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又到最危時，歐洲怎麼了

反恐需要勇氣和智慧，在文化與種族多元的基本理念下，居民構成已經改變的歐洲不可能實行關門主義的安全政策。

比利時當地時間3月22日上午，首都布魯塞爾國際機場和歐盟總部大樓附近的地鐵站先後連發三起爆炸，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官方已將其全部定性為恐怖襲擊。布魯塞爾反恐警戒級別再次調至最高，進入緊急狀態，成為了比利時近年來反恐最嚴峻的時刻。

而早在2015年11月，布魯塞爾就已宣布過進入最高反恐警戒級別。作為歐盟和北約眾多機構總部所在地的布魯塞爾，這樣頻頻調升最高警戒級別非常罕見，震驚了整個歐洲和世界。

說起布魯塞爾，人們往往會想到美輪美奐的大廣場、撒尿小童銅像、聖米歇爾聖居雨勒大教堂，或是流連於熙攘慵懶的街頭品嘗多種口味的冰激凌和巧克力等等美好的回憶。然而，如果從更深的層面去了解這座城市就會發現，布魯塞爾和近年來的多起恐怖襲擊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2015年1月的《沙爾利周刊》恐怖襲擊事件中所使用的武器來自布魯塞爾的軍火黑市；企圖在開往巴黎的「大力士」列車上實施恐怖襲擊的槍手卡薩尼，事發前就住在布魯塞爾市區；造成138人死亡的巴黎連環恐怖襲擊的策劃、指揮和後勤中心就設在布魯塞爾。

布魯塞爾分布著歐盟各大機構，按常理這裡的安全指數是非常高的，恐怖分子為何要把矛頭對準歐盟的「心臟城市」，使得其反恐警戒再次被提升到最高級別？

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

從地理位置來說，比利時是整個歐洲的中心。而被譽為「歐洲首都」的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是座有千年歷史的古城，它距離西歐主要城市都在200至300公里之間，因為坐擁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交通和通訊，使其成為西歐經濟文化的匯聚點。目前有幾百個國際組織或辦事機構總部設在這裡，歐盟總部也設在這裡，另外還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

布魯塞爾也是國際重要航空港，在歐洲高鐵「歐洲之星」幹線上連接巴黎和倫敦，再加上比利時和其他歐盟國家一樣都是申根國，彼此人員可以自由流動，它就成為恐怖主義分子流竄的必經之路和戰略要塞。

正因為布魯塞爾的地位如此重要，在這裡發動襲擊極具象徵意義，恐怖分子才選擇在這裡動手。

日益嚴重的文化衝突

歐洲國家一直擔心出現「土生土長」的極端分子，而此前歐洲發生的數起襲擊事件表明，襲擊者的確有歐洲公民，按照歐洲人的說法，這好比「樓上第二隻靴子終於掉下來了」。製造巴黎襲擊的恐怖分子主要就是恐怖組織從布魯塞爾莫倫比克區招募的移民二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利時在這一百年來經歷了多次移民潮，大量移民來自北非、中東，而這些地區是激進組織影響力較大的地區。

如今，在120萬人口的布魯塞爾，比利時出生的人口不足一半，其他全為移民和外籍人士。上世紀60年代政府為了解決勞動力短缺等問題從而大量引入外來移民。目前莫倫比克區大約有10萬居民，其中40%為穆斯林民眾。外來移民到達比利時後，並未真正融入當地社會，他們通常聚居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形成自己的社區。《華盛頓郵報》曾對加入IS成員的來源國進行統計，其中比利時有近300人，是繼法國和英國之後的歐洲第三大來源國。

比利時並沒有成功將其65萬穆斯林人口融入本國文化，事實上其國家文化已一分為二。

高失業率

在過去，得益於良好的重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布魯塞爾莫倫比克區工廠密布，但近幾年比利時經濟情況不佳，莫倫比克區成為了整個布魯塞爾失業率最高的地方。該區常住人口10餘萬，失業率超過30%，活躍的清真寺達22個。一些年輕人對現實不滿，容易受到極端主義宣傳的蠱惑。

特別是近幾年，莫倫貝克區小偷、搶劫犯開始橫行，甚至有販毒人員在街上流竄，使這裡成為布魯塞爾房價最低的一個地區。

此外，恐怖主義的力量在這些邊緣人群中滲透，失業的年輕人受到「浪漫的理想主義」號召，紛紛奔赴敘利亞。根據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極端化和政治暴力國際研究中心2015年1月發布的數據，按人均來算，比利時向敘利亞和伊拉克輸出的聖戰分子要多於其他西歐國家。據統計，大約440名比利時人已經加入了中東地區的一些極端組織，按人均算，這一數字是法國的兩倍，英國的四倍。

歐洲武器軍火的中轉站

比利時非法武器的泛濫也給恐怖活動提供了條件。去年8月發生的歐洲「大力士」國際列車槍擊案，嫌犯被查出是在布魯塞爾上的車，而且其作案時攜帶的武器「很可能」購於比利時境內。根據比利時當地媒體報道，比利時「多年以來就是非法武器的中轉站」。去年1月，法國《沙爾利周刊》襲擊事件所用武器也是在比利時找到的相關線索。在比利時，獲取武器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米迪區和莫倫貝爾區相近的街區是恐怖分子尋找非法槍支的寶庫。

此前，比利時長期採用非常寬鬆的槍支法案，許多在巴爾幹戰爭中使用的武器都通過各種途徑進入比利時的黑市。同時，由於受到財政緊縮措施的限制，司法部無法查明造成非法軍火問題的根源。即便比利時聯邦武器管理局於2015年6月對武器進行了清查和統計，登記在冊的有42.69萬支，比2006年新武器法實施前的88.99萬支，相差46.3萬支，其中的12.5萬在新法實施後被上交當局，但仍有超過33萬支「不知所蹤」。

混亂的政局

如果將反恐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全局性的工作，比利時對此無法勝任。在對外安全上，它嚴重依賴北約；對內，比利時當局行政機制行動緩慢，沒有應對此類安全危機的經驗，對境內極端勢力監控預防不力，相關打擊政策不夠嚴厲，這些因素都是恐怖勢力滋生重要的原因。

雖然提升警備的要求已被提及多年，但各自為政的荷蘭語區和法語區兩方陣營不斷的口角和削減開支等限制，使這個國家打擊恐怖主義的進程始終緩慢。法律機構間的語言障礙也成為問題。兩方政府都不信任對方，並由此設計了繁瑣而複雜的司法和安全體系。

布魯塞爾過多的地方政權和司法機構也讓「究竟誰該為安全負責」成為問題，布魯塞爾擁有120萬人口，卻有19個不同的行政區和6個警方轄區，它們之間相互協調不暢、過多的警力分屬、無法有效地集中警力對付極端分子，加之警方的無視讓極端主義任意滋生，這都這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力。權力機構責任的不明確也讓警方無法跨地區行動。

由於缺乏和鄰國交涉協同辦案的司法機構，犯罪分子利用歐洲的邊境開放政策逃之夭夭的機會也大幅增加，而這也是比利時會如此受到恐怖分子青睞的重要原因。混亂的政局、複雜而不連貫的國家政權結構凸顯了比利時安全和情報系統方面的漏洞，嚴重削弱了其與恐怖主義抗衡的實力。

歐洲將重新審視安全問題

本次發生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馬阿爾比克地鐵站的爆炸距離歐盟總部僅咫尺之遙，這對處於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的歐洲聯盟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從巴黎到布魯塞爾的血腥襲擊之後，再樂觀的歐洲人也會意識到，安全問題必然會成為影響歐洲各國內外政策的首要事務。因為歐洲引以為豪的、富於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內外政策、文化與種族的多元化，以及宗教寬容主義等價值觀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歐洲領導人認識到，恐怖主義在歐洲正呈現出新的特點，這使歐洲不得不面對一種全新的安全挑戰。

一方面，恐怖主義襲擊的組織性日益嚴密與系統化。據比利時聯邦檢察院22日當天發布的聲明，兩起爆炸襲擊時間相隔一小時，這樣「不同地點、多人參與」的襲擊顯示出恐怖分子具有嚴密的組織和較強的行動能力，並進行了精心策劃。

這次襲擊是在巴黎連環恐怖襲擊事件主要嫌疑人幾天前剛剛在布魯塞爾被抓獲的情況下發生的，儘管這兩起事件是否有關還不得而知，但巴黎連環恐襲主要嫌疑人能在布魯塞爾躲藏4個月之久，說明極端勢力在布魯塞爾乃至歐洲不乏一群有組織的幕後支持者。因為要組織這樣的襲擊，人員的滲透和潛伏、爆炸品的購買、運輸，製作和安裝，其中必然牽涉的資金的運作與投送，都非一般個別人力物力財力所能，這就意味著恐怖主義已在歐洲建成了一張隱秘的人員、情報、行動和資金網。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的襲擊範圍正在擴大。比利時歷史上從未遭受這樣大規模的恐怖襲擊，布魯塞爾是歐盟總部所在地，在歐洲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恐怖分子選擇這裡發動襲擊，有吸引外界關注與發起公然挑戰整個歐洲的意圖。在巴黎恐怖主義襲擊之後，歐洲反恐力量勢必有一系列深層次的合作，而就是在這樣的態勢下，儘管IS在警方打擊下蒙受損失，但仍未失去行動能力，能夠繼續成功地策劃和實施如此兇殘的系列爆炸，可見其破壞力與影響力不可低估。這些跡象都表明，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地區遭受國際社會聯手清剿的情況下，已由固守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控制區域，轉為在歐洲、甚至全球範圍內製造恐怖事件。

可以預見的是，歐洲新的安全威脅不僅是單純的對外政策事務，而是首先是牽涉到內部的社會與安全政策，這會為歐洲各國帶來複雜而兩難的挑戰。從巴黎到布魯塞爾，襲擊者的目的就是要通過製造慘重死傷、散布恐怖，一方面給政府造成壓力，改變其反恐政策，另一方面激化民眾矛盾，煽動排外情緒，助長右翼勢力，進而促使歐洲本土的極端分子投入恐怖組織的懷抱。加之，因烏克蘭危機引發的地緣戰略危機尚未平息，這種傳統安全威脅的態勢與歐洲各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結合起來，新的安全政策會逐漸地投射到歐洲各國的對外政策和內部社會政策等各方面，進而塑造新的社會意識。

布魯塞爾襲擊給予了歐洲一個無法迴避的抉擇：或者在國際安全行動中更消極，因而變得更加危機重重；或者在內外安全政策方面改弦易轍，通力合作，加強反恐措施的同時，注意社會氛圍的變化，警惕排外等右翼思潮的抬頭，進而轉向採取更積極的反恐策略。

總之， 反恐需要勇氣和智慧，在文化與種族多元的基本理念下，居民構成已經改變的歐洲不可能實行關門主義的安全政策。正如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所說，「歐洲，以及全世界必須通力合作打擊IS等恐怖組織，我們必須把分歧放在一邊，把焦點放在這個問題上，如果我們不解決它，它將把我們帶向深淵。」