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代皇帝如何專制
作者:阮景東
萬曆的皇后王氏是錦衣衛千戶王偉之女,萬曆六年皇帝大婚後,她被冊封為皇后,當時皇帝十五歲,她十四歲,萬曆九年王皇后誕下皇長女,從此皇后再也沒有生下男孩。也許都是低微出身的緣故,也許都是沒有男孩的緣故,這位王皇后跟英宗的錢皇后、憲宗的王皇后一樣顯得低調而隨和。
眼看皇室一直無男孩,太后便和張居正商量冊立嬪妃,萬曆十年三月冊封了九位嬪妃,其中就有皇帝後來寵愛的鄭妃。但在這期間也發生了一件事情,萬曆九年皇帝跟太后宮中的一位宮女發生關係導致這位宮女懷孕,到了萬曆十年此事已經公開化,在太后的干預下,皇帝將這名宮女封為恭妃。這名宮女也喚王氏,是錦衣衛指揮僉事王朝窶的女兒,在她還是幼兒的時候被太后看中,成為伺候太后的宮女。
萬曆十年八月份,王恭妃產下一男嬰,雖然這是舉國臣民歡慶的時刻,但萬曆皇帝卻顯得心事重重。他對這個男孩的母親並無感情,此時他的感情有了依託,那就是德妃鄭氏。鄭氏是北京郊區大興縣人,父親鄭承憲,哥哥鄭國泰,尋常人家。鄭氏相貌標緻、聰穎伶俐、熱情大方,他能夠陪皇帝讀書,他懂皇帝的心思,最重要的是天下人都拋棄了皇帝,她不會拋棄。
這位皇帝小時候就處在鐵三角的威壓之下,親政之後仍是鬱郁不得志,沒人體會到他那份孤獨的心情,諾大的帝國,空蕩蕩的紫禁城,只有鄭氏才是皇帝的陪伴者,她知道皇帝的苦悶、無助,她也不斷給皇帝打氣,充當他的後援,如果沒有鄭氏,這位皇帝能不能活到萬曆四十八年還是一個問號。
十一年,鄭氏生下了皇二女,皇帝加封她為貴妃,位於王恭妃之上,此舉大大不合禮法,因為生下皇長子的王氏在後宮中終身要排在第二的位置,即便王皇后死去,皇后的位置也是她的,儒家的禮法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因為它保證了農耕帝國的秩序性。
皇帝對鄭氏的喜愛已經不再是秘密,針對皇帝封其為貴妃,群臣反對的奏章一件件被送進宮來,在這方面鄭氏顯得比皇帝老練的多,她直接讓皇帝留中不理。十四年鄭貴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因為對於他的生母的偏愛,皇帝對這位朱常洵傾注了過多的關愛,而此時由於皇二子的夭折,這使得朱常洵成為事實上的皇二子。皇帝對朱常洵的溺愛,已經使得群臣嗅到了空氣中的危險性,立儲問題解決不好,所有的人心都會不安。
按照年頭算,皇長子朱常洛已經五個年頭了,首輔申時行上疏說,「皇長子已經五歲了,請陛下早立為太子,以安天下臣民之心。」神宗接到首輔的上疏只批複一句:「皇長子年齡太小,等過兩三年吧。」
官僚們已經吹起進攻的號角,不知道皇帝此時此刻知道不知道這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一場延續三十年的戰爭。皇帝是明白人,他這頭也在有條不紊的進行,他將鄭氏由貴妃提拔為皇貴妃,消息一出,輿論又是一片嘩然。戶科給事中姜應麟說:「鄭貴妃雖然是賢惠,但她所生的只是皇三子,而恭妃所生的是長子,恭妃怎麼能居於鄭妃之下呢?倫理不順,人心不安,希望皇上收回成命,順應輿情。」神宗接到這份奏疏自然又氣得不得了,雖然處罰了姜應麟,但更大的反對浪潮開始一波一波的涌了過來。
萬曆十七年十二月,雒於仁上了那道《酒色財氣四箴疏》,萬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皇帝將內閣一干人等叫進毓德宮,在談完雒於仁的問題後,申時行將話題一轉,提到了國本問題。
「如今皇長子已經九歲了,中外已經沸沸騰騰了,還是早立下來。」申時行說道。
「這事我知道,朕無嫡子,自然遵循長幼倫序,鄭妃怕外面有疑,也是催促立長子為太子,但長子身體一直很弱,還是待他身子骨長結實了再說吧。」萬曆的一個太極拳將申時行的提議推了回來。
要說皇帝和申時行兩人都特別會演戲,他們的一問一答看似都是廢話,但卻反映了高層博弈的新階段。
眼見萬曆如此裝聾作啞,申時行不慌不忙又拋出一個新的議題。「皇上,皇長子已經九歲了,到了出閣讀書的年齡,皇上當年六歲就讀書了,現在春天來了,臣等懇請皇帝趁此讓皇長子出閣讀書。」申時行說道。
讓皇長子出閣讀書等於承認了皇長子的皇儲身份,將來再想改過來就難了,這些皇帝豈能不知。皇帝說道:「讀書這個東西看資質,朕五歲能讀書,但皇長子就不行。」
「資質這個東西還是看後天豫教的,我看皇長子資質聰穎。」申時行反駁道。
此時萬曆皇帝已經不耐煩了,他搖搖手示意申時行等人退出去。正當申時行等一班內閣大臣步出毓德宮向外走去的時候,後面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一名內侍走過來說道:「皇上已讓人喚皇長子來,讓先生們見一見。」
申時行聽這麼一說立刻停了下來。不大會,皇帝又命太監出去詢問申時行等人聽說能見到皇長子欣喜否,太監出去詢問了一下,回來報告皇帝說諸位閣臣欣喜非常。萬曆聽見後,笑著點了點頭。不久太監出來喊道皇長子和皇三子都到了,內閣大臣們這才又重新進入毓德宮。只見皇長子和皇三子站在皇帝的身旁,這是大臣們第一次見到皇帝的兩個兒子,只見皇長子朱常洛瘦高的個站在那裡,顯得柔弱而可憐。
但內閣大臣並不這麼想,能得見皇長子尊嚴,他們顯得異常興奮,連忙齊聲讚歎,皇帝謙虛了一下。
申時行接著又延續了剛才的話題,皇帝說道:「已經讓太監們教皇子讀書。」
申時行又說道:「皇上六歲就讀書了,皇長子即使現在出閣讀書也是晚了。」
「朕五歲就能讀書了。」皇帝又一次糾正了申時行。
接著,申時行又湊過來仔細看著朱常洛,屋內光線昏暗,看不仔細,皇帝親自將朱常洛引到亮的地方讓申時行看個仔細。
申時行看完後說道:「聖上有此美玉,何不仔細雕琢啊!」
神宗嘆了一口氣道:「朕何嘗不知,皇貴妃也一再讓朕如此,只是朕考慮到他不是嫡子。」
申時行接著又說了一句客套話,便跟眾內閣大臣退了出去,萬曆十八年春節這天的談話就此結束。
這次談話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為什麼申時行一再強調皇帝六歲就出閣讀書,而皇帝本人卻一再更正自己五歲就能讀書。皇帝是想強調讀書的資質問題,意思是沒有資質,即使年齡大也沒有效果。而申時行偏偏不順著神宗的思路往下說。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話題是皇帝兩次提到鄭貴妃也勸皇帝立皇長子為太子,此舉完全是維護鄭貴妃,平息外界的輿論壓力,但皇帝強調這點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第三個值得注意的話題是皇帝提到朱常洛不是嫡出,萬一將來王皇后又產下男孩怎麼辦?那麼這就透露出一個信息,皇帝不立太子究竟是因為朱常洛是庶出,還是因為別的原因。萬曆朝的國本之爭一直拖到萬曆二十九年才初步確立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這就說明萬曆皇帝絕不是嫌他是庶出才不願意立其為太子,真實的原因仍舊是鄭貴妃所生的那個小皇子朱常洵。
第四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也是這次召對錄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在申時行等人第一次退出去的時候,皇帝又讓太監喚他們回來,說讓他們瞧瞧朱常洛,難道皇帝對這位兒子有著濃濃的父子之情。真相絕不是這樣,這位皇帝又在演戲,他希望通過此舉在群臣面前展現一幅父子情深的場景,來讓文官們相信自己絕不是不想立這位孩子為太子,從而緩和內外氣氛。事實表明,這樣的戲皇帝以後還會繼續表演。
萬曆十八年正月間皇帝的這場戲是失敗的,他本想在群臣面前展現父子情深的場景,誰知卻給文臣們以更大的遐想空間,人們認為這位皇帝是想立皇長子為皇儲的。從二月份開始,內閣大學士們不斷上疏,要麼要求冊立東宮,要麼要求對皇長子進行出閣預教,萬曆這才發現自己弄巧成拙。到了四月份,內閣大臣竟然以集體辭職來威脅。
在這種情況下,神宗又打起了太極拳,他傳令各部衙門、科道官員,明年開始準備東宮冊典大禮,後年正式冊封。所有的人都知道皇帝又在演戲,我們這位皇帝根本沒個皇帝的樣子,他完全像一個家庭婦女一樣,說話婆婆媽媽、羅羅嗦嗦,家長里短非常在行。既然知道皇帝又在演戲,大臣們自然不肯放過,萬曆十八年的國本之爭驟時突兀起來。冊立東宮,禮部當然是首當其衝,禮部尚書于慎行率領全體禮部同僚上疏催促萬曆立即正位東宮,神宗大怒,罰于慎行和他的同僚們三個月的俸祿。
萬曆十八年的爭論就此結束,很快到了萬曆十九年,整個一年沒見任何動靜,群臣又將準備新一輪的攻擊。此次攻擊不是由內閣閣臣發動,而是由低級官吏發動,最後仍然是由內閣閣臣聯名上了個奏疏。內閣首輔申時行、次輔許國、四輔王家屏聯名上了一道奏疏,奏疏是由許國草擬,許國將申時行的名字列在了第一個。
皇帝看完奏疏後命內侍去責問申時行為何跟小臣混在一起,申時行有口難辨,只好說他們將我名字列上去了,我根本不知道。雖然如此解釋,但謹小慎微的申時行還是內心不安,於是他給皇帝上了一道密揭,在密揭中申時行說道:「臣不知道他們聯名上疏的事情,聖上既然有自己的計劃,就按照自己的計劃來,不要因為一些小臣而妨礙冊立大典。」
神宗看完這張密揭,還隨手批複了一句,但神宗卻將這張密扎跟其他奏摺混到了一起,這些經過批複的奏章將會轉到內閣,再由內閣下發到六科,申時行寫給皇帝的密揭到了科道官員手裡其結果可想而知。這份密揭最終到了禮科給事中羅大紘的手裡,羅大紘將申時行的密揭捅了出去,指責申時行陽里一套、陰里一套,後來申時行府上來人將這份密揭要了回去,羅大紘再去要時,申時行竟然不給。
神宗接到羅大紘的奏疏將羅大紘流放邊疆,申時行也上疏補救,皇帝的處罰和申時行的行為在帝國引起了激憤,人們紛紛將矛頭對準申時行。很快,這種攻擊的矛頭由申時行本人轉移到全體內閣大臣,這些低級文官得出的結論是內閣大臣在立儲問題上集體跟皇帝合謀,背叛了全體臣僚。
這個罪名是令人可怕的,在內閣三輔王錫爵已經辭職的情況下,內閣首輔申時行和內閣次輔許國也被迫致仕,此時的內閣只剩下禮部侍郎,四輔王家屏。
在申時行和許國辭職後,皇帝將趙志皋、張位補進了內閣。萬曆二十年的形勢更加艱難,在申時行離去後,內閣再也不敢再跟皇帝保持一致,即便在立儲問題上皇帝屈服了群臣,在其他事項上也不會換取文官的合作,所以關於國本鬥爭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儒家倫法原則,而是皇權政治跟文官政治的較量問題,不管皇帝與文官本身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歷史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從萬曆二十年開始鬥爭更加激烈化,元月份,禮科給事中李獻可上疏要求讓皇長子出閣讀書,皇帝將李獻可的奏疏下到內閣,讓王家屏開票處罰,哪知道卻被王家屏原封不動的駁了回來,而且還附上了王家屏自己要求皇長子預教的奏疏。
皇帝依然不依不饒,堅決要處罰李獻可,科道言官一共十幾人紛紛上疏,他們都遭到罷免或杖責,在這種情況下首輔王家屏於三月份致仕。王家屏既去,老邁的趙志皋成了首輔,神宗看他那個樣子也很為難,便將王錫爵又召了回來。王錫爵回到朝堂後立即上疏要求皇帝冊立東宮,皇帝卻讓一名內侍在深夜來到王錫爵的府上帶來了皇帝的密函。
皇帝在密信中寫道:「立儲規則為立嫡不立庶,現在皇后還年輕,萬一將來皇后又生子,到時候該如何安置?所以朕的意思是將常洛、常洵、常浩三子一併封王,等數年後皇后再無男嗣,再行冊立,卿就按照朕的意思擬一票來。」 王錫爵看完這道密函後,犯起難來,這很明顯是皇帝又在演戲。皇帝想通過三王並封來消除皇長子與皇幼子在身份上的差別,然後再從中搗鬼。如果不順從皇帝的意思,內閣的工作也不好開展,如果順從皇帝的意思,後果也是災難性的,在這種情況下,王錫爵採取了折中的辦法。他給皇帝擬了兩票,要麼讓皇長子認皇后為母,這樣可以解決皇長子的嫡長子身份,或者將三個皇子實行三王並封,但同時對何時冊立東宮定下一個時間表。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就在王錫爵剛剛回到京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神宗突然發出三王並封的旨意,並說日後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群臣等了幾年,不僅沒等到冊立皇長子的旨意,反而等來了三王並封,頓時有了被欺騙感覺,群臣紛紛指責皇帝言而無信。
光祿寺丞朱維京說「待中宮生嫡」向來無此成制,刑科給事中王如堅的措辭更加尖銳,他直接質問萬曆皇帝,「你將立儲問題從十四年推到十八年,從十八年推到十九年,現在又推到二十一年,我們還不容易等到二十一年,卻來個三王並封,如此言而無信、出爾反爾讓人如何信服?神宗接到王如堅的上疏氣的渾身發抖。
禮部接到三王並封的旨意也打了個太極拳,禮部提出冊封太子禮和三王並封同時舉行,對於此議,神宗根本不理睬。群臣紛紛湧入內閣質問王錫爵,雙方開始破口大罵,在這種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王錫爵被迫收回這兩張票擬,但皇帝那裡並不屈服,萬曆絕望的對王錫爵說道:「朕為人君,恥為臣下挾制。若自認錯,置朕何地?」但最終的結果還是這位皇帝屈辱的低下了他的頭顱。
這是文官政治的勝利,這是帝國士大夫們的勝利,為了我們的華夏倫理,為了他們的信仰與教條,他們前仆後繼,不惜丟掉生命與官職。
萬曆雖然取消了三王並封的旨意,但他還是以沒有嫡長子為由,要求再緩兩三年立儲。文官中立刻又有人跳出來質問道:「你整天不跟皇后同房,如何能來嫡長子?」
萬曆連忙解釋道:「去年冬天皇后身體染恙,朕已經看過了。」皇帝也知道此種解釋是蒼白無力的。這年的冬天皇帝和王錫爵進行了第一次見面,自從這位首輔上任以來,皇帝才第一次召見他。王錫爵還是老生常談,皇帝自然很厭煩。回去後,王錫爵上了一道奏疏,他說道如果久不立太子,外間就認為是鄭貴妃在搞鬼,為了消除鄭貴妃的嫌疑,皇上也應該立刻立儲。
王錫爵這一招的確狠,他直接擊中了皇帝的那個敏感部位,皇帝之所以一再強調鄭貴妃也是支持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就是因為他害怕外界對貴妃有什麼非議,真是害怕什麼來什麼,王錫爵的話引起了皇帝的不安,他只好先答應萬曆二十二年讓皇長子出閣讀書。
雖然朱常洛能夠出閣讀書了,雖然他開始向著太子之位邁出了艱難一步,但皇帝對長子的學習並不重視。按規制,先生授完課後應該賞一頓酒飯,但給常洛授課的先生需要自帶飯食,而且連筆墨都要自備,過去打賞的錢也沒有了,每年三十兩銀子的薪水,比民間的私塾先生還低,而且還要步行數里去上課。
對於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朱常洛自然是備加珍惜。朱常洛既已出閣讀書,那麼冊立為太子的事情則已經是箭在弦上。從萬曆二十五年開始,從小臣開始又啟動了一輪政治運動,並波及到內閣閣臣,這次政治請願除了要求儘快冊立皇長子為太子外,還要求皇長子儘快大婚。
到了萬曆二十八年,從小臣到閣臣,再到勛貴、駙馬一起上疏神宗皇帝要求冊立皇長子為太子,並進行大婚,到了此時,皇帝的固執早已經遙遙欲墜。但到了這年的秋天,朝中又流傳一個聳人聽聞的大事件,有人說皇帝之所以對立太子之事拖而不辦就是想等皇后死掉,然後立鄭貴妃為後,從而解決朱常洵的嫡長子身份問題。實際上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從憲法上來講即便皇后死掉,繼承皇后之位的也應該是生下長子的王恭妃,另外,即便是鄭氏成為皇后,他的兒子也不具備嫡長子的身份,因為嫡長子講究的是原配,但是皇帝以此為借口,又暫停朱常洛的冊封禮。
萬曆二十九年,在內閣首輔趙志皋和內閣次輔沈一貫幾次硬頂的情況下,皇帝終於最後妥協。在歷經十五年紛紛擾擾的中外壓力下,萬曆皇帝終於冊封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同時舉行加冠儀式和大婚禮,三禮儀式結束後,皇帝還專門派人通知早已致仕的申時行、王錫爵,感謝他們在立儲問題上所作的貢獻,也許到了這一刻,神宗才長長的舒了一口氣,這麼多年的政治鬥爭,為了一個女人,他疲倦了。
雖然朱常洛被立為太子,但這並不意味著國本之爭的結束,在朱常洵仍舊滯留京城的情況下,關於皇位繼承問題依舊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用來炒作,直到萬曆四十二年朱常洵就藩洛陽才徹底結束,那麼國本之爭從萬曆十四年申時行上請求冊立皇長子為太子的奏疏算起,一直困擾了帝國近三十年。
我們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農耕帝國,在這裡不需要什麼激蕩人心的大事件,也不需要什麼偉大的君主,它只需要保持權力的平穩過渡,因為這樣才能夠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當來自西部那個強大的民族滅掉了輝煌一世的商王朝時,我們這個民族徹底告別了漁獵時代,迎來了嶄新的農耕時代。為了統治那些蠻荒沒有經過開發的土地,周王朝實行了分封制,為了解決權力的繼承問題,又實行了嫡長子繼承製的宗法制,這種互為表裡的政治機構保證了農耕帝國的穩定性,從而使周代延續了八百年。周代制定了禮樂制度,使我們這個民族開始懂得臉恥,也體面起來,同時,嫡長子繼承製更是深入到了這個民族文化的精髓,此種繼承製度不僅適用於王位,也適用於爵位和其他一切涉及家族權力的繼承問題上。
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人能夠抗衡傳統的慣性,因為它只需要一種利益的分配規則,通過減少利益參與者的數量來保持一種穩定的政治結構,正像我前面所講的那樣,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英明的君主,它不是選優,它只需要君主充當禮儀上的表率即可。正因如此,在明代的這場國本鬥爭中,無論萬曆皇帝有何打算,只要他違背了這一原則,他自己作為皇帝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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