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孔子名言

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原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處：《論語·泰伯》

誤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誤讀為，老百姓可以驅使他們做事情，無需告訴他們這麼做的原因。這句話被歷代統治者視為至寶，成為宣揚愚民權術的名言。

正解： 孔子就這樣成了愚民教育的最大代表，何其冤枉。其實孔子作為社會底層，一個提倡教化的偉大教育家。雖然有忠君思想，但同樣有要求國君行仁政的思想因子，不可能做愚民的急先鋒，這是統治者的顛倒黑白的伎倆。 查《論語·泰伯》原文：「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文是沒有標點的，朗誦時要分句讀。恰恰是在這個上面，統治者作了手腳。前面的句讀沒有問題，關鍵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確的句讀應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者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樣一來，孔子的整句話就是說：詩、禮、樂這三樣東西是教育民眾的基礎，一定要抓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詩禮樂，讓他們自由發揮，如果沒掌握，我們就要去教化他們，讓他們知道和明白這些東西。另一種斷句的意思是說：詩禮樂這些教化，可以讓老百姓自由發揮嗎？這是不可以的，還是要我們來教化他們，使他們知道和明白。只有這樣理解，這句話才能和《論語·衛靈公》中的「子曰：有教無類」一脈相承，不至於自相矛盾。這才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一代聖人風範。

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原文：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出處：《論語·陽貨》

誤讀：唯有女人和小人是難以養好的，與之親近，她們就會得意忘形，忘了自己的身份，胡做非為，與之疏遠，她們又要埋怨，總之是非常麻煩。如今女權主義抬頭，孔子的這句話成為中國男人歧視婦女的最初起源，成為女權精英批判者們群起而攻之的靶子。

正解：孔子就這樣成了歧視婦女的最大代表，這也是很冤枉的。孔子受《詩經》的影響很深，他說過：「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他認為《詩經》是一部偉大的著作。春秋時代，男女間是相當平等的，《詩經》里有很多內容是歌頌女子的活潑美麗、大方善良，歌頌當時男女平等的浪漫愛情氛圍。而孔子本人更是曾反覆多次以《詩經》里的「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來表達自己對婚姻和女子的平等相待觀點。所以，說孔子歧視婦女，不僅和孔子的思想不符，更與當時的民間社會整個大環境不符。 那麼，孔子是在怎樣一種環境下說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這句話的？這話又是對誰說的？在《史記·孔子世家》里，記錄了孔子發此感慨之前的衛國之行，孔子「居衛月余，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衛。」這段話的意思是，孔子受衛國國君邀請來到了衛國，但在這期間，孔子突然發現自己來錯了，國君根本是拿孔子的身份來炫耀自己抬高自己而已，並不是真正支持孔子來這教化衛國民眾的，尤其是國君夫人，為了抬高自己的身望，公開炫耀，貶低孔子。孔子非常鬱悶，說：「我從未見過像喜歡女色一樣喜歡德才的人。」於是收拾行李離開了衛國。離開之後心情平復了，想起國君夫人那種仗著得寵，驕橫跋扈亂政擾民的惡劣行徑，就發出感慨：「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知道了這些歷史背景和人生經歷，孔子這話就很好理解了。他不是罵全體女性，只是罵那些被君主養起來的女人和小人，表達的是對後宮外戚亂政、宦官小人弄權的不滿和擔憂。

三、「以德報怨。」

原文：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出處：《論語·憲問》

誤讀：以德報怨的意思是，別人來欺負你，你反而應該對他更好，要用你的愛心去感化他，用你的胸懷去感動他。

正解：孔子的回答很清楚，旗幟鮮明，決不和稀泥。先是反問：如果別人欺負我們，我們還要報之以恩德，那麼，如果別人給我們恩惠，我們又該如何報答 呢？這豈不是是非顛倒，恩怨不分？接著，很少直接把答案和盤托出的孔子，忍不住又說：「對施暴於我們的，我們要狠狠回擊，對有恩於我們的，我們要好好報答。」那麼，以德報怨的標籤為何被貼到孔子身上呢？根源還是當時封建統治者的需要，他們的心思，無外乎就是要信仰孔子的萬千民眾成為「以德抱怨」的順民，老老實實地服從他們的剝削和壓迫。 實際上，孔子不贊成以怨報怨。不贊成永遠以一種惡意，一種怨恨，一種報復去面對別人的不道德，那麼這個社會將是惡性循環，無休無止。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自己的和諧，當今的和諧，還有子孫後代的和諧。 孔子也不贊成以德報怨。他說你獻出太多的恩德，太多的慈悲，你用不值得的仁厚和付出，去面對不講是非標準、已經有負於你的人和事，這是一種人生的和人格的浪費。孔子的治國方略，提倡「德主刑輔」。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不能只講道德，沒有刑罰。以德治國、治家、治人，以講究禮儀為主，以仁、義、禮、智、信為做人的標準，教化人民，互敬互愛、無欺無詐，達到高雅、高尚、和諧。對少數為非作歹，頑固不化的人，對道德不屑一顧的人，就不要一味講究寬容，要輔以刑罰。孔子講求人生的效率和人格的尊嚴。一味姑息忍讓，不是完美的處世之道。孔子提倡仁愛，但他並不認為應當以喪失原則的仁愛之心去寬宥所有人的過失。 孔子提倡以兩者以外的第三種態度對待報怨的問題。他提倡「以直報怨」，即用公正的、率直的、磊落的、高尚的人格，正確面對有過失的和行為不端的人。也就是說：講道德要有一個標準，一不能冤冤相報，互相殘殺；二不能姑息養奸，縱容犯罪。以直報怨，用現在的說法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以公正的法治來解決不公正的問題，也是對不講道德的人進行道德和普法教育。法律就是一個標準，一個尺度，人們不能偏離太大。「孔子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就是一個很好的以直報怨的例子。

四、「言必信，行必果。」

原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上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出處：《論語·子路第十三》

誤讀：「言必信，行必果」的意思是，說了就一定守信用，做事就一定辦得到，現常被當作美德來肯定、讚揚，甚至自我標榜。

正解：這個典故最早的意思卻不是誇讚、褒揚。孔子在說完「言必信，行必果」後，加上了「硜硜然小人哉」（是個認死理的低檔人物）的評價。 其實縱觀全文，這個評價是有背景的。孔子的學生子貢問「什麼樣的人才算是一流人才」，孔子認為第一等人才是「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使命」（外交人才），第二等是「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道德楷模），而「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比上面兩種人才遜色得多，「硜硜然小人哉」（是個認死理的低檔人物），但「抑亦可以為次」（也還是可以算稍差一等的人才），比被他鄙薄為「斗筲之人」（器量淺薄的廢物）的「今之從政者」（當代官員），那還是強很多的。

五、「愚不可及。」

原文：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出處：《論語·公冶長第五》

誤讀：愚不可及現多為愚蠢之意。

正解：愚不可及原意為裝傻充愣，指人為了應對眼前不利局面而假裝糊塗逃避責任。 寧武子，姓寧名俞，衛國大夫，武是他的謚號。孔子的意思是：寧武子是一個處世為官都很有策略之人，當國家政治開明，形勢好轉，對他有利時，他就能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智慧，為衛國的政治竭力盡忠。當君主昏暗無度，形勢惡化，對他不利時，他就退居幕後裝起糊塗，以便等待時機。孔子認為，寧武子那種聰明別人可以做得到，但他那種裝糊塗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可見難得糊塗早已成為政客們的一種權術。

六、「刑不上大夫。」

出處：《孔子家語》

原文：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製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

誤讀：刑不上大夫常被誤讀為，古時中國法律體系不健全，法制不夠公正，所以高官在犯法之後可以不受懲罰，不受刑責。

正解：孔子的學生冉有問孔子：「先王制定的法律規定，刑法不能適用於士大夫，庶人沒有享受禮遇的權利，是不是說士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孔子糾正說：「不是這樣的，凡是治理國家，先要以禮節（禮數）端正（御）士大夫們心，再以『廉』、『恥』來讓士大夫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節制。」孔子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提醒士大夫們要潔身自愛，千萬不要觸犯法律。而一旦犯法，將有刑具加身，則應趕緊自殺，不能受辱。 在《孔子家語》中冉問的原話是：「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與後來孟子根據孔子原意說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多了一個關鍵字「於」。冉的「上於」、「下於」就是現在說的「上到」、「下到」的意思，而孟子把「於」字去掉，只留「上」、「下」，意思就變成了「上」是尊重、重視，如「岳父岳母在上」、「父母在上」、「大人在上」。「下」是卑賤、鄙視、輕視，如「在下有禮了」、「下人」、「下作」、「下賤」。「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就是「刑不尊重大夫，禮不鄙視庶人」，用白話文講就是「不因為他是有錢有勢的達官貴人法律就照顧他，就讓他逍遙法外。不因為他是地位低下的老百姓就鄙視他、輕視他、不尊重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思非常明確，也與孔子在《孔子家語》的原意一致。

七、「三思而後行。」

出處：《論語·公冶長第五》

原文：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誤讀：三思而後行的意思是，遇事反覆思量再去做。這句話常被當做孔子的主張。

正解：孔子是反對三思而後行的。季文子，春秋時期魯國大夫，《左傳》記載，季文子之為人，於禍福利害，計較過細。《論語》原文這段話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次考慮以後，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聽到這事，說：「考慮兩次，就可以了。」 可見，孔子對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考慮兩次就可以了。宋代學者程頤就此解釋說：「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現代學者錢穆在《論語新解》一書中註解此句時指出：「事有貴於剛決，多思轉多私，無足稱。」這些注釋贊同孔子的觀點，對季文子的行事原則提出了批評，認為考慮過多就會生出私心雜念來，辦事瞻前顧後，優柔寡斷，不值得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