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一本溫暖的書

楊絳先生離去了。經過前幾日的病危住院風波，這個消息顯得不那麼突然，但這一刻真正到來時，仍止不住難過。對《我們仨》的關注，不是對一個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興趣，而是讀者對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生存空間有深切感念；是這個學者家庭的溫暖情感，將讀者和書聯繫在一起。

◇編輯記憶的《我們仨》◇

「我和楊絳先生的往來，大都是為工作。第一次去錢家早在1981年，是當時的三聯書店總編輯范用帶我去的，那年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了《幹校六記》，范用先生讀完很激動，想在國內出這本書，便去向楊先生請求，幾個月後這書在三聯出版了，是我最早編輯的楊絳先生的書。之後三聯又出了《將飲茶》、《洗澡》，責任編輯也是我。後來我被派去香港三聯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聯這麼多年，《我們仨》是我重新事無巨細、從頭至尾地操作一本書。」在《我們仨》的版權頁上，責任編輯一欄署名「冬曉」，有讀者可能不知道，這個「冬曉」是北京三聯書店前總編輯董秀玉。

從范用先生時代起，錢鍾書和楊絳二位先生就給了三聯書店很多支持。錢鍾書先生的詩集《槐聚詩存》1995年在三聯書店分別出版了線裝和平裝兩種版本。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聯書店聯合印行大型文庫《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書》，這是錢鍾書先生唯一一次出任叢書主編，並親自審定編輯設想、編纂方案和擬選書目。「我在香港三聯期間，聽錢先生有次批評出版界古籍泛濫，提出應該重視中國在20世紀初西風東漸時期的學術思想。這樣我就想辦法做了這套《中國近代學術名著》，請錢鍾書先生擔任主編，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朱維錚教授做執行主編。」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聯工作後，又促成出版《錢鍾書集》，三聯組織最權威的學者編校文稿，不惜工本印製最優秀的版本，歷時6年，終於在2001年出版，包括《談藝錄》、《管錐編》、《宋詩選注》等10種13冊，計300多萬字。

「楊先生把《我們仨》書稿交三聯出版，有前面這些淵源。」董秀玉說。楊絳先生也在她寫三聯書店的一篇文章中提過：「我和錢鍾書把書交三聯出版，是因為三聯是我們熟悉的老書店，品牌好。三聯有它的特色：不官不商，有書香。我們喜愛這點特色。」

關於《我們仨》這本書定題、寫作和出版的經過，董秀玉至今記得每一個情景：

「1994年夏、1995年冬，錢鍾書先生和女兒錢瑗相繼住院，楊絳先生八十多歲了，奔波於家與兩所醫院之間。三人分居三處，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幾年。其間有一次我去看望楊先生，當時錢先生和女兒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無聊的煩心事干擾，楊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勸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趕快抓時間寫寫你們仨，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義。楊先生答應了我，說好，就寫一本《我們仨》。

「最初設想，這本書一家三口各寫一部分，錢瑗寫父母，楊先生寫父女倆，錢先生寫他眼中的母女倆。到1996年10月，錢瑗已經非常衰弱，預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請求媽媽，把《我們仨》的題目讓給她寫，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寫下來。躺在病床上，錢瑗在護士的幫助下斷續寫了5篇，最後都不能進食了，還在寫。楊先生見重病的女兒寫得實在艱難，勸她停一停。這一停，就再沒有能夠重新拿起筆。我記得錢瑗最後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

1997年3月，錢瑗走。1998年12月，錢鍾書先生也去了。相繼失掉兩個最親愛的人，楊先生心裡的哀痛可以想見。年近九十的老人給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時間把手頭正在翻譯的柏拉圖對話錄《斐多》譯完，2001年把三聯書店6年來一直在編校的《錢鍾書集》定稿出版，同時著手謄清、粘貼、整理錢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讀書筆記，交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錢鍾書手稿集》。2002年冬天，楊先生終於開始寫《我們仨》。從約稿到動筆，時隔6年，董秀玉說她從未想過要催促楊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數，能寫的時候自然就會寫了。」

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楊先生打來的電話，告知寫完了，要她去家中取書稿。董秀玉趕到楊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廳里一口氣讀了兩個小時，「楊先生的文字還是像過去那樣含蓄節制，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安靜的難以言表的憂傷都在字裡行間。」第一部分用夢境的形式講述了最後幾年中一家三口相依為命的情感體驗，第二部分講述了自１９３５年與錢鍾書赴英國留學、生下女兒錢媛，直到１９９８年錢先生逝世這６３年間的親情。「我們倆老了」，「我們仨失散了」，「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在這三個小標題下，楊先生回憶了先她而去的女兒、丈夫，一家人那些快樂而艱難、愛與痛的日子。

2002年楊先生92歲。漫長的63年的家庭歷史，她用三四個月寫了出來。一個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慟化成平和的文字，給讀的人以溫暖和安靜？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董秀玉親眼看見這一家人和病魔鬥爭的艱難，尤其懂得楊先生心裡的痛苦，但老人又那麼堅強，留下來獨自完成了「我們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讀不到一半，她眼淚就忍不住地流下來。她看稿子的時候，楊先生在旁邊做自己的事情，有時走過來，摸摸她的頭。面對這個身子虛弱心靈卻強大的老人，董秀玉心裡充滿了敬重，她問楊先生：我讀的時候都這麼難過，您寫的時候該有多痛啊！楊先生說，所以，到現在才動筆寫它。

「一個尋尋覓覓的萬里春夢。一個單純溫馨的學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書出版後，印在封面上的這幾句話，是董秀玉濃縮了自己從這部書稿中感受到的全部。

◇三聯的人文風格主導了整本書的設計◇

書稿沒有能夠像當初設想的那樣由三人各寫一部分，而是像楊先生在書稿中寫的，「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儘管如此，董秀玉還是希望通過細節，儘可能將一家三口相互溫暖的珍貴情感傳遞給讀者，編輯工作始終貫徹了「我們仨」的這個主題。照片以夫妻和女兒的三人合照為重點選擇。和錢鍾書先生一家認識這麼久，董秀玉知道楊先生的頭髮一直是錢先生幫她理，於是挑了在家中理髮的那張照片放進去。她在書稿末尾增加了附錄部分，從楊先生提供的日常家信中選了幾封，還有錢瑗病重時寫給父親的信，楊先生給女兒寫的便條，錢瑗為父親畫的生活小像。錢瑗去世前在病床上寫的五篇小文，楊先生親自選定了其中三篇，也一併收進附錄。

董秀玉請來香港著名裝幀設計師陸智昌負責整本書的設計。他對人說，看完書稿之後，眼前總是浮現一個情境：一個安詳的老人，坐在三里河灑滿了陽光的床邊，寫下一份至情至性的回憶。他對這本書的設計原則，是裝幀盡量不「打攪」老人的平靜，要像老人的文字一樣節制、乾淨，而過往那些顯得理所當然的設計元素，在這本書面前都似乎變成了不可忍受的噪音，被他一一捨棄。於是在三聯書店的架上，讀者看到了這樣一本素樸的書。

董秀玉記得，這本書反覆三次才定下最後版式。「讀完原稿，我問有沒有照片，楊先生當時就把家裡所有的老照片都找出來給我。我翻看每一張珍貴的照片，覺得自己面前是一堆寶藏。」她考慮過盡量多用照片，做成圖文書的樣子，但最後放棄了這個想法，因為她記得自己拿到書稿後是一口氣看下來的，中間根本不想放下，所以也不能讓讀者的閱讀情感被圖片打斷。如果採用大量照片，文圖相混，會破壞文字所表述的情感。他們討論後，確定把照片放在幾個章節之間的地方，數量也減下來，「拿掉那麼多珍貴的照片大家都覺得可惜，但裝幀設計必須服務於內容，必須做減法。」

改了這版，再看，還是不太對，因為有一輯照片用彩色，和整本書稿的文字氛圍不符。於是改用雙色印刷，將照片全部做成棕色調，又請楊絳先生為每幅照片配寫了圖注。

這版出來後，董秀玉端詳再三，瞬間產生一個想法：如果把全部圖注都處理成手寫體，會不會更有味道呢？她去和楊先生商量，先生贊同，並說原來的圖注寫得潦草，直接印到書上不好看，回去又認真謄寫了一遍。

還有一個問題：封面放不放照片？討論之後，大家都同意保持它的樸素和單純，採用日本淺棕色條紋紙，不加任何圖案或照片，封面上出現的只有代表「我們仨」的三個單詞——「Mom ，Pop ，圓O」以及楊先生手書的「我們仨」。

「書是為了讀的，裝幀的作用在於突出和強化作者原意，哪怕一本很小的書，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把它做的跟內容的氛圍配合。楊先生這本書，文字是淡的基調，一點點憂傷，裡面又有一點點溫馨，裝幀過程中所做的三版改動，為的都是讓形式能與內容同一。」董秀玉說，把人文的精神貫穿在每一個環節當中，就可以把書做好。如果從商業角度出發，楊先生提供的照片已經足夠編一本圖文書，以此提高定價不是不可以。但作為編輯，董秀玉想讓讀者看到的是錢先生一家嚴謹的治學精神、溫暖的親情故事和淡泊名利的生活態度。最終全書只選了少量照片，採用雙色製作和印刷。第一版的平裝本定價僅18.8元。

◇《我們仨》成了2003年讀書界的熱點◇

2003年夏初，SARS疫情爆發。本來計劃在5月和讀者見面的《我們仨》，出版時間推遲到了7月。

楊絳和錢鍾書先生一樣，一向不喜歡在媒體面前拋頭露面。《我們仨》出版後，楊先生不同意為書做宣傳，覺得鼓動讀者買書這種事情太商業了，她不喜歡。「楊先生提出，她自己不接受採訪，三聯也不要在媒體上談這本書。我問，要是人家自己寫了書評怎麼辦？楊先生答我：人家說就管不了了。」董秀玉有點發愁：書出了，不聲不響行不通，可又不能違背楊先生的心意。在為難的時候，有人幫了董秀玉的忙。「書出來後，三聯書店給人寄贈過一些樣書，其中有中央電視台的王利芬女士，那會兒她負責製作一檔經濟對話節目。有一天，王利芬給我打來電話，說書看了，特別感動，想給它做一期訪談。我們尊重楊先生的意見，只是請了錢瑗在北師大的學生和同事友好，還有幾個老同學，談論他們眼裡的錢瑗和她父母。大約是2003年底，節目播出了，反響很大，關注這本書的人更多了。事後我問楊先生，您沒說話，我也沒說話，這樣可以嗎？楊先生沒表示異議。」

書一上架，《我們仨》就成了讀書界的熱點。這種關注不是對一個名人家庭的私生活的興趣，而是讀者對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態、生存空間有深切感念，是這個學者家庭里的溫暖情感，將讀者的心和書聯繫在一起了。

「記得北京的SARS之疫剛剛過去，我就接到三聯書店用特快專遞寄來的《我們仨》，一讀之下，我被震驚了。作者楊絳先生是著名的學者、翻譯家、小說家和散文家，到7月，便是92歲高齡的老人了。早就聽楊先生說起過她要創作《我們仨》的想法，但這幾年，只見她在翻譯《斐多》，在督促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錢鍾書先生的手稿和讀書筆記，也在處理那些揮之不去的糾纏煩擾，誰能想到，楊先生竟然勉力完成書稿，而且這本書稿竟然如此精彩：雖然走筆自在、平實，卻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力度。」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錢鍾書研究學者陸文虎教授讀到書後，寫了這篇讀後：《夢中奇夢，情中至情》，發表在2003年7月25日的《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一個偉大的學者之家，竟是那樣樸素和單純……楊先生告訴了一個讀者所不知道的錢鍾書，當然，同時也就告訴了一個讀者所不知道的楊絳和一個讀者所不知道的錢瑗。」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周國平讚歎《我們仨》這個書名實在太好，在《古驛道上的失散》一文中，他寫到：「書出之前，已聽說她在寫回憶錄並起好了這個書名，當時心中一震。這個書名實在太好，自聽說後，我彷彿不停地聽見楊先生說這三個字的聲音，像在拉家常，但滿含自豪的意味。這個書名立刻使我感到，這位老人在給自己漫長的一生做總結時，人世的種種沉浮榮辱都已淡去，她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成就只是這個三口之家。」

《我們仨》迅速成為各書店的暢銷書榜首。很多人都是淚流滿面地讀完這本書，媒體書評欄目將它評為「2003年最感人的書」。董秀玉說她本來建議首印20萬冊，以錢先生和楊先生的影響力，她對這個印數很有把握。三聯書店出於謹慎，首印定為3萬冊，結果在12天內即銷售一空，之後半月內連續加印3次，每次都是前一批書還沒有下機器，後面的加印單就來了。直到半年後的2004年2月，發行部提供的數字仍保持「一個月內發書6萬冊」。第一年，《我們仨》就發行了47.5萬冊。

首印數過於保守還帶來一個小插曲。董秀玉回憶說，封面設計當初有兩個方案待選，一是現在讀者熟悉的淺棕條紋紙，樸素而有質感；另一設計為黃綠皮封面，中間放一張錢鍾書先生全家的合影。最終定稿採用了條紋紙這版。「因為首印只定了3萬冊，印廠備貨不足，三聯反覆要求加印時，封面用紙供應不上了，結果第一個月印發的那批書裡面，大約有兩三萬冊改用了那版黃綠色的封面設計。」這算是一個意外的「錯版」。

這本書的影響也到了台灣。台灣中國時報評選「2003開卷好書獎」，《我們仨》獲得十大好書（中文創作類）的第一名，評委會的評語是：「92歲高齡的楊絳，以平和筆調記錄了她與著名學者錢鍾書先生及女兒錢瑗相守63年的人生經歷，讓讀者與她一同沉浸於苦難與幸福、快樂與憂傷交織的人生實境中。書中收錄了三人往來的文字、書信與圖畫，不僅如夢似幻地道出摯情難斷的依戀，也在清麗幽默的文字中濃縮了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讀書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

國內新浪網評選2003年度精品圖書，《我們仨》名列網路讀者投票第一名，「網路讀者年輕人居多。楊先生聽說這件事情後，很高興，說沒想到年輕人也喜歡看《我們仨》。」董秀玉記得楊先生特地為新浪網這次評選活動寫了一份答詞，在熟悉的人看來，這是楊先生難得一次願意和媒體發生聯繫。

新浪那份榜單上還有黃永玉先生那本《比我老的老頭》。在《我們仨》出版的2003年，國內圖書出版的局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八十年代，國內出版依賴翻譯西方書籍和老一代文化大家的著述來填補無書可讀的空白，馮亦代、吳祖光、黃苗子、黃永玉、丁聰等都是三聯的常客，《懶尋舊夢錄》、《隨想錄》、《圍城》這些書曾為讀書界撐起了文化閱讀的空間。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1978年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中青年知識分子開始以新銳學術思想主導精英閱讀，老一代文化大家退守書齋整理學術舊著，著手準備為世人留一筆寶貴遺產。進入21世紀後，這批學貫東西、經歷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西文化衝撞與繁榮的老人僅存幾位了，他們陸續出版回憶故人舊事的文字，為大時代留存側影。在2003這一年，就有7月三聯出版《我們仨》、9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比我老的老頭》。《比我老的老頭》雖沒有《我們仨》那樣廣受關注，也吸引了不少讀者。黃永玉先生以他獨特、平和、機敏的語言風格，講述錢鍾書、沈從文、李可染、張樂平、林風眠、黃苗子等十幾位文化和藝術大家的平常事。和那兩年泛濫書市、熱衷於販賣自我的名人傳記相比，文化名宿的這兩本書樸素乾淨，帶給讀者久違的厚重的閱讀境界，因此長銷不衰。

2004年7月，為紀念《我們仨》發行一周年，三聯又出珍藏本，封面為藍色布面燙銀精裝，其中1000冊為讀者在版權頁上加蓋了錢先生、楊先生和錢瑗的印章。徵求了十幾家書店的意見後決定，三聯決定珍藏本首印6000冊，沒想到讀者需求遠在書商的估算之上，幾次加印，珍藏本也發行了18000冊。董秀玉說，她曾想為這本書再做一本5周年紀念版，把錢瑗的同事和學生為她栽種紀念樹的照片加進書里，可惜沒有做到，「《我們仨》這本書我知道會暢銷，但沒想到那麼暢銷。楊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寫，讀者也用心在讀，這種心和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難得了。楊絳先生把書稿交給我的時候，我已經退休離開三聯了。但我覺得這書應該是三聯的，我離開了，就算是送給三聯的一份禮物吧。」

5年過去了，《我們仨》每年都在重印。平裝本、珍藏本共加印26次，發行55.9萬冊。三聯保存的書稿案卷記載，遵照楊絳先生的要求，《我們仨》全部版稅都寄給了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一本溫暖的書，書里書外，莫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