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南：中國研究如何為社會學理論做貢獻

06-23

本文要討論的問題是當我研究東亞（即中國大陸和台灣）并力圖建立理論意義的時候，遇到並反思的一些問題。這篇論文不包括那些在東西方只和研究有關，但不會引發出理論的問題 —— 即我們所稱的社會研究。這篇論文論及的問題只涉及引發出理論的研究 —— 即我所謂的社會學研究。

具體說，這篇論文提出了兩個論題：西方理論（公認理論， received theory ）為何能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保持優勢？東方學者如何做出理論貢獻？就前一個問題，我認為：（ 1 ）由於歷史經驗，在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領域裡，公認理論絕大部分源自西方；（ 2 ）由於科學實踐的規範性和制度化的酬賞體系，使得鞏固、維護公認理論形成一種很強的趨勢；（ 3 ）所謂的發展理論 (developmental theories) 可以解釋大部分社會差異——發展理論維護了公認理論的可信性：一方面，它通過某些「較發達的」社會來確證公認理論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又解決了在某些「欠發達」社會中公認理論可信度低的問題。由於歷史和制度的限制，東方和其它地區的社會學研究在本質上趨向標準化：即證明及應用公認理論。作為既有東方傳統經驗背景，又受過西方學術訓練的社會學家，我們有優勢也有劣勢。那麼，我們該如何實現理論「突破」？或者，用一個熟知的中國故事打個比方：聰明能幹的美猴王（孫悟空）總在唐僧（唐三藏）的咒語和控制下。只要唐僧認為孫悟空的行為越軌了，他就念咒勒緊永遠套在孫悟空頭上的金箍，使孫悟空疼痛難忍，並迫使他立刻循規蹈矩。只有這樣，孫悟空才能得到嘉許。我們是否都要屈從美猴王式的命運？關於這個問題，我將籍自己的研究歷程和反思來展示一個社會學家是如何應戰的。

在開始之前，我首先要寬泛地說明我使用的兩個術語，「東方」和「西方」。這裡的西方指的是過去兩個世紀里，在歐洲（尤其是西歐）和美洲產生的思想和理論。東方大致指的是儒家思想觀念佔主流地位的東亞地區。在以下我的論文中，第二種劃分也顯而易見：「西方」代表了一個地點，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在那兒居住，而「東方」指的是所有其它地區——就學者及學術機構的集中而言，「東方」和「西方」有核心和邊陲的差別。在上下文中要求術語明確的地方，我會力求精確。但在別的情況下，術語的使用會隨意一些。

西方理論的優勢

在西方，尤其在美國，我演講或提交論文，報告關於中國的研究調查結果，並指出結果和公認理論不符之處時，總有聽眾或評閱人會問這樣的問題：「關於中國的數據研究結果有普遍性嗎？」我肯定這次會議上列席的許多學者，當他們向西方學者陳述東方的研究結果時，曾經遇到同樣的提問。只要有可能，我都會以反問來回應：「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也常常懷疑關於底特律、印第安納波利斯、紐約或北加州的調查研究結果是否具有普遍性？」當然，這種回應表達了一種本能的反感：因為，至少我個人認為，即使數據來自北美或西歐，甚至來自很偏僻的地域，普遍性的問題也鮮被問及。我的這種回應也表達了一種憂慮：許多社會科學研究反映出一種偏重北美或西歐傳統的種族中心主義。西方傳統被看成參照物而其他傳統被視為需要加以特殊說明和修正的「偏差」。因此，西方這種對待不同社會、文化的「不公正」而「偏狹」的態度，讓我們深惡痛絕。這類問題有意無意地反映了西方對東方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一直存在的征服欲和文化殖民。

進一步思考，我們要提出一個比「單純」提問和反諷回答更深層次的問題。由西方發展出的科學的標準化實踐和理論的早期範例限制了自由的程度，但只有依靠自由，其他社會和文化中的學者才能實現理論的「突破」。要理解西方理論，尤其是社會學理論，為何有如此優勢，應考慮兩個因素：（ 1 ）理論發展的標準實踐偏向證實理論而非質疑理論；（ 2 ）人們傾向將西歐和北美社會視為基點和參照，以那些突顯社會差異的理論來解釋在東方社會（及其它西歐和北美以外的社會）觀察到的經驗性差別。這種雙重發展使許多東方學者不得不致力於鞏固公認理論。讓我對此進行詳細的闡釋。

一般人們都知道，理論創建往往由解釋一系列現象開始，隨之是命題，在演繹過程中，這些命題要用經驗數據或觀察資料加以檢驗。數據分析要經過一個歸納步驟，經過這個過程，命題或得到肯定；或遭到否定；或需要修正。儘管方法論的書本強調：在理論發展聯繫經驗觀察中，歸納和演繹都很重要。但科學研究的標準化實踐卻偏重演繹，演繹被視為理論建構中最重要的步驟。理論可以用來衡量、甚至等值於一門科學學科。當我們涉足一門學科或學科領域時，我們想儘快了解的是：它的理論是什麼？或者主要理論是什麼？例如，社會學常常被定義和理解為幾個重要理論：如結構功能主義、衝突理論、符號互動論等等。學生學習這些公認理論，還被鼓勵去推導出一些經驗假設，以便進一步驗證及確證公認理論。

分析程序（例如，量化分析和統計）的常規實踐也偏重於保守取向，當經驗觀察和理論期望相符時，理論可信度增強了。當經驗觀察和這種期望不符時，人們往往認為，由於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著「干擾」、「意外」或「衝突矛盾」，這些因素擾亂了由理論推導出的預定進程。那麼意思就是，或可以假設這些干擾因素不存在（如將其視為常數），那樣理論就能更好地預測真實世界；或將這些干擾因素當作外部變數來考慮。外部變數無法視作理論的外部因素（外在性， externalities ）來加以解釋及處理。我們所要做的是考慮這些外部變數（如「控制變數」），然後再在理論指導下進行數據的描述。

此外，科學酬賞體系也偏重理論證實。考慮到效率問題（有限的版面和待版書的數量，以及無法證實理論時可能有的太多的「隨機」錯誤），機遇更可能降臨在那些證實或修正公認理論的學術研究上，而不會青睞那些無法證實它們的研究。接著，論文發表為學者帶來了科學界的職位及資金的機遇——如，在更有聲望的機構里謀求職位以及得到更豐厚的待遇和研究資助。受這些標準化期望和制度化酬賞機遇的驅使，學者們在學術研究上也趨於標準化和保守傾向。得到優先權的是理論的應用及證明，而非理論證偽。

這些趨勢，即在歸納、演繹以及制度化酬賞中標準化實踐的優勢，使得理論一旦確立，就能長盛不衰，即使它缺乏大量的重要證據；起碼它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驅之不散。

理論的社會歷史建構

理論最初來自何方？正如人們所知，大部分公認理論是由學者創建起來的，他們敏銳地觀察到他們那個時代和環境中的情況，並且將其歸納成一個解釋性的圖式——即一個理論。馬克思批判並分析了工業化帶給工人的可怕後果以及生產資料佔有者對工人的剝削。韋伯不僅洞見了在具有社會或階層特徵的互動過程中，個人的認知和情感的作用，而且也洞見了德國科層制的力量。迪爾凱姆親身經歷並目睹了，在法國社會，社會組織及集體是怎樣給予了個人以極大影響的，並提出了關於群體對個人行為影響的十分典型的「結構」解釋。同樣，人們可以通過其他著名的社會學家，如康德（ Kant ）、斯賓塞、滕尼斯、齊美爾和米德的著述，注意到學者們對他們那個時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事件的敏銳觀察。事實上，包括北美和歐洲的當代理論在內，我們亦很難找到不用歸納方法建構成的社會學理論。［ 1 ］

這並不意味著僅僅用觀察資料和數據就能自動歸納出理論。在觀察資料和數據中進行篩選，提取出一個有條理的觀點來解釋具有代表性的現象，用很有說服力的言辭表達出這個論點，這些能力需要勤奮、想像力和毅力。布勞格（ Blaug ）認為，「在建構理論，用以預測真實世界的事件時，大多經濟學理論的特點是：它們是由高度抽象的假設加工組合而成的，假設或來自內省，或來自偶然的經驗觀察。」［ 2 ］這種描述同樣適合社會學的理論發展，儘管有點偏頗。要想使解釋和論點讓同行和其他讀者信服，理論建構者在經驗觀察之外還應用了縝密的說明和舉例，這些文本闡述成了理論建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些理論模稜兩可，充斥著贅述的定義，這使得理論的證偽即使可能也十分困難。

一旦理論被接受或承認，學者就運用歸納和演繹來確證、鞏固或延伸此理論，儘可能地用它去解釋其發源地以外的社會及現象。制度化酬賞體系也促使了相當數量的學者致力於維護公認理論。理論發展重要而關鍵的一點是：在何地，以何現象來「檢驗」一個新提出的理論（ proposed theory ）的有效性。眾所周知，從歷史角度來看，一個新提出的理論最初總在與其發源地相同或類似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傳播、擴散。由於大部分早期社會學理論，至少公認理論，是在近兩個世紀的西歐及稍後的北美形成的，那麼，最早由這些理論發源地的感性現象來檢驗其有效性，就不足為奇了。

所以，理論建構確實關乎社會。從歷史的角度看，最初的理論評價也發生在理論發源地。然而，理論一旦被承認或被接受，理論有效性的社會屬性就隱退到後台。一個公認理論影響了演繹研究，並擴展到了理論發源地的邊界之外。另外，理論一旦被接受，就擁有了優先權——任何後來創建的理論都要參照公認理論進行檢驗、測試。對任何後建理論的評價標準可能建立在這種質疑或挑戰上：和公認理論相比較，新理論是否可以解釋同樣多甚至更多的現象，它超越了公認理論嗎？這一爭論一部分成了社會事件——即是否有足夠的學者信服新提出的理論的價值。

所以，接受一個理論，不僅僅取決於包含了創建者才智、毅力和想像力的歸納過程，而且可能同樣重要的是有多少學者認為這個理論有價值，認為它在闡釋能力上超過了原先的公認理論。隨著公認理論越變越龐雜（這種龐雜既未使公認理論更深厚，也未使它更清晰），任何「新」理論想在經驗能力和語言力量上超越公認理論也越來越難。

驗證、應用和偶然性：規範的科學行為

因此，對於欲躋身於學術界的學者們而言，無論他們身在何處，西歐及稍後發源於北美的公認理論的早期範例已為他們設定了一套「保守」的方法。和其他地方的學者一樣，西歐和北美的研究人員也面臨著同樣的束縛和機遇。

那麼，在規範實踐中，研究者的哪類研究工作可能對理論產生影響？這裡我們要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運用由公認理論推導出的概念、圖式來描述觀察到的現象；收集數據和觀察資料用以證明理論。我稱這類研究為理論證明。這可能是最普遍的研究工作。可以舉無數的例證來說明這種情況。人們運用公認理論研究在不同社區及社會中的越軌、組織、分層、社會運動、社會不平等或社會化現象。同樣，批判理論如女權主義理論或後現代文化研究也被用來描述地方社區。

東方學者很容易受到這種情況的影響，不僅僅因為他們與其西方同行一樣，受限於推理邏輯的強勢，還因為東方學術界也存在制度化的酬賞體系。東方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同樣也採用了類似的機構管理來緩解壓力，滿足效率需求（有限的發表機會、偏重理論證實、修正而非理論否定），並建立了一個酬賞體系（聘用、晉陞、以及榮譽和津貼）。如果這類機構要在更廣的乃至全球範圍內不被淘汰，它們就必然會走這條路。

第二種研究工作是在不同的社會裡檢驗從公認理論推導出的假設。我稱這種研究工作為理論應用。兩種結果必居其一：假設或得到證實或遭到否定。符合理論預期的理論證實在規範科學研究中很普遍，在科學界它也頗受青睞，因為理論證實將公認理論的解釋能力擴展到另一個社會或社區。然而，即使理論證實失敗了，也不會被視為是公認理論的危機或對其的挑戰，規範實踐會轉而尋求某種情況說明（ specification of a condition ），即理論不適用於這種情況。我稱這種情形為偶然性說明（ contingency specification ）。這個說明為理論設置了界限，超越這一界限公認理論就失效了。在許多情況下，在有這種「界限」的理論說明之外，是難以尋求進一步的理論發展的。偶然性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彰顯甚至鞏固了公認理論及其制度化獎勵機遇的優勢。

我相信，驗證、應用及偶然性說明，這三種以理論為導向的研究共同組成了社會學研究的規範實踐。鑒於科學的規範實踐和制度化酬賞制度的特性，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沒有哪個學者可能不受這種規範實踐的影響。實際上，東西方的大多數學者在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進行規範研究並為公認理論提供偶然性。

社會差異的理論運用

然而，偶然性說明有時解決不了經驗差異問題。理論的界限越來越多，不斷出現和隨處可見的差異現象也降低了公認理論的效用。隨著理論運用範圍越來越窄，人們不可避免會對有些理論進行反思。實際上，西方學者很早就注意到東方及其他社會裡存在著這種持續性的差異現象。早在盧梭時代，東西方模式及行為的比較就吸引了西方知識分子及學者。為了解釋這些差異，同時又為了維護公認理論的有效性，學者們發展出了有關社會類型學的一些理論，並提出了一些從一種社會類型「轉變」到另一種社會類型的途徑。

自 18 世紀和 19 世紀始，接著在 20 世紀及其後，這類理論層出不窮。它們關注是否存在造成社會差異的某些要素，以及這些要素的得或失能否解釋一個社會的「變化」？另外，這些要素的確認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反思的基礎上，應弄清公認理論賴以建立的那些社會具備什麼，其他出現「差異」的社會不具備什麼？這樣，這些理論不僅能解釋差異，也能預示，當這些「他類」（ other ）社會獲得或失去某些要素，並變得和公認理論賴以建立的社會越來越像時，差異是如何變小或消失的。我們可以稱此類研究為「公認理論的發展性擴展」（ developmental extension of received theory ）。

理論擴展一般採用一種發展圖式，通過這一圖式，任何社會或宏觀結構都能被定位為一個連續統一體兩極中的一點。這種圖式認為，觀察和公認理論建構中被觀察到的現象，代表著一個更「發達」的階段，或者更趨向於上述連續統中的更完善的一端。隨之，一個理論建立起來了：因為在連續統中趨向落後一極的社會是不發達的，所以它們展示出的模式及行為和那些趨於「發達」一極的社會完全不同。只有當這些社會發展得更完善或更接近公認理論賴以建構的社會時，公認理論才能預測這些社會的模式和行為。這就是公認理論的一種擴展圖式。這些理論以連續統中的「發達」社會為基點，其他社會只有越來越趨同於「發達」社會，差異才會越來越少。

發展或前進的動力隨之得到確認，它們常常反映的就是公認理論賴以創立的那些社會的特點，即 18 世紀、 19 世紀和 20 世紀西歐和北美社會的特點。學者們將這些特點理論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工業化、清教運動、「現代」思維方法、市場轉型、民主化、市民社會、全球化或全球資本主義、性別及種族解放，以及尤為重要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

這些動力構成了對社會差異的理論解釋體系。這樣的理論擴展一旦形成，就可以解釋差異和偶然現象。的確，這些差異確實存在，而且實際上，在發展過程中，我們還可以對它們進行預見。當一個社會摒棄了較「傳統」的因素，獲得較「現代」的因素，向另一個更發達的階段發展時，這些差異最終就會消失。

然而，這些發展理論面臨著進一步的挑戰。一旦發展的動力得到確認，就面臨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使在 20 世紀或 21 世紀的理論發源地中（如西歐或北美），也不具備理論所要求的完全一致的模式或行為。同樣，一些較落後的社會在具備或獲得這樣的模式及行為後，某些差異仍然一直存在。為了解決這個潛在的棘手問題，發展理論啟用了一種理想狀態及其要素，作為一個「理論」上存在的或假設的連續體上的終點的參照。因此，現在學者們參照理想狀態的模式和行為來衡量發現的差異現象，而不以理論發源地為參照。這些差異僅僅反映了一個發展的連續統中的若干階段。由於終點難以確定，因此它也是個永遠變動著的目標。被研究的社會在連續統中處於什麼位置也難以確定，因此，差異什麼時候以及是否會減少或消失，只能作進一步的「理論」假設和推測。這樣，普遍存在的差異就不會對公認理論構成威脅。

一旦這些發展理論本身成了公認理論，東方學者在學術實踐中就會受到進一步的束縛。學者們觀察到的普遍存在的差異行為和模式無法成為建構新理論的基石，這些行為和模式僅僅為公認理論提出了更多的「發展的」偶然說明。

東亞的規範研究

我首先要補充的是，公認理論在東方的規範性研究和應用沒有什麼錯。就這類研究來說，至多是運用一種理論解釋來驗證現存問題，並得出一些理論偏差（歸納和操作化）。在研究開始前，學者們先提出了某些預測，並用數據來驗證由理論推導出的預測。通常人們都希望理論能擴展到新的領域（社會或社區）。當發現了差異，而公認理論又無法確認時，社會學研究仍然迎合公認理論，並因此而和共享這些理論的學者共同體保持一致。即使找不到解決差異的「方案」，找不到對某種公認理論的支持，這仍有助於知識積累，因為它指出了理論應用範圍的可能局限。這是一種很好的規範研究工作，在科學共同體中也一直得到肯定。

我本人一直對規範研究身體力行。在這類研究工作中，要想確證公認理論，主要的任務是發現並建立一些測量方法。這些測量法既要符合認識論上的概念，又要對當地情況具有意義和效果。一旦建立了在認識論上合適的測量方法——你會發現這個任務並非微不足道，下面的任務就是檢驗公認理論是否適用於被研究的社區或社會。如果公認理論不適用，那麼就可能需要偶然性說明，下面我來舉一些例子。

我感興趣的問題之一是壓力的作用以及個人如何動員社會支持來應對生活中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公認理論認為，日常事件，尤其是不良事件會給個人的精神健康帶來負面影響。然而，如果一個人能夠動員社會支持，那麼這種影響就會減少或緩解。這些應對方法有的簡單（調解），有的複雜（緩衝或抵消）。要在中國人的情境中檢驗這個理論，首先，我必須對生活事件、社會支持和心理健康進行定義並創建測量方法，這種定義和方法應對當地居民有很大的意義。在西方已有一個長期使用的生活事件標準化量表（如 Holmes-Rahe 的生活事件量表）。然而，這個量表是在美國設計的；實際上，它最初是從聖地亞哥海軍新兵的經驗中建構起來的。儘管後來為了要適用於普通社區居民對這個量表進行了修正，但這項工作主要是在北美完成的。也許量表中的許多條目對亞洲仍富有意義，如與配偶分居或離異、愛人的去世、與上司有矛盾、學業上的麻煩，而有些條目則和亞洲沒有什麼關係（如聖誕節）；另一方面，像打官司或輕度違法等法律事件在西方人看來不很嚴重，在中國卻很嚴重。因此，有必要對量表進行修訂。

同樣，社會支持量表也有必要進行修訂。在西方，由於核心家庭的重要性，支持常常來自於配偶。如果沒有配偶，或問題就出在配偶身上，那麼往往由密友給予支持。只有當婚姻正式解體了，親屬關係（母親或兄弟）才在支持給予中顯出重要性。而在中國，擴展家庭是首要的支持網路，它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別的親屬。

最後，關於精神健康的測量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問題。有些理論認為由於文化、制度或別的原因，中國人習慣將精神上的壓力看作為身體不適。如對頭疼、背痛、「火氣」（這在西方沒有相應的意思或詞）的抱怨實際上可能是某些精神壓力的反映。另外，壓力可能與歷史經歷也有關。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中國人的人際關係仍舊緊張，他們不相信陌生人，懷疑幹部和同事。為了體會中國人表達出的感受，也為了維持原有測量方法的效度，必須對測量方法做重大的改動。［ 3 ］

修正完測量方法，理論本身也需要廓清。如，至少在 80 年代，一般認為對中國人來說，社會支持主要來自擴展家庭的成員。這種論點在社會支持效果這點上，與社會支持理論沒有衝突。但該理論認為，雖然家庭仍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但社會支持的構成內容卻需要加以修正。［ 4 ］

另一方面，社會分層和流動、社會網路和社會資本的作用在東西方、北美和大部分歐洲都很普遍。然則如將這些理論應用在中國研究上，首先要修正的是測量方法這個關鍵要素。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認為，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個人競爭職位、個人從一個組織自由流動到另一個組織的場所。個人和職業兩者之間要匹配，職業關乎社會地位及聲望，並形成一個等級排序。這種職業地位指標或聲望量表用途很廣泛，也是一種用來比較分析地位成就的基本方法（如，男人和女人之間，白人和黑人之間）——無論地位成就是先賦型的（家庭資源）還是自致型的（人力資源或資本），這種量表在解釋既得的職業職位和相應的金錢報酬上都很重要。在中國應用這個理論時，我們必須確定原有的職業排序是否需要修改。在中國，已有學者對職業排序做了重要的工作。［ 5 ］

更重要的問題是：在中國，職業是否成為核心目標，或職業是否成為一種成就標誌。即使在不久之前，政治體制仍然按照組織（或單位）而非組織中的職業或職位來分配酬勞。國營單位能得到最多的資源配給，國營單位里的職員不僅收入高，而且他們的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配偶會有較好的工作，他們能享受到價廉物美的食品、較好的洗浴、娛樂、醫療條件和殯葬服務。因此，在市場中競爭的不是好工作，而是進更好的工作單位。成就的標誌是等級不同的工作單位，而不是等級不同的職業。論點一旦修正完畢，就需要用經驗資料努力證明這個論點——人們投入人力和社會資本為的是爭取進一個較好的單位工作。［ 6 ］這就是一個偶然性說明的研究：當政治制度賦予單位資源分配優先權時，那麼單位，而非職業，就成了成就的焦點目標。這意味著，如果這種政治制度不存在，或這種資源分配方式變化了的話，那麼，這種偶然性現象同樣也會消失。

理論探索

規範研究很有意義。期刊和出版物歡迎傑出的學術研究，也激勵了學者們為了獲得更好的職位和更大的挑戰進入學術圈。更具有挑戰性、也更難把握的工作是：對理論進行重大的修正或換一個全新的理論視角進行研究。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正是由於規範性實踐和酬賞體系的普遍化，科學才得以延續。然而，無論對個人還是集體而言，時時停下來「思索」另一種可能的理論或範式是有益的，我們不能忘記大部分公認理論始於觀察和反省。歸納不僅有利於廓清和修正公認理論，也能開創新理論。新理論不會不出現，但也不會經常出現。然而我們有可能從觀察中創建出新理論或替代性理論。

從最近邊燕傑在中國驗證「弱關係強度假設」的研究中，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格蘭諾維特（ Mark Granovetter ）的假設既重要又有說服力，它是過去 30 年中最重要的社會學理論之一：弱關係比強關係更能獲得信息。［ 7 ］因為在由互動互惠的強關係組成的社會圈中，成員彼此間共有的生活方式、資源和信息往往類似——既所謂的同質原理（ Homophily Principle ）； [8] 而弱關係則意味著一個人在社會圈外的關係，它能提供更多獲得信息的機會，這些信息是成員在本社會圈內無法得到的。有學者運用這個假設研究社會流動，並提出在尋求工作時，動員弱關係可以得到更好的資源。［ 9 ］然而，在天津和新加坡進行研究時，邊燕傑在許多案例中發現，接觸者和本人沒有直接關係。許多接觸者是通過一個關係鏈接觸到的，或者至少間接通過另一個關係。在這些關係鏈中，每一對關係往往不是弱關係而是強關係。如果不考慮這些間接關係，本人和接觸者間的「直接」關係可能確實相當弱。［ 10 ］

因此，這個發現對於弱關係強度的原有假設是個挑戰。也許，原來的公式是錯的，因為它沒有詳細說明關係鏈，而只是簡單假設了在交往過程中涉及了一個直接關係。但是認為這個挑戰能顛覆原有理論是不合適的。首先，如果有人認為原有論點忽視了關係鏈的數量和達成關係的步驟，只是簡單地陳述了本人和最終接觸者之間的「直接」關係是弱關係。那麼，邊燕傑的調查結果僅僅「闡明」了原有理論遺漏了的細微之處，而不是創立了一個新理論。第二，強關係鏈可能只在某些社會，如中國，才具有「獨一無二」的有效性。由於中國政府實行的政治、經濟和區位調控，所以人際關係受限於強關係。一旦這種束縛放鬆或消失了，那麼，這樣的強關係也就喪失了社會意義。老調重談的發展理論在這兒有了用武之處，可以用來解釋這個研究結果。然而，我們可以超越政治制度來關注強關係，強關係可能轉而反映了社會和文化制度，這些社會文化制度是不容易變化或消失的。在美國和目前轉型中的中國各地所進行的研究肯定會闡明一些替代性論點。

現在介紹一下我在研究東方社會時是如何質疑理論的。我從自己的研究經歷中認識到，要超越公認理論去構建新的理論有三個步驟：（ 1 ）敏銳感知東方經驗世界；（ 2 ）對另一種理論圖式的思考、研究；（ 3 ）對一個理論的理論性、經驗性結果進行推導和分析。我認為，東方研究為理論做貢獻的出發點就是結合下面兩點：敏銳感知東方經驗現實，以及靈活運用理解現實的基本理論。對真實世界的敏銳感知能幫助我們認識到公認理論和論據的缺陷，以及意想不到的差異出現在何處。當然，如上所述，偶然性假設能解釋這些差異，在這裡，公認理論在某處適用、在某處受限的情況獲得了說明。或者，在更多的情況下，用某種發展理論也可以獲得解釋。

然而，這種矛盾或斷裂可能會引發我們對另一種理論圖式的思索。我們要提的問題是：「是否有另一種理論圖式能解釋說明公認理論所不能解釋的更多現象？」人們一旦假設了一個圖式，必定要用相關的公認理論來比較、評價它，以確定這個圖式在邏輯上是否和公認理論相衝突。如果這個假設理論通過了這個檢驗（或者，公認理論不能解釋這個理論的論點），第三個步驟就是從新創建的理論圖式中進行推論以解釋公認理論不能或很難解釋的經驗現象。

接下來，我要舉例說明我將社會資本研究理論化的努力過程。我相信，社會資本是一個展示東方經驗效用的極好場域，因為，社會資本關注並需要的是對社會關係的理解和認識，在東方，這種關係不僅存在於日常交換中，也普遍存在於認知和社會結構中。所以，我指出，關係理性可以被當作理解和解釋交換行為的另一種理論圖式，它和經濟理性互補，但仍然具有獨立性。簡短評論了這個理論圖式之後，我將描述目前進行的兩個研究項目，這兩個項目是關係理性效用的經驗證明。一個是關於中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另一個是關於台灣和香港的婚宴。

關係理性：一個具有東方特色的理論圖式

我的中心論點是：在個人、家庭和組織運作中，社會關係是極其強大的動力。經濟理性和關係理性是交換行為的兩個動力，而且，儘管其中一個具有制度化的優勢，但兩者普遍存在於所有的社會中，討論的細節可參閱別處。［ 11 ］這裡我就簡單談論一下與本文相關的幾點。

論點很簡單，無可否認，人們不得不進行交換，交換不僅僅為了達到經濟目的，也為了達到關係目的。將關係目的視為偶然情況納入經濟目的之中是不妥的。比如，有人認為，市場不完善導致了社會交換。一旦市場完善了，就不再需要社會交換了。將此論點擴展開來就是：不發達的東方社會，保留了「傳統社會」的行為模式。在傳統社會中，交換和各項事務都依賴關係，而非市場。對市場而言，關係是一種負面替代品。因此，中國的「關係」、韓國的「 yonjool 」、俄羅斯的「 blat 」都被視為落後甚至腐敗的交換方式。［ 12 ］隨著東方社會更多以經濟為導向，這種交換以及腐敗、弊病就會消失。

毫無疑問，社會交換的做法會導致腐敗和弊病，但經濟交換同樣也會如此，想一想最近安然公司和微軟公司的行徑和情況吧。然而，這種可能的負面性不應成為否定一種理性，而肯定另一種理性的理由。畢竟，這兩種交換中都存在尋租和搭便車行為的可能。

對於東方情境中的關係及其他社會關係的概念，人們進行了很多了解和討論，但人們很少了解或探討它們和公認理論，尤其是經濟學的交換理性之間的相關性。為了說明這個新理論圖式的潛在貢獻，我一直努力證明該圖式擴展並超越了公認理論的範圍。要更多了解該圖式和其東方發源地的聯繫，讀者可以參閱費孝通、金耀基、黃光國和邊燕傑等人的文獻。［ 13 ］在其他地方，我也力圖去闡明這種聯繫。

交換：社會和經濟要素

在社會學理論中，交換是個重要的概念，它的定義是兩個或更多行動者之間系列的互動行為，行動者在這種行為中進行資源交換。在該定義中，交換有兩個要素：它需要一個行動者間的關係，且這種關係引起資源交易。因此，交換和社會有關。因為，關係應被看成一種互動過程，［ 14 ］在這種過程中，一個行動者的行動應考慮到另一個行動者的行動。［ 15 ］該過程可被看成一個經濟過程，因為資源交易是典型的經濟行為。所以，一個基本的交換行為需要兩個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和一個資源交易過程，它既有社會也有經濟要素。將交換的關係方面看成社會交換，將交易方面看成經濟交換——這個觀點對我們有所裨益。

我致力於證實交換行為中關係的重要性。這個論點的前提是理性行為應被視為理論發展的基礎。理性不僅僅是意識與無意識行為的問題，它不取決於某些後來才發展出的規範或制度。而且，理性也不基於這種期望：即最後總能達到終極的交易平衡（如，重複的交易行為會使得失相抵）。［ 16 ］簡單地說，交換是個涉及到兩個行動者之間的活動過程，他們的行動基於得失的計算，基於在關係和交易間的替代性選擇。只要做出了這樣的計算和選擇，這種行為就可以被看成是理性的。另外我認為，這樣的計算和選擇是基於個人利益的，但這種假設不排除對集體利益的考慮。只有當集體利益嵌入在個人利益中時——即惟有滿足了集體利益才有個人得益時——個人才會考慮集體利益。所以我們假設：人們不會計算和選擇對個人利益無用的集體利益。

經濟和社會的報酬

然而，關鍵因素是最終的報酬：關係 / 交易的維持或割斷取決於何種獎勵或資源？在一個社會裡，人類有兩種終極（或基本）酬賞：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 17 ］經濟地位基於財富的積累和分配（體現在商品及其象徵體系的符號價值上，如貨幣），而社會地位基於聲望的積累和分配（體現為在社會網路和集體中的承認程度）。［ 18 ］每一種地位反映了個人與他人相比在社會結構中的等級，這種社會結構是建立在相關「資本」的佔有上的。所以，財富是商品價值的函數演算，貨幣是其象徵物；聲望是社會網路里大眾意識的函數演算，認知是其價值象徵物。財富代表了經濟資本，因為商品及其價值象徵物能用來投資並獲得一定的回報。同樣，聲望反映了社會資本，因為可以動員社會網路及其價值象徵物來獲得一定的回報。人們可以通過聲望，動員到他人工具性及情感性行動的支持。通過社會關係或社會資本，人們才具備動員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得社會關係成為個人行動者進行交換的強大動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都能提高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權力和影響（超過別的成員），因此，也提高了個人的身心健康及生存能力。

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是互補的，因為前者要求社會的合法化承認，並要求社會推行其象徵性價值符號（貨幣）；後者建立在群體經濟利益之上（或社會網路中的嵌入性資源），在群體利益中，聲望才得以維持。沒有了社會強化，經濟地位就會崩潰；沒有了集體財富，社會地位就毫無意義。然而，每種地位都能被看作交換中的獨立動力。交換能獲得經濟資本（通過交易獲得資源），或獲得社會資本（通過社會關係得到資源）。

因此，交易理性驅使人們計算交換行為的交易得失，而關係理性驅使人們計算關係的得失。交易理性視關係為交易得失計算中的一部分，而關係理性視交易為關係得失計算中的一部分。關係理性注重維持和促進關係，即使交易沒獲得最大利潤。但交易理性卻追求交易的最大利潤，必要時甚至不惜中斷特定的關係。儘管在一個具體社會的具體時期里，社會制度往往偏重其中一種理性活動，給予其中某一種資本（經濟資本或社會資本）以更高的道德評價，但是在大部分交換行為中，行動者經常同時進行著兩種理性活動。

關係理性詳述

由於自然法則及自然本能，理解交易理性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交易中，利潤大於成本，通過持續交易積聚資源。另外，這種計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貨幣這種一般媒介物。［ 19 ］得失可以計算，而且貸款和債務也很容易簿記下來。雖然科爾曼指出，社會信任（或信用傳票）是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核心，但關係理性的計算遠不是那麼簡單或清晰的。［ 20 ］在經濟交換中，不是每一宗商品買賣都對稱或平衡，正是不平衡的交易帶來了經濟借貸。然而，我們可以大膽地假設：在無限的時間、無限循環的範圍里，借貸關係最終能達到平衡狀態。

在社會交換中，持久的關係具有重要的意義，短暫的交易不一定是對稱或平衡的。然而，即便在無限時間裡進行重複的交易，也不一定達到交易平衡。維持合作關係的關鍵因素是社會信用（及社會債務）。即使從長遠角度來看，在持續的關係中，交易行為也是不對稱的。行動者之間的借貸關係更明顯——在這種不平衡的交易里，總是其中一個行動者送「人情」給另一個行動者。既然是債務人獲利了，為何債權人仍要維持關係以致於在交易中遭受「損失」呢？有人認為，通過關係的維持，債權人得到了社會資本。他是如何得到的？債權人可以要求（或威脅）債務人償還債務，但是，只要債權人不這樣做，債務人就會永遠感激債權人。債務人要和債權人維持關係，他可能會採取某些社會行為為債權人降低關係成本（或增加交換的效用）。即債務人會通過他或她自己的社會關係向別人宣揚債權人給予他 / 她的人情——即對一個借貸交易行為的社會承認，或給予債權人的社會信用。債務人要維持和債權人的關係，傳揚後者的恩惠（ propagation of indebtedness ）或社會承認（ social recognition ）是不可少的行為。這使得債權人在更大的社會網路或社區中更令人矚目，他的知名度（他或她的聲望）也上升了：他 / 她是這樣一個行動者——在交易中寧可自己蒙受損失也要維護社區中其他行動者的利益。債務人的社會債務越多，他就越需要努力去宣揚（承認）所受的人情。從債權人的角度來看，不平衡的交易既促進了借貸關係，也促進了承認傾向。

另外，如果兩個行動者間發生多種不平衡的交易行為（彼此給予對方不同的人情），他們可能彼此互施人情，那樣這兩者也能維持關係。那麼，兩者都期望對方在他 / 她的社會圈內宣揚自己給予對方的好處，這樣就提高了彼此的承認程度。交易行為意味著一種手段，它維持促進了社會關係，形成社會信用和社會債務，並且積累了社會承認。

在大眾社會裡，大眾傳媒的傳播方式使得知名度加速擴散。在這種社會裡，公眾承認（ public recognition ）使名聲成為像金錢一樣的大眾愛物。公眾承認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證詞和為某人舉辦酒宴、榮譽頭銜、榮譽勳章、殊榮獎、服務證書、以及各式各樣的典禮，它們中沒有一個涉及到物質經濟回報。這樣，一個社會團體中的承認會像金錢一樣超越特定的社會網路，成為廣泛流通的資產。

由此，聲望被定義為下列要素的應變數：（ 1 ）債權人維持不平衡交易的能力（人力和社會資本）；（ 2 ）持久的借貸關係：（ 3 ）債務人通過他 / 她的社會網路（承認）承認此關係的傾向（意願和能力）；以及（ 4 ）社會網路（以及一般網路即大眾網路）所具備的傳播名聲的傾向（程度）。［ 21 ］這樣，聲望就成了已獲得承認的累積財產。聲望是個人在社會群體內獲得的承認程度的函數。從集體角度來看，群體聲望被定義為群體內德高望重者的數量，及其成員的共有聲譽聞達於其他群體的程度。因此，社會網路中和某個社會群體中行動者的聲望提高了這個社會群體的集體聲望。

從關係、結構的角度來看，社會信用、社會承認和社會聲望都以利益為基礎。沒有持續的社會關係，這些利益就不存在了。所以，對行動者來說，締結並努力維持關係是理性的，因為，這種關係能使社會信用和社會債務富有意義，進而促進承認。某些行動者的聲望越大、更多行動者的聲望越高，這個群體的聲望就上升得越快。行動者將自己歸屬於一個聲望高的群體，也能提高自己的個人聲望。因此，個體成員參與持續性的社會交換、承認該群體，這種動力和群體聲望間有聯繫——即群體承認和群體團結。同樣，群體聲望和群體中的個人聲望促使這個行動者繼續從事交換，在交換中，他 / 她可能仍是債權人。聲望和群體團結提高了資源共享的程度——再創造公共資本。同時，聲望和群體團結也對行動者產生了積極影響並推動了不平衡交易、社會借貸關係、以及社會資本。

群體聲望（團結，信任，互惠）

不平衡交易社會借貸承認（社會資本）

行動者的聲望（榮譽）

圖 1 從社會交換到資本化

圖 1 假設的是微觀層面的交換和宏觀層面的聲望及群體團結之間的作用過程。為了描述起見，該過程以交換為起點，在交換過程中，通過交易手段，社會借貸關係得以建立。然後這種借貸關係又加速了社會承認在社會和中介網路中的傳播，這一切最終形成了一種普遍聲望，這種聲望促進了群體團結並使公共資產得以增值。藉助聲望和群體團結，社會債權人和債務人獲得了社會資本（嵌入在有著強關係和豐富資源的社會網路中），並且被推動進行進一步的交換活動。從個人層面上看，承認帶來了榮譽。榮譽既有個人也有集體的特性。因為本質上看，榮譽是集體的，因為它只有在集體框架中才有意義。

一個群體通過招募其他群體中聲望高的行動者，以促進本群體的團結和聲望。群體將聲望賦予特定的行動者，期望這些行動者能承認該群體，並願意和群體內其他成員進行進一步交換。在這個過程中，聲望和承認不是微觀層面交換的結果，而是交換的前提。儘管被給予承認和聲望的行動者可能不是這個特定群體中其他成員的交換夥伴，但如果他們接受了這樣的承認和額外的聲望，那麼以後他們就有義務和其他成員進行交換。在這種意義上，微觀層面上的交換和更宏觀層面上的承認與聲望最終是互為因果的互惠關係。

那麼，對個人和群體（組織）而言，擁有好（或壞）聲譽有什麼重要性呢？人們將資本投入到與其他群體、組織及其成員的交換行為中去，資本產生利潤——最終，個人和群體組織得以生存。我們可以假設：聲譽越高、成員越體面的群體或組織會更有活力。

交易和關係理性：一個比較

我們將兩種理性的不同點列在表 1 中加以總結。這些對比強烈地突出了兩者間的差別。通常交易理性總在經濟交換的框架中加以分析，在交易理性里，利益就是要獲得經濟資本（通過交易得到資源），而且利益存在於交換的交易方面——在這種意義上，人們以價格或貨幣為中介進行資源交易。交易的效用是交易利

表 1 經濟交換理性和社會交換理性

要素	經濟交換	社會交換
交換	重在交易	關係
效用（最優化）	交易中收益與成本之比（交易成本）	關係中收益與成本之比（關係成本）
理性選擇	a. 替代性關係 b. 交易成本和損失	a. 替代性交易 b. 關係成本和損失
偶爾回報	金錢（經濟借貸）	承認（社會借貸）
固定回報	財富（經濟地位）	聲望（社會地位）
解釋邏輯	自然法則： a. 行動者的生存 b. 收益最大化	人性法則： a. 群體的生存 b. 損失最小化

潤的最大化，而且理性選擇的基礎是對替代性關係進行分析，不同的關係會導致不同的交易得失。在這個基礎上，參與交換活動有兩條規則。首先，如果特定的關係變化，帶來了相當的收益，那麼行動者為了進一步交易，就會決定維持該關係；如果該關係不能帶來相當的收益，那麼，行動者會有兩種選擇：（ 1 ）尋求另一替代性關係，或者（ 2 ）維持該關係，但行動者要降低交易成本或者遭受一定的損失。選擇何種方案取決於下列考慮因素：即另一種替代性關係可能帶來的收益；以及維持目前的關係可能帶來的交易損失。經濟交換的這種謹慎分析針對的是偶然或重複的平衡交易。

交易理性可被視為在交換行為中起作用的新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本能驅使人們去尋找夥伴、進行交易為自我獲得最大化資源收益。自我這種尋求關係的能力能使我們獲得相對高額的交易報酬，而交易成本則相對較低乃至為零，這種自我能力是一種本能。人們和個別的流動行動者的聯繫往往是偶發性的、短期的，而且人們期望交易很合算（收益更多而成本更少）。交易活動中的合作關係是不固定的，但這種合作關係可以通過合同條約成為一種契約，這樣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並保證了關係的維繫。所以，交易理性符合自然法則和自然選擇理性。從集體的角度來看，行動者在重複交易中獲益較多，他們不僅使自己，也使集體更富裕了。這就是所謂的交易理性中的「看不見的手」。

另一方面，社會交換中的關係理性注重的是交換中的關係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承認（或對其他行動者去傳播承認的期望）決定了關係的維持和加強。交換的動機和作用也是對得失進行分析——動機是通過在社會網路及群體中獲得承認而得到聲望，交換的作用是獲得最大化關係報酬（社會關係的維持）。在這個基礎上，參與交換也有兩個規則：首先，如果一個特定的交易行為推進了持久的關係並擴大了承認，那麼行動者會繼續交易。如果交易不能推進一個持久的關係，那麼會有兩種選擇可供考慮：（ 1 ）或者另尋一個可以促進持久關係的交易行為（如，在交易中追加優惠條件以吸引並促進承認）；或者（ 2 ）維持交易，並且承擔或降低關係損失（沒有得到承認或得到很少的承認）。而且，決策是個權衡過程，該過程涉及到相關的關係成本，以及尋找到一個替代性交易的相對可能性。

在個人資本形成集體資本的過程中，交易理性的作用是無形的，但它仍要依靠一般化的貨幣媒介。在每一宗交易中，數額都能被簿記下來，它是一種有形的資本形式。關係理性也建立在由個人資本生成的集體資本之上：其成員擁有的聲望越高，群體的地位越高。這也依賴一個較為隱蔽的媒介——社會承認，即一個社會群體中行動者的情感擴散。這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促成了持久的社會關係和群體團結。

交易理性要在個人基礎上得以維持。在個人基礎上，只要交易效用得到滿足，交換夥伴就不會變。關係理性則依靠群體和群體成員的存在。嵌入在社會網路中的資源越多、聯繫越強、群體的集體利益及群體中每個行動者的相對利益就越大。

關係理性也以適者（群體）生存原則為基礎。一個生存能力強的群體，其成員間的關係也持續穩固。雖然動物本能也表現為出這種有利於家庭和族群的關係理性，然而，惟有人類表現出廣泛普遍的關係理性，超越親屬和氏族範圍，促進結構化群體的團結。人類天生熱衷以理性交易成本來維持長久有利的關係。因此，關係理性是人類法則，並以人的選擇理性為基礎。

理性制度化

如果交易理性符合新達爾文主義和自然法，那麼可以推導出自然選擇最終偏重交易理性，而非關係理性。的確，許多例證和研究，尤其是人類學研究，證明了交換中關係的重要性，但這些數據及觀察資料來自古代或原始社會。有人認為，對人際關係的強調反映了社會特性，即在同質性越強、科技發展越慢、工業發展程度越低的社會中，交換越受到儀式、歸屬感和情感的限制。隨著一個社會的科技、工業的發展，社會在技術、知識及生產上越來越多樣化，勞動分工要求更合理的資源分配，包括增加資源交換中的理性比重。人們進一步論證：目前在經濟交換中仍具重要意義的關係正代表了以往社會的余痕。隨著選擇行為的快速發展，關係的重要地位最終會被交易理性超越取代。我們要在一個特定的社會裡對交換關係進行分析，如中國情境下的關係，［ 22 ］或俄羅斯情境下的 blat 。［ 23 ］

這個觀點是自相矛盾的。因為如果交易理性是自然法則，那麼，人們會發現在越原始古老的社會裡，交換越像一種自然本能。的確，霍曼斯認為，制度龐雜、日漸複雜的社會發展就是更「原始」的社會行為（和交換）逐漸消失的證據。［ 24 ］但是，這些「亞制度」的力量仍舊強大，而且，除非新制度和「好的管理」滿足了這些亞制度的需求，否則二者會發生衝突並造成混亂。如此，現代社會及其龐雜的制度都會成為交易理性和關係理性的死敵。

另外，經驗事實也不支持這一觀點。在有關當代社會（如中國、日本、義大利北部及大部分東亞地區）甚至美國、英國、德國及法國等經濟競爭激烈的發達社會的研究中，甚至在經濟交易中，關係都仍然是一個重要因素。證據就是：交換中關係不僅仍有重要意義，而且它還活躍於不同的當代社會中。［ 25 ］

在關係理性和交易理性中也存在著一種發展觀點，如果沒有邏輯基礎或經驗證據支持此觀點，那麼，如何解釋為什麼一種理性比另一種理性更有優勢呢？我認為，將某種理性視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反映出一個社會為了延續，會將自身的歷史經驗當成數據進行程式化的計算。隨著這種理論化的計算嵌入到制度中去，它就成了「真理」。［ 26 ］

不難證明，在一些社會中，生存和維繫取決於財富的發展。財富及其發展理論決定了交易理性的制度化，因為該理論強調建立了個人財富，才有集體財富。競爭、開放的市場（及由此產生的交易關係的自由選擇），以及交易成本的降低解釋了分析性假設和組織化原則。在另一些社會，生存和維繫取決於社會團結的發展。群體感情理論解釋了關係理性的制度化，因為該理論強調的是建立了集體團結，才有個人忠誠。合作、網路化、甚至犧牲交易以維持關係，這些解釋了分析性假設和組織化原則。

一旦一種理性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制度就得以建立、執行和運作以控制具體個人和集體的行動。另外該理性的解釋模式會將其它理性視為一種非理性、干擾或約束因素。

制度規則和主流意識形態的支配地位隨著理論化了的歷史經驗的命運起落。從 19 世紀起，由於英美的工業化、技術革命和選舉民主政治的經驗，計算被理論化，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財富累積處於政治策略和理性分析的中心地位。社會交換就是交易的市場。任何以交易收益為代價的關係只存在於由於信息匱乏而不完善的市場中，而且這些市場缺陷必然使社會組織和社會網路成為約束因素。所以，人們認定這樣的關係必定會招致交易損失。

儘管如此，另一方面，在許多社會和社區里，如在中國情境下的關係，維持社會關係的意願被看成一種表現和實踐，這種表現和實踐屬於更高級別的道德、倫理和對他人的義務。一個行動者的社會聲望和社會地位是最重要的。在政治策略和學術事業中，聲望和臉面是核心概念，所以在交換活動中，交易的重要性位居第二。為了交易的目的去犧牲關係被視作是一種低級的理性行為——是非道德、非人性、非倫理或非人道的。

反向承認和惡名

斷裂會發生在交換－關係－承認－聲望鏈的每一個環節中。如果交易中給出的人情未得到承認，那麼斷裂可能發生在交換的層面上。如果債權人－債務人的關係未得到承認，那麼維持交換活動的唯一基礎是交易效用（ transaction utility ），在這種交易的考慮因素中，關係和夥伴是附屬的、次要的。當交易成本超過了收益，那麼，維持關係的動力就不復存在了。

儘管一個付出的人情得到了承認，但如果對債權人而言，社會承認發生在一個資源不豐富的網路中，他仍然會解除關係。對一個時裝設計師和學者而言，在乞丐圈裡得到承認是沒有意義的。在「不恰當」的網路或群體中產生的承認對債權人而言，可能毫無用處，甚至是讓人不快的。在一篇發表在三流刊物上的文章里，致謝一位學者的幫助並不有利於那位學者的聲望。而在油印刊物的文章里向這位學者致謝，甚至可能會有損他的學術聲望。另外，如果承認未充分表達出債權人給予人情的程度，也可能導致關係的解除。如，幫助者提供了所有的數據收集和分析，而受助者僅在腳註中提及此事。那樣的話，以後他不會再獲得這樣的幫助。

如果債務人認為給予的人情未達到期望值，那麼就可能產生負面承認（ negative recognition ）。網路中不利言論的傳播會導致負面承認和壞名譽（惡名）。在這種情況下，或者債權人決定在以後的交易中追加人情，以扭轉承認方向，或者退出以後的交易。決策是一個權衡過程，或在關係收益（或承認收益）和額外的交易損失二者中權衡，或在下面兩者中權衡：要麼承擔不再與債務人合作及退出網路所帶來的損失；要麼聲名掃地，但仍處在一個資源豐富的群體里。

我們可以從債務人或群體的角度進行同樣的思考。在什麼情況下，債務人不能參與以後的交換？是一方面獲得了交易利益卻散布中傷言論的行為？或是債務人不領所得人情，對自己的義務敷衍了事的行為？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群體的團結開始崩潰？如果群體的團結一部分的確是以其成員和主要「公民」的聲望高低為基礎的，那麼，是什麼導致了群體團結的崩潰？是群體的規模，或債權人及債務人的相對規模？還是兩者間的函數關係？

簡言之，儘管本文強調的是「成交」的過程，但文中仍有許多關於社會交換障礙的地方有待展開，這種展開對社會交換理論同樣重要。

互補性和社會資本及經濟資本間的選擇

上述類型的討論認為，經濟和社會地位兩者都是很有意義的生存指標，而且二者共同構成了理性選擇的基礎。為了避免聽起來似乎這兩種理性是一個連續統中處於兩極的價值觀，或者這兩種理性是互相排斥的（一個非此即彼的命題），我必須補充的是，從沒有理論或經驗理由能證明，這二者是對立的。我們認為，交易交換和關係交換是互補的，並且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促進。在理想狀態下，一個特定的關係既能帶來交易收益，又能帶來關係收益。它能為互動雙方帶來交易利益，而且，雙方都會積極宣傳對方群體對個人利益的貢獻，這樣也增加了彼此的社會資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關係和交易兩者是一個同構效用函數（ isomorphic utility function ）。隨著個人和互動群體的生存能力都得到了提高，這個同構效用函數又促進了兩個行動者間的交換。在理想化的條件下，兩種理性共存、互補、互動。

但這並不能掩蓋這兩種理性間潛在的衝突。交易理性認為，為了更有利的交易可以犧牲一個特定的關係，交換活動中的合作夥伴是次要的，而且只有在這種關係產生交易收益的情況下才有維持這種關係的必要。這條原則明白提出關係理性是從屬性的選擇標準。因此，人們經常在交易理性和關係理性中作一抉擇，［ 27 ］即最優交易和最優關係並不一致。那麼，根據上述決策規則，最優化交易可能會驅使人們去尋求替代性關係，而最優化關係可能會使交易不平衡。我們可以推測，選擇何種交換和公共資本（財富和聲望）有關。學者提出幾種替代性假設。我們首先可以推論，如果一種集體資本，如財富匱乏時，個人更願意獲取另一種特定資本，如聲望。在這種情況下，會有兩種相衝突的替代性假設。在假設公式一中，邊際效應理論可以解釋這種情況。那麼，我們可以推斷，在一個財富充裕但聲望共識（ reputation consensus ）匱乏的社會裡（比如，一個有大批新來者和移民、但物質和經濟資源卻十分豐富的社會），對個人而言，聲望比財富更有價值。同樣，在一個聲望很高卻財富匱乏的社會裡（如，一個物質和經濟資源很少但很穩定的社會），個人可能會偏向於獲取財富。然而，假設公式二卻認為，集體效用也會刺激個人慾望。當集體資產的一種資本，如財富很少，但另一種聲望資本很多時，集體會偏重更豐富的聲望地位資本。同樣，個人可能也會賦予聲望以更高的價值。所以，我認為集體效用原則會起作用。

其次，當兩種公共資本都很雄厚時，這兩種資本之間很可能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和微積分關係。即一種資本越多，想擁有更多的另一種資本的慾望和可能性越大。在一個財富聲望俱全的社會裡，選擇追求更多財富或更多聲望都是理性的。獲取其中一種資本也會增加獲取另一種資本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個穩定的社會裡，如果有豐富的物質和經濟資源，那麼財富和聲望都很重要而且具有互補作用。

如果一個社會既缺少財富又缺少聲望（人口構成不穩定、物質經濟資源匱乏），社會很可能在財富和聲望分配的取向上產生分歧和爭論。個人很可能追求財富，或聲望，或兩者兼需，這取決於個人嵌入的社會網路的規模（網路規模越大，獲取聲望的可能性越大），以及獲得物質及經濟資源的可能性。交換模式和集體共識的匱乏使這種集體極易陷入混亂或變動中。這些假設要以調查研究來驗證。但是，撇開那種勉強維持生存都困難、或者資本掌握在少數成員手裡的社會不談，人們可以通過交換關係得到合適的經濟和社會資本。一個社會地位很高的行動者和一個富有的行動者在進一步積累他們的原有資本或獲取另一種資本時，能彼此「借用」資本。要想積累一種資本，行動者必須進行另一種資本的積累。如果一個富裕的銀行家捐款給窮人，而且這宗活動傳揚開來的話，它就為這個銀行家帶來社會債權和社會承認。同樣，一個受人尊重的物理學家可以在產品廣告中藉助他 / 她的聲望，並且會產生極好的金錢收益。成功的資本擁有者懂得資本獲取要符合本能和人性，那樣他們自己和他人都能獲益。

最後的分析重點是要注意到交易理性和關係理性都是以社會為基礎的。沒有合法性、社會政治體系以及社會成員的支持，建立在符號和一般中介即貨幣之上的經濟體系根本無法存在。如果從本能角度看，關係理性從屬於交易理性的論點很有道理，但從人性角度來看，這個理論是不現實的。

關係理性的研究

我們如何運用關係理性圖式檢驗、解釋經驗現象呢？我認為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用理論圖式來推導經驗結果。社會關係在交換中很重要。例如，一個組織難道不是為了維持、促進與其他組織的交換和交易行為，才會去照顧弱者的嗎？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能假設，為了要生存、維繫，一個組織才會去招募有社會技能和知識（社會資本）的員工呢？這些社會資本可以被用作組織自身的社會資本。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資本在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雙方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求職過程中，求職者總要展示他們的社會技能和知識，而招募者在招募過程中，總要考慮一個求職者擁有多少社會資本。實際上，我們可以進一步假設，對組織中負責社會交換的職位而言，社會資本的匹配非常重要。

另一個方法是尋求那些集中反映關係理性的經驗現象。例如，在中國的婚宴上，奇怪的是，人們總請一個局外人在儀式上扮演關鍵的中心角色——主要證人（證婚人）。因為公認理論認為中國社會是以家庭和擬家庭（ pseudo-family ）為中心的，而且在交換中，人們更偏向強關係，而非弱關係。婚宴儀式本身是否是一個社會資本——兩個聯姻家庭社會網路中的嵌入性資源——的陳列櫃？這是否是一個集體公開顯示其社會資本（他們的聲望及榮譽）的場合？在儀式上，這個重要主持人（主要證婚人）的身份是否被當作一個象徵符號——象徵著家庭攝取社會資本的範圍及能力？此外，我們是否可以推測，為了找到一個社會資本雄厚的人，這些家庭在尋求過程中也會動員他們的社會資本？

現在讓我詳細描述這兩個調查研究。

社會資本和勞動力市場

當然，人們承認社會關係是市場運作的要素之一，例如在勞動力市場。然而，人們經常將社會關係視作「雜音」或「阻力」。公認理論認為，這些雜音和阻力是不完善市場的必然惡果。在不完善的市場里，自由信息流動受到了社會、政治等因素的干擾。人們以社會組織和社會網路的形式來降低不完善市場中的交易成本。然而，當這些阻礙減弱或被清除，那麼，本身也是種交易成本的社會關係就會消失。公認理論進一步提出，在東亞，社會關係或關係的重要地位代表了一種與傳統的過去相聯繫的制度。隨著社會越來越現代化和市場化，在交易或報酬結構中社會關係的一席之地將喪失。

這種觀點忽略了這個事實：社會資本不僅在東方，在西方也很活躍。據一些統計數字，所有北美和西歐的企業中，家族企業約超過 70 ％，在市場中佔了優勢。［ 28 ］在世界大部分經濟、政治領域中，在組織之間和個人行動者之間，社會關係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經濟和政治交易建立在社會關係和社會交換上，由於互惠和信任，交易得以達成並且持續下去。社會資本活躍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果說在出版物、引注中關係只是一些跡象的話，那麼在西方學術、專業及政治領域中，社會關係、社會網路及社會資本就如同野火一樣興旺蓬勃。

有人提出，中國正處於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在市場經濟中，社會網路必將消失。這種觀點忽視了西方現實，也將社會關係的含義還原成公認理論的發展論點。建構一個好理論應該關注在不同的政治及經濟體系中，人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獲得並利用社會資本。然後，在考慮中國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的同時，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社會資本的功能。我認為，了解社會資本在勞動力市場中的運作是一個研究領域。

最近我認為，關注勞動力市場供求過程以及社會資本是如何隱含在該過程中的極有必要和裨益。［ 29 ］現有理論簡單直接地表明，在尋求匹配對象的過程中，作為社會網路中的嵌入性資源（社會資本）對求職者和招募者二者都很重要，因為它使人更容易獲得信息（可能獲得的工作）、權威（將求職者和僱主聯繫在一起的人的地位），以及資格確認。因此，就求職者或是招募企業雙方而言，社會資本越雄厚，雙方的印象越深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換言之，社會資本提高了勞動力市場的匹配機會，我稱之為機會假設（ opportunity hypothesis ）。我們可以進一步假設，由於雙向選擇，社會資本雄厚的企業更適合社會資本雄厚的求職者。有關求職及招募的研究文獻也支持這一假設。

然而，社會資本在增加機會之外，還為求職者和企業提供了一個效用。一旦求職者被聘用，其社會資本就成為企業社會資本的一部分。因此，嵌入性網路資源豐富的員工更有益於他 / 她的企業。同樣，企業的社會資本成為僱員社會資本的一部分。能力更強的僱員能攝取並動員企業內部的嵌入性社會資本，他們不僅很容易與外面的世界發生互動，也能更好地在企業內部開展工作。所以，雙方潛在的互惠利益（增大社會資本）也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匹配。那麼，僱員受聘不僅由於門路和熟人肯定了他們的資歷和能力，還由於他們對企業社會資本的潛在貢獻：（ 1 ）他們本身的社會資本；以及（ 2 ）他們動員企業內部的嵌入性社會資本的能力。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重要假設：對求職者而言，他擁有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是寶貴的資源和資產，同樣，工人的社會及人力資本也是企業的資產。

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進一步要考慮的是這種社會資本在企業的什麼地方更為重要。體現在企業不同職位中的勞動分工是一個方面，各種不同的職位從事各種不同的交換和交易。任何經濟的或非經濟的企業，都要進行內部和外部的人力、物力交換和交易。在物質交換和交易（如文件處理、技術及信息的處理和分析、資產和設備的保養、預算及控制等）方面，專業技能和知識等人力資本很重要，在人力交換和交易方面（如銷售、廣告、公共關係、人事及行政管理等），社會技能和知識也很重要。從事人力交換和交易的職員不僅有能力攝取並動員嵌入在企業內外的社會資本，而且也能從這些社會資本中獲益，這是社會技能和知識的一個指標。因此，對於那些更多與人而非物打交道的職位，企業一般都儘可能招募社會資本更雄厚的人員。針對那些更多與人而非物打交道的職位，包括那些一線職位（銷售、市場、廣告、公共關係等）以及人事處理職位（辦公室管理者、和高級管理職位），企業期望儘可能招募到社會資本雄厚的職員。我稱此為資產假設（ asset hypothesis ）。資產假設認為不是所有的招募都一成不變地受求職者的社會資本左右，實際上，不同的招募重點和策略糾纏在一起，這取決於分工和企業對職位的特別要求。

最後，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會在職位招募中表現出這樣的差別。企業對勞動分工以及對不同職位的要求程度受到宏觀環境和企業內製度結構的影響。例如，對市場中的企業而言，該市場的相對競爭程度會是一個影響因素。我們可以推論，在某些市場中，企業和組織幾乎不參與公開性競爭（如，高度組織化或屬於計劃再分配製度中的公共部門、企業內部的勞動力市場），根據不同職位的具體要求（對特定資本的要求）來進行的人職匹配（ matching of occupant and position ）可能更鬆散。這樣，職位招募及分配在社會資本上的要求差異不大。在其它部門中（如內外部招募要求相同、組織化程度較低的私有企業），市場競爭越激烈，企業就對勞動分工越敏感，即每個職位要求特定的能力和資本。因此，我們要根據不同的職位要求來考慮不同的社會資本。這些考慮因素可能有政治、社會、文化屬性。總之，企業對勞動分工和人員職位分配中社會資本的敏感程度受到外部環境和企業內部市場制約條件的影響。我稱之為敏感度假設（ sensitivity hypothesis ）。

因此，對勞動力市場中的社會資本進行系統研究必須分析供（求職）求（招募）雙方的數據。分析求方，不僅有必要對企業進行抽樣（按照市場制約標準），也有必要對職位進行抽樣（按照和人還是和物打交道的標準）。將這些數據結合起來分析也很重要，因為這些數據反映了外部環境和企業內部的市場限制因素。這些因素反映了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中的變化，企業就在這些制度下運行；這些因素也反映了精確數據的經驗情境。

中國情境

中國城市為上述理論中簡要提到的勞動力市場研究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經驗情境。隨著中國大力進行社會主義改革，一個另人驚奇的混合型經濟制度產生了。然而，公有部門（國營和集體組織及企業）在資產和人力方面仍然很強大。儘管中央政府最近決定採取一系列政策大力精簡這個部門，包括大幅度裁員（如幾百萬工人下崗），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大部分是中外合資企業）也迅速發展，但絕大多數城市工人（在許多城市中高達四分之三）仍在公有部門及其隸屬單位工作。隨著市場進一步開放，參與競爭的企業越來越多，市場機製作用不僅在私營部門，也在公有部門中日益明顯。學者們對當代中國的諸多方面進行了研究（如倪志偉、 Walder 、戴慕珍、林南、邊燕傑、謝文和周雪光關於轉型過程中市場、國家、網路機制的探討；馬丁 · 懷特、 Parish 、 David 、邊燕傑、 Logan 的關於城市生活的描述； Keister 、 Gutheie 關於企業轉型的研究；以及邊燕傑的天津的社會分層研究）。然而，對勞動力市場發展的系統性研究卻很少，對社會資本如何影響這種發展的關注也很有限（除了林南和邊燕傑的研究工作以外）。

在目前這個時代歷史的轉折點上，市場限制因素的差別很大。這些差別不僅存在於上述部門中（如國有、集體、私有及合資企業），也存在於一切部門以及整個地緣政治空間。中國沿海城市更多地受到外界，尤其是北美、歐洲、日本及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但內陸城市，尤其是邊疆地區（如新疆），雖然有所發展，但仍然遠遠滯後，再分配計劃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慣例（如教育體系、委託交換）的作用仍然很強大。這些差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良機，去檢驗新的理論以及這一理論賴以建立的三個假設（機會假設、資產假設及敏感度假設）。

我認為在東西方社會裡，機會假設（對求職和招募活動中的雙方而言，社會資本都是個重要的因素）及資產假設（求職者和職位的社會資本要素影響了不同的職位招募）都成立，而敏感度假設要由經驗情境驗證。在再分配的指令性體系仍有影響力的公有部門和企業中，資源獲取和產品分配仍然取決於政治指令。我認為在這種部門和企業中，職位和人員匹配要求不會像在私營和混合型部門中那樣明確。也就是說，資產假設在後一類部門中更有效。同樣，在地緣政治區域中，不同的制度結構也會產生不同的市場限制因素。企業對勞動力市場的敏感程度取決於他們的位置和嵌入於其中的制度。所以，較之內陸及邊疆城市，資產假設在沿海城市更有效。目前，中國和前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系統數據用以研究勞動力市場中的工作匹配問題，社會資本方面的數據尤為匱乏。

數據

在過去三年里，我在中國城市進行了上述研究工作，做了兩次大規模調查：職員調查和招募調查。 1998 年，我對 18 個城市的職員進行了分層抽樣（以沿海、內陸、及邊疆地區來分層），並對樣本（ N=3050 ）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詢問其在求職期間動用的社會網路（職位提供者， position-generator ）、嵌入性資源、與現有職位有關的社會關係，以及直接或間接的攝取途徑。我們也詢問了被訪者第一次或目前這份工作獲得的過程；要找多少次才能得到一份工作；每找一份工作，被訪者要動用多少資源，包括多少私人接觸，另外，我們弄清了每次接觸過程的關係鏈：從求職者經中間人到能提供信息或施加影響的行動者。因此，無論是成功或失敗了的求職過程，都要攝取社會資本（如上述人際鏈和嵌入性資源）。從 1990 年的調查數據中，我們不僅看出地方經濟的制度性差異（中央、地方、集體、私人和合資企業的資產及人力的分配），而且也能看出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特性。

2001 年，我在這 18 個城市中的 12 個城市中進行了另一個調查。抽樣單位是每個城市企業（國有、集體、私人及合資企業）中的職位（以一線、非一線、與人打交道、與物打交道以及不同級別為特點的 10 個職位）。我們對過去的一年中得到職位升遷和錄用的人員進行了抽樣（ N=501 ），並對他們做了訪談。然後，我們訪問了他們的上司。無論對職員還是對管理者來說，我們了解的信息都反映了招募過程和他們各自的社會網路的特點（每個特點是由職位提供者決定的）。所有的職員和管理者都敘述了每次招募過程中他們是如何求職或招募的，包括中間人的資源及其特性。我們也從管理者那裡獲得了關於其他求職者的信息、特性以及篩選人員和決策時使用的標準。第三次調查收集了關於企業方面的數據。

儘管這兩套數據不完全吻合（完全吻合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要在招募研究工作中對職位和企業進行抽樣），但它們取自同樣的城市亞群（ sub-set of cities ），因此，這些數據為我們在理論框架下進行多層分析提供了制度及區位方面的變數。另外，招募調查不僅涵蓋了對每種職位求職者的要求，還有來自被錄取者（成功的求職者）的求職信息。因此，應對這兩套數據進行相應的分析，以便對某些結果進行交互印證。

結論

我認為，對所謂的市場轉型論點來說，以社會資本為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重點有重要意義。首先，它提出，作為社會資本基礎的社會關係在以市場為導向或很少以市場為導向的企業里都很重要（機會假設）。但更重要的是，在更多以市場為導向的環境中，企業能敏銳判斷出某些職位需要特定的社會資本，不同的敏感程度導致企業對社會資本不同的運用及行為（敏感度假設）。因此，我們可以假定，在一些企業和組織更少參與公開競爭的市場里，每種職位特定的人職匹配要求可能不很嚴格。然而在另外一些部門裡，更開放的市場競爭使得企業必定對勞動和工作分工很敏感——每個職位要求特定的能力和資本，不同的職位要求不同的社會資本。換言之，實際上，「市場轉型」會使企業更敏銳地看出，不同職位需要不同的社會資本。這種闡釋可能將側重點從經濟中心論——中國改革的文獻中的主流觀點——轉移到關係中心論上，我希望這個論點對經濟和政治改革有所幫助。

婚宴：社會資本的制度化陳列櫃

一群社會學家，包括 Yang-chih Fu 、 Gina Lai 、 Chih-jou Chen 和我，正在致力於關於社會資本的第二項研究。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中的婚宴（例如，台灣和香港）。從理論上說，婚宴是一個陳列社會資本的場合。即社會資本不僅可用於具體目的（如找工作），同時也可用來展示某人的社會地位。這種展示不僅確定了個人的自身地位，也確定了社會網路中其他成員的地位。通過在一個特定的場合，尤其在公開場合里，拉上某個或某些地位更高的社會關係，個人可以提高自己在其他社會成員心目中的地位。

在中國社會，婚宴就是這樣一個場合。在婚宴里，主要證人（證婚人）宣告新娘、新郎及兩個家庭的結合，兩家的親朋嘉賓觀摩了這個過程。主要證人的功能是使婚姻合法化——在許多中國社會裡，不是官方而是證婚人在結婚證書上的簽字 / 蓋章才能確定婚姻的合法性。然而，更重要的是，利用證婚人較高的社會地位，家庭地位得到了顯示。因此，通過主要證人的地位和到場，這種場合有利於重要的社會目的——鞏固及增大集體社會資本，以及個人在社會網路中的地位。主證人一般在社會某個重要的等級領域裡占顯要地位，這種領域可能與政治、經濟、社會或官僚政治有關。他的到場（通常是男性）不僅象徵了這兩個家庭在社會行動中攝取社會資本的能力，也象徵了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

更有意思的研究是，家庭如何找到象徵社會資本的主要證人？證婚人和兩個聯姻家庭沒有直接的關係，可能完全是個陌生人。因此，證婚人是個地位象徵物，家庭可以通過社會網路和社會聯繫以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獲得此地位象徵物。換言之，社會資本的展示即主要證人的在場是動員社會資本（在家庭網路中尋求）的結果。在婚宴上，社會資本既是過程也是結果。該理論認為，尋求到一個合適的社會資本展示者（證婚人）的可能性取決於三個要素：一個要素是這兩個家庭社會地位的高低：社會經濟地位越高，越容易確定並找到一個地位高的證婚人。這個理論來自社會學著名的同質原理（即人們傾向和與他們資源及生活方式相近的人發生互動）。第二個要素是社會關係的強度——表現為社會網路的多樣化。網路越多樣，越可能找到地位高的人。第三個要素是尋求的廣度：尋求過程越持久（通過的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越多），越可能找到地位高的見證人。邊燕傑在中國進行了關於尋求過程中強關係鏈的研究，我們可以分析驗證他的調查結果。

另一方面，來賓代表了這兩個家庭的社會強關係（如親屬、同學、同事、朋友）。作為家庭社會網路中的成員，他們的到場不僅展示了家庭的社會資本，更重要的是和這兩個家庭的聯合關係。有趣的是，他們的到場也反映了他們和這兩個家庭間的借貸關係。出席婚宴、交換紅包這些重複互惠的行為在家庭和朋友中一代一代得以延續，至少在台灣，這是種極其普遍的行為。人們一直完好地保持沿襲著這種社會和經濟交換活動。實際上，正是通過信任、互惠行為以及儀式，如婚宴，群體聲望得到了維持和展示。

研究社會中資源有限、地位較低的家庭如何尋求主要證人也很有價值。這類家庭通過努力擴大關係鏈來確定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證婚人，他們能克服障礙嗎？或者，他們會勉強接受一個地位平平的人為證婚人嗎？研究來賓的異質程度也很有趣。來賓的異質性一定和這兩家的社會經濟地位有關嗎？或者，是否有些家庭會突破社會圈的限制，邀請各種不同身份的客人到場？換言之，對於那些處於社會經濟最底層的家庭而言，和各種地位的人進行互動、擁有廣泛多樣的社會關係尤為重要。

就這個研究項目，我們將對台灣和香港的婚宴進行抽樣。從每個社區內分層抽樣得到的樣本代表了：（ 1 ）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這些地位表現為兩家的職業、行業、權力、財富；（ 2 ）城鄉地區；（ 3 ）種族（閩南、客家、大陸人）等。我們不但要了解家庭是如何找到證婚人的，還要訪談新郎 / 新娘以了解他們家庭的社會經濟資源。我們還會訪談和證婚人打交道的聯繫人，我們不僅要收集關於證婚人社會資本的資料，還有聯繫人和證婚人、家庭之間關係的相關資料。我們要將所有來賓列表，了解他們和兩個聯姻家庭成員間的關係；他們是否是正式邀請來的客人，如果不是，原因是什麼；客人是否參加了宴會，以及給了多少賀禮（禮金的金額）。

結語

我認為社會資本假設不僅僅適用於中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婚宴或其它與中國社會有關的社會資本展示場合（如葬禮）。相反，我覺得在任何地方，社會資本都是勞力市場供求雙方要考慮的重要因素，而且社會資本的展示也很普遍：看看諾貝爾獎頒發儀式、榮譽勳章頒發儀式、名流祝詞、奧斯卡獎等。一個理論圖式無論在西方或是在東方形成，它都有可能超越社會界限去解釋經驗現象。

然而，我認為，要從東方社會獨特的經驗現象中探求出理論意義，只有那些浸染在東西方傳統和經驗中的學者才有額外的優勢。探求出理論意義需要我們對東方社會結構和行為模式保持敏感，失去了這種敏感就終結了理論反思，也重蹈了規範實踐。無論怎樣，對這些東方模式的認知，不僅給了我們希望，也給了我們線索去建構或再建構理論。

在小說里，猴王終究未能掙脫金箍咒的束縛和限制。然而，我們和故事讀者都在揣想，如果猴王掙脫了金箍，故事會發展成什麼樣子？或者，我們是否能寫個後傳，在後傳里，猴王成為唐僧？

注釋及參考文獻：

* 林南博士，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原文為英文，由王詠翻譯。

［ 1 ］但在正式的數學和實驗模式中，以及移植來的理論（如，帕森斯介紹到美國的歐洲理論）中有例外。

［ 2 ］ Blaug, Mark. 1985. Economic Theory in Respect .4th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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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omans, George C. 1950. The Human Group. NY: Harcourt, Brace; Lazarsfeld,Paul F. and Robert K. Merton. 1954. 「 Friendship as social Process: A Substantive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 pp. 298-348 in The Varied Sociology of Paul F. Lazarsfeld, edited by P. L. Kendall.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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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Simmel, Georg (trans. And edited by Kurt H. Wolff). 1950.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Glencoe,I11.:Free Press.

［ 15 ］ Weber, Max.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11-115.

［ 16 ］見霍曼斯對將基本社會行為看成理性行為的反駁（ Homans, George Caspar.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pp.80-81 ）。

［ 17 ］第三種報酬：政治地位（或權力）也很重要，但可能不如另外兩種報酬原始。權力或合法化表現為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另兩種基本報酬得到維持或增加。在這篇論文里會討論財富，聲望和權力（合法化）間的關係。

［ 18 ］社會地位的常見指標包括地位（職位）和威望（擁有職位者）（見 Lin, Nan.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3 ）。我採用了更普遍的術語：聲望來涵蓋以上兩種，指一個行動者對另一個行動者產生的各方面的尊敬。

［ 19 ］ Simmel, Georg. 1978. The Phil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 20 ］ Coleman .1990. Foundation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1 ］另一個要素，網路的密度或行動者之間關係的強度，也可以計算在聲望公式中。然而，這種聯繫並不一定是線性關係（或為正相關的：網路越密集，承認越可能擴散，或為負相關：網路越疏鬆，承認越易擴散），如謠言在擴散時，往往在疏鬆的網路中擴散得更快，因為可能會有更多的橋樑。由於聯繫的不確定性，在現在這個公式里，我將其忽略不記。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在以後的研究中確定聯繫的合適形式。

［ 22 ］ Lin,Nan. 2001a. 「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 pp. 153-66 in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23 ］ Ledenva, Alena. 1998. Ruassia 』 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4 ］ Homans, George Caspar. 1961. Social Behavior: Its Elementary forms. NY: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 25 ］ Lin, Nan. 1989. 「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nese Society. 」 Bulletin of Sociology, 25: 467-87.

［ 26 ］ Lin, Nan.2001. 「 Guanxi: A Conceptual Analysis. 」 pp. 153-66 in The Chinese Triangle of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edited by Alvin So, Nan Lin and Dudley Post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 27 ］對原始群體來說，選擇看起來更偏向關係理性，而非交易理性（孩子的財產繼承，見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8 ）。

［ 28 ］ See, for example, The Economist, December 6, 1997, 「 Inside Story: Family Firms still Rules 」 , and December 15, 2001, 「 Slipped Disc 」 on the family firms being the backbone of the German economy.

［ 29 ］ Lin, Nan.1999. 「 Social Networks and Status Attainment.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5:467-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