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漢語不會「王天下」-隗仁蓮 | 道德與情感-人文中國-中評網

【內容提要】西方哲學一以貫之的傳統是重言語輕文字，其結果文字服從於語言。蘇格拉底聚徒講學，不立文字。柏拉圖稱文字是兒童的玩意，而言語卻是成人的智慧。亞里士多德輕視文字。西方傳統認為，聲音接近於所指，書寫由聲音派生，文字是軟弱的。言語表達思想，而書寫則表達言語。言語和文字的關係是：文字表徵言語。漢語漢字卻不然。因而從哲學上看，漢語漢字取代拼音字母而「王天下」，可能是行不通的。拼音文字注重拼音，更多的是言語，而不是文字，其文字使其言語具有聆聽的性質。象形文字注重的是文字，而不是言語，其性質在於閱讀與目視。中國文化是重書寫的文明，更重視目視。西方文明則重聲音、重言說、重聆聽。邏各斯中心論通過確立在場的聲音來貶低書寫，把書寫當作聲音的從屬。西方邏各斯中心論認為聲音是中心。說話比書寫更重要，離人更近。文字是間接的聽寫。西方文字的拼音性表現為說話對書寫具有優先性。音符是一級能指，字元是二級能指。言語可以與事物吻合，而書寫則不然。言語或聲音是最好的表達方式。人們發出聲音，在瞬間即和思想一致。文字或書寫則與思想隔了一層。邏各斯中心論，也就是聲音中心論。西方傳統是把言語放在文字之上。形而上學把言語當作存在的邏各斯。言語與實在直接切近。書寫是言語的表現形式或補充形式。我們應當以開放心態看到漢語的弱點，並且熱情地學習和推廣外語，以他山之石來攻玉。【關 鍵 詞】拼音文字 象形文字 漢語 邏各斯中心論 語音中心論 字母 書寫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語言正經歷著巨大變化；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眾多民族需要彼此傾訴衷腸；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多的「人在旅途」；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多的文獻需要翻譯；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需要「雙語」或「世界語言」。對環球語言的需求，特別地受到國際學術團體和商務團體的重視。在這裡，一種國際語言（linguafranca）在報告廳、董事會會議室（board-room）最為必要。因為有了共同語言，瑞典、義大利和印度的專業物理學家之間的交談才有可能。為什麼恰恰是英語而不是別的語言成為全球語言？原因很多：一是地理歷史原因，二是社會文化原因。英語已經滲透到政治生活、商務、安全、娛樂、傳媒、教育等領域。一種國際語言的方便性有利於全球人類聯繫。英語現而今已不僅是生活在西歐或移民到北美的人的語言。現在，英語已成為世界性語言。這是國際間相互依賴、技術、交通、通信、商業革命的結果。這個事實也許就是價值：價值與事實不可分。事實也許就具有應然性。英語具有別的語言不可替代的特徵。不過我認為，我們應當在兩個不同層面上頭腦清醒：一是漢語或中文是否全人類最優秀的、最高檔的語言？二是，即使如此，我們是否應當拒絕學習外語特別是英語？當然，如果漢語並非最優秀的語言，那學習英語或漢語拉丁字母拼音化，就沒有什麼可恥的。因此，本文實際上涉及漢語作為象形文字是否可以睥睨天下，萬世一系。漢語、華文、華語、中文、漢字，是一個意思，統統譯作Chinese，而不是Hanese 或Hanish或Hanch。西方「語言」一詞包含了文字，然而 「漢語」卻不包含文字。你會說漢語卻不認識中文，這是中國特有的現象。英語包含了書寫。不過英語、法語等詞的確主要是指語言，而不是指英文法文，應叫做英語系，而不是英文系。漢語是否可以躍進為世界第一大通用語，這問題的實質是以何種語言為人類共用語。注意，這裡有競爭，但不應有敵意、有自傲。目前，漢語不具有這個地位。雖說操漢語用中文的人數多，但卻是同文同種同膚色的人，主要是中國人。連新加坡也是英漢並重而非漢語獨此一家。因此，爭論的焦點在於：漢語是否可能成為世界通用語？當然，附帶的還有：漢字 「優越論」是否成立？更進一步，還有一個問題：在當今世界一體、天下一家、國際交流日趨頻繁的情況下，是否應當在國內學習和使用英語，與國際一致？這可能是第三個問題。檢視國內文獻，對漢語的優勢地位之鼓吹唱和計有：「漢語優越論」、（漢語英語）「平分秋色論」、（拼音字母文字與象形漢字）「多種語言共存論」、「漢語統一天下論」。與此相反，也有人主張「漢語落後論」、「拼音文字論」。一、「漢語征服世界論」的出台語音符號的特點是聲音與意義相結合，而不是分離。音義結合的隨意性是人類語言得以產生的條件。拼音文字和語音大大挫敗了皇帝的個人威嚴。它阻斷了個人意志，不能從個人意志出發改變符號，皇帝也要服從語法及讀音規則。中國皇帝的諭旨往往錯字連篇，亦不講章法。一位羅馬皇帝念錯了拉丁語的一個詞，修道士出來糾正，皇帝說，我是皇帝。然而這成為笑柄。皇帝不能改變語法，也不能改變法律。皇帝的錯字如能成為全國的規範，則會自定法律。人是符號的動物（卡西爾），那麼，人是使用拼音符號的動物，因為有些文字不是符號。盧梭說，語言天生是讓人說的，文字的用處是補充語言。索緒爾說，文字遮蓋了語言的面貌，文字是外衣。在古代中國，話語未曾有過與文字一樣的威力。口說無憑，立字為據，話語沒有文字這麼高的地位。「圈」閱文件，表明證據彰彰在焉。故宣誓承諾往往落空。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說明言語的地位很低。拼音文字對說話、言說、音節的重視，在中國看不到。中國文字未曾與實際口語掛鉤。漢字（文字）只用於禮儀占卜。預決吉凶，畫符策字，你一下筆，就決定了命運，方塊字真神奇。因此，文字拼音化在中國難推行。中國的書法、詩歌和繪畫，未曾分離，詩書畫往往連袂。文字是一種裝飾。我們生活中的深刻的民族主義情結和排外情懷源自我們自身的不平衡心理。農村人口進城，深感生活與城市居民的巨大差距，易於產生仇恨和犯罪。貧困國家仇富心理常常表現在形式主義的排拒發達國家的人文社會思想和語言形式上。細究起來，這種語言上的排外無助於自身的富裕和文明，而且往往是螳臂擋車，無礙於歷史潮流。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我們生活中外來詞和新辭彙越來越多。語言自身在發展。語言句式的複雜化、新詞的出現，常引起社會中老邁階層的反對。然而，社會生活是活水源頭，生活之樹常青，因而語言之樹常青。新詞的湧入是歷史的潮流。從象形文字（描摹自然）到拼音文字，人類與自然狀態漸行漸遠。大概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更文化些。我們正在轉化，然而，來自自然必然性的抵抗依然嚴峻。人類要統一，首先得語言統一。看來，世界統一語言勢不可擋——這不是說消滅地方語言。中國曾提倡普通話，然而今天普通話也遇到方言的挑戰。小品中的方言大行其道。我們山西竟然有人鼓吹某縣某山鄉的方言好。中國語言不統一，怎麼會有國家的統一？人類語言的發展趨勢是由象形文字而至拼音文字。漢字錯過了語言進化史由象形到拼音的階段，如今已不可彌補，猶如沒有進化成人的猿猴，今天已不可能再進化成人。魯迅用過「繁難的象形字」來形容漢語，毛澤東提倡「走世界拼音文字大道」。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採用公曆紀元，後又發明漢語拼音，使用拼音字母，又簡化漢字，這大大先於台灣。50年代推廣普通話，是為標準語。也有人認為地方方言好，反對語言統一。漢語如今的發展趨勢是由漢字而到漢詞（雙音節或多音節詞及複音詞）。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我們今天則可能著「說文解詞」。今人出版《英漢大詞典》而不是《英漢大字典》。《漢語詞典》越來越多（包括逆引詞），這可以說是漢語的發展趨勢。漢語原來的最小單位是字，英語的最小單位卻是詞。中國幾千年文盲、迷信、不衛生是舊疾（毛澤東語）文盲是打頭的，因為漢語不如拼音文字易學，故而就有迷信、不衛生。在講拼音語言的國度里，文盲較少，因為語言與文字的讀音相近，較易為人掌握。英語現在在世界許多國家已不是外語，而是「第二語言」。我手頭有一本《英語：全球通用語》，中文導讀者王逢鑫先生云：英語在70多個國家為官方語言，在100多個國家被作為第一外語（中俄德西埃巴）。作者肯定：英語是「全球通用語」，是「國際語言」，這是歷史造成的。不管喜歡不喜歡，英語又叫「世界語言」或「全球通用語」，人們莫可奈何。另一位外國學者伯希費爾德（Burchfield）說：「英語也已變為通用語，以至任何有教養的人如果不懂英語，就會在真正的意義上陷於貧困。窮苦、饑饉、疾病，已被看作最殘忍、最不可諒宥的貧困。語言上的貧困是最不易覺察的狀況，但卻具有重大意義。」袁曉園女士（華裔美籍）1990-1991年在中國開了個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出了部《漢字漢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鼓吹漢字漢語在21世紀將發揮巨大威力。與會者崇尚「清議」，漫天胡侃。我們現而今已進入21世紀5年，未見漢語大躍進的豪邁步伐。我們中國是製造豪言壯語的國度。在這兩本書中包含了這樣的話：「舉世無雙的漢字漢語」、「21世紀是漢語世紀」、「漢字是世界唯一有字理的文字」、「漢語：未來的國際文字」、「漢字將在21世紀發揮巨大威力」、「漢字是人類智慧的文字」、「漢語漢字是效率最高的語言文字」、「漢字是思維訓練的有效工具」、「推翻漢語落後論，把漢語研究推向新階段」（掀起新高潮、推向新階段）、「漢語漢字是中華民族優秀瑰寶」、「漢字是音形義最佳結合的優秀文字，是超越時空的」。 另有人提出：「漢語是21世紀第一語言」。有人把公共場合標誌圖、交通標識圖，看作漢語的腳註。儘管漢語大師們有如此宏論，我還是看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方舟子預言五萬年後，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文字將不復存在。英語是一種比漢語晚出幾千年的文字，雖說漢字對少數民族語言具有優勢，成為正式的官方語言，但它卻不能成為人類家園和環球之國的共同語言。不過，情形似乎是：國內一些學者力圖使漢語成為世界性語言。這有些一廂情願的不明智。我力圖揭示，不肯下功夫學外文的國內有些中文學者，為了方便省力，也大力跟著搖旗吶喊，使用中文統一天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可「英特那雄納爾」卻決非漢語。這可以說是枉費心機。現如今，兩岸的炎黃子孫都以誇大的口吻狂呼：「中國崛起，漢語走紅全球」。「而這股中文熱，已經隨著中國市場的崛起而迅速在全球延燒。就算方塊字和四聲讓外國人一個頭兩個大，但展望其中無限商機，全世界有愈來愈多的人鉚足全力學習中文。」這段話有些誇大不實。但方塊字和四聲讓外國人頭疼，這卻是事實。對炒作所謂「中文熱」必須冷處理，防止出現畝產萬斤糧的虛誇浮誇。「自從中國經濟起飛，中文在歐洲也是紅火得不得了，許多專家預料『中文將成為世界強勢語言』。」 這說法無根無據。「在這波中文熱里，台灣似乎是選擇置身事外的。中國在海外的『孔子學院』一間間開張，台灣的文化中心卻愈來愈不受政府重視。當台灣內部正在為諸多『去中國化』議題而爭論不休時，的確沒有心力與意願再在國際上和中國爭中文正統了」。 然而，以我之見，外國人學中文僅在於到中國公司工作，商業目的居多，少有學術文化和官方外交目的，還不能算「漢學」。這不是「漢語走向世界」。他們學中文，只限於讀書識字說話。然而在外國公司工作，一般仍以英語為主。黎鳴先生在《中國人性分析報告》中提出：「漢字，統一全人類的語文的最佳選擇」。我覺得中國學人的狂，有時到了沒有些許道理的地步。他說：「一切拼音文字都是導向人類分裂的文字，漢字的基本屬性則是促進人類的統一。」 漢字居然有此必然「屬性」，真是天大發現。然而我們知道，所謂人工語言「世界語」及英法俄德語皆拼音文字，而統一世界的理念卻出自操這些語種的人民。分與合是辯證法。歐洲的分裂曾經使歐洲文化形成多元紛爭局面，而今之「合」，亦不是無差別的合。歐洲語言多樣化，乃進步的酵母。黎鳴又說，英語有26個字母，漢字的數量卻如恆河沙數。然而，這是一種錯誤的比較：英語與漢語的對比，應當是英語單詞與漢字的對比，而不是英語字母與漢字的對比。學者如此輕率的結論著實令人吃驚。我想，一種語言要成為世界通用語，可能不會有事先張揚和浮躁。黎先生吹噓說，中國學齡青少年教育高於西方。真不知有何根據！然而，興許錢玄同、魯迅等人關於「非廢除漢字無以救中國」更有道理。近代有人云：「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也許並非激憤之詞。黎大膽「預言」：21世紀人類將只有一種共同語言，非漢語莫屬。我們共同期待吧。黎鳴先生關於「西方哲學死了」、「漢語必勝」的大話可能僅僅是一派豪言壯語。 「漢語將成為21世紀第一語言」，這一預言大概會破產。像黎先生那樣狂熱鼓吹漢賊不兩立，漢英大拼殺，令人有些蹊蹺！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黎先生在書末及跋的末尾處的落款竟然是：March 3.2001. 他出生的日期是：「1944年」而不是中國的干支紀年或中國皇帝的年號。豪言壯語有時的確能使人興奮，如說「畝產20萬斤糧」、「全民大鍊鋼鐵放衛星」，但吃虧的是自己。外國人學中文，在人家是開放心態，中國人據此認為英文應當讓路，反成為錮閉心態。最近，王蒙先生激情地發起「漢語」保衛戰，提倡舊文化運動。漢語需要保衛，可見，不是漢語風行海內外。他認為學外語就等於一味提倡外語——這是王蒙先生在和風車做鬥爭。他先設定了「中華漢語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然後陳說出兵的理由，自任司令，出師西伐。「中國的漢字（Chinese Chinese，好像還有美國的漢字：American Chinese!）無論從結構還是意念，都非常豐富和複雜」。漢語之好，要由別人來說，或者讓懂得中、英、法、德文的人進行比較。自己躲在裝甲車裡自我封賞，這不好。他罵別人是崇洋媚外，是洋奴買辦，是賣國，這恐怕回到了「文革」——不過這一次，被打倒的王蒙站了起來。他不是教育界的官員，卻對教育問題橫加指責：「要求教師用英語授課寫文章，出現歐化句式」。然而，王蒙先生不也使用歐化句式和西式標點符號嗎？這「五四」以來的新氣象，無可指責。中國老一代學者在20世紀30年代就接受雙語教育，不見得他們就成了賣國賊。還有人比王蒙更激進，提出漢語「將改變世界大腦」，說世界正升溫「漢語熱」。我覺得這有點五八年頭腦膨脹。我們有什麼理由去改造人家的大腦？人家的大腦沒有思想自由？據說要在全球化時代推進漢語「戰略」，推動漢語成為「強勢」語言，只是我不知道市場需求有多大。英語的國際地位不是打出來的。英國退出某些殖民地後，當地語言曾被當作正式語言。但後來，這些獨立國家還是恢復了英語的官方地位。二、西方哲人眼中的文字觀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語言是觀念的符號。洛克說，音節清晰的聲音被我們公認為是最方便的語言。 語言是一種符號體系，符號與它所代表的物是兩回事，二者沒有必然聯繫。象形文字則不然。象形文字與對象有相似性，描摹性，而語音符號則是指能聆聽的符號，故西方重聆聽，中國重目視。希臘哲學是「邏各斯中心論」（logocentrisme）。Logos就是語言、理性。希臘哲學的樣板是歐幾里德幾何學。柏拉圖學園的「校訓」是：「不懂幾何學者莫入」，顯示了理性精神。希臘哲學因而同數學有關。但數學，尤其是西方數學，早已擺脫了具體的二塊石頭、三朵花而抽象出「2」、「3」。這已不是象形文字。高度的數學抽象產生於希臘哲學。泰勒斯認為萬物的本原為水，並非具體的水，而乃濕氣（包括霧氣、濕地、潮潤、陰性）。中國沒有追求萬物本原的思想。中國的八卦二進位制是典型的象形符號，從八卦中不可能產生科學也不可能產生哲學。希臘文中的火、氣、水，都不屬象形文字。西方形而上學的傳統把言語看得高於文字。言語是存在的邏各斯，書寫不過是言語的表現和補充。西方哲學認為說話具有優先性，書寫則因為缺席而失去言語的活力。書寫陷入僵死刻板局面。拼音文字注重聆聽和言說，象形文字注重目視和書寫。胡塞爾認為，書寫是替代，書寫使意義更普遍地得到傳達，但書寫遠離起源。書寫是實際的言語的派生物。只有藉助於閱讀，使聲音再現，才能使意思重新說話。西方人認為，說話比書寫更自然，是活生生的。文字只是用約定符號來描述所說的話，是間接的聽寫，是僵死的。因此，邏各斯中心論又叫語音中心論（phonocentrisme），其實是以人為中心。胡塞爾就是語音中心論者。西方智慧認為言說比書寫更自然，離人更近。文字是用約定的符號來描寫言說，是間接的聽寫，是僵死的。西方文字的拼音特徵表明言語對書寫而言具有優勢地位。西方人認為表音文字更適合於交流，它有固定含意。說話——文字——思想，這表明表音文字優於象形文字。德里達認為表音文字幼稚，其實他是錯誤的。形而上學的秘密在於它是寫音文字。德里達批評「在場」的形而上學，因為根據這種形而上學，說話所表達的觀念對象就是在場，文字不過是工具，書寫只是記錄的符號。中國文字不是工具，不是記錄聲音（德里達）。然而，邏各斯中心論以聲音和在場為中心，因而言說對書寫、同一對差別、真實對虛假、善良對邪惡、生命對死亡、美麗對醜惡、存在對虛無具有優先地位。我們對此不會反對。前者在場，後者不在場，即不存在。無是有的缺失和匱乏。無是不存在的，不是本體。在柏拉圖看來，書寫（pharmakon）不過是為了喚醒對理念的記憶。語音中心論是指語言學理論中的重講話輕書寫的傾向。這種觀念強調口頭言語的重要性，把言語放在第一位，認為它是基本的、內在的、自我在場的、生氣勃勃的，而書寫則是第二位的、外在的、自我不在場的、死氣沉沉的，它只是講話的複寫，言語的抄本。這種觀念就是現代語言學中流行的「表音書寫」的理論。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Heidegger,Martin,1889—1976），西方排除書寫概念。邏格斯中心論必然包含口語中心論，以為口語能完善地表達思想。西方有單純錄音的表音文字，使語言上升到首位。書寫則處於次要的地位。錄音機`麥克風是西方的發明，教堂講道重視聆聽和音樂。中國傳統是書寫中心論，立字為據。中國人相信白紙黑字。中國文字獄很發達。邏各斯中心論與「是論」、「有論」、「在論」（即本體論）有關。聲音同「在場」有聯繫，東方不是聲音中心論，故沒有「是論」、「有論」、「在論」，而是虛無主義。中國無哲學，同漢語無「是」論有關。中國人相信耳聽是虛，眼見為實，貶低聆聽和音節，這阻礙了中國科學。西方人是眼空無物，發展了聽力。先有關於事物的言語或聲音，後來才有文字，故西方的拼音文字元合規律。言語可以與事物相符合，而書寫的文字卻不一定。在思維的各種表達方式中，言語或聲音是最好的。言語是首要的，文字是派生的、第二位的。言語是自然的，文字是約定的。言語是自我在場的，文字是不在場的。言語是內在的，文字是外在的。言語是生動的，文字是死板的。聲音中心論是重言語、輕文字，認為言語優於文字。語言本質上是言語或聲音，而不是文字或書寫。 古希臘人重視演講。道成肉身的道是邏各斯，即言語，而不是文字。上帝的道不是上帝的文字。西方重言語的結果就是：文字應當是聲音即言語的副本。文字不應當凌駕於言語之上。在中國則不然，象形文字的繁難不依賴於大眾的聲音，故爾讀書人的地位高，不同於尋常只會說話，只知道有聲音的老百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掌握了文字元號的人比聆聽者、言說者地位高。西方的聲音中心論與在場的形而上學相一致，故西方有發達的本體論或存在論。漢字重書寫，不重聲音，人們常常念錯字，故難以表達思想。保羅?利科（Ricoeur,Paul,1913— ）認為：「西方文化中拼音文字的勝利和所呈現的文字附屬於言說的傾向，表明文字對聲音的依賴性。」 西方自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以來就對文字不信任，認為心靈是文字之父。這近乎宗教情感。盧梭認為，文字文明也就是書寫語言是邪惡之源，因為文字使人與人隔離，而說話則必須親近。他認為文字導致暴虐政治和不平等。讀書人對不讀書的人有特權。書寫忽視讀者。真正的語言應當通過聲音來表達熱情。說話不像文字那樣導致疏遠和距離。按西方柏拉圖以來的傳統，書寫是圖畫，它模仿說話，但只是近似的，不是生動逼真的。書寫的特徵是離開話語的特有語境。利科主張用書寫取代說話的地位。但亞里士多德說：「言語是心靈過程的符號和表徵，而文字則是言語的符號和表徵。」語言哲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分析過語言和文字的關係。語言只有音響形象，但人可以把它變成固定的視覺形象。「語言是音響形象的貯藏所，而書寫則是這些形象的可感知的形式。」 他認為言語優於文字，先於文字。語言的本質是言語，而不是文字，文字是缺少生機的。他不同意說書寫或文字優於言語。「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惟一的存在理由在於它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人們（不應該）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符號本身一樣重要。」 他批評重書寫、輕言說，把視覺形象放在音響形象之上的做法。「文字從元首（言說）那裡僭奪了他無權取得的重要地位」 。他認為，音符是一級能指，字元是二級能指。人們首先說話，然後才書寫。言語和聲音是最好的表達方式。聲音與思想直接一致。言語是活活生的，而書寫則沒有這種直接性和親切感。這一對比十分適合於拼音文字與象形文字的關係，因為象形文字更注重書寫，拼音文字更注重聲音。漢字是表意文字，與西方表音文字不同。德里達認為漢字是「種哲學」的文字，因為它同聲音分開，是一個自足的世界，澄懷觀道。 德里達這樣說，可能是一種謬見。柏拉圖在《斐德若篇》（Phaedrus）中講了一個故事，蘇格拉底說，埃及一個古神叫圖提，他發明了數學、算術、幾何、天文、文字（可能是象形文字），圖提帶著這些禮物來見埃及國王。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國王拒絕了文字，因為他認為文字是死板的，無生機的。 圖提因而是書寫之神。阿蒙（Ammon 價值的主宰）認為這是有害的葯，因為人們如果有書寫，便不再記憶。阿蒙神只說不寫。德里達認為，這個故事表明文字是令人沮喪的。西方似乎不重視書法和文字。德里達說，蘇格拉底沒有書寫。西方文化的傳統是言語優於文字，因為言語是本原的，自然而然。文字是派生的人為設置。柏拉圖在《斐德若篇》中討論了兩種文字，認為真正的智慧是寫在學者心中的，即口說的語言：「你說的道理是既有生命又有靈魂的哲人的文章，而文字不過是它的影像，是嗎？」蘇格拉底點頭稱是。書寫文字如同葯，在治療的同時也有副作用。柏拉圖把書寫文字稱作不利於人的生命的「異己」。 文字削弱人的記憶，與思想隔了一層。說出的邏各斯比寫成文字的邏各斯高一個等級。一切說話都是在場，都是直接出席。說話所發出的聲音更接近思想，更接近邏各斯。在西方，長期以來，字母文字比非字母文字高一個級別，這個秩序很好。德里達試圖證明非拼音文字比拼音字母好。 後結構主義者據此提出「非（字母）文字的圖像遊戲」，顯然是開倒車。口說優於文字，言談優於書寫，這是西方的傳統，我認為這比較恰當，因為書寫文字具有歧義性和模糊性。不過德里達並非倡導書寫中心論。他認為書寫是對語言的增補，因為語言具有先天不完善性。通過增補，言語和書寫的絕對差異消失了。然而漢字不是漢語的增補，二者的裂痕和界限正是腦體差別、文化人與勞動者的差別難以消除的原因。中國書寫與話語分離，因而造成讀書者的特權地位。數學和邏輯史驗證了拼音符號文字的優越性。沒有拼音符號便沒邏輯與數學。中國不少專家認為，古代中國沒有邏輯，而西方重要數學史也沒有為中國開列專章論述。拼音文字有利於文化多元化。象形文字造成的是極權專制和愚民政策。中國的象形文字大大束縛了中國人的思維，也延緩了中國數學的發展，因為使用象形文字難以把數學思想符號化、公式化、條理化、字碼化，中國直到「文革」還批評「公式化」和「教條化」，反對所謂「形式主義」——但按照古希臘哲學，形式也是四因之一，沒有形式，焉有法治、民主與科學！看來西方就是形式主義和公式化（中國古代沒公式，因而沒科學），而公式化、條理化又離不開字母文字。中國式的教條主義其實不是真正的教條，而是首長頭腦激凌的產物。中國古代沒有邏輯，也與中國文字不是拼音符號文字有關。沒有符號，沒有字母，難以有邏輯公式。哲學思想和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等一樣，都是公式化公理化格式化。缺乏公式，缺乏以符號表達的公理，使中國數學與邏輯思維落後。我認為我們應當學習西文的形式主義與格式化，這也有利用法制與民主程序。美國著名數學史家克萊因就不提中國古代的數學史，因為中國沒有「代」數（即符碼），沒有「幾」何（幾表示數字），也沒有化學符號、方程式、物理定律，特別缺乏系統化、公式化、符號化的東西，因為這是繁難的漢字所做不到的。古代中國的數學「對於數學思想的主流沒有重大影響」。 人類數學史嚴格說來是在紀元前600-300年間產生的，而符號文字也是同期產生的，這不是時間上的巧合。希臘人在文明上首屈一指，在數學史上至高無上。公元前775年左右，他們把象形文字系統改變成拼音字母系統。這樣，希臘文字便更理性，更適合於記載歷史與思想，比象形文字更便於普及。象形文字同文化專制和蒙昧主義愚民政策聯繫更密切。希臘的科學民主法治和拼音字母文字的普及與語法規則聯繫在一起。早在柏拉圖那裡，數學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就很高。柏拉圖的數學思想不包含物質性，不包含具體事物，不象形。數學概念不依賴於其實在性。希臘人重視抽象概念，並把數學思想當作進入哲學門的階梯。數學的抽象概念與哲學抽象概念如善和正義是一樣的。這就是文字語言符號化和字母化的原因。拼音化的字母文字與抽象觀念和能力有關。今日的數學公式、定理、準則是用符號化的拼音文字表示的，這歸功於字母，而難以用象形文字表述。若用中文表示，就不是公式，而頂多是話語。這些，都要歸功於希臘人、波斯人、猶太人、衣索比亞人、阿拉伯人、羅馬人、印度人和黑人的混合與雜居。數學是通往科學大門的鑰匙，而字母卻是數學的工具，因為字母是「代」數，代替一切數字，如χ。現代的阿拉伯數字同中國古代的壹、貳、叄、肆、伍……相比，就比較容易學。阿拉伯數字也是字母文字。數學重抽象而不重具體。同樣，拼音字母也重抽象而不重具體。漢字則重具體而不重抽象。在表達定義和公理時，拼音文字比象形文字技高一籌。克萊因說，古代亞歷山大里亞時期還不曾運用字母代替或表示數目。他們不懂得用字母代表一個數目 。這正說明用字母代表數字是可能的和重要的。然而，亞里士多德卻用希臘字母表示任意一段時空，如「B的一半」。歐幾里德在《幾何原本》中用字母表示一類數。帕普斯（Pappus）也這樣做。這表明用字母更能促進代數方法。象形文字能作為代數的符碼嗎？西方拼音文字為數學開闢了廣闊前景。科學歸功於希臘人。希臘人也當之無愧——因為同一個抽象的三角形或代數方程能適用於幾百種不同的自然物體。這正是數學的奧秘與力量之所在。萊布尼茨後來說，漢語方塊字缺乏一種明確具體的意義。 萊布尼茨之所以背叛自己，是因為他是數學家，希望有一種形式語言代數，因而有一種合理語法。他從拉丁語法開始，希望形成一種世界通用語法。漢語的模糊性是17世紀西方文學的老生常談。紐霍夫（Nieuhoff）說：「沒有任何語言會有如同漢語那樣的歧義的、必須通過不同發音來理解的字，由此而造成的不便，令人愁眉不展。」西方自古重視口頭語言，即演說。拼音文字表明重言語。基督教的聖保羅和路德相信：救贖來自耳聽（Salvation comes through the ears）。保羅寫作書信是為了可以大聲誦讀，而非默念。印刷術的發明導致快速默讀。基督教重視口頭文學的神學。這是在口頭語詞的語言事件中遭遇的文學。聖經是福音宣講（Kerygma，宣告，佈道）。基督教重視教堂佈道，它意味著大聲宣讀，意味著被人聆聽。 神學的任務是將文字轉化為談話。據說荷馬是吟遊詩人，到處遊說。赫爾墨斯傳達神諭，用的是言說。說話和口頭誦讀都是解釋。文學的動力來自口頭語詞的力量。口頭語有力，而書面語軟弱。西方這一傳統與中國重書寫大不一樣。西方認為，書面語言缺乏口頭語言的原始活力。柏拉圖強調書面語言的軟弱和無奈。所有書面語言都需要轉化成口頭語言。 書面語言是語言的異化，是與談話的疏離。「語言」一詞本身表明具有被口頭說出的原始形式。口頭語言一旦被變為可視文字，就失去其魅力。聆聽變成目視，其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原始形式的語言是被聆聽而不是被目視的。口頭語言比書面語言更容易被理解（伽達默爾）。三、從圖畫文字到拼音文字對於漢語文字的評論，言人人殊，這未嘗不是好事。我以為不可定於一尊，不可用階級鬥爭和民族狂熱的顯微鏡來觀察一種科學文化現象。現代西方分析哲學，又稱英美語言分析哲學，可見，分析哲學與英語和歐美語言有關。我們無意把英語同德法西葡俄語進行對比，但同中文相比，這些語言注重語法和語言分析，因而才能談到分析哲學。漢語具有模糊性、凌亂性、散漫性、隨意性。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Ludwig,1889—1951）把語言稱為「遊戲」，遊戲就應當有規則，這不正是西方語言很早就有語法、邏輯、修辭之學的原因嗎？中文語法是很晚近才仿照西文總結出來的，傳統漢語基本上沒有語法、章法可循。即使是前期維特根基坦的圖像說，也典型地是屬於英美語言的。圖像說並不是說英語單詞是圖像（只有漢語象形文字才是），而是說語言系統、句法、句式、判斷和命題是現實（事實）的圖像。注意：是事實的圖像。而根本不是事物的圖像——西方早就告別了這種幼稚的圖像。象形文字是事物的圖像。孔多塞說：「一種普遍的語言是指以符號來表達的語言。」他認為普遍的語言就象代數學的語言一樣，是和科學自身一起學到的。 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像說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為象形文字辯護，因為它是「語言圖像」，而不是「文字圖像」。《邏輯哲學論》認為，一個命題若提供了確定的圖像或模式，它就是有意義的。一個真正的命題必須描述事實的情況。重言式或矛盾式不提供圖像，因而沒有意義。它不提供或真或假的圖像，因為它不是特定事態的圖像或模式。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圖像是關於實在的圖像，句子是事實的圖像。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創造出完美的文字。最早的文字可能不能完全記錄語音。從最早的文字演變為今天大多數民族使用的拼音文字，經歷了複雜過程。人類社會語言大部分畢竟是拼音文字而不是象形文字。比起拼音文字來，象形文字的出現要早得多，並且也落後得多。這裡必須說明，任何語言，包括拼音文字，都是現實的圖像。在這個意義上，一切文字都是圖像。但這並不是說，它們都是象形文字。語言的圖像描述的是事實，而不是事物。語言不必是文字，但文字肯定是語言，因為文字可讀可聽可言可說可視。漢字的相形描述的是事物，而不是事實——至少從起源看是如此。今天，我們讀中國的古詩，白描自然較多，山川形勝，小橋流水，包含的哲理、崇拜、情感比較少。象形文字很少抽象思維，因而哲學思維不發達。這觀點並非我的發明，「前人之述備矣！」中國的推理、證明、論辯、邏輯思維不發達，全由於象形文字作祟。亞里士多德恰當地把知識分為物理學、數學和神學三部分，而不是中國經史子集。中國的象形文字肯定限制了抽象思維與科學公理。由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是前蘇聯契柯巴瓦提出的語言發展三階段論，無比正確。我國學者早在20世紀初就達到共識（並且至今仍是中國人的共識）：漢字難認，難記、難寫、難查、難打字，難輸入電腦，因而必須走拼音化大道。「漢字優越論」於今大為張狂，可這些人沒有反覆咀嚼「漢字落後論」 的論述。有一位梁厚甫公然鼓吹漢字「以少勝多論」，說英文一萬多單詞，中文僅一千多字即可表達明白。 讀者諸公，這可能近似胡說吧！認識一千多個字，能進行科學研究嗎？在延安時期，人們篤信漢字是中國貧弱的根源。「漢字不滅，中華必亡」！早期中共人物皆有此理念，未見得中國會因此廢漢言論而亡國。我們不應拋棄這段歷史。人類發明文字，圖畫文字和象形文字在先，目的在於表意，而不是表音。圖畫文字後來發展為象形文字。古代敘利亞沿海一代居住的腓尼基人由於使用了字母文字，因而被認為是西方文字系統的發明者。他們把字母傳播到其它民族。希臘人從他們那裡學會了字母的使用。Alphabet（字母），是由希臘頭兩個字母alpha和beta合成的。每一個字母起初都是一個符號。它們互相結合，便構成詞。這是一個有價值的發明。希臘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上又創造了希臘字母。希羅多德曾指出，希臘字母和腓尼基字母之間的確存在親緣關係。在希臘字母的基礎上，後來又形成了拉丁字母。而希臘拉丁字母是西方字母的基礎。海斯認為，中國 「這個文字系統，從前是，現在仍然是對中國的一個巨大障礙，因為成千上萬的不同的字都要會讀，會寫，是很困難的。中國人不知道簡單的字母，也不願放棄自己的文字系統。假如中國在周朝時期與近東有更多的貿易往來，一種簡單的字母體系就可能被採用，而當時中國與近東之間有沙漠、蟒蛇和山嶺擋道。」 可海斯說的全是虛擬語氣。不過，這不打緊，只要21世紀的中國人急起直追，不迷戀既往，勇於創新，就可以了。中國文字是真正的象形圖畫符號，不是言說，不是語音的符號。比較而言，拼音字母接近語言語音，更真實更有意義。我們中國把斷文識字的人看得高於說話的人，但其實，言為心聲。拼音文字更接近心聲。我們當然可以說，同為文字，拼音文字與象形文字都不如言說那樣能反映生命的真實，但二者總有區別。畢竟西方人提出語言哲學，而不是文字哲學。只有德里達（Derrida,Jacques,1930—）少數人重視書寫語言學。古代印度、兩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經過多次戰亂與征服，已面目全非。然而，在中國，直到19世紀仍是依然故我——但我們並不因此而欣喜。清朝外國的傳教士麥都思說，中國的黃金時代屬於歷史的過去，因而中國人遵守傳統、反對創新。無數代人耗費畢生的精力去注釋一些典籍，整個文化喪失生機與創造力。許多西方人都注意到中國文化這種獨一無二的以象形文字為主的語言。麥都思詳細介紹了漢語的發音和書寫的特徵，認為這是現存的最原始的語言。這使我想到：一樣東西不能因其古老便拒絕退出歷史舞台。他說：「在漢語中，口語發音與書寫文字仍保留著原始的形式，他們的字都是單音節的、象形的，與遠古時代完全一樣。中國人認為，始創文字的功業是巨大的，不可超越也不可改進的，所以後人只需要摹仿前人就可以了。」 麥都思認為，漢語是一種原始的語言，以漢語形式保存的文化，是一種崇古的、原始的文化。使用拼音文字有利於使用各種不同字母的民族相互往來貿易。例如，古代雅典曾經是各族幅輳的中心和商港。由於使用拼音字母，這裡適宜於交換和貿易、接觸和競爭、比較和分析、哲學和思想。由於交往日增，數學才得以進步，而這得歸功於拼音字母——使用不同拼音字母的人，可以發出近似的音。這與中國不同——使用共同文字的人發出的是不同的「音」，難以交流（例如山西人聽不懂浙江人說話，卻可以看懂浙江人的情書）。音不同不相為謀，適合於皇帝分而治之。哲學自古就研究萬有之「究竟的實在」，研究存在論，而這必須以拼音符號Being為前提。拼音文字起源於地中海商業航海文明（「然其初則其商人引以為賬薄記號而已」 ）。手工藝人和經商的人在海上貿易和「走私」，為了節省時間和易於交流，逃避海盜，使用只記輔音（子音）不記母音（母音）的拼音文字。中國古代農耕文明，文化和識字屬於有閑階級，這些人不虞衣食，有足夠時間描摹繁難的文字，沒有緊迫感。文字成了一種高雅的消遣娛樂遊戲。這是典型的農耕文明結晶，自我欣賞，不利交流。漢語發音不如英語發音高雅複雜，很少牽動喉舌齶唇齒，不用調動全部的發音機制。英語比漢語漢音複雜。漢語發聲簡單，語音單調。有些動物有鳥語獸言，但比較簡單。可見，拼音語言有利於開發智力。當代西方語言哲學也特別重視口頭言說的語言，而不是書寫的語言。寫出的是死文字，說出的才是活語言。拼音文字和語言是對說出來的語言的錄製。象形文字是死寂的、呆板的、暮氣沉沉的。拼音文字及其原型和底本才是活的。海德格爾說，語言是人的首要規定性，說話的能力把人標示為人。人隨時隨地以各種方式說話。這顯示語言的可說性。漢字注重的不是可說、可聽（英文常有say, to speak），而是可寫、可見（中國語言中「可見」是一種直觀推理）。語言的存在論基礎是言說，而不是書寫。 語言是存在的家。做人，就是做言說者。拼音文字注重語音，故西方重聆聽，象形文字注重形象，故中國人重目睹。西方重言說，中國重書寫。耳聞不如一見。中國不重發聲與聆聽，只重視看。方塊象形漢字是中國文化僵死停滯的最有力證據。李約瑟說，中國文字是3000多年來一直保留象形書寫法的唯一文字，它沒有像埃及文字那樣從象形文字（經僧侶體和大眾體）發展為拼音字母。中國文字在形成科學術語方面遇到困難。 有人以中國書法之美說明中文不會消失，甚至說它優於拼音文字。但已經失傳的甲骨文、鐘鼎文、篆書，肯定有其美感可言，但我們多數人不會寫，不會認，它不再是傳播手段。「在這一方面，在創造科學名詞時，中文是非常不方便的。西歐不僅可以用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詞根，而且也可以用阿拉伯文詞根，把它們添加到歷來已經很豐富的條頓語的複雜的輔音合詞中……中文則沒有這樣的資源可利用……」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還停留在文明的初始階段，中國人對幾何學、天文學、自然史一無所知。另一方面，「假如說中國文的書面文字是極其複雜的話，那麼，它的語法之簡單，卻是另一個極端。」 中文沒有明確的詞類。中國文化的停滯僵化，根源在於漢字。拼音文字變化大，靈活，不守舊，其書面文字隨口語而改變。普通英國人幾乎看不懂三四百年前本國文學作品。對中國人而言，數千年前的作品都能欣賞，因而，人們無比熱愛古代文化。這是中國文化守舊、保守的一個方面。除了文字，漢語語言也不精確，如「最大的青少年活動基地」，可以理解為「最大的青少年」。漢語語法不精確，邏輯不嚴密，同音詞很多，這已不是文字問題，而是語言問題。拼音文字推動了語法。和語言脫節的中文，缺少語法。語法和修辭是近代從西方引進的（馬建忠和陳望道）。四、新文化運動與舊文化運動漢字難記難讀難寫難認，這恐怕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近代啟蒙從「五四」白話文運動開始，良有益也。為漢字生存權而吶喊的王德中先生說，受過小學乃至初中教育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仍是文盲半文盲，讀不了書也作不了文，因而寫不了信也看不了詩。他又說，甚至很多受過教育的人在信息時代仍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人們認為這是因為「認漢字對初學者比登天還難，入門不易。」 我覺得這說法是鞭辟入裡的。漢字適合於愚民政策，不識漢字是愚民，識了漢字還是愚民。難怪學漢語的老外把漢語看作「沉重包袱」。應當指出，隨著文明的進步，漢語的單音節詞也越來越少，更多出現的是雙音節詞或多音節詞，因而漢語也由漢字向漢詞演進，這是歐化的結果，但這不能改變漢語在世界文化交流和交往中與英語相比的弱勢地位。據外長李肇星說，歐美各大賓館都轉播中國中央電視台4頻道的節目，但收看者寥寥。這是因為，大多數人並不能聽懂漢語。假如中央台用英語廣播英語節目，情形也許好一些。不過，漢語在世界很多地方被使用的確達到「唯一」的地步：世界各國各地的旅遊景區諸如「請不要隨地吐痰」、「請不要大聲喧嘩」的警示標語都是用中文書寫，因為大多數外國人毋須提醒。而在中國，許多標語都被翻譯成英文，但上述兩條通常不會譯作外文。有些標語全球只用中文寫，應當引起注意。 注意什麼呢？大概不是注意古老象形文字漢字在這異國他鄉情調的魅力吧！據說在美加英德 「禁止垂釣」的地方，中國學者仍然「姜太公釣魚」，依然故我。這些中國人並非不懂英文。這個故事使我想到漢語在全球大普及是可能的——只是專給華裔人看的。例如中國人落戶外國後有時會自然地用漢語騙同胞或說「他媽的」！這是漢語丑學而不是漢語美學，是漢語鬼學而不是漢語神學。強調使用漢語的重要性，不僅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初衷不符，而且也不利於科學。科學的特徵之一是國際主義。即使在原始社會，愛好科學的人也願意向別的部落學習。我們的非洲原始祖先就是因為善於學習，才散布到世界各地，而其他原始人由於基因中缺乏流動和遷徙，因而滅絕。今已證明，中國大陸的人是從非洲由中國南部海岸登陸進入黃河長江流域的。在古代，科學家和商人是打破國際天然障礙的兩股力量。然而，直到18-19世紀，人們才明確意識到科學的國際性：「為促使科學和技術臻於完善而工作的人也必須把自己看作全世界的公民。」 曾經有一段時間，伽利略用義大利文而不用拉丁文書寫因而受審（不是因為別的原因），荷蘭人用荷蘭文書寫。笛卡爾認為，用法文書寫高雅。然而貝爾納認為，應當有一種國際科學語言，他認為這就是英語。英法德文在他看來是最好的國際科學語言的候選者。未能從象形文字過渡到字母文字，表明中國古人的保守性與缺乏進取心。這也與中國沒有環球航海一致。中國文字為表形文字或象形文字。描繪物種形象是文字發展的最初階段。個體地看，嬰幼兒總是從看圖來認字的。這種文字又叫表意文字，用象徵性符號表示詞或詞素，不直接表示讀音。字母與航海文明及經商文明而不是與農牧業文明有關。一個簡要的歷史常識正在被人忘記：表音文字比表意文字進步。海上航船的氣笛發出的信號是表音而非象形。漢字的組詞能力差，故而比較封閉。我們今天幾乎沒有再發明幾個漢字，只能增加辭彙。漢語沒有從象形進入拼音，乃因為山川阻隔，海洋擋道，沒有向西方學習。說到象形文字之較於拼音文字對於航海商業的不便利，我們還應當知道，漢字（象形文字）結構過於精細，用法過於煩瑣，格式過於死板，不能適應商業貿易所需要的簡單、迅速、準確和明晰的交流，而西方人的文字卻從整體上比較方便。比如旗語、手勢語、交通指示標誌、火車鳴笛的表音法就不是漢字可以貢獻的。中國人沒有想辦法改進字體，使之敏捷而又簡易，因為環境使我們的祖先不必要這樣做，因為我們是農牧業文明，不必航海，不必與人通商，也不必使語言交流簡單化。字母文字是一種清晰而又優美的語音，這種文字非常方便於文化和商業交流（記賬）。比如，腓尼基人起初不是要把他們的字母寫成完整的詞，而只是在賬本和符木上記下所用詞的第一個字母，故而省略了母音。這就是手工商業航海貿易與農耕文明的不同帶來的文字的差異。同樣被人忘記的是：中西兩種文字的不同，造成中國人沒有做環球航行，鄭和沒有下大西洋。方塊字表徵天圓地方，一個方塊形的大地，往遠走可能會跌入深淵。在「五四」運動中，反對尊孔讀經和主張廢漢、打倒孔家店、提倡科學與民主，是一致的，而這，並非賣國，恰恰是愛國和救亡圖存。今日，愛國並不表現在崇古復舊上。誰把文明推向未來和世界，誰才算愛國。魯迅關於中國其實沒有文字，應當實行拉丁化的提議，抓住了問題的關鍵。「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認得十三經名目的學者，『燈紅』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努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阻礙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非語文指非語言的文字，中文與漢語分家，這是我們的不足之處）。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他認為，這不是指拉丁化，而是指中國的存在。他還說他贊成「不得已的時候，大眾語文可以採用文言、白話，甚至外國語，而且在事實上，現在也已經在採用。」 他在《關於新文字》（答問）中說：「比較是最好的事情，當沒有知道拼音文字之前，就不會想到象形字的難，當沒有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很難明確地斷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羅馬字拼法也還是麻煩的，不合適用，也沒有前途的文字。」魯迅說：「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所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我們當然要為自己生活而不是為漢字而活著，不能為保衛漢字而犧牲自己。魯迅先生認為，漢字拉丁化的方法一出世，方塊字系的簡筆字和注音字母，都被賽下去了，還在競爭的只有羅馬字拼音。而且他認為由只識拉丁化的人們創作，才是中國文字的新生，才是現代中國的新文學，因為他們是沒有中一點什麼《莊子》和《文選》之類的毒的。 有人認為漢字的書法、篆刻、對聯、詩詞特別好，我認為這些少數人的雅賞在將來文字拼音化之後仍將保留，由少數人把翫，但人類拋棄了美好的東西，也會得到更美好的東西。20世紀「五四」以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學者提出漢字的生存權問題，這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瞎胡鬧。那是一個叱吒風雲的年代。青年巴金提出燒毀所有線裝書，提倡漢字拼音化。 1934年2月，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介石先生效法蔣公慶，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提倡讀經，保存文言。戴季陶也提倡讀經復古。看來，這都是「舊生活」而不是「新生活」。5月4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汪懋祖發表文章《禁習文言與強令讀經》，提倡小學學文言，初中讀孟子，高中讀論語，主張辦1000所「孔子學院」。然而，這主張遇到他的朋友吳研因的反對。6月18日復旦教授陳子展發表《文言、白話、大眾語》反駁。魯迅先生於1934年撰《門外文談》，反對尊孔讀經。魯迅認為，文字越容易寫，就越容易寫得與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文字。文字從人民中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所以就有了尊嚴（「敬惜字紙」、「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並且有了神秘性（例如倉頡造字，鬼夜哭、天雨粟）。中國文字，到現在還尊嚴，比如畫符驅邪避鬼，就表明其神秘性，從而讀書人也有了尊嚴。中國人畫鬼畫符，表現漢字迷信色彩和殺傷力。但同時讀書人也因文字獲罪無窮。魯迅說，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分，還有一個門檻：難。他說，還有的人，故意把字寫得誰也不認得。篆刻就是不讓人看懂。誰也不會用隸書寫信交流，寫訴狀或情書。毛澤東批評過給「人」字加三撇的寫法。知識分子這種特權地位，其實也是他的不幸和災難的肇始。文字獄可能是漢字造的孽。「五四」時期，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陳獨秀說：「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頁每行都帶著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著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讚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卻不肯發表意見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廢去的日子嗎？」志士仁人們為中國語言文字傷透了腦筋，其憂國憂民之憤，豁然可見。將文字交給大眾，這從清末便開始了。勞乃宣（1843-1921）提倡改革漢字，主張推行簡化字和拼音字母，並於1907年出版《簡字全譜》。王照（1859-1933，清末維新運動人物）仿日本假名，擬官話字母。民國初年教育部制定注音字母。他們是會員。趙元任研究羅馬字拼音法研究得最好。魯迅稱讚拉丁化：「那麼，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也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 茅盾主張「直譯」，反對「意譯」，他認為漢語確實存在語言組織上的欠嚴密的問題，有必要吸引印歐語系的句法形態。 因此我們應當寬宏大度，充分吸納外國語言。為了使用漢語豐富，我們應當用外文詞來豐富和擴充漢語。今日反對外語的戰役中，也有些人反對新句式，他忘記了「五四」後西化句式的出現是一大進步。提倡漢字征服天下與尊孔讀經一起上陣，表明文化復古派的活躍，這說明這不是一個語言爭論，而是文化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現在從上世紀50年代倒退了不少，有些人回到「五四」以前：有方言小品，還有方言當地新聞，中央電視台的遊戲節目也要說一點方言。有人公然提倡文學作品和理論文章大力推行方言。其實，漢語是世界的方言，是世界的唐山話。漢語可以在世界上演小品——一如東北話，但不能入學術論文。可有人公然說，論文要用地方方言。郭沫若曾反對青少年讀經。他認為，研究者和專家可以讀經，也認為讀經首先要研究音韻之學，只有搞清古音古義，才能讀經。然而，曾幾何時，當代中國倡導讀經的人，自己並不懂「小學」。同時，他認為，讀經還得研究殷商的甲骨文和殷周秦漢的經文（青銅器上的銘文）。他認為不僅要通古文，還要成為古人，懂得古代的生活習慣、風俗制度。 不知當今提倡讀經和推廣漢字的人是否是想這樣做。柳亞子就不那麼溫和節制了。他徑直反對青少年讀經。今日，讀經尊孔已成蔚然大觀，但「五四」時期，人們卻主張把線裝書丟入茅坑。昔日詰屈聱牙、斷爛朝報，要黃口小兒誦讀，費時傷腦。 他那個時代，也有人對古代禮樂很感興趣，復興禮學，制禮作樂。我認為，我們應當提倡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五、漢字大躍進的盲區在世界文化領域中，著名的哲學家們多對漢語作出批評的評價，如法國的孔多塞，德國的黑格爾，英國的湯因比，不勝枚舉。盧梭說，文字越原始，語言就越古老，最早的書寫方式並非描摹語音，而是描摹物體本身。 漢語「這種非拼音文字不記錄詞語的實際讀音，對它的神聖化只會有損於話語，而有關話語的研究以成為現代語言學的熱門話題。」 在古代中國，話語未曾有過與漢語一樣的威力。拼音文字對說話、言談、音節或母音的重視，在中國卻看不到。 中國文字未曾與實際的口語掛勾。黑格爾說：「後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並不表示個別的聲音——並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粗看時這似乎是一個很大的優點，並且曾經得到許多大人物的贊成——其中有一位便是萊布尼茲。但是實際的情形與這種優點恰好相反。我們第一隻要考究這種文字方式對於語言的不完善。因為我們『口說的文字』之所以成熟到了明白清晰的地步，乃是由於每種單純的聲音都有尋出符號的必要，隨後閱讀了這種符號，我們便懂得清楚地發音。中國人在文字中缺少了這一種正字拼音的方法，不能使聲音的訂正成熟到可以用字母和音節來代表清晰的發音。故爾中國的方言土語如同外國語一樣難解。」黑格爾又說：「他們（指中國人）的『口說的文字』是由瑣屑無數的單音字所組成，這些字母包含不止一種意義。要把意義表白分明的唯一方法，全靠那聯繫、重讀和發音——或快、或慢、或高。漢語因而有四聲和抑揚頓挫之分。中國人的聽覺，對於這種分辨已變得極其敏銳。至於他們的『筆寫的文字』，我只須舉出它對於科學發展的障礙。我們的『筆寫的文字』學習起來很簡單。」 黑格爾認為，中國沒有哲學，這是因為，中國雖然有哲學論題，但沒有哲學體系。哲學家認為，哲學討論的是Being（存在，是）的問題，而中國傳統卻沒有系詞「是」（××者，××人也，沒有「是」）。近代中國語言新添了「是」。但是，這「是」沒有原形詞，沒有分詞形式，也沒有過去時，將來時，沒有時態、人稱之變化。哲學產生於希臘，因為希臘人使用的是字母文字、拼音文字，而非象形文字。從象形文字中產生不了哲學。「哲學就是希臘的東西。」 因為只有希臘是通過概念而不是通過象形文字來思考的。象形文字通過形象來思維，只有希臘，才設想了思想內在性的層面。中國是前哲學的思想，沒有達到抽象的哲學程度，或者還停留在「哲學的童年」或孕育期。具象和形象不是抽象。中國方言之多，令人乍舌，統一文字，統一道路，而沒有統一語言，大大有利於統治。中國書同文而字不同音，造成中國社會一盤散沙。不識字的農民又不可能靠語言文字統一起來，團結不到一塊。漢語造成知識壟斷，造成士階層，學而優則仕，一般人很難達到仕，故聽任少數人統治。方塊漢字實是愚民統治之幫凶，方言使中國人團結不起來。他鄉遇故知，鄉音未改鬢毛衰，同鄉同黨，結幫營私。中國人缺少粘合力，容易各個擊破。中國古代不重辯才，有問題不擺在桌面上，故小報告、內部材料盛行。中國書法自左而右，需要懸肘、懸腕，很難，需要手腕上的功夫，這就是耍手腕。故官場上就有了手腕。今日書法則西化，從左到右，變豎行為橫行。中國古書為直行，閱讀時不斷點頭，唯書是從，使人服從於書本。西方文字和今日的文字橫排，讀起來「搖頭」，是反向思維，善於說「不」。有一些學者鼓吹漢字以少勝多，但他忘記了漢語的基本單位可能越來越不是字，而是辭彙（辭）。這種語言的特點是多如恆河沙數，其多無窮，以致我們工具書叫「辭海」，這辭（詞）海，大大厚於英語詞典，故一個人真的要皓首窮經，皓首窮辭了。漢字的保守性與民族心理的保守性，具有同步性。漢字沒有進化成拼音文字，並非祖上的光榮，不能說明祖上比人家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個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急劇變遷得益於西學的傳入，得益於「五四」推行白話文，打倒孔家店。我們切不可走歷史回頭路，人類總得不斷有所前進，有所創造，有所發明。中國文化的「比兌法」，實乃「擠兌法」，總愛把人家比下去。王蒙先生居然從「仁者樂山，仁者樂水」中看到漢字的重大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而且把西方人刺了一下。然而我至今不知道什麼叫仁者，什麼叫智者。我們這些凡人也樂山樂水。王蒙反對統計學、會計學、邏輯學。然而統計學和邏輯學有什麼不好？難道中國古代不曾缺少這些東西嗎？何以要擠兌邏輯學與統計學呢？王蒙先生宣布，中國已成為世界的旅遊中心，我覺得這話似乎是竄改「世界革命中心」論。世界旅遊中心論是如何測量計算出來呢？假如非洲某地有無數觀光客，假如去菲律賓旅遊，難道其價值低於到中國旅遊嗎？他說「露從今夜起，月是故鄉明」譯不成英文，但英語肯定有些好詩譯成中文就失去了味道。漢語這個「未亡人」的存在並不說明象形文字優秀。有些猴子沒有進化成人，有些動物成為珍稀物種，並不說明我們全體動物（包括人）都要進化到野獸。圖畫書寫是文字的起源，但我們不能停留在起源階段。起源不是長江大河本身。有人說漢字是「超越時空」的，我於是對這幾個漢字簡直如墮五里霧中：什麼叫超越時空？什麼東西可以超越時空？我感到「五四」精神正在被閹割。孔家店的幽靈又回來了，我們大概回到晚清。可「五四」的先賢卻遭到唾棄。「五四」時期是思想界風起雲湧的時代。那時沒有現今的尊孔復古狂熱。現今的人開倒車。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遲滯與落後典型地表現在文字方面。「惟獨中國文明由於受到喜馬拉雅山和東南亞林莽的遮掩，是在相對孤立的狀態中發展起來的。」語言和科學技術密切相關，只有語言文字精確、準確，才能有完善的科學。我們的知識的起源和完善，完全取決於我們使用的語言文字元號是否完善。符號是心靈活動所使用的工具。方塊漢字難以形成抽象的觀念和普遍聯繫的觀念，它只能表形，不能表意，難以傳達事物的屬性，難以建立觀念之間的聯繫。漢字也表達觀念，但只表達簡單的觀念。「最完美的語言是這樣的，它可以在一定階段上集一切語言之大成。」 有一些學者拒絕外語，拒絕西化句式，可他實在也在使用西式句式，如同他使用西式家電。他表面拒絕外語，鼓吹漢語地位至高，這同他拒絕向外國學習科學民主是一致的。歐洲西方的語言由於句子結構的簡潔和明晰，很早就給精神傾注了一種精確性。只是在經過漫長歲月之後，哲學家們才能使語言達到完美的地步，他們的貢獻是使我們的語言更精確、更明晰，而這正是西方語言的特點。它為歐洲提供了簡便的符號，而漢語卻缺少準確性和精確性。象形文字注重圖形之美，使文章的基本意義成了次要的附屬品。「當這種時代到來時，人們只能推遲但無法阻止這一語言的消亡。」 「圖形和暗喻也是這樣，開始是因需要而發明，然後是故弄玄虛，後來成了裝飾，最後是滅亡。」漢字的裝飾性是明顯的（書法大賽、對聯、中堂、篆刻、摩崖石刻），漢字是有閑階級勞什子，而拼音文字反倒是勞苦大眾所悅納的。在漢語中語言追隨書寫，而在拼音文字中卻是書寫追隨語言。最近國內有一股強烈的抵制英語，弘揚漢語可以「征服世界」的民族情懷。然而，英語獲得國際地位畢竟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試看報紙特大號標題 「漢語將改變世界大腦——中國將在全球建百所孔子學院！」（我一聽到改造大腦和觸動靈魂就頭疼）據說現在海外是 「漢語熱」，我想這有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有人據此「熱」批判「瘋狂英語」。這很奇怪。「漢語熱」和「英語熱」都表明人類互動，有什麼不好？英語晚於漢語幾千年才出世，是人類年輕的語種，具有拼音文字之對於象形文字的優點。它具有同德、法等拼音文字一樣的優點，且更易於被學習掌握。漢語與英語誰勝誰負，這問題難以遽下結論，但我們切不可以盲目宣揚敵視外語和用漢語征服世界。英語是當今世界的國際通用語。這是一個事實，事實也許連著價值，也許不具有價值，但事實畢竟是事實。語言的統一有助於人類的團結。中國各地的方言，言人人殊，很難聽懂，有人卻呼籲「別讓方言隨風而逝」。同樣，世界範圍的交流，有賴於人類有一種共同的語言，人類已不自覺地做出選擇，因此我們不應當像保護方言那樣保護某個民族的語言，而應當在科學、哲學、文化的討論中主動適應國際潮流，學會人類的普通話，即英語。最後我還要引用歷史學名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論述：「字母文字的意義就在於它打開了智力交流的世界，使智力交流的範圍遠遠地超出了從前只囿於祭司和官吏的那個圈子。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書吏對這種新型文字自然是採取迴避的態度，他們繼續使用傳統文字，幾乎一直到公元。中國因與世隔絕，也仍然使用自己原先的文字，這種文字是由表音和象形兩種文字結合而成的。經過幾次改進，一直使用到今天，但是，在歐亞其他地方，都採用字母文字，只是採用時稍許作了些變動，以適合各自不同的語言。這樣做的結果是，無論哪裡，在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間、城市統治集團與農民群眾之間，隨文明的到來而不斷擴大的裂縫雖然沒有被完全地或大大地彌合，但多少都縮小了。享有特權的知識分子集團對這種現狀一般是支持的，他們在國家中居壟斷地位，因而，遭到了那些頭腦簡單的書吏的反對，書吏們不僅對傳統的愛國和知識表示褻瀆，而且在國內煽起了某種騷動。」「幾千年來，漢民族使用非拼音的漢字輔助語言進行交際……但是它還不是拼音文字，這畢竟是它的嚴重缺點。到了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非拼音的漢字就顯得更不適合社會發展的需要了。為了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我們必須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可是方塊字記起來、寫起來都很困難，使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工作進行起來相當費事。正是因為漢字的繁難，我國的學生需要12年的工夫才能學完普通教育的課程，比許多使用拼音文字國家的學生要多用兩年。漢字的繁難成了兒童教育、成人教育、掃盲工作的沉重負擔……漢字的非拼音狀態終將結束，漢字必將改革成拼音文字。」 可以說，這是老一代革命者的共同心愿。本文的基本結論是：無論漢語的地位如何高，我們都應該充分吸納外語，學習外語，師人之長技。即使保留漢字，也要改良漢字。一種語言的好壞，不能自己評定，不能自己表揚自己，而應當看到自己語言的缺點。而且，人類統一語言的理想是使人類完善的基本條件，這一普遍而共同的語言應當是以符號來表達的語音，而不是畫影圖形的文字。這是不會有任何非議的。這語言可能不是漢語，我們也不必和人家計較。我們畢竟使用的是我們人類大家庭中其他兄弟們的語言——雖然不是我們自己的語言。這沒有什麼可生氣、可發火的。漢字漢語如果不能成為世界政府領導下的全球共同語言，而是成了少數民族語言，我們也應以平常心對待。我們不應當鼓勵青少年懶惰，不應當瓦解他們學習外語的熱情。我們不必以狹隘的心態思考漢語問題，而應當促進全人類一家的觀念之實現。我們可以不必有實證根據地設想5000年以後的中國語言是什麼樣子：那時，中國採取全世界到處都一樣的拼音文字，全世界將有一個共同政府，這統一的語言和文字不必是英法德語，但肯定不是象形文字。也可能不是拼音文字——可能有比拼音文字更好的文字。優美的漢字書法、篆刻、銀元、元寶、詩詞、對聯、中國秤、牛車、算盤、中國的升、斗、犁、耙、牛車、簸箕可能消失，無人讀解，也無人使用。雖則遺憾之至，但莫可奈何——因為我們已長眠地下，也許人們根本不遺憾。甲骨文的隱退，沒有使我們心神受到打擊。我們的子孫可能會陶然自得地享受那時的文明。少數有餘暇的人茶後研讀象形方塊漢字，樂在其中。我們最近看到古墓中的氣氛已經瀰漫太空。與人造飛船上天大不相同，有人鼓吹祭祀黃帝應當根據「古禮」，穿蠶裝（黃帝夫人嫘祖發明）、奏古樂（今天的人誰也聽不懂的真古董，大概不是貝多芬）、九鼎八簋，要讓黃帝「尚饗」（等於說讓黃帝用膳，大概和老百姓的吃法不一樣，老百姓要用嘴吃，上唇和下唇要發出響聲——隗按），要用舒緩雅樂，不能用搖滾樂和踢踏舞，免得神靈發怒。這一下子，我們中國的知識分子學問可大了，真正成了國家的謀臣策士。彭林老先生甚至反對給黃帝獻花藍，以為「不合古禮」。可我看到不少關於清明掃墓的文章，也反對燒紙，提倡鞠躬、獻花籃、植樹、念現代祭文。中共中央在陝北祭黃帝陵的祭文就有現代詩文味！與此相反，我看到的是另一些觀念：共產主義的勝利要靠全世界革命的發生。這思想從根本上是西方的思想：全球化、現代化、信息化、人權、民主化、市場化、自由化、人道主義都要在世界上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克服愛國主義，工人的真正祖國是世界。工人不能有自己的國家。 共產國際大會肯定是以英法德語為主，不能為了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而說哈呢語。據云：移民加拿大的中國人打「母語爭奪戰」，大侃漢語，以示愛國。我想愛國應當留在國內搞建設，何以要移民？不論我們是否高興，英語目前仍是世界性語言，在多種國際交際場合和科技文獻、政治文獻中被廣泛使用。漢語什麼時候統治世界，學者們的承諾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將來」——那時我們都已作古。因此，我們在有生之年無法驗證和反駁。這一下子，相信漢語佔領世界的人肯定就勝利了。但幾十年後的事情，我們無法反駁，當然也無法證實。從浩翰的外國文獻中摭拾幾句吹捧漢語的話，全然不顧英語拼音文字的優越性，這很容易做到，但有什麼益處呢？陳儉明、瀋陽說，我國屬於發展中國家，應參與和融入國際社會，而不是迴避、遠離國際社會。他引用古巴卡斯特羅的話：「經濟全球化是不得不乘坐的大船。」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2002年元旦致辭說，到21世紀，任何一個人，尤其是年輕人，至少應當掌握三種語言：除母語外，還必須掌握兩門外語，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英語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全球通用語」、「國際通用語」，這是不爭的事實。據統計，當今世界75%的電影頻道是英語節目，80%的電子郵件用英文傳遞，85%的網頁是英語網頁，85%的國際組織以英文為工作語言，100%的軟體源代碼是英語格式。 人類統一語言與各民族地方語言共存，二者並不矛盾。中國也曾有過統一語言的歷程（如推廣普通話）：孔子提倡使用西周的規範語言——雅言、正言。秦始皇滅六國，以咸陽話為雅言，「書同文，言必雅」。金元以降，中國出現以北方話為基礎的「官話」。「五四」白話文運動和國民政府時期的國語教學，也旨在推行普通話和規範語言。我國教育部提出「雙語教學」（指導性意見），就旨在促進語言的相互吸收。每一種活的語言都在不斷地接觸和借鑒其他語言。歌德說：「一個人只有懂得自己語言以外的其他語言，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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