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機智、有文化地還嘴？ | E.B.懷特

愛回嘴的超驗主義者

文/（美）E.B.懷特

孫仲旭 譯

1927年5月，我購買了一本世界經典版的《瓦爾登湖》，價錢我想是九角錢，我把它塞進口袋便於閱讀。從此以後，我到哪兒都帶著它，在小汽車上、在公共汽車上、在船上，因為它是我所擁有的最有趣的偵探故事。

但是重讀一本書會有種危險，確切地說，一再蜻蜓點水般讀同一本書，帶來的麻煩是你開始學會一些句子。我對《瓦爾登湖》就是這樣。最近發現在別人問我一個簡簡單單的問題時，我會以一句直接引用書上的話來作答。

比如說我午餐時候走進一間餐館，領班侍者帶著責備的樣子走過來。

「就你一個人？」他問。

「大部分時間裡，我覺得寂寞有益於健康，」我回答道，「有了伴兒，即使是最好的伴兒，不久也要厭倦，弄得很糟糕。我愛孤獨。」說完我得意地瞪著侍者，一把從盤子上扯下餐巾。

要麼我在街上走，遇到一個認識的人——這人我好久沒見過面，就是永遠不再見到他，我也無所謂。

「你這麼久去了哪兒？」他質問道。

「如果一個人跟不上他的夥伴，」我回嘴道，「那也許是因為他聽的是另一種鼓聲。」

事實上，我想我根本沒那樣說，但是常常覺得好像我是在那樣說。我越來越發現難以清晰地把我在說什麼和有可能脫口說出什麼區分開來。也許得看是什麼時機吧。不管怎樣，在如今扔向我的最平常的問題中，梭羅能回答上的數量驚人。在所有的一般場合，他是個萬金油。

我走進一個房間。

「您坐下好嗎？」女主人問道，一邊示意某個空位。

「我寧可坐在一隻南瓜上，由我一個人佔有它。」我回答道，一邊疲憊而無可奈何地接過天鵝絨墊子。

「您想喝點什麼？」她又說。

「還是讓我來喝一口純凈的黎明空氣吧，」我嗡聲嗡氣地說，「如果人們不願意在每日之源喝這泉水，那麼，啊，我們必須把它們裝在瓶子內；放在店裡，賣給世上那些失去黎明預訂券的人們。」說完我跌坐在墊子上，等著端上清澈的琥珀色烈酒和殘留的橄欖。

「知道有什麼好書嗎？」吃飯時，我的夥伴問我。我慢慢扭過頭，硬而粗糙的領子擦傷了我的下巴，我的眼神如夜色般深邃。我把嘴唇湊近她的耳朵。

「出版物很多，」我語重心長地低聲說，「但是把這印出來的很少。我們有危險要忘記另一種語文，那是一切事物不用譬喻地直說出來的文字，它本身就是既豐富，又標準的。」

要麼我在家裡，也許準備好陪我太太去參加一場晚會。

「今天晚上外面怎麼樣？」她問，一邊焦急地看了一眼壁櫥角落處她那雙橡膠雨鞋。

「這是一個愉快的傍晚，」我聽到我的聲音在說，「全身只有一個感覺，每一個毛孔都浸潤著喜悅。」

第二天早上，看到我的套裝又皺又亂地擱在床邊的椅子上，她會問：「你有沒有什麼要拿去熨？」

「不，親愛的，」我回答道，「我們的衣服，一天天地跟我們同化，印上了穿衣人的性格。如果你有什麼事業要做，穿上舊衣服試試看。」（我要高興地說我太太不再介意梭羅了，只是打電話讓熨衣工來。）

這種情形不可勝數，答案無窮無盡。我記得有一次我回嘴最惱火，也最大膽，那天有幾個傻乎乎、笑得格格響的女孩來到我們家，開始變得興高采烈。

「這地方可真是漂亮！」她們尖叫著說。

「恰恰相反，」我不客氣地說，「我有時夢見一座較大的容得很多人的房屋，矗立在神話里的黃金時代中，材料耐用持久，屋頂上也沒有華而不實的裝飾，可是它只包括一個房間，一個闊大、簡樸、實用而具有原始風味的廳堂，沒有天花板沒有灰漿，只有光光的椽木和桁條，支撐著頭頂上的較低的天，——卻足以抵禦雨雪了，在那裡，在你進門向一個古代的俯卧的農神致敬之後，你看到衍架中柱和雙柱架在接受你的致敬；一個空洞洞的房間，你必須把火炬裝在一根長竿頂端方能看到屋頂……這房子，像鳥提上褲子，光巢，內部公開而且明顯。」

這幾個女孩馬上冷靜下來，來做客的其餘時間裡，她們安靜而且聽話。但是我不知道——恐怕以後我會不得不把《瓦爾登湖》放到一邊，買本別的書隨身攜帶。要麼也許買個連環套玩具，一個人就算玩連環套玩得久了，也不會想起什麼東西。

（註：文中之「我」說的話多來自亨利·大衛·梭羅的《瓦爾登湖》，採用的是徐遲先生的譯文，稍有改動之處。）

E.B.懷特《從街角數起的第二棵樹》，孫仲旭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