然涵蓋台灣，把日本的防衛定義擴大到「日本以外」。
小澤在成為民主黨黨首之後，推出較為務實的外交政策，這只是政治家的求存之道。因為，如果民主黨的政見和自民黨一模一樣的話，它就失去了存在價值與賣點。事實上，日本有人稱自民黨和民主黨有如一個是「咖喱飯」，另一個是「飯＋咖喱」。
「亞洲盟主」意識根深蒂固
《南風窗》：福田接替安倍上台後，中日關係的緊張局面得以緩解。從政見上看，福田贊成與中國發展長期良性關係，認為「與韓國和中國的爭鬥沒有任何好處」，主張建立新的非宗教國立戰歿者追悼設施，以區別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卓南生：福田對中國的態度相對溫和，但這與「親華」扯不上任何的關係。日本保守陣營之所以一直看重福田康夫，是因為他一直是日本官僚體制與自民黨主流派利益的堅定維護者。中日之間的矛盾關係到兩國的基本定位與國策之走向，這些問題不會因為某一領導人的更替而有所改變。福田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爭取選票，穩定自民黨江山。他表示不會參拜靖國神社，不會節外生枝，但在東海談判、中美日互動、釣魚島等一系列艱難問題上一樣不會輕易做出讓步。
《南風窗》：您剛提到兩國的基本定位問題，請進一步分析。
卓南生：首先應該指出的是，不管是在戰前還是在戰後，不少日本人(特別是當政者)都把日本置於所有亞洲國家之上，自認為是亞洲唯一的「一等國」和「當然盟主」。不少專家、學者公然表示要和東南亞建立起有如美國與中南美、歐洲與舊殖民地非洲的特殊關係是一個例子。上世紀80年代末期日本倡議「亞洲經濟雁行論」是另一個例子。至於和中國的關係，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把中國看作是資源、勞工的來源地和產品市場，這一點迄今沒有改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失敗，但因為中國不是獨自戰勝日本，日本在心理上並不真服。所以對中國仍然存有強烈的優越感，日本人的「亞洲盟主」意識還是根深蒂固的。日本與亞洲各國時常發生摩擦，顯然不僅僅是心態調整就能解決的，而是牽涉訪談其基本思維方式和國家定位與國策走向。不少亞洲人深深體會到，日本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上似乎還欠缺真正的平等意識，而是迷信弱肉強食。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日本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奉行「傍大款」的戰略，先後和當時最強大的國家英、德、美結盟。
同時，中日關係的變化也不單純是力量對比的消長，我反對從所謂「強弱論」的角度來解說中日兩強造成矛盾的說法。事實上，力量對比的變化也許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矛盾，但即使沒有，日本作為一個對戰前的基本定位沒有徹底反思的國家，總是要走回它富國強兵的道路的。總體而言，我對中日關係的前景並不樂觀。
從「保革對峙」到總保守化
《南風窗》：近幾年中日關係多有曲折，許多人會回憶起1970年代的中日「蜜月」。從1970年代至今，日本政治的發展日益保守化，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卓南生：日本與中國恢復邦交，並不是對中國的恩賜，而是不願坐失撈取巨大經濟利益的良機。當時兩國基於各自的考量與戰略，的確出現良好的氣氛與勢頭，日本國內的「熊貓熱」和「茅台酒熱」就是最好的例子。但這談不上什麼「蜜月」，因為中日從來就沒有「結過婚」。
應該說，因為對戰爭責任清算得不徹底，日本政治的保守化從二戰後就開始了，而總體保守化則是從1990年代開始。在那之前，日本基本上還處在「國論二分」，即對國家走向存有兩種不同道路選擇的時代。當時堅持反戰和被保守人士稱為患了「厭戰病」、「恐戰病」的日本和平人士是中日友好的主流，很多學習中文和中國問題的研究者都對中國抱著友好的感情。但199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變化，「西風壓倒東風」，日本國內的政治力量也發生了分化。與此同時，一部分長期積極從事日中友好活動、出自友好睦鄰動機的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與中國交往過密，受到這樣或那樣的挫折。在「文革」中，他們緊跟中國；「文革」後，他們知道真相，受到很大衝擊，處境十分被動，加以在日本國內遭受孤立與抨擊，許多有活力的記者和學者離開了第一線，即使留在新聞界和文化界的人士，也保持低調和消沉的態度。某些人感到困惑或不能適應今日中國的大變化，取而代之，在日本學界和政壇活躍的，有不少是原來持相反立場的人士。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凡是中國都不對」，無所不抨擊的「中國通」。海灣危機之後，日本更揚言要積极參与「國際新秩序」，開始海外派兵，走上了軍事大國的道路。
在「五五年體制」下，社會黨一直作為最大的在野黨而存在，同時作為革新勢力的代表，對自民黨開倒車的行為起到很大的牽製作用。到了1994年，舉棋不定的社會黨再無法忍受非自民黨聯合政府幕後將軍小澤一郎的排擠與侮辱，突然投奔其死對頭的自民黨，成立聯合政府。村山富市雖然因此當了日本首相，但社會黨卻因此一蹶不振而告消亡(被迫改姓更名為社會民主黨)。日本政壇從此即從「保革對峙」轉變為兩大保守黨壟斷政壇的局面。
與此相對應，儘管20世紀80年代也出現過日本教科書問題、日本閣僚發表美化侵略歷史言論、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但在亞洲各國輿論的抗議下，日方不得不採取一定措施，從而緩和了日本與亞洲鄰國的矛盾。1990年代，特別是戰後50年之後，在國內缺乏強大的批判聲音與牽制力量的情況下，日方在歷史問題上的態度越來越不耐煩，甚至本末倒置地把責任歸咎於指責者。
政、官、商、傳媒的「鐵四角」
《南風窗》：您在《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中曾經談到自民黨的密室政治：首相和高官的產生主要是黑箱操作，靠派閥之間的博弈和黨內大佬的居間協調和仲裁等，透明度不高。那麼，對於日本政治運作中的這些封建殘餘，傳媒有沒有相應的呼籲和制衡？
卓南生：長期以來，自民黨當政集團基本上有自己內部的遊戲規則，其中最突出的是「數字＋金錢」的「田中(田中角榮)政治」。數字指議員的數目，議員數目多了，財閥認為值得投資，就會直接、間接，或明或暗地捐款。而有了金錢，議員人數也就更多，這種膨脹、循環發展的結果，使位居主流派的「田中政治」建立起了一個政、官、商的「鐵三角」體制。現在，大眾傳媒也參與到這個遊戲中來，而形成黑箱操作、相互巴結的「鐵四角」關係。
日本實行的是記者俱樂部制度，幾乎每個機構如政府機關、政黨、工商團體或者大警察署等都有記者俱樂部，記者俱樂部的經費由該機構支付。每天記者俱樂部都有新聞發布會，由俱樂部幹事主持。在俱樂部中，他們有內部的規定，某條新聞可以發，某條新聞不可以發，哪些只是作參考不可發。這些規定顯然是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的，然而在日本卻已成了常識。如果一個記者寫了俱樂部規定不能寫的新聞，就將被俱樂部開除。俱樂部成了新聞的最主要來源地，起到了統一口徑的作用。
在這種制度下，記者和採訪對象之間關係異常密切，在不少情況下成了利益共同體，很難對採訪對象進行實質性的監督。所以不難理解，大多數政治醜聞的暴露，並不是政治新聞記者揭發的，而是社會新聞記者從其它途徑或事件中發掘的。另外，日本報紙上的大多數新聞是不署名字的，記者在不少情況下成為情報收集員，文章寫好後交給上級，被各層上級不斷改寫，而有些主流媒體還要他們的記者和編輯向社論的基調看齊。記者沒有太多的能動性。
中日問題的幾個誤區
《南風窗》：國內有人認為中日之間不應該再糾纏於歷史問題，中國應該拉攏日本來對付美國。您對此有何評價？
卓南生：不是說我們避開歷史，歷史問題就沒有了。中日關係因為歷史問題而變壞，固然令人遺憾，但這並不是中方的責任。在這個問題上，有人也許會認為，只要雙方少提、少談，不要情緒化，問題就會好轉，這其實是陷入了某些日本人設定的「各打五十大板」議題之陷阱，而忘記了日本正在快馬加鞭，灌輸錯誤史觀的基本事實。
至於拉攏日本來對付美國的論調，那純粹是對棋盤上的格局毫不了解者的空論。
《南風窗》：對於目前的中日關係，您認為中國方面可以有哪些作為？
卓南生：我想得注意幾個誤區：首先，是沒有必要一再鼓吹已經過時的右翼只是「一小撮」的論調。事實上，「一小撮」的說法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還是相當準確的。但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日本的政治土壤、氣候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總保守化」已成為事實。
其次，有人認為 「中日關係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彷彿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宿命的課題。這其實是一種懶漢思想，為無所作為找個台階下。
此外，也許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在戰後的一段時間裡，贊成日中友好的思潮是佔主流的，民間人士在推動中日關係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在中日恢復邦交後，中國外交的重點和主要爭取對象，似乎轉向了日本的財界和上層的政治家等，真正的民間人士有被遺忘之虞，這是人們在談論「以民促官」時，不能不留意之處。
新福田主義是否可以期待？
《南風窗》：您對福田的外交政策或者是呼之欲出的「新福田主義」有何看法？
卓南生：認真分析，福田康夫本身並沒有一套完整的外交路線和政策，他對亞洲鄰國一向缺乏關心，更談不上太多的熱情。現在，不少人在談論福田的外交路線時，與其說是針對福田的具體方針和政策，不如說是在其父親，即前首相福田赳夫的政治影子或政治遺產上大做文章。例如說，由於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在福田赳夫當首相時簽署的，於是便將福田父子想當然地視為「親中派」；又如由於福田赳夫於1977年在馬尼拉發表了「福田主義三原則」，改善了之前田中角榮首相南訪時東南亞民眾與日本的緊張關係，於是一廂情願地期待福田康夫推出「新福田主義」。
如果我們仔細翻閱福田赳夫外交政治的記錄，不難發現它同時也是佐藤反華內閣的外相。在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幾乎已成定局的時刻，還緊跟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力圖阻止中國恢復席位的，正是當年貫徹佐藤路線的外相福田赳夫。足見在評論某個政治人物的外交傾向時，不能只是一廂情願地取己所需。某些場面話作為外交辭令倒也無妨，如果信以為真，這未免與客觀、準確的事實相去太遠。
至於「福田主義三原則」，一是保證日本不成為軍事大國；二是要以對等的態度對待亞洲的夥伴；三是要和東南亞建立起「心連心」(heart to heart)的友好關係。在這之中，毫無疑問的，最受評價的是第一個原則，即日本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的許諾。但從30年來官方推行的政策來看，這項承諾早已被擲入東京的回收站。「福田主義三原則」實際上只剩下空泛的「二原則」。被日本官方吹捧上天的「福田主義三原則」的命運況且如此，要一位內政型或者是過渡期首相發表有太多內涵的「新福田主義」，恐怕是不太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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