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行福：體面社會必須防範兩種傾向：一是權力社會，二是勢利社會丨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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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改革和發展取得巨大的成就。新時代的社會發展已經超越過於強化物質生活內容的小康思維，應該把更為全面的體面社會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體面社會不僅僅是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社會理念和價值取向的一次重要轉變。它要求每個人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力圖消除勢利社會和權力社會對人的羞辱，並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尋求新的目標定位。

汪行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原載於《探索與爭鳴》雜誌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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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繼續現代化要突破小康思維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把「小康社會」作為自己的目標。1979年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五年後，他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又具體地把小康之家定義為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達到800美元，並稱「翻兩番、小康社會、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些都是我們的新概念」。

鄧小平提出「小康社會」目標背後的理念是非常清晰的。他認為，雖然我們對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之類問題的認識並不完全清晰，但提高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卻具有自明的合理性。鑒於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還很困難，他運用自己的智慧，從傳統中國文化中借鑒了「小康」概念，以此來表達一段時間中國的奮鬥目標。「小康社會」目標的提出是極其重要的，通過它中國現代化戰略目標獲得了實質性的具體生活內涵，改革開放的任務也獲得了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由於「小康社會」概念深入人心，進入到新世紀後，中央又提出了一個升級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明確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現在離2020年只有短短的幾年了，舉國上下齊心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指日可待。

但是，經濟發展並不意味著社會的全面進步，人民物質生活的改善也不意味著尊嚴和幸福生活的完全實現。今天，中國存在著各種問題，財富分配不平等讓普通百姓有了一種剝奪感，權力的任性給百姓帶來屈辱感，社會呈現出勢力化和勢利化的趨勢。我們如何思考今後的發展目標？是固守原來的思維方式，繼續把小康社會目標進行到底，再提出一個升級版，還是根據時代的要求和百姓的願望，調整我們的目標和思維方式，提出新的目標？筆者認為，答案應當是後者。

在《禮記》中，「小康」是與「大同」相對的社會理想。「小康」在傳統語言和百姓心目中基本上被理解為物質生活上的差強人意狀態。「小康」一詞最早出自《詩經》：「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即只有當人們不再過於辛勞時，才可以說是小康。《辭海》對小康的解釋與此相類似：「小康：指家庭生活比較寬裕，可以安然度日。」受「小康」一詞含義的流行看法影響，「小康社會」的英文翻譯也脫離不了這一物質主義內含，被翻譯為「well-off society」、「affluent society」、「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society of comparative prosperity」，等等。即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沒有擺脫這一語義限制。在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否定經濟在社會發展的核心作用，也不能無視人們過幸福生活的願望。但是，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擺脫飢餓和痛苦並不是必然地等同於擺脫奴役和輕視，在勞動與互動之間並不存在一種自動發展的聯繫，儘管在它們之間存在著一種聯繫。」從本質上說，「小康社會」是一種民生主義，它沒有包含現代社會健康發展所需要的民權主義、民主主義的目標。只要把小康社會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以「小康思維」或「小康理性」指導我們的改革和發展，是無法完全擺脫生產主義和物質主義對我們的約束。在當今中國，消除貧困仍然是一個重要的任務，但就整個社會而言，權力傲慢、執法粗暴、貪污腐敗、官商勾結、拉幫結派、買官賣官、政策不透明、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奢糜之風等，也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今天我們設想新的發展目標，必須把人的尊嚴、價值和自由的實現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在可能的限度內消除明顯的社會歧視、剝奪、羞辱和強制等現象，讓人能夠過一個安全、富足和有尊嚴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體面社會」能夠更好地表達我們對美好生活的想像和願望。

「體面社會」的理念探析

「體面社會」作為一個理論概念，最先出現在羅爾斯的《萬民法》一書之中。這本書是《正義論》的姐妹篇，《正義論》討論的是相對封閉的政治共同體如何成為一個秩序良好的正義社會，而《萬民法》討論的是這樣的社會如何與其他社會打交道。在羅爾斯那裡，正義社會有兩條原則，即自由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平等原則、社會財富分配的差異原則。《萬民法》把國家區分為兩大類，即「秩序良好社會」和「非秩序良好國家」。秩序良好的社會包括「自由社會」和「體面社會」，「非秩序良好」包括「法外國家」和「負擔過重社會」。

羅爾斯把西方世界稱為「自由社會」，它的特徵是通過平等原則實現政治正義，通過差異原則實現分配正義。「體面社會」在他那裡是指那些雖然保留著等級制秩序，但在執政中能夠傾聽到人民的意見，並保障人民基本經濟權利的社會。羅爾斯在他著作中虛構了一個稱為「卡薩斯坦尼體系」的穆斯林國家，在那裡，人們必須信奉伊斯蘭教，也存在著社會等級制，但這個社會有一個良好的法律秩序和政治體系，「其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是不同群體的成員，每一個群體在一個體面的諮詢等級組織的法律系統中能被代表」。顯然，羅爾斯的體面社會概念有兩個方面的含義：相對於更完善的自由社會，體面社會是一種不夠完善的秩序良好社會；相對於「法外國家」和「負擔過重社會」，體面社會是秩序良好的等級社會。前一種含義上的體面社會是一個普遍的概念，後一種含義上的體面社會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類型。

迄今為止，對體面社會做系統的討論是以色列學者馬加利特的《體面社會》一書，這本書主旨是要證明「當務之急並非建立『正義社會』，而是建立『體面社會』」。作者把體面社會定義為一個其社會組織不羞辱其人民的社會。所謂其社會組織不羞辱其人民，既指不存在羞辱人民的社會制度和組織，也指不存在有組織地羞辱人民的社會關係。作者認為，自己的「體面社會」不同於羅爾斯的「正義社會」，因為羅爾斯的正義社會概念只適用於政治共同體的內部關係，而體面社會概念強調一個合理的社會不僅要公正地對待自己人，而且要公正地對待生活在同一空間的他人。譬如，以色列政府對待自己人民的方式符合正義社會的要求，但對巴勒斯坦人則採取歧視態度，不符合體面社會的標準。在這個意義上，體面社會不僅是一種完善的正義社會，而且是一種立足於全球化和多元化時代背景的新的實現全面正義的合理社會。

在馬加利特那裡，「社會組織不羞辱其人民」是體面社會的核心內涵，為了突出這層含義，他特別把體面社會概念與文明社會加以區分：「文明社會是一種其成員不相互羞辱的社會，而體面社會則是一種其組織不羞辱人民的社會。」他認為，「文明社會」是一個微觀倫理（microethical）概念，它關注的是社會成員的人際間關係，要求的是人們相互之間不羞辱，以合乎尊嚴的方式相互對待，而「體面社會」是一個宏觀倫（macroethical）概念，它涉及的社會組織、法律制度及其運行過程是否以公正的方式對待其人民，使人民不受社會組織權力的任性對待和歧視。

在對體面社會理念的闡述中，馬加利特把羞辱和尊重作為相互對立的一對概念。羞辱所指的含義很廣，包括了人們生活所處的所有不應有狀態，如歧視、貧困、排斥、壓迫和物化，等等。尊重是羞辱的反面，指人處在自主狀態，能夠按照合理認可的意願生活。因此，體面社會既可以通過否定的方式定義為無羞辱的狀態，也可以通過肯定的方式定義為人人享受「應得的尊重」的狀態。作為體面社會的規範，「應得的尊重」既包含著經濟福利方面的要求，也包含著社會權利方面的要求，一個體面社會應該既是人們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中獲得了公平的份額的社會，也是人們在社會制度系統中享受公正對待的社會。在馬加利特的分析中，不體面的社會羞辱現象有多種形式，既包括了黑格爾和馬克思所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和物化現象，也包括專制社會中明顯的社會壓迫。

作者列舉了四種社會羞辱現象：（1）不把人當人看，而是把他當作類似於畜牲、機器、工具一樣的物來看待，這種羞辱形式被稱為物化，如不把奴隸當人看的奴隸制，把勞動者僅僅當作贏利工具的資本主義；（2）剝奪他人的自由和自主權，使之服從於不合理的統治，如專制、暴力、強制，等等；（3）因社會成員缺乏生活技能或自主能力而被故意遺棄；（4）社會成員被排除在對他的認同和自主性至關重要的社會群體之外，即社會排斥。與羅爾斯不同，馬加利特強調個人和集體認同對體面社會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在全球化時代，體面社會必須承認不同的價值，在這裡，「多元論是一種立場，其中價值被賦予給競爭性的生活方式。作為多元社會的一員，我無論處在哪一元上，都能承認其他競爭性生活方式的價值，即使它不是我自己希望的，或希望我的後代所採用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在體面社會中，每個人可以賦予自己的生活以更高的評價，但不能妨礙他人去追求他認為合理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體面社會是一個沒有二等公民和一個信奉平等主義公民權的理念的社會」。

羅爾斯和馬加利特的觀點對我們是有啟發的，但也有局限性。羅爾斯理論的優點是把體面社會放在一個統一的政治體系中來衡量，把它理解為一個不夠完善的秩序良好社會，缺點是他僅僅把它理解為基於某種宗教和文化傳統的特殊社會類型，沒有真正地把它作為一個普遍的政治哲學概念來建構。馬加利特非常正確地突出了體面社會中的社會制度維度，即國家和組織對待人民的方式。但是，作者只是把體面社會作為一個經驗現象的概念，拒絕對它做系統的理論探討。筆者認為，要使體面社會概念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社會概念，既需要關注它的經驗現實意義，也需要考察它的規範和制度意義。在下述討論中，筆者將一方面從語義學出發討論這個概念的經驗意義，另一方面從現代社會理念出發討論它的原則和制度構成因素。

如果「小康社會」意味著人民生活的相對富足狀態，體面社會則意味著社會成員不僅生活在一個相對令人滿意的富足狀態，而且生活在相對令人滿意的自主和有尊嚴的狀態。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其實，體面社會相對「小康社會」的詞義學「剩餘」，已經包含在人們的語言使用之中了。在英語詞典中，「體面的（decent）」作為形容詞，可以用於人類生活多個方面，它基本含義是「不是最好但可以接受（not best but acceptable）」。

在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中，「體面」既可以指一種有品質的相對令人滿意的物質生活狀態，也可以指人們的行為正直、品質良好和為人友善等值得為人認可的特徵。在中文中「體面」的涵義也是如此。大體上說，「體面」描述的是人們的生活處在介於不足與完滿之間，處在一種不是最好但可以為人所接受的狀態。當我們說一個人是體面的，並非是指他多麼完美或傑出，而是指他在道德上表現出人們認可的品質。當我們說一個人過著體面的生活，也並不意味著他的生活多富裕，而是說他在擁有社會公認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能夠過社會公認的文明生活。

總之，相對於「小康」概念，「體面」一詞的語義潛能要豐富得多，用它來表徵社會理想，可以表達超越小康社會的新的內容。今天我們在使用體面社會概念時，人們不會僅僅把它理解是物質上相對富足的狀態，而且還會認為它包含著人們過令人相對滿意的自主生活的其他條件，如人們在私人生活中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不被社會組織或社會制度任意支配，也會對國家的政治生活有所期待，希望自己的願望和要求可以得到表達，受到公平的對待。當然，體面生活的理想也會包含著小康社會努力實現的某些目標，如在經濟上達到相對富足的狀態，但是在體面社會中，我們對這一目標的實現方式會有更多的期待，它不希望自己的要求以恩賜或同情的方式被滿足，而是期待能以更加普遍化的社會權利方式被滿足。

結合「體面」一詞的基本含義：「不是最好但可以接受」，我想運用羅爾斯的國家概念譜系把體面社會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徵：人民的生活不一定非常富裕，但已經擺脫了負擔過重社會的落後狀態；人民不一定享受完全的自由，但必須享受現代文明社會公認的行動自由、財產權和思想自由等基本權利；人民不一定能完全參與政治生活，但是國家的政治制度必須符合現代政治正義的基本要求，不把任何個人或群體完全排斥在政治體系之外。如此來理解，體面社會將是一種雖然不夠完滿，但卻仍然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

體面社會應成為中國發展的目標

關於中國的發展理念或方向，一些人試圖避開現代文明大道，鼓吹中國特殊論，不僅把中國的崛起視為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而且鼓吹中國現代性或中國特色的政治文明。他們把中國與西方人為對立起來，認為中國是禮俗社會，西方是法理社會；中國是文明國家，西方是民族國家；中國是王道政治，西方是霸道政治；西方是個人社會，中國是集體社會，等等。這種思想傾向是有問題的。其實，特殊性不等於優越性，這一觀點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西方。關於特殊主義的片面性，黑格爾一針見血地批評道：「當一個人做出某種與正道相反的事情時，他最容易表露出他的特異性。

理性東西是人所共知的康庄大道，在這條大道上誰也不顯得突出。」[列夫·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一句話就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則各有各的不幸。」]其實，特異性的價值不在於它的本身，而在於它以更好的方式體現普遍性，體現在對體面社會的理想及其實現方式的思考上。現代人類歷史已經告訴我們，現代文明必須包含一些普遍的要素，如法治、民主和社會福利，這些理念和制度是誰發明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們能否經受歷史的檢驗，是否在人們的心中引起共鳴。人類歷史中並不缺少對特殊主義或種族中心主義的瘋狂激情和偏離人類社會正道的政治嘗試，如法西斯主義以及宗教原教旨主義，這些嘗試無不以國家的失敗，或以人民的災難而告終。

實際上，西方所走過的路可以給我們提供借鑒。現代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即從絕對王權國家到法治國家，從法治國家到民主國家，從民主國家到社會福利國家。每一種國家形式的產生都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我們還是可以對不同的國家形式，或政治進程演變的路徑，做出某種帶有普遍意義上的評價。哈貝馬斯曾經提出，自17世紀以來，現代性圍繞的核心問題是「什麼樣的政體是最好的」，而最好的標準就是個人自由和公共的政治自由能夠得到最好的實現，也可以說，為人們提供過上體面生活的更好條件。相對於封建割據來說，絕對王權國家是一個進步；相對於絕對王權國家，資產階級的法治國家也是一種進步。法治國家的意義在於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保護，讓人擺脫對統治者任性權力的依賴，在私人生活領域獲得自主性，消除政治權力對其人民的羞辱。

從法治國家發展到民主國家的發展是政治文明的進一步發展，在這裡，人民不再滿足於在私人領域享有自主權，而且希望在公共政治領域體現自己的意志，在政治生活中獲得尊嚴感。雖然現代世界還沒有一種民主形式是十全十美的，西方民主制度雖然形式上賦予人們以平等的政治權利，但受到階級結構和金錢力量的扭曲。民主國家向福利國家的發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完成的，它的規範動機是，即使法律為人們提供了自由和政治權利，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保障的話，也是一句空話；從經驗動機看，福利國家是要調節社會矛盾，穩定社會秩序。對這一歷史過程的批判的分析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結論，社會發展理念的確定需要拋棄追求十全十美的烏托邦幻想，但又不能放棄對更好的人類社會的願望。如果跳出狹隘的意識形態鬥爭的邏輯，也許體面社會可以作為今天人類理想的公約數。

按照現代文明理念，我們可以把體面社會的建立理解為踏入現代世界的門檻，即使它還不夠完美。體面社會並不意味著消除社會生活中所有的羞辱、歧視、壓迫和剝削現象，但必須消除社會組織對其人民羞辱的明顯形式，不論這些形式是階級剝削還是階級壓迫，是個人專制還是國家專制。按照這個理念，法治國家、民主政治、社會福利應該理解為現代社會的標準配方。中國是一個在政治上早熟的民族，《禮記·禮運篇》就提出了「小康」和「大同」社會理想。我們可以在中國話語體系中為體面社會安放一個位置。根據「不是最好但可以接受」的含義，我們可以把體面社會理解為處於公而無私的「大同」世界與「天下為家」人人為己的小康社會之間的狀態。雖然中國的大同社會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仍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但它們對我們來說更多是未來時，而不是現在時。我們當下努力的目標應該是體面社會。

如何理解體面社會的規範內容和制度要素？筆者認為，一個完整的體面社會概念應該包括社會層面和國家制度層面，即制度不羞辱其人民的正義社會和人民不相互羞辱的和諧社會。但相對來說，前一個方面更加重要。在生活中人們最不能忍受、也最難逃避的惡是社會組織和制度對個體的蔑視和傷害，消除社會組織對其成員的羞辱應該成為體面社會的目標。

筆者曾主張中國改革的頂層設計應該把體面社會作為基本的理念和目標，今天更加堅信這一觀點。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僅應該以體面社會為目標，而且應該按照現代文明的普遍價值來設想自己的內容。

就現代文明發展的階段和中國現階段的現實來看，在中國成就體面社會必須在政治制度、社會保障和生活方式合理化滿足下述的要求。第一，體面社會應該在政治秩序上將法治、善治和民治三個方面結合起來。法治的意義在於保護個人權利，使人們不受來自國家公權或特權階級私權的任意傷害。法治在現代政治秩序中具有基礎性意義，它本身是人權的基本保障，同時也是培養具有獨立人格的政治公民和造就良善社會治理的前提條件，應該作為中國現代政治秩序的核心和基礎。「善治」顧名思義即「好的治理」，它既是社會決策和管理系統自身穩定的功能要求，也是政府滿足社會成員期待的能力和表現。一般認為，「善治」有五個特徵，即可靠性（accountable）、合法性(legitimacy)、責任性(responsi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回應性(responsive)。能做到這五者無疑是一個好的政府。中央提出要完善社會的治理結構，改進政府的管理方式，無疑是重要的。善治的主體是政府，但它的實現條件並不完全在於自身，沒有完善的法治和一定形式的民主監督，不可能有好的行政治理體系。當然，善治也有溢出效應，政府的良好效能可以改善社會治理結構，推動經濟發展，為法治和民主制度積累必要的民意基礎。

學界流行一種觀點，即中國式協商民主，有別於西方的票選民主，這種民主由於紮根於中國的政治傳統，並與共產黨的執政經驗內在聯繫在一起，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優越性。關於中國式協商民主學界有兩種理解。狹義的協商民主指人民政治政協制度，即在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個黨派、各個階層、各個界別、各個民族、各個宗教的政協委員按照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要求為國家建設獻計獻策。廣義的協商民主是指政府在決策中通過黨派之間、政府與民間之間、學界與政界之間廣泛的討論，來提高決策質量，增進決策效力。應該承認，中國式民主協商形式有它的合理性，決策前的政策諮詢可以提高決策的質量和品質，決策後的政策宣傳可以提高政策的落實效力。

但是，這種民主協商就其性質來說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政治協商主要目的是政策諮詢，彌補政府和決策機構認知上的不足，而不是為了實現人民的普遍政治參與權，因而嚴格地說是一種諮詢民主。在當今西方思想界有另一種協商民主理論。以哈貝馬斯等人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認為，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公民的廣泛討論形成合理的公共意志。西方現有的議會和選舉民主形式是有缺陷的，民主只體現為幾年一次的選舉，或議會的最後表決，沒有真正實現人民的政治參與。

西方的協商民主理論家主張延長民主戰線，關注公共領域對法律和公共政策的辯論和討論，關注公民團體的政治壓力和創意，實現社會的自我組織。這種民主被稱為協商民主或審議民主。協商民主在當代西方還只是一個理想，是改進民主的建議。但是，這種理論對我們思考中國的協商民主有一定的啟發性。民主有普遍的規範內涵，但沒有固定不變的形式，衡量民主好壞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即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參與的深度和廣度。我們在討論中國協商民主時，不能僅僅把它理解為是決策合理化的工具，而且應該把它發展為公民參與政治的形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式的諮詢性協商民主需要與更為完善的參與式協商民主結合起來。

第二，體面社會必須通過社會保障制度滿足人民的物質福利需要。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世界歷史經驗表明，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在其跨入經濟相對富裕的階段後，必須賦予社會成員基本的經濟和社會權利，給他們在生育、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方面上以基本保障。在現代國家中，社會福利制度既是降低社會不平等、實現社會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也是自由和民主權利實現的條件。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時代，如果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個人和家庭不可能完全依賴自己的努力避免經濟系統波動帶來的災難。

同時，作為一個社會共同體，把個人的命運完全交給變幻莫測的市場也是與人們的道德直覺相衝突的。亞當·斯密在他的時代就曾指出，一個蘇格蘭人如果出門沒有一件白亞麻布襯衫是羞於見人的，今天也是如此。體面生活不僅意味著對生活必需品的滿意，而且意味著每個人都能過自己時代所認可的體面生活。在這方面，中國近一二十年實行的許多政策是深得民心的，如通過扶貧政策，消除貧困；建立農村醫保，讓農村居民享受醫療照顧；提高養老金水平，讓退休人員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建立流浪收容制度，保護人的生命；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讓勞動者能夠過體面的生活；通過安居工程為弱勢階層提供體面的安居環境……這些措施都為體面社會的實現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但是，相對於小康社會目標，體面社會有自己的理念，這就是社會福利不應該僅僅是社會關愛，而且應該成為社會權利。只有制度化的社會福利才能使人擺脫為福利而喪失尊嚴的危險。

最後，體面社會還應該建立合理的社會財富消費體系。一般來說，社會資源轉化為個人福利無非是私人消費和公共服務兩種途徑。私人消費既是把資源轉化為個人福利的有效方式，也是消費自由的體現，因而市場消費在一定範圍內對體面社會目標具有積極價值。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公共服務或公共消費也是社會財富實現其價值的方式。市場經濟存在著社會生活商品化和金錢化的動力，如果任其發展，必然會帶來羞辱人的社會異化和物化後果。馬加利特曾指出，雖然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克服人們的勢利心理，但應該防止它成為流行的價值態度。在當今時代，由於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勢利社會」已經成為時尚。廣義上說，勢利社會是一個成功主義導向的社會，在這裡，成者為王、敗者寇被當作理所當然的現象。在今天，這種勢利社會更赤裸裸表現為金錢萬能。一個社會完全把成功或金錢作為人的尊嚴和地位的標誌，不可避免地會對弱勢群體造成羞辱，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人生毫無價值。

真正的體面社會必須防範兩種傾向，一是權力社會，二是勢利社會。對權力社會的防範要依賴法治國家和民主監督，擴大社會的自治空間；對勢利社會的防範則需要社會保障和財富消費方式的調整。社會不是個人的集合，而是一個共同體，要想產生出有助於社會團結與和諧的共同體精神，就需要在私人消費之外為非商品化保留足夠的空間。著名社會學家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的三個世界》中指出，「非商品化」是區分不同社會形態的重要指標。相對於英美自由主義和中歐國家的社團主義體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更為合理，因為它在保留個人消費自由的同時，還通過公共服務營造非商品化空間，因而更能體現社會平等和民主的要求。遺憾的是，當前中國社會不僅是過於權力化，而且也過於勢利化。社會共享空間被商品消費空間過度壓縮，嚴重損害了社會和諧發展所依賴的公共價值和集體精神，社會自主空間被過於強勢的權力限制，嚴重地損害體面社會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

總之，不能把體面社會僅僅理解為小康社會的升級版，而且應該理解為社會理念和價值取向的一次重要轉變。當今中國有一些亂象讓我們日益缺乏生活的安全感，如食品不安全、野蠻拆遷、暴力執法、貪污腐敗、司法不公，有些事件甚至超出人們可以認可的底線，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對社會的合理期待。當前我們社會面臨的問題再也不是一個「窮」字能夠概括了，也不是僅僅靠經濟的發展就能解決的。現在是到了需要重新思考和設計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了，在新世紀的全球文明競爭中，中國道路要展現自己魅力，需要的不僅僅是富強，而且應該讓在這片藍天下生活的每個人都能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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