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 | 鄭永年、莫道明：中國該如何保衛中產階級

06-23

今天的中國中產階級，沒有制度保障，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窮人。

IPP評論：前段時間一篇名為《節節敗退的中產階級》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成了大熱門，很多人讀完感同身受。兩位教授，我們想請教，中國應如何讓中產階級有安全感？

中產階級是解決社會問題最主要的力量

莫道明：首先，在中國如何界定中產階級可能還需要大家來討論。在中國官方的話語體系裡面，中產階級這個概念還從來沒有正式出現過。從整個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級應該是解決社會問題最主要的力量。如何保護中產階級，應該是社會的主要責任；擴大社會中產階級與駛向全面小康社會這兩者間應該是並行的關係。國家想方設法讓社會的大多數人脫貧，其目的就是要形成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讓社會底部的人變成極少數。

中產階級有一定的儲蓄，經濟相對來說比較富裕。那怎麼保護他們的財產？第一，中產階級除滿足日常的小康生活所需外，一般還有富餘的資本和財富，那這些財富用什麼形式來表現就顯得很重要。資產的增值一定要大於通貨膨脹的水平，或者貨幣貶值的水平，要保持財富購買力不變，才能使他們的財富保值。第二，保護中產階級就業的穩定性。第三，保護中產階級穩定的工作機會。這三方面如果做好了，也就保護了中產階級。換言之，我們一方面要增加中產階級的數量，另一方面要保護中產階級的財富不縮水。

我們要看整個社會有多少供給可以讓中產階級進行投資。從資產增值來看，當前由於房地產的快速增長，財富就會導引到房地產領域，中產都去買房產，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惡性的推動力導致房價上漲。表面上看，中產的資產是升值了。除了買房產，還有很多人去炒股，去銀行做理財，這兩年還出現了P2P理財產品，還有中產階級去購買保險產品。這幾種形式最終比較下來，買房產確實是目前升值最快的，所以大家都去搶。

但如果將房產作為租金獲取收益，回報率甚至不到3%，深圳的回報率最低，只有百分之一點幾，也就是說，用租金來做房產的收益是極低的。所以房產增值就變性了。把房產作為一種投資品，這就有問題了。意味著存在很大的風險，一旦房產泡沫一來，中產的資產將全部縮水。而且這裡尤其要注意「賬面資產」的概念。就從房地產投資產品來說，它的賬面資產收益是否意味著中產的資產得到保護？未必。賬面資產就是說我這個房子買的時候1000萬，現在市場上賣2000萬，這叫賬面資產。賬面資產增值不等於升值，要預防泡沫的出現對它的威脅。

股票市場也不樂觀。這幾年去做股票投資的，大多數人是不是虧本了？我們的股票市場非常奇特，散戶是主力。但其實股票投資是很專業的事，散戶應該把財務股票交給專業人士，比如專門的基金公司進行投資，因為股票市場是需要專業知識和理性知識的。但現實中這個比例很少。所以中國現在的股市成了雞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中產階級投入股市的資產也沒有獲得增值，絕大多數是減值。

P2P的情況更糟糕。這種理財產品在短時間內出現這麼嚴重的問題的是少有的。國家管理互聯網金融市場，在沒有經驗的時候卻大範圍允許這種產品的存在，存在很大的風險。今年開始，有關部門才剛剛開始收縮管理要求，可以看得到，90%以上的P2P項目要死掉。P2P在短時間內洗劫了一批中產階級或者讓一大批中產階級財富減值。上海有一家跑路的P2P公司涉案了200多億人民幣，甚至把一些銀行都卷進去了。

金融機構的信託資本也是推高房價的主要推手之一。它用信託資本炒樓，在我們利息降得那麼多的時候，都已經產生了百分之十幾的利息，這對銀行和信託金融機構來說，利潤太高了。恰恰這部分資金的來源是在銀行的表外，被稱為表外資產，這種表外資產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所以這個也會對中產階級的財富帶來傷害。

此外，中產階級需要保險產品消費，因為一個人解決溫飽之後，需要對財富長久的穩定性，以及子女未來的可延續性等進行投資。目前中國的中產普遍把保險消費放到了國外。這裡面有雙重的意義：一是對國內保險公司的管理沒有太多信心，對資產增值沒有信心；二是對我們國家走向感到不確定。

第二，我們來看看中國的就業體系。我看到有數據說2016年上半年中國下崗的人數大概在2000萬—2500萬之間，這個數據是用破產和公司撤退測算的人數，當然只是一個猜測數，不一定準確。但是不管怎樣，一個事實是目前確實存在大量失業人員。為什麼會失業？從實體經濟來說，由於效益下滑，大量企業倒閉。尤其大家看到互聯網創業公司大量倒閉，一些傳統企業的規模緊縮，擴大再生產減少，這就導致企業員工面臨收入減少甚至失業的風險。我們只有保持經濟的穩定發展，才能保護中產階級，擴大規模才有可能擴大中產階級的收入。

第三，我們要保護中產階級穩定的工作機會。這就需要國家制度的保障，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如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等。

簡言之，怎麼樣讓我們的中產階層擴大？國家應增加中產的投資範圍和投資機會，比如說擴大市場化，因為市場化增加了企業和社會經濟的活力，會促進企業的發展。

中產階級規模小，社會就會不穩定

鄭永年：首先應該問一下，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提出保護中產階級這個話題？我們有一些人光強調怎麼創造一個中產階級，而不知道保護中產階級的重要性。當然，我們還沒有經歷過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現在還不知道會面臨什麼問題。

誠然，我們官方話語體系是要迴避中產階級這個概念的，因為它覺得中產階級和西方話語離不開。其實任何社會都有中產階級，大家所處的社會階層是不同的。中國在胡溫時代提出了「橄欖型社會」的概念，即中間大兩頭小的社會，那就是中產階級社會。我們官方話語體系中的建立小康社會，其實就是要建設這樣的中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確實有其政治性，但不見得只有政治屬性，政治性只是它其中的一方面，在任何社會都是這樣。中國幾千年來一直強調「有恆產者就有恆心」，這就是中產階級社會的價值觀。

現在全世界的中產階級都面臨危機，歐洲和北美的中產階級都在減少。美國的中產階級從以前的70%多，降到現在的52%。為什麼西方沒有保護好自己的中產階級？當然是因為經濟形態變化了。儘管它們以前建立了很好的制度，但是經濟形勢一旦不好，中產階級就要減少。儘管歐洲、美國的中產階級跟中國中產階級面臨的困境是不一樣的，但大家都面臨困難。

大家都能觀察到，中產階級大的社會就穩定，中產階級保護得好的社會就穩定，政治就穩定。中產階級小了，這個社會就不穩定。這是一個普適性的規律。也就是中國古人說的有恆產者就有恆心；沒恆產就沒恆心，大家心裡不穩。

談到中產階級的形成，我們不去和歐美社會比，可以和東亞社會比一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這五個經濟體，都是在經濟起飛的二十多年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即從一個低收入的社會，跳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現在日本人均GDP40000美元左右；香港也是差不多40000美元；新加坡最高，大概55000美元。韓國因為國家大，又有廣大農村地區，平均起來也有30000多美元；台灣是四小龍中最低的，現在大概是20000多美元。我們中國大陸五年以後要達到12000美元，但總體來說，離台灣還差得相當遠。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僅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還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蹟。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是不成功的。

比起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我們創造的中產階級其實是很不成功的。我們現在的中產階級有多大？我們的經濟增長不比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低，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出口國，但是我們中產階級有多少？比較理性的估計為25%—30%，比起日本和四小龍的70%左右，我們差很多。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不僅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還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蹟，而這個社會奇蹟比其經濟奇蹟更重要。我們一直強調，經濟跟社會改革要協調發展，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如果社會不發展的話，經濟就會出現瓶頸，消費社會建立不起來。

每一個社會，中產階級的產生過程不太一樣，但道理都是一樣的。第一是隨著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工資水平增加。第二就是莫道明剛剛特彆強調的，社會要提供投資空間，要提供創造財富的機制。第三就是國家為中產階級提供製度保障。什麼叫制度保障呢？就是社會保障系統，比如醫療、教育、公共租房等等，這是中產階級需要的制度保障。沒有醫療保障，一場大病可能就會令人傾家蕩產。

莫道明：如果沒有制度保障，一場大病一定會讓一個中產階級家庭返貧。社會保險也是屬於這樣一種保護體制。所以，中產階級的形成離不開這三個保障——政策供給、投資供給、制度保障。比如歐洲最早的中產階級群體是商人和資本家，但為什麼一戰、二戰以後，歐美的中產階級突然變得龐大了？就是因為工人階級的加入，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福利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中產階級的擴大，以前的工人階級也成為中產階級的一部分。

西方中產階級的快速擴大同福利資本主義產生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們就知道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為什麼成長不起來——我們的工資水平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還是有很大差距的。

鄭永年：我們剛才所說的社會保障，如醫療、教育、公共租房都是二次分配。一次分配本來老闆佔得多了，沒做好，是對工人階級的傷害；二次分配我們也沒做好。

莫道明：一次分配的要素，第一就是利潤，老闆拿多了會導致工人工資的比例下滑；第二是企業承擔的國家稅費太重，政府從企業徵收的稅太重，這也導致一次分配不公。

鄭永年：就是這個道理。但是一次分配裡面，我覺得還有一個經濟結構的問題。像台灣、香港是中小型企業發展，因為中小型企業有利於財富分配公平。在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是大頭，大型的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一直是失衡的。這就是經濟結構的問題。

莫道明：我們和新加坡對比一下。新加坡的小企業，如果年收入在100萬美元以下是可以享受三年免稅優惠的，可中國連個體戶都要交定額稅。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在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裡面算是比較高的。這不利於小企業的成長，不利於培育中國的中產階級。

我們的二次分配決定了中產階級沒辦法同步成長。也就是說，我們對經濟的增長很重視，但是對中產階級的保護重視不夠。整個社會失業救助、醫療、教育、養老的儲蓄這幾方面的投入占我們財政支出的比例和結構是不合理的，不利於保護中產階級。社會事業占我們整個財政支出的比例還是比較低的。

鄭永年：我們剛才詳細解釋了為什麼中國的中產階級那麼小。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瓶頸，甚至是最大的瓶頸。我們一直說中國要進行結構性調整，從一個外需社會轉化成為內需社會，也就是成為消費社會。在西方消費社會就是中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是消費的主要力量。從經濟學意義上內需社會是消費社會，從社會學意義上內需社會是中產階級社會。中國的中產階級工資增長慢，制度沒有保障，財富又跟房地產綁在一起。所以房地產一旦出現問題，中產階級一夜之間變成負資產也有可能。

莫道明：這種情況深圳已經開始出現了。去年深圳有一個老闆拿了5個億的資本金，通過信託借款13%的利率借到了20個億，全部用於買房。今年深圳的房價雖然在上漲，但是房子有價無市，賣不出去。銀行現在逼著他一個季度就要交一次息，我大概估計一下，按這樣的利率，他投資的房產四五年就要翻一倍的價格才能保住本息。他如果沒有及時把房子賣出去，那麼他就可能負資產。

鄭永年：現在的情況就是，買了房子變成房奴，小孩上學就變成孩奴，生一場大病，傾家蕩產。因為沒有制度基礎，所以今天的中產階級，非常容易受外界的影響。沒有制度保障，風險非常大，隨時都有可能變成窮人。這也是中國消費社會建立不起來的原因。消費社會建立不起來，經濟很乏力。中國人的存款為什麼那麼高？因為大家不敢消費，不像西方人沒錢也要消費。當然我們也不鼓勵走西方那樣的消費社會。

中產階級規模小，消費型社會建立不起來，社會就會不穩定，這就是為什麼現在老百姓普遍仇官和仇富。中產階級也會組織社會抗議，但是不會打起架來。窮人一旦抗議就會打架。

社會的壟斷導致中產階級規模不夠大

莫道明：現在甚至連醫院都要請一大堆保安和警察進駐。如果把這筆費用也計算進來，那中國的維穩費用就非常驚人。如果我們把這筆錢用於搞社會建設，培育我們的中產階級，效果會完全不同。

鄭永年：中產階級不大的社會，人人自危，身陷恐懼之中，這是很簡單的社會現象。西方的民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能穩定運作就是因為龐大的中產階級。很多人將原因歸結為多黨制政黨，我不認同這個看法。政黨不是整合社會的力量，政黨是分化社會的力量。中產階級的政黨不會往極端走，因為中產階級群體大，一個偏左一點，一個偏右一點，大家就不會往極端方向走了。如果中產階級小於50%的話，在高度分化社會進行民主化效果就不理想，比如泰國。農民選出來的首相，城市居民不承認；城市居民選出來的總理，農民不承認。「紅衫軍」和「黃衫軍」穿起衣服就抗議，就是因為中產階級不夠大。

莫道明：中產階級規模不夠大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社會的壟斷和資本的集中化。中國有專門的《反壟斷法》，但沒有真正得到有效的實施。隨著新經濟的發展，中國對新經濟的壟斷方式沒有任何準備，互聯網時代這些巨無霸基本上又形成了一種新的壟斷，因為它是靠資本的控制和資本的力量來進行壟斷。從搜索引擎，到手機支付，再到滴滴打車和Uber的合併，都形成了更龐大的壟斷。新的壟斷導致資本更加集中化，對中小企業的成長不利，對中產的擴大不利。

IPP評論：我們談中產階級是否還有必要再界定一下中產階級？

鄭永年：我們可以根據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老師的界定，中國哪些社會群體可以算中產階級？首先是企業家群體，無論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其次是企業管理層、大部分的公務員、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大學教授等，還有一些藝人，電影、文化人。

我們討論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收入的概念。但歐洲的中產階級不一樣，即便是沒落的貴族很窮了，他依然認為自己還是中產階級，這其中包含了文化因素。

莫道明：我們建議從經濟收入的概念來界定中產階級，這樣就不涉及對工種的歧視。做農產品收入比較高的農民，也可以歸入中產的範疇。中國原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就不是中產階級。什麼叫無產階級？你有中產，就要有低產和無產。如果我們變成中產階級領導的國家，那我們黨的理論就要變，所以它在迴避，但現實之中已經迴避不了。

互聯網經濟嚴重破壞中產階級壯大

IPP評論：中國互聯網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於中產階級的壯大有什麼影響？

鄭永年：過去，銀行業能僱傭很多中產階級，現在銀行只需要雇很少量的人就可以確保正常經營了，因為信息化普及。馬雲的公司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是富人，但他下面沒有多少中產階級，很多都是窮人，整天拉車送快遞。

莫道明：這種生產方式的轉變和消費方式的轉變對中產階級的破壞其實是非常嚴重的。政府在這個過程中，應該建立怎樣的制度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可惜，我們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鄭永年：如果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就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就是為什麼19世紀末20世紀初會有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這並不是馬克思等人鼓動起來的，而是社會環境造成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制度是俾斯麥專制時代產生的，它就是要保護勞工階層。英國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這是一個大規模生產方式的轉型，政府保護社會的責任就是這樣產生的。西方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是民主的結果，因為政府就是要永遠保護窮人。保護勞工階層就是保護資本主義，因為勞工階層一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話，大家就會同歸於盡。

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保護制度都不是通過社會抗議產生的，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歐洲的方法就是走福利資本主義，從原始資本主義走向福利資本主義。中國現在沒有福利制度，中國連最基本的社會保護都還沒有做好。

IPP評論：就像鄭永年老師經常談到的，我們的執政黨已經是一種內部多元化的黨，不再僅僅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了，因為很多無產階級已經變成了中產。

鄭永年：我們執政黨剛開始的時候代表無產階級，代表窮人是對的，因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這是馬克思主義觀點。但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以後，目標不是要把無產階級永久化，而是要把無產階級轉化為中產階級，否則我們怎麼解釋全面小康？我們要實現中國夢和民族富強，富強就不是窮了，就不是無產階級了。我們現在的理論落後實踐很多年。

社會事業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IPP評論：兩位老師剛才談了我們中產階級規模小的原因，以及在這方面目前存在的很多問題，那麼你們覺得當務之急是什麼？是否可以做什麼事情來打破目前的惡性循環？

莫道明：我們的社會事業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整個社會事業包括了社會組織的培育，教育、醫療、慈善、社會救助體系等。比如，現在我們國家對貧困大學生有很多救助體系，大學生一般不會因為交不起學費而失學。但是對一些特殊疾病的治療沒有形成體系，如精神疾病的家庭承受了經濟和社會的雙重壓力，這些患者對社會存在潛在危害，這個又有多少人去關心？

前幾個月一個精神病患者殺死了廣東省人民醫院牙科主任。這件事的社會意義不低於雷洋事件。全國神經病人有多少得到正確的診治？廣東據說有幾十萬神經病人，真正得到救治的是6萬—7萬。這些人飄蕩在社會裡面，對多少民眾的人生和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我們的社會救助體系是非常糟糕的。誰去把這樣一個重大社會事件作為促進社會進步和制度建設的契機？只把這個事件快速抹掉是不能促進社會進步的。

我們的官員對社會建設做得太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追求GDP數據，而不是追求經濟、社會、法律和政治建設的共同發展。

IPP評論：然而就我了解，很多政府工作人員也非常忙碌，疲於應付各種事務，感覺也有自己的苦衷，但是為什麼老百姓卻覺得他們不作為或亂作為呢？

鄭永年：從理論上說，中國所有的東西都是政府管，但是政府又不能看到社會的每一種需求。在西方社會，很多事情都是社會自己承擔，像社會救助，早期都是教會、社會組織去做的。在中國，政府承擔那麼龐大的任務，實際上它是沒有能力的。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要講社會建設，政府要強調社會建設，社會自己本身也要強調社會組織、社會建設。

莫道明：比如說兒童問題頻發後，現在農村每一個基層幹部都要人盯人，對口負責留守兒童，必須完成上級指標式的任務。村幹部自己做得很累，但是群眾覺得他們沒做好。

為什麼不能通過社會組織動員社會的力量處理留守兒童問題？政府要去協助把社會力量發育起來，由社會共同來承擔，財政承擔一部分，大量的工作要交給社會組織完成，而不是政府親自去幹這種事務。現在政府每一件事都要管，但是它沒有發展、培育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而大量的這些工作應該由相關的社會組織來處理。

很簡單一個概念，我們如果說不辦學校，要讓政府官員去給每一個孩子上課，上得了嗎？你必須通過學校去完成這個事。社會事業也是一樣的，你應該有大量的社會組織存在，做專業的事。政府要做的就是扶持這些學校的發展，而不是說對每一個孩子進行教育。

我非常同情一些政府官員，他們真的很忙。有時候外界很多人冤枉他們很閑，但其實日夜加班的政府官員不在少數，有很多政府部門晚上七八點鐘都下不了班，他們的加班不比企業少。但為什麼官員們這麼忙碌卻又不能得到民眾的理解和諒解？就是我們的社會建設沒有到位。

保護中產階級要向西方學習

IPP評論：在保護中產階級方面，中國是否可以借鑒西方的經驗？

鄭永年：西方的中產階級是怎樣成長起來的，他們確實有很多的經驗。從一次分配而言，反壟斷、鼓勵中小型企業發展、賦稅調整、對中產階級要減稅等等，大企業跟中小型企業保持相對的平衡，鼓勵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鼓勵社會企業的發展，這就是一次性分配。

從二次分配來說，要把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這個社會制度做好，政府要給中產階級創造財富投資空間。

IPP評論：最近幾年，新《勞動法》備受爭議，能否談談這個話題？

莫道明：新《勞動法》實施的初衷是好的，但一個良法的出台目的是要讓社會絕大多數人去服從或者主動地執行這個法律。當一個法律出台以後，社會不守法的人更多了，那就同立法的初衷相違背。遺憾的是，新《勞動法》出台後，違法的比例是增加的，法律的尊嚴沒有得到保護。為什麼會這樣？新《勞動法》對社保的比例範疇比較高，大約是工資的20%—30%，這個比例在全世界是少有的。這就意味著企業成本的增加比例特別大，導致企業的人力資源成本接近工資的50%左右。假如你請一個員工需要支付一萬塊錢工資的話，它的人力資源成本大概為15000左右。這個成本對中小企業而言是驚人的。

企業繳納的社保比例為什麼會那麼高呢？這就涉及中國的歷史負擔。我們以前大量的國有企業，通過下崗或者轉移給社保支付，它並沒有把社保儲備金同時轉移給社保基金。尤其是國有企業，以前工齡的那部分儲備金是沒有轉移給社保基金的，而是自動在社保裡面確認，那麼這就產生了資金的缺口。尤其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大量人員下崗，要補回資金缺口，就必須要用新企業上繳的社保資金去補。這就意味著大量的資金缺口，需要由新的企業來承擔。

比如說，我1989年開始參加工作，但我是到了90年代後期才交社保的，社保系統認定我是從1992年開始交起，那這幾年的缺口怎麼補？比我們年紀還要大的人怎麼辦？有一批國有國企的退休員工通過各種方式追求這個權利，政府最後也給他們解決了，但財政並沒有將這筆費用轉移支付到社保裡面去。最後只能由新的企業來繳費填補這個窟窿。

IPP評論：中國的社保系統是怎麼運作的？

鄭永年：保護社會正是我們IPP成立的初衷。莫總提到的各種社會保障，如醫療、教育、公共租房等，應該馬上重視起來，國家應提供各種制度保障。同時大企業要大量減少壟斷。

莫道明：你看中國反壟斷的訴訟，反壟斷的裁決，這個部門是缺失的。罰的基本都是跨國企業。但在中國市場壟斷的往往是國有企業，這也是結構性的問題。如果中國的反壟斷法完善了，對國有企業其實是有極大的幫助的。現在政府把政治任務賦予反壟斷部門，左手反右手。只有當反壟斷部門從專業主義出發，把市場主體平等對待，不管外企還是國企或者私企，任何企業都一視同仁，這時候公平的市場環境才可能構成。公平競爭是社會的基本理念，而這恰恰是我們沒有的。

鄭永年：反壟斷尤其要引起重視，大型企業跟中小企業要平衡，尤其是在中國。我們一定要服務於中小型甚至微型企業。中國可以像很多國家一樣，對中小型企業採取幾年免稅制度，鼓勵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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